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桥梁史.doc读书心得

2024-05-10

中国桥梁史.doc读书心得(通用2篇)

篇1:中国桥梁史.doc读书心得

中国桥梁史-------读书心得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桥梁占有重要的一页。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伟大国家,长江、黄河和珠江流域孕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中国古代桥梁的辉煌成就曾在世界桥梁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世人所公认。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科学技术,19世纪又发明了现代炼钢法和作为人造石料的混凝土,使欧美各国相继进入现代桥梁工程的新时期。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为掠夺中国的资源在中国修筑铁路、开挖矿山、设立租界,也引入了现代桥梁技术。1937年建成的钱塘江大桥是第一座由中国工程师主持设计和监造的现代钢桥。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并引进了当时的先进桥梁技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桥梁建设的黄金时期。在学习发达国家创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建设造就了中国桥梁的崛起和20世纪90年代的腾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和业绩。可以说,中国桥梁已走上了复兴的道路,正在从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迈进,有希望在21世纪的自主创新努力中重现辉煌。

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而在古代桥梁方面,中国的祖先也有许多创造性成就为世界所公认。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对中国古代的梁桥、浮桥、拱桥和索桥等桥型的发展都作了详细的评述和考证。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梁桥为钜桥。该桥建于商代(前16~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克商都朝歌,发钜桥头积粟以账济贫民。”古代的石梁桥一般跨度都在10米以下,最大的石梁长达23.7米。迄今仍保留的中国古代石梁桥当推始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的福建泉州安平桥,该桥共362孔,全长5里(2223米);以及建造更早的泉州洛阳桥,该桥始建于宋皇五年(1053年),全长1097米,有47个桥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1275年所著游记中对此都有记述。《诗经》载“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公元前12世纪(前1135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修建了浮桥。以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因战争的需要曾多次在黄河、渭河、洛河上架设浮桥,并采用铁链代替竹索为舟船间的连系。

据西方的历史记载,最早的浮桥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浮桥”。公元前493年,波斯王大流士进军希腊,为横渡伊斯坦布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用360艘战船顺流排列,7天7夜间有200万人通行过桥。

在天然形成的拱形石洞的启发下,公元前6000年的两河流域先民就开始用砖坯砌成拱圈。应该说,四大文明古国都先后掌握了用砖块和石块修筑拱门和拱桥的技术。可以推测,中国在商朝也已学会了建造拱桥。古代的拱桥最初都是半圆拱,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建造了许多著名的输水拱桥,世称“罗马石拱桥”,至今尚存30余座,并开始突破半圆拱的惯例而建造了小于半圆的圆弧拱。

中国隋朝的杰出工匠李春于公元610年修建的河北赵州安济桥是一座独具匠心的杰作,该桥主跨37.4米,矢高7.1米,拱肩两侧砌有二个小拱(称为腹拱)形成空腹的拱桥,不但减轻了自重,而且有利于排洪。这种中国首创的“敞肩圆弧拱”直到14世纪才出现在欧洲,这可能和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中所传递的中国古代桥梁信息有关。

马可·波罗所著的《马可·波罗行记》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河上有一美丽的大桥,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者„„建置甚佳,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他所说的就是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卢沟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全长212.2米,加上两端引桥总长266.5米,为11孔不等跨圆弧拱桥。在桥拱上采用的是框式纵连式的砌拱法使整个拱券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桥面两侧有青石栏板279块,望柱281根,柱上共雕刻有489个大小、神态各异的石狮。卢沟桥的建成,方便了金中都与南方的交通。它工程宏伟、结构科学、技艺高超、造型优美,代表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

用木梁像斗拱那样多层叠置外挑,或加上斜撑以增加悬挑的能力直至在跨中合拢形成跨度可达30余米的拱形桥梁是中国古代工匠的独创,在西部的川、藏地区和东南的浙闽地区至今仍可见到。最著名的当推宋代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虹桥。该桥桥跨约18.5米,桥宽9.6米,拱矢约4.2米,当时称“贯木”架桥法。在元朝时,这种桥型曾被蒙古军队带至欧洲,架设了一座跨越多瑙河的桥梁。

用天然的植物纤维(如藤、麻和竹条)制成索桥是中外亚热带地区的古代先民的自然创造。中国约在3000年前已开始建造索桥。《汉书·西域传》中已有“以绳索相引而渡”的记载,可见西域的藏、彝等少数民族对中国首创的索桥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灌县都江堰的珠浦桥是现存中国古代竹索桥的杰出代表。中国是最早发明冶铁技术的国家,至迟在隋唐时代(6世纪)就有了铁索桥。1665年徐霞客的《铁索桥记》详细描述了贵州境内一座长约122米的铁索桥;法国传教士于1667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奇迹览胜》,书中也介绍了中国铁索桥。英国李约瑟博士指出,这两本书直接启发了西方建造铁索桥的尝试。

四川泸定县的大渡河铁索桥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是中国铁索桥的代表。该桥跨长约100米,桥宽2.8米,采用13根粗如碗口的铁链作为承重索,上铺木板桥面,是由川入藏的重要通道。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一起面临着更加宏伟的跨海大桥工程建设,以求实现全球四大洲陆路交通网的梦想。中国正在建设的上海连接洋山港的东海大桥、杭州湾通道工程和舟山联岛工程以及规划中的跨越渤海海峡、胶州湾、珠江口的伶仃洋、琼州海峡和

台湾海峡的工程对于中国桥梁工程师是一个挑战。面对超大跨度的桥梁、超深水基础和海上的复杂自然条件和恶劣环境,我们必须通过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提高竞争力。

中国桥梁界要承认差距,不甘落后,坚持自主设计和建设的方针,通过实践取得经验和进步,克服缺点和不足,从而以一大批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质量优秀的美丽桥梁来赢得国际同行的尊敬,重现中国古代桥梁的辉煌。

篇2:中国桥梁史.doc读书心得

从远古传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看中国史学发展

文学院中文系08级1044408029 徐卫明

[摘 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五位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学史教本。这本书汇注了白寿彝及他的学生两代人的心血,是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著作特色

启示与反思

史学史是一门还在树立中的学科,还处于发展期。“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

[1]1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在整个史学史领域,我们须照此推演中国史学史的梗概。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与及其规律的学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启超便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而后,此领域学者前赴后继。我们一般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初现雏形。而作为史学史学科丰碑式的人物白寿彝,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建设贡献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经常任务。”基于此,写好教本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学专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读《中国史学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国史学史》内容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全书共8章,43万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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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章,近代史学(上);第七章,近代史学(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总结和借鉴中华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成果,阐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规律。白寿彝先生深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影响,十分注重将中国史学史发展放入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参加本书编写的成员,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内有很深厚功力的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该书文笔流畅,叙述清楚,说理深邃而又不显枯燥,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来说,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分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史学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认为史学开端于史官。而本书首章第一节即远古的传说,这就意味着白寿彝先生把中国的史学起源定格在远古神话传说。他说,“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无论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

[1]1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以本书开篇便谈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体现着白寿彝先生的独特见解。

在我看来,本书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历史,探索史学发展的渊源,是极具开创性的。从书中我们知道,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农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弃等;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如禹、契、弃、公刘的传说,黄帝、蚩尤大战等。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包含更多的历史真实性。依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时期的神意史观。在这些零零散散的神话传说资料中,有关于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关于氏族神的传说,有关于朝代更替原因的传说,“在具体事件上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意识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应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而注意其内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们来探讨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这种意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在对待整个历史分期上,本书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分期,白寿彝先生既考虑到史学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顾到史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这一横面;既突出了史学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国史学发展大的趋势,使中国史学史的脉络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同时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成就 本书以时间顺序来阐述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贯通古今;同时注意史学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把史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如著者在介绍刘知几和《史通》时,不忘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在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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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刘知几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著者还提到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一方面提倡直书精神,认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另一方面,他始终维护“名教”观念,认为“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实录直书”理论便在彻底性上大打折扣,强烈的“激扬名教”意识,也和直书原则“唱反调”。著者在分析刘知几的理论思想时,结合时代背景,阐明了隋唐时期极重的门阀观念是体现在刘知几思想和著作上的时代印记,从而,我们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变化。

在我看来,从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从而看到时代潮流对其理论和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的史学和方志学尚属封建文化的范畴,在其方志学的理论表述中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我们也就不能强求章学诚以新史学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在时代潮流中,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学诚所能承担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章编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见解是独到的。

3.注意史学发展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著者特别提到“尊儒和阴阳五行说、谶纬说的流行”这一内容,旨在说明社会现象、社会思想对史学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著者在书中提到“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1]3刻板地服从,这对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禁锢了史学家思想,钳制了史学发展多元化趋势。在论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时,书中分述两方面:一方面,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对包括史家在内的学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对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刘向、刘歆父子著书宣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考验,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主义思想泛滥的困难条件下,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以来不妄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谭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来,把握史学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思想的时代印记。以第四章第二节中“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例,本书著者探讨了史学思想发展与理学间的相互关系。理学的产生,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理学家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左右着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同时,理学家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把社会思想同史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能明晰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在横向上把握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动机。

4.体现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学术传承

史学发展规律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描绘其发展线索。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相继继承和发展“纪传体”体例,白寿彝先生将其体例一一道出,以寻求著史书的规律性,同时,每谈及一部著作,必说明其体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都作论述。在史学思想的传承性上,白寿彝先生将每位史家的史学思想单作论述,如第二章第三节“刘氏父子的史学思想”、第三章第五节“杜佑的史学思想”、第四章第七节“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第五章第三节“王夫之的史学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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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白寿彝先生同样是采取类似论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后对郑樵、马端临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造诣也多加论述。这种一脉相承的写法,很好的体现了著者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建树。

在我看来,《中国史学史》的这种编写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著书的思想。以线条的方式将属于一个系统的知识很好地穿起来,逻辑性强,呈现一个完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反映发展的全过程和发展特点及内在规律性,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系统和明朗的概念体系。在前后对比对照中,找寻史学时代特点和运动规律。

5.著作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点面结合

对每一位编者来说,《中国史学史》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该书内容翔实,引证丰富,细致入微。该书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图,同时又对每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我们来看书中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开头两节,综述宋元时期史学、史学思想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六个小点来佐证宋元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在每一小点中,著者善于运用原始史料来论证其观点,让读者甚觉踏实。如著者直接采用《进<资治通鉴>表》中“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来阐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意图。

本书点面结合可谓匠心独运。“点”,最明显的体现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单独论述;“面”即是指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作为教本,该书十分注意史学史知识的全面性;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又在宽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通过“面”的论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们对该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过“点”的分节或分目对重要史家、史著、史学现象或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通过对典型史著或史学现象的评述,精雕细琢般把史学发展的水平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高水准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风格和规模,读后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应该是一份思考。

二、读《中国史学史》,我的几点认识

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3]1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同样,我们回顾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不应该忽视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中国史学的起源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我想,神话传说是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创造和探索。史学史知识的两块内容是过去的史学发展的状况和今天对那些史学面貌的理解,过去发生的史学正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学。历史在演进,史学在成长,史学史记录着史学的演进,环环相扣,中国史学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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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极具教本特色。我们知道史学论文的表达方式有4种,即专著、论文、综合体史书和教材。教材区别于其他三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统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统地陈述该领域尽可能全面的知识。教材的编写不要求对知识的创新,也不要求对已采纳的观点进行论证,至于论证,是读者需要做的思考,读者要懂得教本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同时,教本旨在给读者一种总述方式上的一点启示和引导,这是《中国史学史》编写所秉承的一些准则。当然“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

[1]2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所以本书在编写上也谋求一些变化,比如在编排体例(章节体,注意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和编写内容(远古神话、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史学著作)上都有一些创新。

当然,《中国史学史》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章节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内容有些过多。在第五章第六节“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大段引用章学诚原话,不利于本书著者的观点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不便,有损教本的传播旨意。另外,书中对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论及较少,我们只能从“皇朝史撰述的兴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内容中初见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端倪。当然,没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尽管有一些缺点存在,我们却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所谓瑕不掩瑜。

一本《中国史学史》虽不能囊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但作为大学教本,其价值却不言而喻。读罢,写下一些东西,以飨劳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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