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精选6篇）

篇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摘要> 随着社会的加速转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政府失灵、管理效能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社区居民自治没有有效落实，迫切需要政府之外的志愿团体、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间协会、自治组织等社会支持介入。由此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以加强和培育社会支持为切入点，通过大力培养发展社会组织、建立企事业法人支持体系、确保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就成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新旧体制的交替、价值取向多元化、文化观念碰撞加剧、制度体系和运作方式都不能得到有效的衔接，使得社会变动因素拉大、矛盾和问题增多，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群体结构、组织机构、人口要素、意识形态等都面临着新的分化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社区传统垂直型的管理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政府失灵、管理效能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社区居民自治没有有效落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面临着新的变化发展，迫切需要政府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间协会、自治组织等社会支持介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指以民本位、社会本位为理念，以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为导向，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服务型政府强调亲市场化、亲民化，强调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共同合作，旨在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就是由政府来创建一种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由政府或社会来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公共服务需求。在这种模式下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各类社会团体或私人企业参与到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来。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是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顾客导向），即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惟一机构，许多NGO（非政府组织）可加入到公共服务的产品提供队伍中来，从而使政府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

一、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社会支持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受整个社会体制的约束，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一种行政直线型的机制，而基层则实行居民自治制度。政府通过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实行综合管理，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实行自治。在这种垂直型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单位具有绝对控制力，扮演着一个集合指挥、监督、控制、协调、服务等职能的角色。由于制度体制、管理模式以及行为实施的不当，使得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角色失误和目标偏差，对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管理缺位、管理越位、管理失效等政府失效现象日益严重，具体表现在：

1、管理缺位。即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操作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功能，对属于自己职能范围的事情弃之不管。这必然造成社区资源的空置和浪费，特别是对人力资源所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

2、管理越位。也就是不该管的却介入，即政府在社区目标的管理、执行过程中，超出了职能范围，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消耗性浪费。以理论上讲，政府对社区的行为，除了体现在监督、指挥上，还应控制各项投入、进行资源分配和信息的供给等，这其中由这种管理越位、监管失灵、信息误导、指挥偏差以及体制混乱所造成的管理偏向和资源浪费是无法估量的，这必然要引以更多的关注和改善。

3、管理失效。也就是管了的没管到位，在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在操作的过程中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社区管理的预期目标，但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严重失调，以至造成社区系统资源浪费，不能实现有效的计划调控和管理的优化。

（二）社会支持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所谓社区管理中的社会支持，在概念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包括政府组织以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间协会、自治组织等。在城市社区管理体系中，这种社会支持因素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实体，发挥着不同于政府的社会事物管理功能，它已经成为构建社区良性运作机制和维护社区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打破了社区原有的“政府－社区”的二元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社区－社会”相互支配的三元结构，在这种三元结构体系中，社会便是这种非政府性质的社区支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城市社区群体追求维护公共利益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一种政府引导、社会共同行动进而对社区进行有效管理的结合体。这种非政府的社会支持因素，比拥有权力、过于依赖行政手段易导致腐败的政府更具有公正性，对社区居民的需求反映更敏锐、工作效率更高，除了在解决社区内部的具体问题和生活需求方面发挥着独到功能之外，还能增进社区资源的整合，特别是可以通过社区内群体自发互助式的参与使民主机制得以真正建立。

就我国而言，这种非政府的社会支持因素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首先，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政府外部的社会各层面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的社区结构日益走向市场化、多元化，这对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需求不断提高，为整个社区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大量公共管理职能从政府部门转移出来，回归社会，一些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职能逐步社会化，走向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道路，而这些分化出来的职能必然要求社会来支撑，需要社区居民有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体系来承接，从而实现城市社区资源的优化配置。

再次，在社会的转型加速期，我国的层次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日益明显，这种社会结构断裂现象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因素的凸现，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其利益的维护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措施是不可能顾及和解决的，这必然需要

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提供社会服务、促进社区的协调发展，这给非政府社会支持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的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得到提高，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渐觉醒并得到一定的培养，这也为城市社区管理主体走向多元化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城市社区管理体系中社会支持现状和存在问题

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这种非政府性的社会支持因素大多数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组织，其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运作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还存在一定的依赖性，甚至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在城市社区管理操作中发挥作用，即便是一些自发性的中介组织，在业务管理方面也受到政府各方面的牵制和干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社会组织部分行政化，发展受阻。“门槛高、限制多、管理差”成为了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系中社会组织的弊端，而现行的社区管理模式和相关的管理制度、管理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也给社会支持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从社会组织的自身特征和运行机制而言，由于资源不足、能力有限、缺乏自治，相当一部分非政府社会组织在资金、人才方面严重缺乏，这种资源的贫瘠导致了管理能力的低下、组织协调不力，进而导致管理机制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许多应当回归社会的职能都没有真正转让到社会组织体系中，导致社会组织与政府或事业单位等争夺资源和服务领域，从而造成了低水平的重复设置、职能的交叉、规模的不足。

加强和培育城市社区管理中社会支持的路径选择

（一）大力培养发展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城市社区的管理体系中，其功能结构和服务体系还不尽明确、不够合理，作用范围也非常有限。同时，相应的制度也不够健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随着社会的转型加速，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区管理格局，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包括：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团等），建立起一个规范发展的社区管理制度体系，以顺应社区发展的要求、整合社区资源，表达不同群体多元化的需求，培育社区成员的民主生活方式，提高社区的自主、自律能力，以达到发挥他们在参与社区管理、监督方面的作用。

同时，在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可以拓宽社区管理的资金来源渠道，扩大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公共需求的选择空间，为建立社区互助、自治、自主机制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进而达到加强社区融洽度、自觉维护社区安定团结、优化社区组织功能、规范引导和监督体系的状态，确保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企事业法人支持体系

企事业法人，指街道社区范围内的企业、事业单位，例如公司、工厂、学校、店铺等，在城市社区的管理过程中，它们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企事业改革的深化，企事业办社会的许多职能正在分离给社会，但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企业事业将脱离社区，只代表了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关系的转变和重组，从原来的企

事业“办社会”转变到“依托、参与、支持社会”，在这种新型关系中，企事业单位解脱了原来社会义务的负担，必然要积极参加到必要的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工作中来，为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管理协调、发展持续的社区制度体系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确保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

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归根到底要依靠广大社区成员，他们的广泛参与是创建文明社区的直接动力，如果社区成员缺乏参与意识，不能自觉、有效、坚持对社区管理的参与意识和热情，整个社区建设和管理体系就会落空。社区成员对社区管理的参与，既是社区内每一个成员对社区政策的制定和社区事物的介入所具有的职能，也意味着社区成员对社区责任所需尽的义务，通过这种参与以寻求利益的认同，实现社区长远的自助互助。

这种参与模式是与社区满意度相挂钩的，即社区成员的需求取向与社区需求满足直接挂钩，人们并不被动地对参与结果做出反应，可以通过积极的认识过程，结合参与结果和获得的需求代价进行分析、评价，并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和各种主观因素，做出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选择，也就是不同对象的群体可以做出不同侧面的参与选择，以形成一种“各有侧面、共同参与”的社区成员参与格局。在参与形式中，可以建立例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等，对社区实行民主议事、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定期召开会议对社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决定，以实现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和规范化。

篇2：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采用“议行合一”的模式，议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集中于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的应然功能――居民自治严重弱化、退化，经常性地处于“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功能冲突与角色错位状态。要化解基层社区组织管理面临的难题，就要对原有社区组织进行功能性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使社区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进行调整、明确和归位，并通过结构性要素的培育实现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

关键词：结构优化；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3-0025-03

一、引言

从“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型构成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社会管理体制转型及由此带来的“社区”涵义的日常化和深入化，导致我国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社区各组织的角色、职责和功能随着不同的时代需求实现着不同的转换和调适。这既是“社区制”逐渐形成并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在社会基层得以深化留下的时代印记。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在现实工作层面上的具体体现。要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就要把社区建设成为各种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需要改变旧有的组织管理方式，推进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社区组织建设是推进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基础。目前社区组织管理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居委会的应然角色、本位角色即自治组织的职能严重地弱化与退化，却过多地承担了政府的行政职能、市场组织的职能和社会事业单位的专业职能，变成了一个依附于街道办事处的、功能混淆重叠的全能主义组织。[1]要化解基层社区组织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就要对社区组织尤其是社区自治组织进行功能性的调整。所谓功能性的调整就是要想方设法优化社区组织的结构，并结合社区实际对旧有组织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完善和创新，创建新的社区组织运作模式，使社区组织的功能由失调走向协调，使得社区各组织间的活动和作用由相互配合不上甚至相互抵消，走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调整的重要内容，就是根据体制创新的要求，重新构造社区组织体系，尤其是变革原有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推动政府自身转变职能，重新构造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将居民自治组织从传统的行政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二、结构优化：实现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回归

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它是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组织载体和保证。在社会的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建设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以行政为主导的居民委员会向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新的社区组织的转变。这不仅有利于社区本身的发展，在更大的意义上说，也体现着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整。因此，对传统社区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和创新、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实现转型，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居民委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化管理的现象，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还不太高。”“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保证社区居民依法治理自己的事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办法。” 可见，社区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在于让社区的主体组织――社区居委会功能复位，这个过程既是行政权力退出社区自治事务领域的过程，也是社区自治的成长过程。

首先，居委会的建设与发展取决于政府的放权和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的提高。由于我国城市政府组织的体系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区政府与街道办事处承担着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与基层群众及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其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自治组织自治内容的实现。因此，在社区组织互动关系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尤其是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是非常关键的。推进社区民主自治，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和职能，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变“替民做主”为“让民做主”。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兼具组织规划者、裁判者与执法者的行政管理者角色，发挥着组织、指导、帮助、支持、调控的主导性作用。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要实现从管理向服务、从突出权力主体向突出义务主体转变，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实现工作重心下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原则和“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要求，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事，则减；不需要政府掌的“权”，则放给社会；不需要政府管理的事务，则转给社会民间组织。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区居民自治的领导、指导和服务。要把“指导社区建设”作为街道的重要职能和任务，帮助社区解决好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社区居委会既要坚持社区居民的自治性质，又要接受指导，积极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同时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落实到社区，建立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

其次，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委政府对社区的组织领导。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建设以社区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决策、社区委员会议事、社区工作者办事的新型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组织，通过四个社区主体组织的互相配合、促进与制约，形成科学、完善的社区工作组织体系。要把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与完善居民自治有机融合起来。社区党组织要通过发挥好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切实增强对居民自治的领导功能。要将党组织的工作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的各项制度与居民民主自治制度有效衔接起来，使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居民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必须全面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完善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夯实和谐社区建设的制度基础。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规章制度，健全社区居民共同遵守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规范，使社区建设的组织、实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进社区建设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以保证社区建设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二是要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健全居民小组，通过居民小组，把居民家庭和社区自治组织密切联系起来。还要努力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引导居民参与管理社区事务，在总结完善“社区论坛”、“社区对话”、“门栋自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民情恳谈会、民事协调会、民意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等“四会”制度，处理好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等横向关系，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文明程度在“四会”制度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高。要进一步加强居委会的规范化建设，推进居委会直选。此外，需要认真落实社区准入制，积极开展社区服务，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可和参与度，营造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浓厚氛围。

再次，要理顺社区关系，包括部门与社区、部门与部门以及社区内部的关系。一是要把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管理与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管理、物业公司的专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责权利明确、配合协调、互相制约、管理到位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二是要尽快理顺社区职能，对社区职能进行重新界定。可以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市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有关规定，对社区各项工作职责进行分类梳理和划分，明确各政府部门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能。在基层，要强调改变工作方式，将工作中心下沉到社区，部门能办的事，就不要让社区居委会去办，不要给居委会增加额外工作；部门和单位需要社区协助完成的其职责以外的工作，可根据难易程度、时间长短、工作量大小，从财政拨付的专项经费和行政性收费中拨付相应的经费，要“事费一致，费随事走”。

三、体系变革：积极探索社区组织管理新模式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构筑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城市社会结构的需要。因此，改革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区组织管理新模式，是社区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目前，各地社区正结合自身特点，不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寻找适合自己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已形成了诸多特色突出、有一定推广价值的社区管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青岛模式”、“盐田模式”等。这些探索对于社区组织自治性功能的回归、社区组织结构的改革和完善、社区建设乃至社会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社会结构的调整，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这样的探索和创新，政府应革新观念，予以支持和鼓励，以进一步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民政部在总结全国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中指出，要“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以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作为主体组织，探索社区内议事层和执行层分开的社区建设组织形式。” [2]政社分离是我国当前社区建设与管理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绝大部分的社区都承担了多项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使得社区管理人员穷于应付这些行政任务，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区的管理建设中来。给社区管理人员“减负”成了我国社区管理工作人员的共同心声。要想让社区管理工作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区建设管理工作中去，政府的行政职能划分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通过政社分离工作，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平台，可以使社区管理人员摆脱行政领导的束缚，从而实现从政府的“腿”向社区居民的“头”的转变，推动社区自治良性发展和资源共享目标的实现。为此，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就需要在培育结构性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一种体系变革。这些结构性要素的培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家在社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民间组织和居民个人只起补充的、辅助的作用。在国外，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被解释为“伙伴合作”（partnership），即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由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共同提供服务、进行管理。“伙伴合作”不反映两类组织地位的高低，只是反映其共同合作于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在我国的社区发展中，同样要重视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加快培育社区民间组织，能够协助政府承担事务性工作、提供公益性服务、调解民间纠纷、发展慈善事业等等。国内曾经有研究者提出了社团自治化程度指标：法律框架、章程制订、人事权归属、经费来源、日常决策权归属、运行方式、激励机制、监督制度、自治组织的主观倾向等。[3]目前社区民间组织的角色定位、法律地位、运行机制、管理制度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急需政府和社区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进。

首先，要加强对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为社区民间组织“正名”，提高社区民间组织的认知度。重点应做好对社区民间组织的宣传工作，使政府和广大社区居民明确社区民间组织的职能和作用，了解其对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居民自治、增强社区凝聚力、服务居民群众的重要意义。其次，要加强社区民间组织的指导建设。要重视和加强社区民间组织的制度建设，使社区民间组织在注册登记、领导体制、组织体制、投入机制等方面都制度化。要制定激励制度以使社区民间组织放手发挥凝聚社区各方面力量、开展广泛深入的社区服务的作用，同时又要在发扬社区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又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以规范和约束社区民间组织的行为。还应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工作，如探索建立委托授权机制，对照行政许可法，明确政府事务移交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建立合作联动机制，使基层民间组织与社区其他组织平等沟通、协商合作，推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建立对基层民间组织的评估监管体系，明确谁来监管，解决监管的主体问题；明确监管什么，建立民间组织的评估指标；明确怎么监管，完善监管的方式和监管渠道。使社区民间组织进入有规可循、有制度可依、各方重视、实质性壮大发展、发挥作用的阶段。[4] 再次，要加大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支持力度。对社区民间组织，政府应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赋予其为居民服务和协助进行社区管理的责任。针对民间组织准入门槛偏高的问题，应在坚持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处理，可对非公募基金会、非社会意识形态和非政治敏感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慈善类、公益类的社会组织，减少审批关卡。具体措施是：将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变事前审查制为事后监督制，取消其对慈善类、公益类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的前置性审批，强化业务指导单位的业务指导和事后监督功能，加快慈善类、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步伐。此外，在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助推器”的作用，不仅要帮助其取得广大社区居民的认同，还要做出合理规划，为其提供发展平台，提供资源支持和政策支持。具体说来，应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把可以不再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和事务性工作委托给社会组织承担。可通过立法或出台文件，明确规定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范围、事项、时限和要求，推动有关部门将行规行约制定、执业资格和资质认定等前置审查、公信证明、行业核准、行业评比等行业管理与协调性职能，法律服务、宣传培训、社区事务等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性职能，业务咨询、统计分析、资产项目评估等技术服务性职能委托给社会组织承担；并规定承担政府职能的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等级。同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政府部门授权或委托社会组织承担管理服务事项的，由政府各部门提出购买服务的事项及要求，纳入部门预算，由同级财政支付。[5]最后，要加强立法来规范和引导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建立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使民间组织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目前社区民间组织种类繁多，所属部门不一，职能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与政府的关系也不顺畅，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了解十分有限。因此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社区民间组织的职能、地位及相互关系做出明确规定，对民间组织的性质、组建原则、准入制度进行规范，明确其监管和调控权限。重要的是要保证社区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形成政府与社区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还应对民间组织实行分类管理，努力使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走向制度化。同时，将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推广，使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中真正发挥出重要载体的作用。

2.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工作是一项融组织、管理、服务、协调于一身的社会工作，对社区工作者的素质要求较高。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建设的关键因素，所以应大力加强队伍建设。社区工作者应经公开招聘、择优录取、民主推荐、依法选举产生，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同时应逐步在社区建设中引入社会工作制度，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变经验管理为专业管理，变传统管理为现代管理，以提高社区管理效能。一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集中培训、学习考察等办法，逐步推行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制度，把一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年富力强、专业过硬的人才充实到社区居委会中来，让他们在社区建设中承担骨干作用。并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补贴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切实稳定社区工作者队伍。大力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社区工作者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二是建立社区工作人员定期在岗教育培训制度，为社区工作者不断“充电”。要对居委会干部、社区工作者实行层级培训，定期邀请专家学者给他们讲授社区建设的相关知识，组织他们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他们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他们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他们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的能力，使他们在社区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另外，还要加强对社区各种群众性组织、志愿者队伍的培育力度。继续发挥现有的社区志愿者的作用，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建立志愿者服务激励机制，支持和鼓励工、青、妇、残、老等群团组织的志愿者进入社区开展活动，培养一大批热心于社区建设、在居民中有影响力的社区群众性组织的带头人，壮大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建设队伍，为建设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服务。

3.完善社区组织立法工作。目前街道工作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是1954年制定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居委会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则是198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目前，国家也只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各地也都依据这一《意见》来开展社区建设与发展工作，并制定了相应的地区性的规定。《社区自治法》这一社区自治的基本法还未出台，各专项法律如《社区服务法》、《社会保障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也没有出台。随着社会变革和转型加速，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与快速发展的社区建设实践不相适应。社区建设与发展缺乏法律上的规范，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依法推进社区建设的进程，也影响了协调、高效的城市管理机制的形成。

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区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有关工作制度。一是确定社区组织的法律定位，以法律形式确立各组织的法人地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二是以法律或规章等形式，明晰各组织相互之间的职能定位和职权范围，明确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特别是要依法划定其与政府行为的边界，以防再次变为行政部门的“腿”；三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制定相关法规和规章，赋予社区各类执行机构以一定的权力，如《社区自治法》、《社区服务法》、《社会保障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等；四是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社区自治的法律地位、自治章程或规定的效力、产生程序，以及自治组织的权限、工作程序等。

参考文献：

篇3：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社区准物业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和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 大批新建住宅小区相继投入使用, 并配以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 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与新建小区形成明显反差, 城市中许多老旧小区却由于建成时间较久, 规划设计落后、公建配套设施不全等原因, 加上管理不到位, 普遍存在着小区环境较差、秩序混乱、私搭乱建现象严重等问题, 居民常被保洁、保安、维修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所困扰。如何落实物业管理、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 成为城市社区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 我国一些城市社区开始探索并实行“社区准物业管理”。自该新型物业管理模式诞生之日起, 如今它已经从天津、上海、北京、四川成都等地扩展到了浙江宁波、杭州、湖北武汉、江苏徐州、南京, 以及山东济南、江西南昌等国内各大城市。

二、社区准物业管理的基本内涵

(一) 概念

当前, 老旧小区的社区准物业管理工作正在我国城市各地实施并推广, 但学术界对其深入研究的文章却非常少见, 目前对“社区准物业管理”尚无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搜索《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发现, “社区准物业管理”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天津河西区编订的2003《河西年鉴》中关于“实施准物业治安管理现场会”的记录中。2007年6月25日出版的《宁波日报》指出所谓社区准物业管理, 是由街道成立物业公司, 根据辖区老小区低收入家庭多的实际情况确定物业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 物业管理不以赢利为目的, 亏损部分由政府补贴, 其实质是社区管理的福利化。《扬州日报》在2007年11月的题为“试试‘准物业管理’咋样?”一文中提出, 所谓“准物业管理”, 就是由街道或社区牵头成立物业公司或物业管理指导中心, 为居民提供“菜单式”服务, 根据辖区老小区家庭实际情况提供服务, 并确定物业收费标准, 整个物业管理不以赢利为目的。江苏盐城房管局葛红刚撰文指出, “社区准物业管理”是由街道、社区牵头成立“社区物业工作站”等类似的服务机构, 对不具备物业管理条件、暂时无法推行正规物业管理的老旧居民小区, 确定较低的物业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为居民提供基本物业服务。综合上述观点, 本文界定“社区准物业管理”为:它是区别于专业物业管理服务的一种新型物业管理模式, 是老旧小区物管工作从无到有、向完全专业化、市场化物业管理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具体指在当地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的领导 (或指导) 下, 一些不具备实施专业物业管理条件的老旧小区成立新型物业服务机构, 为居民提供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基本物业服务。

(二) 服务内容和方式

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最多的问题主要还是水电、安保、环境等, 因此社区准物业管理应“四保合一”, 重点抓好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内容。北京朝阳区针对老旧小区保洁、绿化跟不上, 居民长期遭受停车难、发案率高等问题, 实施“有治安防范、有绿化保洁、有维护维修、有停车管理”的基本物业管理。杭州市在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 通过实施背街小巷等改善工程, 老旧小区居民居住环境得到较大改善。针对整治完善的老旧小区, 杭州市社区准物业管理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公共区域保洁及绿化养护、安全及秩序维护、共有部位及共有设施维保等方面。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当前国内各地推行的社区准物业管理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通过街道或社区进行直接介入管理。日常维修人员、物管站人员由街道或社区内部借用或对外招聘, 主要依靠街道或社区自己的力量开展物管服务。另一种是全外包管理方式。以街道或社区为中心, 利用其下属的物业公司, 设立街道或社区准物业服务大厅, 实施准物业管理, 小区的保安、保绿、保洁、水电维修等全部由街道或社区的物业公司负责。不管哪种管理方式, 提供的基本服务内容和标准一致, 服务收费都按低标准进行, 并对特殊困难群众给予免收费用或减免照顾。

三、老旧小区推广“社区准物业管理”的优势体现

(一) 有利于满足社区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居住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老旧小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 环境每况愈下, 公共设施缺失严重, 生活秩序混乱,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居民要求改善管理的呼声较较高。社区准物业入驻前, 一般需由基层政府进行先期投入, 通过环境整治、社区改造, 使社区环境得到绿化美化优化, 为顺利推进准物业管理创造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 街道或社区相关部门为小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区域保洁服务、小区内安全秩序维护服务、停车秩序维护服务、共用设施维保服务、公共绿化养护服务、小区内道路保养服务、房屋共用部位维修管理服务等。从当初没有物业管理到如今社区准物业入驻, 居民普遍感受到社区在环境面貌、安全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变和提升,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二) 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形象

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对于直接与公众接触并作为联系中央与公众间媒介的地方政府而言, 是其正常而有效运作的良好基础。老旧小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基础设施、配套设备“欠账太多”, 环境脏乱差现象严重, 居民财物被偷盗时有发生。由于管理缺位、物业缺失, 许多事情只能由居民自行解决, 居民怨声载道。针对老小区的环境、物管等民生问题, 地方政府若能高度重视, 指导和督促街道和社区有关部门落实解决具体困难, 必将提升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形象。社区准物业管理在进入小区后, 通过一系列周到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 切实提高了广大居民对基层政府的满意度和认同感。这项工作赢取了居民的拥护和民心, 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形象, 称得上是地方政府真心实意为民办的一件实事、好事, 因为离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工作不可能进展如此顺利。

(三) 有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社区是居民生产、生活、休闲的区域, 是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各种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地方。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构建和谐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固基石。由于长期无人管护, 加之老旧小区中出租户和外来人口、流动人员多,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各类案件多发高发,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居民纷纷搬出, 留下的大多是低收入家庭和困难户等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人群集中度过高, 各种不稳定因素容易集聚。居民中的一些不良情绪容易引起共鸣, 很可能由一些小矛盾诱发为群体性事件。社区准物业管理进老旧小区, 是地方政府以人为本、及时妥善处理合理民生诉求, 切实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而落实的一项民心工程, 有利于巩固老旧小区整治成果, 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社区准物业管理”的操作策略

(一) 项目运作程序

1. 提升硬件设施。

推行社区准物业管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要针对各老旧小区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完善相关条件, 特别是必要的小区配套设施要到位, 以便为社区准物业管理提供基础, 确保取得成效。一些城市在原有庭院改善和危旧房改善基础上, 实施“穿新衣”、“戴新帽”、“加配饰”工作, 为开放式小区修筑围墙、安装单元防盗门和电子监控器, 配备消防器材, 增配小区物业管理用房, 并对宣传窗、车库、路灯照明、绿化、排水等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进行综合整治, 为老旧小区准物业管理的顺利推进奠定扎实的硬件基础。

2. 抓好软件配套。

针对硬件整治完善后的老旧小区, 建议成立业主委员会, 倡导业主通过业主大会确定小区管理模式;暂时不能成立业委会的, 由街道或社区组织征求居民意见, 由居民自己决定选择开展专业化物业管理或社区准物业管理。社区准物业工作在街道或社区党委的领导和社区公共服务站的牵头下进行运作, 可成立物管部, 下设卫生保洁组、安全保安组等, 负责小区公共区域保洁及绿化养护、安全及秩序维护、日常维修等基本工作。街道或社区定期对物管部进行业绩考核, 监督其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社区准物业管理按“低收费、有补贴”原则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 对困难家庭减免物业费。针对老旧小区居民物管意识不够强, 交纳物业服务费积极性不高的现象, 物管部应搞好自身服务赢取居民对服务的认可, 同时做好“先服务、后缴费”宣传, 引导居民形成“认同服务、主动缴费”的良好互动局面。

(二) 保障机制

1. 制度保障。

社区准物业管理在我国城市地区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要求建立健全政策体系, 从制度角度给予足够的规范与保障, 有助于其健康良性发展。地方政府在引导和扶持社区准物业发展过程中的职能定位与权责划分、街道或社区在具体落实社区准物业服务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工作规范、社区准物业管理指导手册等都需要通过法律或政策加以明确, 从组织机构、管理条例、管理标准、管理程序等方面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

2. 资金保障。

老旧小区推行准物业服务的前提是增补硬件设施、配备物管用房等, 后续需对服务人员发岗位补贴、对困难群众减免物业服务费等, 每一项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在当前条件下, 社区准物业管理需要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以创造必要条件, “扶上马”再“送一程”, 当物业服务优势被居民接受后, 再依照市场规律运作。对于这些支出, 地方财政部门应建立完善的财政保障制度, 将物管改善等专项费用列入财政年度预算, 各级财政确保资金的配套落实, 并实行全程跟踪审计, 定时定期加大对专项资金的流向、支付的检查核实制度。

3. 组织保障。

为加强老旧小区物管改善工作的组织领导, 地方政府应成立社区准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由分管市长担任组长, 街道或社区牵头, 各区和市建设、规划、房管、民政、公安、城管、城管执法、交通、绿化、环保、价格、工商、质监、消防等部门为成员单位, 负责物管改善工程的组织、监督和政策制订, 各部门要按职责依法开展工作, 密切协调配合, 强化监督检查。对各实行准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在街道或社区统一领导下, 安排社区原有工作人员与配备的多工种专业物管人员共同组成管理队伍, 实现有专人办事。此外, 为提升从业人员管理素质, 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地方政府应定期为他们组织观摩培训活动, 为开展组织管理工作奠定人员基础。

五、结束语

社区准物业管理是一项新生事物, 是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后实现长效化管理的新探索, 尽管已取得了一定成绩, 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也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向国内各城市推广时必定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不管怎样, 它是今后城市老旧小区破解综合管理难题的一种路径选择, 能有效地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和居住生活品质, 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摘要：社区准物业管理是近年来产生的一种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它的实践与推行, 有利于满足社区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 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形象, 有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它将成为今后我国城市老旧小区破解管理难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区,准物业管理,保障机制,路径

参考文献

[1]葛红刚.“社区准物业管理”: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J].城市开发, 2010, (3) .

[2]朱勤.北京朝阳区有保安、有保洁、有维修、有车管, 老小区也将享受专业化物业服务[N].中国社会报, 2010-09-07

篇4：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功能；社区组织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并强调“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这说明社区在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满足居民需求、维护社会稳定中越来越处于“前沿”地位。

黑龙江省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已经达到2181万，现有社区2918个。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新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显露，如何以社区这个最贴近百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为突破口，创新社区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重大问题。

一、黑龙江省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黑龙江省的社区治理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从“单位制”到“街区制”再到“社区制”的演变历程。长期的“单位制”和“街区制”，使得黑龙江省的社区治理積存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职能定位模糊

1.政府职能“越位”

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包揽了大部分社区的职能，尤其是街道办事处，已经类似于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综合性“基层政府”。②政府对社区的责任应该是指导与服务，但是，现实中，政府对社区沿袭了行政组织中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与命令方式，与社区之间形成了不正常的“行政化”隶属关系。③地方政府交给街道办事处的各项行政性工作和事务性工作任务，导致街道办事处自身难以负重，于是将工作任务分解下移到社区，把社区这一最基层的自治力量纳入到科层制体系中。

2.政府职能“缺位”

主要表现在：①在社区自治组织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有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应主要由政府出面组织实施。但实际情况公共服务项目投入不足，形式主义严重。②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习惯于以直接包办代替培育和监管，没有为这些组织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导致这些组织生存困难。③政府对社区居委会的监管缺失。目前，国家层面仅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二）社区治理“行政化”色彩浓郁

1.社区功能行政化

本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行政性事务交给社区承担，造成了社区功能的行政化，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承担着沉重的行政负担。

2.社区工作方式行政化

地方政府把对居委会的指导责任变成领导责任，没进行政策“指导”，而是对社区实行直接领导，造成了社区工作方式行政化。

（三）社会组织参与度低

1.社会组织参与能力不足

黑龙江省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志愿性募捐和组织自筹，总体支出规模小，经费支出保障能力相对较弱，切实用于社区服务活动的经费所占比重相对较小；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准入制度不完善，缺少固定的人才流通渠道，造成人员流动性大；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社会组织所涉及的社区服务领域和项目较少，难以满足社区公众的各类需求。

2.社会组织缺乏公民认同

受传统行政观念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存在偏颇。社区居民习惯于接受政府和单位管理下的“单位人”身份，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管理缺乏相对的信任和认同。同时，社会转型过程形成的价值观念冲击社会组织，社会公益观念出现模糊倾向，致使社会组织陷入缺乏公民认同和自身发展困难的双重困境，导致缺少相应渠道参与社区治理。

（四）双重身份带来矛盾

在社区作为独立的单一管理主体情况下，社区居委会需要完成政府的行政功能和居民的自治功能，这使社区居委会同时承担起“政府的腿”和“居民的头”的角色冲突，其所代表的居民利益与政府所代表的整体公共利益必然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角度冲突与矛盾冲突造成了社区工作效率低下。

二、黑龙江省城市社区治理问题成因探究

（一）科学、合理的社区治理机制尚未形成

1.街道办事处“夺权”

根据有关法规赋予街道办事处“政府派出机构”的性质，仍然使街道办事处涉足社区公共管理的许多领域，过分剥夺了社区公共管理主体的管理权，导致“社区治理失灵”。

2.社区居委会“没钱”

城市社区居委会办公经费、党组织工作经费、社区工作者工作补贴等运作资金完全来自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这种财政上的支持与约束，限制了社区工作的自主性，社区为维持正常工作必须理性地配合上级政府的行政工作。

3.组织机构名义上“民选”

在地方政府实际控制居委会的情形下，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仍然较弱，单纯依靠民主选举等制度安排产生的居委会的组织权力缺乏必要的权威性，转而依附于政府这一权力载体以增强自身所谓的合法性。

（二）公民社区自治意识依然薄弱

我国的社区制是经历过长期的单位制、街居制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原因，其缺乏真正的自治性。社区制改革情形下，街道办事处仍发挥其原有的职能，政府继续以行政方式对社区进行管理。这种现实情况，使得公民对社区自治缺乏认同感和参与感，应该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公民反到成为了被动的管理客体。

（三）社区社会资本明显不足

篇5：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关键字：城市化问题 生态城市 路径

一、生态城市的涵义

“城市生态学”理论最早是1925年由帕克(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提出的，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生态城市就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建设生态城市，使得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生态环境保护三者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这必将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选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保持和增强资源环境优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建设生态城市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发改委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由现在的37.7%提高到50%以上，城市个数将由667个发展到1400多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规模最大、城市个数最多的国家。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存环境恶化等，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

人口密集是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普遍现象。据有关资料，国外42个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918人，其中高于这个值的有14个城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25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58%，2050年则达到70%左右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关于《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及人口承载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人口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绝不能超过17亿”，否则就会发生全面崩溃。如今，我们距离这条生命线只有3亿左右，形势十分严峻。庞大的人口增长量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口增长过快，给人民的就业、教育、住房、交通、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断改善，造成了很大压力。与其同时，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规模巨大的投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发展重工业所需资金只能从抑制消费取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行政投资分配机制，将大量资金投向重工业，以迅速形成工业生产能力，挤占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资。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带来的交通拥挤，交通事故频繁还是没有根本缓解;建筑稠密，缺乏空地、阳光、绿地、新鲜空气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城市居住环境恶劣、周边支撑系统破坏使城市变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城市医疗、卫生、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等许多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满足市民要求。这就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二)城市资源的短缺及环境的加速污染使城市之间的矛盾加剧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年总量达60亿立方米。专家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的高峰，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750立方米，中国将成为严重缺水的国家。

城市化过程中，加剧了城市环境甚至是周边环境的污染，造成城市环境恶化的累加循环。我国历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达64.4x108t，占地5.6X104hm2，有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我国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3%，97%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只能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在我国的垃圾中，有机物占36%，无机物占56%，其他占8%，其中无机物的主要成份是煤灰和残土。在垃圾中危害最大是要数“白色垃圾”这类垃圾很难自然分解，会进一步造成地下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正威胁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城市化步入加速阶段将更加突显用地与供地之间的矛盾。然而，城市垃圾、工业和城市建筑工程排出的废渣和污水处理的污泥不断堆积，一方面占用了城市的大量土地，影响城市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一些有毒废物又造成大气、水和土壤的循环污染。截至目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虽有所减缓，但整体污染水平仍较高。城市噪声己成为现代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显示在影响城市环境的各种噪声来源中，工业噪声比例占8一10%;交通噪声比例接近300k;公共活动噪声影响面最广，己经达到城市范围的47%。

(三)不重视城市历史文脉的挖掘与保护

一个城市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注重城市特色的建设。像巴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1000年前的建筑巴黎圣母院就在这一小岛上。从古代的巴黎到现代的巴黎，一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卷可以得到清楚的展示，整个城市有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这样的城市具有非常成熟的美感，充满了魅力。而我们有的城市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了，但变得没有任何文化感，没有任何历史层次感和地方特色。毫无特色的“千城一面”的开发模式是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统一，也成为我国城市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供水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不足等“城市病”，亟需建设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来缓解这一困境。

二、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

生态城市思想提出后，目前国外己有不少城市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健全了相关法规制度和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展开有关的示范建设，并取得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经验和效果。新加坡经过几十年努力，已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和生态型城市。澳大利亚的哈里法克斯生态城项目是该国第一例生态城市规划，不仅涉及社区和建筑的物质循环规划，还涉及社会与经济结构，它走出传统商业开发的老路，提出了“社区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巴西的库里蒂巴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革新与垃圾循环回收入项目、能源保护项目曾荣获国际大奖。德国Erlangen市率先执行“21世纪议程”有关决议，采取多种节地、节能、节水措施，修复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生态规划，成为德国“生态城市”先锋市。日本的九州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构想。以下介绍一下巴西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

位于巴西南部的库里蒂巴市是巴西的生态之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接近生态城市的城市。该市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也受到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称赞，还由于垃圾循环回收项目(联合国的环境项目)、能源保护项目(国际能源保护协会的项目)而分别获奖:并因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的革新成就而获奖。库里蒂巴的建设经验包括:

（一）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规划

库里蒂巴市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鼓励混合土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目前，城市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车，并且做到公共汽车服务无需财政补贴。研究人员估计每年减少的小汽车出行达2700万次。

（二）关注社会公益项目

库里蒂巴有几百个社会公益项目，较为著名的是环境项目一1988年实行的口号为“垃圾不是废物”的垃圾回收项目，垃圾的循环回收在城市达到95%。回收材料售给当地工业部门，所获利润用于其它的社会福利项目，同时垃圾回收利用公司为无家可归者和酗酒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简单的、讲究实效的、成本很低的社会公益项目旨在成为库里蒂巴环境规划的一部分，并使得城市在环境和社会方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

（三）对市民进行环境教育

一个城市成为生态城市的前提是对其市民进行环境教育，培养其环境责任感。库里蒂巴对此十分注重，儿童在学校受到与环境有关的教育，而一般市民则在免费环境大学接受与环境有关的教育。

三、从公共管理视角提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借鉴国国内外的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正确的城市发展观念和建设方针，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前提，这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城市，我国自然也不能例外，要建设这种生态城市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大局

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绿化管理的实践，就是要坚持循序渐进，“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发展途径，更加注重丰富发展内涵，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要树立以下“四个理念”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实现新的跨越。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推动上海绿化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

政理念，充分体现绿化作为公益性事业的公共服务功能。针对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区缺少绿化、公园窗口服务水平整体不高、老居住区绿化质量较低等问题，要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抓紧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切实解决好市民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公园内要因地制宜地设置人性化的服务设施、无阻碍设施和健身设施，满足市民休憩、健身和娱乐的需要。

其次，要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坚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推进绿化建设和管理。城市绿化是城市中有生命的基础设施，绿化建设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在绿化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引入生态优先理念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制定和完善绿化规划设计规范、建设养护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完善绿化市场管理、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等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以此提升城市绿化建设管理水平。

再次，要坚持市场化、社会化管理理念，坚持依靠市场推进绿化发展，坚持培育社会公众参与绿化的机制。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绿化建设管理微观领域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尊重绿化社会性、群众性强的特征，充分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绿化管理社会化的经验，积极探索社会公众参与绿化建设和管理的方式方法。

最后，要坚持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管理理念，坚持依法治绿，推进“管办分离”，实现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要增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健全法制，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改进政府管理部门工作方式方法，切实贯彻“强化、转化、弱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职能转变。

（二）更新观念，提高政府生态建设管理水平

政府要更新观念，首先，实现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的转变。要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现代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监督。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利之源。政府责任是行政权力的核心，是政府属性的本质。应当明确，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政府应当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

其次，政府应当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有限责任政府的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1）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政府虽然承担着直接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必须由政府直接来提供，要树立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可以多元化的新理念；﹙2﹚适应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改变靠单一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传统思维，树立主要依靠市场培植资源的新理念；（3）适应政府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不讲成本、效益的旧思维，树立政府管理同样要讲究投入、产出、成效益的新理念，并运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造。

再次，由“依权力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依权力行政”和“依法行政”，是区分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方式和手段。在法治理念上，应当实现从法律的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要通过推行依法行政，建立法制政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法律成为政府的行为准则和办事依据。这其中重要的就是政府管理的组织机构、工作权限要清晰，工作程序要明确，工作责任要到位。

（三）科学地制订城市绿化系统规划，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发展指明方向

从国外生态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相关成果来看，21世几特大城市绿化系统规划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区域性、生态性、舒适性、可利用性和可达性5个方面。首先，要突出区域特征和资源特征，将规划扩大到市域甚至区域范围，建立城较结合、城乡一体的大绿地系统。其次规划要更加注重绿地的生态效应，作最大限度地保存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繁衍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以更贴近自然的生态环境来取代过度精细栽植、缺乏生态价值的“绿色沙漠”。另外，规划还要更重视绿地空间的环境改善和功能拓展，致力与创造舒适的人居环境并增加郊野休闲、森林旅游、湿地保护等更多功能内涵。同时，还应通过拓展绿化的影响和服务半径，增加与周边的内在联系等方法，不断改善绿化的可达状况。

（四）转变公共管理职能，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城市组织机构首先，在体制上进一步完善分级、分权管理，重点是梳理关系，管理重心下移，调整职能配置，强化职权利挂钩，从而构筑起上级政府管理的，下级政府不管，条管的，块不管，但以块为主的格局。同时，对块与块、块与条边界模糊的领域建立一种磋商和协调机制。在运行机制上变应急管理、事后管理、突击整治为源头管理、跟踪管理和长效管理：变人为因素较强的指示、政策管理为主导为以法律法规约束和经济手段调节为主导；对涉及成熟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领域实行垂直管理；同时，有选择地开放市场，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分解管理责任，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扩大城市管理的张力。

其次，坚持高效能、科学化管理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协调的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机制。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园林绿化的开发与利用要充分考虑到要兼顾水、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目的是要安排好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因此，城市领导者，特别是主要领导和决策者一定要端正城市建设管理思想，处理好城市开发、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建设规划与财力、物力的关系，处理好生活和建设的关系，一切从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办好事、讲实效。

再次，建立责任机制。何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套责任制。这样才能在社会广泛的支持下进行运作。对任何主张民主的社会来讲，责任机制都是基本因素，要成为民主社会，就需要一套适宜的责任机制。政府组织由公众创立，为公众服务，就需要对公众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形成责任机制。由于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是涉及面广、任务量大、具体操作复杂，需要众多部门共同协作的一项系统性、社会性工作，因而，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倾力关注城市绿化，要建立城市绿化管理责权制和各级领导目标责任制体系。同时，按照“明责放权、重心下移、理顺关系、各负其责”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体制改革，合理划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责权，逐步理顺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五）完善绿化法规和政策，推进城市绿化管理法治化

在实现政府绿化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的过程中，城市绿化管理将形成政府行政管理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与社会化机制互为补充的局面。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具体运作应该减少，更多要依赖于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标准、规范来实施管理和调控。因此，法治建设将是未来绿化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根据城市绿化发展的目标和实际工作需要，不断跟踪绿化建设管理前沿性问题，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强调绿化规划的可操作性和法律效应。第一，明确编制绿化专业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主体，同时增加在详细规划编制时，应当提出不同类型用地的界线，明确绿地、林地结构、功能、形态、布局等要求。第二，依法划定绿线，在操作中缺乏配套制度和内容。为完善此项制度，需要调整应划绿线的范围，对已划定绿线的控制方式、手段等加以细化和补充，如对已确定的绿线应向社会公布、并规定市绿化局应当配合市规划管理部门共同控制规划绿线规定。第三，突出绿化比例在法规中的强制性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的有关法规政策制定。如研究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绿化养护管理的 权力和义务的配套规章；研究制定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管理办法；研究制定社会企事业单位、公众参与绿化认养、认建的管理办法，研究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绿化规划、绿地设计方案决策机制相关配套规则等等。

（六）坚持“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认真贯彻依法行政“公开、透明、程序、规范”的原则，政府管理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要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要着眼于理顺当前综合执法和专业执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建立健全“双向告知”、“案件移送”等执法工作制度和工作运转机制，形成执法管理的长效、常旨在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态工作体制。要坚持“依法治绿”，进一步加大绿化执法力度，加强绿化执法队伍建设，对毁绿占绿行为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并依法进行严惩，有

效巩固和保护绿化成果。要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解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出现的后续监管不力的问题，抓紧建立审批事项取消后的后续监管办法，建立和完善对行政审批行为和效能的监督制约办法；加强对审批事项执行情况的监察，建立审批后续监管的工作规则和办法，研究制定立法与监督、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执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推进城市绿化管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化保障。

综上，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各省市自身的条件及特征制定相应的发展措施、方向。要达到城市的生态化必须是全社会、全体公众、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并且要实现城市的生态化建设，也不能从单一方面出发，而是要通过建设的不同方面指定的相应的发展措施，在各个方面的整体作用下达到实现城市的生态化。21世纪是生态世纪，即人类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逐步迈向生态化社会，生态城市使人类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曙光。

参考文献

[1]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5).[2]杜鹏.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生态责任[J].甘肃农业.2006(8)

[3]杨志峰徐琳瑜，《城市生态规咙d学》，〔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篇6：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城市社区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方式。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与住房商品化的进程，城市社会的空间结构急剧变化，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流动也日益增强，使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广度、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大。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也面临着新旧体制共处的局面。由于传统体制在实践中弊端日益暴露，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建立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新体制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入中国，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始于1986年。当时，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就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社区服务”，由此引入了社区概念。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带来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广泛推行。

80年代晚期开始，对计划经济下的控制型社区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对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自治型社区治理体制进行探索，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学术界和基层社会共同的探讨方向。1999年，民政部在10个城市确定了11个城区为“社区建设实验区”，经过几年探索，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新模式，如北京九道湾模式、哈尔滨南岗模式、上海卢湾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杭州模式、深圳莲花北模式、武汉百步亭模式、成都锦江模式等等。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些模式可概括为：行政主导型、半行政半自治型、企业主导型、自治型等。与传统控制型社区管理模式相比，这些模式在提高社区自主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制度创新的深度上尚有缺欠。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社区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社会转型对政府执行力、社区自治能力的需求。1.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在法理层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在实践中，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为使居委会能更多更好地完成自己委派的工作，实现本部门的工作目标，习惯于用政府部门的体系对居委会工作进行考核、评比，这就造成了居委会工作与群众实际需求的脱节，成为基层政权的行政化组织，背离了社区自治的本质。

2.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下，社区自治被虚化，社区沦为行政管理任务的“腿”，居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成为与政府机构一一对应的“小政府机构”。北京市有些居民委员会的机构就与街道办事处有着对应关系：街道办事处的司法科，对应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科，对应居民委员会的社会福利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城管科，对应居民委员会的公共卫生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应居民委员会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办事处不仅是组织机构对应，而且任务也对应。社区自治职能和服务职能未能成为社区工作的主体内容，而是被搁置和虚化。社区、街道、区政府管理职责不清，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挫伤了居民的自治热情。

3.当前我国各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逐步确立了社区自治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行政职能的上交，城市管理体制下的许多权力、经费和资源被政府也一并收回，社区服务工作面临着缺乏资源的尴尬局面。

4.政府职能部门在传统社区管理体制下已习惯了把工作任务下放给社区，在当前社区自治的实践过程中，当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被上交，工作量骤然增加，市、区政府职能部门对这种新的工作局面表现出不理解、不适应。离开了基层社区这条“腿”之后，客观上确实也面临着城市管理幅度大为拓宽、管理手段明显不足、管理能力相形见绌的考验。

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随着公民参与水平和基层自治组织自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社区管理实践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课题。

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

从社区的形成方式来看，有自然社区和法定社区。自然社区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社区，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相互熟识、相互关怀及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等关系。法定社区则是人为划定，注重管理。社区管理基本以这个层面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同的学者对社区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歧异，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理论范式：滕尼斯的社区社会二元论、麦基文的地域社区论、桑德斯的综合论。三个范式虽然存在着概念界定的分歧，但主要含义相对一致，即地域、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该文件还明确指出了城市社区的范围，“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学术文献看，国内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理解趋于一致，社区具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有一定界限的地域，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管理就是“管理社区”，然而，由谁来管理?管理什么?管理性质如何?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对人们所赖以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共同体的管理行为。然而，这只是一种现象性表述，尚不足以揭示社区管理的内在属性，也不足以说明社区管理的构成要素。[1]有人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2]有人认为，社区管理是指以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为宗旨，围绕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目标对社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展开的各项管理工作。[3]综上几种定义，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背后透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国城市基层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反映着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向政府—公民社会—NGO多元社区治理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渐改革成为政府与社区协作的双向管理模式。不同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物品由不同的组织承担和处理，体现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社区自治真正让社区居委会还原为法定的自治属性，给公民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人们常常以对立的眼光来看待两者关系，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的理论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冲突、矛盾。一方强大就意味着另一方弱小，一方的增长便会带来另一方的削弱。但若以统一的立场来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就会发现国家与社会具有互为因果、相互平等、相互协作、相互制衡、互利互惠的一致性。当把国家与社会关系放到政治现代化历史中考察时，就会发现，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型塑，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体现治理变革。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4]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在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与统治不同，治理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5]治理强调以多元的调和为基础。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权威分散于政府与非政府的各个领域，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各个层级之间的相对独立和自主。总而言之，现代政府正日益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而治理的目标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统治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是在国家界限之内。治理通过由公民社会组织、NGO与政府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间建立合作、协商、伙伴关系来共同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更有效率的管理。

三、“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的结构与内涵

在国内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应结合中国国情，汲取已有理论，思考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中西方政治体制不同，国家－社会关系的形态存在差异，社区管理作为国家管理的末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印记。中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并且是党为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改善党的领导，而推行的治国策略的一部分，因此必然存在与西方社区管理体制不同的内在逻辑。在我国当前“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中，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应体现为：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弹性互动，专业行政与统筹协调的结合，从而形成“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见下图）。该体制具有弹性，三种力量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

（一）社区自治与双重动力

从国家－社会理论来看，社会权力是逻辑上的终极权力，政府权力是社会权力主体委托的产物。自治权力是社会固有的权力运作方式，而政府权力是社会权力的委托和让渡，因此，社区自治权力来源于社会权力本身，而不是政府的“恩赐”。在“社会自治”理念下，社会权力主体在实现社会权力主体利益的运作过程中可以直接运作，即共同团体中所有成员直接共同决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自治是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6] “社区管理”与传统管理模式不同，强调“共同管理、共同服务”，“自治”与“服务”是“社区管理”的核心内容。社区自治既是世界经验，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中，社区作为居民自己的家园，无论从本质还是从实践来看，社区自治应该成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社区中，社区居民既是社区管理的主体，又是社区管理的客体。社区成员既有权利对社区建设与管理提出要求，又要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尽自己的义务。

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从上至下的政府推进；二是从下至上的社会推进。从政府推进来看，各级地方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通过政府组织，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形成了若干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制度创新，建设社区治理的“示范区”，从而实现体制优化与政绩改善之双重目标。

从社会推进来看，社区自治的兴起源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政府还权与社会，还权与民的过程。政府从包揽一切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全能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型，通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权与社会，进行职能重配。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调节与社会自治的空间不断扩大，基层民众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与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社会与民间力量逐渐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从总体上来看，目前，“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的需要强力推动的结果，因而它更多地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展开的。这种路径选择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对政府的角色和社区的性质进行合理的界定”。[7]社会自身与政府推进构成当前我国社区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这两股力量若能形成“合力”，将使社区体制改革快速推进，并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共治”与“双赢”。

（二）职能均衡配置：行政、统筹与自治的三元复合体制

社区管理体制不是割裂的，而是置于区政府－街道－社区联动的系统中，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结构（机构）－职能的调整、重配、优化，即如何才能在三大组织结构之间实现职能的最优配置。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实现特定的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职能。尽管政府职能的范畴与方式，伴随着我国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但在特定历史时期，政府职能的“总盘子”总是一定的，如何将职能的“总盘子”最优配置，使区政府、街道、社区各自的“天然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与最高制度绩效?这是研究的出发点与核心。政府、街道、社区三者职能的“总盘子”包括五大核心职能：政治控制职能、行政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协调职能、自治职能。1.社区自治与基层行政功能的实现途径

社区自治的前提在于专业性行政功能的剥离。在深圳盐田模式中，改革方案将居委会承担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赋予社区工作站（与社区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把自治职能交还给社区服务站，同时由居民直选产生宪法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来履行社区自治功能，以此来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制度设计。

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离开了社区的“腿”之后，如何解决城市管理的有效性?建议如下：（1）政府职能部门可直接向社区派出机构或人员，受理和处理行政事务，采取一插到底的垂直管理方式，把管理和服务送上门。（2）政府职能部门在街道设立分支机构或派出人员，或者在街道设各职能部门人员集中办理业务的社区服务大厅。（3）在区一级建立各部门集中办理业务的政务中心，并与职能部门开门办公相结合，有些事务可以让居民直接上政务中心去办理，有些难以集中的事务则留在职能部门让居民上门来办理。（4）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创建与社区居委会平行的政府派出组织——社区工作站。这样，在区、街道、社区三个层面，都可建立起政府职能部门独立承担行政职能的新机制，使社区从“行政的腿”中摆脱出来，这是社区自治的前提。

2.街道办的统筹职能定位与关系重构

1954年制定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是当前街道办事处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而当前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远超出《条例》规定的三项，包括街道经济、城市管理、民政、福利、社区服务、人口（包括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治安、街道党的建设、指导居委会、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街道办事处在操作层面上已经成为一级准政府，使得中国城市管理组织构架由理论上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演变成实际操作中的“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的复杂局面。随着社区自治组织的完善和自治能力的增强，街道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街道办”的改革主要有三种设想：一是将“街道办”改成一级政府；二是恢复“街道办”派出机关的性质；三是撤销“街道办”的建制，如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社区、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社区、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等。[8]我们认为，街道不应再作为一级准政府组织，但也不宜取消，否则，区政府要直接面对的社区数量过多，管理幅度过大，必然制约管理效率。基本思路是保留街道这一级组织，改革街道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剥离街道办事处专业管理职责，推进政府部门专业管理到位。街道办的改革思路：保留、精简，剥离专业管理职能，塑造沟通平台。

保留街道办，改革街道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街道不再作为一级准政府组织，而定位成区政府与社区之间沟通联系的平台，区政府进行城市综合治理的一个整合资源、联合行动的平台。在目前城市社区自治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为继续发挥党和政府对社区自治的引导和支持作用，需要街道代表区政府对下辖社区进行工作指导和信息沟通，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另一方面，在社区上交了大部分行政职能，而政府职能部门由于人员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社区管理一插到底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城市管理的空白地带，这需要街道作为一个层级，加强其对辖区范围的城市管理事务进行统筹协调、联合执法的作用。

剥离街道办事处专业管理职责，推进政府部门专业管理到位。坚持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进一步明确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定位。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区政府的授权，统筹辖区发展，监督专业管理，组织公共服务，指导社区建设。街道办事处要坚持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逐步剥离专业管理事项，切实加强综合管理和对公共服务的组织工作。一是清理街道办事处目前承担的行政管理事项，按照综合管理、专业管理、协助管理等类别进行分类。二是进行街道层面的政府管理机构整合。一方面要根据基层管理的需要，区政府专业管理部门建立必要的工作机构或工作机制，将原来设在街道办事处内部的科室改为站所，切实负起基层专业管理和服务的责任；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要在剥离专业管理职责的前提下，根据自身承担的职能，进行内设机构的调整，减少与专业管理部门对应的科室，实行“大科制”，加强综合管理和组织公共服务的部门。街道不再设立政府职能部门的对口机构，只保留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领导职数、办公室、城市综合治理委员会以及社区服务委员会等机构和人员即可。

专业行政与街道办是何关系?在“行政归行政，自治归自治”原则下，街道办根据区政府的授权，统筹辖区发展，成为区政府进行城市综合治理的一个整合资源、联合行动的平台，成为区政府与社区之间沟通联系的渠道。街道办与社区之间是何关系?街道办与社区之间关系应按法律要求，回归于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由此可见，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是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所谓指导，就是在工作上给予指点和引导，提出原则性意见，把握方向；所谓支持，就是给予政策、思想、舆论与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3.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动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