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精选7篇）

篇1：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2003-6-5 杭州市公安局经侦部门收集

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公安部经侦局

公经[2003]436号

近来，有多地公安机关就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是否有管辖权问题请示部经侦局。对于该问题，部经侦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复，此批复征求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经侦局意见，即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现予网上公布，请各地参照执行。

附：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管辖问题的意见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

管辖问题的意见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你局《关于征求对案件管辖权问题意见的函》（公经[2001]248号）收悉。经研究，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问题，原则上以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为宜，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001年4月10日

篇2：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2003年4月21日公经[2003]436号

近来，有多地公安机关就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是否有管辖权问题请示部经侦局。对于该问题，部经侦局曾于2001年3月正式批复，此批复征求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同意部经侦局意见，即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现予网上公布，请各地参照执行。

附：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管辖问题的意见

2001年4月10日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你局《关于征求对案件管辖权问题意见的函》（公经[2001]248号）收悉。经研究，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篇3：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从这些乡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看, 虽然案件数量不多, 但反映的问题却不容忽视。我们在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 必须对乡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给予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并结合实际情况, 切实作好查处和预防工作。

一、犯罪的特点

(一) 犯罪主体趋向职务化和权力化, 乡镇干部经济违法犯罪人员由管钱管物人向掌权人发展是一大变化特点。

权钱交易突出, 涉案人员主要是乡、镇或部门的一把手。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在担任某某镇党委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贿赂人民币计7万元, 并伙同他人采用虚报冒领的方式, 套取工程资金10万余元, 以发奖金的名义合伙贪污。

(二) 财务制度落实不到位, 财务监督管理形同虚设。

很多乡镇机关没有落实财务制度, 财务制度混乱。如某镇党委委员, 宣传、统战委员张某某在2006-2009年分管防违拆违办公室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采取支取拆违保证金不上交财政, 收入不入账等方式, 贪污公款9万余元, 挪用公款9万元, 受贿1万元。该案中张某某能以这种方式作案, 涉案罪名较多, 数额巨大, 审查时发现主要是该镇防违办没有落实财务制度, 没有建立正式财务账, 流水账账目混乱, 镇政府又对防违办财务缺乏有力的监督。

(三) 共同犯罪形势突出。

主要表现为集体私分、挪用公款、领导与经办人员共同贪污、受贿。如某乡村党支部书记朱某某, 与本村会计管某某等人共谋, 合伙挪用土地征用补偿款50万元。

(四) 作案手段多样化, 隐瞒性较强。

表现为账务假公开、明集暗摊派、自己奖自己、收入不入账、虚报暗冒领、借机捞好处等形式搞经济违法犯罪。如某镇建设服务站站长杨某某, 明知已被政府收回宅基地, 仍谎称替他人代卖宅基地并开具作废票据等手段, 侵吞七位农户上交的基础设施配套费共计10万余元。

(五) 行贿、受贿风盛行。

有的乡镇干部利用职权乘机向前来办事的群众索贿或受贿, 不见礼不办事, 或者搪塞推诿, 久拖不办。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在任某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某镇镇长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贿赂16起, 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 价值1万元的购物卡, 价值6千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台。

二、案发的原因

(一) 人生观扭曲, 心理失衡。

个别乡镇工作人员在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外来腐败思想的侵蚀, 思想意识深处存在官本位主义和拜金主义。加之头脑中存在腐朽糜烂的生活享乐观, 导致一些人为了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享乐欲望, 利欲熏心, 生活中守不住清廉, 顶不住诱惑, 放松自我约束, 放纵个人行为。“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的思想严重, 将权力作为以权谋私的工具, 不择手段捞钱, 导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的犯罪人认为自己从事乡镇工作, 工作很辛苦, 捞点好处也是应该的。

(二) 财务管理混乱, 导致有机可趁。

乡镇财务管理是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基础, 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乡镇财务管理工作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党在基层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关系到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在审查案件中, 我们发现乡镇级财务管理缺乏透明度, 财务公开力度不够, 多数财务管理混乱, 账目不清, 会计和出纳“一肩挑”, 钱账一人管, 有的是对内对外“两本账”, 有的是私设“小金库”, 白条入账的现象还存在。此外, 审计力度不够, 人员配备不足。

(三) 缺乏监督, 导致权力膨胀。

从案发的几个案件上看, 发案的基本都是一把手或者直接从事各种规费的征收和管理的工作人员。审查中不难发现:一是个别乡镇领导家长制作风严重, “党、政、财”权独揽, 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内部的监督部门不敢监督, 上级监督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二是职能监督不到位。三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缺乏可操作性, 农民群众又缺乏法律常识, 他们不懂干部的哪些行为是违法, 哪些是违纪的, 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愿或不敢告官。一些乡镇干部正是利用群众的这些弱点, 在“宽松”的环境里自行其事, 有恃无恐地进行经济违法犯罪活动。

(四) 打击不力, 滋长侥幸心理。

很多乡镇工作人员开始犯罪时是心存顾虑的, 但他们又认为:社会上腐败的人那么多, 官职又均比自己大, 山高皇帝远的, 怎会偏抓到自己呢。在这种侥幸心理的促使下, 一些人向国家和集体伸出了罪恶的手。

三、建议及对策

(一) 加强学习和教育, 增强法制观念。

通过学习, 强化其公仆意识和勤政为民的思想, 使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 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教育中要重内容、重实效, 提高其为基层群众服务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可通过新闻报道、电台、宣传栏等形式大力宣传正、反面典型, 使其认识到岗位是来之不易的, 克服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乡镇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断地教育和再学习, 来引起人们对岗位的思考, 对家庭的思考, 对人生的思考, 警钟长鸣, 让走在边缘路线的官员认识到行为的性质, 遵纪守法、廉洁从政才 (下转第87页) (上接第109页) 是对自己、家庭负责, 从而使他们远离犯罪。

(二) 规范制度、完善监督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尤其在财务管理上, 应依法建章立制, 做到有章可循, 运作规范。加强财务资金的管理, 特别要加大对土地征用补偿款、社会捐助款物、上级部门拨款等外来资金不入帐现象的管理, 避免产生小金库。长期设立公示箱制度, 增强财务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对乡镇各种收入来源的及时监督,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监督体制, 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 要定期不定期进行检查, 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认真实行政务、财务双公开, 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使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三) 加大预防和打击力度, 严惩腐败行为

篇4：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键词：我国法院；民间对日索赔①；管辖权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呼声的高涨，我国民间提出有关对日索赔的诉讼。这类案件主要包括：慰安妇、战时集体性暴力事件诉讼；奴役劳工诉讼；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诉讼；日本细菌战、大轰炸受害者诉讼等案件。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一直以来都是向日本法院提出的。然日法院对我国公民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民间索赔请求获得胜诉变得更加艰难。在日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这样的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一、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必要性

数年前，一些战争受害者根据犯罪行为发生地原则，向国内法院提起对日索赔的诉讼，但国内法院对此的态度却是不予受理。例如，在2000年12月， 14名中国劳工以日本熊谷建设公司、住友石炭矿业公司等日本企也为被告，向河北省高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这是民间对日索赔首次向我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但对于此案，直到2002年7月，河北省高院尚未决定受理与否。其理由是：民工对日索赔受理与否需要向最高院请示。近来，我国其他地区也出现此类诉讼请求，各级法院往往采取与之相类似的理由从而不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结合数十年来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公民对日的赔偿请求，想要通过在日本法院获得胜诉，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所以，战争受害者要想真正获得索赔的胜利，其合理而可能的方式便是将其诉诸于国内的法院。将案件拿到国内法院，把日本政府告上中国法庭，才是获得对日索赔的归路。

二、我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管辖权的依据

（一）我国法院管辖对日索赔的诉讼符合国际法规则

违反国际法规则的国家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在国际法理论上没有争论。[2]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受害国法院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涉及到有关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可以一并提起。据此，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我国法院当然享有管辖权。因此，受害者向我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其法律程序是正当合理的。

（二）我国法院管辖符合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

民间对日索赔缘于日本战争行为引发的侵权赔偿责任，此类案件的实体法依据应以国际条约为主，即使适用国内法，该法亦应源于一般国际条约义务而产生。[1]日政府要对其在战争中给我国民众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行为责任。[1]在涉及对日索赔问题上，侵华战争发生在中国，我国属于侵权行为发生地，因此，我国法院可以依据国际法上的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对案件进行管辖。我国的受害者可以依据此原则向国内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

三、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具备的条件、优势

民间对日索赔历时数十载，虽屡遭挫败，但对日索赔的经历对于战争受害者意识到向国内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请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如今，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已具备一定条件。一是有了关于对日索赔的理论指导。屡遭失败的过程告诉我们，要对这类案件进行研究和了解，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二是有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实践经验。虽然民间对日索赔未获得胜诉，但在向日法院提出诉讼中，我们也学到很多实践经验，知悉了以前在索赔时未考虑的方面。通过与日本律师的合作，我们在寻找和准备受害者证据等方面学到了很多。三是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也在逐渐完善、成熟并与国际接轨，已具备相应的法律环境。

另外，我国法院在处理对日索赔案件上具备一定优势。关于对日索赔案件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可以直接适用中国法律来审判；我国受害者在与法官、律师等交流时不存在语言障碍，受害者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法律诉求；可以减少诉讼中所产生的成本。

四、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所面临问题和挑战

（一）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似乎陷入到一个困境中，到目前，国内发起的对日索赔案无一胜诉。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法院认为此类案件诉讼时效已过。日法院认为中国受害者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多次以此为由判处我国公民败诉。然而，国际公约已明确该类追诉战争犯罪的责任问题不受时效限制。[5]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日法院判决我国公民败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二是日本主张国家无答责[8]。日法院在驳回我国民间赔偿诉讼案件的判决中，曾多次以“国家无答责”理由予以搪塞。[1]三是日法院认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请求，民间对日便当然没有索赔的权利。其认为对日索赔是国际法问题，自然人不是国际法主体，不能享有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日法院一再判定战争受害者败诉，使对日索赔陷入困境，更使人们不断反思当年中国政府“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决策的得失，甚至对这一做法表示难以理解。[4]但这并不能否认我国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请求权。

（二）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所面临的挑战

前面我们提到日本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那么，日本应承担何种责任？ 以什么方式承担责任？ 这些都需要从国际法层面上予以分析回答。[7]当前，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对日索赔的判决仍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状态，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备。这便需要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进行法律上的定位和确认。第二，我国法院受理对日索赔案件，其处理的最终结果日本政府会不会予以接受和实际执行也是问题。第三，我国法院受理对日索赔案件，会不会因判决而影响中日两国的关系。如此看来，简单地说明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日索赔能否胜诉的问题。

五、对我国法院受理对日索赔案件的相关建议

为避免中日再次直面战争的考验，我国民间对日索赔要及时调整策略。[3]在处理对日索赔的过程中，一是受难者要继续坚持向我国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日政府进行赔偿。二是通过国际性组织向日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综上，通过我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管辖权的相关研究，可以得知：对战争受害者最终获得对日索赔的胜利任重而道远。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完全具有管辖权，只是这种管辖权的运用操作和实际运行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完善。我国法院能否在实际的操作中妥善的解决赔偿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民间对日索赔是指针对日本二战期间发动的侵华战争致中国无辜平民受损，受害者以自然人身份因此而提起的要求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承担侵权所致的民事赔偿责任之诉。

参考文献：

[1]王军杰.申莉萍.驳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赔的两个理由——兼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8年诉讼实践[J].湖南大学学报，2013，（4）：134-139

[2]金明. 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46-51

[3]娄伟.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基于“撞船事件”和日本大地震后的考察[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29-33

[4]高凡夫.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J].抗日战争研究， 2008，（2）：196-211

[5]郑文琳. 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适用——以“重庆大轰炸”案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2，（2）：124-129

[6]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篇5：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走私制毒物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制定如下意见：

一、关于制毒物品犯罪的认定

（一）本意见中的“制毒物品”，是指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具体品种范围按照国家关于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规定确定。

（二）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

1、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2、超出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范围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3、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4、经营单位违反规定，向无购买许可证明、备案证明的单位、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或者明知购买者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购买许可证明、备案证明，向其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5、以其他方式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的。

（三）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未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如果有证据证明确实用于合法生产、生活需要，依法能够办理只是未及时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不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论处。

（四）为了制造毒品或者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而采用生产、加工、提炼等方法非法制造易制毒化学品的，根据刑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其制造易制毒化学品的不同目的，分别以制造毒品、走私制毒物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预备行为论处。

（五）明知他人实施走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而为其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便利的，以走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论处。

（六）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关于制毒物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对于走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查获了易制毒化学品，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经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明知”是制毒物品而走私或者非法买卖，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改变产品形状、包装或者使用虚假标签、商标等产品标志的；

2、以藏匿、夹带或者其他隐蔽方式运输、携带易制毒化学品逃避检查的；

3、抗拒检查或者在检查时丢弃货物逃跑的；

4、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的；

5、选择不设海关或者边防检查站的路段绕行出入境的；

6、以虚假身份、地址办理托运、邮寄手续的；

7、以其他方法隐瞒真相，逃避对易制毒化学品依法监管的。

三、关于制毒物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

（一）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或者在境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达到下列数量标准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1-苯基-2-丙酮五千克以上不满五十千克； 2、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去甲麻黄素（去甲麻黄碱）、甲基麻黄素（甲基麻黄碱）、羟亚胺及其盐类十千克以上不满一百千克；

3、胡椒醛、黄樟素、黄樟油、异黄樟素、麦角酸、麦角胺、麦角新碱、苯乙酸二十千克以上不满二百千克；

4、N-乙酰邻氨基苯酸、邻氨基苯甲酸、哌啶一百五十千克以上不满一千五百千克；

5、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高锰酸钾、硫酸、盐酸四百千克以上不满四千千克；

6、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相当数量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买卖或者走私制毒物品，达到或者超过前款所列最高数量标准的，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篇6：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犯罪案件涉案物价格

鉴定工作的意见

粤价[2004]331号

各市、县（区）、自治县物价局、公安局：

为了进一步做好违法犯罪案件涉案物（以下简称涉案物）价格鉴定工作，确保价格鉴定结论客观、公正、合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刑事、行政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根据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计办„1997‟808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价格认证中心和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同做好涉案物价格鉴定工作。

二、公安机关在涉案物价格鉴定中应当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涉案物需要价格鉴定的，应当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鉴定。

对于珍贵文物，珍贵、濒危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毒品，淫秽物品，枪支、弹药等不以价格数额作为办理案件处理标准的，不需要进行价格鉴定。

（二）在委托价格鉴定前，收集整理和审查认定涉案物及相关证据材料。

涉案物已灭失或尚未查获的，或涉案物的实物形态（使用价值）在作案过程中被破坏的，可根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有效凭证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情况，认定涉案物在价格鉴定基准日案发前的状态。

对贵重金属等首饰物品在作案过程中被破坏，而破案后只缴回其中一部分，其它部分缺失而又没有发票等书证证明的，可参考所缴获的残缺物品的特征、被害人陈述的物品特征、被害人体征和其他证据材料，推算缺失部分的长度、重量等情况，并在《广东省涉案物价格鉴定委托书》（以下简称《委托书》）中注明。

（三）规范填写《委托书》，按属地管理原则委托当地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鉴定。

本辖区未设立价格认证中心的，委托上一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鉴定。

同一涉案物不得同时委托两家或两家以上价格鉴定机构进行价格鉴定。

《委托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主送单位。填写接受委托的鉴定单位。

2．价格鉴定目的。填写案件性质，并明确本次委托是用于确定案值或确定拍卖保留价。案件性质指盗窃、抢夺、抢劫、故意毁坏财物等具体案件名称。

3．涉案物的具体情况。填写涉案物的名称、规格、型号、鉴定基准日、数量、购置/出厂日期、购置价格、购置时状态（全新或二

手）等。

填写的内容应当清楚、准确，与实物相符。没有实物的，根据已审查认定的相关证据材料如实填写，并注明没有实物。如数量、品种较多时，附《物品清单》；委托进行价格鉴定的实物与相关凭证不相符的，在《委托书》上注明原因。

4．鉴定基准日。填写价格鉴定结论对应的年月日。确定案值为目的的价格鉴定，一般以涉嫌违法犯罪作案日（案发日）为价格鉴定基准日；以变卖处理为目的的价格鉴定，一般以委托日为价格鉴定基准日。

5．作案地点。填写违法犯罪嫌疑人涉嫌违法犯罪的地点。6．鉴定要求。根据案件的情况，明确鉴定要求。如实际市场价格、非假冒伪劣商品（真品）市场零售价格、同类合格产品市场中间价格、直接损失数额等。

7．附件材料。填写实际提供的材料名称，并注明：“有实物”、“实物照片”、“无实物”等。

所提供材料应当是已审查认定的有关材料。（1）机动车，提供行驶证复印件或车管部门的《车辆情况表》等相关资料。（2）文物、邮品、字画、贵重金属、珠宝玉石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提供有关专业部门技术（质量）鉴定证明书。（3）打假案件的假冒商品，提供被假冒方的鉴定证明；打假案件的伪劣商品，提供质量监督部门或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出具的质量鉴定结论书。（4）无线移动电话机，提供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串号（小灵通除外，在电话开机状态下输入*#06#

即可显示；如无法开机，可卸下电池在电话机背面的IMEI一栏查到），如因特殊情况未能提供的，在《委托书》中注明。（5）电脑产品整机（特别是不能提供所缴实物的），填写品牌型号和配置情况，包括CPU（中央处理器）规格型号、内存容量、硬盘容量、光驱（CD-Rom/RW、combo、DVD/CD-R等）规格型号。（6）电缆，填写电缆的规格、型号、产地、品种（铜芯、铝芯；屏蔽线、硅胶线、耐热电缆、绝缘电缆、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等）、数量、使用状况（涉及故意毁坏案件中的在用品，应附有关部门线路检修工程结算单或提供专业部门的检验报告）。（7）其他有关材料。

8．特殊情况说明。填写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1）打假案件中涉及的伪劣产品应说明标价情况，有标价且应当认定的，在《委托书》中注明具体标价，无标价或标价无法认定的，在《委托书》中注明无标价或标价未予认定。（2）涉案物的实物形态在作案过程中被破坏的，说明破坏情况。（3）其他情况。

9．委托单位经办人和联系电话。填写经办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10．《委托书》和所附材料应当加盖公章，填写委托日期。

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属价格认证中心在涉案物价格鉴定中应当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受理委托。价格认证中心对价格鉴定目的、范围明确且涉案物物理状态清楚的事项，除规定不受理情形外，应当受理。不受理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公安机关无法提供价格鉴定所需材料的，可以不受理。

（二）及时组织人员开展工作。

1．安排二名或二名以上价格鉴定人员进行现场或实物勘察。文物、邮品、字画、贵重金属、珠宝玉石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或者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应当以相关技术、质量鉴定为基础进行价格鉴定。

价格认证中心一般不留存鉴定物品。确因鉴定工作需要留存的，应当征得委托机关同意，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妥善保管，不得调换、损毁送鉴物品；鉴定工作完成后，应当在提交价格鉴定结论书的同时办理退还交接手续。

2．经公安机关依法审查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价格鉴定依据（销赃所得数额除外），价格鉴定人员无需重新核实相关的案卷笔录。

3．应当实行法定节假日值班制度（形式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在保证价格鉴定结论客观、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应当尽量缩短价格鉴定的作业时间。

（1）简单、常见物品，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二日内作出价格鉴定结论。

（2）较复杂的、特殊的鉴定项目，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五日内作出价格鉴定结论。

（3）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价格鉴定结论。

（三）规范制作价格鉴定结论书。

1．应当按照统一的文书格式，规范制作价格鉴定结论书。

2．价格鉴定结论书的文书格式暂定为两种（见附件

二、附件三），各级价格认证中心可根据案件实际选择使用。

3．对个别难以作出鉴定结论的项目，可用复函的形式出具同类物品单位价格的情况说明。没有此类价格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价格认证中心反映，并书面向委托单位说明无法作出结论的原因。

4．有特殊情况的，应当在结论书中载明相应的“价格鉴定限定条件”。

未提供实物的价格鉴定项目应载明：由于委托单位未提供实物，鉴定人员无法进行实物勘察。鉴定标的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新旧程度、质量状况来源于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若实物和相关证据与本次提供的证明材料不一致，应当按照标的的实际情况进行重新鉴定。

无标价或标价未认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价格鉴定项目应载明：由于委托单位未提供认定的标价，本价格鉴定结论以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四）价格鉴定的基本方法有：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专家咨询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价格鉴定按照下列规定，并根据价格鉴定目的，综合涉案物在鉴定基准日的新旧及完损程度、性能、技术参数、重置价格等因素进行：

1．流通领域的商品（含进出口货物），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水平计算；属于政府定价的，按政府定价计算；属于政府指导价的，原则上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

2．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上述规定计算。其中，本地不销售、国内有销售的，按销地的相应价格扣除合理的运杂费等费用计算；专供外销的，按离岸价计算。

半成品比照成品价格折算。

3．国内无同类物品比照的进口物品，根据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购买凭据，参考同期国家外汇市场卖出价加国家规定的税费计算。

4．近期购进的物品（包括全新和二手），原则上按购进价格计算，但案发当时市场价格高于原购进价格的，按当时市场价格的中等水平计算。

5．已使用或不适销的物品，按其综合成新率、尚存价值或残值折合计算。

6．需变卖或拍卖的物品，其保留价应结合市场情况，按适当比例折价计算。

7．已灭失或尚未查获的物品，或物品的实物形态（使用价值）在作案过程中被破坏的，以公安机关提供的基准日时的涉案物情况资料，根据同类物品正常使用予以合理折旧进行计算。需要折旧时，一般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折旧额。

8．假冒伪劣品。

（1）打假案件。假冒某种品牌的，原则上按该品牌真品的市场零售中间价格计算；自创品牌或无品牌的，原则上，有标价的以违法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

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2）盗窃、抢夺、抢劫案件。按实际价值计算。

9．无牌无证车辆。走私整车，可参考正常进口汽车到岸价为基础进行价格鉴定；切割、拼装的车辆和没有国产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的，以废钢价格为基础进行价格鉴定；来源合法的未上牌车辆，若未超过规定使用期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允许补办上牌手续的，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价格鉴定。

10．文物、邮品、字画、贵重金属、珠宝玉石及其制品以及其他特殊物品，或者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以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材料或者有关专家的鉴定证明材料为基础进行价格计算。

11．故意毁坏财物案件，按直接损失数额计算。完全毁坏的，损失数额按被毁坏财物在毁坏前的价值计算。部分毁坏的，损失数额按恢复到毁坏前状态的修复费用计算。如果修复费用大于毁坏前价值，损失数额一般应为被毁坏财物在毁坏前的价值。国家对价格鉴定方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公安机关对价格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价格鉴定结论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价格认证中心提出补充鉴定，或者委托上一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中心复核或者重新鉴定。

五、本意见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省物价局、省公安厅。

附件：

篇7：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意见

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公通字[2010]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依法惩治网络赌博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

（一）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

（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

（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

（四）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

（二）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

（三）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以上的；

（四）建立赌博网站后通过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五）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六）为赌博网站招募下级代理，由下级代理接受投注的；

（七）招揽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的；

（八）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关于网上开设赌场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

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下列服务或者帮助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一）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发展会员、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

（二）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

（三）为10个以上赌博网站投放与网址、赔率等信息有关的广告或者为赌博网站投放广告累计100条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5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但是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收到行政主管机关书面等方式的告知后，仍然实施上述行为的；

（二）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明显异常的；

（三）在执法人员调查时，通过销毁、修改数据、账本等方式故意规避调查或者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

（四）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的。

如果有开设赌场的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但是不影响对已到案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的，可以依法对已到案者定罪处罚。

三、关于网络赌博犯罪的参赌人数、赌资数额和网站代理的认定 赌博网站的会员账号数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如果查实一个账号多人使用或者多个账号一人使用的，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

赌资数额可以按照在网络上投注或者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认定。

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

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向该银行账户转入、转出资金的银行账户数量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如果查实一个账户多人使用或多个账户一人使用的，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赌博网站上的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应当认定其为赌博网站的代理。

四、关于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

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应当坚持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

“犯罪地”包括赌博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赌博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以及赌博网站代理人、参赌人实施网络赌博行为地等。

公安机关对侦办跨区域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权有争议的，应本着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认真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报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即将侦查终结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重大网络赌博案件，必要时可由公安部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为保证及时结案，避免超期羁押，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或者办案单位发现没有管辖权的，受案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依法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再自行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五、关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侦查机关对于能够证明赌博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网站页面、上网记录、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电子交易记录、电子账册等电子数据，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予以提取、复制、固定。

侦查人员应当对提取、复制、固定电子数据的过程制作相关文字说明，记录案由、对象、内容以及提取、复制、固定的时间、地点、方法，电子数据的规格、类别、文件格式等，并由提取、复制、固定电子数据的制作人、电子数据的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附所提取、复制、固定的电子数据一并随案移送。

对于电子数据存储在境外的计算机上的，或者侦查机关从赌博网站提取电子数据时犯罪嫌疑人未到案的，或者电子数据的持有人无法签字或者拒绝签字的，应当由能够证明提取、复制、固定过程的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记明有关情况。必要时，可对提取、复制、固定有关电子数据的过程拍照或者录像。

（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印）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201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正确适用法律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结合起草、制定该《意见》的有关情况，就其理解和适用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一、《意见》的制定背景和指导思想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用户的急剧增加，利用网络从事赌博活动也愈发猖獗。与传统的赌场赌博相比，网络赌博更加快捷、方便，投注、资金交割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完成，赌资的数额往往很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更为严重。尤其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大肆组织跨国赌博活动，不仅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互联网正常管理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导致大量资金非法外流，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为打击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8部委从2010年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整治网络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冻结赌资数、抓获境外派驻境内犯罪嫌疑人数量均超过前五年的总和。全国法院今年1－8月共新收聚众赌博、开设赌场刑事案件6 453 件，审结5 924件，结案同比上升40.05 %；判决发生效力的犯罪分子13 800人，其中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367人，同比上升42.25%，从而有力打击了赌博犯罪，遏制了赌博活动的蔓延。

同时，由于200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仅就聚众赌博罪作了规定，未明确开设赌场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而网络赌博犯罪尤其是网上开设赌场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赌博犯罪的特点，办案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适用法律的疑难问题，如各地追究开设赌场犯罪及其共犯刑事责任的标准不统一，网络赌博犯罪的管辖不明确等。为搞好集中整治网络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并为处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提供明确的适用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和印发了《意见》。

《意见》的起草和制定主要遵循和体现了以下指导思想：

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既保持与刑法、有关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协调一致，又注意总结近年来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实践中的好经验和做法，依法明确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具体构成条件及其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等，以统一认识和司法标准，切实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

二是以切断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利益链条为核心，形成惩治网络赌博犯罪的长效机制。开设网络赌场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犯罪分子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网络为平台和联络载体，形成了网络赌博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并且其人员分工日趋细化。赌博网站的程序开发者、技术维护者、网络接入者、服务器托管者，为其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只有切断这一利益链条，才能真正遏制赌博网站泛滥的趋势，形成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长效机制。

二、关于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

（一）网上开设赌场行为的认定 首先，关于网上开设赌场，《解释》曾规定“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意见》将《解释》规定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进一步区分为“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同时，《意见》沿用《解释》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属于“开设赌场”的规定。此外，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并不参与赌博网站的建立和赌博活动的具体组织，也不充当赌博网站的代理人，而是通过入资等方式从中分成获利。该行为虽在形式上与《解释》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有所不同，但符合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罪的本质。因此，《意见》规定，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行为也属于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关于赌博网站的认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纯粹为了从事赌博违法犯罪活动而建立的网站当然属于赌博网站，只有部分网页从事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也属于赌博网站。二是赌博网站不仅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也可以利用有线或无线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数额、数据。

其次，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且接受投注的，才属于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的行为。如果仅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但不接受投注，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这里的“不接受投注”是指没有接受投注的意图。如果建立了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且意图接受投注，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者自动中止接受投注，则可以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未遂或中止。再次，开设赌场行为有情节轻重之别，轻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重者才触犯刑法。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客观方面诸要素，包括抽头渔利数额、赌资数额、参赌人数、违法所得数额和社会影响等，以判断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利用局域网在少数固定的人员之间传输赌博视频、数据，抽头渔利数额较小或仅赢取少量钱财，危害不大的，可不以犯罪论处。

此外，在《意见》制定过程中，有的提出，如果赌博网站的代理仅接受投注，没有发展下级代理，其行为属于聚众赌博行为而非开设赌场行为。考虑到无论是赌博网站的总代理，还是最低级别的代理，其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赌博网站组织他人赌博以获利，两者的行为只有所涉参赌人员和赌资数额多少的区别，而没有本质区别，故未采纳该意见。但是，如果行为人既没有建立赌博网站，也没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仅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利用自己掌握的赌博网站的网址、账户、密码等信息，组织多人进行网络赌博活动，则其行为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符合刑法和《解释》规定的聚众赌博标准的，则应认定为聚众赌博罪。

（二）网上开设赌场犯罪“情节严重”的标准

刑法修正案

（六）规定了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实践中各地对何谓“情节严重”认识不一。为统一司法尺度，《意见》从抽头渔利、赌资数额、参赌人数、违法所得数额和社会危害等方面来衡量行为人开设赌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为避免扩大或缩小打击范围，参照《解释》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意见》规定，在以抽头渔利、赌资数额或参赌人数为标准来衡量开设赌场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相应数额是《解释》规定的聚众赌博罪的起刑点的6倍，即开设赌场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或者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或者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以上的，属于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中的“情节严重”。

对于“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两类开设赌场行为，由于行为人不直接抽头渔利或参赌获利，难以以抽头渔利数额或其行为所涉及的赌资数额、参赌人数为标准来衡量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由于这两类行为的行为人从开设赌场中非法获利，且非法获利的性质与前述抽头渔利的性质类似，因此《意见》规定，对这两类行为，以违法所得数额为标准来衡量其是否属于开设赌场“情节严重”，违法所得数额标准与抽头渔利数额标准相同，即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或者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并且违法所得数额3万元以上的，属于开设赌场“情节严重”。

网络赌博犯罪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实践中，国外赌博网站一般在境内首先设立总代理，再由总代理向下发展一级代理，一级代理再向下发展二级代理，二级代理再发展三级代理，以至多级代理，各级代理通过赌博网站组织赌博。赌博网站的代理越多，参赌人数、赌资数额越大，社会危害越大。鉴于《解释》曾规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意见》规定，为赌博网站招募下级代理，由下级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开设赌场“情节严重”。

未成年人是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群体，又处于心理、身体成长期，自制力相对较差，比成年人更容易陷入网络赌博陷阱。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意见》规定，招揽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的，属于开设赌场“情节严重”。

三、关于网上开设赌场共犯的认定和处罚问题

（一）网上开设赌场共犯的行为方式

通常开设赌场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策划或进行分工，故意实施开设赌场犯罪活动。这种共犯有共同的犯意和共同的实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认定。在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越来越发达的新情况下，较难认定的是，如何认定网络、通讯或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提供者的共同犯罪行为并确定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鉴于这种行为对网络赌博帮助很大，是形成网络赌博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重要因素，《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在《解释》第四条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网上开设赌场共犯的行为方式。

实践中，赌博网站的运营通常包括以下四个环节：一是赌博网站的程序开发和技术维护环节。赌博网站的经营者往往不自行开发赌博网站的程序，而是雇他人为其开发程序并提供相关技术维护或向他人购买程序并由对方提供相关技术维护。二是将赌博网站的服务器接入到网络环节。为了将赌博网站的服务器接入到网络中，赌博网站的经营者往往雇他人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运输通道等服务。三是赌博网站的推广环节。赌博网站常通过雇佣他人在其他网站上刊登宣传赌博网站的广告，提供赌博网站的链接或者雇佣他人发展会员。不同于赌博网站的代理，受雇为赌博网站发展会员者本人并不组织或参与赌博，仅通过为赌博网站发展会员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赌博网站一般根据受雇者帮助其发展会员的人数向其支付费用。四是赌资支付结算环节。赌博活动最终都需要通过各种资金流转渠道，实现赌资的支付结算流转。这四个环节的犯罪活动往往由不同的人员负责，形成分工合作的利益链条，对开设赌场犯罪的发生和进行有直接促进作用，是网络赌博犯罪活动泛滥的原因之一。只有对上述四个环节的犯罪活动予以惩治，才能切断网上开设赌场的利益链条，遏制网络赌博犯罪活动的泛滥。因此，《意见》规定，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下列服务或者帮助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项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开设赌场罪主犯“抽头渔利3万元以上的”即属于“情节严重”，而为赌博网站提供帮助的共犯通常不直接抽头渔利，仅收取服务费用，社会危害性小于其主犯。因此《意见》规定，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发展会员、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2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项“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的规定表明，对于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帮助行为，可以“收取服务费数额”或“帮助收取赌资数额”为标准来确定其起刑点。在同样以收取服务费数额为标准的情况下，《意见》之所以规定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起刑点比前项规定的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等服务的起刑点低，主要是考虑到在实践中，第三方支付平台通常收取赌资数额的1%至7%作为服务费，若支付平台收取了1万元的服务费，则其帮助赌博网站支付或结算了约100万元至700万元的赌资。若对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规定过高的起刑点，则难以有效惩治该类犯罪活动。

第三项“为10个以上赌博网站投放与网址、赔率等信息有关的广告或者为赌博网站投放广告累计100条以上的”的规定表明，对于为赌博网站投放广告的行为，除了以收取服务费数额为标准确定起刑点外，还以赌博网站数量或广告数量为标准确定其起刑点。为赌博网站投放广告，只要符合前述条件之一，即可构成开设赌场罪。

同时《意见》参照以往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指出，网上开设赌场共犯的起刑点与“情节严重”的标准之间为1：5的比例关系，即达到前述规定标准5倍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相关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开设赌场犯罪的共犯之间并非必须事前有通谋，在实行赌博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同样构成共犯。只是认定这种共犯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他人在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这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沟通故意的前提。行为人的认知状态是明知，认知内容是他人在实施开设赌场犯罪。二是行为人的上述帮助行为对于开设赌场犯罪的发生和进行来说，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成为开设赌场顺利进行或赌博得逞的环节。

在《意见》制定过程中，有的提出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为其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可以刑法修正案

（七）修订后的非法经营罪处罚，而不必再列举前述第二项规定。但是，由于“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为其提供费用结算服务的”还包括经行政许可、有资质从事网络支付业务的金融机构人员实施该行为的情形，非法经营罪并不能包括这一情形。故《意见》规定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可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处罚。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从事网络支付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通过严格的资质条件考核，任何非金融机构不得擅自从事网络支付业务。因此，未经国家行政审批部门许可而从事网络支付业务，为赌博犯罪活动提供网络支付服务的，既符合刑法修正案

（七）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条件而构成非法经营罪，又可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处罚。对此种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断，即以其行为所对应的法定刑较重的重罪处罚。

有的提出，将在赌博网站发布与赌博无关的广告并向该赌博网站支付一定广告报酬的行为规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我们认为，该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给开设赌场者带来一定经济利益，但毕竟不是直接资助网站赌博或开设赌场的行为。况且，实践中大部分赌博网站的巨额利润主要来源于抽头渔利和直接参赌赢取钱财等，并非赌博网站上的广告收入。故未采纳该意见。

（三）网上开设赌场共犯“明知”的认定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开设赌场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对自己实施开设赌场的行为在主观上是明知的。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以自己并不“明知”是为开设赌场提供帮助为由规避打击，致使查证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成为一个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意见》在总结网上开设赌场共同犯罪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帮助他人开设赌场行为，有四种情形之一，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经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为其提供帮助，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第一项“收到行政主管机关书面等方式的告知后，仍然实施上述行为的”，是指行为人收到行政主管机关书面等方式告知，其在为开设赌场的行为提供服务，而后仍继续提供该服务。一般情况下，行政主管机关应以书面方式告知行为人，但告知的方式并不限于书面方式。只要有证据证明该告知内容能够为行为人所知晓即可。

第二项“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明显异常的”，是通过服务费用的明显超常来认定主观上的“明知”。实践中，为赌博网站提供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一般高于提供同类服务的正常费用，但也有的犯罪分子为吸引赌博网站雇佣其提供服务，主动降低服务费数额。故收取服务费的明显异常包括高于正常数额和低于正常数额两种情形。第三项“在执法人员调查时，通过销毁、修改数据、账本等方式故意规避调查或者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将具有故意逃避调查、故意销毁数据等异常情况的认定为明知。值得注意的是，开设赌场的帮助犯规避调查的方式通常是销毁、修改数据、账本，但不限于上述列出的方式。第四项则是为了应对实践中复杂多变的案件情况而规定的兜底条款，以防止因列举不全而使行为人逃避惩治。

（四）在实行犯未到案情形下对赌博共犯的处理

在隔地共同犯罪的情况下，针对可能存在对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共犯无法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情况，如赌博网站的上层人员在境外，难以抓获归案；为境外数十家赌博网站开发赌博网络平台，难以认定是哪个赌博网站的共犯或者存在主犯不明确的情形。为解决这一难题，《意见》规定，在实行犯未归案的情况下，如果不影响对已到案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的，可以依法对已到案者先行独立起诉并予以定罪处罚。

四、关于网络赌博犯罪的参赌人数、赌资数额和网站代理认定问题

（一）参赌人数和网站代理的认定

网络赌博中参赌人数、网站代理的认定方式，是由网络赌博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与开设赌场的普通方式不同，网上开设赌场的犯罪分子给参赌人、下级代理提供的是赌博网站的账户和密码，而非物理场所和有形的赌具，因而网络赌博参赌人数通常与赌博网站上的会员账号数相同。因此，《意见》规定，赌博网站的会员账号数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但如果查明一个账号多人使用或者多个账号一人使用的，则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赌博网站上的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应当认定其为赌博网站的代理。

有些赌博网站并不留存投注记录，每一场赌博结束后所有数据立即消除，认定赌博的证据是银行的相关记录。因此《意见》又规定，可将向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转入、转出赌资的银行账户数量认定为参赌人数。但如果查实一个账户多人使用或多个账户一人使用的，则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

（二）赌资数额的认定

赌资包括三种形式的款物，即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网络赌博中赌资的计算方式，也是由网络赌博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网络赌博中，为了方便参赌人投注，用作投注的对象往往只是“点数”，而不是实际的资金。只有在结算时才按照每一点数实际代表的金额来计算输赢数额，然后再发生真实的资金转移关系。网络赌博中，“点数”相当于现场赌博中的筹码。因此，《意见》重申《解释》的有关规定，赌资数额可以按照在网络上投注或者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认定。用这种计算方法计算网络赌博的赌资数额，能够客观反映并准确计算网络赌博中真实的投注或者赢取款物数额。

实践中，开设赌场的行为人通常使用专门银行账户流转赌资，故《意见》又规定，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需要注意的是，鉴于实践中很多参赌人员使用自己日常生活使用的资金账户进行投注，上述规定仅适用于开设赌场者的资金账户，并不适用于参赌者的资金账户。

在网络游戏中，游戏参与者和游戏中的虚拟人物对赌，或者基于游戏规则而进行的虚拟赌博，均与网络赌博不同。但是，也存在一些以网络游戏为幌子的网络赌博活动。在此类活动中，参赌人通常将资金兑换成“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这和将赌资兑换成“点数”进行投注并没有本质区别。在行为人将金钱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虚拟物品可以再次兑换成现实生活中的货币的情况下，虚拟财产已与现实财产发生了真实联系，应当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因此，《意见》规定，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

五、关于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管辖问题

（一）网络赌博犯罪的“犯罪地”的范围

网络赌博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网络赌博犯罪的特殊性，即赌博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赌博网站建立者等可能不在同一地区，而且网络赌博犯罪大多是共同犯罪，参与犯罪的多个被告人也可能来自不同地区，有必要根据刑诉法管辖规定，结合网络赌博犯罪特殊情况，对“犯罪地”作进一步解释。故《意见》规定，“犯罪地”包括赌博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赌博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以及赌博网站代理人、参赌人实施网络赌博行为地等。

值得注意的是，“赌博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是指赌博网站建立者、管理者实施网络赌博行为地，而非行为人实施网络赌博行为后的实际所在地。此外，网络赌博活动中，参赌人必然会利用赌博网站上传、下载或传输信息。仅静态浏览赌博网站的网页，不属于实施网络赌博的行为。因此，仅仅被动接受信息的网络用户所在地不是《意见》规定的“参赌人实施网络赌博行为地”。

（二）跨地区网络赌博案件的管辖问题

实践中，网络赌博犯罪行为往往涉及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且共同作案人往往也来自不同居住地。依照刑诉法和前述规定，所涉及地域的有关司法机关对这些网络赌博犯罪案件均有管辖权，从而在实际办案中可能造成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之间的管辖争议或者互相推诿，从而影响及时追赃、缉捕犯罪嫌疑人，影响及时起诉和审判。为解决这一问题，《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对侦办跨区域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权有争议的，应本着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认真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报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即将侦查终结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重大网络赌博案件，必要时可由公安部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对进入起诉或审判诉讼程序而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受案单位可报请上级机关指定管辖，而不再移送其他司法机关管辖。

六、关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与保全问题 在网络赌博案件中，大量证据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呈现。电子证据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视听资料，具有直观性强、信息量大、准确度高和易被伪造或篡改的特点。为有效惩治赌博犯罪分子，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意见》作了如下规定：

一是明确电子证据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予以提取、复制，即侦查机关对于能够证明赌博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网站页面、上网记录、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电子交易记录、电子账册等电子设备储存的数据资料，应当作为证据予以提取、复制、固定。

二是规定侦查人员提取电子证据应当对其过程做相关文字说明和记录，由电子数据的制作人、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电子数据一并随案移送。与《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规定不同，考虑到电子证据的制作人和持有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具有相互印证的作用，可以证明所提取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提取程序的合法性，《意见》未要求提取上述电子证据时由见证人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