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精选9篇）

篇1：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延续了几千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的最为可贵、理当珍视的东西。“经、典、繁、多”，人才辈出，流派纷呈，文辞闪烁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好诠释，历史的年轮记载了它的千年风骚，万种风情。从过去到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为现代社会的繁荣进步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那么，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歌，还是散文、戏曲、小说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因此，我国的古代文学对现代广告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为现代广告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现代广告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接下来，本文从古代文学的古诗词和戏曲两个方面举例说明下其对广告的影响：

古诗词对广告文案的影响

我们很清楚广告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载体，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随着中国广告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古代文学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日益增大, 表现在广告文案创作方面最典型的影响的即“诗词化”的广告文案出现：

古诗词在广告文案写作中用最少的文字表达出强有力的信息和最强烈的感情。不仅符合广告文案的特点，而且达到广告主要向顾客传播的广告信息的目的。这也是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如济南某广告公司的公交车车体广告，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为企业的广告宣传语。两句诗结构整齐，语句对称，言简意赅，意义鲜明。在短短的数十字中，优美的形式尽显其文辞、意境、情操之美。还有丰田汽车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更远更自由。改编一句诗歌，十分生动形象，吸引顾客的注意，既宣传了自己的产品，也表达了中国的深远问话。

广告借助古诗词语言将商品的具体价值诉求形象化，将抽象的消费理念具体物质化、人性化。从而取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达到最终的广告目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广告文案具有一种文学化的倾向,并通过古诗词的运用呈现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江铃牌载重汽车的广告文案“三十功名创传奇，八千里路驰江铃”就是套用岳飞的《满江红》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式，形象地说明了汽车历史悠久，行驶迅速的特点。

可以说，以诗词为载体的广告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软推销文案形式。诗词本身具有“音韵美、形式美、语言美、意境美”四大特征。因此，适合表现产品的文化韵味和附加价值，可塑造产品的美好形象，形成受众基于审美意义上的消费产生。中国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所传达的广告信息更为自然有效。

广告与我国特色文化诗词相结合，可以提高广告作品的文化品味，显示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不仅培养了消费者的情感认同，还弘扬了特色民族文化。当然，这种情况下引用古诗词要慎重考虑，不是任何一句古诗都可以用做广告语言，灵活运用也要注意产品和诗词的相关性。

中国戏曲对广告的影响

戏曲曲艺是中国独有的，包括戏曲、相声、评书、小品、快板等各种艺术形式，它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戏曲曲艺宝库给我们广告创意提供了新鲜的思路，也使得戏曲式广告在中国的土地上具备了蓬勃的生命力，不仅在内地，在港澳台地区，广告人也都显示出了对戏曲曲艺形式的浓厚兴趣。从产品特点来说，戏曲曲艺中的戏曲给广告带来了民族风格，尤其适合那些民族工业产品。

戏曲广告是运用戏曲唱腔、念白、配乐等形式传递广告信息的广告。中国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且门类众多，除了有国粹京剧之外，还有昆剧、越剧、黄梅戏等各个地方剧种。现今借助大众传媒，戏曲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和各省级卫视都开辟了戏曲节目。在这样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并喜欢上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形式。因此在广告中运用这种形式，可以博得特定人群的欢迎。而对那些并不熟悉戏曲的人群来说，戏曲形式的广告又很新鲜有趣，让创意显得与众不同。另外，戏曲中的音乐经过多年积累沉淀，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可以经过完善改造作为广告的背景音乐，给听众别有风味的广告听觉体验。在广告中运用戏曲元素，不能选择难度太大的唱腔或听众不熟悉的旋律，避免出现听众听不懂的现象。地方剧种的运用因此受到一定限制，但其可以运用在地方性产品上，拉近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戏曲的广告信息最好采用念而不采用唱，因为后者容易使人产生误听，并拉长广告时间。例如北京同仁堂的广告以京剧作为表现形式，以念白为主体，将广告信息充分传递出去。一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不仅道出了同仁堂的企业理念，更表现了同仁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背景音乐采用京剧配乐，营造出一份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与同仁堂的企业形象颇为契合。还有奥运会的公益广告，可口可乐的广告等等许多现代广告都运用过戏曲元素来做广告。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电影、电视剧、歌舞晚会等形式渐渐取代传统戏曲，占据了人们的大多数时间。但这并不味着传统戏曲形式就该退出历史，相反，戏曲形式丰富多彩，都曾经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休闲方式，它来自于民间，积累了很多优秀艺术元素。对于广告来说，如果能对这些元素善加运用，包括改造、变化，反而能让那些听惯了流行歌曲的耳朵感受不一样的听觉冲击。

其他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除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和戏曲对广告的影响外，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对广告有着不小的影响。比如，源于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被很多网络游戏的广告借用，使三国争霸的现代网络游戏被很多年轻人追捧。还有红楼梦中的“石头记”被商家拿来做了品牌名和广告语（“此物仅此一件，今生与你结缘”）。以及论语中的“上善若水”，也被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引用——“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广告承载着传播和营销的重大使命，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弘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同时我们要权衡利弊，让广告走的更远，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文化是广告文化生存的环境之一,广告创意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国际品牌的中国市场本土化传播的案例和国内优秀广告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丰富的内涵是广告创意的源泉。广告中运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增加广告的文化意境和底蕴，加强创意冲击力，增强文化感染力，提高广告表现的艺术水平，提升产品品位，增强市场竞争力。运用中国古代文学是提高广告创作水平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加强我国广告自主创新的途径之一。

姓名：林思华

班级：广升141广告班

篇2：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摘要：神话是远古时代人们借助想像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

中国古代神话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发展，内容丰富多彩，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篇3：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道家思想,作家,创作过程,文学作品

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宗,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道家在中国史上的时间不长, 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 但是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对中国都有影响, 下面我们来阐述道家思想是如何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

一、道家思想对作家的影响

一个作家, 当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 他必然会有意无意在作品中流露出来, 在言行中表现出来, 在审美情趣中反映出来。中国人不仅受儒家的影响, 比较讲求实际, 注重现实人生, 尊重常识, 同时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 胸襟开阔, 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 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 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 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 都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除了这些, 但是也要看到贵柔守雌, 以静制动, 以弱胜强,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人们在处于劣势时使用这些原则得以转危为安。用这些原则来治国, 用兵, 往往收到奇效, 这些传统来自道家。因此, 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对个人的影响。

伟大的诗人李白, 正是反映道家思想的杰出作家, 人们称他为“诗仙”, 他也以“谪仙人”自居。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李白诗歌有着狂放不羁, 肆意奔放的个人情感的浪漫主义精神。李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 于是他采取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 急切地追求着个人的自由和解脱。他在诗里高呼“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他青年时代写过一篇《大鹏赋》, 在这篇赋里, 他描写大鹏鸟“上摩苍苍, 下覆漫漫”, “斗转而天动, 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 雄无所争”。他说这只大鹏鸟不受任何羁绊, 自由地翱翔于宇宙之间。这种狂放不羁, 追求个人自由的精神, 在对山水的描写里表现的很突出。李白一生游历无数的名山大川, 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他的山水诗充分地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 也表现了对世俗生活的厌弃, 让人感到一种冲决束缚, 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热情, 这一点与道家的崇尚自然, 反对人为雕琢的审美观是相一致的。

笔者认为, 道家以其沉隐的思想, 让中国知识分子有种功成身退, 回归自然之势。这一方面使知识分子对待挫折有豁达之态, 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以埋没自己为憾。因此, 道家思想要对文学产生影响, 首先要让其创作者接受自身的文化思想, 才能将这种思想蕴含到文学中。

二、道家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形成也是具有卓越贡献的。后世文学家正是从道家思想中悟出了众多文学创作的方法和理论, 从而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关于艺术构思的“虚静”说

文学创作的“虚静”说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以陶钧文思, 贵在虚静, 疏五脏, 澡雪精神”, 《庄子》一书中关于文学创作的很多理论, 如“心斋”、“坐忘”等境界,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致虚静,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 这就要保持“虚”和“静”到极致, 这样才能心志专一, 排除外部世界的色彩, 音声、形象、气味的干扰, 使心灵呈现清明澄澈的境论, 达到与“道”沟通的理想精神境界。然后, 经文学家对创作过程的经验的总结与理解, 就形成了艺术构思的“虚静”理论。因此可以看出, 文学创作的“虚静”说源于老庄。

2、艺术创作的“物化”境界

“物化”的概念最早来自庄子, 庄周梦蝶时,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 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之物化。”后代的文学艺术家由此悟出创作中的物化境界, 也就是说,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 其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融合为一, 从而达到“物化的”境界。如苏轼认为要“心识其所以然”就必须进入“虚静”“物化”的精神状态, 只有这样的境界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 真正的对这个事物了然于心, 掌握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达到主体与客体完美的融合,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物化”。

3、对创作方法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古典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影响是很多人容易理解的, 因为庄子的作品中有着很明显的浪漫主义精神, 以至于闻一多先生说过, “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庄子所提倡的这种写作手法与艺术风格, 虽然是为他追求和向往的那种虚无境界服务的, 然而却给予浪漫主义的文艺创作以一定的启发。

但道家思想对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道家从创始人老子开始, 就一直反对“虚伪”的文风, 老子提出的“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善者不辨, 辨者不善。”已经公开亮出求真求实的要求。老庄认为朴素最美, 所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王争美。”这些都说明道家思想对“贵真”的追求, 对现实文学作品的影响, 同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 如李贽的“童心”说, 汤显祖的“世情”说, 公安竞陵派的“独抒性灵”说等, 这些都是受道家思想“贵真”思想的影响。

4、对艺术表现法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方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内容繁富, 如:虚实、形神、真假、情理、文质、情景、通变、风骨和辞采、法度与自然等等。道家对其中的诸多问题均有所涉及。如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虚与实之间的问题, 是直接从道家哲学的有无关系发展而来的, 老子最早对有与无的关系进行论述, 并且将“无”提高到主导的地位。《老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西汉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对其解释说“是故视之不见其行, 听之不闻其声, 循之不得其身, 无形而有形生焉, 无声而五音鸣焉, 无味而五味形焉, 无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于无, 实出于虚。”这里直接将有无与虚实联系起来。究其所自, 均出自道家思想。

三、道家思想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 第三方面, 笔者就谈谈道家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1、道家思想与先秦散文

先秦文学中, 《诗经》是早于道家产生时代的作品, 因此, 真正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先秦文学作品主要是诸子散文与出国文学。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各个学术思想竞相争流, 因此, 道家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多是文学体裁和语言上的影响, 思想上都各自保留自己的流派, 所以, 这里笔者重点谈论楚国文学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楚辞》中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地方随处可见。《天问》是一篇有关天-地-人之间问题的诗篇, 其结构与所探索的问题与《老子》有某种相似之处。《楚辞·远游》其总体思想显然是受庄子之影响, 希望摆脱黑暗社会的人身的羁绊, 寻求精神上的一种解脱。《离骚》中之神游大地, 虽最后又回到故乡, 但他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解脱, 想到神游, 这些都是道家思想中对自由的追求与渴望, 心灵不受羁绊的体现。

2、道家思想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两汉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是汉赋, 主要代表作是贾谊, 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作者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的, 因而有着更多的人生感慨, 最突出表现其道家思想的是《鵩鸟赋》, 从写法到思想我们都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响。赋作以寓言的形式, 写自己与鵩鸟的对话, 其中大段引用的是道家的哲学思想, 原本满腔热血为朝廷的兴盛出谋献策的贾谊, 因受排挤而“俟罪长沙”, 在悲苦和哀怨中他只能以道家思想来排遣忧闷, 寻求超脱, 寻求心灵的慰藉。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继承了道家思想崇尚自由、自然的传统, 在文学上摆脱了汉代儒学经学的桎梏。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渊明, 他深受道家自然人性论的影响, 并以之指导自己的言行。为此, 他写下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希望寻找到一块没有压迫和剥削, 人人平等自由, 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老、庄一直也在提“理想国”的建立, 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陶渊明笔下的一系列反映田园生活美好情景的作品, 如《归去来兮辞》、《饮酒》、《归园田居》等等, 这些作品的都是受到道家思想的热烈追捧而创作的。

3、道家思想与隋唐以后的文学

唐宋时期, 道家思想是得到统治阶级认可并提倡的, 唐代李氏皇朝将李耳作为自己的祖宗, 并封之为“太上玄元皇帝”, 令各州建观一所供奉。唐玄宗时又命令各家藏《老子》一本。因而可说是道家学说的大普及,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士人罕有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受到老、庄思想最深远的是诗仙李白, 前面我们谈道家思想对作家的影响时谈了李白, 尤其是他的《大鹏赋》受道家思想之深远。因此, 在这里就不在赘述。

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梅尧臣、黄庭坚等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甚。前面我们提到苏轼认为在艺术创作中要“心识其所以然”。在其作品中《日喻》中苏轼提出“水之道”。认为只有掌握水的规律, 才能在水中自由出没, 即使在激流中也能自由的游动。物形于心, “心识其所以然”, 这和庄子的庖丁解牛是一样的, 显然受到庄子深刻的影响。

元朝的建立, 蒙族统治者未能按照过去王朝的惯例笼络知识分子, 向来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元杂剧是元代的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我们所熟悉的八仙过海的一些人物, 如吕洞宾、铁拐李等, 主要是宣扬道教法术的居多, 主要是扩大道教影响的。

明清戏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高峰, 这时也涌现一批戏剧佳作, 受道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汤显祖, 他尤其强调要再戏剧中表现人的真情。而真情正是道家学说中倡导的自然纯真的思想, 用以反对虚伪造作的东西。同时, 在作品中, 汤显祖特别推崇天然之情趣, 杜丽娘厌恶封建礼教以及身心的禁锢, 大胆喊出“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这一句, 将汤显祖的道家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并且他的“四梦”《牡丹亭》、《邯郸记》、《紫钗记》、《南柯记》都是“因梦成戏”, 我们不得不说, 这与《庄子》喜欢以梦为寓言, 有几分相似之处。

由此可以看出, 道家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境遇下, 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也是如此, 本文仅仅是选取了不同时代很小的一个例子而已, 这也从侧面看出道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对作家、创作过程、作品都有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 永远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不管在国外还是国内, 道家思想都会在某个角落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任继愈.儒道两家思想在中国何以影响深远[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篇4：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文学 《红楼梦》 《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篇5：古代广告方式在文学作品中的存现

摘要 据史料记载，古代已开始使用实物广告、音响广告、标记广告、对联广告等多种形式。

本文作者发现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古代广告方式的记载，特分类研究之。

篇6：古代文学中对秋天的解读和诗歌

⊙悲愁、悲戚、悲郁、离愁、思乡、迟暮之感（万物凋零）

⊙（1）悲叹英雄迟暮，人生苦短。

例1：汉・刘彻（武帝）：“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2）游子思乡、闺妇怀人、离别之苦、思乡之情。

例1：王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例2：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例3：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例4：徐再思：“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例5：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3）豪迈、豪放、开朗、豁达、喜悦（天高、气爽、云淡）

例1：陆游的《秋声》：“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快鹰下鞲爪觜健，壮士抚剑精神生。我亦奋迅起衰病，唾手便有擒胡兴。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此诗却一反古人悲秋的情调，一开始就对秋天表示出莫大的热情。

例2：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诗中有秋的诗句

1．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观沧海)

2．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李峤：风)

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李绅：悯农)

4．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汉乐府-长歌行)

5．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

6．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刘禹锡：望洞庭)

7．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词)

8．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秋夕)

9．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

篇7：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篇8：试论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 说起女性题材, 我们不得不想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 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 但事实是,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 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 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 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 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 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 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 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 而且在小说中, 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 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 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 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 如:

《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 在她们身上, 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 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 追求幸福生活, 坚决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 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 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 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 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 情意绵绵, 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 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 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 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 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 驰骋疆场, 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 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 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 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 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 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 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 一进卧房, 便“当窗理云鬓, 对镜贴花黄”, 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 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 性格上也各具风采, 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 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 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 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 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男权当道的我国封建社会, 其实也不乏优秀的女性文学家, 其中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李清照是我国两宋之交的一位著名女词人, 她以才名于世, 并影响后世, 称誉百年。刘大杰说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这并非都是溢美之词, 有其充分理由的。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 最根本的的是要看她的作品。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 主要依凭于其出色的文学作品, 她的词引出了人们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李清照所作的词可以说是集情感、理想和文采于一体。她在词作中, 完美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语言, 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特点。她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 完全可以构成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著。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人学”, 它完全不同于思辨的科学, 文学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情感, 以及人与人之间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等, 李清照的词通过完美展示了女性情感世界, 构成了一部展示心灵历程描述人性变化的宏著, 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开创了婉约派词风的先河。她对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比起很多男性文学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女性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她们美好的形象成为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 促使女性文学的产生, 使我国古代文学更加精彩纷呈。而且, 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创作出的作品, 以其独有的特色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熠熠。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在中国以致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综观古代文学, 基本上以男性文学创作为主, 这与我国封建社会男子的主导地位有关。但是, 在男性塑造的文学形象中依然有着无数光辉的女性形象, 美女、奇女子依然是文学作品的素材之源。再加之李清照等才女的出现, 更是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关键词：女性,古代文学,影响

参考文献

[1]、韦国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回顾[J].柳州师专学报.2008 (03)

篇9：古代文学对广告的影响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藥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 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所以，在火药、火器刚刚出现时，产品不成熟，于安全性和实用性来讲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作战选择火器收效小，广泛应用得不偿失。且种类多并不代表数量多、参战次数多、应用广，故笔者认为”南宋军事上广泛使用火器“这一说法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