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精选6篇）

篇1：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东星资源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问题提出

社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细胞，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关乎民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工程，是塑造人本主义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牌美誉度的必经历程。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繁荣，城镇人口持续增长，20**年以后，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城市化。在此基础上，20**年，中国成立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院。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及社区治理的高度重视，并从实际出发进行了顶层设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社区治理建设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及治理制度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尝试，最终进入了如今科学治理的现代化阶段。中国社Ⅸ治理经历了1978年单位制的松动、1991年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20**年社区治理的兴起的重要节点，社区治理大致可以分为探索（1949-1978）、转型（1979-1990）、建设（1991-20**）和治理（20**至今）四个阶段。现阶段中国已基本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部分建设日标，一是治理理念的初步现代化，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度不断引导下，上级政府改变了独断的治理决策模式，确定了走民主协商的治理道路。然而，在基层政府实施过程中存在管理模式依旧行政化的问题。二是治理主体上的现代化，除了以往政府充当治理主体之外，还加入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使得城市社区治理更高效。三是治理工具上的现代化，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城市社区治理更加精密与周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3.1 基层政府管理模式依旧行政化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服务型政府建设。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基层政府习惯于“单边行动”，包办、代替、包揽一切。一些基层政府机关仍然存在着过度干预社区管理的情况，其治理手段大多还是以行政命令为主，治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大政府的思维，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行政主导，没有自下而上的关注民生，倾听民众的想法。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提升社区现代化治理能力。不仅无法做到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化民主自治，还严重偏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民为本的基本要求。

3.2 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能力不足以及工作量过大

在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居委会至关重要。然而，尽管一直在强调优化社区居委会干部队伍，但在一些较小的城镇社区，其居委会的成员大多依然是退休老人、中年妇女、下岗工人等。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应变能力差，以至于居民大多不信任居委会，从而不愿意响应社区号召和参与社区活动。另外，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镇，社区人口急速增长.使得居委会的职责日益多样化，管理工作和管理难度都不断增加。导致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时无法适应，工作效率降低，部分工作人员甚至态度变得散漫，对待工作能简则简，敷衍了事，这严重降低了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社区的自治质量。

3.3 居民社区参与的意识薄弱，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较差

社区居民的社区参與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指标。城市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然而，居民的主体意识淡薄，忽略了自己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服从管理，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是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它不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将居民聚集起来，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还可以为居民日常参与社区治理提供舒适方便的场所。然而，社区内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少且差，这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4.1 明确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职能边界，寻求多样化的治理手段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职能边界是否明确关系到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的成败。可以重点从以下两点明晰政府的职能：一是政府积极鼓励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到治理中，而不是像旧时传统机制那样独断，忽略民众的意愿直接下发命令指示；二是政府权力下移，凡是应由社区组织承担和处理的事务，政府应主动放弃其权力，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单一的行政化手段不但不能培育社会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也不利于民众治理的加强，更不能适应城市社区现代化发展要求。因此，要积极寻求多样化的治理手段。一是依靠政府权力治理的同时，加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正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工具进行治理。二是治理手段应由强制性的命令转为平等的民主协商，居民生活在社区，是最清楚社区问题所在的人，也是最能够提供有效解决方法的人。因此，民主协商的治理手段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是绝对适用和高效的。

4.2 提高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综合素质，健全激励制度

社区居委会是与居民最近距离的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成员工作能力的高低，工作态度的好坏与社区自治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一定要注重加强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素质培养。一是要选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恪尽职守，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员。二是要完善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培训，端正社区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使其成为社区居民的“好帮手”，成为政府和居民之间高效沟通的“桥梁”。三是要完善和健全激励制度，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制定一定的目标影响人们的需要，从而激发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3 积极动员民众参与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自治，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更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首先需要政府行使其职能，用教育、引导等方式增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自治认同感，从而让居民主动成为社区的主人。其次，要充分运用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动员作用，鼓励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最后，增加社区工作的透明度，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以此唤起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忱。另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一直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广、使用最频繁的公共设施，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物质基础。为了增加社区活力，政府应积极作为，引导鼓励市场等多方非政府力量加入到公共服务的硬件设施建设中。为了使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尤其是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结合具体的实际隋况大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篇2：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困境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40-02

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并且提出要开展广泛多层次的协商。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不同层面发展的制度依据。社区从群众自治组织的这个角度，在实践居民自治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社区中的这些实践已经成为吸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基层特别是社区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现实困境

城市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在自治过程中，会遇到来自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会产生各种矛盾，成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所以，需要将协商民主引入社区这个自治组织中，解决社区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社区协商民主是在社区中的居民之间，为了消除与其利益分歧，通过相对理性的商议，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来维护居民个人权益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在社区中的发展具有强化社区监督、提升决策质量、培养公民意识、解决社区矛盾等作用，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协商民主在协商主体、协商过程、协商范围、协商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社区主体的参与意识不强

社区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是社区自治的最主要力量；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包括社区内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主要指一些居民自发组织的志愿组织，它们通常以社区为活动范围，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在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是被动应付。一些社区成立居民代表会，在代表选举时，很多居民直接放弃选票，或者随意填写选票。驻区单位也长期存在有事、没事别找我的心态，他们认为社区找驻区单位就是为了经济上的援助资金。这种偏见也导致驻区单位共驻共建意识薄弱，甚至出现口头承诺，过后拖延的情况。有些社区主任反映，即使亲自邀请相关单位派人参与社区的相关议事活动，驻区单位也会借故推辞，不愿参加。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也存在不关注社区事务的情况，社区中的社会组织除了志愿组织以外，其它的社会组织几乎都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组成的，在这些组织中离退休人员居多，他们更多是关心一些自己感趣的活动，对于社区其他事务不愿意参与。

（二）相关的协商程序不完善

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经常存在程序不完善的问题。例如，在一些社区中的居民议事会，议事程序不完善，使议事效果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第一，议题范围不确定，通常议题都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临时确定，没有将社区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归类划分，制定相应的议事程序。第二，代表选举随意性较强，没有根据议事会的需要限定具体人数，以及对议事人员自身能力有哪些具体要求，遇到需要找开议事会的情况临时找人凑数，很难使议事会取得预期效果。在一些社区中也存在选熟人的情况，社区主任比较倾向平时接触多，不多言、不乱来的社区居民做代表，选出这样的代表后也不再换届更新，以保证议事顺畅，不出现不听指挥的情况。第三，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做保障，没有考核机制会出现议与不议一样，议事结果有效、无效都一样，使社区居民对于议事会失去信任，对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失去信心。

（三）协商流于形式缺乏有效性

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要基于解决社区问题的需要，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功效，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只能流于形式。虽然在社会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更多的发挥社区自治功能，但是，我国曾经长期实行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事项都经由政府机构包办，形成了公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和心理依附的观念。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推动社区居民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导致对这样的参与并不热衷。同时，由于社区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重，许多居民觉得即使遇到问题通过议事会协商，但是怎么解决最终权力还在行政机关。所以，在议事过程中很多议事代表都觉得即使议出结果也多数实现不了，不如减少麻烦少走形式。目前，人们对于社区功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社区的自治功能被削弱，它的行政功能不断加强。所以很多居民认为社区已经不是居民的自治组织，而成为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部门。社区自治功能的不断缺失，使其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做出的努力已经对社区居民失去了吸引力，对于社区推动下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也多数流于形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摆脱困境的路径选择

目前，在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大多数社区存在协商意识弱、协商制度缺失、以及协商方式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通过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来推动社区自治，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协商意识

篇3：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关键词：社区协商,基层治理,发展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国家政策规范的日臻完善,基层社区协商也在不断地积极探索和自主发展。城乡社区协商作为一种基层民主机制,它的提出、实践和探索,对有效制约政府权力,鼓励公民有序参与,维护公民正当权利和利益有着重要的价值。党的十八大首次确定“协商民主”的概念,随后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协商民主制度做了相关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2015年7月22日,继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后,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进一步从总体要求、主要任务、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城乡社区协商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推进城乡社区建设,促进基层民主协商。”由此可见,城乡社区协商已成为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方式与途径,探索城乡社区协商的发展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一、城乡社区协商: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

随着社区建设的提出,社区治理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的主要任务。目前,城乡社区普遍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以不同的协商形式普遍开展,日益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途径。城乡社区协商是指围绕基层群众共同关注的、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由社区居民及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充分的讨论、平等的对话、真诚的沟通,从而消除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最终达成共识的基层民主治理形式。由此,共识是协商的结果,形成共识是社区协商的最终目的。社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基层民主建设的主打平台,而城乡社区协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协调利益,消除分歧、增进共识、合作互动的基础上实现自治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区协商作为一种协商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协商体系,推进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发展是基层民主治理的需要。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找到群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基层民主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中不乏协商的影子,20世纪90年代末始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党的十八大后四川彭州的社会协商对话会、云南盐津的“参与式预算”、吉林安图的“民意裁决团”等多种协商民主的形式在基层治理中广泛实践,涉及到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等环节。多样性的协商民主实践,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体现,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1]

二、城乡社区协商的实践困境

1. 制度困境

社区协商作为基层群众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及提高基层自治的平台,需要一系列体制的支撑。但实践中,中国的民主进程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性风险,包括民主制度的不公正、缺失与失效等问题,[2]致使社区协商难以发挥其基层治理的功能。一方面,社区协商的协作机制尚不健全,上下互动、左右相联的社区居民和利益群体的协商局面未形成,这与基层党委对社区协商的鼓励政策和措施缺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协商内容、程序及结果的落实仍缺乏普遍性指导和程序规则。虽然中央有关文件对其有了规定,但规定较为笼统。所以,在各地的社区协商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事无巨细都进行协商的现象,一些无关重大问题和事项的琐事进入了协商平台,既浪费了资源,又削弱了社区协商的权威性。

2. 组织困境

作为社区协商的重要载体——社区组织,其在基层协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它不但可以将碎片化的公民利益需求整合起来,而且还可以减少组织内成员的非理性,减少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协商的成本,是公民个人与党政机关有效联系的纽带。但由于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与社区组织之间权责边界不清晰,政府工作任务频繁以分解摊派、签订目标责任状等形式层层下移,与社区组织缺少有效的协商渠道和机制。在实际过程中,协商性社区组织发展的有限性与合法性的缺失,受到强势集团与精英主义的控制而使基层自治流于形式,阻碍了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在社区组织内部,由于外在的制度约束不力,内部的管理也较为混乱,社区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其发展落后于实际需要、基层服务能力不强,这也导致了社区组织在社区协商中难以得到真正的尊重。

3. 文化困境

社区协商文化还未形成,究其原因既有体制因素,也有公民个人因素。在体制上我国社区协商的思想观念基础比较薄弱,这是客观之存在。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的民主观念、开放观念与协商精神发展水平较低,不能有效地满足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需求。加之社区协商的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够,导致官本位和等级观念依然存在并影响着社区协商的正常开展。从公民个人看,人们的协商意识由于受文化水平因素的影响,现实中又缺乏严格的、长期积累的训练,公民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责任意识等都难以支撑社区协商所需,社区推动、公民被动接受的状况比较普遍,这严重影响了社区协商的良性发展。总之,社区协商制度尚未能完全走出传统政治文化的弊端,社区协商的文化氛围尚未形成,从而制约着社区协商效能的发挥。

三、城乡社区协商的发展路径

1. 加快社区协商的制度化建设

基层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政策规范,是保障和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完善而有效的基层治理必须建立在公众参与、利益表达和社区协商的基础上。为此,加快社区协商的制度化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社区协商的制度和程序,鼓励并规范多种形式、多种平台的公民参与,如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公民质询等,以制度化的程序来吸引不同群体加入社区协商。另一方面,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不仅是社区协商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尤其要从宪法上确立社区协商的地位,保证协商主体能够参政议政,从法律上确定需要进行协商的“大政方针、重要问题、重要事务”等具体内容,明确哪些事项应该且必须协商、由谁提请协商、在什么时间和范围内协商、违反协商程序的补救措施等,只有这样我国城乡社区协商才能逐步细化,有序展开。

2. 发展社区协商的组织载体

在基层,“居民的直接民主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加以实现,社区公共权利也必须通过合理的组织机构加以承载”[3]。社区协商的主体多指组织化的公民而非公民个体。因此,发展社区协商的组织载体——社区组织,通过社区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实现利益协调,是城乡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的迫切需要。首先,培育和发展社区组织,支持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挥社区组织在协商过程中反映利益诉求的作用。其次,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明确政府和社区组织各自的边界、权限和职能所在,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功能,在社区协商中充分代表自己的成员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维护成员利益。第三,加强对社区组织的培训和评估。另外,在注重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社区组织骨干作用、强化社区居民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拓宽社区内外各类主体的协商渠道,提高民主协商的广泛性。

3. 积极培育社区协商文化

“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4]”文化一经形成,就在人的意识与无意识中起着或隐或显的支配作用。社区协商,其产生、发展和完善也必须有相应的协商文化作为支撑。社区协商是现代民主的产物,需要现代公民文化作为其文化内核。这就需要大力培育起与社区协商相适应的公民精神,基于社区协商基础的公民文化意味着人民通过党政机关、社区组织就事关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进行广泛而公平的协商所需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等要素的积累和凝结。协商文化的培育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因此,必须深化社区协商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着力培育协商文化所需要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意识、责任意识等,营造良好的协商文化氛围,努力提高社区协商的质量和实效。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城乡社区协商民主重在制度实践[J].国家治理,2015(34).

[2]姚亮.转型期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吴克昌.中国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篇4：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摘要：在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中，认为其主要有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和结构功能等三种价值取向，忽视了对其社区空间变量的研究。为了弥补理论探索和实践的不足，我国社区建设应该转向一种社会空间维度。社区空间具有物质和社会两种属性，它必然会嵌入到社区结构之中，影响社区治理的功能。借助社会空间理论，发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着社区空间破碎化、封闭化、拥挤化和商业化等问题，阻碍了社区关系发展和社区互动的进行，不利于建立稳定的社区治理自主机制。因此，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应特别重视社区空间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科学化规划。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空间；门禁社区

中图分类号：D01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入到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2.57%＼[1＼]。在城市化进程中，庞大的流动人口和不断扩张的城市规模给城市治理构成了巨大挑战。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我国已经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化新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治理转型以适应城市发展。而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主体，肩负着城市治理转型的重要任务。为了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城市社区建设运动。作为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社区治理的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还比较低。为此，理论界从政治、社会、文化等维度探索了社区建设陷入困境的原因，为破解社区建设难题提供多样化的政策路径，但还缺少一种社会空间分析视角。本文借助空间政治学的社会空间理论，剖析我国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区建设的空间路径。

一、城市社区建设的维度及其扩展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对既有理论进行探析和反思，以推动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通过文献研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主要有“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结构-功能”等三个维度。

（一）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三个维度

首先，“历史—文化”维度强调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基础作用。社区文化孕育了社区治理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城市共同体和公民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治理有着良好的社区传统，市民也具有较高的社区精神与素养，其发展较早的城邦制和社群文化为其现代社区实践提供了可能。在此观点的影响和支配下，社区文化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在营造社区精神、提高社区竞争力和提高居民素质以及建立社区“理想家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此外，社会资本学说是“历史-文化”观点的一种重要解释框架，认为惯例习俗、信任合作关系将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为社区互动建立起情感纽带。普遍的社会信任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功能＼[3＼]，而信任、规范和合作等社会资本的缺乏，将会降低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导致城市社区治理低绩效＼[4＼]。

其次，“政治—社会”维度是“历史—文化”取向的延续和进一步深化，它强调通过培育公民参与，实现社区治理权力的下沉和转移。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居民自治和民主是社区制度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应当让城市治理权力回归到公民社会。因而，如何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自主性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彭蕙青、刘雨辰等指出应当重构城市治理的权力，转变政府职能以实现治理权力向社区转移，从而扩大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程度＼[56＼]。在我国城市社会中，社区发展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存在着不同类型和发展模式的城市社区。从治理模式的发展和演变角度看，城市社区可以分为行政主导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性社区三种＼[7＼]，只有实现从行政型的他组织向社区型的自组织转变，才能构建起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机制。

最后，“结构-功能”观点是城市社区建设“政治—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补充。它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改良和培育治理的结构性主体，以建立起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型载体和权力结构模式。在我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相结合的结构功能主义成为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的共同选择。从政府角度看，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弱化街道和居委会的行政色彩，特别要体现居委会在社区自治中的重要地位。从市场角度出发，城市社区建设也应该考虑到企业的社会性，也就是说市场主体也可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张桂蓉指出我国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取向，提高企业的社区意识将是社区建设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8＼]。在社会层面，民间组织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它可以承担起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部分职能，从而实现政府向指导者、协作者和合作者的角色转变＼[9＼]。

（二）城市社区建设的空间维度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中，上述三个维度在一定程度上都陷入了困境。桂勇批判了“社区可能”的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很难产生西方社会中的社区共同体和社区文化＼[10＼]，社区文化建设理论是一种先验性解释。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由于行政化色彩较重而演变为国家权力重新向城市基层延伸。社区建设的内在行动逻辑是国家权力技术在城市基层的改变，具有权力延伸与渗透的内卷化特征＼[11＼]。而结构功能主义下的多主体社区治理模式，忽视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具体情境。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地方政府治理实践的产物，其更多强调治理结构中权力的多中心化，而非语境意义上的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我国基层治理现实不相符合。因此，破解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困境，必须审慎地思考以下三个命题：第一，社区文化何以产生并依托什么物质条件为载体，即阐释社区文化在我国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二，社区自治和民主如何才能发挥作用，以走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的困境；第三，多样化的治理主体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互动与合作。

在西方城市问题研究中，空间政治学者们构建的社会空间分析是重要的理论方法，研究范式早已超过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和结构功能的范畴。大卫·哈维、苏贾、保罗·诺克斯等著名学者利用“社会空间”的概念来理解城市问题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扩展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内容＼[12＼]。空间政治学家们通过“历史—空间—唯物主义”维度来解释城市社会中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让问题的分析更具有时空性，既传承了历史延续性的观点，又更加重视空间共存性在逻辑上的存在。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微观组织和重要场域，它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最为重要的社会空间。

反思上述三种价值取向，都强调了历史和社会事实对社区建设的影响，却忽视了社区空间的重要作用。社区空间如同历史文化一样，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历程之中，社区空间转化必然导致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迁。因此，我国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一种空间转向，通过构建合理的社区空间，优化社区建设的路径，提高社区治理的能力。

二、社区空间的内涵及其功能

社区空间并不是解释城市社区建设的单一变量，它通过各种方式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借助社会空间分析的理论，将时空因素融合起来，为社区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一）社区空间的基本内涵

在西方城市问题研究中，社会空间是用来理解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机会、社会流动和权力关系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关于何为社会空间的解释，最为经典的是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空间由物质性地理位置、意识性社会关系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集合，它既是一种客体和事物，也是一种手段、过程和工具，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通过空间进行融合，并在空间中不断生成＼[1314＼]。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嵌入，被人类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制度化和结构化，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表现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领域，社会空间是权力关系和冲突的场域、产品和构建形式，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15＼]。社会空间的不同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组织方式的差异，所以社会空间是解释城市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的重要工具。

社区就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结合空间政治学和空间社会学理论，可以将其统一称之为社区空间。因此，社区空间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社区空间是社区居民生活的重要场域，直接表现为人们所处地理位置，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属性，可以分为社区个人空间和社区公共空间两种类型，其中公共空间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社区空间是塑造社区中居民生活、社会互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方式，间接表现为社区空间与居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空间，具有一种社会属性。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构建的实践中，社区空间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总是联系在一起，两种属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建起合理的社区空间，有利于社区居民社会关系稳定化、社会互动便利化，促进社区文化发展和社区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社区治理结构和功能完整化，并最终实现城市社区建设的社区自治目标。

（二）社区空间的主要功能

按照空间政治学的空间分析理论，空间维度很好地回答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否可能的三个命题。首先，合理的社区空间是城市社区文化产生的土壤以及发展的依托。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空间被严重侵蚀了，社会空间的急剧变化降低了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因此，社区空间的科学重构，可以为邻里文化及社区文化的生长提供空间条件和基础。其次，社区公共空间为社区自治和民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在社区建设中，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了社会参与、交流和合作的场所，在空间上为社区参与提供了一种机会，公共空间较高的可达性为社区居民通过协商方式达成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最后，社区公共空间改善了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环境。空间结构必然改变社会结构，两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公共空间在结构上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它促使街道、居委会、民间组织、企业等主体形成开放的社区治理结构，多主体可以便利地讨论社区问题和公共事务以构建起自主治理机制。城市公共空间保证了社区治理主体之间互动过程中的信息共享，较好地解决了私人领域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三、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空间困境

社区空间制约着城市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它的结构特征必然会嵌入到治理结构中，影响着城市治理机制的功能。以社会空间分析为视角，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

（一）城区无序扩张，社区空间破碎化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发展走上了一条依靠“摊大饼”的外延扩张之路。在一些地区，城市建设缺少科学合理规划，无序化发展造成了社区空间的破碎化。社区空间破碎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种：首先，新建社区过分依赖交通基础设施，社区被各类主、次街道所隔离和分割，造成社区空间的完整性被严重破坏；其次，在对城中村和老城区改造过程中，不重视对传统四合院、宗祠等传统社区空间的维系和保护；最后，社区内楼栋和公寓的门禁措施使得城市社区中的开放空间成为私有属地，并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硬质边界，在客观上导致城市社区空间支离破碎＼[16＼]。大城市向外扩张过程中，由于城市景观和社会生态平衡的打破，城市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空间也渐趋破碎化＼[17＼]。社区空间的破碎化客观上促使社区内部关系结构的破碎化，这也使得传统的邻里文化逐渐消失，社区丧失了其存在的空间场域而被抽象化。在破碎化的社区空间中，城市社区建设无法实现对社区结构的高度整合，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秩序，社区治理的合作机制被破碎的空间分解。

（二）城市门禁政策导致社区空间封闭化

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中出现了具有社区隔离和防卫社区安全意义上的门禁主义，导致了封闭社区的出现＼[18＼]。实证研究表明，封闭的社区空间尽管使社区居民的物理距离更接近，却扩大了社区居民的心理距离，让社区人际关系更加疏离＼[19＼]。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受门禁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在单位制下的“单位大院”下产生了大量的门禁社区，产生了空间排斥、信任缺失以及空间正义遭侵蚀等问题＼[20＼]。概而言之，封闭社区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社区空间的排斥性，它使社区中的交往从“社会属性”转变为“身份属性”，加剧了社区主体之间的隔离。二是社区空间的封闭性，随着社会空间的排斥性增加，其社会参与、交流和互动的可达性就会下降，社区最后固化为流动性极低的封闭社会。从“政治—社会”语境上来理解，在社区空间的排斥性和封闭性的背景下，城市社区无法通过自愿的合作和互助等方式实现社区自治，社区公共事务陷入无人参与的尴尬局面。

（三）城市人口激增，社区公共空间拥挤化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大中城市面临着人口膨胀的难题。为了转移过度增加的承载压力，人们不得不向公共空间扩张，公共空间中充斥着大量与社区集体利益相冲突的私有行为和事件。公共空间具有非排他性的属性，容易出现被私有化控制等问题，如果缺少必要的社会限制，就会导致社区公共空间拥挤化。在我国，城市社区内的街道、广场、花园以及其他公用设施充斥着大量的城市人口，部分应该共享的公共空间甚至被转化为个体私用。例如，在城市小区过道中，公共空间被社区居民的私家车占据，给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带来了极大不便。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和拥挤化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公共生活成为了一个重要难题，公众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中很难找到可以互动的空间场域。为了满足公共交流的需要，不得不在社区之外寻找新的空间，降低了社会交往和关系的稳定性。由于我国社区公共空间的拥挤化，缺少公共交往的平台，不少社区居民只能生活在门禁社区、楼栋公寓的私人空间里。

（四）消费主义盛行，社区公共空间商业化

城市文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消费主义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西方社会在后工业化社会中逐渐强调向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回归。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随着城市土地经营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社区广场、社区道路、社区绿地等公共空间不断被“圈占”，被开发，公共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城市空间剥夺” ＼[17＼]。社区空间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性，公共空间的生产、使用和分配的逻辑必须严格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社区居民平等地拥有使用权利。因此，社区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行为，使公众被排除在公共空间消费之外，公共空间的公益性不足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占据公共空间的主体通过商业开发将其变为私有财富，而丧失公共空间的人在城市社会中则逐步边缘化。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公共空间中，充斥着各类商业开发活动，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混杂在一起，严重制约了公共空间结构的塑造和功能的发挥。在消费主义和商业经营动机的支配下，城市管理者在社区建设中常常忽视具有公共性质的社区空间建设。

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空间路径

城市空间并不是空洞虚无的，它意味着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社区空间的变迁将会带来社区治理转型。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城市社区建设的空间困境，才能够构建起运行有序的社区治理机制。

（一）重视城市扩张中传统社区空间的保护

社区空间是以邻里为基础的社区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我国应该正确处理城市扩张和社区空间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社区建设良好的空间文化条件。城市社区建设所需要的文化因素需要有适合延续和发展的空间，片面地将现代性因素引入到城市扩张中将会造成社区文化的破坏。在我国城市社会，城中村保留着大量类似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社区记忆”，我国传统邻里文化在这里得到遗留，因此城区改造中重视这些社区空间的保护。在城市外围扩张中，一些地区由乡村转化为现代城市，需要在社区建设中为传统社会结构和关系保留和创造适宜的空间范围，尽可能地实现市民化人口的集中居住，降低生活场域的转变给社会交往的影响，使传统的社区文化在新型的社区空间继续存留。

（二）强调城市规划中社区公共空间的构建

社区公共空间是自发形成和人类有意识构建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既按照空间的结构来结成生活和生活的方式，同时又将自我意识直接作用于空间，改变空间结构以使其便利化。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在公共空间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规划理念将直接作用于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变化。首先，规划理念从“门禁主义”转向“社区主义”，通过规划开放的城市社区以增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与封闭的门禁社区相比，开放社区更容易拉近社区居民的心理距离。其次，从“消费主义”商业主导原则转变为以公共性主导的社区空间规划原则，在社区中适当地规划出街道、花园、社区广场以及其他公共空间，满足社区居民公共交往的基本需要。

（三）注重社区公共空间的科学合理使用

城市社区中的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日常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开发的场所，它是培育社区合作精神的重要物质条件。在公共空间中，社区居民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直接互动，提高社区治理的公共参与意识，有效解决了社区事务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具有典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现为不同的意义和符号价值＼[22＼]。因而，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减少商业开发经营对公共空间的干扰和挤占。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要保证社区中街道、广场、公园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合理使用，从消费主义价值取向转变为以社区公共利益优先为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因素完全在社区公共空间中退出，从社区居民生活便利的角度出发，应考虑在公共空间的节点上提供商业服务。

五、结语

城市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需要一种综合分析视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应当以社区为中心，完善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其内部结构必将对社区居民的互动模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而，空间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应该纳入到社区建设的考虑范围，结合政治、社会和历史等情况，从时空角度来考虑社区建设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中，应该重视社区空间的保护、利用和构建，为社区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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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内容提要】 公推直选是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基础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改革目前尚面临着制度衔接、纵向升级、内卷化以及竞争约束等各种改革困境，深化这一改革需要从认识提升、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关 键 词】党内民主 公推直选 改革困境 内卷化

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的广泛试点是近年来党内民主发展的突出标志，也对组织建设、干部制度乃至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随着这一党内选举改革的推广、扩大和散播，改革所遭遇的体制机制约束也在不断展现，并影响到这一改革的深化发展。充分解析当前公推直选的发展困境，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是深入推进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重要前提。

一、党内公推直选改革的探索意义

公推直选是“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的简称，是指通过公开推荐、民主测评、组织审查和党内直选等一套选拔与选举相结合的程序，产生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选举办法。公推直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探索，也对人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公推直选提高了党内选举的竞争性，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对竞争性民主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党内选举过于强调“集中”，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内选举的竞争性。组织提名、等额推荐、“陪选”“指选”、间接选举、结构要求、组织意图贯彻等制度安排，造成了党内选举的形式化和沉闷化，也降低了党员参选的热情和积极性。公推直选是一种竞争性选举，它采取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民主评议、驻点调研、竞职演说、选民互动、公开投票、现场点票等一系列选举机制，提高了选举激烈程度和选举结果不确定性，激发了党员参与投票的热情。同时，参选的基层组织领导人也面临着从组织选拔到党员选举的认识转换。他们想要获得选举的胜利，除了获得上级组织的认可，还必须熟悉竞争性选举的游戏规则。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学会自我“包装”和“宣传”，学会放低“身段”“讨好”党员群众，在这一系列的选举训练中也提高了他们对竞争性民主的认识和技能。

(二)公推直选扩大了党外群众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有助于实现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从党的基层组织条例看，群众并无资格参与党内选举，但公推直选吸收群众参与的做法可以看成是对村级“两票制”的继承。村党支部“两票制”将选举过程分为村民提名书记候选人的“推荐票”和全体党员票决支部书记的“选举票”，从而扩大了党内选举的党外参与。当前基层组织公推直选普遍吸收了群众参与党内选举的做法。普通群众不仅可以与党员联名推荐党组织候选人，而且还参与到候选人的民主评议和协商过程。如在当前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试点中，常常会出现群众代表与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干部等一道对乡镇党委候选人进行民主评议和再次差额“筛选”。公推直选通过扩大党内选举参与主体范围，实现了对人民民主的带动。

(三)公推直选巩固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权威基础，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基层民主的发展特别是村级直选和社区直选的推广和制度化，对同级党组织的选举民主提出了现实要求和倒逼压力，即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民主安排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地位。公推直选的推行客观上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公推直选将竞争机制引入党内选举过程，使候选人感知选举的激烈性和选票的重要性，在竞选活动中更为强化了群众观念、民主意识和回应意识。公推直选建构起党组织候选人与党员群众良性互动的机制和平台，候选人的竞职演说除了要列举政绩，更需要做出承诺和对党员群众的关切做出回应，以争取党员群众的支持或选票。因此，只有赢得党员群众信任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反过来，当选的候选人也具有更为广泛的公信力，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合法性也在竞争性选举中得到提升。

二、深化党内公推直选改革面临的困境

在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得到了广泛的试点和推广，也产生了明显的民主绩效。然而，随着探索范围的展开和试点的深入，这一党内选举改革也面临一些法律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层面的约束，出现“违法式”创新、“基层锁定”、“内卷化”等现象。

(一)机制创新与制度衔接的张力。作为一种党内选举的创新，公推直选势要突破既有的制度、法律、条例，从而形成机制创新与制度衔接之间的张力，形成“违法式”创新的局面。根据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采取党员直接选举(基层组织党员500人以下)和党代表间接选举(基层组织党员500人以上)相结合的方法；基层党委的选举还需要先由党员大会选党组织班子成员，再从中产生书记和副书记。当前许多公推直选试点对此有所突破，如2003年成都市木兰镇“组阁选”，就是先由党员公推直选书记1人，再有书记提名产生副书记、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和副主席、镇长、副镇长等其他党政班子成员。2004年四川省平昌县“倒着选”，则是根据票数多少先选书记，再选副书记，最后选班子成员，每一次竞选失利的候选人参与接下来的选举。①上述两种做法均突破了现行党内选举的制度规范，颠倒了乡镇党委班子的产生顺序，并由此形成新的党内权力结构关系。

而2003年湖北省咸安“组合选”，则是将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的选举结合起来，先“海推”产生乡镇党政班子候选人；再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票决产生乡镇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并完成党政交叉任职；最后召开人代会，确认乡镇政府的选举结果。这一公推直选模式更进一步强化了党内选举而弱化人大选举，使乡镇人大对乡镇政府领导人的选举权名存实亡。公推直选的实践超前与现行党规制度形成了冲突关系，导致公推直选处于“违法式”的试点状态，并引发了各种争议，显然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二)基层探索与纵向升级的困境。党内公推直选从村级“两票制”起步，经过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实现在基层党组织层面的全面扩散。所谓“自下而上”是指从1990年代末到2007年间实现了从村级“两票制”到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试点的纵向升级。在这期间，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党内民主的重视，是乡镇党委公推直选扩大试点的助推剂。2003年至2007年间，全国有300多个乡镇党委换届采取了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②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公推直选又进入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阶段，试点层级从乡镇党委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两新组织党组织扩散，试点组织的类型更为丰富化。2007年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更为明确提出，选择一些条件具备的乡镇、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公推直选”试点。③上述精神推动了公推直选在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多样化试点。从2008年开始，社区党组织公推直选开始在深圳、南京、北京、杭州等全国各大城市大范围展开。此外，国有企业、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乃至党代会代表的公推直选试点也在全国各地展开。

然而，从上述演进过程看，党内公推直选的试点呈现“基层锁定”的格局，面临升级的“天花板”。党内公推直选只是在基层组织层面广泛试点，在基层政权组织的试点被限定在乡镇党委以下，县级党委以上的公推直选试点迄今尚未出现过。这一状况形成了基层党内民主先于地方党委民主并对后者形成倒逼压力的局面，不仅不利于党内选举民主的稳步推进，反过来也制约了基层组织公推直选的健康发展。

(三)探索多元化与内卷化的悖论。由于中央对于公推直选只有宏观的精神指导，并没有制度化的规定，因此当前公推直选试点大都采用“自选动作”而非“规定动作”，出现多样化的探索实践。从称谓上看，各地先后采用两票推选、公推公选、两推一选、海推直选、公推竞选、民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表述公推直选；从试点组织看，从乡镇党委、村党支部、社区党组织，机关党组织，以及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两新组织等党组织，均有公推直选的试点，四川、湖北、浙江、广东等地还进行党代表的公推直选试点；从选举对象看，既有公推直选党委书记，也有公推直选党委班子、纪委班子或者党政班子等各种做法。

然而，公推直选探索的多样性与“内卷化”又形成鲜明对比。所谓“内卷化”是指尽管各地公推直选看似差异显著，但在操作机制上却大同小异，对公推直选机制的完善、优化和制度化的贡献不足。当前大多数公推直选试点的随机性、偶然性和非持续性现象突出，往往一个公推直选党委任期届满后就不再延续试点，上级会重新选择试点地，从而使试点呈现“孤岛现象”、“昙花现象”、“插秧现象”。④此外，一些地方甚至把公推直选视为落实中央发展党内民主精神的点缀和姿态，当作“政治秀”，强调经验与意义总结却忽略选举问题发现与制度构建，形式化和过场化现象严重。⑤目前很少地方能够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角度，进行公推直选的制度设计与优化。

(四)选举竞争性与约束性的紧张。比较政党研究显示，党内民主有助于防止组织分裂，为党员提供表达机制并增强其对政党的归属感，但同时也可能削弱政党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党内竞选可能导致党内矛盾激化甚至党内分裂。⑥公推直选引入了竞争性选举的各项机制，结构推荐、差额选举、民主协商、党员票决等程序的采用，提升了选举的开放性、参与性和民主性，激活了党内民主的一池春水。然而，由于竞争性文化在党内尚未形成，不仅党内对拉票、竞选动员、贿选讳莫如深，对越级参选的宽容程度不够，而且选举的过度竞争还可能破坏党内和谐和激化党内矛盾。已有调研显示，选举过程中候选人之间的比拼和竞争，常常导致选举后班子内部的关系紧张。⑦与此相对的是，当前许多试点又有意将竞选控制在有限范围，如降低差额比例；设置较高的资格条件；实行书记等额选举；弱化或者模糊化民意测评的结果，用组织酝酿、常委票决取而代之；甚至直接将不满意的当选者调任它职，使公推直选名存实亡。上述两种现象都使公推直选的民主功能打上了折扣。

综上，党内公推直选改革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民主与集中的张力，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则是党管干部与竞争性选举的张力。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内民主的指导原则。在公推直选过程中如何平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实现组织意图与党员群众意图的有效结合，是形成当前公推直选困境的深层原因。党管干部权力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制度体现和有效执政的组织保障，也是决定党内选举改革的宏观制度框架。党管干部的价值要求包括自上而下、统筹协调、班子结构、党内团结等，最为核心的是保障上级党组织对下级组织领导人的选拔权力；竞争性选举的价值指向是自下而上、公平竞争、选票决定、优者胜出等。可以看出，党管干部与竞争性选举之间存在理念和价值的差异甚至对立。党内公推直选只能在有利于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提升党管干部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出现相反情形，党内选举改革势必被限定在一定的层级和范围，甚至被搁置。

三、党内公推直选的深化路径

由于当前党内公推直选试点的扩散和普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于公推直选缺失的深入思考。党内公推直选面临困境的多维性决定了解决思路的系统性。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这一竞争性选举改革的价值，从制度完善和机制优化上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和规划。

(一)从政治发展视阈审视公推直选。必须超越把公推直选视为党内选举改革的狭隘认识，而是放在我国政治发展的视阈之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命题，而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又是实现这一使命的现实路径。执政党既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又是民主政治的参与者和改革者。由于执政党组织在各级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与观念、党内选举的竞争性与参与性、党内民主的整体发展状况，都将直接决定着人民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因此，公推直选既是推动党内民主的重要改革，更是探索我国民主发展的关键步骤。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要明确党内公推直选改革的战略性和坚定性，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强公推直选的“顶层设计”。建构党内民主发展的稳步推进战略，适时推进县委和市委公推直选的试点工作，实现公推直选从基层党组织向地方党委的跨越。同时，建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协同发展机制，在提升党内对于驾驭竞争性选举的信心和能力的同时，不断扩大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实现人民民主的稳步发展。建立民主选举与民主选拔的衔接机制，将公推直选与干部公选结合起来，不断优化执政党内部精英选拔的科学机制，提高干部选拔的素质结构、能力结构与群众基础。

(二)从制度建设上规范公推直选。从制度上规范公推直选，有利于巩固党内选举改革的成功经验，改变“违法式”创新的尴尬局面。首先及时修改党内选举的法规条例，结合中央精神与试点经验，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相关条款，将公开推荐、群众参与、竞选演讲、差额投票等公推直选的创新机制，纳入到新的党内选举法规中来。按照新的党内选举法规进行党组织换届选举，实现党内公推直选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同时，加强配套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选举后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通过建立党务公开和建立班子成员联系党员制度加强党员的民主参与，将党内重大决策、领导班子建设、重要人事调整等及时向党员群众公开；通过开展谈心谈话、接待党员来访、领导下访等形式，强化领导干部联系党员群众的经常性机制。⑧建立领导班子的任期制和目标责任制，完善民主评议、党内质询和罢免制度。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定期向党员群众述职述廉，接受民主测评和质询；得不到信任的基层组织领导人，由党员(党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罢免。

(三)从机制优化上深化公推直选。经过多年的试点探索，各地公推直选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操作机制和运行流程，将这些机制加以梳理、优化、制度化和普及化，不仅有利于避免试点“内卷化”现象，还将极大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应当从有利于扩大竞争、促进参与和提升民主的角度，优化公推直选的推荐、评议、把关和选举四个步骤。在推荐环节，允许组织推荐、个人自荐、党员和群众联名推荐多种方式产生初步人选，并将每一个符合资格条件的候选人放入下一个阶段。在民主评议阶段，统一采取召开由党员、群众代表进行一轮预选，产生初步候选人。在把关环节，上级组织部门应当严格按照票数多少，再结合组织考察、初步推荐票的多少确定正式候选人的名单。正式选举阶段，应当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开展选举动员、竞职演说等环节，采取秘密投票、公开唱票、现场宣布选举结果等做法。

注释：

①李仁彬：《公推直选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②欧阳淞：《全国300个乡镇开展了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9/6392100.html。

③李源潮：《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部署 积极推进组织工作改革创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http：///content.aspx?contentid=8658。

④郭正林：《乡镇体制改革中的“孤岛现象”》，《半月谈》2004年第4期。

⑤黄卫平、陈家喜：《中国乡镇选举改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8页。

⑥Jan Teorell, “A Deliberative Defence of Intra-Party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5(July 1999), PP.363-382.⑦徐勇、贺雪峰：《杨集实验：两推一选书记镇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8页。

⑧马彦平：《要高度关注公推直选后的制度跟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3期。

篇6：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1 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发展困境

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实践活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艺术修养环境意识和行为规范和文明程度都大大提高,社区文化正在健康快速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社区文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认识水平不高。无论是社区文化的组织者还是社区居民,大多将社区文化简单的理解为文体娱乐,认为社区文化无非就是搞一些歌舞活动,这中错误的认识,使得我国目前社区文化建设的水平普遍不高,使得社区文化建设多流于形式,缺乏制度建设与内涵建设,进而导致社区文化对社区归属感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无法有效的满足社区居民精神的深层次需求,甚至一些地区的社区文化存在着一些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严重背离了社区文化建设的初衷;

第二,社区文化建设资金匮乏。由于对社区文化建设支持力度不够,很多地区的社区文化建设经费严重不足,更多的是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一些设备设施也多是社区居民自行解决,这样使得社区文化建设的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在经费缺乏的条件下,社区文化建设也更多的流于形式化和口号化;

第三,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支持不完善。目前与社区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还尚不健全,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不尽完善,对于文化活动的开展、相关问题的处理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社区文化的发展如盲人摸象,毫无头绪,缺乏纲领性的文件指导社区文化的发展。一些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也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不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第四,社区居民参与性不高。目前社区文化建设更多的是行政意志的产物,从活动的组织、内容的设计、再到流程的控制整个过程多是政府主导,相关部门没想意识到社区居民才是社区文化的主体,不注重发挥其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社区居民只是被动的服从相关安排,这样就会降低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高,不能有效调动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发展中的创造性,不利于社区文化未来的发展;

第五,社区文化专业人才不足。社区文化的发展,不但需要对文化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还需要具备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更需要对所在社区的热爱和对社区居民的理解。但是目前来看,较低的工资待遇、尚未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导致社区文化建设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专业人才,这样就使得社区文化的质量和内容都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2 发展我国社区文化的策略

(1)社区文化建设要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根本

社区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满足本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尊重社区居民的需要,能够有效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格调高雅、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社区文化活动。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关键就是要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作用,通过喜闻乐见的活动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真正使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体现除此之外,要在社区文化建设的“广度”上下功夫,注重社区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建设,通过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层次需求;也要注重在社区文化建设的“深度”上下功夫,即提高社区文化活动的质量,为社区居民提供的文化活动能够弘扬社会主旋律,起到弘扬社会真善美的作用。“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区建设的宗旨,借助物业管理这个平台,更好的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实现社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和谐统一。

(2)丰富社区文化内容,注重内涵建设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应注重丰富社区文化的内容,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和设施,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开展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活动,如针对老年人开展诸如太极拳表演、秧歌大赛、戏剧表演等活动;针对青少年开展诸如轮滑比赛、手工艺制作、亲子活动等等,这样能够有效广泛调动社区内居民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高雅健康、受众广泛的文化氛围。丰富的社区文化内容,有利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提高对社区的认同感,更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在丰富社区文化建设的同时,要注重社区文化的内涵建设,就是要注重弘扬社会主旋律,提高社区居民对于真善美的认同,使得社区文化真正做到格调高雅,真正实现其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作用。

(3)建设社区文化人才梯队,整合社区文化资源

搞好社区文化专业人才梯队建设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依托政府现有专业人员的基础上,注重发挥社区内居民的相关专业人才的作用,并积极引导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中来,到使得政府、社区相关专业人员和志愿者能够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当然,在人才梯队建设的同时,要合理提高社区文化工作者的工资待遇,并提供必要的晋升通道,使得社区文化工作者能够安心在社区内奉献自己,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此外,还可以根据社区的现有条件,聘请文化领域内的相关专家,培训社区内的文化骨干,并组织建立诸如广场舞队、合唱小组、太极队、书画爱好小组等群众文化团体,定时在社区组织各类比赛带动广大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社区还要定期组织诸如“我的父亲母亲DV”、“儿童模特秀”、“歌咏比赛”等活动。通过开展这些文化活动,不但能够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有利于密切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要注重社区文化资源的整合,这不但整合社区的场地、设备、设施等硬件资源,也要注重整合与社区周边的有关机构和企业资源,特别是要注重整合社区居民内在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社区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集结各方合力,发展社区文化。

3 结论

在现代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城市的基础是社区,社区文化是城市文化和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的历史比城市更悠久,所有的城市都是在社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搞好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丰富群众生活,融洽各种关系,提高人们的素质,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社区文化建设不是简简单单搞几个活动就可以的,它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踏踏实实的搞好社区文化内涵建设,满足人们的需要,建立友善的邻里关系和健康人居环境。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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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贻洲.论论社区文化及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