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员工

首钢员工（精选5篇）

篇1：首钢员工

【首钢企业文化培训有感】传承发扬首钢精神 立足岗位勇创佳绩

成都公司 蒋鸿明

接到参加首钢地产企业文化培训通知，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记得去年底，吴林书记与党群工作部的同志来成都公司慰问，在座谈会上我有幸向吴书记汇报了当前工程进展情况。成都公司刚刚成立不久，大多数同事是新加入到团队的，汇报结束时我向吴书记提了个小愿望——希望公司能组织新员工去总部参观学习，增强员工归属感。吴书记当时就语重心长地说：公司已经专题研究了这项工作，并且很快就会落实。

如今，为期一周的首钢企业文化培训已落下帷幕，随着每天的课程讲解及实地参观，从党群部细致的工作安排到授课老师的精心讲解，我激动不已。此时，我深刻领会到什么是首钢精神，什么是钢铁意志。

对于从事房地产工程管理的我来说，首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仅限于表面的理解。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有幸全方位了解了首钢的历史，了解了首钢在不同阶段经历的磨难，了解了首钢对首都建设、对国家钢铁事业所做的贡献。授课老师均来自首钢，讲课时他们充满了对首钢的热爱，对于首钢的历史他们铭记于心，从艰难建厂时的坚持，到改革腾飞时的自豪；从大搬迁时期的苦痛，到另辟蹊径的涅槃重生。对于困难，首钢人从未退缩，一个厂就是一座城的荣耀在首钢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钢的发展史，凝聚着几代首钢人的智慧与汗水，首钢人把所有的青春都献给了这个舞台，最终结晶成厚重闪光的首钢灵魂，升华为传承和发扬的首钢精神。

胡景山老师讲述的“一条线”、“半块砖”、“一根钉”的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看到首钢老厂区搬迁的画面我的眼眶湿润了，首钢人敢为人先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尊重与传承。当熊熊燃烧的炉火慢慢熄灭时，高炉总指挥说，“我没去，不敢去。昼夜赶工，我未曾却步；攻坚克难，我勇往直前。可此时此刻，我怕了，怕看到这熄灭的高炉，怕见到曾日夜携手奋斗在一线的兄弟们。不见到高炉熄灭，就会永远记住他燃燃烧的样子；不见到弟兄们的泪水，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在高炉上笑着喊号子的样子。”重病卧床的老人多想再回到原来战斗过的地方看看，了却一生的心愿……

这也许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首钢情怀，还有那值得首钢人努力传承和发扬的首钢精神。

近几年，房地产行业受政策调控影响，企业员工的思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出现了许多负面情绪，比如抱怨政策，抱怨指标……当我们抱怨时，可曾想到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和寻求突破的主观能动。几天的学习，让我更加端正了工作态度，理清了工作思路。今后，我将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提高认识、把握新形式、拥抱新变化。随着近几年环保工作的深入及建筑相关政策、工艺标准的变化，建筑业已逐渐向更环保、更绿色、更标准化迈进。这种发展势必会給工程管理带来一定难度，但我们要发挥专业所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学习新工艺，研究新政策，克服困难，求新求变。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二是加强学习，增强自身本领。首钢地产近两年加快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但相比其他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学习型企业，逐步在首钢地产形成“比、学、赶、帮、超”良好氛围。

三是将首钢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国学大师钱穆说过：过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无他，都是肯下笨功夫。胡适也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都是少数人。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我们要学习工匠精神，老一辈首钢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年轻一代也能做到。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不懈努力、持之以恒。

最后，让我们牢记使命，传承“敢闯、敢坚持、敢于苦干硬干”和发扬“敢担当、敢创新、敢为天下先”的首钢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首钢地产早日进入全国房地产企业百强贡献力量。

篇2：首钢员工

该项目针对冶金行业煤气安全数据管理分散、利用率低, 发生煤气泄漏事故后应急响应滞后等问题, 自主研发了面向煤气安全运行管理的实时监测及应急响应系统, 实现了煤气安全数据集成管理, 提高了实时应急救援管理水平, 增强了企业生产的安全性。

该项目取得以下创新成果:提出了一种工业气体报警信号与多媒体信息的集成模式。通过煤气监测系统、语音系统和视频系统的整合, 实现了煤气安全状态的集中监控和专业化管理。构建了一个煤气安全应急管理的规则集, 实现了煤气安全相关资料的快速查询和有效利用。建立了一种以空气扩散模型为基础的煤气线性分析状态模型, 给出了一种危险区域的判定方法, 为煤气泄漏救护和防护提供了技术支持。

篇3：首钢“谢幕”北京

曹妃甸，原是渤海湾一个沉寂千年的荒凉小岛，涨潮时面积不足４平方公里。如今，这里正在进行一项世人关注的钢铁大工程。

4月，记者驱车来到这里。强劲的海风中，绞吸船倒海翻沙，施工车辆穿梭往来，石油码头正在打桩，厂房正在浇灌基础，载有数十万吨铁矿石的巨型船正在进港……

笔者汽车的GPRS卫星导航系统上，十分确切地显示我们正行驶在海平面上。一年之前，笔者脚下站立的这片土地还是汪洋大海，电子地图显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

一个31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呼之欲出。一座包括“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能”等四个产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城市正在这里迅速崛起。其中“大钢铁”即指在这里建成一座年产千万吨精品板材、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前身，就是北京首钢。而到了河北曹妃甸，这一钢铁联合企业有了新的名称：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其资产组成为：首钢控股51%，唐钢占股49%。

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首钢搬迁方案，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2010年首钢将搬迁完成。

随着首钢产能的递减和“新首钢”建设步伐的加快，首钢正在北京作最后的“谢幕演出”。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在13亿人民的夙愿终于实现、举国上下欢庆的时刻，位于北京西郊石景山的首钢第一炼钢厂车间内，老工人荣师傅的心情却十分复杂，打心眼里为祖国自豪的同时，他也和10万多首钢人一样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有着80年历史的钢城迁出首都已成定局。

距离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仅二十几公里的首钢， 建厂于191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层认为北京应该承载更多的生产功能，要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首钢迎来快速发展期。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首钢产量在十几年间由10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降尘的情况也随之恶化，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是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当时，在石景山的白庙村环保观测点，能看见附近居民房玻璃上贴着厚厚的塑料布，为的是防止灰尘刮进屋里去。夏天最热的时候，老百姓家的窗户都没法开，出门时必须戴着口罩。

事实上，早在1986年首钢产量只有150万吨时，就有专家发出过“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90年代后期更是发起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讨论，随后便是个漫长的论证过程。

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了823万吨，而厂区的降尘量也达到市区的29倍。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矛盾，有人提出把首钢迁出北京的建议。

1995年，首钢宣布，将钢产量限制在800万吨左右，并关闭了每年盈利一亿多的特钢公司和一些建在市内的重污染企业。此后，首钢每年从生产利润中拿出30％来治理污染。

1999年，首钢作出再次减产80万吨的决定，并通过高新科技改造，把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首钢的环境质量有了明显好转，到2001年首钢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加强环保，又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量。2002年，首钢的环保投入达到2.41亿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首钢当年利润的50%。

2001年7月申奥成功，首钢搬迁调整正式被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

首钢集团钢铁产业搬迁的方案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反复论证，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终于正式批复，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

利益的博弈

对首钢这样一个大型工业企业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态，除了几十年积淀下来的感情之外，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的巨大诱惑，无疑是所在地政府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首钢压缩产量前的2004年，集团上缴税收2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19亿元。首钢的销售收入贡献占到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

“首钢搬迁，的确将对北京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首钢总公司总经理王青海表示，“近年来首钢钢铁产业每年为北京市提供的工业增加值超过80亿元。首钢上交税收占到北京市财政收入的1/20。搬迁后，这部分工业增加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将转移到河北。而给北京留下的首钢其他产业、离退休职工以及内退职工，却需要花一定的人力物力来解决。”

同时，对任何一个地方来说，首钢都有一种无法拒绝的诱惑。

首钢要搬迁的消息一传出，这个中国的“污染大户”同时也是“利税大户”居然成了抢手货。河北、山东、内蒙古、辽宁、广西等多个省市积极努力，希望首钢能够迁到那里。

首钢最终确定搬迁到河北，是因为河北省矿产丰富，与北京总部距离最近。同时，首钢在河北就有很多投资，这包括在河北迁安已经年产200万吨规模的炼钢厂，在河北秦皇岛40万吨的板材厂，首钢到河北发展，可以利用原来的投资基础，整合其产业链。

所属地的变化，不只是因为首钢从北京搬到了河北，更在于地址变化引发的一系列更具体的变化，比如首钢的巨额税收缴在哪里。

巨型企业的搬迁，背后牵动的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利益。2003年，首钢200万吨钢联项目选址河北迁安。按照“属地纳税”原则，仅首钢一期200万吨钢联项目产生的税收将达7.1亿元，比2003年迁安市财政收入多0.5亿元，可谓“再造迁安”。

此后，在秦皇岛抚宁县，首钢一期“秦板”项目，预计税收超过5亿元，而2003年，抚宁县财政收入为3.5539亿元。这等于再造了“一个半抚宁”。

“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同样等于再造一个唐山。”谈及首钢之于唐山，唐山市的相关负责人显得很兴奋。笔者不断听到相关官员的议论，首钢搬迁后的地方税收不可能全部都给河北省。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明确表示，凡是从北京、天津转移到唐山的工业，税收都可按照一定比例“分享”，而GDP则可以全归原属地。渴望发展的京津冀腹地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重型工业由大城市转移出来。

然而税务专家却指出，京唐钢铁公司是首钢与唐钢共同出资所建的股份制企业，肯定应该执行“属地纳税”原则，即在企业所在地缴纳所得税。

“首钢占用我们的矿产，污染我们的环境，消耗我们的水资源，不可能与地方上没有一点关系，肯定要在税收上照顾当地。”河北省发改委一名官员说。对唐山而言，开矿和冶炼，难免加重当地的污染和环境的负担，如果把税收上缴到当地，也就为治理环境破坏提供了经济基础。

对税收究竟如何分配，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迟迟没有给外界一个公开的表态。

饶有意思的是，为补偿北京的“损失”，国务院批复的首钢搬迁方案中留了一个伏笔——“在顺义建设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首钢15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选址在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厂区总规划面积73.37万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为64亿元，预计年销售收入70亿元（不含税），计划2007年底前建成投产。项目设计年产量为150万吨冷轧薄板，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建筑、家电等行业。

至于曹妃甸新钢厂的税收归属问题，北京市的态度是明朗的。2005年3月7日，北京举行关于首钢搬迁的专题会议。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王岐山在会上明确表示，北京市将站在国家大局、北京市未来和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角度来正确对待和处理首钢搬迁的有关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对此的评价为：“对首都而言，财税收入可能减少很大部分，但换来的是更长远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是利大于弊的。”

首钢地产悬念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如果出现一块7.07平方公里的“空地”意味着什么？这块即将出现的“空地”就是首钢工业区。

首钢搬迁消息传出，首钢工业区的改造规划立即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新闻焦点。

3月2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一位负责人称，首钢搬迁后，已经通到首钢东门的西长安街延长线将被打通，直接通到门头沟，穿过首钢的区域基本定位为“中央办公区”。已有中央单位表示愿意搬迁，关于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的议论再次被引爆。

具体承担《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的北京市规划委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首钢搬迁后，工业区旧址的功能已初步定位为“城市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这意味着，首钢后时代的地产悬念初步破解，一旦《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实施，北京西部将崛起一座承载工业文化特色和城市活力的功能区。

一座钢城从北京市区的谢幕，标志着一个城市特定历史时代的结束。首钢搬迁及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方向，是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一次功能反省和再定位，是工业区改造模式的全新探索。

面对首钢这种标志性企业，规划部门深入探索保护性开发的新型改造模式，让工业区改造兼得社会、经济、文化、环保等多重效益。

首先是如何面对工业文化遗产的问题。有近90年历史的老工业企业，每一段铁轨和每一间厂房，无形中都已成为北京近百年工业史的见证。北京市规划委的专家告诉笔者：“首钢搬迁之后，北京工业发展的这段历史要保留下来，不能成为城市的一段空白。”

在国外，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已成为一种潮流。如作为德国工业标志的鲁尔地区，其许多工业建筑和设施在停产之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变成一个休闲旅游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基地。

2006年4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市召开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首次提出将工业设施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

“事实上，我们在停产拆迁的过程中，已经对具有文物价值的厂房和设备采取了保护性措施。”首钢董事长朱继民表示，首钢和北京市规划部门已经委托清华大学组成专门的专家组，在厂区内进行摸底调研，并将需要保护或保留的工业遗产项目一一列出清单。如一座在建厂初期便存在的办公楼和一台产于上个世纪初的德国西门子设备，是其中两个颇具代表性的“工业古董”。

其次，对首钢的改造规划体现出节约型社会的特点。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说一些厂房，如果拆掉，不仅产生大量工业垃圾，而且造成事实上的浪费。有些厂房完全可以被重新利用，注入新的功能，如可以将厂房改造成创意园区、拍摄基地等。

同时，北京市规划委会同相关部门，就《国内外工业区改造与更新案例研究》《首钢工业区现状资源调查及其保护利用研究》《首钢工业区新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首钢地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调查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研究》《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水体景观恢复和水资源配置研究》等相关子专题展开深入研究论证。

相关专家认为，在对工业文化遗产情况、现有资源情况、污染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北京市规划部门给出的首钢工业区旧址的功能定位是符合实际的，也体现了全新的企业搬迁改造理念。

北京市规划委副总规划师温宗勇说，该规划的研究范围是在首钢主厂区用地 707公顷的基础上扩大为856公顷，制定了实现地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协调统一、均衡发展的规划目标。规划充分听取了规划、经济、交通、环保、文物等相关领域国家级专家组意见。

探索中也出现多种难题。如由于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工业文化遗产的标准及相应立法，对工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成为最棘手的难题。北京市规划部门介绍，此类难题的处理方式上，都是采取专家反复论证的方式，反复听取专家意见再决定取舍，力求留下遗产不留遗憾。

从首钢工业区改造的两大功能定位“城市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来看，就足以给人们以充分的想象空间。而在一座“钢城”旧址上建设一座新城，同样让人们产生多种创意设想。

“如果老厂房的租金不是太贵，我就去搞个工作室什么的。”艺术家王强说。空间是硬道理，首钢工业区里面无数的厂房，都可以改造成艺术空间。在北京大山子，不少艺术工作者都表达了他们的这一想法。

而2006年8月，北京市科委和石景山区政府牵头立项《利用首钢工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对策研究》课题，研究2010年首钢整体搬迁完成后，在此建立创意产业基地的具体问题。这一课题将理清首钢搬迁后工厂、仓库、铁路、大型冶炼设备的布局、面积大小等资料，同时针对不同地块，列出适宜发展的创意产业细分行业。通过规划，将充分释放首钢搬迁后的水、电、人力、铁路、旅游等资源。

石景山区一位负责人告诉笔者，首钢旧址内有望建起一个创意产业“梦工厂”，并准备把它转型成一个文化产业园区。此前，石景山已经上马“喜莱坞”新媒体制作基地，希望将这个花费3.5亿元的项目打造成“中国好莱坞”。

“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这在全世界有许多先例。”石景山区科委副主任、北京数字娱乐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办常务副主任王亚迅告诉本刊记者，首钢既然有了这么好的硬件，软件可以慢慢建设。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北京已处在后工业时代，传统工业的退出，将带给城市一个充满创意活力、有着丰富历史记忆、承载多种城市新功能的全新区域，将会把其发展历程中的历史截面尽量保留下来，这也是我们留给子孙的一笔财富。”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说。

从黑色冶金到绿色冶金

20世纪70年代，颐和园的领导带着一群青年人在首钢参观，通过首钢厂区的烟熏粉呛和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对比，教育他们要爱岗敬业；2007年春天，上万株月季竞相开放，北京市民扶老携幼漫步在首钢厂区。

为了迎接2008年绿色奥运，为了增加首都的蓝天和绿地，首钢，这个有着80年悠久历史的老企业，在搬迁调整中兑现了向社会的承诺。

据首钢董事长朱继民介绍，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的批复》,2007年底首钢必须完成压缩400万吨钢铁生产能力，2010年底北京石景山区冶炼、热轧能力全部停产。届时，首钢粉尘排放总量将减少到20吨，烟尘排放总量减少到31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到55吨，将从根本上消除污染。

搬迁调整的大幕在2005年拉开，尽管当时的钢铁市场一路飘红，6月30日首钢历史上第一座大型高炉仍准时停产了，它每年可产生铁90余万吨。一群老工人围着高炉久久不肯离开，老刘师傅说：“我的生命早就融进了火红的铁水，进厂30多年，陪伴高炉的时间比陪伴老婆的时间多，但为了北京的蓝天，我们支持。”

五号高炉的停产，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硫48吨，有组织粉尘排放100吨，无组织粉尘排放84吨。

2006年5月9日，世界上炉龄寿命最长的首钢二号焦炉停产，它42年来生产焦炭648万多吨，产出焦炉煤气26亿立方米，曾为北京市民生活提供了优质能源。它的停产将为首都每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0.24吨、烟尘排放量4.05吨、粉尘排放量189.056吨。

“压产只是第一步。”首钢环保处唐丹平说：“在搬迁和结构调整期间，首钢仍继续加大北京地区必要的环境治理投入，以确保环境质量得到稳定改善。2005年至今，首钢共计投入环境治理资金2.2亿元，完成治理项目36项。2006年与2004年相比，首钢烟尘排放总量降低了14.83％，粉尘排放总量降低了14.68％，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降低了4.23％。”

为治理大气污染，首钢先后完成了三号高炉、四号高炉除尘器改造，三炼钢厂系统除尘改造等项目，减少了烟粉尘有组织排放；采用法国脱硫除尘工艺治理电力厂燃煤锅炉，年削减二氧化硫排放 2260吨、烟尘84.5吨； 密封了二炼钢厂厂房，彻底解决了厂房冒烟问题；完成了炼铁厂运焦线除尘治理，年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量230吨。

为提高水利用率，首钢投资1590万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外排水回收项目，使吨钢耗新水下降到3.8立方米，达到国内外行业先进水平；并完成了耐火厂污水处理站改造，处理后的水用于生产冷却、厂内绿化；既减少了水污染物排放，又节约了水资源。

首钢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要求为标准，提出了绿色首钢的理念，把环保治理与厂区绿化美化相结合，使首钢从“工厂中有花园”变成了“花园中有工厂”，生态资源日益丰富。首钢绿化覆盖率连续5年年均递增1%，目前厂区绿化面积已达到192万平方米，完成新扩建绿地面积103.712万平方米，可绿化率实现了100%。每年5月，首钢人举办的月季园赏花会，吸引数万北京市民前来游园，说首钢的变化日新月异一点儿也不过分。

首钢生态环境的治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冯重北说：“前几年谁也不愿意住石景山，首钢搬迁和生态环境的治理，让我们这里也成了鸟语花香的宝地，房价两年内翻了2番，还要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现在大家是争着到石景山来啊！”

据唐丹平介绍，随着北京地区压缩钢产量以及实施的环境治理措施发挥作用，到2008年首钢粉尘排放总量减少到1604吨，烟尘排放总量减少到976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到2622吨。分别比2005年下降50.14%、32.18%和36.91%。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首钢技术经济指标得到大幅度提升。吨钢综合能耗从1129.9千克下降到2004年的760.8千克；吨钢新水耗量由1995年的13.83吨下降到2004年的5.38吨，降低了一半多。在钢产量基本持平的情况下，首钢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大幅削减，吨钢烟粉尘排放量由1995年的3.78千克下降到2004年的0.73千克，降低了80.69% ；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995年的4.99千克下降到1.05千克，降低了78.96%，吨钢各项污染物排放量水平位居冶金行业前列。

首钢正式迁至新家“曹妃甸”后，会不会破坏那里的生态，带来严重的污染？

环保产业事业部总工程师廖洪强说，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2010年首钢将搬迁到河北唐山曹妃甸地区，这并不是简单的把污染迁出北京，而是要建设一个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一代钢铁厂，成为具有21世纪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循环经济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基地。

曹妃甸钢铁基地总设计师张福明说：“未来的产品是精品钢材，今后可以满足汽车制造的需求，可以替代进口的产品。新钢厂完全是按照国际上最先进的污染物控制的指标来设计的。所以大家所担心的污染问题，在这个地方不会存在。”

曹妃甸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薛渤说：“在循环经济工业区的整体产业框架中，我们不放掉一缕烟气，不丢弃一块废渣，不丢弃一滴废水。”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说，在实现循环经济“企业内部”小循环的基础上，曹妃甸钢铁厂还要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大循环，实现资源共享。曹妃甸钢铁厂高炉水渣可直接用于社会水泥厂作为水泥原料使用。焦炉设计配套废塑料添加系统，具备消纳社会废塑料功能，按吨煤1.5%添加废塑料，每年可消纳社会废塑料约7.5万吨。焦化生产的硫铵、焦油等，可为社会提供优质化工原料。

搬迁人才挑战

2007年7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帮助首钢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关键岗位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的人才实行谈判工资，年薪24万元以上，购买商品房者可一次性发放房贴30万元，符合条件的办理北京户口……

由发改委牵头为一个企业招聘，在中国尚属首次。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这体现出中央对首钢搬迁调整的高度重视。此前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如宝钢的筹建，大多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从全国各地抽调人才，这次面对国内外公开招聘，就是希望通过市场方式吸引人才流动。”

在北京石景山区，钢铁冶炼正在逐步退出；在河北曹妃甸，首钢新基地已经奠基。这一退一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转移问题。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被赋予这样的内涵：集国内外高端设备、高端产品、循环经济于一身，成为代表国家竞争力的项目。职工素质无法适应。首钢停产后，旧址要发展软产业，几十年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需要重新选择职业，用职工的话说：叫做离开熟悉的高炉，进入陌生的高楼，放下硬钢铁，拿起软文化。

周末，首钢培训中心报告厅，来自日本的板材专家，正在进行“板材生产技术与管理系列”讲座。公司董事长朱继民和其他领导都坐在前排，认真做着笔记，报告厅鸦雀无声。这样的学习在首钢领导层已经形成制度。

已经是下班时间，首钢第二炼钢厂的班组休息室里，脱下工装的工人们坐到电脑前，专心地学习炼钢主流程数字化管理、ERP之类新名词，对于工人来说，这样的学习也成了习惯。

学习正在成为这个处在大搬迁、大调整中的特大型企业新生的起点。朱继民说，首钢搬迁调整中，最严峻的考验就是人的问题。首钢在全国各地共有 13.4万职工，其中北京地区集中了8.3万人。人员的安置是首钢搬迁的最关键环节。概括说就是“人怎么办？人怎么干？”

提高素质，培育新的技能，成为首钢新生的基础、职工新生的需要，更是这个以为国家分忧为己任的国企的历史责任。

2005年3月，搬迁方案批复不到一个月，首钢党委印发了《关于创建学习型企业的指导意见》，对全面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综合素质作了系统部署，工人们俗称为“大提素”。这是首钢有史以来最广泛也是最自觉的一次“提素”。

“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学习生活化”，这是首钢矿业公司电工赵新民对“大提素”的理解和感受。他说：在“大提素”中，出现了许多不同工种工人组成的学习团队，结合工作自选课题、自编教材、自主攻关。他发起的“赵新民学习室”，6个人里有电工、钳工、焊工，大家在学习中互相启发、共同攻关，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享受到成功的快乐，“进行了十几项技术革新，光矿车排烟道改造一项，每年就节约10万元！”而首钢第一炼铁厂，则从规范化、精细化和最优化的角度，在全厂开展提升执行力的学习。在创新高炉操作控制上下功夫，一项改革就节约焦炭82882吨，创造效益2575万元。

在“大提素”中，首钢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培训人才。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办了钢铁产业和建筑产业高级工商管理研修班，培养高级管理人员。总公司领导、下属公司的书记、经理都是学员；对专业技术人员，与韩国浦项、欧洲奥钢联等大企业以及高校合作，举办专项技术研究生班、专业培训班；对技师、高级技工开展选拔和专项培训，为结构调整后的新项目进行人员储备。

2006年是首钢值得骄傲的一年。经过3年的全员“提素”，技术经济指标在全国同行业可比的37项中，首钢有25项进入全国前5名，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效益增长的同时，一批掌握新技术的职工也迅速成长起来。

首钢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是重大难点问题之一，难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分流安置总量较大，2005～2010 年共需分流安置富余人员6.47万人；二是年龄结构偏大，技能单一，转岗和再就业存在一定难度；三是从压产到全面停产，时间较为集中；四是区域相对集中，职工居住地主要集中在石景山区，再就业受到一定局限。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已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首钢富余人员分流安置的工作力度。北京市有关部门每年向首钢推荐1700个硬件条件适合的就业岗位，以协助首钢安置富余人员。近三年，北京市财政已累计向首钢拨付富余人员分流安置资金6.89亿元。

首钢把人员安置分成几种流向：一是钢铁企业本身；二是首钢自身的非钢产业；三是围绕曹妃甸等新钢铁基地的服务行业；四是首钢搬迁后原址上发展创意产业和服务产业。此外，职工可以自主就业。其中，非钢企业是分流的主渠道。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首钢的非钢产业占到一半以上，北京地区的非钢企业近 100家，这些企业涉及建筑施工、设计、电子、房地产等。通过改制，增强竞争力，吸纳首钢富余人员转产，成为首钢搬迁后总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首钢搬迁调整中一个重大战略。

演练成精兵留下来，培养成强将走出去，首钢把培训职工新能力细化到每个人。

今年37岁的马小明原是首钢第一炼钢厂职工，企业停产后，面临着新的选择。经过竞聘，马小明转岗到首钢新建的彩色涂层钢板厂。走上新岗位，他有针对性地学习专业技术。经过3个月培训，合格上岗了，并通过了电工技师的资格考试。

2005年6月，首钢设立了“首钢总公司安置富余人员创业基金”，对为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兴办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发项目等给予扶持。目前，已经有8家企业使用创业基金850万元。首钢还在北京地区组建21家劳务派遣企业，积极为职工走向社会搭建桥梁。

两年来首钢通过多种渠道共安置富余人员13179人，首钢北京地区净减少7000人。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说到首钢的搬迁和首钢人的发展的关系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职工要与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水平高了，个人水平也要高；企业发展了，个人要有价值；企业打造了舞台，个人要有能力。”搬迁正在打造新首钢，也在培育新首钢人。

篇4：首钢历史沿革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占有炼厂，将其改组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兴中公司下属的“石景山制铁所”。日本当局从其国内搬迁二手设备，调用1000余名技术人员，并驻军2000余人，强迫大批中国战俘和农民服苦役。1938年11月，高炉投产出铁。同年，兴中公司改组为“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成为侵略者掠夺华北资源的中枢。此后，日商分别于是年、1939年、1940年在北平先后组建浅香铁工厂、久保田铁工厂、锻造株式会社，并控制了中华汽炉行，将其改建为中华铁工厂。至此，北平共有5家钢铁企业，全部被日方控制，生产战争急需的钢铁制品。1942年，“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合资成立“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继续从日本和华南迁建生产装置，把石景山制铁所建成华北的炼铁基地。侵略者强制推行野蛮生产，仅1944年3月，“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即发生工伤事故31812起，大批劳工伤亡。工人奋起罢工，破坏设备，并打死了日本工头。抗日战争期间，该厂累计产铁25万吨。至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侵略者将高炉铸死，使工厂瘫痪。

抗日战争胜利时，北平的钢铁企业全部处于停产状态。194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接收石景山制铁所，改名石景山钢铁厂（以下简称石钢），北平另外4家钢铁企业也相继被政府接收。锻造株式会社被改建为北平第二修械所，脱离了钢铁行业；1946年，久保田铁工厂并入石钢；1947年，政府将浅香铁工厂拍卖，由新业主改组为建国制铁总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收取赎金后将中华铁工厂发还原业主。是年，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成立华北钢铁公司，管理石钢、宣化铁矿、天津炼钢厂、唐山制钢厂，着手恢复石钢的生产。1948年初，该厂一座高炉出铁，当年产铁3.6万吨。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政府急令石钢南迁。该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组织工人开展“反南迁，迎解放”的护厂斗争，使工厂较完整地得以保存。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二兵团143师解放石景山。该行业历经30年磨难，终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北平解放后，石钢职工焕发出极大的热情，捐献器材，抢修设备，该厂于1949年6月恢复生产。建国制铁总厂、中华铁工厂也先后复工。1949年8月，石钢改属中央金属工业处，11月又改属重工业部领导。同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没收中华铁工厂的日伪资产，改名汽炉制造厂（1952年又改组为暖气材料厂）。在迅速恢复生产的同时，首都钢铁工业的发展和职工生活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毛泽东主席1951年亲自给石钢复信，安排解决钢铁工人收入较低的问题。到1952年底，北京黑色冶金工业全面恢复，石灰石开采、烧结、炼焦、炼铁、铸造、轧钢设备全部投产。3年内，石钢实现了自1919年建厂30年未完成的目标，达到并超过了设计生产能力，年产生铁34.4万吨。

1953年，石钢的高炉发生重大事故，暴露出诸多生产管理漏洞。北京黑色冶金行业引进苏联的管理经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技术规程，开始实行专业管理。

从1955年开始，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北京市将一批与钢铁生产相关的中、小型企业合并重组。1956年，北京市暖气材料厂的侧吹小转炉、电弧炉投产，结束了北京不生产商品钢的历史。1958年5月，石景山钢铁厂开始扩建，并于当年改组为石景山钢铁公司。是年，北京市成立冶金工业局，管理地方冶金企业。北京地区初步形成由石景山钢铁公司和冶金局所属地方企业构成的黑色冶金产业。

“大跃进”开始后，北京市贯彻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动员70万人大炼钢铁。除冶金系统的企业外，中央在京单位、各区县及人民公社筹建了几十家小厂矿，建设小高炉1625座，小转炉2106座，炒钢炉1.7万座。是年，北京共生产生铁48.5万吨，钢12万吨，钢材5.2万吨，产量猛增。该时期奠定了北京的炼钢生产基础，但土炉生产的钢铁质量低劣，原材料供应也十分紧张，一度从海南岛调运矿石，产品成本上升，效益低下。1959年，石钢开始在河北迁安建设大石河铁矿。建设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仅用一年即奇迹般地完成了主体工程，并于1960年9月投产出矿。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北京扩大钢铁生产规模，片面追求高产量，战线拉长，投资过大，一部分项目不配套。为了完成高指标，企业拼设备，拼人力，开展“夺钢大战” ，付出了沉重代价，产品成本上升，质量下降，全行业出现严重亏损。同期，苏联专家撤离，使石钢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工程连轧机组的建设被迫中断。

1961年，全国经济战线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针对“大跃进”引发、暴露的问题，冶金部、北京市对该行业进行调整。石钢停缓建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和大型轧钢厂；小高炉、小轧机停产；厂级单位从24个减为17个；职工在3年内从5.6万人减至2.5万人。北京市冶金局也将管内企业适度“关停并转”，保留13个厂，以品种、质量、新材料研制为重心，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经过两年调整，北京黑色冶金行业于1963年扭亏为盈。1964年12月，中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在石钢建成投产；石钢自主开发并在国内外率先应用高炉喷吹煤粉技术，高炉利用系数、入炉焦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65年，北京黑色冶金工业生产精矿粉51.5万吨，生铁115万吨，钢32万吨，钢材44万吨，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是年11月，市冶金局改组为北京冶金工业公司。

1966年，石景山钢铁公司改名为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北京冶金工业公司改为北京市冶金工业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无政府主义泛滥，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被破坏，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68年，首钢的炼钢系统因铁路运输受阻停产8个月。规章制度废弛，连年积累的各种隐患于1971年爆发，连续发生重大设备、质量、安全事故。周恩来总理对此作出批示，该公司随即开展“查思想、查责任、查安全、查制度”的整顿性管理活动，重新建立部分制度，生产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

1972年，首钢改由北京市主管并与冶金局合并，身为企业，同时担负北京市对冶金行业的管理职能，管理北京地区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属行业的56个厂级单位。1977年，北京市恢复冶金工业局，北京黑色冶金工业再次分立成首钢、冶金局两个系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黑色冶金行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78年，首钢跻身于国内八大重点钢铁企业之一，管理40个厂，职工7.1万人；冶金局管理22个黑色冶金企业，职工3.5万人。全行业年产精矿粉330万吨，生铁245万吨，钢179万吨，钢材117万吨，实现利润3亿元。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十几年间明显地拉大了差距，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品种单一、污染严重，亟需进行全面的改造。

1979年，首钢被国家确定为改革试点企业。1981年，首钢开始实行利润包干，在国家指令减产9％的情况下实现了减产增收。翌年，技术改造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企业自筹。1983年，北京市撤销冶金局，其所辖黑色冶金单位全部并入首钢。至此，北京的钢铁工业整合为一家企业。该公司利用承包积累的资金完成了对烧结厂等炼铁系统主要工序的改造和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原北京第一、第三轧钢厂搬迁改造工程也相继动工。1984年，首钢初步建成计算机系统，迈出了信息化管理的第一步。该公司从1986年起，采取引进并改造国外二手设备、与外商合作制造、国内配套等方式对炼钢、轧钢系统进行改造。1988年，该公司实现了利润总额连续10年平均递增20 ％的目标，年产精矿粉605万吨、生铁336万吨、钢358万吨、钢材314万吨，环境保护、职工收入与福利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同时，开始以承包形式跨地区、跨行业兼并企业，建立中外合资企业，进行多元化、国际化经营的尝试。

1989年，首钢通过国家一级企业考评。1990年，该公司扩大出口，承揽海外工程，创汇额大幅增长，当年利税总额达30亿元，在国内名列前茅，生产经营涉及矿业、钢铁、机械、电子、建筑、海运等领域。1992年，首都钢铁公司改名为首钢总公司。同年5月，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鼓励干部职工“换脑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是年7月，国务院批准扩大首钢的投资立项、资金融通和外贸自主权，该公司随即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在海内外购并企业，扩张生产经营范围与规模，炼铁能力由30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综合生产规模进入国内前三位。

1993年，国内钢铁市场进一步开放，并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面对国家提出钢铁限产和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的形势，首钢在计划经济的巨大惯性作用下继续增产和扩大对外投资，1994年钢产量达823万吨，超过鞍钢居国内首位。按照其承包制统计口径折算，是年实现利润52亿元，但却造成锭、坯、材库存107万吨，占用了大量资金。同时，一些具有一定盲目性的投资项目使基本建设战线拉长，投资规模过大，职工人数也剧增至26万人，该行业出现资金严重短缺，周转十分困难的局面。在严峻的形势下，改制和调整迫在眉睫。

1995年，首钢总公司开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革，同时，以注重品种、质量、效益、环境为方针，清理投资项目，盘活存量资产，改外延式扩张为追求高质量、高效益、高增值的内涵式发展。1996年9月，首钢集团正式成立。1998年底，该集团有成员单位83个，成为生产经营与投资管理并举的大型集团化经济组织。是年，改制初见成效的首钢集团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钢材市场价格下跌的冲击，钢铁产业降低成本6.1％，消化了12亿元的减利因素，取得实现利税总额21.5亿元，利润9.4亿元的业绩。

1998年，北京地区黑色冶金工业（包括迁安矿区）拥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89家，资产总额411亿元，从业人员年均人数7.3万人。当年生产精矿粉511万吨，生铁751万吨，钢802万吨，钢材702万吨。在京钢铁企业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68.07亿元，销售总额167.34亿元，实现利税15.26亿元。

1999年1月9日，炼铁厂五号高炉于6∶15正式停风封炉，以落实国家经贸委和冶金局对首钢集团钢产量限产10%的安排。10月10日，炼铁厂五号高炉于1∶10送风恢复生产。7月28日 中国证监会批准“首钢股份”采用上网发行和对法人配售相结合方式发行股票。8月2日 经国家经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首钢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

11月26日，第三炼钢厂三号转炉停炉，经过385天运行，炉龄达到11377炉，打破了二号转炉10176炉的炉龄纪录。

2001年8月22日，焦化厂焦炉煤气净化处理项目顺利投产，首钢厂区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吨。

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企业排序，首钢股份位居第18名。本次评选共有9家钢铁企业进入前50名。评选是美国《财富》杂志与高盛证券合作，并从深圳、上海、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中，按照营业额评选出来的。

2002年６月，第一炼钢厂、第三炼钢厂合并为“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炼钢厂”。28日，首钢总公司批准在迁安矿山建设200万吨钢铁厂项目内部立项。７月25日首钢污水处理工程交付使用，最大日处理能力10.8万立米。其中70％回用，30％达标外排。11月30日，特钢公司50吨电炉全面停止生产。

2003年1月2日，首钢重大结构调整咨询会在红楼举行。２月18日，“推进首钢改革与发展座谈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会议室举行。

2004年8月4日9时18分迁钢一号焦炉正式出焦。9月2日，迁钢铁区、焦化区工程项目全面完工。经过12个月零26天，到8月31日，铁区、焦化区11个系统全面完工。10月９日，迁钢公司炼铁分厂高炉产出第一炉合格铁水。13日迁钢公司炼钢分厂转炉产出第一炉合格钢水。

2005年２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作出批复，原则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并同意在河北省唐山地区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作为首钢搬迁的载体。

2005年7月2日，总投资64亿元、产能150万吨的首钢冷轧薄板生产线在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奠基。

2005年7月7日，首钢总经理王青海向媒体宣布：其炼铁厂五号高炉已于6月30日上午8时正式熄火，光荣退役。这标志着首钢北京地区涉钢系统压产、搬迁的正式启动。

2005年10月22日，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宣告成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是首钢总公司联合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双方各占股份的51%和49%。

2005年12月底，曹妃甸两座25万吨级矿石码头竣工投产。

2006年2月中旬，“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钢铁厂项目可研评估论证会”召开。会议广泛听取有关院士、专家以及一线工作者对《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钢铁厂项目可研报告》的意见。

2006年3月上旬，曹妃甸建设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3月5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多处涉及曹妃甸。

2006年3月28日，曹妃甸钢铁围海造地一期工程全面竣工，比计划工期整整提前了5个月。曹妃甸钢铁围海造地工程一期工程造地11.95平方公里，围堤总长19971米，吹填量5486万立方米。工程自2005年3月正式开工，不仅开创了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吹填造地的先河，而且继曹妃甸25万吨级矿石码头工程之后，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曹妃甸速度”和“曹妃甸精神”。

2006年5月 9日 13 点整，首钢焦化厂二号焦炉正式停产退役。

2007年3月12日，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钢铁厂工程宣布正式开工。

篇5：首钢遭遇“地方割据”

对于首钢而言，今年1月13日，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的举行，宣告这座有90多年历史的钢城光荣退役，备受考验的首钢搬迁顺利完成。然而，地方政府施以首钢的考验却刚刚开始。

山西 “画地为牢”

3月中旬，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对外界证实，山西钢铁业的整合重组工作即将在今年夏天全面展开，根据目前正待山西省政府审批的《山西钢铁业整合规划方案》，今年山西钢铁业整合重组的兼并主体，将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首都钢铁集团担纲，山西省内近6000万吨钢铁产能将在太钢、首钢两家公司间分配。

在具体的方案中，太钢集团将整合太原、吕梁、临汾、运城4市的钢铁产能，首钢集团将整合长治、大同和晋城3市的钢铁产能。即山西省内近6000万吨钢铁产能将由太钢整合4500万吨产能，首钢整合1500万吨产能。

“实际上，山西省政府两三年前就已经明确了，首钢在山西将作为当地钢铁整合的主导方。当然，山西省政府是画地为牢的，但首钢依然认为给了自己发展余地。”原首钢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戴国庆对《英才》记者说。

然而，山西省政府这一规划只是落在纸面上的政府意志而已，这份规划于太原钢铁而言并非鼓励，对首钢而言，却是一份阻碍。

“山西省委省政府现在管不了太原钢铁。”吕梁市经委总工程师车振斌对《英才》记者说。在山西省政府的规划中，吕梁市的钢铁产能将由太原钢铁整合，但在他看来，作为兼并主体一方的太原钢铁并不想在整合中投入太多资金，“我们不愿意跟太钢干，我们是很有诚意的，结果太原钢铁没有诚意。”

在车振斌眼里，首钢控股长治钢铁才算得上是一起符合市场规律的并购。“首钢控股长治，是长治市政府和首钢谈的，如果是太原钢铁弄的会少很多钱，我估计谈不成。”

首钢对长治钢铁的并购发生在首钢搬迁期间。2009年8月8日，山西长治钢铁厂正式更名为“首钢长治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这一天，在太原市的迎泽宾馆，长治市市长张保与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分别代表合作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长治钢铁厂门口悬挂出巨幅的标语：“热烈祝贺长钢与首钢联合重组成功签约”。

“我估计首钢花钱不少，因为长治钢铁的设备都在改造，但长治市政府给了首钢一块煤田。”车振斌说。

首钢为这份控股权花掉的资金是5个亿，车振斌口中的煤田是长治钢铁与山西沁新集团合资组建的山西长沁煤业有限公司，在首钢并购之前，长钢已经拥有了一部分上游资源。很显然，重组长钢为首钢在山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现在，首钢提了这样一个战略，我们不盲目求大，而是要做强，提高产品的质量、附加值。”戴国庆如此解释首钢目前的战略，对于“画地为牢”的山西省政府，首钢表现的还是有几分乐观。

河北 防御式重组

作为首钢产能搬迁的最大省份，河北省对于省外大型钢铁集团的排斥尤为明显。

2007年5月，宝钢集团与邯郸钢铁以对等股权合资成立了邯宝钢铁公司。控股邯钢，渗透河北市场，逐步完善北上战略，这是宝钢的算盘。

然而，到了2008年6月11日，河北省宣布：经过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并经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整合唐钢集团、邯钢集团组建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次年3月，邯钢集团出资收购宝钢持有的邯宝钢铁50%的股权，宝钢正式退出邯宝公司。

“河北省的做法，我们称它是防御性重组，表现最明显的一个是邯钢对宝钢，一个是中信泰富退出石钢。”戴国庆说，这种省政府主导区域内钢铁企业重组的做法，在他看来很难判断对错：“商战中很多手法都是要用的，将来怎么发展还不知道呢。”

但就在去年，河北钢铁集团以“渐进式股权融合”模式先后联合重组省内12家民营钢企。据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透露，河北钢铁集团继续兼并重组的工作下一步肯定要进行，但具体计划和资金的安排不便对外界透露。

河北钢铁集团这般如火如荼的跑马圈地，对于未来彻底扎根河北省的首钢来说，其处境确实颇为尴尬，将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

现在看来，河北钢铁集团似乎很快就会把火烧到首钢身上，目标直指首钢新建工厂——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2005年10月9日在唐山市曹妃甸注册成立，承载着首钢建造临海钢厂的愿望。其中，首钢控股51%，唐钢持有49%的股权，双方协定共同开发曹妃甸精品钢材基地。

而河北省国资委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河北省国资委正在考虑控股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其讨价还价的砝码是曹妃甸港口的建设，如果首钢不放弃控股权，河北省将以黄骅港建设为重点，延缓乃至放弃曹妃甸港口建设。

但戴国庆对《英才》记者说他从未听过这一说法，在他看来，河北省很支持曹妃甸建设。“现在河北省政府起码来说对首钢还是支持的，希望首钢作为河北省钢铁企业整合主体之一。河北省肯定划定了几个大的集团，其中包括首钢，首钢在河北的存在是得到河北省领导大力支持的。”

首钢现在绝大部分产能都在河北，对于整合河北省区域内钢铁企业的强烈愿望，外界甚至有传闻首钢和河北钢铁联合重组，但戴国庆认为这一说法不可能实现，“首钢要合并河北钢铁集团，难度就太大了。而由于首钢在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占优，河北钢铁集团也很难合并首钢。这一个‘十二五’，首钢还会在河北独立存在。”

开明的南方省份

“首钢这两年的兼并重组在不断进行，肯定是需要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现在，南方的地方政府还比较开明，允许外省的大企业进入、整合。”戴国庆说。

戴国庆所说“开明”的地方政府指广西和广东，因为这两省的地方钢铁集团均有省外企业主导。例如成立于2008年9月的广西钢铁集团，其成立的基础就是广西国资委与武钢集团签订的《武钢与柳钢联合重组合同书》。根据《合同书》约定，武钢柳钢（集团）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钢集团以现金出资持有80%的股权。

在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初步批准宝钢集团在广东湛江建设钢铁项目，并要求宝钢集团与韶钢、广钢联合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共建湛江项目，由宝钢控股。三个月后，旨在建设湛江项目的平台——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宝钢集团宣布将以现金出资，持有广东钢铁集团80%的股份；而广东省国资委和广州市国资委则分别以韶钢集团、广钢集团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合并持股20%。

“可能南方的省份觉得自己很小，优势也不明显，希望有大企业参与整合。”戴国庆分析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首钢也积极加入了南方省份钢铁企业的并购。

现在，首钢集团在贵州省已有所斩获。2005年，首钢即与贵州省国资委签订《水钢股权划转协议》中，贵州省国资委将其所持有的水钢34.56%的股权无偿划转给首钢持有，首钢由此成为贵州省钢铁行业龙头老大的第一大股东。2008年12月12日，按照水钢临时股东会、第二次董事会决议，首钢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有水钢总股本的51.65%，实现了对水钢的控股。

能引入首钢，贵州省很满意。在交割之际，时任贵州省国资委主任、前水钢董事长王黎明就称，对于首钢采用无偿划转的方式进入水钢，贵州省委、省政府觉得此种方式有利于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加快贵州新型工业化的步伐。贵州省国资委虽然将85％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了首钢，但只要利于水钢的发展，水钢创造的税收就会更多，解决贵州的就业也就更多。

到了2009年8月12日，首钢又与贵钢成功联合重组，贵钢更名为“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