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

2024-05-10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共6篇）

篇1：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

说起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血雨腥风、极端黑暗的旧中国。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早的革命儿童团组织——安源儿童团光荣地诞生了，在这之后，先后又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共产儿童团、抗日儿童团等儿童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并规定少先队员

佩戴红领巾为标志，象征着是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此外还制定了队旗由与国旗同一种红色的旗面，金黄

色的五角星和火炬组成旗标，五角星象征着是国旗的一个小五角星，少先队员们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

会主义道路，火炬象征着少先队员们继承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奋发图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篇2：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红领巾广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革命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已经有五十六年的光荣历史了。早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时期，党就在武汉等地，建立了劳动童子团。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儿童团。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儿童团。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时期，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地下少先队。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这六十年来，我们的少年儿童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共青团带领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成为革命接班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十六年的奋斗，五十六年的跋涉，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辉煌，让我们牢记历史，继承遗志，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少年先锋队再添上绚丽的一笔，再写下不朽的一页吧！

红领巾的来历以及系法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红领巾广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的播音员----，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红领巾的来历以及系法

红领巾是我们永远的童年记忆，红领巾是彩虹的一种颜色。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人们看见她心情就会变得豁朗，对未来充满希望。人生的道路就像是绚丽多彩的彩虹，那么红领巾就是动力源。在时下繁华的21世纪，红领巾似乎开始慢慢被很多人遗忘和轻视，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拾童年的美好，用我们炽热的血色情怀，赋予红领巾全新的概念与意义。

1、红领巾的来历：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苏联莫斯科诞生了。刚成立的少先队，没有特殊的标志。那时的饥饿、困难正威胁着全苏人民，当然考虑不到少先队的标志问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员们设计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来参加会议的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下来系在少先队员的脖子上，勉励他们说：“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

2、红领巾的结法: 1．将红领巾被在肩上，钝角对脊椎骨，右角放在左角下面，两角交叉。2．将右角经过左角前面拉到右边，左角不动。

3．右角经左右两角交叉的空隙中拉出，右角恰绕过左角一圈。4．将右角从此圈中拉出，抽紧。

同学们，中国少年先锋队在这几十年的光辉历程中，记载着成千上万英雄少年热爱祖国、英勇奋斗、不畏强暴、舍己为人等令人称颂的丰富内容！又写满了那一串串星星般闪亮的姓名！在新世纪的今天，少年儿童更应该为闪亮的星星火炬增光添彩！希望同学们在学雷锋、学赖宁、学“十佳”争创文明少年中勤学苦练、奋勇向前，在21世纪祖国建设的功劳簿上留下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努力拼搏吧！光荣属于你们，胜利属于你们，未来属于你们！

喝牛奶的好处

喝牛奶有益健康，但不少人在喝奶方面还存在一些观念上的误区，现在，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些科学饮乳的小常识。1.晨起空腹喝奶不宜。因为人体空腹时胃肠蠕动快，牛奶中营养物质往往来不及被吸收就匆匆进入大肠。喝牛奶前最好先吃些饼干、糕点等，或边吃点心边喝牛奶。

2.晚上喝奶更有利。科学研究发现：晚间尤其是午夜之际，血浆钙含量会出现一个“低谷”。牛奶中含钙丰富，因此临睡前喝杯牛奶，可补偿人体夜间对钙的需求。

3.牛奶不宜加糖煮沸。煮沸的牛奶非但不能为人体消化吸收，反而影响人体健康，牛奶最好新鲜饮用，如太冷稍稍加热即可。

4.不喜欢牛奶可饮酸奶，但酸奶不能加热饮用。酸奶中不含抗菌素，易消化吸收所以能空腹饮用。

喝酸奶主要吃它的营养和活菌，如酸奶加热，人体只能喝到营养却失去了有生物活性的乳酸菌，因此不要加热后饮用。

学做人、做好人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又和大家了!我是，这次的红领巾小广播的主题是——《学做人、做好人》

做人要诚实守信。做事要严己宽人。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儿女，在社会做个好公民，是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小学生从小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在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诚实守信的美德，有个成语叫“一诺千金”。你们知道“一诺千金”这个成语的由来吗？《一诺千金》说的是：汉朝有个叫季布的人，他非常讲信用，因此大家很信任他，认为季布的一个承诺比千金还珍贵。后来，季布遇到了危险，许多人都来帮助他，使他安度难关。处处讲诚信，不仅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也能使自己受益无穷啊！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们之间打交道更为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诚实守信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试想，如果社会上充满了谎话、假货、诈骗，人们还怎么能正常地生活？所以诚实守信应当是做人最起码、最基本的原则。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自己诚实守信的好品质呢？想拥有“诚信”这一品质，你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老师在与不在同样遵守纪律，无人监督与有人监督时一样认真学习和工作。

二、要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做错了事就勇于承认，认真改正，不隐瞒、不掩盖、不推卸，而是敢于承担责任。

三、与人交往要讲信用。参加各种活动、赴约、做客等都不要迟到。如有特殊情况，不能赴约或晚到，必须及时告知对方，取得对方的谅解。

我们现在虽然只是小学生，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小时候做起，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将来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

感恩的心

亲爱的同学们！敬爱的老师们！中午好！红领巾广播又和大家见面了。

度过了金秋的十月，我们迎来了十一月，送走了农历九九重阳节，我们将要迎来一个新的节日。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一个充满感恩，呼唤人们懂得回报的特别日子——感恩节。感恩节最早源于美国，现在,感恩节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了。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也要懂得感恩。我们生在这个世界，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因为有了他们的关爱，我们才能很好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一个和平的种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子。最近我读到了一则故事，很感动，下面讲给大家听。（可以播放感恩的心歌曲作为背景音乐）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回家。在她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都是无上的美味了啊。

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啊，总也等不到妈妈的身影。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自己去找妈妈。她走啊走啊，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她以为妈妈太累，睡着了。就把妈妈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想让妈妈睡得舒服一点。但是这时她发现，妈妈的眼睛没有闭上！小女孩突然明白：妈妈可能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妈妈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的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块年糕……她拼命地哭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现在就只剩下她自己。妈妈的眼睛为什么不闭上呢？她是因为不放心她吗？她突然明白了自己该怎样做。于是擦干眼泪，决定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妈妈她一定会好好地活着，让妈妈放心地走…… 小女孩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这首《感恩的心》，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过……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她就这样站在雨中不停歇地坐着，一直到妈妈的眼睛终于闭上……

同学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不仅仅是感谢爱过我们和帮助过我们的人，而是在心存感激的同时，以同样的爱意和热情去回报周围的人，回报生活和社会。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父母、老师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汪洋大海”。你是否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当我们整天沉浸在被爱的角色里是否体会他们的劳累，又是否察觉到那一缕缕银丝，那一道道皱纹。你是否在为你的老师分忧，及时地交上作业，认真自觉地早读，快速整齐安静地排队，专心地听讲，认真地值日打扫。感恩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报答。生命，因为感恩而精彩；心灵，因为感恩而美丽。茂兰小学的所有老师们，你们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渐明事理、增长学识：感谢你们授予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感谢你们教会的善良，宽容，勤劳和坚韧，感谢你们饱含信任鼓励的眼神话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真实、自信和从容，感谢有你们陪同走过的岁月，一同走过的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了自己。

交通安全

红领巾广播站现在正在直播，这里是《安全之声》栏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交警叔叔告诉你》。

动荡年代的人们，最怕的是战争，和平年代的人们，最怕的是车祸。交通安全与整个人类有关，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也不管你是男人、女人、成年人、未成年人，只要你们走在公路上或大街上，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车祸并不因为对象是妇孺而产生丝毫的怜悯之心，也还会因为对象的地位显赫而退避三舍。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的是交通安全教育课，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例交通事故那血的教训吧。某年刚开春的一天早晨，某区某小学五年一班学生刘超乘705路汽车，在铁道学院站下车后，想横过马路，左侧来了一辆车，她躲过了，想快步跑过去。这时，右侧一辆大客车驶过来了，刘超犹豫片刻，欲过又止，欲止又过，惨剧就这样发生了，车轮无情地在她的身上轧过。乙：这时，远处值勤的交警飞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将刘超从车底拉了出来，可怜的小刘超费劲地睁开眼睛，乞求地对交警说：“叔叔，我不想死，你快救救我„„”交警抱起刘超就往医院赶，可是，还没赶到医院，刘超就停止了呼吸。那天刘超的爸爸骑自行车上班，走得稍晚一些，路过现场时，听说轧人了，心里想：“谁家的孩子，太可惜了"。他哪会想到，受害者竟是他心爱的女儿。将近中午，厂部来电话说他家里人遇车祸了，其父亲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当场昏倒在车间里。

同学们，说到这儿我还要对大家说，在交通事故中，固然有驾驶员的责任，但行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交通安全意识，熟知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许多悲剧则安全可以避免。同学们，你要健康的成长吗？你要未来的创造和幸福吗？你在志于壮丽的事业吗？可一定得注意交通安全，别让刘超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别让车祸毁了我们本该幸福美好的人生。同学们，忘记了教训就意味着危险。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安全紧记心中，本次红领巾广播站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怎样保护自己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了红领巾广播的时间了。今天的主题是：怎样保护自己。同学们，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安全。对，只有保证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安全，一切才有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避免自己被伤害的一些方法。

1.注意校园安全。校园内不追逐打闹。楼道及教室不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上下楼梯要轻声靠右行，走出教室时不要拥挤，上下楼时不跑、不推、不逗、不闹、不拥挤，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

2.注意交通安全。上下学时学校门口人多车多，过马路时要特别小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还要提醒爸爸妈妈注意交通安全，不要用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搭两三个孩子。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抓紧扶手、车停稳后再下车。

3.注意饮食安全。不吃三无食品（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不买无照商贩食品，预防食物中毒。4.注意活动安全。在校外不进入网吧、电子游戏厅、录像厅、舞厅、酒吧等未成年人禁止活动的场所。如果出门一定要告知父母长辈知道，告诉他们你和谁在什么地方玩，要注意时间，不要很晚到家，以免父母担心。不能再无家长或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玩火，不打闹。

5.注意家庭安全。同学们还应在家长指导下学会正确使用家用电器、煤气灶、卫生浴具等，学习安全用电、用火知识，并养成“人走电断”等好习惯，切勿麻痹大意，各类电器及设备发生故障时切勿擅动。不经家长允许或无家长陪同不擅自外出，不跟随陌生人外出游玩，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让陌生人随便出入家门，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

6.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学会报警。发生意外情况时要正确报警。例如：匪警拨打110，火警拨打119，医疗急救拨打120.要学会自救，发生火灾时，不要乘电梯，应走安全门。如果室外失火，应拨119，并挥动彩色衣服（或物品）向行人呼救。

养成好的习惯1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 本次播音的主题是《养成好的习惯》。

成功从培养习惯开始。好的习惯是人们走向成功的钥匙，而坏的习惯是通向失败的大门。健康人生的基础是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不管是美好的品德，还是较强的学习能力，一切都基于良好习惯。

下面让我们先来听听我们要养成多少个好习惯吧！

学习好习惯： ⒈提前预习⒉专心听讲 ⒊爱提问题⒋及时改错 ⒌查寻资料 ⒍不磨蹭⒎仔细审题 ⒏勤于动笔 ⒐认真书写

做人好习惯： ⒈心态积极 ⒉孝敬老人 ⒊勤俭节约⒋持之以恒 ⒌充满自信 ⒍守时惜时⒎诚实可信 ⒏不给别人添麻烦 ⒐善待他人礼貌好习惯：⒈进别人的房间要敲门 ⒉使用礼貌用语 ⒊用双手接递长辈的东西⒋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⒌礼貌待客 ⒍不乱翻别人的东西⒎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话 ⒏在公共场所要安静 ⒐见到熟人主动打招呼

卫生好习惯 ⒈饭前便后洗手 ⒉早晚刷牙 ⒊每晚洗脚、洗袜子⒋手脏了及时洗 ⒌不随意席地而坐 ⒍常换衣服常洗澡⒎不随地吐痰 ⒏不乱扔垃圾 ⒐隨手整理好用具和衣物饮食好习惯 ⒈定时定量 ⒉细嚼慢咽 ⒊吃饭时不说话、不出声⒋爱惜粮食 ⒌不挑食、不偏食 ⒍少吃零食⒎不边走边吃 ⒏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 ⒐不吃不合格食品

同学么我们除了养成以上这些好习惯以外还要养成阅读好习惯、安全好习惯、运动好习惯、劳动好习惯，这些习惯我们下次在聊，今天的播音到处结束，同学们，再见。

好习惯2 阅读好习惯 ⒈经常去书店和图书馆 ⒉手不释卷 ⒊专心致志⒋做摘抄画重点 ⒌读、写、思相结合 ⒍善于使用工具书⒎姿式正确 ⒏善于交流心得 ⒐爱护书籍

安全好习惯 ⒈遵守交通规则 ⒉不玩火 ⒊不逞能⒋遵守公共秩序 ⒌不急追猛跑 ⒍右行礼让⒎有自护意识 ⒏不做危险动作 ⒐离家离校要向家长或老师打招呼

运动好习惯 ⒈每天运动一小时 ⒉认真完成每一次练习⒊全面锻炼身体⒋常到大自然中去 ⒌循序渐进 ⒍做好准备活动⒎经常散步 ⒏积极参加体育比赛 ⒐不断尝试新项目

篇3：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有其内因与外因。内因概括起来有二: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的作用概括起来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是先进文化的传人。

1.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近代以来,任何新生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本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客观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产生,也不例外,无产阶级是近代工业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是随着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从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它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壮大起来。1894 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约10 万人以上。到1919 年五四运动前,已增至200 万人左右。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而先进文化的向导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2.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说,开始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初。从那时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起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都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农民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使这两次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更有完全意义的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也是失败。那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激化又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它将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谁有能力提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纲领,谁能推动革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无产阶级,其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因此,它(通过其政治代表)能够提出这样的革命纲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应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向前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之一。我们纵观几次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不难看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革命理论的向导作用。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并在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3.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 年十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树立了榜样,给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先进文化———马列主义的向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路子走出来的。

4.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十月革命后,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便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他在1918 年11 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1919 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等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是他的预言,这预言激励着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先进的文化的开始传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便逐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较大影响的刊物。《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开始形成了一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可以说,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对我党的成立起到不可估量的外因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程

文化是20 世纪人类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新世纪里,文化更是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各门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同样作为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她除了宣传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之外,还大力探索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她的历史是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

1.中国共产党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惟一历经从人类文化的源起、生长、发展、壮大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她有许多优秀成果,人们把她统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中国共产党没有丢掉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是把它发扬光大。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特质“德”,中国共产党把她运用到干部的考核和任用标准上,并对“德”赋予新的内容。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多得举不胜举。

2.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必然产物,更是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也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新文化,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代表。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形形式式的反动派、复古派、殖民派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坚持和捍卫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方向,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社会风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发展繁荣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大批判”来实行“全面专政”,结果恰恰是阻碍以至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到了突出位置。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新阶段里,中国共产党也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种新的先进文化。并用邓论作为向导,抵制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捍卫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经越过国界,带有世界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解体后,这种指导作用的榜样性越来越明显,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伟大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它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文化代表,而且是人类先进伟大代表。

3.三代领导人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其动员之广泛,响应之热烈,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第一代领导人把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先进文化———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

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摆到突出位置。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观点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了从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向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上转变,实现了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开创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进入了—个崭新的境界,为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正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诞生的内因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二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结果。

篇4：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

[关键词]中国法；西方法；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86-06

(一)

今人讨论中国法律史的学术史，多溯至清末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其在该文中论及法律发展的阶段是由习惯、习惯法、成文法、公布的单行法、法典这一顺序递嬗的，并指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不足以及法典编纂的若干问题。梁治平教授认为，在梁文之前的学者诸如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等只能归于传统律学，而梁启超之所以能称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法律史”，是因为：

(梁)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和社会进化论，批判性的重写了中国法律史。这种对历史的重述既是放眼世界，也是面向未来的。……(梁)参考和引用东西洋社会科学和法学论著。借用西方法律学说、理论、分类和术语构筑中国法律史架构。……为后来的法制史研究所吸收，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何勤华教授也谈到，梁文“用西方的法学观来研究中国的成文法”，“从根本上抽掉了中华法系存在的根基，并阐明了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来取代他的主要理由”。而之后由杨鸿烈所著另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也基本沿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以西方法视角研究中国法内容的模式，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时，使用的分类是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在研究中国古代民事法律时，是以人、法人、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所有权、债权等作为论述的基本结构，而这些都是西方法的概念和原理，而从未出现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分类和术语之中。这样的分类显然已背离了中国法的历史事实。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中国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以考据为特征的传统律学自然被纳入需要变革的“旧学”队伍中，而借助西方法学概念和体系重写中国法律的历史，自然成了“科学”之举。梁启超和杨鸿烈等人运用西方法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述，使其论著与传统的中国律学考证著作区分甚大，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著作，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西方法与中国史的学术嫁接过程，中国法律史学科本身才得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从而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学学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发展至今。因此，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以西方法的模具套用于中国历史之上，从中抽离出符合西方法律标准的史料加以体系化叙述。于是，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法律史教材和著作，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体例虽有些许差别但基本模式几无外于此者。

由于中国法的近代化是在借鉴西方法典改造中国旧有律例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套用西方法于中国史而形成的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对中国法近代化的贡献不可替代。“这种模式虽然会带来因今人立场来诠释古人的思想而出现误读、误解的弊端，但对沟通古人和今人的思想、使现代读者更好的了解、理解古代的制度和思想是非常适合的。”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重视私法，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学者也多基于了解之同情，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异于西方之处给予了解释和辩驳。但总体而言，基于西方法的立场而对中国法律传统进行批判是中国法律史发展的主轴，即便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同情和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方法为标尺，如论证中国古代早已有了较为系统的民法规则、有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分等，进而求诸一种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找寻现代西方法因素的论证模式。

然而，无论是运用西方法对中国法律史进行体系化改造和批判，还是设法论证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西方法的某些因素，都未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研究中国法律史，可称之为研究“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而非真正的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因此，就目前的中国法律史而言，“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枘凿’，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尴尬’”。这种尴尬不仅体现于中国法律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也表现在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自我模糊的困境中。

(二)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法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法，似不言自明，但究竟何谓传统意义的中国法，则见仁见智，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法律史的整个研究态势。以西方法视角看之，中国法律史自然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由于这些法律是隐藏在诸法合体的历代典章律例之中，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将历朝历代典章律例按照六法体系逐一划分，归类处理，从中找出对应法律制度进行中国民法、中国刑法、中国诉讼制度史的研究，进而构成了这一模式下中国法律史的主要任务和研究内容。然而这样的研究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与西方法的巨大差异，以解释西方法的合理性抹杀了中国法的合理性，论证了西方法的普适性而削弱了中国法的主体性。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法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均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甚而言之，中国的“法”与西方的“法”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对此学界虽多有论及，但将此重要前提体现于中国法律史论著之中者实少之又少。为寻找中国历史中具有的现代部门法规范，学者多将中国历代全国性的典章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进行削足适履的比较研究。此种做法实际上极大地缩小了中国法的范围，并未能够触及到在传统中国真正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制约地方官员裁断纠纷的司法规则，更难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序传承是在何种“法”的运行之下达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法律史学界“研究法律文本的多，研究法律实践的少，研究精英人物的多，研究下层人民的少。法律史成为法律文本的历史，成为精英的法律史”。因此，要还原对中国法历史的研究，就应当摆脱一种重视法文本、轻视法实践的研究思路，而将视角重点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问题上来，

并依循这两个问题来发掘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

张伟仁曾批评道，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国内的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在中国的资料里去找寻类似西方对那些问题所作的答案，因为找不到，失望之余，得出“无话可说”结论。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规则体系：

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窄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看起来像个倒立的金字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受到各层规范的拘束，但在决定是否遵循某一规范之时往往会考虑较高的规范才采取行动；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则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当地适用于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范以谋求解决。

将中国法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固然可以参照西方法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但要在中西文概念之间进行绝对的一对一对应、解释或比较都不足取。在传统中国，“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中国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单向度的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法也绝不仅仅是指称各朝代律例典章所载之刑名罚则。中西法的含义既不同，国家成文“法律”在中西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同，执法者裁断纠纷时对“法”的考虑和运用也截然不同。加之中国社会历来有着话语和实践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即俗话说的“说一套，做一套”，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的“法”以现代观点看来是一种模糊的、多层次、多向度的存在。

因此，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官员的纠纷裁断中，国家成文法律历来不是“法”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法”的主要内容。在国家的正统教育中，儒家伦常是以高出法统的道统姿态而存在，读圣人之书，守孔孟之道是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老百姓的行为要求，也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缩小到一个州县、一个乡镇，一个人与人相互熟悉的小村庄的表现在这儿，人们多谙于人情世故，除了家族内部规则的约束外，知书达理、和睦对等、礼尚往来成为存于百姓心中的真实规范。与之相对应，由于国家成文法律没有成为人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基层官员为争取纠纷裁断结果的社会认同，也多以律例之外的社会行为规则作为纠纷处理的主要依据。而传统中国(争议主要在清代)纠纷裁断的依据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官员审断依据的讨论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教谕式”和“依律而断”的争论中，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对纠纷截断依据的争论背后是如何理解中国法的问题。实际上，地方官员在审断纠纷时，其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该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成文法律的规定，而是其判决如何为两造及社会所接受。国家律典既不是老百姓的行为规则，判决要取得两造特别是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势必不能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断罪须引律例”。地方官员要在为老百姓内心真正认同和遵守的中国的“法”的范围内寻找裁断的依据，因此无论其援引国家成文律例，抑或理、情，甚或是地方习惯等，都应当视作是地方官员“依法”处理纠纷。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层次、多向度、模糊的“法”才是最真实的中国法。

概言之，研究中国法的真实历史，就必须正视中国法的多层次、多向度特点，在“法源”方面，除国家律典外，情、理、习惯等等都是传统中国名正言顺的“法”，它们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不同的规范作用。但同其他中文概念一样，中国“法”也是模糊的，期待给中国法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是界定，本身就有违中国法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应当更倾向于描述性的微观研究，而非追求宏大叙事的定性研究。

(三)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中国法律史的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中国法律史带有极强的史学色彩，对中国法史料的整理，自然应当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就目前的整理成果来说，由于“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几人，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视角辄出于‘大传统’，讲法律总是自上而下，其视野中的史料，基本上限于正史和官方典籍”，因此对中国法史料整理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为对传统典章制度的校订出版。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法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其成文法律的规定，更在于其在具体社会的实现之中。将正史中典章制度的法等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无疑缩小了中国法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了中国法的研究素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地方档案的开放以及与社会转型相伴的学术转型，档案资料在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这一趋势表面上是简单的研究材料的拓展，实际上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中国主体性”认知的加强不无关系。如果囿于寻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西方法”，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无疑是研究者的首选素材，而一旦学者寻求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法的真实面貌，那么情、理、习俗、村规民约等规则的载体都应当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使用中更应该予以关注的本土素材。

仅举地方档案一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对于体现中国法实践特点的地方司法档案明显重视不足。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之外，经济和学风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法律史的学者缺乏财力、人力和时间去收集和整理研究素材，而依凭现有制度典章进行宏大叙事的研究似乎在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更有效率。将州县司法档案运用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源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淡新档案的发现，台湾大学法律系戴炎辉教授率先整理并运用这一档案论证晚清台湾的司法问题。这一材料被美日学者发现后，极大地改变了其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美国学者戴维德最先对淡新档案作了基本统计，成为之后许多学者的参考材料，之后美国的艾马克(Mark.A.Allee)，日本的滋贺秀三等著名学者也都开始采用淡新档案来论证或佐证个人的观点。台湾法史学者那思陆、张伟仁在其著作中也对淡新档案有所涉猎。

90年代之后，日美中国法律史学者逐渐转向对大陆所存州县档案的使用，如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大规模地利用四川省巴县档案进行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史研究，其弟子自德瑞(Bradly W.Reed)在著作中指出，巴县档案的出现，使学者摆脱了因淡新档案过于薄弱而无法进行更彻底研究的困境。由于巴县档案的丰富和完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所使用的地方档案，多以巴县档案为主，兼顾淡新等其他地区的档案材料。

在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带动下，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影响到中国法律史学界。例如田涛对黄岩和徽州民间契约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侯欣一对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研究、俞江对宝坻档案的研究、里赞对南部县司法档案的整理研究等等，无疑都是通过对研究材料的发掘而推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强调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并不是要否定其他法律

史素材的重要性，更不是要以是否援用地方档案作为判断是否进行“中国法历史”研究的标志。地方档案作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并不是毫无缺陷，如地方档案集中于清朝与民国，对于近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或有裨益，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历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档案仍不免缺失，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但就其作为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的独特性而言，可以预见地方档案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特别是清代及民国法律史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中国法本土素材。

除了地方档案之外，研究素材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中国法律史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如苏力对传统文学典籍的分析，徐忠明对士绅日记、民间故事等材料的研究，黄源盛对民初大理院和平政院判例的整理和研究，等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律史研究风气的改进和问题的深入。按照徐忠明教授的归纳，除成文典章和地方档案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至少应当包括“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民约、家规族法、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播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凡此种种，其重要性当然不可等同而论，如一些文学小说、词曲歌赋可资印证或专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直接作为信史来研究法律史就略显牵强了。就目前而言，进一步发掘地方档案、法律文书仍是寻找中国法律史研究素材的主要任务。如果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进行简单的归类，至少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类：

成文典章制度：如儒家经典、成文律典、会典、则例、省例等；

司法档案：如中央成案与判例汇编、民国大理院判例、各地司法档案等；

地方法律文献：地方法律志、地契合同、族谱族规、乡规民约、商业行规、习惯调查等；

官吏日常法律资料：如官箴书、讼师秘本、判牍辑存、私家笔记等；

辅助性史料：与传统中国法和中国司法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与西方法的成文性和统一性，特别是西方司法的明确性相对比，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当不可对所有的制度典籍“信以为真”，这当然不是指完全抛开成文法律来研究中国法的实践，而是在既有对成文法律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以更广泛的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官方文件的了解，更需要考虑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行为多方当事人对法的认知和纠纷裁断中法如何得以实现。

(四)

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开始，“中国中心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并逐渐取代原有的“西方中心观”的史学研究范式。中国法律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反思不是受到史学界的影响而是伴随中国法学界开始进行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整体性反思而出现。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史还需要努力地化解研究中国法历史“有什么用”的质疑。在梁启超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法律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尝试以不同方法探讨法律史，试图发现切合时代精神的历史叙述方式。”由于传统的中国法(如果如前所定义的话)的内容在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下的确很难找到明确的定位，甚至一度还有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因此中国法律史要重新回到对中国法的历史研究，还必须要克服功利的研究目的，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目的从“为现代法律制度找源流、和西方法律制度比悠久”转变为“把中国法自身的问题说清楚”，从过度的价值诉求回到中道的事实描述上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法律史而言，弄清中国法的事实比评述中国法的优劣更具有学术价值。因此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把中国法本身的问题搞清楚，缺乏对中国法“是什么”的描述，而一味地致力于批判或褒扬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对当下的法制、法治有何障碍或优势，都会使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漂浮于虚空之中，缺乏应有的根基。

进行中西法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在于找到差异而非找到共性，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别人，而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因此将比较研究的参照物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研究的目的实不足取。运用西方法律概念和法律原理分析和考察中国法并非完全不可，但如果将所有的中国法概念、原理完全“替换”为西方法，中国法研究的素材也仅仅是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而不关注中国法的实现过程，文章似可易懂、论述似可方便，中国法自身的魅力却在这词语转换和材料的局限中逐渐消逝了。正如徐忠明所言：

惟有在“解构”这种西方法学概念和法学理论宰制下的现代中国法律史叙事模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将这套“前见”悬置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回归本土”的学术研究脉络，才有可能真正“走进”历史现场，也才有可能通过文献资料这一特殊桥梁与中国古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惟有如此，所谓“设身处地”的研究才有可能，与中国古人“神游冥合”(陈寅恪语)的境界才能达到；最终，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法律史的真面貌和真精神。

当然，法律史与文学史、宗教史等专门史不同，由于法学(而非传统律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舶来品，所使用的语言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语言，所援用的原理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原理，因此完全脱离西方法学语境研究中国法律史恐难以做到，学者所谓的“在西方法学彰显下中国法传统与现代法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矛盾与焦虑之窘境”可能还会长久存在。本文无意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完全脱离于西方法概念和原理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模式，但至少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够落人这样一种模式：每遇西法之“先进”制度，必先考证中国历朝历代典章律例，直至找到“类似”规则，之后大声宣布此制度实为中国法早已有之，以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西法渊源为荣，从而主动(或被动地)为西方法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找寻法律史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此为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法的最大障碍，也是时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缺乏“中国主体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理论预设下，重新审视中国法本身的内涵，寻找研究中国法的本土素材，论证中国法自身的问题，恐怕是每一个中国法律史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