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共8篇）

篇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第十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十五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一年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三)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十六条[串通投标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四)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

(五)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串通投标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篇2：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案标准

法律资讯频道 2010年11月04日 15:35 立案[导读]

立案的前提条件是司法机关审查后确定有犯罪事实存在，并且该犯罪事实依法需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机关对犯罪案件或民事纠纷审查后，决定列为诉讼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包含刑事案件立案、行政诉讼案件立案及民事诉讼立案。

一、释义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danwei)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立案标准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danwei)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三、定罪标准

1.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正常经济活动的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公平交易秩序。

2.犯罪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3.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人；既可以是中国公民，也可以是外国人。

4.犯罪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行贿的故意，行贿的目的在于使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即行为人明知所谋求的不正当利益系上述人员违背职务的行为，而故意实施行贿行为。

四、量刑标准

1.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规定处罚。

4.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五、刑法条文

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篇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本次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此种规制方法打破了我国在侵犯国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犯罪分类中的界限:在本次修订之前, 我国刑法在惩治自然人受贿犯罪主体方面采用了多层规制手段, 以犯罪主体的身份来划分为第一层次,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构成受贿罪, 公司企业等私有单位的人员受贿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对具体含义的明确阐述为第二层次, 如对受贿罪的主体范围由刑法分则中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明确规定和根据受贿罪的固有特点所构成的主体所组成。但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不是以身份或者职务为规制手段, 而是采用了以公民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为基础的规制方法, 比如国家工作人员既是履行职责的主体, 更是家庭、亲属关系的一员, 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也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就会产生相互重叠的部分, 近亲属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 则是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构成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 (间接受贿) ?刑法修正案应保持刑法本身的连续性与连贯性对于出现的问题, 也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予以明确。

立法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如配偶、子女和情人参与受贿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刑法缺乏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受贿犯罪的明确规定, 司法机关只能将“身边人”作为受贿犯罪的共犯来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身边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存在共犯关系的情况下, 其行为无法受到刑法的惩治。

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社会关系的主体具有多重身份, 我们不能否定存在此种情况, 恰恰相反在现实生活中, 此种情况更是比比皆是, 很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往往就是国家工作人员。首先必须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及行为方式的界定: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界定和行为表现方式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可见, 本罪的主体应当包括三类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如情妇、同学、老乡、战友等关系以及领导干部的秘书、司机等亲近人员;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在行为的表现方式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对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第二种则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与其相关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八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索取请托人的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财物, 以受贿罪论处。这被称作“斡旋受贿”, 在我国作为受贿罪的一种被称为“间接受贿”, 在日本刑法中则被称为“斡旋受贿罪”。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此处区分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

二、如何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时, 该国家工作人员能否以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的身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不是构成受贿罪, 关乎该罪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空间。如何理解受贿罪中“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构成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

受贿罪在类型上分为普通受贿和间接受贿, 二者的区分标志就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普通受贿中包括两种情况: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便利和间接利用本人职务便利, 在间接利用本人职务便利的情况下, 尽管对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完成的, 但是本人职务对他人职务存在着制约关系。在间接受贿的情况下,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完成的, 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但是在间接受贿中本人职务对他人的职务不存在这种制约的关系。因此是否存在这种制约关系构成间接受贿与普通受贿的区分依据之一。[1]

在间接受贿的情况下, 不存在制约关系又如何理解, 是否包括朋友等一般社会关系呢?这关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调整空间, 在学术上, 对此有以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人职权”是指在行为人职务范围内, 能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制约或施加影响的权力, 不包括直接利用本人掌握的职权;“本人地位”是指行为人所在的能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制约或施加影响的领导岗位、在领导身边工作或负有特定职责。两者源于本人职务。[2]第二种观点认为, 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关联, 如同一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 上下级单位的没有职务隶属关系、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 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的利用关系。[3]第三种观点认为, “是指行为人利用因其职权或者地位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制约关系。[4]”从以上的几种观点可以发现, 虽然在如何认定上有区别, 但是对身份、面子等是源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 而并非是朋友关系等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相反,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表述中, 在规定了被利用者的行为表现方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规定利用者与被利用者这间基于亲属或者其他密切的关系的关系模式, 而且密切关系的表述本身就属于开放式的表述方式, 便于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 所以在双方之间纯粹存在亲情与友情的情况下即可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而不能仅因为利用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认定构成受贿罪而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可见通过对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界定, 在准确区分普通受贿和间接受贿的基础上, 也有利于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独立调整空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为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时具有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兴良著:《口授刑法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29页

[2]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594页

[3]参见张明楷主编:《刑法学》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北京, 第883页

篇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007年至2013年期间，某局局长张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在购买土地、变更规划等方面提供帮助。2014年4月和12月，其妻子刘某某（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在张某某的授意下，两次向陈某借贷人民币数百万元，并分别打了借条。其中第一笔借款以投资贸易名义借出，实际用于支付公司货款；第二笔借款的借贷事由及实际去向均为投资贸易。2015年初张某某被纪检监察机关“双规”，4月底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张某某立案。直至立案的前一天，刘某某一次性向陈某归还第一笔借款的本息，之后双方再无经济往来。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第一次借贷行为构成受贿犯罪，第二次借贷行为不构成受贿犯罪。理由是：张某某曾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为陈某谋取利益，第一次借贷行为中，张某某主观上有占有故意，陈某也有积极送钱的意思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对张某某“双规”前，刘某某有还款能力但没有及时还款，综合各方面要素判定构成受贿犯罪。而第二次借贷行为离案发时间较短，无法认定其是否有归还的意愿，且据陈某交待其并不愿意再次借款，因此不构成受贿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两次借贷行为均不构成受贿犯罪。理由是：张某某夫妻与陈某日常交往比较密切，互相拆借资金有合理理由，且借贷时间尚短，刘某某又声称曾有过还款表示，只是被陈某婉言拒绝，因此认定成立受贿犯罪证据不足。

第三种意见认为，两次借贷行为均构成受贿犯罪。理由是：第一次借贷行为的判定与第一种意见相同，但关于第二次借贷行为，由于其各方面情形与第一次借贷行为非常相似，可以推断其依旧符合以借为名收受贿赂的各项条件，陈某将款项交给刘某某时贿赂行为已然完成，借贷时间长短不影响贿赂犯罪的认定。

三、评析意见

对以借贷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就本案而言，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综合《纪要》规定中的各项因素，张某某的第一次借贷行为构成受贿罪

《纪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贷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贷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贷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上述七项内容，加上是否有书面借贷手续，这八个综合判定因素为查办国家工作人员以借为名收受贿赂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办案实践中，上述因素并不是全有或全无的关系，往往是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需要经过综合分析才能作出判断，因而经常产生争议。如本案中，借贷时双方有书面借贷手续；借贷事由是投资，对于公司经营来说是正当且合理的；款项的去向，一笔是还款，另一笔是投资，均有实际用途，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以借为名”；双方平时关系密切，常常有人情来往；陈某曾要求张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借贷后刘某某曾有归还的意思表示，且有归还的能力但在案发前并没有实际归还。由此分析，八要素中有利于借贷判断的有四项，有利于贿赂判断的也有四项，但其中书面借贷手续的缺失、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及有能力未归还等四个要素对综合判定的影响，明显大于借贷事由、去向、还款表示等要素。因此，本案中，张某某的第一笔借贷行为符合“以借为名”收受贿赂的条件，应构成受贿罪。而第二笔借贷行为，由于借贷时间短，还款能力及还款行为两个要素难以判定，因而总体上不能排除其他可能，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构成受贿罪。

（二）结合当前经济金融发展形势，《纪要》规定中的多数要素存在滞后或漏洞

根据对《纪要》关于“以借为名”八要素的综合分析，确实可以对本文案例的定性进行分析判断。然而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反腐高压态势下贿赂手段的不断变化，《纪要》规定中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外，其他要素因其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满足新形势下服务经济发展和打击职务犯罪的双重需要。

1.借贷约定方面的三要素，作为“借或贿”综合判定的价值越来越低。借贷约定包括借贷手续、借贷事由、钱款去向，以及约定还款日期、借贷利息等。对于民事借贷来说，借贷手续的正式程度与借贷双方的人际关系，以及借入方的信用程度，往往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关系越近，信用越高，借贷手续越简单，借贷内容越模糊；关系越远，信用越低，则借贷手续越详细，借贷内容越具体。如本文案例中，陈某借款给刘某某，既可能是以借为名进行行贿，也可能是出于对刘某某公司的经营能力或张某某夫妻的还款能力非常信任而采取的简易借贷方式，而且这种简化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双方感情，这也是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常见策略。就借贷手续本身而言同，2015年9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贷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该规定表明，即使借贷双方没有书面借贷手续，仅凭转帐凭证也可以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因此，传统借贷关系中的借贷手续、借贷事由、钱款去向、还款日期、借贷利息等事宜，已不再是借贷关系中必备的要件，将借贷约定具体事项是否详尽用于判定是否构成变相贿赂，其价值已越来越低。此外，即便借贷双方各项借贷给定事项全部齐备，但出借方由于其劣势地位和利益需求，仍可以通过消极履行催款权利的方式变相行贿。如本文案例中，陈某对刘某某的还款行为婉言拒绝，实际就是双方为变相贿赂行为作掩饰而唱的“双簧”。

2.还款履行方面的三要素，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关系的客观实际。还款履行包括归还表示、归还与否及未归还原因。民间借贷通常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经济关系，以追求利益为目标，另一种是社会关系，以人情交际为目标。经济关系中，借贷双方一般为平等民事主体，是以双方自愿为前提而进行的资金拆借行为，双方追求的都是利益最大化，因而对还款履行要求相对严格。但在社会关系中，借贷双方往往具有亲戚、朋友的身份关联，或者因性格、爱好等相互吸引而试图建立或巩固双方的人际关系，因而借贷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牟利，也可能是为了帮助对方或者培养感情，具有明显的民间互助互利性，出借方对借入方的偿付能力和可靠性给予了积极评价，因而对还款履行要求相对宽松，部分借贷甚至是无偿、无息、不限定期限的。人是社会人，不是绝对理性、唯利是图的经济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也是社会之人，不能脱离人际关系而存在。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借贷后是否有还款履行表示及行为，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变相受贿的要素，不符合客观实际。此外，还款履行方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如本文案例中，第一次借贷行为距案发时间一年，第二次借贷行为距案发只有两个月，两笔借款案发前均未归还。那么，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未及时归还，这个“及时”的时间具体应该如何确定？是借款后两个月、半年还是一年？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实践中往往存在争议，难以得出定论。

3.借贷背景方面的要素，有悖于当前党委政府对官商交往的正确导向。借贷背景即借贷双方的关系及经济往来情况。在讯（询）问笔录中，行受贿双方有无其他经济上的往来、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等是讯（询）问人员必问的项目，目的是为了防止被讯（询）问人事后反悔翻供，以双方常有经济往来为由抗辩。《纪要》中将“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列为综合判定要素之一，也是出于这一考虑，即如果双方平时关系好，经常有经济往来，那么双方的借贷行为就不属于贿赂犯罪。但是，官商勾结、私交过密是当前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数次痛批官商勾结，并明确指出“官商交往要有道”。因此，“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作为反抗辩的审讯策略没有问题，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以借为名收受贿赂的免责事由，反而有一定的负面导向作用。

（三）国家工作人员借贷投资是否构罪，应探索建立新的综合判定标准

在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下，为应对日益隐蔽复杂的贿赂方式，笔者建议应探索建立新的综合评价标准，以职务和经济两方面的风险及卷入为要素，分析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借贷投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犯罪。

要素一：职务风险及卷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风险及卷入，指职务存在被收买的风险，因此不得被卷入到借贷关系中。权钱交易是贿赂犯罪的本质。张明楷教授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1]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是一项重要的法益。如果职务行为可以被收买，则意味着公民不会信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而不会信赖国家机关本身，从而导致国家机关权威性降低，各项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借贷投资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这种法益，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借贷行为，是否与其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将来实施的或者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出借方利用借入方的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利益，是判断是否为“借款”型受贿的考察重点，也是优先评价因素。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涉嫌以借为名收受贿赂的情况，要重点考察在借贷行为发生前后，出借方是否有请托借入方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情况存在。由于现实中感情投资和关系维护已逐渐成为行贿的一种重要手段，借贷行为与谋利行为在时间上或顺序上并不一定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笔者认为应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高于普通民间借贷人的要求，更加严格地控制国家工作人员的人际交往范围和尺度。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风险及卷入的判断，应以借贷关系的发生和职务便利利用可能性为必要条件，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且借入方的职务或其影响力能够为出借方谋取利益，即符合构罪判定要素一的条件。

要素二：经济风险及卷入。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风险及卷入，指投资经营具有风险，借贷投资行为不可能回避风险，此外在借贷投资关系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自身资产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卷入。投资风险是投资者达不到预期的收益或遭受各种损失的可能性，即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既可能是由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变动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也可能是由于市场、行业以及企业本身等因素导致个别投资行为的非系统性风险。投资风险是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确定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投资风险是不会因为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消失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投资经营行为，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一客观风险。借贷投资关系之所以发生，其核心价值就是出借方的低风险、低收益与借入方的高风险、高收益的对价交换。如果没有了风险，收益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借贷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不符合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律。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借贷后如果实际是用于储蓄、内幕交易等无风险用途，或者偿还欠款等减少原有风险用途，则可以判断其符合构罪判定要素二的条件。然而，由于借入方与出借方地位的不平等，借贷关系下很可能隐藏着假借真送的事实，即使借款用于风险投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原有资产来说仍然是没有任何风险。因而国家工作人员借贷的风险性不仅仅取决于借贷款项本身的风险，还应包含国家工作人员自身或家庭原有资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借贷关系中，国家工作人员自身或家庭原有资产必须有一定的卷入，比如用于支付利息、偿还借款，或者用于扩大投资经营，从而形成借贷双方在经济上共进退的局面，否则仍然符合构罪判定要素二的条件。

二要素的综合判定标准。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根据职务和经济风险及卷入二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借贷投资行为构成受贿犯罪应符合以下两个必要条件：（1）职务有风险及卷入，即借入方具有一定的职务及其影响，并能够为出借方谋取利益；（2）经济无风险或有风险未卷入，即借入方的借贷投资用途没有任何风险或者减少原有风险，或者借贷投资用途虽然有风险但借入方原有资产在借贷投资用途中没有适当的卷入。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笔者认为，应以“任何人都不得因违法而获利”为认定原则。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借贷后盈利，受贿数额应按其借贷本金和实际收益的总额计算；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借贷后用于止损或亏损，则应按其借贷本金和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和总额计算。本文案例中，张某某的职务能够为陈某谋取利益，因而张某某的职务已卷入到双方的借贷关系中，而其曾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为陈某谋取利益更加印证了这一点；第一笔借款的实际用途是偿还欠款，属于减少风险行为，因而属于以借为名的变相受贿。第二笔借款的实际用途是投资经营，然而据了解刘某某在该贸易中并没有投入自己家庭或公司的资产，也就是说张某某家庭资产并没有事先或同时卷入其中，则仍应属于以借为名的变相受贿。

注释：

篇5：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问题专项行动个人自检自查报告

白水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赵宏波

（2010年11月14日）

县委：

为切实贯彻落实此次县委组织开展的整治干部选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专项行动，现结合个人实际，自检自查报告如下：

一、学习文件，规范行为。2010年11月初，镇党委组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了泸办发〔2010〕117号《泸西县关于开展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通过学习，深刻领会了文件精神，个人认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新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是一脉相承的、互相联系的。我县出台的泸办发〔2010〕117号文件是对以上几个文件和制度的贯彻、落实和深化。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县委要求，以学习贯彻干部选拔任用四项制度为契机，严格遵守《中国共产-1-

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从而在思想深处打牢防线，严格规范自己行为。

二、剖析自身，深刻检查。泸办发〔2010〕117号文件下发，不仅对于干部群体，而且对于规范我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个体的行为，同样具有约束作用。本人于2010年1月从县委办公室到白水镇工作。这个过程，是公开透明、公正公平的，经过了组织提名、个人自荐、组织考察、县委常委会研究，镇人大主席团选举产生等程序。在程序上，是合法选举当选的，镇人大办理了相关法律手续，没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规定，更不存在任何行贿行为。

篇6：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设立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该罪名源于《关于惩治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九条规定的商业受贿罪。仅就此罪而言，修订后的刑法进一步完善了该罪的刑事立法。但是，将之置于整个职务经济犯罪体系加以审视，其犯罪主体还是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例如：村委会负责人在本村基建招标中的索贿、受贿行为，足球裁判员的受贿行为，民办学校校长招生时的受贿行为，民办医院人员暗收药品回扣行为等等。上述非公务性受贿行为道德上的邪恶性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已达犯罪的严重程度，人们对此都表示出不能容忍的社会心理。其行为在客观上远远超出了一般违法范围，民事责任已不足以充分显示法律的制裁作用，以刑罚方法给予严厉的惩处是必要的，也完全符合刑法惩恶扬善、伸张法律正义和社会公平的目的。但是，上述非公务性行为除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外，司法机关受制于刑法中无相应条款规定，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这种无罪可定的窘态，其根源还在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主体方面的立法缺陷。

我国刑法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受贿犯罪有两种，即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此以外的人员均不构成上述两罪的主体。但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受贿主体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两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案例，被告人刘某系村党支部书记，在其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1998年起，在本村房屋开发工程中，4次收受施工单位的贿赂，计人民币65000元。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对此案存有很大的困惑。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第七项是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但本案村委会的行为不是《解释》规定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有义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协助人民政府的行为都属于《解释》规定的从事公务的行为，只有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其工作才体现国家对社会的组织、管理职能。本例中该村房屋开发、建设，这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村集体事务，而非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因此，村党支部书记张某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另外，张某的行为也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不同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非公司，又非企业，其成员在通常情况下也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有别。尽管张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漏洞只能通过立法方式解决，不宜以扩大解释来弥补。笔者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可以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立案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房屋开发工程中收受、索取贿赂的行为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性的批复表示质疑。因为脱离刑法规范立法原意或超出内涵的任意扩大解释，都是对法律解释权的滥用，这种方法虽可暂时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但它从根本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两高”的规定或批复有客观上也有侵入立法领域之嫌，因而是不足取的。

篇7：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同志们：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纪委、组织部、监察厅（局）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整治工作会议精神，今天我们召开会议，就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专门部署，以整治以谋取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为目的，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财物或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而索取、非法收受或变相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行为。下面，我就这次整治工作及贯彻落实《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有关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

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2008年中央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今年中央又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中央这样连续发文专门部署整治用人不正之风，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彰显了中央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决心。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对于进一步端正用人导向、形成良好风气，振奋干部精神、提高干部操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一，开展整治工作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不可否认，目前一些地方用人不正之风已经非常严重，有的或已形成能左右官场运作的潜规则。民间流传的“要想富，动干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等顺口溜，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但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买官卖官已经成为吏治腐败现象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至今还记得，号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中，马德被检察机关指控在10年间共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据报道，共有265名官员涉案，除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高官外，还包括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的半数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至于近年来，买官卖官案也屡见不鲜，河南省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买官卖官。治理买官卖官这一腐败现象，已经到了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其二，开展整治工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在这个重大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经得住‘三个考验’，我们能否建设一个清正廉洁、老百姓满意的党，可谓是生死攸关，没有退路，必须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生死攸关，没有退路”，这八个字，可谓一针见血，令人警醒。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严格按照党的 2 组织原则选好人用好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的事业长盛不衰，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

其三，开展整治工作，是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国际形势上，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错综复杂，某些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国家仍然对我们虎视眈眈，蓄意阻扰和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国内形势上，受全球金融形势急剧动荡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转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是在国内外这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我们党面临着深入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因时就势，及时出台和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以空前的力度和决心，从严治党管党，严惩买官卖官者，是取信于民，赢得民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明年省市县面临换届，在这个时期，从中央到省委、市委，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既是民心所向，也是时势所需，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要深刻认识到这次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搞好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精心组织，稳步推进，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这次整治工作分为宣传发动、自查自纠、排查线索查办案件、3 总结上报四个阶段。各单位要认真把握整治工作的阶段性目标，抓紧制定工作措施，明确工作任务，排出工作进度、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一是积极宣传发动，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和要求，组织学习中央《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中组发„2010‟15号）和省委《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实施意见》（晋组发„2010‟14号）等文件精神以及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和廉洁从政有关规定，做到早动手、早部署、早安排，积极动员，抓紧开展整治工作。

二是开展自查自纠，正确引导工作导向。这次整治目的在教育，要通过广泛宣传、开展自查自纠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在抓好第一阶段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通过召开会议、民主生活会和谈心谈话等形式，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活动，认真检查、深刻反思。在10月底前，凡是存在行贿受贿行为的干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主动向上级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作出专门说明或自觉上缴财物，在查处中可视情节轻重适当从轻处理或重于处理。对逾期者一旦查明，将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三是梳理排查线索、从快从严查办案件。这次整治加强案件查处是重要一环，采取边排查边查办的方法，对案件查处，既要从严，又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好政策界限，防止恶 4 意炒作。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对近两年来受理存查的信访举报件进行一次全面梳理，认真进行甄别和排查，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对群众举报反映和梳理排查出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行行贿受贿的问题和线索，要认真分析，严肃查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四是认真总结，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次整治重在建立长效机制，要探索将民主与作风、实绩政绩、德才、领导素质等结合在一起的新选人用人制度，形成更加完善、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对典型案件进行综合分析，总结教训，探索规律，健全制度，努力形成防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的长效机制。2010年12月15日前，各单位要对整治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市局纪检室和人事科，由市局纪检室和人事科汇总书记面上报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

五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位、措施有力。市局成立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工作协调组，要强化督促检查，建立协调会议制度、报告制度、情况通报制度等，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有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既要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又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及时沟通有关情况，形成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的合力。要严格责任追究，对反映干部选拔任用中行贿受贿等用人上不正之风的举报要一查到底，经查属实的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对在整治工作中敷衍塞责、工作不力 5 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补课”；对拒不纠正、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压案不查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三、明确标准，端正导向，建立健全选人用人长效机制 去年底，中央颁布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对未来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是新形势下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6月上旬，省委制定了贯彻《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9月25日，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市委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和市委组织部《干部工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9月27日上午，市委召开了全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严格遵循中央、省委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了我市未来十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按照“明确目标、统筹兼顾、总体规划、分布实施、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坚持点面结合，上下联动，设定了我市近期重点突破的12项改革项目和四方面20项中长期改革任务。我们一定要把中央的《规划纲要》和省委的《实施意见》、市委的《实施办法》学习好、领会好、把握好，并结合我们局的实际，把改革任务一项一项落到实处。

从总体上看，我局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自建局特别是去年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以来，干部队伍素质、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作风和形象也有了新的改进。但是，能力不强、素质不高、6 作风不优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第一，树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确用人导向。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用人的基本标准。德与才是干部素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将成为祸害。德：是指政治素质。这种素质决定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通常表现为事业心、责任心、原则性、廉洁性、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团结合作的作风以及勇于克服苦难、完成工作任务的精神等，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等方面。才：是指智能水平。包括理论知识、管理科学知识、本职专业知识、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实际工作中的谋划能力、决断能力、指挥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德才兼备是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其本质是要求干部的一切行为要做到有德、有才、两者兼备，不可缺一，而且是德在前，才在后。事实上，一个人的才能越大，德与才的关系就越密切、越重要。坚持德才兼备，体现任人唯贤，一是定好标准。要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查干部的德才表现，用干部就是要看道德品质、看工作实绩、看工作能力、看事业心和责任心，在全局上下形成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二是贯穿始终。改革的全过程是贯穿德才标准，切实把德才兼备体现到干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各个方面。三是注重实效。德才兼备的实效要体现在推动落实工作的力度大不大、明显不明 7 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精神状态好不好、群众满意度高不高上面来。

第二，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力。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力，重在把好“五个关口”。一要把好干部提名关。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完善干部初始提名制度，形成广纳贤才的提名机制。初始提名要探索提名多元化，明确干部选拔任用提名主体，规范提名形式、提名程序，合理界定提名责任，扩大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要把尊重民意和不简单以票取人辩证统一起来，对得票情况作具体分析，着重看干部综合性德才素质和一贯工作表现，不简单以票数决定干部任用，防止误用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老好人。在不以票取人的时候，要有更合理的理由和更严格的审批程序，防止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二要把好考察关。认真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省委市委的有关规定，科学规范干部考察程序，改进考察方法，健全立体考察、延伸考察机制，建立干部综合考察责任制和干部考核失察责任追究制。三要把好决定关。完善干部任免票决制适用范围和工作程序，充分酝酿讨论，反复交换意见，做好基础性工作。四要把好能力关。要积极探索竞争性选拔干部新方式，把握好“赛场选马”与注重实绩的关系，坚持标准条件、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改进和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程序、办法，拿出一定比例的职位，公开竞争选拔干部，做到让干得好的评得好，使能力强的选得上，把作风实的拔出来。五要把好监督关。坚持干部选任“一 8 报告两评议”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四项监督制度”，建立健全信访、网络、电话相结合的举报平台，抓好干部选任公信度、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工作，认真落实党组主要领导了解干部、掌握干部、管理监督干部的责任。加强对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监督，做到事前要报告、事中要评议、事后要监督，发现问题就追究，坚决纠正和查处跑票、拉票等不正之风，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歪风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干部人事环境。还要注意，对不断托人为自己说情的干部要谨慎使用，这样的人往往是靠不住的，是不实干的干部。

第三，建立科学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一要科学设置考核内容。在考核内容上体现综合考评要求，把若干指标量化成百分制，进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使干部考核工作切实发挥“导航仪”、“风向标”的作用，做到组织考察有依据、干部努力有方向、群众监督有标准。二要科学制定考核办法。建立健全干部年度考核、平时考核与任职考察“三位一体”综合考评办法，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共性考核与个性考核相结合，主观努力和工作基础相结合，赋予考核指标不同的权重，实施分类考核评价，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目的就是为了对一个干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准确把握他的德、能、勤、绩、廉，防止考核结论与他本人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三要科学运用考核结果。建立比较完备的干部考核档案，将考核的结果和干部的奖罚、升降挂钩，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作为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 9 的重要手段。对考核结果较差、工作平庸的干部，要采取通报批评等措施加以鞭策；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干部，要给予奖励、提拔、重用，让谋发展、干发展、能发展的干部有舞台，让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有办法、有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奔头，使干部既能受到激励，也切实感到压力。

第四，建立健全科学管用的干部管理监督机制。一是要改进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制。要加强学习实践，始终把本领建设和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领导班子创建活动，认真实施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述学、评学、考学制度，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规范组织调训、干部在职自学制度，把理论素养和学习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要改进作风，认真落实省委从严管理干部19条、“十个一律”、“五个不准”等规定，建设本领强、作风硬的干部队伍。二是要健全干部交流机制。制定机关中层干部轮岗交流的办法，推动机关内部干部定期轮岗，健全机关内部管理人、财、物和执纪、执法等岗位干部的定期轮岗制度，原则上重要岗位三年一轮岗、一般岗位五年一交流。三是要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监督。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健全选人用人问题及时发现机制，畅通电话举报、信访举报和网络举报渠道。完善用人不正之风查处机制，研究制定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办法，严厉追究用人失察失误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抓住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行为专项整 10 治。四是要实行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要明确信息公开内容，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渠道，增强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行干部任用提名情况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在领导班子内部公开制度，探索干部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适时发布干部工作政策法规、职位空缺情况及其岗位职责要求、考察对象或拟任人选的基本情况、干部选拔任用结果、选人用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等。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思路和主要任务已明确，关键是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结合起来，把握基本要求，加强分类指导，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途径、新路子、新方法，推进选人用人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

篇8：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一、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否要把“利用职务之便”作为必要的条件

我国刑法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职务’的基本特点在于具有公务性。而对相当一部分商品经营者 (如个体、私营企业) 来说, 其经营活动根本不具有公务性, 那么, 他们在市场交易中账外暗中收受回扣, 也就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条件。如果把利用职务之便作为商业受贿罪的必要要件, 势必使部分商品经营者账外暗中扰乱商业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得不到刑法惩治, 背离了立法主旨。”对此, 笔者个人更倾向于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本罪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 即“凡未利用职务上的权利和地位, 即使在市场交易中获得了额外报酬的, 也不能以收受回扣和按受贿论处。”就受贿人来说, 之所以能够索取或者收受他人的财物, 是因为他所享有的职权或者所处的地位能够对行贿人的某种需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行贿人来说, 之所以要送财物给行为人, 是因为需要通过行为人手中的权力的行使来获得某种利益。可见, 行贿与受贿人双方各取所需的基础就在于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职务上的便利条件, 即本质是权钱交易。

二、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 是受贿的两种方式

索取他人财物是指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条件, 凭借自己的职务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主要是指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权力, 接受他人主动送予的财物。必须明确, 收受是被动的得到, 而索取是主动的。因此, 索取的主观恶性就相对于收受来说要大一些, 在法院量刑上也有所体现。“回扣”是指在商品或劳务活动中, 由卖方从所收到的价款中, 按照一定的比例扣出一部分返还给买方或者其经办人的款项。这里的“手续费”是指在经济活动中, 除回扣以外, 违反国家规定支付公司、企业人员的各种名义的所谓信息费、顾问费、劳务费、辛苦费、好处费等等。违反国家规定, 收取各种回扣、手续费, 是否归个人所有, 是区分罪与非罪的主要界限。如果都上交给公司、企业, 不构成犯罪。

三、“为他人谋取利益”应是犯罪的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

一种观点认为是客观要件, 应该是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积极追求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同时, 本罪的行为人应当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 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此作为向他人的回报, 至于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 利益是否正当, 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即, 既包括他人应当得到的利益, 也包括他人不应当得到的不当利益;既包括已为他人谋取的利益, 也包括意图谋取或者正在谋取, 但尚未谋取到的利益。但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承诺和事实, 不构成该罪。商业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 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主观要件, 因为, “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受贿双方权钱交易达成的默契。即行贿人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受贿人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这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 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

笔者更倾向于“主观要件说”, 即对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无论受贿还是索贿, 都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目的才能构成该罪。因为, 首先, 本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即行为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行、受双方各有利益牺牲, 各取所需, 受贿人必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条件收受财物, 行贿人必然以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目的。双方一拍即合, 达成默契。其次, 如果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必须具备的客观行为要件, 则受贿人必须办事, 这才构成了违法行使职权。而现实生活中情况极其复杂:1、先为他人谋利, 后换得贿赂;2、先收贿, 再许诺为他人谋利;3、以为他人谋利为条件, 进行索贿。后两种情况行为人均未实施“谋利”行为, 如果按上述观点就会因欠缺客观方面的行为, 而不构成犯罪。但这些只接受贿赂但不办事, 实际造成的影响更坏。法律的目的是惩恶扬善, 而行为构成社会危害就应当受到相关惩罚。这样, 危害性更大的却得不到法律严惩, 岂不讽刺?再次, 如果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那么, 受贿既遂就必须同时具备: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两个行为;但本罪刑法只以贪赃为既遂, 是否枉法并非必要条件, 无论谋利行为是否实施, 利益是否谋取。

可以总结出, “为他人谋利”分三种情况:1、已经为他人取得了利益。2、已经着手为他人谋利, 但还未谋得。3、虽未着手, 但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许诺过, 并不必要付诸行动。认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罪与非罪, 主要看行为人收受的财 (下转第49页) (上接第97页) 物是不是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范围内, 是不是通过行为人自己的合理劳动或亲友间的正常的礼节性馈赠。而区分主要看送收双方的主观意图, 赠送方是否是想利用对方的职务上的便利谋利, 而行为人是否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对方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