理念和精神的解释

2024-04-11

理念和精神的解释（精选6篇）

篇1：理念和精神的解释

（一）专业建筑美好未来（核心理念）

• 整体寓意：泰山帝苑理解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以专业和实力创造性地为人们提供理想空间。同时，代表泰山帝苑愿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未来负责，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向。

• “专业”：体现泰山帝苑整体团队专注专一，充满自信，有能力对企业的产品和未来担当使命。

• “建筑”：突出泰山帝苑的企业属性，作为国有房地产企业，与客户紧密相联的是它的产品——建筑。

• “美好未来”：

•其一，泰山帝苑向客户提供安全、方便、舒适、优美、自然的空间享受，对于客户而言，携手泰山帝苑，即是与美好生活幸福相连。

•其二，泰山帝苑是一家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生态环境和节能环保正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对地球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国有房地产企业，公司大幅度利用高科技元素，以减少建筑过程的资源消耗和能源浪费。

•其三，作为一家发展中的企业，泰山帝苑充满了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企业的股东、员工、供应商和客户，携手共赢，在与企业的共同成长中获得回报。

（二）科技创造优质生活（辅助理念）

整体寓意：作为辅助理念，诠释了泰山帝苑对怎样达到一个核心理念的一个补充，优质生活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生活，对于社会和未来的一个承诺。然而主要达成这一承诺的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科技，也是企业理性达成目标战略手段，同时也是泰山帝苑需要长期坚持的经营方向。

“科技”：科技是泰山帝苑所坚持的战斗武器，智慧的帝苑人通过科技，本着生态环境和节能环保这样一个原则，有能力实现企业的产品和未来。

“创造”：创造说明我们帝苑人需要坚持勤于思考，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达成我们需要奋斗的目标。

“优质生活”：

其一：对外，优质生活是泰山帝苑对于社会的一个承诺，是安全、方便、舒适、优美、自然的一种上层生活，是幸福的一种表现，是对于生活的一种追求，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其二：对内，是对我们全体员工的一个承诺，通过实现客户的优质生活，我们帝苑人也将有更加优秀的福利和生活的保障，从而达成优质生活。

（三）和谐务实创新高效（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每一个帝苑人所要坚持的原则，只有在这种和谐的大环境前提下，我们本着对于工作，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态度，对于产品保持用于创新的热情，以及在有条不紊的前提下，高效的实现我们所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才能对内产生一个积极的工作热情，达成良性的循环，周而复始。对外展示我们良好的社会形象，最终得到员工和社会的双重认可。使企业的发展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篇2：理念和精神的解释

一、安全。生命是第一位的，是最可贵的,珍爱生命，不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探险活动一定要有充足的保护，你的平安就是对大家的负责。

二、自助。尽量依靠自己的坚强的意志完成活动的目标.三、友爱。队友来自各个方面，性格，志趣，喜好，不大相同，此要有包容精神，帮助比自己体力弱的队友，危难时候伸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决不丢掉任何一个队友。

四、节俭。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

五、环保。带走垃圾爱护动物和植物。

六.守时守信。

七.请自行购买意外保险。牢骚大王谢绝报名。出门在外，线路好坏不是约伴人能完全决定了的，各人对景致的理解不同会有不同。

篇3：理念和精神的解释

关键词：温州精神,郑振铎,翻译理念,翻译实践

1. 引言

郑振铎 (1898-1958) 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编辑家, 也是一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家。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和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都将他收录到中国翻译家的名目之下。胡愈之在《哭郑振铎》一文中写道:郑振铎“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 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 ……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郑振铎于1921年与沈雁冰共同组织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并主编刊物《小说月报》。他以文学研究会为依托, 提倡文学翻译, 他一生翻译成果丰硕, 对我国文学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翻译了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 有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罗马文学和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 等等。

郑振铎出生和成长在温州, 他的父亲在温州当过职员, 因而可以说温州是郑振铎的故乡。他自己也常向人们说:“我是喝瓯江的水长大的, 我是瓯江的儿子。” (郑尔康, 2002:22) 他从出生开始一直在温州生活学习。直到19岁考上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他才离开温州到北京求学。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瓯越大地的耳闻目染也使温州精神在他身上根深蒂固, 这为他以后在翻译、文学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温州精神简介

温州从来都不乏特有的精神,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温州精神”被很多学者予以高度概括。其精神实质即“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自”精神。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即“温州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阐述“温州人精神”时认为:“就是不甘落后, 敢为天下先, 冲破旧框框, 闯出新路子。”温州市委书记钱兴中在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则把温州精神的核心定位为“务实创新”。《温州区域文化与温州精神的塑造》一文的作者认为温州精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吃尽千辛万苦”的勤劳精神、“走遍千山万水”的创业精神、“走进千家万户”的实干精神和“想尽千方百计”的创新精神。 (颜弘、龙玉祥, 2007:36)

接下来, 笔者将重点剖析温州精神在郑振铎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3. 温州精神在郑振铎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3.1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体现

温州精神体现出敢为人先。敢为人先体现了温州人的“大开大合”, 不安于现状, 不满于条条框框, 敢于争先, 第一个敢“吃螃蟹”, 第一个敢“破框框”, 不唯书, 不唯上, 只唯实。 (方立明、薛恒明、奚从清, 2006:123) 这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也体现在了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中。

3.1.1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郑振铎所翻译的作品主要包括俄国文学作品、印度文学作品、希腊和罗马文学作品等。郑振铎往往选择别人很少注意的国度的作品进行翻译, 这无疑带有填补空白和开风气的意义。

郑振铎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 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 又对新文学有所裨益。他与耿济之一起于1920年夏最早翻译了《国际歌》, 鼓舞着几代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浴血奋战。他于1922年翻译了泰戈尔的诗选《飞鸟集》, 成为我国较为系统地译介和研究泰戈尔的第一人。郑振铎是我国较早的比较系统地介绍希腊、罗马文学的人之一。早在1929年, 郑振铎就出版了《恋爱的故事》为书名的连载《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

3.1.2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翻译理念中的体现

郑振铎的很多翻译理念和主张都开了我国相关研究的先河, 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全面探索翻译理论的开拓者。

3.1.2. 1 首次介绍并评析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 郑振铎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I.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I-I.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III.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就泰特勒的这三个原则, 郑振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他认为第一条原则即“忠实”是第一要义;其次认为应该在“忠实”的前提下, 把原文的风格和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 但强调翻译不能走“死译”和“放纵”两个极端。

3.1.2. 2 首次提出统一“文学上名词”的问题

1921年6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所谓“文学上名词”指的是翻译中“关于文学史上的, 关于文学评论上的, 及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名词”等。当时这类名词的汉译名非常混乱。郑振铎认为这样会导致读者的误会, 也会给译者或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因此, 郑振铎首次郑重提出统一“文学上名词”的问题, 并且在当时发行量第一的文学刊物上展开讨论。这对于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 是起了较大作用的。

3.1.2. 3 第一次从理论上探讨重译问题

“重译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翻译界亟待从理论上说明的现实问题。当时由于中国懂英文的人较多, 懂其他文字的人甚少, 而这很少的人中从事翻译的更少, 所以不少非英语作品, 如俄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 就大多是从英文重译的。为了减少重译中的差错, 郑振铎提出了重译的“慎重与精审”的原则, 那就是“重译者最好能择译本中最可信的译本来做根据, 来重译;如译本有两本以上, 应该都把它们搜罗来, 细细的对照一过;译完后, 应该叫通原本文字的人, 来把它与原本校对一下” (陈福康, 2000:225) 。郑振铎的这些论述是从实际出发, 第一次从理论上探讨了重译问题。

3.1.2. 4 最早评述中国近代翻译史

郑振铎最早对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史进行了评述。在《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一文中他提出对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应该放在十七世纪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1600年到1894年是“西洋文化接触的时期”;从1894年到1917年, 则是“政治教育改革时期”;从1918年至当时的30年代, 是“伦理与文学的改革时期”。郑振铎还认为只有注意到这个发展路线, 才能看清近代翻译史“是怎么的跟着时代而演变, 跟着时代而发展”。这些见解与当前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观点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通过对近代文学翻译史的研究, 指出了清末翻译和“五四”翻译的本质差异, 认为清末翻译是“无意识的介绍”, 而“五四”以后则是“有意识的介绍”。郑振铎的这些论述, 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定下了一个框架和基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的体现

温州区域文化的核心是永嘉学派, 而永嘉学派思想注重实际, 主张实事求是, 要求学问要经世致用, 反对空谈误国, 主张尊重客观规律, 认为学术应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这种价值观塑造了温州人求真务实的精神。温州人善于从实际出发, 不人云亦云, 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发展目标。 (颜弘、龙玉祥, 2007:36) 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也充分体现在了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之中。

3.2.1 译作的选择

郑振铎认为:“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语言之前, 翻译家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就文学的本身讲, 翻译家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 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的责任的, 却是翻译家。” (陈福康, 2000:221) 郑振铎还认为:“翻译者一方面觉得自己工作的重要和光荣, 一方面也须感得自己责任的重大, 而应慎重—十分慎重的—去做介绍的工夫。”他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体现了对慎重翻译的思考。在《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 他指出在译介外国文学时不能盲目翻译, 认为“自文学在英美职业化了以后, 许多作家都以维持生活的目的来写他们的作品, 未免带着铜臭, 且也免不了有迎合读者的心理的地方”。他呼吁道:“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 看看现在的中国, 然后再从事于翻译。” (陈福康, 2000:221) 由此可见, 郑振铎是多么强调翻译家的社会责任感, 认为翻译作品的选择应根据具体形势而定。就当时而言, 翻译文学要配合当时的斗争, 从实际出发, 真正符合当时的国情, 要能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郑振铎本人就是据此身体力行的。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所为”, 都是为反映人生和改造人生而作的 (陈福康, 2010:445) 。比如他与耿济之合译的《国际歌》鼓舞着众多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他对俄国文学作品如《灰色马》、《沙宁》的译介则掀起了翻译俄国黄金时代、白金时代文学的热潮。在此基础上, 郑振铎进一步阐述了译本选择的明确目的性,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是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人的人生问题, 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

3.2.2 对文学可译性问题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随着外国作品大量译介到国内,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然而, 随着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的提高, 有些人却对译作能否保持原作的思想与艺术之美公开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文学书是不能翻译的, 至于诗歌, 多数人更认为是绝对不能翻译的。此时, 郑振铎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干精神。他从自身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出发, 主张实事求是, 尊重客观规律, 就人们的质疑提出了基于自身实践的合理解释。郑振铎将这些人的观点分为两类, 一类可称是“通俗的”, 即强调文学的风格是乡土的、固定的, 无法翻译的;另一类可称是“哲理的”, 即更强调作品的思想、风格与文字之不可分性。针对这些观点, 郑振铎明确提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 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 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是如此, 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 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 (陈福康, 2000:215-216) 他指出了“思想”是“完全”能译, “艺术的美”是“充分”能译;他同时指出不独理论上应得出这个结论, 而且实践上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还认为文章的“风格”只不过是“表白”的代名词, 而文学里的“表白”, 其意义就是翻译思想而为文字;由于人类的思想具有共通性, 因而“风格”也是可以在各种语言中转移的。针对哲理类文学不可译论, 郑振铎引用了Element of Style一书中的话表明见解:“大多数的‘表白’是可以随人之意的, 所以他与思想是分离的。就好比‘思想’是水, ‘表白’是载水之器;无论载水之器的形式如何的变换, 水的本质与分量总是不会减少的。”这就说明, 同一思想是可以由作者任意表现于任一表白或风格中, 因此, 同一思想也是完全可以表现在一种以上的文字中的, 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是可译的。至于诗歌, 郑振铎指出:“如果译者的艺术高, 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表现, 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郑振铎的这些精彩的论述从理论上消除了某些译者与读者的疑虑, 有利于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3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的体现

温州人敢于冒险和富于进取的秉性锻造了温州善于创新的精神品质。郑振铎在其翻译实践和探索翻译理念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郑振铎对于翻译有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的翻译理念对于“五四”时期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3.3.1 提倡语言的欧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无论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 还是新诗写作, 翻译文学都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重要的先锋引领作用。 (靳哲, 2011:14) 翻译家韦努蒂认为, 当民族文学“处于出于年轻期, 或正在建构过程中”、“处于边缘的, 或弱小的”、“处于危机或转型期”这三种情况下时, 翻译文学通常在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反之则会居于次要地位。 (许钧, 2009:137) 而“五四”时期正是我国文学的转型时期, 外国翻译文本日益增多, 欧化的翻译方法深受翻译界喜爱, 如郑振铎翻译泰格尔的诗选《飞鸟集》就采用了欧化的翻译方法。这种欧化的翻译方法给白话文提供了新颖的表达方式, 对我国当时的“废文言, 兴白话”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振铎较早提倡我国语言的欧化, 这体现了他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他明确表示, 如果不对文学的“形式”或“文法”改造, 再好的想象也无法充分表达出来。同时他还纠正了对于欧化的误解, 表示欧化和“引进欧洲的普通文法”不等于简单的模仿。他还认为, 对于语体的欧化, 有一个程度, 就是, “他虽不像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体文, 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 (郑振铎, 1985:326) 。

3.3.2 翻译的作用

郭沫若在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李石岑的信中称:“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 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 而不注重产生……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 虽身居海外, 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 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 而狂振其暴威……总之, 处女应当尊重, 媒婆应当稍加遏制。” (陈福康, 2000:217) 郑振铎认为这种将翻译文学只是作为创造我国新文学的准备, 翻译文学不过是权宜之计的观点是对翻译功用的蔑视。郑振铎认同翻译的作用有类于“媒婆”, 但翻译的功用更近似于“奶娘”。郑振铎在《处女与媒婆》一文中回应郭沫若:“他们都把翻译的功用看差了。处女的确应当尊重, 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 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翻译的性质, 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大功用却不在此……如果在现在没有世界通用的文字的时候, 没有翻译的人, 那么除了原地方的人以外, 这种作品的和融的光明, 就不能照临于别的地方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 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 (郑振铎, 1985:388) 郑振铎指出:“翻译的功用, 也不仅仅为媒婆而止。就是为媒婆, 多介绍也是极有益处的。” (陈福康, 2000:218) 郑振铎在《翻译与创作》中创造性地阐述了翻译的“奶娘”地位:“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 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 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似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 绝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及诸家诗文集, 或是一张开眼睛, 看见社会的一幕, 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 开了几扇明窗, 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 (陈福康, 2000:219) 郑振铎对于翻译“媒婆”作用和“奶娘”地位的论述既形象又精辟, 将翻译的作用描述得生动易懂, 充分体现了郑振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3.3.3 关于“信、达、雅”的辩证关系

对于“信、达、雅”三字理论, 郑振铎也给出了自己创新性的解释。郑振铎明确指出:“‘信’是第一条信条”;“能‘信’便没有不能‘达’的”;“凡不能‘达’的译文, 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 便也颇可怀疑”。也就是说, 不“达”也无以至“信”。至于“雅”, 他认为“是不必提及的”, 认为这不应当是译者首先考虑的问题。他批评“严氏的‘雅’往往是牺牲‘信’以得之的”, 不足为训。

关于“直译”与“达”、“雅”的关系, 他认为:“直译的文章, 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 仍然是‘达’。假如将原文割裂删节以迁就译文方面的流行, 虽‘雅’, 却不足道矣。所以我们的译文是以‘信’为第一义, 却也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郑振铎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也十分精当。可以说, 他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也体现了他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通过对郑振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在郑振铎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中, 很清晰地体现出温州精神的印迹。这证明, 郑振铎进行翻译实践和形成翻译思想的过程中, 温州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的驱动和激发, 郑振铎才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4. 结语

综上所述, 郑振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翻译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 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如:关于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对于泰特勒翻译理论的介绍, 关于翻译的作用、关于“信”、“达”、“雅”的辩证关系, 对于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评述以及关于文学译名的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多半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无疑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全面探索具有启蒙和开拓的重要意义, 这也充分体现了郑振铎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郑振铎的翻译理念涉及霍姆斯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所描绘的译学建设的部分蓝图, 可以说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当时已经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翻译学体系, 不愧为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译坛多面手” (王治国, 2010:161) 。

篇4：理念和精神的解释

摘要本文运用解释学的研究方法，从解释美学和接受美学两方面，分析设计理念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对设计理念和大众文化的审美诉求、审美体验、审美归宿等进行简单分析，并提出设计理念与大众文化在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中遇到的问题，旨在对两者进行全面而客观的美学认识，为今后的设计提出一个折中的解决手法。

关键词解释美学接受美学设计理念大众文化

一、概论

1.解释学美学

把“解释学”或称“释义学”运用到美学分析或作品解释上来，非自今日始。但是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则早已完成了原有意义上的解释学向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解释学的转折。这在这种理解中，一切表达的意义——艺术的意义以及一切从前流传物的意义——就形成并实现了。因为解释的目的不是诠释文本而是深入事质本身。①

伽氏的解释学美学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基础，并师承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说：“我的著作在方法上是立足于现象学基础上的，这是毫无疑义的。解释学美学从传统理论中所吸取的理论营养；从传统美学中所吸取的人文主义的关怀精神、主体性精神、审美判断。这种凭借概念的审美的反思判断，恰恰为伽达默尔本体论解释学美学不同于科学论证的“此在”的真理观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2.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运用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对接受者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它提出，文学不是一种指向客体的对象活动，而是一种处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正如尧斯所说，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文学的进程应该成为一种“对话过程”。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应更多地去考虑接受者的心理和接受后的反应，像对待创作者一样，要深入地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阅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它强调应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审美经验放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去研究。

二、设计理念与大众文化

1.设计理念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依据目前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文化层面上每个人都属于大众，因此，将过去传统的“高雅趣味”作为人类普遍性的标准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可以理解，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趣味的标准，是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审美习惯与审美规范。

朱立元先生在《接受美学导论》中提到，阅读是读者想象性再创造的接受美过程，一部新作品的文本“为读者唤起熟知的来自较早文本的期待和规则的视界，那样，这些较早的文本就被更动、修正、改变，或者甚至干脆重新只做了。”接受美学运用到二者中意味着设计理念的转变，从过多注重设计师的创作转变到既注重设计者的创作又要注重受众者的欣赏上来。关注欣赏者的接受效应，是提升审美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设计理念和大众接受在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双层作用。

2.出现的问题

然而设计理念与大众文化并不是平稳的向前发展，在时代的影响下，各种审美思想的作用下，也会面临矛盾：设计理念中的历史精神和大众审美的矛盾。对待这个矛盾，有两种片面性。

一种是片面地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而排斥任何当代的解释。这样的历史，就成了编年史或者完全的复刻。死的材料是有用——只对少数学者有用，广大读者不会有兴趣。

另一种片面性是强调历史的当代性，否认历史的客观性。把历史的“当代性”理解为当代的某一个最新的思潮。把这种新思潮直接套用到历史的头上，改变历史本身。

众所周知，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片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折中的，也就是在历史主义精神和大众审美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的平衡。这种张力的平衡，有些接近于尧斯的接受理论所说的视界的融合。

当然，要达到这种平衡的融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那就要求设计师的个人的视界尽量做到符合“历史精神”和“大众审美”才能更好地引导接受者在空白处填补和完善，实际上就是一种解释性行为，在设计创造中，利用接受美学中“为定点”理论提出的理想模式所创作的文本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具有充分的可解释性。

三、总结

伽达默尔就曾说过：“对一个文本或艺术作品所包含的真实意义的获得永远不会终结。它事实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只是新的误解根源不断被消除，从而真实意义从掩盖它所有事件中显露出来，而且新的理解源泉也．从那儿不断涌现，展示出意思丕到的意义因素。⑤显而易见，在伽达默尔的心目中，艺术作品的意义结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向读者观众开放，向历史开放。

每一件设计文本在被设计师设计完成之后，再由大众文化的参与，接受者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富有个人色彩的解读、对话和交流，对设计理念进行再创，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解读，从而赋予设计文本以别样的生命。由此可见，设计师在设计理念的表达上，不在于把设计理念一览无余地暴露给接受者，而在于制造悬念，给接受者以想象的空间，吸引他们参与其中。只有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充满了许多未知，充满了设计师未曾点透的空白点的理念中，才能给接受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方能使得接受者用心去体会设计的真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立元.接受美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

[2]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3]金丹元.艺术感悟与审美反思.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0(1).

篇5：理念和精神的解释

一．理念

经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一致讨论，最后得出统一意见。我们理念的策划为：至诚求实，爱心永恒（SEEK TRUTH FROM THE FACT,BRING LOVE TO EVERYBODY）。

我们之所以提出“至诚”的理念，是因于中国青年志愿者工作“不计较报酬，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只有至诚，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才能在正确的价值出发点上得到健康有序的开展；只有至诚，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才能在良好的舆论环境下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只有至诚，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协会的工作才能在高尚的自我约束中得到品位的提升和层次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至诚”的理念，希望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每一位成员在工作的开展中，始终都保持一颗诚挚热情的心，一颗甘于奉献的心，一颗乐观向上的心，使我们的工作在整个我们所服务的社会发酵，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得到我们实际上的服务和帮助的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所传播的精神，也让我们的志愿者们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志愿服务工作的崇高与快乐，从而让我们的服务取得更好的社会影响，也让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开拓更大的社会空间。

我们之所以提出“求实”的理念，是基于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乃至与整个中国的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还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年轻的发展阶段和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所受的包括平时正常的学业以及自身能力精力的限制的认识上的。正是由于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工作还处于一个在社会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起步时期，我们的成员的主要时间及精力还是主要投入于学习，并且都能力有限，所受培训也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作中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作为的工作心态，才能真正把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落到实处，抓到要点。这相比提出一些过高过大却又无法实现的目标和工作计划，具有实际性和可操做性。我们也据此认为，提出“求实”的理念，更能表现出我们青年志愿者的先进性和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务实性及工作的踏实性。

我们之所以提出“爱心”的理念，相信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作为青年志愿者的一员，首要具备的素质，就是要有爱心，这也是秉承中国青年志愿者“爱心，奉献，互助，进步”的工作准则的要求。只有具有爱心，才能在工作中保持无私奉献的心态，才能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积极开朗的心态，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人的接受，才能使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得到社会的接受，也使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扩大社会影响力。

我们之所以提出“永恒”的理念，是源于我们所有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参加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共同决心和共同信心，那就是对推动志愿工作和促进志愿服务的事业，我们都会孜孜以求，坚持不懈。而这也正是整个中国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也是在秉承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前提下积极的投身到青志愿者工作的行列中来，不断努力，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并把争取通过我们的行动，把这种宝贵的精神不断传承并不断发展下去。

综上所述，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所以成员在充分认识我校现在大力建设“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地方性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把握青年志愿者协会作为具有先进性、感召力的青年组织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的情况下提出了我们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团队理念推荐意见：至诚求实，爱心永恒（SEEK TRUTH FROM THE FACT，BRING LOVE TO EVERYBODY）

二．精神

经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一致讨论，最后得出统一意见。我们精神的策划为：合作推动志愿工作，精诚促进志愿服务（VOLUNTARY SERVICE DRIVEN BY SINCERITY,VOLUNTARY WORK PROMOTED BY COOPERATION）。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精神，首先是基于这一认识：作为团队的理念，它是作为我们团队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工作的终极目标，而作为团队的精神，它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所应保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工作心态，应此是我们实现我们团队工作终极目标即践行我们的团队理念的基本素质和必备思想条件。

我们之所以提出“合作”的精神，是因于对“青年志愿者工作是一项由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事业”的认识。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广泛动员整个团队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力量，这才是一切社会工作得到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合作，才能充分发挥我们团队内部所有成员的才智，从而打开工作局面，拓宽工作思路，提升工作水平；只有合作，才能整合我们整个团队乃至于所有我们能联系上的愿意为青年志愿者服务事业做贡献的社会资源，从而是我们的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我们之所以提出“精诚”的精神，是基于对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提出“至诚”和“爱心”理念之基础上的。同时，“精诚”也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意涵，冀望于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所有成员能够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全心全意的投入自己力所能及的青年志愿者服务工作中来，从而为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服务品位和服务层次的提升提供助益并通过我们点滴工作的积累，把志愿者精神推广的全社会更广阔的空间中去，达到感染人，激励人，带动人的社会效果。并且，提出“精诚”的精神，也是对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全体成员提出了要升华自己内心深处对高尚的崇拜，作到立风气之先的精神期许，以此来促进我们整个团队以至于于团队每位成员的境界提升。

我们之所以提出“推动志愿工作”和“促进志愿服务”的精神，是源于我们的工作对象和工作性质。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协会首要的工作使命和团体属性，就是投身于青年志愿者工作和青年志愿服务事业，所以我们提出这两项精神，也是鼓励和提醒我们的成都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所有成员，要时刻牢记我们的工作任务和工作使命，不懈努力，勤恳工作，从而为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开拓崭新的工作局面。同时，我们提出这两项精神，也是与我们所提出的“求实”的工作理念相对应，表明我们的团队作为团委下属的社会公益组织，会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决不越权行事，以免给整个校级、校际以至社会的志愿工作造成混乱的工作准则，和表明我们的团队除了开展具体的志愿服务工作外，还要求具有立社会风气之先的使命感，要求我们的团队成员随时高度自律，行为人先，行为人范，以礼义奉献之风立世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