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的情境性

论道德的情境性（共7篇）

篇1：论道德的情境性

论道德的文明性问题

道德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道德除了具有理想性和崇高性外,更应该具有一种与人性紧密相连的本然性和自觉性.关注本然性和自觉性的道德才是一种文明的道德,它意味着三方面的认可,即道德是目的的而非理想的、是契约的而非政治的、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

作 者：李湘云  作者单位：中共无锡市委党校,江苏 无锡,214086 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 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年，卷(期)： 5(10) 分类号：B82 关键词：道德   文明   本然性  

 

篇2：论道德的情境性

论道德的力量

道德在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一个国家不仅要依法治国,还要以德治国,二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发展的任务.在我国,道德建设还有不足之处,所以要强化其发展过程.

作 者：何耀云 作者单位：呼伦贝尔学院马列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021008刊 名：呼伦贝尔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LUNBEIR COLLEGE年，卷(期)：11(3)分类号：B82关键词：道德力量 道德 道德水平道德教育 道德修养

篇3：康德论道德的起源

一、理性为自身订立道德法则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一个根本观点是:人是有理性的, 而且人的理性会为人自身建立法则, 不仅仅是知性知识的法则, 更重要的是道德知识的法则——道德法则。理性之所以会建立自身应当遵守的道德法则, 康德认为, 在于理性的真正能力是产生善良意志, 从而理性自身对道德有一种要求, 并且会去追求道德的完美性。[1]而且这种善良意志, 康德认为健康理智本身就具有, 无需教导。这表明, 理性本身就具有道德因素, 理性不仅仅是理论理性, 产生纯粹的知识, 而且也是实践理性, 道德理性, 从而产生道德诉求和道德法则。从这种意义上说, 理性是道德的起源。而且, 康德也认为, 人不仅仅是去服从道德法则, 道德规律, 而更根本的是人是道德法则的制定者, 创立者[2], 或者说, 理性为自身建立道德法则。因为, 人的道德真正体现在对道德法则的遵守中, 对道德法则的尊严认可和持守中。道德法则, 不应仅仅当作功利性的效果考量, 而更重要的是当作目的, 对其自身的尊严捍卫中, 来体现道德。从这种意义上说, 康德的道德观, 是一种道德尊严观, 一种把道德当作目的, 来体现人是目的的根本主张。从而, 人的道德体现在灵魂对道德法则的遵守中, 而不是出于爱好或者愉悦, 从而去做一些人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事情。人在对道德法则的建立和践行中, 不仅仅自身建立起了道德的必然性, 而且从根本上, 树立起了一种道德的尊严和人的尊严。

二、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先天性

道德法则不仅仅体现在理性建立起来的必然性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的普遍性和先天性。康德认为, 人应该按照人自身认为能够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 而且在对这种准则的意志践行中, 使其变为普遍的自然法则。[3]如果, 一个人的行为准则自认为不能成为普遍准则, 这个行为则不能实施。道德法则应该具有普遍性, 这是道德法则的根本原则和立场。正如, 理论理性所建立起来的因果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一样, 人的道德理性所建立的道德法则也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且, 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 并不应该为经验的爱好者所否定。正如康德认为因果性不是一条经验规律, 而是一条先天的普遍规律;道德法则也是先天的普遍规律。这种先天性来源于, 理性自身所具有的能力, 和理性自身的规定性。也就是说, 正如理性自身先天具有因果律的概念和范畴, 理性也具有道德法则的概念和范畴。他们都导源于理性自身的资质和特性。这一点, 康德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他认为理性的道德法则的能力, 是人本身所具有的。

三、康德的道德先天法则与休谟的道德情操论

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一书的第三部分的开篇两章中, 很清楚的阐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人天生就具有道德感, 或者说, 人天生的就具有道德辨别的能力。也就是说, 人之所以具有道德, 或者说, 道德这一领域能够进入人们的讨论的视野, 根本原因在于人本身就具有道德评价的资质本性, 或者说道德情操或道德感。这种人天生所具有的道德情操和道德感, 是人类道德的根本基础。换句话说, 道德不体现在外在客体的行为或事实中, 而是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先天倾向。正是这种道德倾向, 让人会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道德评价。

休谟是从人的本性来解释道德, 神学家是从神来解释道德, 而康德却从理性来解释道德, 介于人与神之间。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与遵守,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一种神的要求。对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其实也是得有神的依托, 康德却只是将其作为理性的绝对命令和要求。康德用一种实质是混合的理性——混有神性的理性——来解释道德, 其欲使道德建于纯粹理性之根基上。在某种意义上, 康德是从用理性来解读人的神性的道德, 人力求达于神的过程中, 在人努力与“天”合一的状态, 人实现其为了道德而道德的诉求。而休谟的道德仅仅出于人的本能, 本性, 是一种自然现象, 人的自然性方面的道德感。不过, 在为道德而道德的锻炼中, 可以提高或增加人的神性, 提高人的尊严与价值, 最终把人当作目的。可见, “人是目的”, “人是万物之灵”这一道德观点, 得有神的守护, 得有“天”的支撑。在启蒙运动中被打倒的上帝, 以及被过度宣扬的人之感性, 再一次在康德的纯粹道德理性中, 通过一种人之理性的方式, 重构与再现了神学的道德思想, 从而, 在神圣理性中建立起了纯粹道德。从根本上, 再一次, 把人作为目的, 放在与神的尊严相匹配的位置上。

摘要：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关于康德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中, 康德是以人的理性作为起点而力排所有的非理性的感性因素, 理性通过对自身的立法从而为道德找到了起源。而休谟却以人的道德情感为起点来找寻道德的根基。

关键词：理性,道德法则,绝对命令,感性,道德情感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 第16, 26, 29页。

[2]同上:第61页。

[3]同上:第39, 40页。

篇4：论道德的结构

关键词：道德结构；道德宏观结构；道德微观结构；道德品质

前言

在规范伦理学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对道德的解析。而道德结构的研究是对道德进行解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道德结构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道德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发生作用的机制。使道德能够有效的引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加强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一、 道德结构

根据道德主题的不同，我们将道德结构分为道德宏观结构即社会道德结构和道德微观结构即个体道德结构。道德宏观机构的主体是人类社会。道德微观结构的主体是具有道德意识，能够自主作出道德的选择的个人。

（一） 道德宏观结构

道德宏观结构是由社会道德意识，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道德活动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社会道德意识是社会大多数成员通过对其所处历史时期一定社会关系的认识，所形成的在道德活动中具有善恶价值取向的心理意识、思想观念和道德理论体系的总和。社会道德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由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社会道德关系是社会道德意识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所谓道德关系，就是人们基于某种既定的社会道德意识，并遵循某种既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而以某种特有的活动方式发生的社会关系。[1]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人类行为规范形成的最根本动因，在于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资料生产秩序，德关系最初脱胎于生产关系。

社会道德规范是从某种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指导人们思想行为，对人们是非善恶进行评价的体系，由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道德规则两部分组成。社会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最基本要求，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2]社会道德规则是由社会道德原则推到出来的，更为具体化的道德规范。社会道德原则与社会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当它们之间相互冲突之时，我们应该服从社会道德原则。

社会道德活动指人类活动中具有善恶意义的群体性活动。[3]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善恶价值的一般性群体活动，如社会道德决策活动、社会道德选择活动等；另一种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社会成员道德品质而进行的与道德有关的群体性活动，如社会道德教育活动、社会道德评价活动等。与道德相关的群体性活动是社会道德活动的高级形式。它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推进一般群体性道德行为更为有效的进行。

（二） 道德微观结构

道德微观结构由个人道德基础要素、个人道德行为、个人道德评价三部分组成。

个人道德基础要素指个人意识之中对其道德行为产生影响的意识部分，主要包括道德境界和文化知识水平。道德境界是一种复杂的道德意识现象，指的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下，在追求实现道德理想的过程中，所达到的道德觉悟程度以及形成的道德品质状况和精神情操水平。[4]根据人们认识和处理公私关系的方式，我们把道德境界分为：自私自利的境界、公私兼顾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和大公无私的境界。个人道德境界与道德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境界以道德行为为基础，是在道德行为进程中不断积累提升而形成的；道德行为以道德境界为指导，随着道德境界的提高而调整。

个人道德行为是具有道德意识，能够自主作出道德选择的人做出的具有道德价值，能够进行善恶评价的行为。个人道德行为由道德原动力、道德目的、道德手段和道德效果组成。道德原动力是人们发动和维持道德行为的思想动力。道德目的是具有道德价值，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目的。道德手段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对道德目的具有效用的行为手段。道德效果是人们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具有道德价值的效果。按照个人道德行为的动机――效果，可以将其分为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两类。道德行为是一整复杂的动态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运作方式。

个人道德评价是个体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对社会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从道德评价的对象入手，道德评价可以分为：对他人道德行为的评价，对群体道德行为的评价和道德反思。个人道德评价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发展，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发挥道德规范的功能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活动中总是存在着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整体利益的冲突，所以在道德评价中特别是道德反思中常常会出现与实际相偏离的情况。这要求我们在进行道德评价时，要使以“自我”为评价主体进行评价转换到以“他人、社会”为出发点进行评价。在自己作出评价之时要进行横向的借鉴，考虑与该道德行为发生关系的他人、社会对这一行为的评价。

二、 道德结构对个人道德品质形成的作用

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是道德规范他律性向道德规范自律性转变的过程。道德规范的他律性表现为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和导向性。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是指道德规范对人的欲望的束缚，告诉人们不可以做什么。道德规范的导向性是指社会道德规范对人的行为的指引，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外在的约束性与导向性是对社会道德规范在不同角度的解释，外在约束性是以“不应当’为侧重点来解释社会道德规范，导向性是以“应当”为侧重点来解释社会道德规范。道德的他律体现的是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在这个阶段道德发生作用的力量来自于社会道德的压力如舆论压力等，不是来自于道德主体。这时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当外界的诱惑足够大时，他律的约束力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道德主体对社会道德规范长生认同，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将外在的约束力转化为内在的约束力；才能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欲望。

从个体道德形成的过程分析，个体处于婴幼儿时期尚未形成自我道德意识，成人对个体的要求及个体对成人道德行为的模仿成为个体同社会联系的桥梁。当个体的行为符合成人的道德要求时会得到一定的奖励或表扬；当个体的行为违背成人的道德要求时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或批评。这个过程体现了道德的他律性。道德他律行为的反复出现会在个体的意识中不断强化，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和道德经验的丰富，最终产生道德认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继续在道德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化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提高。

三、结语

我们要在准确理解道德结构及其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全面发挥道德结构对道德品质形成的作用，使人们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质，使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全社会确立起来。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注释：

①罗国杰，《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版，第62页

②安云凤，《新编现代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页

③罗国杰，《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版，第63页

④安云凤，《新编现代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87页

参考文献：

[1]安云凤：《新编现代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2]罗国杰：《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版

[3]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版

[4]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

[5]何怀红：《良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篇5：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论道德的主体性地位 作者:兰大甫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是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并相依相存。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并在阶级社会遭到了异化,我们要大力宏扬处于主导地位、起积极的进步推动作用的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东西;而彻底抛弃错误的人的道德主体性

(本论文仅供参考，如需转载本文，请务必注明原作者以及转载来源:论文图书馆 )[摘要]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是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并相依相存。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并在阶级社会遭到了异化,我们要大力宏扬处于主导地位、起积极的进步推动作用的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东西;而彻底抛弃错误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在今天,我们应特别强调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地位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引导作用。

[关键词]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 异化表现 主体作用

一、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

自人类诞生以来,道德就始终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中的活动如影随形,伴随至今,而这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人在社会道德中所具的认识、实践方面的道德主导和道德支配作用,也就是人在道德中的主体性地位作用的具体表现。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必然表现为社会的道德主体作用,它只不过是社会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已,因而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产生是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并相依相存。

人作为万物之灵,宇宙的苍生,自诞生以来,就处在道德的左岸和右岸之间徘徊,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在 自然 与社会、认识与实践中始终扮演着一个积极的拓荒者,同时在这其中又使得人与世界万物构成了作为认识者、实践者的主体和作为人认识、实践的对象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性作为人类的本质,正是它由使人立足于主体地位或与人的主体地位相适应的两大相互联系的特征构成的。它具体表现为人在活动中的目的性、自觉性、能动性、选择性和超越性等本质特征,而这种主体性地位必将使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要求道德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各种关系中,首先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重要因素劳动是人与自然、社会相处中最重要的媒介关系,尤其是随着人类劳动的生成而生成。主体性的生成使人从蛮荒时代就具备了不断地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变革自然的能力,使人开始得以在自然界中确立起了人对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和人对自然界的道德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的这段话实际上隐含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在其中的影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只不过这里指的是一种消极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为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不断地建设、不断地创造。道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适应着人调节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需要以及对人自身和对社会的认识、肯定、确证和发展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就道德而论,道德的发生清楚地证明了人与道德的真实关系,即人是道德的主体,道德是服务于人的工具。根据这一关系,人对于伴随人类社会一同产生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就应该具有一种基于人类自身需要而不断地认识、审视、判断、选择和更新的态度能力,而这正是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的表现。这种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表现是伴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和社会意识尤其是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而存在并不断更新。

道德是根源于人的需要并为人服务的,应该从人出发,从人的生活、人的身心发展需要出发来看待道德的主体性作用和道德主体性存在的理由。

二、人的道德主体性异化的复杂性

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曾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仅没有得到一往无前的良性发展,相反遭到了异化,这种道德的异化首先是基于阶级的产生,随后由于各种利益需要尤其是包括利益诉求、利益分配、利益占有、利益享受等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得道德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将人的良知、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并推崇的正义公平破坏殆尽,并在奴隶主的蓄意和肆意的破坏下不断扭曲和颠倒人类社会本应该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在面对这人的道德主体异化的情形下,由于人自身的发展需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人的道德主体性异化中的消极方面给与纠正否认,对于异化中积极的方面给与肯定保留,实际上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异化就是在两种好与坏、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的博弈中。但最终邪不胜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道德最终又循着我们人类社会的正确轨迹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是由人创造并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的性质决定这是确定不移的;这是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人类社会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能动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觉的调节作用,无论是能动作用还是调节作用都需要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和道德的社会作用从中规范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在社会中的正确道德行为。虽然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在它产生的初始阶段显得弱小,但它又必然会通过人的各种活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和 历史 轨迹发展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自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总是以先进的道德规范和人的道德主体性活动相结合,引领人在自然、社会两个活动范围中不断地反省和审视自己的道德行为,不断地调节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协调着宇宙万物关系并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积极性表现,这正是我们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推崇备至并在努力地克服种种主客观困难,使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向着积极的进步方向迈进。但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遂人心愿。

人类在同自然与社会的相处中,获得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然也包括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自由;但同时,却又给自己套上奴隶的枷锁,因此,历史的进程又表现出它的道德主体性丑恶的另一面:贪婪、自私、残忍等,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的毁灭性的掠夺,也产生了在对人类社会中的同类的奴隶、侵略、征服、强权式的掠夺为生、为强。并对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肆意的贱踏、劫杀、剥夺。从而使社会成员和国家之间关系不以道德为念,而以强势行为左右世界,这就使得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被套上枷锁变成了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几十年来的战乱至今。也正是近些年来美国以强权 政治、霸权主义发动的美伊战争的不能结束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都充分的表明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尤其是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异化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人的道德主体性异化又具体表现为否定生命、否定人生。把违反人性的行为规范强加于人,因而靠强行压制人们的自然的健康本能而得以维持。在这种道德控制下,人们或者带着健康的心态和积极的思想意识,甚至是革命的行动在精神上进行不断的自我反省、忏悔和对自己人格的自我否定;或者采取病态的、消极的思想,甚至是消极的行为。人的道德的主体性作用就是在这两种相反,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着不懈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长期磨合与冲突,使得正确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在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起积极的进步推动作用,是我们人类文明的精华与真善美集大成者,是我们要大力宏扬的东西;而错误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毕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丑陋的、邪恶的东西,却是我们人类要彻底抛弃的,它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虽然不可否认地有时对人类社会的反动作用起着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惨绝人寰的反人道、反人性的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异化作用。如纳粹法西斯,它不仅是灾难祸水的代名词,更是邪恶、罪恶的具体表现。也遭到了近现代 社会和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并以失败而告终。

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正确作用就是维护人的尊严、人的生存 发展 得到保障和尊重。人是一个整体。人的命运也具有整体性,而这个整体性既包含人的思想行为,也包含人的成长、发展及一生。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道德主体性具有引领人的思想行为和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有引领社会向正确的、健康的、进步的、发展的轨迹前进而开社会文明之风气的勇气、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最崇高表现就是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自觉性、创造性和超越性在不被异化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起着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同时,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也会对现有的道德进行认识、审视、选择和超越的能力和权利也有可能在道德异化过程中失落,或被歪曲。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这种失落和歪曲,使人极难产生对这种道德的怀疑,即使有人思想上对此怀疑,也很不容易去深刻追究探寻道德异化的各种社会原因,因而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茫然与错误。因此就使得很多道德主体以一种被动、消极、毫无作为、更多的是去适应或迎合这种道德的异化。消极、颓废的思想行为,这些在 历史 与现实中也屡见不鲜,如精神萎缩,行为放纵、智慧停滞等现象。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必然导致人在各个特殊活动领域中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而主体性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命运又都是人的整个主体性命运的具体表现和终极过程。因此就道德而言,与人的道德主体性失落扭曲同步的是道德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错位,人不再是道德的主体,而是受道德支配的奴隶而处于被动地位。在道德支配的背后,则是人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全面的奴隶。这样一来,人的道德行为,社会的道德表现都以一种自甘坠落的、随波逐流的一种心态和形态表现出来。这是极可悲、可怕的事。为此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人的道德主体性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前所述,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主体的失落意味着人的资格的失落,然而这种非人状况对于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不可能长久,尤其是人类自己业已进入信息社会,人的主体性,人在道德中的主体性就显的尤为重要。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人类千辛万苦寻找和确立自身位置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的历史,人渴求发展、渴求创造、渴求理解生活、享受生活、并自由而深刻地思索,渴求作自己力量的主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些冲动虽然可能由于被非正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或非人制度强加的控制所压抑而扭曲。但却不可能永远占据社会的主流和主导。在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可能失掉探索向前的活力而不能表达或践行自己的正义道德行为,或是由于集权、强权的原因而不能放开眼界、拓宽视野,不能勇敢地挑战邪恶与不仁、不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人的社会作用中的人类理性和人类良心是任何力量都可能阻挡和泯灭的,总有一天正义与良知终将在人的道德主体性方面占据首要地位。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忽视和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当人类进化到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的道德的主体性地位及作用愈来愈显示它巨大的社会主导力量,在当代我国在改革开放和一些特大灾难面前所提倡并表现出来的公平与正义、大爱与无私、善良与奉献等道德品质,就是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具体显现。

正是因为人的道德具有主体性的地位及影响作用,因而对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尊重及充分认识,并对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正确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在社会中的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它在调节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并使我们人类的道德规范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作用,这正是我们重视和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作用的目的所在。

参考 文献 :

篇6：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empirenews.page--]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empirenews.page--]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empirenews.page--]

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 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篇7：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教育论文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 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 of 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 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 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 Bourdieu 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 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 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4.

[2] 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 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 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3):21,22.

[8] 王小锡.论道德资本[J].江苏社会科学，,(3):9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