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共8篇）

篇1：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曹远哲 2015405040116 【摘要】亚里士多德说，诗歌具有净化作用。简单来说，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有意境，最能抒情的文体。诗歌的功能，在其语言和思想感情中的以体现。它对于语言的淬炼、表达的思想感情，往往能够融入国民的血液中，成为精神传统。诗歌的功能，和其起源是密不可分的，诗歌的起源映射着诗歌的功能，从诗歌的起源中论述诗歌的功能。

【关键字】 诗歌的起源 诗歌的功能 诗经 一诗歌的含义

诗歌是文学的基本类型之一。早期诗歌与音乐、舞蹈相互融合，后来独立自成一体。在中国古代，诗和歌有别，诗供朗诵，歌是歌唱的，现在诗和歌统称为诗歌。它的基本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最集中、精练、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充满作者浓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和谐的音乐美，节奏鲜明、音调铿锵，讲究押韵，一般分行排列；语言凝练、形象、含蓄，运用灵活；常采用赋、比、兴等手法。诗歌的创作，一般要求作者在生活中激发起丰富、强烈的感情，鲜明地表现出他的独特个性和情感色彩，使诗的形式的外在节奏与情感的内在节奏相一致，同时，语言须刻苦锤炼和精心推敲。它从性质上分有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从形式上分有格律诗、自由诗、歌谣等；从押韵上分有有韵诗和无韵诗。中国诗歌又可分为旧诗和新诗，旧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

二 诗歌的由来

诗的历史悠久，产生于千年之前。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 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三诗歌的起源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1.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有充分资料证明，文学诞生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活动，最早的文学样式是原始劳动歌谣。诗歌的韵律来源于起伏间歇的劳动呼声，生产劳动的内容是诗歌最早的内容。即劳动产生了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人们以这种声音来协调动作，统一行动，减轻疲劳，加强效率。这就是诗歌节奏、韵律的起源。这种劳动呼声虽然有声无义，但在具体场合中，有时也蕴含着某种情感意向。随着语言的发展，“当表现情感的某些劳动呼声被相适应的语言所代替时，语言和劳动呼声便结合为一体：语言有了它的歌唱形式，呼声有了它的确切含意。这是劳动呼声的发展与提高。同时这也使语言更加强化而带有一定的节奏性和音乐性。从而便形成了原始人们抒发感情的一种艺术样式---诗歌。”当原始人因生产力极其低下，必须通过集体劳作维持生命，并且生活的主要内容也仅仅是劳动时，语言对劳动呼声的替代最早只能发生在集体劳动中，所以劳动内容自然就是最早的诗歌的内容，原始劳动歌谣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2.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 “ 玄鸟生商 ” 的说法，商民族奉 “ 玄鸟 ”(燕子)为图腾，这里的“ 玄鸟 ” 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 草木 ”、“ 五谷 ” 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由此可见诗歌的起源。

四 由《诗经》和其起源来说明诗歌的三种功能

《诗经》成书的时间约在春秋中叶，它包括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 500 年间的305首诗歌。这些 诗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和汉水流域，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及湖北北部地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它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包括 160 首诗，《雅》包括 105 首诗，《颂》包括 40 首诗。这三部分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分别说明了诗经的三种功能，下面分类简介一下。

(1)反映恋爱和婚姻生活

在阶级社会中，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婚姻恋爱为主题的民歌在“国风”中占有叫大数量。其中有的表现了爱情生活的和谐和喜悦。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中还有的诗写了失恋的感情，如《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由于当时妇女的特定社会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带给她们的痛苦更身，所以这类诗歌多从女子方面来书写。《卫风·氓》就是有代表的弃妇诗，诗中写了一个姑娘轻信了一个男人的求爱，婚后被抛弃，诗中第三段写了女子被遗弃后的内心痛苦:“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诗中把这个女人矛盾、怨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妇女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爱情的社会现实。

(2)反映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劳苦百姓生活和感情 《豳风·七月》是这类诗的代表，它叙述了农奴们从春耕到采桑、狩猎、秋收、过冬等全年的劳动生活，全诗充满着艰辛和酸楚的情调。诗的第一段说 :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全诗共八段，描绘出古代劳动人民一年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泪的生活。另一些诗，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直接斥骂剥削者是 “ 白吃饱 ”，是“ 大老鼠 ”，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蔑视和仇恨，发出反抗的呼声。(3)讥刺统治者腐朽生活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的，如《鄘风·墙有茨》 :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据说这首诗是讽刺春秋时卫宣公家族乱伦丑事的。卫宣公 为他的儿子从齐国娶来一个女人，看到她长得美，便据为己有，这就是宣姜。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卫宣公的庶子私通，生了五个孩子，这首诗就是讽刺这件事的(事见《左传》闵公二年)。这首诗是否就是为卫宣公家族作的，现在无从断定，但它斥骂统治者的糜烂生活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五 总结

从以上三点可见诗歌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诗歌的作用是和其起源分不开的，诗歌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更是文学中的文学，其中蕴含着文学中最为辉煌的成就。诗歌的功能就在于能够深入到人性的本质，挖掘与发现一场卑微生命里所彰显出的莫大张力与能量，甚至是纠结于一场悲苦的反抗与斗争，却能就此探索出一个具有人类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认同。

诗歌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它的起源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后历代诗人都自觉地学习诗歌，继承这个传统，用他们的创作去反映社会现实。诗歌的许多语汇至今仍被运用着，可见诗歌影响之深远。诗歌的作用众多，在其起源中被发现，被挖掘。诗歌的起源决定诗歌的功能，影响着后代世人。

参考文献

《诗经》，中华书局，1983年6月，2181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60册，413页。《诗歌解读》 薛天纬 新疆新疆师范大学。

篇2：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的起源、本质和功能

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了隐喻的起源、本质和功能;指出由于人自身的生理构造和感官的人类学局限,他们倾向于把两种实际上不一样的.事物当做同一种事物来谈论,其结果必然就是隐喻的产生;说明了隐喻的本质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与工具;揭示了隐喻的两大功能,即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引导人类经验和创造新的意义,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

作 者：王勃然 WANG Bo-ran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04刊 名：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年，卷(期)：7(2)分类号：H315 B023关键词：认知 隐喻 起源 本质 功能

篇3：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诗歌是一种审美的艺术,追求视听的双重享受。读虽能声情并茂,视更添其姿采,使人赏心悦目。诗词如同演员,常规的诗只有台词没有表演,而经过空间排列,精心创作的诗却是一场全体演员互动的精彩表演,诗的模糊意象也在演员整体的阵容中定格下来。汉语诗歌主要有两种空间排列形式,一种是借助图形相似,像什么图形叫什么名,如《盘中诗》、《葫芦诗》、《茶壶诗》;一种是通过改变字的大小、形状、笔画结构寓意于字形之中,最经典的代表是苏轼的《晚眺》,妙趣横生,匠心独运,极尽排版之可能,令人赞叹不已,流传至今。如下所示:

長亭短景無心畫,老大橫拖瘦竹笻。

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峰。又如:

此为宋人秦少游创作的一首诗,不知你可以读出几首?三言诗:月,曲如钩,上画楼,帘半卷,一痕秋。

四言诗:月曲如钩,钩上画楼,楼帘半卷,卷一痕秋。

五言诗:秋月曲如钩,如钩上画楼,画楼帘半卷,半卷一痕秋。

七言诗:一痕秋月曲如钩,月曲如钩上画楼,钩上画楼帘半卷,楼帘半卷一痕秋。反读:秋痕一卷半帘楼,卷半帘楼画上钩,楼画上钩如曲月,秋。

十六字令:秋,月曲如钩上画楼,帘半卷,半卷一痕秋。

英语的诗歌也愈加注重诗歌的空间排列,借助于空间的延伸释放出诗歌至深至真的含义。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学者对于诗歌追求空间排列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将对诗歌形或韵的价值取向略作探讨。

一、单词排列

汉字中有象形字,能十分生动地表意,而英语是符号化程度很高的拼音文字,无法从单词本身象形,为了获得较强的象征性或意象性,有些诗人用单词的排列在空间中传达诗的意境。如:

如果听到“Hell”一词,或许不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力,人们有时会把“go to hell”挂在嘴边,所以即使听到“you’ll soon be in Hell”也不足为奇,也不会迸发出强烈的情感,但是Horovitz把“Hell”一词形象地拆成了地狱的阶梯,当读者看到这逐级下坠的地狱时会不禁冒一阵冷气,心里一阵震颤,人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向堕落,一步一步迈向地狱的,而且那地狱不会遥远,很快就会到达。这首诗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语调较为平淡,但是平淡之中给人震撼。

“revolver”被排成了一个圆形,为什么?从这个圆形中你能看到什么?首先看到了重复排列,周而复始的“revolve”,“revolve”本身就是旋转的意思;其次暗藏于圆轮中的有“love”和“evolve”,象征了爱的延续和生命的不断进化,给人以振奋的力量。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诗的题目“revolver”不只有旋转者的意思还有左轮手枪的意思,暗示了杀戮,死亡和恐怖也在无休止地发生。于亿万词中诗人只撷取其一,却由空间所释放的多种意义道出了人生的矛盾。人何尝不是在进化,在爱的同时也在无休止地战争,残害?人何尝不是活在爱与恨之中?生命不息,爱恨不止。人的本性就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单看“revolver”,这个词中蕴涵了“evolve”和“love”,首尾“r”相呼应,但直线式的终归不如图形更形象,当“revolver”成为一个圆形时,空间的距离使人更容易看清词的隐含意义。无论是“love”、“evolve”还是“revolver”,它们都合为一体,这象征了战争虽残忍,它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进化,“进化”就在这把“枪”中发生,而“爱”又在“进化”之中孕育。

汉字中有“旦”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新的一天来到,庞德试图用英语单词来表达这种意象。虽然借助于空间的排列,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表达,但是当我们对比一下会发现这首诗还是缺乏汉语传递的象实感,“旦”,字如其物,一目了然,而英语却显牵强,缺乏统一之美,象形之美。但是在以上例子中,“revolver”所传达的意义却也不是汉语一个词就可以概括的,这又是英语单词的拼写所赋予此诗的魅力,因此在单词排列上,英汉词各具特色。

二、摹拟图形

诗歌中有很多是通过把诗排列成某种主体事物的外形,从而形成直观的图像,与诗的主体相对应,加深在读者心中的印象,这种诗称为具象诗。具象诗的源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大约在公元4世纪以前,一些古希腊的田园诗人就开始写具象诗,这些诗最早见于《希蜡诗集》。在英国文学作品中,这种诗体最早出现在16世纪;到了17世纪时这种诗体已传到整个西欧。当时英国有一批诗人用这种诗体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思想,如赫伯特(Herbert),赫利克(Herrick),伯呑汉姆(Puttenham),威塞(Wither),夸尔斯(Quarles),本洛斯(Benlowes)等,其中以赫伯特的《祭坛》(“The Altar”)最为出名,如下所示:

这首诗见于赫伯特的诗集《圣堂》(“The Temple”),由诗行排列而成的形体宛如教堂中的祭坛(altar),按照诗文所说,这座“祭坛”并非一般工匠用石头砌成,而是上帝用一颗坚如磐石的“心”和“泪水”凝成的;诗人祈求上帝能够净化这座祭坛,也即净化他的心灵,让他的心灵永远保持安宁,永归上帝。全诗形体和内容互相映衬,表达了诗人对上帝的赞美和永远赤诚之心——这就是诗人的奇思异想之所在。

三、文字符号重组

文字符号重组主要是指打破常规的语法和词法,对诗歌里的文字要素重新排列,形成一种视觉的相似性,给人以联想,从而达到一种仅靠文字或者语言达不到的效果。卡明斯、威廉斯是这种诗歌最有名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如以下这首诗:

这首诗乍看去不明所以,杂乱无章,但仔细分析后却发现其构思巧妙,形象生动。这首诗描绘的是一幅生活的画面,一个从不知何物到恍然大悟的过程。全诗中“grasshopper”出现了四次,每相邻两次的距离都差不多,只有中间一跃“le A!p”距离大一些。第一次出现诗人重组了“grasshopper”一词,暗示蚱蜢窸窸窣窣,蹦来蹦去,第二次用大写强调比第一次看得真一些,第三次“grass”用小写,“REPPO”用大写,表明看到了在草里跳跃的那种东西,最后一次经过“rearrangingly”诗人终于确定是一只草蜢。诗中有很多单词都被拆开或合并,例如“become”被分解为(be)-(com)-(e),“gathering”被拆分成了两段,中间夹着PPEGORHRASS,给人以蚱蜢东躲西藏的感觉;诗人还用了大小写间隔如在“RIv InG.g Rr Ea Ps PhOs)”中,形象地刻画出蚱蜢一蹦一跳,一上一下的景象。整首诗给人的印象是从远处看不知是什么,但随着观察得越来越细致,蚱蜢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最后终于作出判断,就是蚱蜢,整首诗的排列也是一个蚱蜢的形状,似是而非,形神兼备。

四、形韵可兼备乎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诗歌在空间上的创新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用眼睛看的诗歌可取还是不可取呢?有批评者指出,本来诗歌是要用耳朵听的,诗歌,诗歌,亦诗亦歌,必须读起来有韵律美,朗朗上口,而某些注重空间排列的诗既无音步也不押韵,连读出来都成为不可能,只能用眼睛看。同时,有些现代诗歌的确走得太远,成了文字游戏。无论诗歌的形式如何,只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便是好的诗歌。很多具象诗经历了成百上千年依然为人称颂,为人研究,这足以说明它的魅力。如果诗歌徒有其表,那最多只能成为昙花一现,所以与其对具象诗妄加评论不如交给时间去检验。另外,中国有很多名诗佳作来自民间,都以其清新、朴实、真切之风而千古流芳。也有很多具象诗的佳作,不过皆出自文人骚客。这反映了受文化水平制约,具象诗一般不产生于民间也难以在民间流传,因为它难以口口相传。诗的韵律美的确是使诗广为流传的法宝,但我们也该承认诗歌在形式意象上的探索给诗歌带来了新的活力。“听之诗”与“看之诗”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有时为求其形之美不得不损其韵,为求其韵之美不得不毁其形,尽管如此,但是也不乏形韵兼备者,《祭坛》就是一例。

结语

绘画、音乐、舞蹈、诗歌同属艺术的范畴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艺术的相通性却使这些元素可以融合在一起。诗歌的韵律使它带上音乐的质地,所以古代人们把一些诗配上乐谱唱出来。诗歌还可以入画,把诗意释放在诗的空间排列之中,诗的每个元素都变成了舞蹈的精灵,它们团结协作共同舞出了诗的灵魂。空间排列上的创新给我们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好诗,诗的空间排列形式上凸显了诗的主体,内容上却赋予诗更隐晦更深刻的含义。学者对于运用空间排列的诗褒贬不一,需经历时间的检验。而要做到形韵兼备也不是件容易事,但是诗歌无须刻意追求,诗歌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诗人是一个富有灵性的群体,他们放任于山水之间,感悟于生活之中。一个被世俗所污染的人,一个被教条模式化的人,一个不痛不痒安然享受生命的人注定成不了诗人,一个生活在纯粹的幻想之中,没有丰富生活阅历的人也只能是无病呻吟。当赵翼放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诗坛还是熠熠生辉的,当毛泽东豪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也还略剩星光点点,但当徐志摩、顾城、海子……一个个离我们而去时,剩下的恐怕不是一片漆黑也是寥落数星了。

参考文献

[1]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2]胡壮麟,刘世生.西方文体学辞典[K].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

[3]曲卫国.话语文体学导论:文本分析方法[K].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

[4]程雨民.英语语体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5]秦秀白.英语文体学入门[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6]Kreuzer,J.R.:Elements of Poetry.New York:Macmillan,1995.

篇4：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关键词】王维；山水诗；边塞诗；幽愤赠友诗；艺术特点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被誉为“诗佛。其诗存诗400余首，与孟浩然合称“王孟”。他的山水田园诗意境高远，清淡宁静；边塞诗明朗清丽，豪迈雄浑；幽愤赠友诗，宛转含蓄，深沉真挚。作为唐代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对于后世作品影响深远。本文欲从王维诗歌题材入手来分析其艺术特点，以求对王维诗歌艺术特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山水田园诗意境高远，清淡宁静

清淡自然是王维诗歌的主体风格特征。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诗人最负盛名的山水田园诗中，这些诗歌反映诗人隐逸生活的情趣，冲淡自然，清新有致。如《赠裴十迪》、《新晴野望》、《渭川田家》、《山居秋螟》等作品。这类诗大都表现诗人对现实理想幻灭而转向隐逸山水的闲适宁静的思想和心境。这在上述诗中都有所表现。例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援。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口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首诗歌不仅描述了诗人恬静悠闲的情致还描绘了一幅秋雨之后山居生活的美丽画面。在美丽的风景中，诗人兴趣盎然，享受自然的乐趣 。又如《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这主要是描写了村居生活场景的自然和闲适，晴朗的天气，宜人的风光，诗人的恬淡安宁与美丽的自然风景互相兼容。王维的另一个代表作《山居秋暝》，首联总领全诗，在秋天的傍晚，山雨过后，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空山”是因山中的林木茂盛，把人的活动都给隐藏起来了，与后面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句既写出了自然环境的空远清丽，也包含诗人主观意识的宁静和悠闲。第二句是写景的名句，此联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错落有致的景观融入对仗工整的句子之间，行笔如水，自然流畅。安静与宁静的环境，与诗人恬淡的心情相一致，随意挥洒而展现出诗人的境界。颈联动静相生，从视觉、听觉来描写一群洗纱妇女打破了山间的宁静，竹林响动，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充满活力。在清新和宁静的乡村夜晚，感受到一切事物的生命和活力，这也是诗人所向往的境界。结句表明诗人随遇而安的意志。

二、边塞诗明朗清丽，豪迈雄浑

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王维出使凉州监察御史，任河西节度使幕府判官。在此期间，王维写了相当数量的边塞诗歌，如《陇西行》、《从军行》、《陇头吟》、《凉州郊外游望》、《使至塞上》、《出塞》等典型的边塞诗歌。其风格豪迈大气，壮阔明丽。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使至塞上》，这首诗风格有力，通过壮观开阔的塞上景色，表达自己出使塞外的自豪感。笔力雄劲，形象生动。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口圆”以写景生动，直至今日也为世人所称道，诗中所描写的景色与王维所做的山水诗不同，其山水诗体现了明秀清幽之境，而边塞诗歌描写了最具塞外地理环境的特征。如以大漠、秋天为背景，以长河、 孤烟、归雁、征蓬等为主体。通过“出”“入”“直”“圆”四字传神之笔，让人置身其中，将整体环境和具体景物相融合，使人身临其境，显现出一幅既明朗清丽又雄浑粗犷的塞外风光图景。

三、幽愤赠友诗，宛转含蓄，深沉真挚

王维早年遭贬，所以也写过一些揭露贵族骄奢淫逸，抗议贤才备受摧残压抑的幽愤诗。这些幽愤诗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寄寓诗人贬谪不得志的幽愤。如《寓言》二首、《西施咏》、《偶然作》六首之五等。《西施咏》里写道：“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有如他的赠友送别诗《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全诗意态百端，表现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诗的佳篇。

总之，诗人王维把自己的个性气质、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他笔下的诗歌意象中，构造出清幽又空灵的意境。在此意境中，又含着别致的顿悟，蕴藉着理性的思索。给人以情感的、审美的、哲学的愉悦。

参考文献：

[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2]李瑞腾.《唐诗中的山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1981年12月.

[3]王志清.《纵横论王维》.齐鲁书社，2008年7月.

[4]李泽厚.《禅意盎然》.《求索》，1986年第4期.

[5]张秀平，王乃庄编著.《中国文化概览》[M].上海.东方出版社.

篇5：从《锦瑟》看李商隐的诗歌特点

一

从题目上看,《锦瑟》只取首联头两个字为题,应属无题诗一类。无题诗中有一部分是以描写爱情为主题的艳诗,另一部分则是有寄托意义的朦胧性抒情诗。如《无题》(何处哀筝随管急)一篇,即借贫寒女子无媒难嫁,自伤迟暮,抒写政治上失意的苦闷。《锦瑟》当属无题诗中后者,此类无题诗,大多有一种朦胧的境界,在内容的把握上不易得到确切的解释。《锦瑟》大约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时年诗人46岁,罢盐铁推官后,回郑州闲居,不久病故。结合写作的背景和张中行先生的注释,我们可以对《锦瑟》的内容作如下的诠释:“轻抚锦瑟,往事涌上心头,似乎一弦一柱都在追忆思索着已逝的美好华年。一晃年已半百,回首往事,简直一言难收。曾经也有过梦想,就像庄子在拂晓时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也害过相思,就像杜宇把自己心中的幽怨寄托在杜鹃的哀鸣之中。可如今,梦已破灭,情亦难终。残留于我们的,只是一生的迷惘、无谓的追求,像晴日照耀下的蓝田宝玉,可望而不可及。回想起来,旧情着实难忘,只是一切都不复存在,恍若隔世,如水东流。”和中唐诗人相比,晚唐诗人无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有的只是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和雄才无法施展的感伤。李商隐以瑟起兴,通过对流失年华的回忆,叙述自己理想完全变成虚幻,表达了他不能实现理想的遗恨和忧国伤时的感情。和其他几位诗人相比,他不像白居易那样,借琵琶女之口抒发自己的心中之苦,不像李贺那样,运用一些神秘的虚幻的`意象表现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也不像韩愈那样,用多种意象和陡健的笔锋来感染读者。李商隐只在隐隐的瑟声中,将读者带回过去,让读者感受他的经历,用他那微妙的笔触、哀怨的基调、迷离的意境去撩拨读者心中那根同情之弦。

以上是对《锦瑟》内容的粗略分析。从《锦瑟》看开去,李商隐的无题诗还包括以描写爱情为主的艳情诗。并且此时的艳情诗是李商隐诗歌作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情感境界,也最能体现李商隐的诗歌特点。

二

李商隐的无题诗所涉及的对象难以确定,表现的情事也极为概括,或为经过提炼的爱恋感受,或是一时的兴发而成,但展现的都是作者自身的心境。原因在于晚唐诗人的思想不受拘束,创作不限成法。晚唐的诗歌创作强调广泛的师承,从思想到格式都不囿于同一格局,含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主观的创作倾向。他们的创作转向写个人情思,视野开始内转,主要着眼于表现矛盾的内心世界。与盛唐相比,此时的时代精神不在边塞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受以上创作思潮的影响,李商隐虽不像陶渊明那样厌官恶俗,但在朋党之争的波及下,他丢官失职,在日益衰败的晚唐时期,政治上失意的他不可能寄希望于腐朽的国家和黑暗的社会统治,即使他对现实有所寄托,那种寄托也是渺茫而不可实现的。

由此可见创作视角的内转使李商隐的诗歌别具一格。

首先,他洗尽铅华,抛弃了那种追求功利而不就的愤世的思想,转而寻求一种比较开阔的解放的思想。他突破儒家政治伦理的束缚,在创作上摆脱传统的“尊圣”、“宗经”等文艺观点的限制,写出了许多具有政治色彩的民主性诗篇。如《风雨》一诗:“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在诗中,诗人将羁旅在外、虚度年华、不遇明主的苦恼焦烦和显贵的轻歌曼舞形成鲜明的对比,新交遭到世俗的非难,旧友又层层阻隔而疏远无缘。所以诗人只有自己用新丰美酒来消愁解闷。纵观全诗,诗题“风雨”具有象征意蕴,象征着包围、压抑、摧残贤才的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但作者在批判揭露阴暗现实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热情,首尾两联的用典也流露出对初唐开明政治的向往和匡时济世的强烈要求,故此诗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和批判色彩。

其次,他大量地继承前人。他把杜甫七律诗的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齐梁诗的浓艳色彩和李贺诗歌的象征手法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深情绵邈,意境优美隽永的诗歌风格。他深刻领会杜甫的“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来表不便言达之意,又使平淡的内容添以新鲜。特别是他的艳诗,着重展示人物的心灵历程的写作方法,借助用典、比兴、象征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所创造出的含蕴丰富色彩的浓郁的艺术意境,以及抒情细婉,辞章精美的艺术特色,对以后的诗人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最后,语言方面具有美文学的倾向,显示出一种柔婉绮丽的风格,在清丽的语言、铿锵的音律中表达一种凄惋的内心情思。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应该说这种称赞还是中肯的。

篇6：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

一、杜诗在中国叙事诗中的历史地位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拥有“诗圣”的极高地位，其诗被称为“诗史”。“诗史”的称谓，反映了杜甫叙事诗所具有的历史的、叙事的诗歌总体特征，也赋予了后人研究他的叙事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按照叙事的特征和基本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人物行为者、时间、空间等){1}，对《杜诗全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进行了初步梳理，发现有以下特点：一是杜诗中完全具备叙事因素的叙事诗大概只有五十多首左右，在其全部诗作中，大概占到了3.5 %左右;二是单个事件的叙事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占到其全部诗歌的4.4 %左右;三是感事、抒情的篇章大约占了全部杜诗的60%以上，是杜诗的主体，即大部分杜诗叙事诗的叙事性比较微弱。杜诗虽然不像西方史诗一样具有严格的叙事要素，但却是一部拥有精炼的具备叙事基质的几百首叙事短诗的集合体，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叙事功能。尽管具备了叙事特性的诗歌只占了杜诗的极少部分，但杜诗的叙事特征极大地展现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歌的特质，在中国叙事诗中占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叙事学的角度和视角出发，将杜诗放置到中国叙事诗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比较，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杜诗的叙事特点和艺术地位。在杜甫之前，即在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叙事诗中，叙事者已经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参与到了诗歌叙事中。但诗人明显还没有足够意识到在叙事诗中表现叙事主体的存在，即还处于借用“史传”手法写叙事诗的初期阶段。作品中叙事者基本上呈现为固定的状态――没有视角的交叉和转移，事件始终由一个叙事者来叙述。即便极少数的作品中出现某些交叉，也非常简单和容易辨别。在杜甫之后，即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元白等人的叙事长诗等，则明显有意识地利用了叙事者的转变，但与杜甫相比，他们的叙事者明显缩小了，为了事件的完整叙述，他们往往有意放弃了杜诗凸显的叙事主体。

与之对比，杜诗最为独特或者显著的特征在于叙事者的成功运用。叙事人、作者的第二自我以及作者之间的动态流动关系，赋予了杜诗在中国叙事诗史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作为叙事者存在的作者的“我”是现实关系的存在，更多具有联结和中介意义，而非可以无限抽离成现实中的作者自身。其流动和变化在虚构意义上创造的“我”和作者之间展开，同时，“我”又与其他叙事人之间进行相互的交叉和流动。因此，这样的流动在“我―他―他们”之间实现了自由流转与滑动。这既是在事件、故事内部展开的，同时也是在文本和故事两个层面之间展开的。叙事人的独特性使作者与叙事人紧密结合，从而使不同叙事人之间得到交流、共通和同化。其视角和聚焦也就不仅仅是诗人个别的，而是可以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叙事和聚焦。由此，历史、社会的集体情感自然渗入了作者的情感，其叙事诗的情感张力得到扩大，作者或者说“我”的情感也就获得了社会源源不绝的动力及其深厚支撑，作为个体的作者获得了体验并表现社会整体情感的可能;同时，作品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认同基础，其自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因此获得了几乎无限增强的可能。他那种对于叙事者社会事件的参与性描述及对情感经历的亲身式体验的深浅在很高程度上决定了诗歌情感的真实度和感染力，那种作者与叙事者合一的情感高度同构，使得其诗歌显得格外波澜壮阔，愈彰显出“诗”、“史”合一的特点。

二、难解难分的“我”与“他”

叙事“视角”和“聚焦”是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视角”是关于文本“谁在叙述”，即谁在运用语言的问题，那么“聚焦”则是文本中具体的“谁在看”、“谁在感受”事件的问题。对杜诗的叙事诗歌进行视角和聚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和聚焦能显示出作者看待事物不同的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占据独特话语结构的独特的“这一首”，并散发出其隽永的艺术魅力。

杜诗叙事诗中存在着作者与叙事者之间自由转换的现象。杜甫本人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叙事者来进行叙事，如胡应麟赞他写人：“每读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2}尤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垂老别》和《新婚别》，分别涉及婚礼和老人，它们以人生最重要的婚礼和最应该尊重的老人的遭遇为代表，典型地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纲常的破坏程度。以《新婚别》为例，首先是“我”的总的看法，“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长”;然后清晰表明了叙事者的转变和游动，叙事者从“我”转移到新娘，“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样的转变表现了从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的转移，全知视角通常表现为外在于文本的叙事者(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清楚所有事件的前因后果，而限知视角则常表现为诗人在文本中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事件参与者身份出现的“我”)。通过这样的转变，作者把信息的控制和发送的权力交给了诗中的“新娘”，假托她的眼光来叙事和评价。这样，以新娘自己的出场，以新娘自己的话语来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从全知的作者到限知的新娘的转移，从而为同一事件增加了两种视角，传达了多个社会层次的人对现实的感受，达到了他们之间情感相互印证的目的。显然，视角的转变增强了叙事诗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而《垂老别》“通篇皆作老人语”，是以某个老人作为叙事者的第三人称叙事和评价。该篇中作为作者的可靠叙事者“我”始终没有出现，而是以一个虚拟而概括的“老人”的限知视角来叙事和聚焦。末尾老人自我劝慰、论及生死，“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样的叙事从一个老人口中娓娓道来，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其效果明显比使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更加直指人心，胜过了 “我”再出场的累赘。《征人》也是化为“征人”语，以假托的“征人”来叙事。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则是直接出现叙事者“我”，写“我”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也能辨别出由作为叙事者的限知视角的“我”到全知视角的叙事者的变化(如最末一段)。此时，作者、叙事者、行为者在话语和故事层面实现了直接和高度的统一。 《佳人》也是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自由转换的一个典范。比如首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是全知全能的.外在叙事和聚焦。紧跟着“自云娘家子，零落依草木”则转变为“丽人”的“她”的叙事，聚焦也从外在聚焦转变为“她”的内在聚焦：“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而接下来的“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自宿”，这几句似乎可以看做是“佳人”向作者的哭诉，是佳人的叙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可能是佳人的感叹，但更可能是“我”的总结和评述。“待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又是“佳人”的叙事，而“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转为“我”的评价，叙事者再从内转向外。叙事者和作者的感受与情感始终呈现为相互环绕、相互印证的状态。

这样的叙事特点与西方叙事学对叙事者的认识是有些背道而驰的：“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3}而作者和叙事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现象在杜甫的叙事诗中普遍存在。在德里达宣称“本文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罗兰・巴尔特宣告“作者死亡”之时，本文仍执著于通过建立叙事者与作者之间的真实关联，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因为抛开在普遍文本分析模式下强调叙事者、轻视作者的过度分析，使得我们相信杜甫诗歌里所叙述的历史、政治、事件、人物、感情和经历并非只是西方经典叙事学“语言决定论”视野下的一个具有融通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带有人类心灵感验的全方位性的视界，只有严肃地、设身处地地去体认这种作者的自我概念，才能体验到那种虽无缘得见、却深蕴其中的“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三、“他”为“我”言的叙事方式

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如王嗣赞杜诗叙事：“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见亦不能作……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4}这说明了作者本人亲历与感受力、认识深度的重要性，提出了作者本人重要性的问题。如刘开杨的《论杜甫的“三吏”、“三别”》{5}中关于《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嘱”究竟是谁发出的争论，以及《石壕吏》中诗人本人以及其他诗中人物“真实”问题的争论。

无疑，“叙事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区分素材和文本的意义更加明显。文本的叙事人和文本的作者是存在差异的。作者常需要委托叙事人来叙事，事实是作者只可能是一个(或综合的一个)，但杜诗中的叙事人却是复杂多样的，在文本中呈现为无数的“他”，而作为叙事者的“我”也只是无数的叙事者中的一个。叙事者是话语的掌控者，叙事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要达到“真实”叙事，让叙事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生活背景、身份特点、男女性别等来言说就是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杜诗善于把直观的叙事者直接引入叙事，让“他”来组织整个叙事，选择其他叙事者，连接所有事件的功能;而把隐含的作者暗暗镶置于文本，赋予作者实际掌控话语的权力，实现对思维逻辑、价值意义和情感走向的最终评判。其特点是作者可以随意选择所需素材，叙事者组织这些素材，可以自由进出于文本中，可以随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总结，以保证作者的声音通过叙事者最终达成表达“真实”的需要。由此，杜诗叙事文本的叙事似乎同样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我叙述：[我认为：(我听说的这件事情是……)。也就是说，叙事文本尽管表现出了复杂的众多叙事者的声音，但最终通过这样的公式揭示了，所有的叙事文本实际上都是“我”在叙事。

这种外显的“他”内蕴着“我”的结果是，使得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和“他”、“他们”常常发生交叉和重合。杜甫怀古写人，“往往不以所赋昔人为主，只是就中拈到与自己的生活思想相契合的一节，从而写出抚古伤今的怀抱”。这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我”，而 “我”也常常就是“他们”。这样，“才能够把古人舒臂夺来，作自己诗中的宾客。”{6}在《兵车行》《佳人》和《北征》等作品中，作者借用 “行人”的口吻进行描述。这样的问答“似乎只是借鉴赋的主客问答体，把自我分成两部分，一借‘行人’口吻述世情，一以诗人身份发感慨。”{9}这样，类化的人物毋宁说是作者的另外一部分而已。之所以要使用类化的人物，无非是利用其他叙事者的出场，通过他们来讲自己的话和感受。也就是说，这样的类化人物的存在是为了证实扩大的“我”的合理性。他们的经历和情感始终围绕“我”要叙述的经历和情感展开。所以，在这类的文本中，“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于是，杜诗叙事者缠绕在“我”和“他们”之间，诗人对叙事者“我”的定位始终是现实可感的真实存在。“我”一会儿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一会儿是叙事者，一会儿是聚焦者。叙事者在文本和素材层次，在话语和文本之间游走，呈现为一个“我―他―他们”的联结状态、关系状态。“他”人之事与“我” 的感受是密切结合的，“他”人之事即是“我”之事。如《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以“零落”作为连接二人的相似点。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上文对《佳人》的分析中看出。又以《石壕吏》为例，诗中通过老人、征人的“他”进行叙事，《兵车行》将千万个“征人”集中于某个虚化人物来叙事。虽然，其中没有“我”的明确出场，表面上看来这仿佛脱离了作者，但却深刻表达出杜甫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或单个的人，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件和百姓疾苦的强烈注视。这里的“他”其实是 “他们”，是对叙事人和聚焦者的具体心理、情感的参与性和模仿性的体验。

篇7：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学生姓名：赵琳霞

指导教师：

专业年级：2011级汉语言文学

完稿时间：2012年10月5日

从杜甫的诗歌特色看杜甫的人生

摘 要

杜甫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对于杜甫诗歌的认识，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他的诗歌特色各有千秋。纵观其生活及社会背景，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二、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

三、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

四、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关键词：杜甫 诗歌 人生

目 录

一、引言„„„„„„„„„„„„„„„„„„„„„„„„1

二、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1

三、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2

四、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4

五、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5

六、结论„„„„„„„„„„„„„„„„„„„„„„„„6

七、参考文献„„„„„„„„„„„„„„„„„„„„„„ 7

引 言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他都称得上唐朝诗歌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诗圣”。他的一生和他的诗歌揉合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在诗歌中既能洞察体现出当时的历史现状，又能反映杜甫的人生观，忧国忧民的情怀及愤慨，并生动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画卷，是用韵律写成一本历史，被称为“史诗”。曾经杜甫也有伟大的抱负，壮志凌云，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仕途的渺茫，使杜甫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弊端，人民的疾苦，促使他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真实而悲壮，慷慨又悲凉。杜甫的诗歌跌宕起伏在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年轻的杜甫少年气盛，虽曾参加进士考试而落第，但当时他对社会和人世的阅历都不深，所以这次落第并没有使他受到多大打击，他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抱有美好幻想。在落第的第二年（７３６年），他照旧开始了又一次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生动地反映了青年诗人在当时所具有的那种豪放的胸怀，激越的感情以及高尚的品格，而且还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望岳》诗里，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格调。这首五言古诗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作品。写作此诗时，诗人才二十多岁。“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诗人用设问的句式自然地引出泰山来；又以自答的方式，描绘出泰山巍峨的形象。诗人仅仅用“齐鲁青未了”五个字，就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它那巍然耸立、青翠欲滴而又绵亘天外的浑茫外形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前者是形容泰山凝聚了所有山峦应具的“神秀”，而后者则是形象地衬托出遮天蔽日、高峻峭拔的山峰。在诗人笔下，这座泰山真是既神奇，又雄伟！接着，杜甫以“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进一步描写泰山的景色及其望岳的感受。这两句并非完全写实，乃是诗人的假想。正如王嗣奭所说：“‘荡胸’句，状襟怀之浩荡。‘决眥’句，状眼界之空阔。公身在岳麓，而神游岳顶。”最后，诗人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种充满豪迈气概的诗句为全诗作结。既然诗人面对这座如图如画的神秀峰峦，仰望之中业已使人心胸舒展，神采飞扬，那么何不亲身登上这座山峰之颠，以饱览泰山的风光呢？ “凌绝顶”，正反映了他的远大目光和豪迈气概。这个“凌”字用的极为贴切、传神，将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登临决心跃然纸上。这两句诗，杜甫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不仅进一步赞美泰山的雄伟姿态，而且也是以此抒发自己勇于攀登，必将腾凌绝顶的壮志豪情。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年轻诗人的坚强信心和自恃态度，这也是杜甫早期积极进取思想的自然流露。

杜甫的少年正逢开元盛世，他在《忆昔二首》之二这样描述此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津津乐道国富民安、政通人和的景象，这也促使杜甫积极入世，想干出惊天伟业。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

二 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

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沉郁顿挫”，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杨国忠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杜甫在长安滞留了将近十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多方奔走，直到这年年底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着危机。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年（即752年），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

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年（751），诗人的这篇长歌表现了唐玄宗好战喜功，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震人心魄的送别画面：兵车轧地，响声隆隆，战马奔腾，昂首嘶鸣。披挂着弓箭的士卒，夹杂在车马中，开赴边地战场。漫长的队伍旁，是众多的亲人，男女老少，在纷乱地哭喊、拽拉、捶胸、顿足，跑着为士卒悲恸地

送行。车马行人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淹没了横跨渭水的咸阳大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原来是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为开拓疆土，不惜用人民“成海水”的鲜血频繁地发动侵略战争。控诉之矛直指皇帝唐玄宗，使我们看到一位胸怀正义的伟大诗人，对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何等地愤慨！接着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又将人们的视野从“行人”及“边庭”的眼前引向“山东二百州”的“千村万落”这一远处世界——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人烟萧条，田园荒芜，见不着男劳力，即使有一些妇女在把犁耕种，也难改变“禾生陇亩无东西”的局面。这一层是由“点”到“面”、由“近”到“远”地揭示出“点行频”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役夫长年在外征战不息，家中却还遭官府催租之苦。“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是反问句，以往人民是不敢申诉心中的怨恨的，但是现在愤怒的火焰终于喷涌而出：“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且如”二字，意思是且举一例，以见其余。一句反问，犹如一柄利刃，一下子就击中了统治者那无人耕作而还要缴纳租税的荒谬逻辑。征夫的两次反问都是含蓄的，但后一次更显得柔中有刚，义正辞严，体现出他们的恨之切，怨之重。“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的，然而无休无止的战争却把人们早已被扭曲的思想再来个弯上加弯，这就更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兵役的繁重及其罪恶。篇末进一步通过描写战场的悲惨景象来诅咒拓边战争。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行人”对这次出征的前景形象化的预测。通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对“山东”大地的纵览和对家庭濒临破败的预感的描述之后，断定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的战争必败。“行人”这撕肝裂肺、令人战栗的“瞻望辞”，是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战争的愤怒诅咒。诗歌结尾这令人心惊胆寒、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与开头人声鼎沸的画面相对照，则更显示出“耶娘妻子走相送”这生离死别场面的悲惨。《兵车行》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它如同一页“诗史”。说它是“史”，因为它具有“春秋”史家纪事的客观性、真实性。特别是“耶娘妻子走相送”与“哭声直上干云霄”两句与《资治通鉴》中“于是行走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记叙的巧合，则更见出其“史”的价值。此外，从“道傍过者”与“行人”的谈吐中也可见杜甫“史笔”的严肃性。“道傍过者”是诗人，但他的动作只有一“问”，且连问的内容都只字未提，这就更使诗的思想主题具有了客观性。至于“行人”的回话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也与史书中“士卒死者六万人”，“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之记载相合。

《兵车行》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寓情于叙事中。这首诗无论是第一段的场景描写，还是第二段的答话记述，都充盈着诗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的忧心如焚的“非战”思想感情。

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阶级矛盾，长诗极尽杜甫沉郁顿挫之风。

三 多灾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但坚决不做安禄山的伪官，虽身处乱世，却有极强的民族感情。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唐肃宗至德二载（７５７年），杜甫由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出发，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望在战乱中离别经年的妻子儿女。这时，“安史之乱”发生已将近两年，唐肃宗的抵抗政权虽已进驻凤翔，准备收复长安；但局势仍非常艰难，广大人民正在饱尝着战争的苦难。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诗人秉着忧国忧民的襟怀，面对惨酷的现实，以历史见证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将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他诗集中这首最长的五言古体诗——《北征》。这是他的力作，堪称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史诗。诗的开头叙述“拜辞阙下”的忧虞不安的心情，用婉转曲折的语言表达了内心的郁结。杜甫当时在凤翔政府中担任左拾遗的官职。拾遗虽只是八品小官，却是皇帝的近侍，对国家大事可以进谏。在军事紧张时期，他离开职守回家探亲，必然会产生复杂的心情。因为“维时遭艰虞”，诗人更深切地关怀人民和国家的命运。接着描写“北征”旅途中的经历。在夹叙夹议的语言中蕴蓄着愤怒与悲伤。宁谧的自然和纷乱的战争局势恰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立刻引起了诗人的联想：山中苦果，经过雨露，还能结出果实；而自己奔波了半辈子，又有什么结果呢？诗人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得到的只是颠沛流离。而后，诗人以经过战乱，弄得满头白发、憔悴容颜回到家中，又悲又喜地与离别经年的亲人会面了。整段文字用团聚的情趣掩盖悲凉，描写深刻而又细致。写出自己一家的遭遇，更加真切地反映了乱离时代人民的苦难。继而杜甫高度赞扬了回纥出兵助唐这件事。时局对敌人不利，国家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人民有了安定生活的希望了。杜甫宣扬这种有利形势，是为了给自己、也给同受苦难的广大人民以安慰。最后杜甫以满腔的热忱祝愿唐王朝中兴，光复唐太宗所创建的基业。诗人虽然叹息：“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繁华的景象暂时销歇，但在改弦更张之后，“煌煌太宗业”是可以“树立甚宏达”的。这的确是一首富有现实意义的战斗性的诗篇。在这战乱年代里，杜甫把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情，转变成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焦灼，诗中充满着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并且，他对国家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心，即使在时局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在诗篇中洋溢着乐观情绪。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在这些诗篇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

四 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

上元元年春，杜甫离开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来到鸟语花香的成都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得到了暂时的休息，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了许多歌咏自然的诗歌。他歌咏的对象，往

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时代。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江汉》一诗作于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自夔州出峡，流落湖北江陵、公安等地。此时他已五十六岁，北归无望，生计窘艰。此诗以首句头两字“江汉”为题，正暗示流离漂泊。尽管如此，诗人匡世济国之心未已，忠君爱国之心不改。“江汉”句，叙写诗人客滞江汉的窘境。“思归客”三字饱含无限的辛酸，因为诗人思归而不能归，成为天涯沦落人。“乾坤”句包含“自鄙而兼自负”这样两层意思，妙在“一腐儒”上冠以“乾坤”二字。“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杜诗说》）。“片云”二句紧扣首句，对仗十分工整。通过眼前自然景物的描写，诗人将他“思归”之情表现得很沉郁。他由远浮天边的片云，孤悬明月的永夜，联想到了自己客中情事，仿佛自己就与云、月一样孤远。这样就把自己的感情和身外的景物融为一片。诗人表面上是在写片云孤月，实际是在写自己：虽然远在天外，他的一片忠心却象孤月一样的皎洁。“落日”二句直承次句，表现出诗人积极用世的精神。次句的腐儒，并非纯是诗人对自己的鄙薄。上联写了永夜、孤月，本联的落日，就决不止是写实景，而是用作比喻。黄生指出：“落日乃借喻暮齿”，是咏怀而非写景。落日相当于“日薄西山”的意思。“落日”句的本意，就是“暮年心犹壮”。就律诗格式说，此联用的是借对法。“落日”与“秋风”相对，但“落日”实际上是比喻“暮年”。“秋风”句是写实。“苏”有康复意。诗人流落江汉，面对飒飒秋风，不但没有悲秋之感，反而觉得“病欲苏”。这与李白“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的思想境界，颇为相似，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壮心不已的精神状态。这两联诗的意境，苏轼曾深得其妙，他贬谪岭外、晚年归来时，曾有诗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晦叔二首》），表明他不因政治上遭到打击迫害，而改变自己匡国利民的态度。“孤月此心明”就是从杜诗“永夜月同孤”和“落日心犹壮”两句化用而成的。“古来”二句，再一次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的精神。“老马”是诗人自比，“长途”代指驱驰之力。诗人写道，古人存养老马，并非取它的力，而是用他的智。我虽是一个“腐儒”，但心犹壮，同老马一样，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其中的言外之意是：莫非我真是一个毫无可取的腐儒，连一匹老马都不如么？此诗用凝炼的笔触，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和报国思用的慷慨情思。诗的中间四句，情景相融，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历来为人所称道。

面对清风明月，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诗中突出地抒发了一个“喜”字，从闻喜讯，到流喜泪、观喜容、呈喜态、唱喜歌、思喜归，无处不喜。杜甫的诗一向以“沉郁顿挫”著称，这首诗却一反往日的风格，而以爽朗明快取胜。八句诗似脱口而出，水到渠成，极其欢欣鼓舞，轻快跳宕。因此清人孙沫评这首诗说：“一气旋折，八句如

一句，而开合动荡，元气浑然，自是神来之作。”除第一句叙事外，这首诗后七句全是抒情；除前两句不对仗，后六句全对仗。这种内容与形式毫无拘束地完美结合，更加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结 论

杜甫一生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但少年时代的他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只是生不逢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在早充观国宾之时未能如愿以偿。而他的“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之志，又在他期盼已久的主上顷见征之时，沉入无底深渊。历史的灾难与沉重成就了杜甫，而杜甫则承载着它，使其被一代一代的后人所知晓，所明了。杜甫浪漫的绝望，只能锁定伤心的现实。他紧握手中正直的笔，注视着所有悲哀，透过繁盛的表象他看到腐败的实质，拨开历史的风尘，沉郁顿挫的诗句和着缓慢踉跄的脚步把深藏于富丽堂皇中的大唐撬上尤如明镜的万里晴空，险些把世界压塌。

当青色的衣衫再也抵挡不了朔风的吹刮,当坚毅的脸庞再也经不住岁月的蹉跎,当崇高的灵魂再也容不下战争的吞噬,杜甫满腔的爱憎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历史没留给杜甫任何一道门,即使一道狭窄的小门,而杜甫却成就了不凡。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国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他的人格魅力便得到了更艰难的提纯，直升一个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境界。贯古玉今的文人墨客中又有几人欤？

杜甫已离我们远去，淹没于黄尘古道，荒芜在烽火边城，岁月却带不走他那个早已铭记世人心中的姓名；长江有情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有一颗星，人间的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结论应与论文内容相关，是对全文的总结、提炼，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抒情。请紧扣论体，概括出杜诗特色与人生的关系。结论重写。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230页-245页

2、张忠刚《杜甫诗选》

中华书局

2009年

篇8：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的功能

一、俄国白银时代的美丽光环下, 是现代诗歌发展的黯淡之境

在当今社会, 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喜爱诗歌的人也为数不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放慢了诗歌发展的脚步, 但是诗歌这种文学样式, 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它有生存和发展的价值, 只不过在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熏陶下, 现代诗歌在走向没落。而在俄罗斯, 那个叫白银时代的年代, 一大批诗歌爱好者, 他们将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诗歌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他们用干净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字, 把诗歌这一文学样式推到了顶峰, 从那之后, 不同国界不同民族的诗歌爱好者, 都朝着俄罗斯的方向顶礼膜拜, 但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在世界, 诗歌都不再如往昔般辉煌。

首先, 我们来看一首来自于白银时代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再过一小时, 你们这些松弛浮肿的脂肪

就要离去, 纷纷钻进空寂的小巷,

我向你们打开诗歌的宝匣,

我呀是浪子, 那无价词语的挥霍者。

喂, 你这个男人, 胡子上粘着洋白菜,

不知在何处吃剩的白菜汤;

喂, 你这个女人, 脸皮涂成了驴蛋,

如同一只牡蛎在食物的贝壳中躲藏。 (节选)

这首叫做《拿去吧》, 作者在这篇诗歌中, 用风趣的语言和直白的话语, 将这个社会的低级趣味、商业化打击的一文不值。这首诗是马雅可夫斯基当着众多报纸、杂志社和商家们的面, 当众朗读出来的, 可以想象, 如此纰漏直白又生动形象的诗句, 在当时的场景下会产生多么紧张的氛围, 但是雅可夫斯基并不畏惧, 因为他理想中的文学, 就是不关乎任何外界的因素的。此外, 在这首诗中, 我们也不难发现, 他对男人女人的描写是那么的惟妙惟肖, 而且语言简单不冗余, 读起来, 给读者一种深深的震慑力, 想必当时在场的人大都也被这诗歌的强大所震撼了吧。

不单单是马雅可夫斯基有这样伟大的本领, 在白银时代还有很优秀的诗人也都异常出色, 当然曼德里施塔姆是不可不提的一位诗人, 他的诗歌就是他自身特点的总结, 他有着凡人所不曾拥有的想象力, 诗句看似平淡无奇却内含深意, 他借用丰富的想象力, 去放心自己心中的梦想, 而他对这个社会和世界却有着不能缓和的怀疑:

不, 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

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

哦, 一个同名者与我多么地矛盾,

时而非我, 时而是他人

不, 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

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

哦, 一个同名者与我多么地矛盾,

时而非我, 时而是他人。 (节选)

此外, 曼德里施塔姆还是一位有着坚强性格的诗人, 他不会向任何强大势力屈头, 所以在他的诗中, 有“我能够解放那一颗灵魂, 将外在的桎梏砸碎”的诗句, 可见, 白银时代的诗人都是多么的不可摧毁。

白银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索洛古勃, 也是一位十分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像中国的艾青, 具有朴实、明朗而又神秘的性格, 在他的诗作中他充分的表现出:幻想与想象是他写作的源动力, 更是他想达到的终极目标。在白银时代的诗歌中, 我们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作家和作品, 它们种类繁多, 却丝毫没有拥挤之势, 因为各家所成终不相同, 只会让那时的俄罗斯诗坛更加异彩纷呈。

但当面临我们所处时代的诗歌时, 却不禁深感寒心。现在的诗歌, 己经没有了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的清澈与纯洁, 而是被越来越深的物质气息所腐蚀;现在的诗歌不再拥有广阔的胸怀, 而是更加功利的有目的性的创作;诗歌的题材方面, 也不如以前的范围广了, 而是方向单一, 没有想象力, 缺乏感染力。有评论家说, 诗歌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广延性和时代性的产物, 但是在现在日益前进的社会生活下, 现代的诗歌却走向没落, 实在不能让读者接受。

二、真正的心灵诉说, 打破虚假

诗歌本就是心灵的反映, 灵魂的窗户, 但是在物质发展迅速的今天, 诗歌早己没有不如从前在读者心目的地位, 他不再是灵魂的象征, 是物质在统治诗歌, 诗歌早己没有精神的支撑, 我们不再为诗歌所沉醉, 因为是社会的现实, 教会我们:诗歌也在变异, 变异后的诗歌不再适合我们驻留, 它只是商业化社会的后遗症而己。其实, 真正的诗歌, 虽然短小, 却是包涵着无限可能性、启发性的载体, 就算是结构颇为复杂的《荒原》也并不冗杂, 只是在内容和意义上, 显得更沉重、结实, 而不空泛, 这才是真正的诗歌, 是符合时代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心灵读物。在此, 有两位诗人, 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一位是信仰宗教的女诗人吉皮乌斯, 她在她的诗中写道:

而为这虚幻的许诺我已无泪可流,

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

我既没有勇气死, 也没有勇气生

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

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

这是女诗人内心的独白, 她用她的诗句,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楚与挣扎, 这是一个没有受世界污染的作品, 仿佛她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任何附庸, 她只是在向世人来说出自己内心的渴望, 以期获得心灵的释放。在另一位白银时期的代表诗人谢维里亚宁那里, 他同样用诗歌在表述着自己的情思, 他认为人们的相遇便是为了分离;建立誓言, 是因为有人在背叛信任。这样一种相悖离的思想, 是谢维里亚宁奇异的思想跳跃, 虽然不能被大部读者所接受, 但是, 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歌, 没有矫饰的清静的诉说。

白银时代诗歌己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却不能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今天被物质化了的诗歌, 因为诗歌在现代的摧生下, 己开始向恶性方向发展:没有新奇的创意、大胆的想象、语言没有蕴味、找不到时代的契合点等等这些现象还依然存在着, 诗歌像小说等其他文体一样, 是有一定意义的承载力的, 但如果它承受了本承受不了的东西, 那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了,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 诗歌出现今天的境地,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种文体所承受的内涵太过随意, 没有确定性, 但是如果在诗歌轻松的演绎之下, 用沉重的说教来灌输它, 这也是不合适宜的, 总之看到这些弊病,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 现代的诗歌为何在大众眼中如此不堪一击, 因为它己经没有了向上的生命力, 这不是某一个诗人就可以拯救的了的, 因为这些需要一代或是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才可以有会实现。

总而言之, 属于俄罗斯民族的白银时代己经越走越远, 那个时代的诗人所付出的努力, 让后来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受益。但是属于俄罗斯民族诗歌的完美节奏却也离我们远去, 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文学的悲哀, 其实诗歌随着社会而改良并没有错, 因为事物都是在发展的, 诗歌也不例外, 只是, 在发展的过程中, 它没有把握好度, 而致使自己远离了正常的轨道, 将诗歌排除在了读者的范围之外, 让读者和社会都对诗歌不能予以接受。不管怎样, 俄国白银时代的伟大功绩, 是我们不可抵毁的, 我们只能在现在诗歌的基础上, 回忆改进的步伐, 让我们离那个辉煌的时代不至于太过遥远。

参考文献

[1]何雪梅.论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2]“白银时代”诗歌选登[J].俄罗斯文艺, 1996, 4.

[3]郑体武.《俄国现代派诗选》译后记[J].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 1992, 3.

[4]顾蕴璞.俄国现代派诗歌的复归[J].国外文学, 199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