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通用6篇）

篇1：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高铭暄 陈 璐

摘要:当前,我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犯罪 特点成因 惩治预防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都将惩治职务犯罪的目光集中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而在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已经呈现出高发趋势,严重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其惩治和预防迫在眉睫。虽然我国的非刑事立法、刑事立法以及社会监督机制都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但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与要求存在差距,而且难以满足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巨大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状况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

为了增强论证的集中性和针对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作一简要梳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收受贿赂、挪用资金等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其罪名体系包括三类犯罪: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之所以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作这样的局限,主要为了突出该类犯罪的主体特征和客体特征,并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互对应,形成严密的刑事法网,有效治理各行各业的职务犯罪,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沿革

我国刑事法律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企业行为必须符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在这种以国家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涉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管理和分配,是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任何个人、单位或者组织都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安排。因此,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关于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就仅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尚付阙如。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由于当时国有企业人员也被认为是国家干部,有关犯罪也可以适用贿赂罪,所以也没有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因此发生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受贿等职务犯罪迅速出现,其刑事惩治已迫在眉睫。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将经济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刑事否定评价,该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如何规范新型经济主体的行为成了当时的立法急需。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公司法》第10章用17个条文对违反公司法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其中第214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责令退还公司的资金,由公司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第21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仅仅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定罪量刑依据,但是这样的规定无疑为完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前提。

2.急速发展与整合阶段(1993年《公司法》颁布至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式各样的经济主体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在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管理、清算活动中职务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极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规制该类犯罪的法律也处于急速发展中。在《公司法》出台后,为了有效惩治严重违反《公司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应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越来越猖獗的各种犯罪现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在《公司法》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状与法定刑,体现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旨趣。其中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1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本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进一步将贿赂罪的主体扩大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该《决定》第18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分别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处罚。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60号发布施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在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并规定了经营者收受贿赂的刑事责任。1997年10月1日,我国新刑法开始施行,97刑法充分吸收了79刑法之后所颁布的一系列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法的补充规定,摒弃了其中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内容,形成了概念明确、罪刑比较协调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罪名体系。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

3.进一步完善阶段(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至今)。由于97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这将引发两个管辖漏洞:第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新形式的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如个人独资公司、合伙企业等,这些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依97刑法定罪则显得有些牵强,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日益兴起,如村民组织、各种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商会、俱乐部等,而这些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依照97刑法也无法定罪。于是有关法律便对这些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完善。例如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其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第4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一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都涵盖进该罪,这对于司法机关全面依法打击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相关的司法解释还对当时极具争议的个罪罪名称谓进行了权威确定,以统一司法适用。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初,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罪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业务侵占罪,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罪,不一而足。直到1997年12月9日和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两个司法解释一致将《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的罪名确定为职务侵占罪,争议才得到了平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与成因分析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1.案件数量逐渐上升,涉案金额不断加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兴起,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危害加重的特点。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当地检察院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在1999年到2004年的6年里,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的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有38件56人,挪用资金案件10件11人,但是从2005年到2008年的4年间,这两类案件的受理数量已分别上升到100件118人、22件22人,案件数量分别增长了163%和120%。而在2009年1月1日到2010年3月28日期间,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44起52人,挪用资金案件4件4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尽管这样的数字已经较为惊人,但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发案案件远远超过实际统计的数字,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多发于高科技企业,隐蔽性强。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多集中在计算机技术、电子产品、网络服务等高科技产业,隐蔽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清算等经济运行环节密不可分,犯罪人往往熟练掌握公司、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金融、证券、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情,且在犯罪后销毁、伪造犯罪证据,通常其犯罪结果并不表面化,因而犯罪案件往往难以暴露,一般情况下,需要经过专门的调查、审计,否则难以觉察到犯罪发生。第二,该类犯罪责任分散、涉及面广,往往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掺和在一起,查证起来会牵连到许多方面,责任界限模糊不清,难以界定。而一旦问题暴露,这些经济组织出于“人情”、“护短”、“内部处理”等原因并没有报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的顺利开展。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立法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

1.相关立法偏颇、社会预防基础薄弱。首先,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时期,随着经济形式、市场主体的不断丰富扩大,政府监管的对象也进一步增多,而政府对这些新兴市场主体的管理并没有丰富的经验,相关法律、制度也不成熟,政府每出台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因无法及时与相关法律、制度形成系统协调的配套体系,难免为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提供新的机会。其次,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提到职务犯罪,人们往往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没有认识到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因此预防工作也就严重滞后了。我国传统刑法较为缺乏保障私营部门的立法意识和司法传统,在刑法上表现为重“公权”而轻“私权”,其直接结果是给人们带来这样的错误认识,即保护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是刑法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属于“私权”范畴,依靠民事调整即可,不必上升为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立法的偏颇与滞后必然导致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保护不足。尽管当前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已经给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却依然未能成为司法机关打击、预防犯罪工作的重点。2.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岗位间缺少制衡。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很多是家族制民营企业,由于家族制企业人治、人管的特点,使得民营企业在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科学的财务制度。例如有些企业并不要求销售业务员将每笔销售收入及时上交,而是容许其将若干次收取的货款汇总上交,或者让固定的销售业务员全权负责几家客户公司的业务来往,从申请提货到向客户发货,均由一个销售业务员完成,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销售业务员大权独揽。这些做法无疑不符合现代财务制度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销售业务员很容易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侵占公司货款或者货物,而这种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的现状正是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痼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对于这些民营企业来说,管理松弛、违规操作是滋生企业底层职员职务犯罪的温床;制度缺失、监督乏力,是公司企业中层职员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因;机制不全、权力失控,是诱发公司高管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三、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的具体建言

当前,在国家和社会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基础薄弱的形势下,全面而有效地推进治理该类犯罪的任务尤显艰巨,单靠刑事法律的力量很难达到显著的效果,必须坚持法律预防、惩治与企业内部预防并重的治理方式,内外结合,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综合预防体系。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私营部门制度建设,培植私营部门法律文化

公司法律文化是西方国家基于长期的公司组织形态的发展而形成的法律文化形态,公司法律文化体现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权利平等、有限责任、诚实信用、法治经济、内部管理的牵制与制衡等一系列价值理念。⑩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培育过程很短暂,由于缺乏长期的、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管理规则与市场交易习惯尤其是公司运作规则和习惯远没有形成,没有沉淀为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和公司法律文化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无序的管理与制度的缺失对市场秩序和公司法制发挥着肆意的破坏作用,特别是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如果公司制度对其缺乏有效的制约与限制,则更容易在利益的驱动下中饱私囊、损害公司利益。因此,私营部门必须以培育现代化企业为目标,加强公司内部制度建设,培育公司法律文化。这个问题也是当前私法领域讨论最多的论题之一,在此不再赘述。

(二)延伸预防对象,加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与监督

我国刑法虽然已经形成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但是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国政府已经完成了该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其已于2006年2月12日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效,并适用于香港地区。虽然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为《公约》与中国刑事法治的协调完善作了不懈努力,但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我国都与《公约》存在着差距,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私营部门职务犯罪的关注程度不够,司法机关与私营机构之间合作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不大。《公约》第12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加强私营部门的会计和审计标准,并酌情对不遵守措施的行为规定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处罚。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下列内容:1.促进执法机构与有关私营实体之间的合作。2.促进制订各种旨在维护有关私营实体操守的标准和程序,其中既包括正确、诚实、妥善从事商业活动和所有相关职业活动并防止利益冲突的行为守则,也包括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的合同关系中促进良好商业惯例而采用的行为守则。3.增进私营实体透明度,包括酌情采取措施鉴定参与公司的设立和管理的法人和自然人的身份。4.防止滥用对私营实体的管理程序,包括公共机关对商业活动给予补贴和颁发许可证的程序。5.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原公职人员的职业活动或者对公职人员辞职或者退休后在私营部门的任职进行适当的限制,以防止利益冲突,只要这种活动或者任职同这些公职人员任期内曾经担任或者监管的职能直接有关„„从《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向各国提出了国家机关与私营部门合作打击职务犯罪步伐一致、相互协助的义务要求。

为了改变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薄弱的现状,实现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与协调,当前亟需在检察机关的参与指导下,把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扩展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在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上面来,要求法与之相适应,否则法就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求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基于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也有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既然可以在公有制领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为什么不能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呢?而且检察机关在长期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司法统计、犯罪预测掌握了经济犯罪的原因、特点、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可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防治经济犯罪的司法建议,以使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控制犯罪。目前,我国已有地区的检察部门率先开展了立足于民营经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从检察职能出发,在做好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同时,将做好民营企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预防工作体系,帮助发案单位或地区进行整顿、健全制度,以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逐渐使司法建议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例如,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根据本地区民营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成分较大的实际情况,转变观念,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延伸到民营企业,积极探索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该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开展了“职务犯罪预防走进民营企业”活动,运用检察机关多年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所获得的经验,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及时将其纳入社会大预防格局之中,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为此,该院精心组织,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一是续编《民营企业法律知识读本》,送法进企业;二是深入民营企业开展预防宣传、法律讲座、预防调研、预防咨询等活动;三是设立预防联系企业,选择当地两三家有影响力的重点民营企业作为预防联系点,通过不定期的联系推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种工作创新无疑为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完善非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与衔接,形成体系完整的治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完备的特性要求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制体系要前后一致、相互协调。我国的非刑事法律对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违规行为一般都设有刑事责任条款: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表明当一般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便不能停留在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水平,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有刑法典上的相应规定。因此,非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必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首先,建立健全规范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制度,作为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前置性法律。只有完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职务行为立法,以部门法的形式规定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职业行规,例如该职业的法定地位、法定职权、法定职责、具体工作方法、程序以及失职的法律后果等,才能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发挥法制规范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这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与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而作为国民经济体制中的新生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迅速成为繁荣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力量,如何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运行,是当前我国经济立法的重点。

其次,完善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律,使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在刑法规范的视野中受到同样的重视,这一方面格外重要,是治理该类犯罪有力的法律保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设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且在刑罚结构中仅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惩治该类犯罪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资格刑对于惩治与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旦犯罪主体被剥夺资格,就是被暂时或者永久地剥夺职位,丧失了利用职务便利从事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的机会,因此应当增设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刑。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其利用这种资格再次犯罪,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其他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2)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1款为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仅仅规定了自由刑,而没有涉及财产刑,而只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样,对职务侵占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也没有规定财产刑,而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才规定了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这样的差别规定,无疑并不符合职务犯罪的贪利性质,不利于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因此有必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在每个量刑档次均配备财产刑。

最后应当指出,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科以刑事处罚是治理此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出发,在可以通过经济、行政、民事等法律规范予以防治和处理的时候,国家是不宜动用刑罚的。相对于刑法而言,经济法、行政法、民法更为直接地调节国家的经济活动,因而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更具有直接意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如公平竞争、价值交换规律以及遵循诚实信用、忠于职责的原则,这些规律和原则只有通过非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相互衔接、协调的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其切实得到遵守和维护,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源头上、从根本上防止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篇2：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1、贪污罪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挪用公款罪

第三百八十四条 【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九十四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第一百八十三条 【贪污罪】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 【贪污罪】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3、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第三百九十五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章 渎职罪

5、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6、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 第三百九十九条 【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刻骨的教训 深刻的启示

掩卷而思，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给了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刻骨的教训、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必须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时刻不忘“执政为民”。位处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拿着村里工资，跑前跑后为老百姓办事，应该是份儿内的事，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否则，就不能摆正个人与国家、集体间的利益关系，势必容易“本末倒置”而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结果必将“误入歧途”。

启示之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必须要学法、知法、懂法，才能做到自觉守法。身为基层农村的党员干部，如果不加强对党的政策、纪律和国家法律的学习和了解，不仅不能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当好村民群众的当家人和贴心人，还会因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无知而“自取其辱，自负其咎”。如果经过上级的批准和村民的同意，公开地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也理所应当。但他们未走此“道”，而是采取挪用、侵占、收受贿赂、入干股合伙经营山林等，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结果被群众所唾弃。

篇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应从重处罚

首先, 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本素质的需要。相比一般公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政治素质, 公务员法要求公务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道德素质, 要求品行良好, 包括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 宪法规定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和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是对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不同的岗位还要求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 如检察官、法官、律师、公证员, 虽然从事的法律职业, 因各有侧重, 职业道德有所不同, 检察官要求忠诚、清正、廉明、公正, 法官要求保障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保持清正廉洁, 遵守司法礼仪, 加强自身修养, 约束业外活动, 公证员要求忠于事实忠于法律, 爱岗敬业规范服务, 加强修养提高素质, 清正廉洁同业互助, 可见体现出不同的职业特点。从事财政金融工作的要严守财经纪律, 从事保密工作的要做到守口如瓶, 这都是对岗位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 只有严守职业道德, 才能说品行良好。

其次, 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责权利相统一的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职务保障和优厚待遇,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有获得工资报酬, 享受福利, 保险待遇, 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 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然应承担除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外的更多职责, 如公务员有检举揭发犯罪, 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义务, 这是公务员的职责决定, 一般公民也有检举权, 批评权和控告权, 追究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 但他们可以选择行使, 也可以放弃。人民警察法规定, 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 应当立即救助;警察如果不作为, 要追究法律责任, 因为这是警察的职责决定的。

其三, 是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的需要, 宪法将依法治国纳入国家的治国方略, 必然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素养, 从内心培养法律至上的观念, 尊崇法律, 实践法律, 有的学者提出了法商概念, 即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 体现的是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 法治意识的强弱, 明辨是非的能力, 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其四、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需要, 我国公务员伦理是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在公共行政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是一种价值表达, 反映了强烈的政治性、彻底的道义性、极大的强制性和高度的示范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了遵守公务员所特有的纪律外, 还必须在遵守社会公德方机起到模范和示范作用, 不得参与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不得违反社会公德, 造成不良影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一般公民的行为楷模和榜样, 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义利观直接影响了每个公民的行为, 中纪委十六届七次全会决定将生活作风纳入领导干部的考核标准, 领导干部的隐私权受到限制, 其道德标准就高于一般公民;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 将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条例还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吸食、注射毒品或者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条例同时明确, 行政机关公务员有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行为, 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 或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将被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这既是严肃纪律作风, 也是要求公务员坚守伦理道德底线。

最后, 是维护国家机关公信力的需要。国家公务员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机关的整体利益,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确行使职权履行公务是国家机关的重要内容, 公务员通过严肃、正当、合法、廉洁、勤勉的行使公务展现机关形象, 公务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即使与职务职权无关联, 由于其职位的特殊性, 依然会带来消极和负面的因素, 败坏国家机关的声誉, 影响干群和谐, 降低国家机关的威望和形象。

篇4：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1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1.1 竞技体育贿赂。随着我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体育圈的贿赂问题也从幕后走向前台。

1.2 竞技体育赌博。竞技体育赌博是以体育比赛结果作为评判输赢标准的一种赌博方式。《中国足球内幕》中写道：“据国家体彩部门统计，每年流往境外的赌金高达1500亿，而民间机构认为，高达5万亿。”

1.3 竞技体育伤害。常见的体育伤害事件一般有：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而队员或教练员与裁判之间发生伤害事件，近年来有抬头之势。与竞技体育内部伤害事件相比，在高额利益驱使下给竞技体育带来的伤害事件，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足球内幕》中写道：“有人被枪指着头，有人被砍倒在街头，有人被绑架，所有暴力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威胁球员或教练员配合，完成盘口要求的比分。”

1.4 其他行为。使用兴奋剂是当今竞技体育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发展，体育能够带来高额回报，导致使用兴奋剂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另外，运动员改年龄问题，也被外界经常诟病。

2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成因分析

2.1 法制体系不健全。体育领域快速职业化，使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得到蓬勃发展。然而相关法规体系却没有跟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到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除了2010年删除其中的第四十七条，再无其他修改。近年来，中国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相应的法律、法规却止步不前，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2.2 过度政治化。追求短期成绩，用体育成绩补充政绩，捞取政治回报。使各级政府部门、体育部门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想尽一切办法拿金牌。政府官员或体育管理部门各显神通，贿赂官员，贿赂裁判，收买运动员、教练员。

2.3 商业化扭曲人生观、价值观。随着我国体育职业化、商业化推进，一部分运动员成了有钱人、成为明星，他们开豪车、住豪宅，生活在鲜花掌声和镁光灯下，使一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在面对各种诱惑时迷失方向，失去原则，丧失人格底线，铤而走险。

2.4 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淡薄与文化底蕴有很大关系。著名犯罪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确信犯罪并非源于其他特殊原因（心理的或生理的），而是源于它所从属的文化结构本身。”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培养，主要走竞技体校路线，更注重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文化知识的学习无法也很难得到重视。

3 预防和惩处对策研究

3.1 完善自治模式。我国体育组织因授权获得了垄断性权力，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自身存在弊端，政企不分。监督管理者又是组织者。中国足协已经开始大胆尝试管办分离模式，为我国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管理体制探索新的路子。

3.2 完善法治压缩犯罪空间。体育法制不健全，立法滞后。虽然我国《体育法》中也有明确条款规定，但《体育法》是一部行政法，对在竞技体育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很难起到有效的打击作用。《刑法》虽不断修订完善，但对在竞技体育中，利用体育领域内部信息，利用职务之便，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在体育领域中界定模糊，使处理竞技体育领域的犯罪中难有标准。著名律师郝劲松总结道：“现在的问题是量刑幅度范围太大，完善法制是必由之路，且迫在眉睫。”

3.3 健全司法介入机制，提高犯罪成本。司法介入困难，成为惩治竞技体育中犯罪活动的绊脚石。各体育协会、俱乐部，运作不公开、不透明，有意无意地排斥社会外力监督，使司法介入缺乏有效途径。

3.4 转变培养机制，加强人文修养。加强体育领域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加大在体育界普法宣传力度，是我国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体育人今后需要探讨的问题。

篇5：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检察机关打击的重点和难点，就一个地区而言，清楚的了解本地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状况、特点、原因，是搞好本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基础，应引起党委政府的重视，采取有力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的产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党的十六大“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措施之中”的有关精神，针对目前我国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状况，我们对近几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对当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犯罪心理和预防对策作一简单剖析。

一、当前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近几年，发生在行政执法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案件较多。相比而言，发生在金融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下降趋势明显。涉案人员既有单位负责人，又有财务人员，犯罪嫌疑人也有一般经办人员。其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案件，以业务员挪用公款居多，人员年龄相比而言呈年轻化趋势。作案手段多为截留收入不上帐直接进行侵吞，或收到资金不上交单位、挪作他用所占比例较大；而企业业务员职务 犯罪则大多是采用收取货款不入帐直接挪用，一些新的作案方法开始出现，作案方法更趋隐秘。贪污案件的数量相对稳定，挪用公款案件呈下降趋势，其他性质案件数量相对较少。

二、犯罪心理剖析

为进一步深刻剖析犯案人的犯罪心理，我们在相关企业做过一个心理测试。同样的工种岗位，由于在不同的企业，甚至在一个单位的不同部门，所得到的报酬却差距甚大你会感到：

1、不公平，心里很气愤

2、想办法跳槽

3、寻找机会捞钱财

4、无可奈何，结果有22人选择1，有52人选择2，有5人选择3，有31人选择4。本题答案中只有4是相对平衡的心理，其他三个答案都是不平衡心理的体现，特别是2、3，已将不平衡心理转化为行动。通过这道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收入的高低并不一定会产生不平衡心理，但同样的贡献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是一定会产生不平衡心理，这种心理越强烈，离职务犯罪就越接近。而强烈不平衡心理的人数愈多，预示着职务犯罪率愈高。这是我们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方面。

又如针对职务犯罪主要诱发因素是什么，有这样一道题：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一层次的人易发生职务犯罪：

1、具有决策权的人

2、具有管理权的人

3、具有监督权的人

4、具有某种特权的人

结果有38人选择1，有26人选择2，有18人选择3，有44人选择4。这里说明更多的人相信决策权、特权的拥有者更容易发生职务犯罪行为。决策权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的领导权，是一个部门中最难以制约的权力，其腐败引起的危害性也是极其严重的。而特权是一种更趋隐蔽的权力，是一般常规监督机制无法制约的权种，因此，其腐败的机理更强大。从调查的数据中已充分提示我们，要在机制和制度上重视对决策权和特权的制约。

在开放性题目中，一些受试人员对自己走向犯罪时的真实思想作了描述。题目是：你在跨出犯罪的第一步，主要的诱因是什么？一些人是这样回答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虽然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因此看到很多人突然富起来。有的是机遇，有的靠魄力，还有的靠投机。本人是在贪得无厌的私欲的诱惑下，利用职务之便，跨出了贪污受贿犯罪的第一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诱因，这些诱因也可以不同，但他们跨出的第一步却一定是相同的，那就是犯罪。为使这些千差万别的诱因不能最终成为犯罪的第一步，这就是本次心理分析要求我们预防工作达到的境界。

通过这次心理分析调研，我们在预防工作的分析、决策 上获得许多宝贵的资料。这次调查取得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开展职务犯罪问题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认识到对于犯罪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企望

一、两次调查就解决问题，必须以长远的目光，做持久的努力。我们期望通过长期积累研究资料，以扎实的工作，推动犯罪问题的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预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三、造成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造成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

1、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缺乏深度。相当一部分单位很少对职工进行系统的法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也流于形式，不能引起广大干部职工思想上的足够重视，一些职工甚至单位负责人，对什么是职务犯罪行为都搞不清或知之甚少，致使个别人追求腐化，以致于走上犯罪道路。

2、管理制度上存在漏洞。一是人员管理上缺乏必要有序的竞争交流，有些单位领导为照顾职工个人方便，让一些职工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上下级之间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淡化，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力度减弱。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不严格，个别单位会计监督无从谈起。

这些管理上的漏洞，客观上为贪污和挪用犯罪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如某 县环保局监理中队会计王某，在负责收取辖区内焦厂排污罚款时，利用自己既负责开票，又负责收款的便利，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采用开“大头小尾”发票、收款不开票手段，侵吞公款4万余元。

3、监督制约措施不到位。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目前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种类不少、实际作用不大的缺陷，监督不到位现象在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乡镇民政所，就利用上级拔款的机会，隐瞒不报已死亡复员军人名单，巧立明目，套取资金，这些问题，如果上级部门能够进行有效监督，完全是可以发现的，正是因为监督不力，才给职务犯罪留下了可趁之机。

4、对违法犯罪缺乏适当惩处。一些单位负责人，出于本部门利益考虑，怕影响单位整体形象，对本单位发生的一些违法犯罪，往往捂着盖着，不向检察机关报案，进行内部降格处理，根本就起不到相应的惩戒作用，导致一些职务违法犯罪现象屡犯不止。另外，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缓刑率较高，客观上形成了对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后果，也是造成职务犯罪多发的一个原因。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针对当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和原因，建议采取经下措施进行预防：

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廉政教育力度。预防 职务犯罪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抓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是这项工作的基础。作为担负着反贪重任的检察机关，应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结合实例，采用上法制课、廉政课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同时，要利用媒体进行举报、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宣传，在国家工作人员中营造一个“不想贪”、“不敢贪”的法制氛围。

通过完善制度和制度创新，遏制和消除产生职务犯罪的机会。一是要建立科学、民主、有效的用人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对人员实行亲属回避、定期轮岗制度，激活队伍管理机制，这样，既能有效防范职务犯罪的滋生，又能通过轮岗，及时发现问题。二是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下属单位的管理和财务监督，要定期或不定期对下属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检查和专项审计，重点在狠抓制度的落实上下功夫，发现问题应及时予以处；有条件的部门和乡镇应对下属单位实行会计委派制，并逐步取消基层站所帐户，设立统一的财务核算中心，对所有资金实行统一核算、收付，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篇6：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国税发[2011]25号

颁布时间：2011-2-18发文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严厉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着力从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根本性措施上解决发票违法犯罪的突出问题，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2010年12月16日全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召开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对加强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制度建设和根本性措施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2011年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做了统一部署。为贯彻落实《全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纪要》（国阅[2010]124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精神，认真做好2011年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必须高度重视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

2008年11月以来，在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区、各部门精心组织，通力合作，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取得显薯成效。但是，目前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发势头尚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还没有从制度上和机制上解决引起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根本性和源头性问题，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各级税务机关必须切实提高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高度重视，按照“打击与建设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立足实际、着眼长远、抓住要害、重点推进。对这项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着力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根本性措施上下功夫，着力在解决发票违法犯罪突出问题上下功夫，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和更加积极的行动，扎实深入地推进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争取取得更大成效。

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假发票“卖方市场”整治工作

（一）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开展假发票“卖方市场”的打击整治工作。一是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对发票犯罪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采取有效措施打源头、端窝点，联合查办一批发票犯罪大要案件，严厉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深化巩固整治成果，确保重点地区发票违法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二是要积极协同当地公安部门对车站、商场、集贸市场、商业街道等兜售、贩卖假发票问题严重的重点部位进行清理整顿，净化社会环境。三是要结合制售假发票案件查办工作，认真梳理假发票信息，循线追查，深入查处购买、使用假发票的纳税单位和个人，争取查处一批大要案件；对构成犯罪的：要及时依法移送公安部门。

（二）积极配合通信管理、公安、工商等部门开展发票违法信息的整治工作。一是要积极配合当地通信管理、公安等部门，进一步完善传播发票违法信息的社会监管和举报受理机制，建立健全发票违法短信关键词动态调整机制以及互联网发票违法信息监测与处置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发票违法信息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二是要积极配合当地工商、通信管理等部门，进一步做好对生产、销售非法短信群发器等设备的整治工作。

三、认真开展虚假发票“买方市场”整治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对纳税单位和个人发票使用情况的检查。各级税务机关要将发票检查作为税务检查的必查步骤和必查项目，将纳税单位和个人发票使用情况的检查与行业税收专项检查、区域税收专项整治、重点税源企业检查、专案检查工作一同布置、一同组织、一同进行，做到“查账必查票”、“查案必查票”、“查税必查票”。2011年，广东、浙江、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福建、辽宁、湖南、湖北、河北、山西等省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检查处理的违法受票企业应各不少于1000户；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广西、四川、陕西等省（区、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检查处理的违法受票企业应各不少于700户；其他地区（西藏自治区除外）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检查处理的违法受票企业应各不少于500户。对检查发现存在使用非法发票的企业，必须依法予以处理。

（二）专门部署对重点企业发票使用情况开展重点检查。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和《会议纪要》要求，2011年各级税务机关要专门部署对建筑、佥融、保险、通讯、石油石化、房地产等重点企业发票使用情况开展重点检查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经研究，税务总局决定统一组织、部署对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地（市）级以上分公司的发票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各地税务机关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组织、部署对其他建筑、金融、保险、通信、石油石化、房地产等企业的发票使用情况开展重点检查。在开展上述检查工作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要全面检查被查纳税单位和个人发票领购、开具、取得、使用、缴销等情况，重点核查发票的真

实性和业务的真实性；

二是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开具假发票或虚开发票的、利用虚开发票等凭证虚增成本的、使用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凭证列支成本费用的，要予以重点检查；

三是对开具金额较大、涉嫌虚假等发票，要进行逐笔查验比对，通过对资金、货物等流向和发票信息的分析，检查其业务的真实性，争取查办一批虚开发票和购买、使用虚假发票的典型案件；

四是对检查发现的虚假发票，一律不得用以税前扣除、抵扣税款、办理出口退—税（包括免、抵、退

税）和财务报销、财务核算；

五是在检查过程中，要注意做好税收政策宣传辅导、查前告知以及约谈等工作，积极引导纳税人查找问题、纠正过错、主动规范用票行为。同时要统一执法尺度和处理处罚原则，确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处

理，推进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是要加强税务系统内部的部门协作。检查开始前，要充分采集、分析、利用日常征管信息，制定具体检查方案，以使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有关税收管理部门；对使用虚假发票问题严重的企业，有关税收管理部门要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整改；对检查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应及时向上级机关请示汇报；对列入重点检查的总局定点联系企业，与企业司要共同制定检查方案，统一部署。各地稽查部门要严格按照总局确定的方案开展工作，积极与同级大企业管理部门沟通情况。大企业管理部门要把发票违法违规作为风险防控的重要内容，积极配合稽查部门工作。

七是要合理调配稽查力量。在目前稽查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各地国、地税稽查部门要合理调配稽查人员，充分调动稽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合理布置，合理分工，确保完成各顼稽查工作任务。

（三）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非纳税单位发票使用情况的检查工作。根据《会议纪要》要求，2011年财政部门将会同审计、监察、税务等部门，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发票使用情况的监督，严厉查处使用非法发票行为，切实遏制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非法发票的势头。各地税务机关要积极配合财政、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加强对行政、事业等单位使用虚假发票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是对相关部门在查处涉及发票案件的过程中请求鉴定发票真伪的，征管部门要予以积极配合，依法

提供支持和帮助；

二是对查证、甄别为虚假发票的，稽查部门要积极协助查清发票来源，并会同公安等部门依法对提供

虚假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

四、切实加强发票监督管理工作

各地税务机关要在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发票管理办法》的过程中，以逐步实现从“以票控税”向“信息管”的转变为目标，加强发票监督管理，拓展发票监控范围，有效解决当前发票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源头上加强对发票违法行为的防范和监控能力。

（一）积极开展网络发票试点工作。2011年有关网络发票试点单位要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为网络发票的全国推行创造条件。要逐步改进现行发票管理方式，全面提升普通发票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便于发票开具信息采集和查询辨伪工作的开展。

（二）进一步落实机具开票制度。各地税务机关要严格扰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8]80号）通过实施“机具开票，逐笔开具；有奖发票，鼓励索票；查询辨伪，防堵假票；票表比对，以票控税”的管理模式，切实加强普通发票的日常管理。

（三）加强发票监管体系建设。各地税务机关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手段，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非纳税单位使用发票的管理、监控和查询系统，构建全方位的发票监管体系。

五、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

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与综治、立法、司法、银行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强化部门协作，增进整治合力，广泛深入开展各项合作，认真做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相关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积极配合当地综治部门做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考评工作，建立系统内部绩效考核办法，加强对各地（市）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的考核力度。

六、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各地税务机关要突出重点，强化导向，广泛宣传发票相关政策法规，在纳税单位、个人以及广大社会公众间营造依法抵制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良好氛围。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各地税务机关要充分利用“税收宣传月”等时机，积极开展以“发票使用”查询和“辨伪”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尤其在车站、商场、集贸市场、商业街道等兜售、贩卖假发票问题严重的区域，要经常开展发票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假发票的辨识能力。

（二）集中曝光一批发票违法犯罪典型案件。在发票违法犯罪案件查结后，各地税务机关要选择一批典型案例予以曝光，以案释法、弘扬法制，震慑分化不法分子。同时要公开一批开具或者使用虚假发票的单位名单，做到查处一起、曝光一起、震慑一片，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虚假发票的良好氛围。

（三）扩大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各地税务机关要积极协调当地主要媒体、行业报刊、门户网站，大力宣传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开展情况。同时要落实对发票违法行为举报的奖励工作，对举报查证属实的，要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七、进一步发挥协调小组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作用

备地承担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办公室）职能的税务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认真做好情报沟通、信息反馈、报告反映、督办指导等工作，为打击发票违法犯

罪活动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一）积极履行联系协调职能。对需要其他部门处理的发票违法线索和问题，各地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对涉及面广、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各地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查

处。

（二）切实做好沟通反馈工作。各地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向当地党政机关汇报和向相关部门通报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争取党政机关的充分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三）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作用。各地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向上级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简报、统计报表和大要案查处情况，加大对工作滞后、行动迟缓、成效较差单位的督导力度，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各地协调小组办公室要每月向全国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报送2篇以上的工作简报。

八、工作步骤和要求

（一）组织部署阶段（2011年2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按照《会议纪要》和本通知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阶段目标、实施步骤和完成时限，于2011年3月15日前报告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二）实施阶段（2011年3月至10月）。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督促、指导本地区备级税务机关按照工作目标的要求完成任务，检查重点地区工作进展情况，并于每月15日前将上月《发票使用情况检查统计表》、《重点企业使用虚假发票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及其他工作进展情况书面报送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三）总结阶段（2011年11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针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重点分析本地区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动向、成因以及整改措施、效果等，并提出完善改进意见，于2011年11月30日前将总结报告报送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将按照组织部署阶段确定的要求，并结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2010年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评比实施细则》（综治办[2010]130号）要求，对各地税务机关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比，并以适当方式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单位子以表彰；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成效较差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