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

2022-12-20

第一篇: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

从中国的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看中西方的

文化差异

摘要:在人类社会的文化进程中,宗教文化是人类自觉思维的产物,在这个特殊的产物中,不同的宗教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带来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本文将针对中西方宗教中的宗教思想,历史根源,宗教习俗,家庭伦理观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诠释。 关键词:宗教 佛教 基督教 文化差异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俗,更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做出贡献。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宗教文化总是屹立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例如,中国的佛教和西方国家的基督教,这两种宗教都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没有这些宗教从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许都难以理解名著《西游记》中的释迦牟尼和观音大士是怎样的角色,抑或是对“上帝”这一词的认知度也会大大降低。而这些宗教文化也带来了国与国之间的一些文化差异,给这些国家蒙上一层既独特又古老而神秘的面纱,本文将以中国的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为例子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一步一步去探索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一、 宗教思想差异

宗教的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中国的佛教相信万物都源自于宇宙本身的演化,而人也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它从根本上否定神创说,反对神灵对人类的命运的支配,在人的起源问题上,佛教提出了缘起说。所谓缘起,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产生、存在都依赖于相互联系的关系或条件,离开了构成事物和现象的条件,该事物和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即佛教常说的“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佛教中花、草、鱼、兽甚至自然现象都具有灵性,处处都透着因缘和生趣。所以佛教主张不要轻视已灵,众生具有同等的智慧,同等的慈悲爱,万物是平等的。而西方的基督教则认为生命来自于上帝,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是宇宙的精华,它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根本不同在于人具有人性。基督教将人看成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精灵,赋予人掌管万物的权力,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历史中,人都是处于中心地位,是万物的主宰。也就是说,基督教并不是像佛教那样认为万物是平等的,它主张的思想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

二、 历史根源差异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传说乔达摩·悉达多在外出巡游时,恰遇老人、病人、死者和修行者,深感人间生老病死的苦恼,为了寻求解脱,后来与五比丘在苦行林中苦修6年,忍受饥饿痛苦。35岁时,意识到苦行无法达到解脱,转而前往菩提伽耶,后在菩提树下禅定四十九日,于本然之中观察诸法缘起而悟得三明与四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为佛陀。而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 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创始人是耶稣,他30 岁左右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心尽意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 耶稣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转离恶行。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这使得罗马帝政下的犹太教祭司团大受影响,深深感到自己地位不保,所以要把他除之而后快。后来由于门徒犹大告密,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将耶稣逮捕。耶稣受尽打骂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但耶稣的心意却是为了要赎世人的罪,甘愿地流出自己的血。依据他门徒们的见证,耶稣死后第三天从石窟坟墓中复活了。他的坟墓空了,他又多次向满心疑惑的门徒们显现。他们渐渐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是胜过死亡的救主。在耶稣升天超离这世界的时空后,他的门徒们起来热心宣扬耶稣的教训,并且宣告他是复活得胜死亡的主。信徒们组成彼此相爱、奉基督之名敬拜上帝的团体,就是基督教会。

三、宗教习俗差异

这两种宗教的历史起源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衍生文化,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圣诞节。它是基督徒们用来纪念耶稣降临人间的节日,圣诞节来临时家家户户都要用圣诞色来装饰。红色的有圣诞花和圣诞蜡烛,绿色的是圣诞树,它是圣诞节的主要装饰品,用砍伐来的杉、柏一类呈塔形的常青树装饰而成,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礼物和纸花,还点燃着圣诞蜡烛。而最受人们欢迎的当然是圣诞老人,西方儿童在圣诞夜临睡之前,要在壁炉前或枕头旁放上一只袜子,孩子们到那天都希望圣诞老人在他们入睡后把礼物放在袜子内。而在中国,庆祝神明诞生的日子则是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又称浴佛节,是从求福灭罪的一种宗教要求传衍而来。我国傣族的泼水节在傣历六月(夏历四月)举行浴佛节,清晨,男女老幼沐浴更衣,到佛寺拜佛,就带有浴佛的性质。从纪念方式看,中国佛教的浴佛节比起基督教的圣诞节更显得严肃和庄重,当然这也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特色和西方人民的开放,这可能也是中国人过圣诞节多于浴佛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比起浴佛节,圣诞节既幽默有有趣,即使不是基督徒,到了圣诞节,大家也会互相祝福,平安夜的晚上,还会互送苹果,象征着平平安安。

四、家庭伦理观差异

佛家在“孝亲”的问题上,从心性修养的立场出发,也即“孝亲”是由心而论的,忧父母之所忧,乐父母之所乐,使父母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如果有人在心底上有如此追求,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具有孝亲精神的人。同样地,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以“家”为主,正如鸟也要巢,如果夫妻子女各居一方,何来天伦之乐?一个家庭不该只是追求丰富物质生活,更该着重心灵的沟通,使得亲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谐、圆满。而西方基督文化就很漠视这种家庭伦理观念,由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极大支离,瓦解了家族中的血亲伦理,致使西方人的血统观越发淡化。西方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因而应专心伺奉上帝。《圣经》鼓励人们轻视现世生活,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上帝,听从上帝的召唤,以追求永恒的超世的价值。要求信徒专心伺奉上帝而不要专心伺奉父母,不要以妻室为重。《圣经》说: “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考虑,想怎样叫主喜悦。”“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考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考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并说:“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没有分心的事。” (《新约 格林多前书》第7章)显而易见,基督教是在把家庭血亲伦理移植于宗教领域内,同时又设法贬低真实的家庭观念,致使越发的淡化了西方人的家庭伦理观念。

以上是从宗教思想,历史根源,宗教习俗,家庭伦理观这四个方面浅谈中西方的宗教文化差异,希望能让大家对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解有所帮助。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宗教上,还表现在多个领域,尽管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很多分歧,但这都是人类的发展历程,都是国家独特而伟大的象征,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我们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当代的知识青年,在继承华夏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学习外来的优秀文化,使东西方文化能够进行良好的交融,从而拓宽自己的文化领域,这样,也有助于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跟上时代的步伐,同国家一起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网站:

⑴ http://baike.baidu.com/view/9438.htm

⑵ http://home.51.com/xingguangzanlan/diary/item/10037808.html ⑶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3694188.html ⑷ http://baike.baidu.com/view/2547.htm?fr=ala0_1_1 ⑸ http:///p-60430507.html

2011年12月

第二篇: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

高师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原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内容提要」民间信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恢复发展迅速的现象,表明了民间信仰在中国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体现了民间信仰早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织部分。作为文化,民间信仰必然具备文化的某些特性,例如渗透性与融合性。这种特性也必然反映在与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发生的各种碰撞方面。本文正是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扎根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民间信仰的各种各样复杂影响的探索。

「关键词」民间信仰/基督教/道教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宗教都有发展,尤其是佛教与基督教信徒的增长更是令人瞩目。然而,一个往往被忽略了的发展更为迅速的现象,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复苏。作为中国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民间信仰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扎根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民间信仰各种各样复杂的影响。

一、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这种看法的根据主要是两点:(1)中国人注重现世生活,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对待人与神的关系,没有形成超越的观念,在历史上也不像欧洲人那样把宗教放到可以支配一切的核心地位;(2)中国人没有发展出一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一神宗教。

但是,从古至今,千千万万的没有明确宗教身份的中国人,实际上常常在与佛仙鬼神打交道。这种扎根于广大民众心灵深处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植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中的信仰,其内容十分庞杂,从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到对祖先、鬼魂的崇拜,涉及到世界、人生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亚文化体系。它不仅继承了原始宗教中多神崇拜的特点,而且尤其寄托于祖宗的保佑,重生重死,相信前定宿命,因果报应,感应证验以及阴阳与人鬼的两重世界。虽然民间信仰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信仰形态的主流,但其历史远远长于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其影响面也大大宽于这“五大宗教”。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常常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力量,促进自身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大容器又不断地将各种宗教的思想、乃至教义,如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

报应,道教的神仙鬼怪,儒教的伦理道德,甚至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等说,分解、吸收、改造,使之变得通俗,广为民众熟知。

20世纪初叶以来,民间信仰被斥为“封建迷信”,1950年后更遭到重大的打击,其残余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所有宗教一起成为被消灭的对象。8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民间信仰又开始复苏,尤其在农村,其发展速度与规模远远大于佛教与基督教。

民间信仰迅速发展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度绝迹的寺庙遍布全国各地的城镇农村。以基督教发展位于前列的浙江省为例,民间信仰新修寺庙的数量通常是基督教新修教堂的20倍甚至100倍。近十余年来在政府整顿清理当中,该省拆除的属非法修建的寺庙就达1.79万处。(注:参见《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7页。)(2)大量修建豪华坟墓,甚至为活人修建所谓“寿坟”。宁波市最大的一个坟墓占地532平方米,还建有传达室,安装有国际长途电话等。1996年,仅温州市沿铁路、公路和风景区拆除的豪华坟墓就达20多万个。(注:参见《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7页。)(3)以开发旅游资源或发展民俗文化为由,兴建鬼宫冥府,在其中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声、光、电等制造阴森恐惧气氛,宣传因果报应、阴曹地府之类民间信仰的观念。这类所谓“旅游项目”全国至少有几十种。(4)对祖先的崇拜复活兴旺,尤其在农村,宗族、家族势力抬头,建家族祠堂、修家谱、祭祖活动盛行。(5)巫婆、神汉大量涌出,求神赶鬼的人越来越多;看相、算命、测字先生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也处处可见;命相风水之类的书籍泛滥,1997年春节仅在北京街头书刊市场中发现的这类书籍就达222种。(注:参见《当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第21页。)城市中(尤其是中小城市)饭店供奉财神也日益常见,市民家庭占卜求卦也更为平常。(6)为寻求保佑平安、发财致富,除了见神就拜、办事选择吉日等外,与“发财”音同的数字8(广东话音为“发”)及与“顺溜”(意为顺利)音同的数字6(北京话音为“溜”)竟红遍全国,带有

8、6等数字的电话号码、汽车牌号等,都需用重金来购买。

在遭到几十年的限制之后,民间信仰竟然“春风吹又生”,不仅复苏飞速而且发展迅猛,究其原因,也许可以说,是由于民间信仰早已溶入广大普通民众的下意识之中。尤其在农村,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甚至已经渗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许多民族共同的特征之一其实就在于“普遍存在着神、鬼崇拜与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当然,不同的民族信仰的内容与崇拜程度有所不同,然而这种信仰现象中的共性却是存在的。(注:参见魏世刚、李智:《中国原始信仰、民间信仰、风俗信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民间信仰五花八门的内容,不论是各民族原始信仰的延续与混合,还是逐步演变为各民族自己的风俗习俗,都拥有数量众多的信众,它们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更主要的是,其根基深深地植于民众意识之中。因此,几千年来,尽管这些信仰从来没有被接纳为主流信仰,然而却依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并与之盘根错节,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民间信仰不可能因为一时的行政命令与行政手段而消失,换言之,行政手段很难从人们的意识中将其连根除掉。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的组成部

分,它也必然具备文化的某些特性,例如渗透性与融合性。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我们常常看到民间信仰的身影,反之,在历史上,儒、释、道也利用民间信仰来为自己开道的例子也随手可拈。此外,中国民间信仰自身除其普遍性、分散性、自发性之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强烈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这些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也具有了某种强烈的功利与实用特征。

作为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宗教,基督教从传入中国伊始,就遇到如何与传统社会文化相融合的问题,至今这个问题也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同时却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对基督教在许多层面上都产生了种种影响。

二、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多层面影响及其原因

如前所述,尽管民间信仰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信仰,但是,由于其树大根深,枝蔓众多,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必然会与之发生种种关系并受其影响。而且,由于民间信仰主要植根于广大农村,因而,它对基督教的影响在农村尤其明显。

1.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及其原因

众所周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初期,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和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和城镇发展,广大的农村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主要阵地。这种传播路径的形成,当然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交通不便、西部地广人稀等各方面因素有关。然而,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民间信仰对这种传播路径的影响。正如梁家麟博士明确指出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很长时间后仍未能在民间立足的原因,是民间宗教的存在,以及民间宗教所塑造与反映的民众宗教心理。(注:参见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第223页以下。笔者的“民间信仰”含义相当于梁氏的“民间宗教”之说。)

民间信仰内容繁杂,而其中又以祖先崇拜为重心,这是中国人宗族、家族、家庭观念极重的表现,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宗教信仰。对于民众来说,“敬天”远不如“祭祖”那么实在和重要。然而,基督教在广大民众眼中,是一个“不敬祖宗及诸神灵”(注:参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3页)的宗教,它自然同时遭到了中国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排斥。(注:可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陈支来、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现象也很明显,民间信仰中自然崇拜色彩较重的地区,“因缺乏对基督教的有效制约,促成了督教在这一地区乃至同一民族内部的较为广泛的分布”;而在祖先崇拜色彩较重的地区,对基督教的抵制要大得多。(注:参见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以下。)

如果说这是民间信仰对于基督教传播产生障碍的原因之一,相反的例证也是有的。在《一个实验的乡村教会》一书中提到的淳化镇教会,就是一个自觉走所谓“本土化”道路,使基督教部分地适应于本土信仰的典型。淳化教会不但在传道

的语言形式上进行变通改革,而且在崇拜仪式上也刻意追求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民间信仰相近的风格。该教会利用当地一直流行的信仰习俗,组织了植树崇拜、除毒崇拜等,其中的思亲崇拜在清明节举行,以追思亲人、提倡孝敬父母为主。(注:朱镜一:《一个实验的乡村教会》,香港:圣书公会版,1954年;《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8年春季卷,香港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第285页以下。)这样的结果,是一步步将民众引入教堂,使基督教在那里扎下了根。当然,这些崇拜已经远离了基督教的仪轨,改变了基督教的含义。

从另一方面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取缔了多属民间信仰的300多种“会道门”组织,此后三十年中,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与文化革命的彻底扫荡,中国基本上已不存在任何民间宗教。于是,在许多地方,信仰出现了真空状态。

正是在这种真空状态下,基督教有所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城市。农村信徒人数占到信徒总数的80%,使基督教处于中国各宗教发展之首。对此,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解释。笔者认为,在1949—1978年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至少在形式上是空缺的,然而,民众心中神祗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民众对于宗教的需求也没有减少。因此,基督教是对信仰真空的填补,是民众原有信仰的替代品。对此观点,有一种更明确的说法:“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和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神权的有形部分,即城隍庙王、土地菩萨、各种小神小庙以及敬天祭祖、崇拜鬼神的习俗,不断受到冲击而失去阵地,但是神权的无形部分,即群众中的神鬼观念却是远远没有肃清。由于基督教特别重视传教等原因,在一定条件下,不少群众便信仰了基督教。确切地说,他们信教,不是从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者,而是找到了原有的宗教意识的新归宿”:“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是基督教发展的沃土”。(注:箫志恬:《当代宗教问题的思考》,上海: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1994年,第7

3、164页。)这种观点也得到基督教会内一部份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发展(尤其在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鬼神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注:参见汪维藩:《谈基督教的现状问题》,《宗教》1991年第1期。)然而,为什么基督教会处于各发展中的宗教之首,也就是说,为什么更多的民众选择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这不仅与基督教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特点有关。

由于民间信仰的传统形式要求,广大农民用于祭祀的所谓“幽灵消费”十分巨大。例如近十余年来,在苏北某县农村,“幽灵消费”的资金占该县农民年收入的46%,而用于农业再投入的资金则不到17%。此外,民间信仰重视“阴界”,为死人的花费也是巨大的,例如,陕西农村某地盛行“阴婚”(即为死人提亲与举办婚礼),每年办理的“阴婚”达17至20件,耗资6到9万元。这种消费致使全国香火制造业的总产值高达200亿元人民币。(注:参见《当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第21页。)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也需要香火费,相比之下,基督教是花费最少的宗教。在此,民众的经济观点在比较之中起了作用。一首流传的民谣可以说明这一点:“信耶稣,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纸不赌钱,一年省下多少钱。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把天堂上,你说上算不上算。”(注: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第178页。)

2.民间信仰化的基督教

如果我们把民间信仰自身处境的恶化对于基督教发展的影响,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影响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其迅速复苏之时,它对同样处于飞速发展中的基督教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看成一种内在的影响。换言之,中国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在当今农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这样民间化了的基督教,有以下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实用性与功利性。尽管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是,在处于社会底层的许多中国民众中,缺衣少食的现象还存在,而缺医少药则更普遍。更主要的是,很多人没有别的改变眼前现实的途径。因此,对于广大底层的信徒而言,基督教不仅是他们艰难贫困生活中的唯一依托,是他们祈求平安、祈求衣食、消灾祛病的唯一方式,更是改善其自身处境的唯一希望。在许多信徒的眼中,上帝不过是自己原来信仰的神仙菩萨而已,因此总是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尤其是希望上帝能够解除病魔缠身的痛苦。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地方,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的奇迹发生,就能够带动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个地区的人皈信基督教。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注:参见邓肇明:《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有一些人身体不好,巫婆神汉认为是鬼附身,并为他们赶过鬼,结果是花了钱没治好病,听人说耶稣是“更大的神”,能量超过一切神仙,又不必花钱就可以治好病,也就信了教。总之,只要有奇迹发生,甚至佛教徒、道教徒也会步入基督教的殿堂。据一些统计,在广大农村,因病而入教的信徒占60%以上。(注: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第2

26、418页。)信仰的实用性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圣经成了护身符或压邪镇恶的法宝,得用红布包裹,平时放在枕边,出门带在身上;耶稣被认为或者是更大的神,或者只是土地神、灶神、丰收神、华陀神等的另一种形式,信徒们像拜过去的神一样拜他:“哈利路亚”被认为是赶鬼驱魔时的咒语,等等。此外,在遇天灾人祸时,农村基督教也扮演着传统民间宗教的角色。例如逢天旱或水涝时,一些基督徒便聚集在一起,集体禁食祈祷,求上帝降雨或放晴。基督教信仰中的这种强烈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无疑是民间信仰特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农村广大的基督徒不理解教义、不注重教义,他们更关心的是基督教的实际作用,更关注的是有否奇迹发生。

掺杂了各种迷信色彩。应该说,广大农村信徒的信仰是真诚的,但由于没有合格正规的牧养人员,他们的信仰出现了许多偏差,许多迷信色彩掺杂在其间。例如有些牧师在讲道中宣传得救是有凭证的,即名字会被写在生命册上,生命册就是天堂上的“户口簿”,信徒应该争取“天籍”;一些地方有向信徒“吹灵气”、(往嘴中吹气)“吐灵水”(往食物中吐口水)、“摸灵”(在对方身上乱摸)、“哭灵”(半夜三更祈祷时大哭)等等做法。有的信仰强烈的基督徒,成了这类信仰的牺牲品。(注:在江苏某县,曾经有一位女青年为了进“天国”而禁食祈祷七天,最后饿死。参见箫志恬:《当代宗教问题的思考》,第162页。)此外,由于许多农村基督教徒仍然是以扎根于自己思想深处的民间信仰去理解基督教,因此,他们自己订下的许多规矩也是以民间信仰为准则的。例如,规定某一天为禁食日,在那一天不能杀鸡,妇女不能梳头;有的地方规定妇女月经期间不准读经,不能

进教堂,不能领圣餐;不准用黄颜色的东西,认为黄色不吉祥;不能在非信徒家中吃饭,认为那是不洁之物等等。(注: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第2

26、418页。)这种掺杂了民间信仰色彩的基督教之所以在社会底层的信徒中具有相当的市场,许多信徒对之非常投入,深信不疑,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与自己过去的信仰有什么不同。

五花八门的形式。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实用性,致使信徒尤其重视信仰的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也因此应运而生,“灵歌”的流行是其中一个典型。灵歌在农村教会中的影响巨大,四处流传,信徒们爱唱灵歌,认为灵歌是因圣灵感动而自然流出来的歌。事实上,许多灵歌都是信徒自己编的。比如一首灵歌就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来编的。灵歌中的一段唱到:基督的灵歌,我要天天唱。我要为主活个新生样。不吃不喝,这个滋味强。专心靠主,主加我力量。(注:参见邓肇明:《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有时候,基督教的活动会与民间的所谓“红白喜事”相结合,在这种场合信徒会唱灵歌、跳灵舞。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追求“圣灵充满”的活动,参与者以各种方式(甚至不惜自残)来获取圣灵充满的快感。(注:参见李睿:《少数民族教会成长》,该文发表于国际会议:ProtestantChurch Developmentin China held by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China Study Program and Lutheran TheologicalSeminary,Hong Kong ,December,2000.)

轻听轻信。由于广大的基层信徒对基督教的理解多半停留在原有信仰的基础上,因而不可能分辨真假是非,轻听轻信的现象很普遍。例如,一些信徒听了耶稣即将在某月某日复临的宣传后,竟把已播下的稻种捞出来不种了。有的信徒集体放弃一切世俗生活等待耶稣接他们一起升天。有些地方因为争坐“圣船”升天堂而出现信徒丧命的惨剧。(注:这类具体资料可参见孙善玲:《中国民间基督教》,《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沙广义:《谈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宗教》1991年第2期。)

当前中国农村基督教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些特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民间信仰在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其次,中国农村的生存条件的艰辛是众所周知的。而就农村基督教的特点言,信徒结构仍然以所谓“三多”(注:即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为主;自改革开放之后,信徒人数发展过快,尽管信徒热情高、信仰真诚、奉献精神强,然而信仰素质却较低,而其中一个原因是教牧人员奇缺。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也许是没有牧师而基督教照样发展的一个典型。该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共有教堂19座,信徒大约有7千人左右然而,因为没有能够施洗的牧师,这些信徒中除几位在解放前受过洗外,其余的全部没有领过洗,而且也没有领洗的机会。(注:参见邓肇明:《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第90页。)正因为如此,有些地方出现了所谓“自由传道人”,其中一些人利用神迹、异梦、异象等民间信仰的各种因素来吸引民众信教。当然,现有教牧人员缺乏足够的训练,农村教会管理混乱等也是普遍现象。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渗透与影响,恰好利用了这些弱点。

三、结语

有外国学者曾经对中国人作过这样的总结:“历史上我们找不到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能不受教会控制。”(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之四:中国与远东》,《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尽管这句总结中的宾语相互是矛盾的,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信仰上的一些特征。至于这个总结的后一句话,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不过事实是,基督教从进入中国始,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民间信仰对于基督教的渗透与影响主要是在广大的基层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中。在城市中,基督教的发展比较正常,这种影响并不多见。

中国农村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现象,事实上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它使基督教的形象不仅变得低级、粗糙、落后,同时在神学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广大农村信众无法分辨真伪。而这种状况也成为例如“东方闪电”、“三班仆人”、“肉身成道”之类借基督教之名而起的新组织纷纷登台亮相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类民间信仰化的基督教也很难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与贡献。

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却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中国基督教两会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传道人培训的力度,近年来培训农村教牧人员多达几十万人次。

第三篇:试论泸州基督教会医疗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计志宏

(曲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泸州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末中国内地会传入之时。20世纪20年代初,基督教会的医疗工作已初具规模,抗战期间为泸州医疗求助做出巨大贡献。2011年教会在原有社区诊所的基础扩建福音医院,丰富了地方医疗服务。

关键词:泸州 基督教 医院 医疗工作

自1890年基督教传入泸县以来,到解放前为止,共有中国内地会、加拿大英美会(四川大会)、自立会与安息日会4个教派在泸州活动,相继开办学校、医院,为当地信徒及民众服务。50年代初,泸州基督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断绝与外国差会的关系,外籍传教士相继离开泸州。1957年后受左的干扰,教会活动逐渐停止。79年以后,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教会正常活动重新得以开展。90年代以后,泸州教会得到长足进步 ,宣教事工日益兴盛,对外交流日渐频繁,特别是以泸州福音医院为主导的社会服务的发展,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同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华西宣道的各差会中,英美会是最先意识到医疗事工重要性的差会。在华西事工开创之初,4人当中就派出2名传教士从事医疗工作。到1910年左右,在教区的11人当中,6人直接或间接涉及医疗事工。差会的策略是医疗事工要占50%,鉴于教育事工的发展,很难保持这一比例,但无论如何医疗事工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美会也坚持每一个传教点至少派驻一名医生。

从人员来看,派驻的传教士都接受过良好的培训,从事的大部分工作是当时中国医学所缺乏的外科手术。当时医疗传教士每天要面对是难以治愈的疾病,以及那些被中国医生放弃的病人。在这种处境下,医疗事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当病人无法从医生同胞那时得到帮助后,他会转向那些声名在外但却让人害怕的外国

医生。医疗工作的直接精神作用是无法估计的。每一所医院都是日常的传教场所。无论是在门诊部还是在监护室,特别是在住院病人当中,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福音传教道者和病人一起读经书、聊天谈心,种下了忠诚的种子。当病人出院时,他们会得到一些福音的小册子。有许多人还在治病时就已向神悔改了。

每次治愈病人都有助于让中国人增加对我们的好感,但如果失败,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某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死去,诋毁的谣言就会四起。传教士在过去一再被指控从事危害中国人的医术,人们对洋人和官员的畏惧有时也不能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幸运的是,随着人们对外国医生和他们无私目的的了解,那些暴力事件已越来越少了[1]。

泸州的医疗事工始于1910年代初。1911年春,该会传教士福古森(Ferguson)把在北街的间租来的一间房子当作了临时药房。同时,他买下一块土地,准备建设医院。这块地位于江边,和差会其他房屋在同一条街上,此外还有两块毗连的教会购买的土地,共同构成了一处进行医疗工作的绝佳地点[2]。

1912年,在福古森支持下,教会修建一所有围墙的医院,即仁济医院。医院为门诊病人的进行了专门的设计,整体牢固、且光线明亮,里面设有门诊部、药房、小手术室和仓库等等。同时,另有几个小房间充当病房,供住院病人使用。其后仁济医院扩建,占地1400多平方米。

医疗事工仍然受到时局的影响很大。1913年3 月初,福古森因妻子健康问题被迫回加拿大。当时还在学习汉语的沈医生(Simpson)接替了其工作。1915年1月,福古森回到泸州,重新主持医疗事工。除了星期天每天都能见到门诊病人,而且住院病人的人数还不少。当地人非常热切地乐意接受外国的医学治疗。

1916年,樊立德医生(Dr. R. Wolfendale)来到泸州。同年,护国战争蔓延至泸州。作为设有医院的英美会成为医治伤兵的主力,并成为当地红十字工作中心。应刘存厚的要求,1月22号医院收治了来自纳溪的伤兵数十人,到2月6号,又收治了50多名伤兵。由于当时医院条件简陋,传教士不得不将门诊室、治疗室等改成病房,病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樊立德在报告中写道:

一些伤兵被放在门板上抬进来,一些放在滑杆上。一路上这些伤兵的残肢断臂处理极差,满身是血……一些伤兵好几天无人照顾……病人当中从上校到普通士兵全有,还有许多船夫和平民……战争最激烈时,城里的伤员至少有一千多人……从病历来看,许多伤是子弹打穿肺部,能够治愈……另一些诸如头骨、手、脚或大腿骨头被击伤的情形,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还要截肢。我们还进行了4到5起截肢手术……伤兵们认为我们能够在战败时保护他们,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再上战场了……城中另一个红十字医院药用完了,伤兵们不得不跑到我们的医院来……门诊病人最多的一天达到168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北洋兵。来自内地会的柏贞德几周以来每天都来协助我们……到5月底,医院共收治260名住院病人及2404名门诊病人,每天病人有86人,几个月来共收治病人11825名。如果我们有一所设施健全的医院,毫无疑问将收治更多的病人……幸运的是我们能够从重庆得到药品补给[3]。

仅1916年的上半年住院病人的人数就达到280人,全年共有385名住院病人在此就医,作为仅拥有25张床位的医院而言这一成绩非常了不起。战争期间,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前往医院治病。樊立德对护国军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练习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兵军纪涣散。我们非常同情护国军为共和所做的斗争。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报纸上称护国军为‘叛军’。和北洋兵相比,他们的表现要好得多,更像是爱国者而不是叛乱者。此外,大多数北洋兵还抽鸦片。”

在教会的努力下,到1917年初,英美会在泸县已会有47名受洗的信徒,39名学友和174名慕道友,总共260人。教会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随着宣道事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感到越来越容易和当地人接触。而在混乱的时局中,难民为躲避战火,转而寻求教会的庇护,传教士亦利用机会传播福音,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们在泸州的教堂涌进了许多妇女和女孩,在这里她们能免遭无法无天的军人可能对她们实施的虐待。在主日学校里有很多日常的服务无法开展;我们允许很多人在院中搭帐篷住下来……大量的人向教会寻求庇护,其中还包括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官员[4]。

20年代以后,泸州仁济医院继续得以发展。面对战乱的局势,医院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1926年,经刘伯承策划,亲自领导,驻泸州的陈兰亭部与袁品文部发动“泸州起义”,刘伯承到泸后开展革命工作。外国传教士离开泸州,仁济医院停业,“一切门窗,器物悉被掳去”。1927年,医院改名为仁济男妇病院。1928年春,刘文辉下令永宁驻军归还侵占的医院和益智小学用地,但仍无结果。后四川大会派冷泽清(F. F. Allen)医生到仁济医院,与当地驻军共同使用医院。1929年3月,驻军移师叙永,教会才得以收回医院,并将院名改回。

自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开办后,为四川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华西协合大学对医生的培养,是其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体现。泸州仁济医院也从中受益。1930年,冷泽清退休返回加拿大,华大毕业的会汝宜医生前往泸县仁济医院工作。同时,四川大会另派加拿大的饶裴然(I. E. Revelle)前来主持工作,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夫人金氏,后者毕业于重庆护士学校。由于饶医生中文欠佳,故医院事务多由会医生处理。自此,医院事务逐渐交由中国信徒负责。1933年,医院病床增加至40余张,王传福任院长,标志着中国信徒完全掌握医院管理权力。平时医院门诊病人每天约70人,营业时间上午8点至10点,下午3点至4点。住院部时间稍长,上午8点至10点,下午1点至3点,晚上8点至9点。

同时,医院也为城里的红十字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大的贡献在于帮助红十字会护士培训学校培养护士。医院除日常事务外,还努力为当地戒除鸦片服务。一方面,利用《希望月刊》发表文章,阐述毒品危害,希望受毒品影响的信徒或普通民众戒毒。另一方面,组织医生护士为毒瘾患者服务,借此传播福音。

许多鸦片瘾君子向教会寻求帮助,问是否有什么特效药可以马上戒掉鸦片。毫无疑问,可能只有神的帮助才是唯一制胜之道[5]。

抗战期间,仁济医院受到很大影响。1939年9月11日,日军飞机轰炸泸州,医院、礼拜堂、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驻地的裴尔思牧师(Gerald S. Bell)在报告中描述了医院的遭遇:

当我们从山上下来时,发现城里特别是我们的医院和妇女布道会的房子全被毁了,近看时情况更遭。医院除了几处墙壁,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医院、学校和住房全被烧毁。医院只剩下墙壁……此外,洪承宣(Hoffman)的房子还算完好……只有靠近河边的教堂和附近两所房屋还在……洪承宣的厨师养在教堂旁边的6名头也死掉了。一颗炸弹掉在院子中间,把地基都炸掉了一部分,大块石头飞进洪承宣的房间[6]。

外籍传教士洪承宣与中国牧师秦石香联名向重庆教区求救,9月20日文幼章(J. G. Endicott)率重庆各医院抽调的外科医生10人组成医疗队飞抵泸州,开展医疗抢救工作。洪承宣牧师与杨敬章(泸州红十字分会医院院长)等人前往迎接。当天一行人在泸州抢救组组长彭云谷的陪同下到肖巷子红十字会一医院、慈善路大昌医院和小市川主庙戒烟所,并向各医院医护人员、伤员进行慰问。文幼章见教堂里涌入大量难民,生活困难,于是便与当地牧师商量解救方法,他个人捐出1000元,设立临时施粥处,由秦石香牧师负责筹办,每天分上、下午施干饭、稀饭一次,不分男女老少每次一大碗。同时,文幼章利用施粥场经费制作一百多件棉背心,发放给伤员御寒,并为买来旧棉被提供给难民。文幼章一直在此服务至1940年2月,为泸州当地的伤员、难民提供了大量帮助[7]。

1939年10月,教会于西门设立诊所,临时设立病床10张,为病人服务。同时,教会采取各种措施筹划重建医院。

经文幼章牧师汇来一千元,作救助灾民及修建房屋费用,加之地方筹款,于1945年在原址重新开办医院,同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将设于西门的诊所迁回,设病床20余张。医院先后由王传福、彭云谷、杨俊明任院长,有医务及工作人员20人。医院由四川大会直接领导,独立核算。

[8]1950年10月,川南行署卫生厅决定在忠山修建“川南医院”和建校。当时忠山上没有教室,西南区医士学校医1期和药1期的教室开初1学期,就是借用卫生厅宿舍北城垣三圣宫临时办公,基督教会礼拜堂和街边一间屋做上课教室,修建川南行署时,有部分办公地址也是泸州基督教会捐赠的。

1951年,仁济医院由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泸州市市立医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泸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召开了泸州市基督教代表会议,选举秦石香为泸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本成、孙振垣为副主任委员,姜文彬、刘礼华 、李亚群、谢世芳为委员,刘良辅为秘书。被占用的礼拜被教会收回,濂溪路(三道拐)礼拜堂重新投入使用,经过整修,1982年教会恢复了宗教活动。

同时,教会积极开展社会服务,造福社区。2000年,在邓华姊妹、吴晓燕姊妹的支持下,教会创办了福音诊所。2002年,在泸州市民宗局和卫生部门支持下,福音诊所扩大为社区医疗服务站,全称为泸州市江阳区北城濂溪路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所在社区的1.6万居民服务。现在福音诊所已由单一的医疗服务向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的功能发展。2006年,福音诊所的人员不辞辛劳,付出大量心血,挨家挨户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把他们的姓名、性别、住址、疾病情况和电话号码逐项登记填表,建立了4000人的健康档案,设置了健康监控网络,对慢性病人实行定期监测、定期上门服务,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省、市、区卫生部门的好评和表彰,同时也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2007年,诊所被四川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和省民政厅授牌“四川省社区医疗标准化建设达标机构”、“优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2009年初以来,泸州教会筹划重建福音医院。通过与香港医疗关怀公司协商合作,预算引进投资60万元,并利用已有房屋进行装修,添置设备,招聘医护人才。2010年底完成。 2011年1月11日举行开业典礼。该院的宗旨是 “政府得民心,教会得声誉,医院得发展,百姓得实惠”,希望 “让患者以合理的价格享受到专家级的服务。”贫困的住院患者凭村社证明还可得到教会医疗关怀基金补助。该院也得到了泸州医学院与泸州人民医院的帮扶,医院住院部由教授每周进行业务查房,外科、骨科、妇科等可由手术专家主刀。福音医院一期使用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配备全中央空调,铺设防滑柔性地板,拥有超静手术室,干净温馨的病房。设备有:C型臂术中影像监控系统、骨质增生治疗系统、电脑自动颈腰椎牵引机、德国爱克发CR医学影像系统、电子阴道镜、妇科微波治疗仪、彩超、麻醉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院原有病床20张,但开业后不够用,先已扩至43张,其中约5间病房有电视机。有医护人员28人。医院整洁、干净、井然有序,不收挂号费。

福音医院还经常到各地义诊,义诊点设在教会聚会点。以2011年4月17日为例,福音医院义诊队到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义诊。通滩点聚会点信徒数为30-40人。信徒多为老人,男性相对较少。居民对义诊总体印象:非常好、行善;对基督教印象:非信徒说基本上是没时间参与教会活动,但也不反对。仅2011年,福音医院为所在社区和信徒中的孤寡老人,三无病人、因病返贫病人给予医疗救2700人次。提供医疗救助金809,630.89元[9]。

医院在义诊下乡的同时,不断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先后为社区、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地区等27次培训,受益群体近2500余人。对艾滋病患者给予一定的心灵关怀以及救助金。

中国基督教第七次代表会议报告提出要继续开展社会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各地基督教两会要引导教牧同工和广大信徒更新观念,按照圣经教训,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服务人群,积极参与各项公益事业,开拓社会服务的新领域。”泸州教会响应全国“两会”的号召,也提出了未来努力的方向,即“以神学教育为先导,发展为基础,复兴为使命,加强教会牧养人才和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开设川南培训中心一年制圣经班、短训班、综合技能培训班和心理咨询培训班。在教会社区医疗站的基础上,扩大开办教会福音医院。与主内同工合作做好汶川草坡、克枯小学、特殊学校、特殊学校师生心理关怀工作、人才培养工作,以及部分灾区教会社区关怀工作”。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Service of Luzhou Church Jizhihong Abstract: The medical service started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when CIM entered Luzhou. It had grown rapidly in the 20 of 20 century, and it provided huge support during Anti-Japan war. In 2011, local church had turned the clinic into Gospel hospital, enriching local medical service. Key Words: Luzhou Christianity Hospital Medical service

参考文献:

[1] Edward Wilson Wallace. The Heart of Szechuan(Reversion)[M].Methodist Rooms, Toronto, 1905: 126. [2] Samuel Dwight. Our West China mission[M]. Toronto: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221. [3] R. Wolfendale, S. Edin. Red Cross Work In Luchow[J].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July, 1916 :18. [4] Samuel Dwight. Our West China Mission[M]. Toronto: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236. [5] A.C. Hoffman. Luchow[J].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April, 1932: 31. [6] G. S. Bell. From Luchow[J].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Oct, 1939: 405. [7] 朱花朝. 日机轰炸泸州 文幼章率医疗队前来抢救[A]//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G],1996: 794-795. [8] 刘吉西等. 四川基督教[M]. 巴蜀书社,1992:424. [9] 陈建明. 四川省泸州市基督教会社会服务调研报告———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中心[J].宗教研究, 2011(4). 注:本文为“西南民族地区法与社会治理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计志宏,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文化。 邮箱:jizhh0874@126.com; 电话:13987451701 邮编:6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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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民教教案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

李秉衡

再,臣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有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兹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籍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栎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数,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为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狠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猲抑太甚,积而不忍,以为官府不能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优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磐。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耳风。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殇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拿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

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伤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臣为豫弭后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896年8月12日)奏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7. 判定真伪

第一,史料来自《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则史料是地方巡抚给皇帝的一封奏折,清代的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历史凭证,真实性可想而知。它非常直接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较一般史料而言,更具有真实性。第二,这则史料出自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虽然不能完全信任权威,但是既然这则史料被编入权威性的档案里,那肯定是有很多专家学者考证过,经过大量的对比、推断、考证,确认真实性。所以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比较大,真实程度比较高。第三,这则史料在《义和团档案史料》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近代部分有相同的记载,从侧面印证了这则史料的真实性。第四,就这则史料的内容而言,所记述的教士欺压民众在同时期的其他奏折中也有记载,如毓贤的《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褶》,朱祖谋的《山东民教不和殆宜持平办理褶》和《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等。共同说明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

同样了证明了这则史料的可信度很大。第五,由于这个奏折出自地方官员只售,对地方事件的汇报不免受个人利益、个人认识、以及当时复杂局势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这则史料记录的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相对准确。

史料意义

这则史料属于档案史料,当代著名史学家李侃曾说:“没有档案和其他资料,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清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资料当中,各种历史档案,又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因此,档案是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具体来说有以下价值:揭秘解惑、编史修志,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很多历史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的政策和义和团发展的关系、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及对人民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的关系、考察宗教在华传播的本质、通过宗教探索当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情况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现在,我个人谈谈义和团与宗教在山东的传播的关系。 从上面史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民教冲突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第二,山东政局不稳定,清政府采取弹压,镇压措施或安抚调节措施都不能处理好民教冲突问题;第三,人民受教会迫害时,清政府官吏没有出台合理的政策法规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并且没有按照事实来办理案件,保护人民。导致人民为了自保入教;第四,民教冲突频发区恰好是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和严重的地区。 基督教压迫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清廷与西方之间,始终没有就传教活动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显然是诸多教案最后普遍上升成为严重外交事件的主要原因。庙堂层面关于“教案”的解释,尽可以多种多样,譬如“反抗殖民侵略”,譬如“中西文化冲突”,如此种种,多少都有些道理。但在“教案”发生的“青萍之末”,“江湖之远”的广袤乡村,乡民们手持农器火把冲向教堂时,自有其维护自身利益这一层面的考量——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细查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往论及教案,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

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

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综上可述,基督教和天主教依靠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山东地区宣传教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宗教传播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一种方式。因此造成了教会的压迫和侵略情况,所以民教的冲突不断,进而引发人民起义,如义和团运动。

第五篇:第五课 进入历史

湘版高中美术鉴赏教案 第三单元 灿烂的美术世界

美术与自我、社会

第五课 进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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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版本一:

美术鉴赏《进入历史》参考教案

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提高学生从视觉形象中发现、寻找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到历史在艺术题材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并培养学生从历史题材绘画中发现艺术家个性的

能力。

教学内容

以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为表现对象的艺术作品,其中又以绘画居多。提高学生从不同时代、不同材质

的艺术作品中提取历史信息的能力。

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准备

教师:教材,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美术图片或影视图像。

学生:教材。

教学程序

一、导入

阅读教材第69页,完成“思考与交流”。(不必太深入,关键是引导学生认识美术作品与历史的关系。)

二、作品欣赏与示范讲解

1.通过幻灯或投影仪展示作品,引导学生欣赏阎立本的《步辇图》。

针对画面内容,向学生提出问题,讨论画面内容以及作品中出现的有趣现象,在不揭示正确答案的情况

下要求学生做出猜测或回答。

讲述《步辇图》历史故事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简要讲述阎立本的生平与艺术特长,唐太宗向阎立本提出的绘画任务,以及魏晋以来人物画的发展。适当放映初唐章怀太子墓中的人物画图像,与阎立本画作进行比较,以加深学生对阎立本所在的初唐人物画的了解。也可以放映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出行的画作图像,

看不同时代帝王乘坐的交通工具。

2.欣赏《文姬归汉图》。

画面表现的是什么故事?同样是和亲题材,它跟《步辇图》表现的角度有什么不同?

3.欣赏《荆轲刺秦王》。

要求学生仔细辨认画面上的人物和道具,以及构图上的特点,并且思考:为什么能够产生一种紧张的气

氛?

4.欣赏《开国大典》。

对比美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完成“活动建议一”。

5.欣赏《瑞鹤图》。

以讲授为主,教师可以对该图所表现的意图和历史事件做简要的介绍。

三、分组讨论

1.分组:

第一组:《拿破仑加冕》;

第二组:《加莱义民》;

第三组:《美杜萨之筏》(“思考与交流”);

第四组:《大卫》(“活动建议二”)。

2.讨论内容:

作品表现的是什么历史事件?选取的是什么样的特定场景?突出了哪些细节?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表

达了作者怎样的观点或立场?

3.小组形成意见,然后向全班发表,共同参与讨论。必要时教师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加深学生的理

解。

四、课堂总结

对艺术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艺术加以小结。教师鼓励学生在交流中提出问题,并大胆对问题做出假设性回答。要求学生在平时留意以历史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品,自己提问并寻找答案。适当布置作业,要求学

生在下节课口头回答自己的发现。

版本二:

教材分析:

本课教材内容包括三个层面;

1、 展示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2、 指出画面内容及形式特点。

3、 不同历史题材画作所隐

含的历史文化特点。

教学目标:

1、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提高学生从视觉形象中发现、寻找问题的能力。

2、 学生了解到历史在艺术题材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并培养学生从历史题材绘画中发

现艺术家个性的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根据教学计划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特设定本课的重点是要让学生了解到历史在艺术题材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2、 难点则是在认识过程中,发展学生在绘画题材中发现不同的艺术美的能

力。

教学理念:

对艺术品内容的了解在很多情况下构成了欣赏活动的前提,欣赏历史性绘画对于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本课要培养学生探索画面内容的好奇心。但历史故事或图像容固然是欣赏艺术作品的重要方面,但却不是欣赏活动的全部,画面形式和表现手法仍然是第一位的,艺术家针对特定主题和故事情节的处理方式和表现出来的个性才识关注的重点。

教具与学具: 教具:实物投影仪、画册、多媒体小平台 学具:笔记本、笔

教学过程:

一、导入教学:

展示:电影版的《荆轲刺秦王》的刺秦片段

问:这是一件历史事件,谁知道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出示:《荆轲刺秦王》字样。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27年。当时,秦国统一其它六国的形势已定。而燕国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国家,燕王为了搞好和秦国的关系,曾将王子交给秦国当人质,王子在公元前232年携赢政的女人逃回燕国。为抵抗强秦的大举进攻,王子太子丹想派刺客去劫持秦王,使秦国大乱,然后联合其它国家共同消灭秦国。荆轲刺秦王事件失败以后,秦国以此为借口从而挑起战争。在公元前222年消灭

了燕国。

虽然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离我们很长远,当时的场景也已经不再存在,但是我们的作家、导演却都可以让我们重新去了解那段历史,那我们的美术家能不能再现历史呢?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一些图片,让我们来

看看美术家是怎么去表现历史的。

出示课题:美术与历史

出示《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提问:根据以上所提供的文字,能否把当时的场景用画面描绘出来呢?

(出示: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去,秦王看无路可逃,就围着大殿铜柱子躲避。荆轲把匕首向秦王使劲掷去,却因心慌力猛,匕首刺歪了,飞到后面的柱子上直碰火星。太医紧抱荆轲;而阶下秦舞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翻倒在地;地上一匣内盛作为见面礼的樊於期的首级;远处一卫土似已冲破禁令正欲向前解救。)

逐步展示:《荆轲刺秦王》(东汉、画像石)

提问:大家是否发现这张作品和我们平常看的画是不一样的,那它是什么美术形式呢?

提问:

1、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近乎剪影的形式?

2、为什么人物都是黑色的?

3、艺术家为什么排除秦始皇其他事迹不用,而专门选择遭到刺杀仓皇逃窜的场面呢?

艺术家的作品,有时候就是一本“历史著作”,只是,这本著作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生动的视觉形象组

成,向我们展示历史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瞬间。

二:新课教学:

1、艺术与重大历史事件

美术作品是如何表现历史的呢?

有很多美术作品除了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对于人们认识某些特定年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及人物,提供了文字无法提供的难得的形象史料。

A、展示:《步辇图》(唐)阎立本 提问:画的是什么故事呢?请学生阅读P70第2段文字。(记录1300年前汉藏民族亲密交往情况的绢本

历史画卷。)

学生回答:记录汉藏和亲的历史画卷,画的是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答应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联姻、吐蕃使者前来迎娶一事。是一种纪念性的画作。阎立本选取的不是婚礼的大场景,而是唐太宗接见使臣的一个小片断。 一件有关历史重要事件的作品,一方面展现了历史场面,另一方面,又更多

地融入了艺术家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师:介绍画面内容,右边唐太宗坐在辇上(介绍什么是辇:古代用人拉着走的车子,后多指天子活王室坐的车子。)神态自若,王者风范,身边簇拥着9个宫女,左边分别是礼官、使者、翻译官。

提问:如何在作品里表现大唐泱泱大国的气势和唐太宗大国皇帝的气魄呢?画家为什么不去画婚礼的大场面,而是选取唐太宗接见使者的一个小片段呢?

答:一个过于宏大的像公主婚嫁的场面不是早期中国画家所擅长表现的,而且不宜于其中某一个特定人物的突显,观者的注意力太容易让场面中过多的其他细节所吸引;

提问:

1、仔细观察唐太宗和身边的宫女在人体比例上有何区别?

2、问: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坐着而其他人都站着呢?

3、为什么是女人来抬步辇?为什么坐着的人比其他人都画得大一些呢?

禄东赞虽然身为一国之相,但在大唐天子面前,总还是无法与帝王相媲美,于是人物的选择又已经决定了画面中最有权威、无人与之匹敌的唐太宗的地位;画家不仅描绘太宗本身举重若轻的神态,还用身旁女性的温柔衬托他的稳健持重,用禄东赞的体形与表情来衬托大唐的泱泱大国气势。所以,与其说这幅画是为了纪念汉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不如说它更是一种大唐气魄强有力的抒发

B、展示:开国大典(照片)

提问:同样是纪念性的时刻,知道这张照片表现的是什么吗?

提问:那如果让我们根据照片去画,大家会怎么去画呢?是如实去根据照片还是会加入自己的想法呢?

提问:那让我们看看这位画家是怎么去表现这一历史时刻的吧?看看我们同学中是不是和他的想法是一

致的呢?

展示:开国大典(油画)

提问:仔细观察两个画面,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画家是怎么去表现的呢?

提问:各是什么角度呢?

(主要是要学生能够自己去比较。画和照片对比的意义主要是要表现出画家是怎么根据实际表现历史;画家是怎么把自己想法融入画面的。主要引导学生从两个不同的材质中比较人物的神态、位置安排等方面来分析画面。通过照片与油画的对比,画家对真实情况做了修改,通过自己的理解表现出新中国的人民与

领袖的关系。)

2、美术作品与权利:

A、展示:《拿破仑加冕》 (法国 达唯特)

提问:我们在前面已经欣赏了中国古代和现在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画面了,那我们看看外国的。现在我想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拿破仑”这个名字? 提问:那大家都知道哪些关于拿破仑的事呢? 提问:那看看我这张画面是记录拿破仑的什么事呢?

拿破仑既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野心勃勃的军事独裁者。所以拿破仑在通过政变夺取王位,巩固自己的帝国政权之后,很欣赏画家达唯特的艺术才能,授予他宫廷首席画家的称号。从此,以新的热情为拿破仑的政权宣传效劳,并倾注了他全部的艺术心血。这幅《拿破仑加冕》正是这个时期奉

命而作的一幅巨制。

《拿破仑加冕》是画家忠实记录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的国王加冕仪式的一幅油画杰作。为了巩固帝位,这位皇帝极其傲慢地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亲自来巴黎为他加冕,目的是借教皇在宗教上的巨大号召力,让法国人民以至欧洲人民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在加冕时,拿破仑拒绝跪在教皇前让庇护七世加冕,而是把皇冠夺过来自己戴上。身穿紫红丝绒与华丽锦绣披风的拿破仑,已经戴上了皇冠,他的双手正捧着小皇冠,准备往跪在他面前的皇后约瑟芬的头上戴去。在拿破仑的背后坐着那位穿镶红边白色法衣的臃肿的教皇,他双手搁在胸前,低头默认这一情景。整个气势十分庄严,人物多达百人,每个人物形象以精确的肖像来描绘,这里有宫廷权贵、大臣、将军、官员、贵妇、红衣主教与各国使节。金光闪烁,富丽堂皇,表现了人物衣着与殿内环境的强烈质感。

B、展示:《瑞鹤图》赵佶 (宋) C、展示:清历代帝王画像

3、艺术与一般历史事件

看了前面几幅关于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记录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绘画作品后,也让我们来欣赏欣赏那同样是反映历史的一般事件。我们大家先来看一段视频,看这段视频表现的是什么内容?

A、展示:《狼牙山五壮士》(油画)

作品背景分析: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一团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五位热血男儿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主力部队转移方向,掩护主力部队和两万多名群众转移。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而五位英雄临危不惧,以一当百英勇阻击2500多名日寇的轮番进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万丈悬崖。葛振林、宋学文被树枝挂住,身负重伤,被一老百姓发现救回;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以身殉国。这就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狼牙山战斗。日寇在「五壮士」跳崖後,竟然整齐地排成几列站在「五壮士」跳崖处,随著指挥官的口令,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提问:看了这幅作品你的感受是什么?分析一下我们的画家是怎么去表现五壮士的?

五位英雄的排列象一座巍峨的山峰, 狼牙山5位英雄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艺术中的历史有些是艺术家亲身经历的,但更多的是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思想和目的对历史的想象。

B、《梅杜萨之筏》(法国 籍里柯)

提问:这一绘画作品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怎么样的表情?

作品介绍:1816年7月,法国政府的巡洋舰“梅杜萨号”载着400多位乘客,开往非洲塞内加尔,途经西非海岸的布朗海峡南面时不慎搁浅,造成了惨重的灾祸。船长和一群高级官员乘救生船逃命了,剩下150多名乘客被抛在临时搭制成的一只木筏上。漂流经过十多天,筏上发生了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恶风大浪,饥饿煎熬,竟至啃吃死者的肉,直至精神失常,互相残杀……至第13天被救时,筏上仅剩下15人。其中5人登陆不久便死去。海上漂流13天,共死掉140多人。路易十八政府怕此事张扬出去受到舆论谴责,只在官方报纸上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悄悄通过军事法庭判处船长降职和服刑三年就了事。两位木筏上的幸存者不服,向政府上书,却遭到打击,被解除公职。在忍无可忍之下,他们将这次船难经过如实写成报道,印成小册子公开发售。这一举动立刻轰动了国内外。籍里柯凭着这条新闻,绘成了这幅大画(491厘米×716厘米)。为了这幅画,籍里柯亲临病房观察病人的痛苦表情、临终前的模样,研究尸体腐烂的情景,还托筏上一个生还者木匠制作了一只木筏模型,让病人做模特儿,并详细访问船舶遇难的经过。他以金字塔形的构图,把事件展开在筏上幸存者发现天边船影时的刹那景象:他们有的振臂高喊;有的在挣扎;扶着儿子尸体的老人,对生还显出了绝望。木筏边缘净是漂浮的尸体,可还有人对生还存有一点希望,力图站起来呼救。图中左上方的一组,在议论着远处的船尖,相信一定是来救援的。画家在金字塔构图的尖顶上,为这幕悲剧的结局指出了一线希望,那条摇动着的红巾,正是法国人民在苦难斗争中的希望的象征。很显然,画家在这一海难事件中,看到了与复辟年代法国革命所遭遇的相似景象,《美杜萨之筏》不是一幅单

纯的“新闻”画,它是画家对现实的影射。

问题:做P73页的思考与交流然后回答问题:

让学生去观察画面,能够发现很多的细节,再总结

C、展出:《加莱义民》罗丹(青铜)

历史背景:14世纪百年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即将攻陷法国的加莱市,加莱市被英军围困将近两年,市民的生命危在旦夕。经过双方的谈判,英王爱德华三世提出残酷的条件:加莱市必须选出六个高贵的市民任他们处死,并规定这六个人出城时要光头、赤足、锁颈,把城门钥匙拿在手里,才可保全城市。这是法国

人民永难忘怀的历史悲剧。

提问:能否看出每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教师总结:要把作品分开来讲,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分析,从整体到局部,从动作到面部表情,要去

引导学生去发现。)

布置作业: 书上三幅关于大卫的雕像,请在课余时间找出他们的时代和不同之处,画家又是怎么去处理

的?

七、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了解了艺术和历史的关系,也让我们了解了画家是怎么去再现历史的;我们从两大部分来讲,并借鉴了中外的一些巨作,使我们同学们的观察能力提高了很多,相信大家再在课余时间更能运用我们今天学到的怎么去分析历史画面,使我们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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