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精选5篇）

篇1：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议论文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先生并非专门的红学家，但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他却做了一件连专门的红学家都不曾考虑和尝试，因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情，这就是：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从而完成了节本《红楼梦》的叙订。

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是在1934年的春天。当时他居于上海，正与鲁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联”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而他自己的笔墨生涯也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场景为表现对象的系列小说次第展开，继长篇《子夜》之后，又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随笔和速写；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事业硕果不断，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编完成并出版，广有影响的“作家论”等理论评论文章频频问世。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茅盾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节本《红楼梦》的叙订？已知的直接缘由是因为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向茅盾提出了这方面的邀约，而张与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无法拒绝。至于张锡琛之所以选中茅盾承担节本《红楼梦》的叙订，除了因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具有非凡的艺术鉴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深知茅盾极为熟悉《红楼梦》。据钱君匀回忆，1926年的一天，张锡琛曾亲口对他和郑振铎讲过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事情。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以酒席相赌。他们在开明书店专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参加，趁着酒兴，由郑振铎点《红楼梦》的回目，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竞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以致让在场的众人十分惊讶，当然也由衷钦佩。（见《书衣集》）

当年的开明书店以出版青少年读物著称。该书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供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赞誉，且影响广泛，迄今仍在吸引读者和出版家，前些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和推荐。张锡琛诚邀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或许就是参照“国语读本”名家担纲为学子的经验与思路，所作的进一步的实验和拓展，其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学经典和文学写作技巧，社会文化论文《茅盾与节本《红楼梦《。关于这点，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自有交代。该文写道：“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可以去读原书，但是中学生诸君倘使想从《红楼梦》学一点文学的技巧，则此部节本虽然未能尽善，或许还有点用处。”

不过，张锡琛毕竟是书店老板，他积极策划出版节本《红楼梦》，似乎也不是全无商业考虑。史料证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销路尚好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二是标点翻印的古籍，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段。而节本《红楼梦》正好横跨这两类图书，或者说恰是这两类图书的交织物，它应当承载了出版者的市场期待和销售苦心。大约正是出于扩大发行的目的，《节本红楼梦》正式出版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绽：书名所使用的意在区别于原本《红楼梦》的标识性前缀，不是两度出现于茅盾《导言》的`名副其实的“节本”，而是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洁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饰，大约是为了告知市场：“这一部”《红楼梦》虽然描写了爱情，但文字是干净的，并没有“少年不宜”的内容，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殊不知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内行人都知道，《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练规范、诗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洁工作。这样一来，所谓“洁本”不仅显得无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变成了画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虚。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茅盾是怎样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还是在那篇《导言》中，茅盾很随意地写道：

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见亚东版《红楼梦》陈序）在下何敢僭称“名手”，但对于陈先生这个提议，却感到兴味，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

乍一看来，这段话仿佛告诉人们，在如何叙订节本《红楼梦》的问题上，茅盾不仅受到陈独秀观点的启发，而且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删节原则，即“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红楼梦》中的“琐屑故事”？茅盾未作进一步诠释，我们还是来看陈独秀当年的原话。

194月，时在广州执掌教政的陈独秀，应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之邀，为初版《红楼梦》写了一篇序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独秀首先对中国和西方小说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小说同样善述故事，那时小说和历史没有区别，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小说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同时将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给了历史；而中国小说虽然也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但却仍然承担着传布历史的责任，结果是“以小说而兼任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因此，陈独秀明言：“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底好现象。”接下来，陈独秀指出：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到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更多内容请访问：中国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篇2：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

茅盾先生并非专门的红学家，但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他却做了一件连专门的红学家都不曾考虑和尝试，因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情，这就是：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从而完成了节本《红楼梦》的叙订。

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是在1934年的春天。当时他居于上海，正与鲁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联”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而他自己的笔墨生涯也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场景为表现对象的系列小说次第展开，继长篇《子夜》之后，又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随笔和速写；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事业硕果不断，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编完成并出版，广有影响的“作家论”等理论评论文章频频问世。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茅盾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节本《红楼梦》的叙订？已知的直接缘由是因为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向茅盾提出了这方面的邀约，而张与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无法拒绝。至于张锡琛之所以选中茅盾承担节本《红楼梦》的叙订，除了因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具有非凡的艺术鉴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深知茅盾极为熟悉《红楼梦》。据钱君匀回忆，1926年的一天，张锡琛曾亲口对他和郑振铎讲过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事情。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以酒席相赌。他们在开明书店专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参加，趁着酒兴，由郑振铎点《红楼梦》的回目，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竞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以致让在场的众人十分惊讶，当然也由衷钦佩。（见《书衣集》）

当年的开明书店以出版青少年读物著称。该书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供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赞誉，且影响广泛，迄今仍在吸引读者和出版家，前些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和推荐。(范文网 )张锡琛诚邀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或许就是参照“国语读本”名家担纲为学子的经验与思路，所作的进一步的实验和拓展，其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学经典和文学写作技巧。关于这点，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自有交代。该文写道：“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可以去读原书，但是中学生诸君倘使想从《红楼梦》学一点文学的技巧，则此部节本虽然未能尽善，或许还有点用处。”

不过，张锡琛毕竟是书店老板，他积极策划出版节本《红楼梦》，似乎也不是全无商业考虑。史料证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销路尚好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二是标点翻印的古籍，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段。而节本《红楼梦》正好横跨这两类图书，或者说恰是这两类图书的交织物，它应当承载了出版者的市场期待和销售苦心。大约正是出于扩大发行的目的，《节本红楼梦》正式出版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绽：书名所使用的意在区别于原本《红楼梦》的标识性前缀，不是两度出现于茅盾《导言》的名副其实的“节本”，而是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洁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饰，大约是为了告知市场：“这一部”《红楼梦》虽然描写了爱情，但文字是干净的，并没有“少年不宜”的内容，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殊不知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内行人都知道，《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练规范、诗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洁工作。这样一来，所谓“洁本”不仅显得无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变成了画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虚。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茅盾是怎样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还是在那篇《导言》中，茅盾很随意地写道：

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见亚东版《红楼梦》陈序）在下何敢僭称“名手”，但对于陈先生这个提议，却感到兴味，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

乍一看来，这段话仿佛告诉人们，在如何叙订节本《红楼梦》的问题上，茅盾不仅受到陈独秀观点的启发，而且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删节原则，即“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红楼梦》中的“琐屑故事”？茅盾未作进一步诠释，我们还是来看陈独秀当年的原话。

1921年4月，时在广州执掌教政的陈独秀，应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之邀，为初版《红楼梦》写了一篇序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独秀首先对中国和西方小说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小说同样善述故事，那时小说和历史没有区别，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小说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同时将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给了历史；而中国小说虽然也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但却仍然承担着传布历史的责任，结果是“以小说而兼任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因此，陈独秀明言：“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底好现象。”接下来，陈独秀指出：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到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底《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

平心而论，陈独秀将如此这般的评价，置之于《红楼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是很可怀疑和挑剔的，至少它并不符合大多数人阅读《红楼梦》的感受和研究《红楼梦》的结果。事实上，一部《红楼梦》因为“干红一窟”、“大旨谈情”，也因为并“无大忠大贤，理朝政，治风俗的善政”，加之又无“朝代年纪可考”，所以很难说它善述历史故事。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即使以极宽泛的涉及大观园之外的社会和朝政作为划分标准，大约也只能举出“可卿丧事”、“元妃省亲”、“贾政外放”、贾雨村、北静王，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等数量不多的文字，何尝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而从序言的意脉看，陈独秀之所以挑剔《红楼梦》文史不分，故事可厌，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针对当时红学界流行的在书中找“本事”和“深义”的索隐之风。用论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忽略了个中差异：研究者在《红楼梦》中找历史，并不等于《红楼梦》本身确实填充了史实与史料。当然，在陈独秀笔下，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所谓“琐屑的故事”，指的是《红楼梦》中有关历史的描写。

此点即明，有一个问题随即值得我们关注和回味：茅盾的《导言》虽然表示认同陈独秀有关删削《红楼梦》的“提议”和原则，甚至将其说成是自己叙订节本《红楼梦》的一种由头和动力，但是，一旦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他并没有依照陈独秀的设想，删掉写历史的元素，留下写人情的部分，而是不声不响地做了另外的选择。关于这点，《导言》同样有具体的表述，即阐明了属于茅盾自己的“尽量删削”的三个标准：

第一，“灵通宝玉”、“木石姻缘”、“金玉姻缘”、“警幻仙境”等等神话，无非是曹雪芹的烟幕弹，而“太虚幻境”里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以及“红楼梦新曲”十二支等等“宿命论”，又是曹雪芹的逋逃薮，放在“写实精神”颇见浓厚的全书中，很不调和，论文章亦未见精彩，在下就大胆将它全部割去。

第二，大观园众姊妹结社吟诗，新年打灯谜，诸如此类“风雅”的故事，在全书中算得最乏味的章回……这一部分风雅胜事，现在也全部删去。

第三，贾宝玉挨打，是一大段文字，“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又是一大段文字，贾政放外任，门子舞弊，也是一大段文字，可是这几段文字其实平平，割去了也和全书故事的发展没有关系，现在就“尽量删削”了去。

总计前后删削，约占全书五分之二。既然删削过了，章回分解就不能依照原样，所以再一次大胆，重订章回，并改题了“回目”。

仔细分析和品味以上的“夫子白道”，我们不难发现，茅盾所列出的关于节本《红楼梦》删削原文的三个标准，其实体现了一种基本的、核心的向度，这就是：在保持全著构架完整的前提下，去除那些虚幻的、卖弄的成分，而突出其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显然，这与陈独秀所主张的将“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实际上是两个思路，因而也多有龃龉——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

应当看到，茅盾这样叙订节本《红楼梦》，是清晰地打上了个人的精神印记的。它很容易让人想起茅盾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审美观念，甚至想起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的自己的创作经验，“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庶几可以这样说，茅盾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打量、解读和删节《红楼梦》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过程，就是阐扬自己所主张的文学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的过程。记得曾有学界人士指出，在《红楼梦》的现代接受史上，有一股着力彰显其现实主义的特色与价值的潮流。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茅盾及其节本《红楼梦》，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原本是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元的存在，它的全部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是难以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来把握和概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可以通过现实主义视角走进《红楼梦》的世界，因为一部《红楼梦》毕竟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人情世态和前所未有的写实精神。从这一意义讲，茅盾的节本《红楼梦》终究是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版本。而事实上，这个版本也确实有其生命力。节本《红楼梦》于1935年7月正式出版，到1948年10月，已印到第四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0年代的香港伟青书店和1980年代的大陆宝文堂书店，均曾再版此书。其绝对的发行量尽管一时难以统计，但想来不会太少。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在节本《红楼梦》如何删削原文的问题上，茅盾既然并不真正认同陈独秀提出的原则，那么，他为何又要在《导言》中引用陈独秀的观点，以示呼应？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恐怕还要从《红楼梦》自身来找。早在清代乾嘉年间，《红楼梦》已是“人家案头必有一本”，以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说。“五四”运动中，虽然传统文化颇受冲击，但《红楼梦》凭借流畅的

篇3：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一、女性形象的塑造

有学者说过“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是以《红楼梦》为创作原型的”, 这一点, 在茅盾的作品中的体现就十分明显。其表现有二:一是女强男弱、女美男丑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学人给出了论述, 并以作品为例做了充分的分析。他们普遍认为茅盾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多是崇高美丽的, 男人多是软弱无能的, “每当涉笔这类女性的时候, 语言的活泼与畅达, 形象的生动与鲜亮, 远非男性之可比”, 这该是对《红楼梦》中“女儿是水作的骨肉, 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见了男子, 便觉浊臭逼人”的另一种完美诠释吧。二是女性性格的塑造。刘锋杰认为“把握动与静的对照以塑造女性形象, 是《红楼梦》之不可忽略的形象营构原则之一”, 而“与《红楼梦》女性观相近的茅盾”正是接受了这一影响, 他的第一部创作《蚀》为此提供了这方面最恰切的例证。陆文采和王建中的《时代女性论稿》一书中也认为, 章秋柳拒绝曹志方求爱的豪迈举动, “大有《红楼梦》里尤三姐面对贾府花花公子要将她引向欲壑的边缘时, 她一面拿风流公子嘲骂取笑, 一面又以肆意放纵然而爽气淋漓的语言, 使对方不敢欺侮的气概”。笔者以为陆、王的此番论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众学者的论述中, 刘锋杰的《< 红楼梦 > 对茅盾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梁桂的《论茅盾小说创作时代女性母题的成因》二文, 不仅指出了《红楼梦》影响了茅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还指出了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 大致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点:《红楼梦》的“现代精神和‘五四’时代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因而引起像茅盾这样的现代作家的共鸣”, 此其一;现当代的作家“面对家庭、婚姻和女性的时候, 很自然受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影响, 因为这类生活中的传统因素并未完全消失, 甚至可以说, 在某些方面, 依然十分强烈”, 此其二。从中可见, 学者们不仅能看到现象, 而且能通过现象认识到本质, 这对研究《红楼梦》对茅盾创作的影响来说是良好的发展趋势。

二、情节结构的借鉴

孙犁在《关于长篇小说》一文中曾说“我甚至猜想, 虽然《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人的创作, 但他身边一定有一两个, 甚至三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都具备高超的艺术见解, 每章每段地和他讨论, 出点子, 提意见, 改善补充。因为我实在惊叹, 象《红楼梦》这样宏伟的艺术结构, 实非一个人的才力所能达到”。如果我们联系曹雪芹的生平、交友来看, 孙犁的这一看法大致准确。

从结构上看, 《红楼梦》采用的是一树千枝型的网状结构, 其完整性与严密性更是“超过了《水浒》, 也超过了《金瓶梅》”。对此, 茅盾是极为赞赏的, 又怎么会不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呢?对此, 部分学者认为, 在茅盾的作品中, 最明显受到《红楼梦》影响的是《子夜》。如:刘焕林就说过,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运用的就是这种一树千枝的结构形式”, 除此之外, “在反应生活面广阔的短篇中, 也运用了这种结构形式, 《林家铺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项文泉对此也是赞同的 , 他将《子夜》与《红楼梦》作对比, 认为两者的开端, 均是“提纲挈领精巧伏线”, 而结尾“不仅都能照应开头, 故事完整, 而且对所有的伏线, 都能按照发展规律意义归结”。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受《红楼梦》影响最大的是《霜叶红似二月花》, 刘锋杰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认为“茅盾小说中唯一一部最为接近《红楼梦》的作品是《霜叶红似二月花》”, 因为它具有“以《红楼梦》之结构为结构的特点”。丁尔纲也曾表达过《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结构形式“颇近于《红楼梦》”的看法, 并认为《霜叶》交错发展的多线结构, 和《红楼梦》如同一胎。此外, 苏联的索罗金在《论 < 霜叶红似二月花 >》一文中提到:“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在许多地方显示出传统中国小说风格、结构方式上的影响, 显然, 这种影响来自于《红楼梦》”。由此可见, 学者们多认为在茅盾的作品中受《红楼梦》影响最多的就是《子夜》和《霜叶红似二月花》, 以这两部著作为例作论述的也最多。但, 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茅盾的其他作品中, 也能看到《红楼梦》的因子, 而这些作品在研究中却被忽视掉了, 这是今后在研究中应该予以重视的。

在情节上, 茅盾的创作对《红楼梦》也多有借鉴。李国华就认为, 《子夜》中吴荪甫、唐云山、王和甫、孙吉人四人的“同舟共济”有如《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曾家驹入吴府与林黛玉进贾府、吴老太爷到上海与刘姥姥到大观园等等均有着“绝妙的对应性”。笔者以为, 李先生的这些论述还是比较客观而细腻的。

三、艺术手法的承继

茅盾说过:“伟大的作家”, 在他的作品中“除了他独创的部分而外, 还凝结着他从前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提炼而得到的精髓”, 其所作确如所说。《红楼梦》的小说艺术, 可谓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茅盾在创作中就灵活地借鉴了若干手法, 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上。刘宏彬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简论 < 红楼梦 > 对 < 子夜 > 的影响》一文中指出, 茅盾的《子夜》对《红楼梦》的环境、心理描写手法, 讽刺手法 (描摹讽刺和心理描写讽刺) 以及群体素描艺术都有所借鉴, 并在文中有详尽的论述。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 目的就是为突出人物形象及性格。刘先生的这些提法都是极富见解性的, 亦是他人所未曾提及的, 可见刘先生思维之独到。

罗宗义对此也有相关论述, 他认为:茅盾作品中, 或因“主题的需要”, 或为“突出人物的个性”经常使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在人物出场时竭力渲染气氛以及用“小道具”的形式来编织故事, 表现人物等手法都是从《红楼梦》中借鉴而来的。他还提出“中国传统小说惯用‘一石多鸟’的手法”, 即通过一个事件, 以简单的笔法勾勒出若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如《红楼梦》里的“宝玉挨打”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篇章, 刘姥姥逗趣引起的不同人的种种笑态更是引用不烦的例证;而在《子夜》里不乏这样精彩的篇章, 即使短篇《林家铺子》也有相同的手法。还有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的有机结合, 往往通过重大事件、矛盾冲突、人物的语言行动进行正面刻画, 又通过其他人物的感觉和评判、心里和语言进行侧面烘托, 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

四、叙事模式的继承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 “《儒林外史》、《三国演义》主要属于社会政治和军事战争叙事, 而以家庭为中心进行叙事的却比较少”, 其中以《红楼梦》“为中国古典家庭叙事模式的集大成者”。这一叙事模式在茅盾的作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便是《霜叶红似二月花》。对此, 唐纪如就表示“《霜叶红似二月花》通过家庭的日常生活平凡的交谈, 从容地展开情节, 委婉地交代矛盾, 揭示人物性格, 这与《红楼梦》可谓异曲同工”。康燕也认为茅盾在创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时“一改从描述社会政治的动荡和金融、企业界的活动着眼的写法, 而是将重点放在平凡家庭的琐事上”是吸收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长处。除此之外, 康燕还提出了《红楼梦》和《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主题都具有多义性”的说法。如此新颖之见解与论述, 不难看出学者们那独特的审美艺术眼光。

五、写实主义的继承

刘焕林认为, 《红楼梦》的创作“严格遵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他“总是细致深微而又高度概括第反映出生活的真实面目”。而茅盾则把“这一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 并指出茅盾曾强调“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 反对“主观的向壁虚造”。所以, 在茅盾的作品中, “从《蚀》到《锻炼》10多部长篇和从《创造》到《春天》59篇短篇”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经笔者手头现有资料来看, 对茅盾继承《红楼梦》写实主义的手法有所论述的人并不多, 而众所周知, 茅盾是极为提倡写实主义的, 故而, 这一角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摘要：茅盾一生不仅著作丰富, 对中国古典文学也多有研究, 尤其是对《红楼梦》的喜爱程度自不必言;而茅盾创作中的《红楼梦》因子也是不言而喻的。总的看来, 茅盾在创作中对《红楼梦》的学习与借鉴可分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艺术手法的使用、叙事模式的模仿、写实主义的运用五方面入手。本文将对此作一爬梳整理, 并力争给予客观评述。

篇4：茅盾与茹志鹃

茅盾的一篇评论，挽救了一个作家，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百合花》发表时，茹志鹃的丈夫在南京部队被打成“右派”，开除军籍，开除党籍。所以，这对十八岁就参加新四军、二十二岁入党的年轻编辑茹志鹃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面对这样的政治蒙难，茹志鹃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掉入深渊，遑论一篇小说的发表与否，况且《百合花》也是经历了反复退稿才在《延河》上发表的。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恰恰是“大跃进”的开始，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文艺界也不例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给全国作家写信，发动全国的作家讨论文学工作如何实现“大跃进”，并且还组织讨论文学大跃进的条例草案，一派热气腾腾豪情万丈的局面！而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作家协会的主席，也不得不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这些会议，不得不布置传达中央大跃进的精神，甚至此后不久，还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大炼钢铁大会战，亲自上陣砸锅子烧铁水，参加大办钢铁这样的荒唐事。

不过，茅盾毕竟是茅盾，在一九五八年的春天，牢骚发过以后，依然努力在岗位上履行一个国家文化部长的职责：召开并参加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写应景的文章，还要读新出版的《林海雪原》等等长篇小说，写长篇文艺论文《夜读偶记》，同时还要阅读各地的文艺杂志，了解全国此时的文艺发展状况。所以，当茅盾读到《延河》文艺杂志一九五八年三月号上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时，眼睛一亮，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非常欣喜。他五月十二日读完《百合花》后，说，《百合花》“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茅盾在读过各地大量文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之后，专门写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详细分析了丁仁堂的《嫩江风雪》、申蔚的《洼地青春》、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绿岗的《忆》、管桦的《暴风雨之夜》和茹志鹃的《百合花》等等短篇小说。其中，茅盾用相当的篇幅分析肯定和高度赞扬《百合花》，认为《百合花》是“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的”。连用两个“最”字来肯定《百合花》的结构和节奏感。至于人物形象，茅盾也给予高度评价：《百合花》里的“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同时茅盾还充分肯定了茹志鹃《百合花》“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称赞《百合花》在创作方法上“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两个方面，“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他就嵌在我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当茹志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茅盾的这些评价，非常激动，说：自己这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成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的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茹志鹃的兴奋和决心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对前途一片茫然、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年轻编辑，在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得到著名文学家的充分肯定，能不激动吗？

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一个月后，应出版社要求，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及评论到的七个短篇小说编成一个小册子，由作家出版社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在这部书里面，编排上，茅盾格外青睐茹志鹃的《百合花》，作为殿后的小说，还写了《百合花附记》。看得出，小说《百合花》在茅盾心中的分量。但是，茅盾对当时茹志鹃看到他的评论时的激动和兴奋，却浑然不知，没有信息传递到茅盾那里。

一九六○年的秋天，茅盾因事到上海，茹志鹃所在的《文艺月报》社的领导叶以群告诉茹志鹃，茅盾先生来上海了，住在上海国际饭店，并专门安排茹志鹃去茅盾下榻的饭店见茅盾。第一次见到扶持自己的前辈，据茹志鹃自己回忆，当时自己兴奋得忘记了是哪个宾馆，而且见面后竟然没有话说，一路上想好的“诉说、讨教、感谢”，见了面，“最终，就连一句最普通的谢谢也没有说，就告别了”。这是当时茹志鹃见茅盾的一个真实场景。这里，茹志鹃回忆说是一九六○年的夏天，但是，笔者查了一九六○年的茅盾年谱，发现一九六○年，茅盾只有在去杭州迎接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第一书记普忒拉曼特先生时到过上海。具体说，茅盾于那年十月十九日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第二天他就坐火车到杭州;二十九日陪同客人又从杭州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几天，再回北京。离开上海时已经是十一月初了。所以，估计茹志鹃第一次见到茅盾，就是在这次公务出差期间。可惜在茅盾一九六○年的日记中，也没有记载。

两年以后，即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茅盾集中时间将全国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发表的上百篇小说读了一遍，以札记的形式写下了几万字的《读书杂记》。其中，茹志鹃又是十分幸运，她的《春暖时节》《澄河边上》《如愿》《三走严庄》《阿舒》《同志之间》等六篇短篇小说进入茅盾的视野，茅盾对茹志鹃的这六篇小说每篇都有精辟的点评。这让茹志鹃又一次沉浸在兴奋之中。茅盾评《春暖时节》，认为茹志鹃“写静兰（女主角）思想发展的过程很细致”，“特点在于细腻地刻画了女主角的思想发展而不借助于先使矛盾尖锐化，然后讲道理，说服、打通思想等等通常惯用的手法”，肯定茹志鹃突破公式化的写作痼疾，已经有了自己的清新的写作特色;对小说《澄河边上》，充分肯定“《澄河边上》写自然环境、故事发展，都紧密相扣，前后呼应，既写戎马仓皇，也写宜人风物;全篇节奏有起有伏：而这一切只用了七千余字，笔墨之精练即此可知”;对《如愿》，茅盾认为其中的主人公刻画得非常成功，出场时“有挺胸向前的气概”，在写作上有“爽朗凌厉”的感觉;对《三走严庄》，茅盾写了近千字的评论，认为“这篇小说的女主角是作者所写的女性中间最可爱也最可敬的一个”。茹志鹃“活画出一个娴静温柔但看得清、把得稳，时机到来时会破樊而出的一位青年妇女—收黎子”……我们知道，茅盾是描写时代女性形象的高手，塑造了一系列的现代女性形象。所以，茅盾的这些评论，自然给茹志鹃以极大的鼓舞。但是，茅盾对茹志鹃作品的这些评论包括对所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评论文字，已经为一些人所觊觎、关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些人开始寻找机会，找茅盾秋后算账。

一九六四年，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始风起云涌的一年，也是茅盾极为郁闷和无奈的一年。从茅盾一九六二年写完茹志鹃等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评论之后，就开始纠结起来，动辄得咎，奉命出国参加会议，被说成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去大連开一个专业的小说创作会议，立刻被说成宣扬中间人物，反对英雄主义;一九六四年，茅盾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文艺界批判的对象。一九六四年九月，一份《关于茅盾的一些文艺观点》的内部报告材料中，收集、罗列了茅盾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之间对青年作家作品的评论观点，包括对茹志鹃作品的肯定和赞扬，变成了茅盾宣传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罪证，认为茅盾对“那些所谓描写日常生活、思想内容不深厚、时代气息不浓，或者属于所谓‘清淡’‘轻巧’，内容单薄的一类作品，则总是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极口赞扬”。认为茅盾“以这种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点，作为评价一切作品的标准”。一九六四年九月的这份报告，估计茅盾当时不会看到，但茅盾在上半年就已经明显感觉到这种不正常的气氛，所以他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写了《冰消春暖》的作品评论后，不再写评论文章，从此封笔十余年。

“文革”后，茅盾开始全身心地撰写回忆录。同时又活跃在中国的文坛上，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会议，过去多年没有联系的作家，也陆续联系上并且有了书信往来。所以，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八十多岁的茅盾又成了文坛忙人。“文革”以后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是热气腾腾，一种你追我赶的紧迫感弥漫在人们心头，茹志鹃的创作热情也同样十分高涨，创作了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又将自己多年创作的作品进行整理，编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集编好后，她想到曾经扶持过自己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茅盾先生，她想让茅盾为自己的这部小说集写个序并题写书名，留作纪念。一九八○年十月，茹志鹃给茅盾写了一封信，向茅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茅盾对茹志鹃的创作风格一向喜欢，而且印象深刻。所以，接到茹志鹃的信以后，茅盾立即在十一月九日回信：

志鹃同志：

来信读悉。我将勉力为您的短篇集写一篇序，并题书名。

来信所列各篇所发表的刊物名单，我想我这里大概都有。让我查一下，如有缺少，再请您补寄。

因为要读十几篇作品，然后能下笔写序，恐怕今年内写不成了。手头有回忆录写开了头 预计本月可以写完，然后再读您的作品，再写序（那倒一二天可成，主要是读作品花的时间多），大概要到明年一月内做完这些事。预先奉告，请勿着急。

匆匆即颂

健康

沈雁冰

十一月九日

当时的茅盾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回忆录的写作工程量非常大，此时回忆录的写作才只写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这里讲的回忆录“本月可以写完”，估计是其中的某一节。茹志鹃收到茅盾的信以后，非常感动，又立即回信：

沈先生：

回信敬悉，非常高兴。其实先生也不必每篇都看，给我写点嘱咐就可。我即将先生愿意为我写序，并题书名这一好消息，转去百花出版社，我想他们也会非常高兴的。

想到先生要花许多宝贵的时间来看拙作，内心甚感不安。时间放在明年一二月份都可以。

作品集内的一篇《三榜之前》是我给《人民文学》明年二月号女作家专辑写的，我当写信要他们把小样打出，即给先生送去。

谢谢了，太谢谢了。

祝

健康

茹志鹃

十一月十六日

然后，茅盾本来安排在一九八一年的一二月份完成的事，却在百忙中完成了。他将茹志鹃寄给他的十篇小说全部读了一遍，还像过去一样，为她的每篇小说写下了读书札记，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如对《家务事》，他认为写出了“文革”时的“虚伪做作”;《儿女情》中的人物如尤梅“性格鲜明”，四五千字的短篇却写得“波涛起伏”，充分肯定茹志鹃的写作手法之经济。其他如《剪辑错了故事》《一支古老的歌》《离不开你》《冰灯》《草原上的小路》等等，每篇都有介绍和点评，总共写了近五千字的读书札记。此时已经是一九八○年的隆冬季节。紧接着，茅盾又腾出手来，用诗的语言为茹志鹃的小说集写序。茅盾开篇写道：

如在暑天，火伞高张，居斗室者挥汗如雨，坐立不安，忽然乌云蔽日，而闷热更甚;俄而狂风大作，电雷交加，沛然下雨，终于是倾盆大雨，刹那之间，暑气全消。正是人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以为小说也有这样的。

又如静夜不眠，忽有箫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箫声如小儿女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这不是人人经常都有，但偶然会有的经验。我以为小说也有像这样的。

……

茅盾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序，是他为他人作品作序中不多见的。他称茹志鹃的小说“就像是静夜箫声”，同时认为：“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的，有回味的。”而茹志鹃的小说，就有这样的回味。这个序，茅盾写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说明茅盾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读了茹志鹃的十多篇小说，并且做了几千字的读书札记，写了文采斐然的序，又一次给予茹志鹃莫大的鼓励。当时茅盾为茹志鹃的小说集写好序后，又给茹志鹃写了一封信，连同写的序一起寄给她。至于他为写序而作的读书札记，茅盾生前没有发表，身后编入《茅盾全集》，才和世人见面。茅盾在信中说：

志鹃同志：

委写之序，已经写好，奉上，请斟酌能不能用。至于取其中一篇之名为书名，我以为《冰灯》寓意深远，《红外曲》则指“四化”，尤其是老干部钻研科学。究用哪一个，请你自己斟酌罷。匆匆 即颂，撰祺！

沈雁冰

十二月十五日

而茹志鹃收到茅盾如此高度评价的序言，自然十分欣喜，她立即给茅盾回信，表示感谢：

茅盾先生：

收到先生写的序，当即读了好几遍，鼓励多矣！我当作为一种鞭策，来努力达到先生所说的“静夜箫声”的意境。实在太感谢了。我当即奉出版社，并告诉他们先生所定的书的题名《冰灯》。《红外曲》是一篇报告文学，所以还是《冰灯》好。

天气骤冷，望先生多多保重。再次的感谢了。

致

敬礼

茹志鹃

十二月十五日

这里，茅盾来信的时间和茹志鹃回信的时间是同一天，为什么是在同一个时间？据茹志鹃回忆，她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收到茅盾“写的序文及亲笔回信”的。所以，可能是茅盾的回信日期落款在手稿上打了提前量的缘故。

篇5：乌镇与茅盾故居

“茅盾故居”就坐落在小镇的观前街十九号。1896年7月4日，茅盾诞生在故居楼上屋中，并在这里度过了十三个春秋。楼房后面，是块不大的园子。他曾多次在这里写作，1940年母亲去世后，茅盾再未回过故乡。如今的“茅盾故居”，再现了茅盾童年时代的原貌，其家塾、客堂、厨房、祖父母和父母的卧室，都是按当时样子布置的。故居存放了大量茅盾珍贵的书刊、照片、信件、题字等，其中包括茅盾13岁时写的作文和临终前最后的墨迹，分别在六个展室内展出。

“茅盾故居”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和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题写。走进展室，便可看到茅盾握笔沉思的半身铜像，出自著名雕塑家张充仁之手。茅盾与乌镇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文章中所倾吐的那样，“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故乡的一草一木，故乡的荣衰变迁，都时时刻刻萦绕在茅盾心中。只要重温一下《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名篇，弯曲的水网河道，勤劳朴实的“老通宝”……故乡的人与事、习与俗，都成了他创作的宝贵财富。 “解放后，故乡日新月异，喜报频传，每当我从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总想回去看看。”这是茅盾思念乌镇的由衷之言。可惜的是，四十年来一直未能如愿。尽管如此，他却始终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在他逝世前两个多月，当听到家乡乌镇新建电影院时，还抱病题写了“乌镇电影院”五个大字，成为留给故乡人民的最后墨迹……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句“书贵瘦硬方通神”，在文人书法中的“瘦硬”者，茅盾应该算是一家。茅盾的书法，结构严谨，用笔舒展雅致，虽入笔轻而线条细，但却细而不弱，线条非常秀挺而富有弹力。许多文章认为他是取自于宋徽宗的“瘦金体”。1979年，茅盾的老友施蛰存写信求字。茅盾先生对老朋友的请求自然不会拒绝，但在回信中说：“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董美人墓志》是隋代楷书中的精妙之作，其书布局缜密严谨，笔法精劲含蓄，秀逸疏朗。茅盾之书吸取了其华美坚挺，果然给人一种清朗爽劲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