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复习资料

两汉复习资料（共6篇）

篇1：两汉复习资料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

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

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作者：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官署，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辞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今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四十多首，它们多出自于下层人民群众之口，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其风格直朴率真，不事雕琢，颇具独特的审美意趣。

赏析：

这是一首控诉贪官恶吏采用绑架手段敲诈勒索平民百姓钱财的故事诗，大约产生在西汉末年。

篇2：两汉复习资料

秦灭六国，实现统一，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车同轨，书同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由于秦王朝的极端专制和愚民政策，也使思想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

短促的秦王朝，文学上没有多大成就。刘勰说：“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

李斯（？～前208），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曾官至丞相。其议论风发、文采丰富的散文实为秦统一以前所创作，代表作品为《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是谏劝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要有气量容纳人才的一封奏章。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以下作者紧紧抓住秦王心理，从“跨海内、制诸侯”的远大政治目标出发，说明用客之利、逐客之害，批驳逐客的错误主张。文章首先铺陈秦国历史上四位著名国君重用客卿使秦富强的史实，说明任用客卿于秦有利。接着，铺陈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对异国色乐珠玉唯美是用的事实，以小喻大，说明为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比色乐珠玉宝贵得多的客卿更应唯贤是用。最后，指出逐客之害。文章末尾，对上述三层内容加以概括。全文铺陈排比，比喻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音韵铿锵，文采斐然，既富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特色，又开启汉代辞赋铺叙藻饰的特色，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被后人誉为“骈体初祖”。

秦朝建立后，李斯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刻石文（如《琅邪台刻石文》、《会稽山刻石文》等），具有法家辞气，清峻峭悍，质朴浑壮，铺张尽致，对汉魏以后的碑铭文体有一定影响。

二、西汉政论散文

西汉散文主要有史传散文、论说散文、书信体散文等。

（一）汉初政论散文

两汉政论散文以西汉初期成就最高。刚刚建立的汉王朝需要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并面临着长期战乱导致的经济凋敝、外族威协、政治制度革新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对催生优秀的政论散文有内在关系。

汉初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少年才俊，荐入朝廷，为文帝所赏识。后为朝廷元老大臣等排挤，忧惧而卒，年仅三十三岁。其思想以儒家为主，兼有道家、法家因素。著有《新书》58篇，大体可分三类：专题性论文，如《过秦论》；针对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疏》）是贾谊也是西汉论说文的最高代表，又是后代专门史论的始祖、《论积贮疏》；杂论文。作者注意总结秦亡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的统治地位提出了建议：重农抑商、削弱诸侯。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磅礴，善用夸张和比喻，具有战国散文的特点。是西汉政论的典范，开整个汉代文风之先。贾谊的论说散文以《过秦论》最著名，最富文学色彩。基本内容是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的过失，分析秦灭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章围绕中心论点，使用铺陈描写和对照手法，将秦自孝公以来的逐渐强大过程，特别是秦始皇时的显赫声势作了极力铺张和渲染，然后笔锋陡转，极写陈涉领导的义军力量之小，而响应者之多，终于推翻秦朝。文中又多设伏笔和照应，多用排比、对偶和比喻，逻辑严密，结构严谨，雄辩滔滔，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文辞富丽，既有纵横家的余风，又有汉代散文句式趋向骈偶的文辞之美的新特点。此文对后世论说文影响甚为巨大。鲁迅誉之为“西汉鸿文”。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人，是汉初的文章大家和政治改革家。其思想较多的受到法家的影响，文章多为奏疏性的政论散文，如《论贵粟疏》（《劝农力本疏》）、《言兵事疏》、《守边备塞疏》、《贤良文学对策》。提出了削藩、重农、戍边等一系列主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文字洗练，风格质朴。

《论贵粟疏》是晁错写给汉文帝的一篇奏疏，大约写于文帝十一年。文帝即位后，虽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但长期实行减免田赋的政策，得益更多的是地主。与此同时，放松了山泽之禁，促进了商品流通，商人势力迅速加强。农业发展使粮价骤降，商业兴盛令谷贱伤农。晁错从维护统治者长治久安出发，提出重农抑商、奖励粮食生产的主张和入粟受爵的办法。汉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经过文景两朝的推行，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边防也得到了加强。贾谊、晁错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为巩固汉政权和国家统一而献计献策。只是晁错的思想比贾谊更为激进，措施更为有力，但较贾文稍逊文采。二人都代表着汉初政论散文的高峰。鲁迅先生说二人文章“皆为西汉宏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二）西汉其他说理散文

1、《淮南子》

是淮南王刘安（约前179～前122）组织门客编写的一部具有哲理性质的学术论著，内容比较庞杂，受道家影响较大。文章奇伟宏富，善于铺张排比，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故事。为先秦以后最重要的子学著作之一。

2、《盐铁论》

是西汉后期政论文的代表作，桓宽编著。本书为记录汉昭帝时盐铁会议的历史文献。始元六年（前81），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至京师，问民间疾苦等事。贤良、文学提出反对盐铁官营等意见，并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反复辩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盐铁论》保存了当时辩论的内容，全书60篇，结构严谨，体例统一，风格基本一致，语言通俗明快，有相当的文学性。

3、刘向及其散文

刘向（前79～前8），字子政，高祖刘邦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散文家。编著的《新序》、《说苑》、《列女传》，是分类编集的历史故事集，也杂有民间传说、寓言故事等。文章说教气较浓，但文笔简洁流畅，语言朴素生动。这类故事可谓是魏晋小说的先声。刘向另有较多奏疏，写得情深意切。

4、扬雄及其散文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成帝时入朝廷。后期致力于经学。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意欲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但文辞过于艰深古奥。

三、东汉散文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所著《论衡》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是一部具有唯物思想与无神论光辉的哲学著作。王充提出了文学的实用性原则，即“劝善惩恶”、“匡济薄俗”。内容方面则要“归实诚”，使“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文学审美方面主张“息华文”、“倡真美”。《论衡》堪称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散文著作，其思想新奇，写作风格也如其所提出的文学思想一样，具有独特的面貌。

东汉后期还出现了一批以暴露和抨击当时的社会弊病为主要内容的政论文，如仲长统《昌言》，崔寔《政论》，王符《潜夫论》，皆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背景下的产物。

东汉散文还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存最早的游记散文。

四、汉代书信体散文 书信体散文通常有抒情与议理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作品有枚乘《上书谏吴王》，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杨恽《与孙会宗书》等。

最为著名的是司马迁《报任安书》，堪称中国散文史上第一篇正面袒露襟怀、抒发怨愤的作品。信中主要内容是说他遭李陵之祸的经过和受刑后屈辱、愤懑的心情以及他发愤著书的理想。信中充满了悲凉沉痛和压抑不住的愤激之情。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千回百转之笔，写出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抒写了愤郁不平之气，传达了曲肠九回之情。在表现手法上，结构严谨，层次井然，前后照应；于议论叙事之中抒愤懑之情，在感情的表达上纵横排宕，方法手段丰富多变而又运用自如，语言丰富而生动，形成了极强的艺术表现力量。

过秦论》对比的运用

贾谊的《过秦论》一文在对比的使用上很有特色。不仅全篇以对比到底的手法阐明了他的论点，而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使文章结构宏伟，气势磅礴。现略作分析。一、六国与秦国的对比文章在叙述秦国发展时期时，以六国‚合纵抗秦‛时的力量与秦国相对比。作者采取欲扬先抑的手法，一方面竭力铺叙当时六国联盟的力量强大，从统帅之贤──战国四公子；力量之强──有九国民众；人才之多──谋划、外交、统兵的文臣武将之多；土地之广──十倍之地；兵力之多──百万之众，突出了九国叩关攻秦进的来势汹汹。另一方面从九国之师庞大的队伍和在与秦国交战时的不堪一击的对抗结果的对比之中，从反面烘托了秦国势力的强大。

二、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九国之师的对比从领袖地位、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用兵谋略、抗秦结果等几方面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突出了陈涉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之弱，反衬秦王朝灭亡之易，为后文引出主旨作了铺垫。由于作者对陈涉的偏见，文章在论及陈涉时，作了几方面的对比。文章先从才能上拿陈涉与普通人相比，再将他与孔子、孟子比贤，与陶朱、倚顿比富，以竭力渲染陈涉的个人素质低下。在此基础上，用陈涉的个人素质与其所领导的起义军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天下云集响应，赢粮景从‛。通过对比，突出

秦王朝暴政的不得人心。

三、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秦国的对比文章在写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强大，自以为建立了万世基业后，却大力铺写陈涉义军领袖才能之劣──瓮牖绳枢之子，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倚顿之富；起义举事之急──蹑足行伍之间，崛起阡陌之中；义军队伍兵力之弱──疲弊之卒，数百之众；装备之差──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响应之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景从；灭秦之易──山东豪俊遂并起而灭秦族。通过对比，突出秦王朝灭亡之易之

速，为后文张本蓄势。

四、秦国攻天下与守天下的对比秦国自身的对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秦国兴起发展之时与一统天下后所实施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对比，突出其在内外政策上的变化。特别是‚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的暴虐和不得人心，为秦的灭亡埋下伏笔。二是用秦攻取天下与守天下进行对比。攻天下成功，守天下失败；攻取天下漫长，守失天下迅速。通过对比，引起人们思考，为后文作者提出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奠定了基础。

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一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一是为刘邦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佗去帝号，向刘邦称臣。二是劝说刘邦读《诗》、《书》，使其明白‚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道理。三是在吕后专权、刘氏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劝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从而为日后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四是为汉文帝再度出使南越，劝南越王赵佗第二次去帝号，恢复与汉

王朝的臣属关系。

在这四件事中，最能展示陆贾才华与思想光辉的是第二件事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是陆贾写作《新语》的缘由，其大旨是为汉天下作长久计。《新语》在稽查古今成败之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其开篇为《道基》，为什么把‚道‛作为开篇？陆贾认为：‚道‛是万物运行的根本，只有奉行‚道‛的纪纲原则，才能够达到‚国治‛。从这里出发，陆贾对历史的兴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般认为，入汉以后，总结秦亡原因并获得重要影响的是汉文帝时的贾谊。贾谊的一篇《过秦论》，不但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还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似乎认真总结秦亡天下原因的只有贾谊，是贾谊率先看到了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危机。其实，远在贾谊之前，陆贾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新语》十二篇中，陆贾多次论及秦失天下的原因。如他在《新语〃道基》中指出：‚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又在《新语〃辅政》中说：‚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像这样的例子，在《新语》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关注秦亡天下，从中引出经验教训的是陆贾《新语》的重要

内容。

自陆贾首发过秦论之嚆矢后，继续关注秦失天下的是贾山，《汉书〃贾山传》云：‚孝文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贾山的《至言》载于《汉书》本传，从其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对陆贾思想的深化，贾山之后才出现贾谊对过秦的论述。我们这样说，绝无贬低贾谊《过秦论》之意，只是想说，有汉一代，以秦为喻，关心治乱之道的始作俑者是陆贾。

汉得天下以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陆贾能率先看到隐藏在歌舞升平背后的危机，以其思想的前瞻性向沾沾自喜的刘邦进上一言，对于维护两汉四百年的基业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陆贾提出的问题是有汉一代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对问题的提出势必要引起有汉一代思想先锋人物的高度重视。换言之，陆贾思想的先行性和敏锐性，使他成为汉初最富有思想的先锋人物，正是他开启了贾山、贾谊以秦喻治乱之理的先河。

陆贾劝刘邦读《诗》、《书》，从中了悟治乱之理，那么，刘邦是否这样做了呢？答案是肯定的。据严可均《全汉文》卷一引《古文苑》，刘邦晚年曾写过《手敕太子》的诏书，诏书云：‚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刘邦的愧悔之辞显然是因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而起的，进而言之，如果没有陆贾向刘邦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之理，使刘邦改变对《诗》、《书》的看法，刘邦又如何能在太子面前申明《诗》、《书》的重要性呢？从这一意义上讲，陆贾在汉初统治思想的形成和建树方面有重大作用，其地位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

《过秦论》是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流传千古的名篇。他在文中论述了秦的过失，希望能够一次警示后世，莫步秦朝的后尘。

在《过秦论〉中，贾谊采用对比的手法，极尽铺陈之能事，细细说明诸侯各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秦：‚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力量强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六国最终却不战而败，‚争割地而赂秦‛。统一六国后的秦不断向外扩张，占领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于是良将驻守军事要地，天险作为外围之城，秦王以为自己可以‚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但是呢？秦只是传至二世就被‚氓隶之人，迁徙之徒‛的陈涉率领的‚疲弊之卒‛凭借‚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推翻了统治，百世万世的梦想转眼间化为灰烬。陈涉的地位不诸侯国，智慧不如诸侯国，军事实力更是相差甚远。但是为何那么强大的秦竟如此不堪一击呢？在文章中，贾谊用几句简单的话总结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结论告诉我们，统治者的统治措施会对他的江山社稷产生多大的影像。其实在中国，对统治者的言论一直很多，如何管理百姓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子的思想最有代表性，在中国是深得人心。孔子要求实施‚仁政‛，要关爱百姓，使其老有所养，‚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老子则是愚民政策的代表，认为不要尊崇有知识的人，不要让百姓有知识，让他们无欲无求。但是老子的思想也有一个‚仁‛字，他认为一定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对百姓不能太纵容，应强化法纪的力量，但是对百姓基本的衣食还是要顾及的。从这些言论中，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保证百姓的衣食所安，这样才能够坐稳江山。反观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大兴土木，建长城，修阿旁宫，筑皇陵，劳民伤财，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再大的权利，再严的法纪对他们来说都比不过死亡的威胁。记得在《诗经》有一篇，讲述的是丈夫去做强盗，妻子担心他的安危，让他不要去了，丈夫也动摇了。但是看到家里无米，妻儿身上无衣，终于还是狠下心走了。试想一下，如果他能够有希望和奔头，他也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陈涉的揭竿而起能够得到四方的响应，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秦的统治之

下百姓已经走投无路了。

历代统治者看重贾谊的这篇《过秦论》，从秦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中翘楚。他的那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深入人心，成为他一世的警示，亦因为如此，他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但是他的后代似乎忘记了祖宗的教诲，造成‚苛政猛于虎‛的局面。音犹在耳，但行动已改。看来，这真是历史开了一个大

大的玩笑。

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一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一是为刘邦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佗去帝号，向刘邦称臣。二是劝说刘邦读《诗》、《书》，使其明白‚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道理。三是在吕后专权、刘氏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劝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从而为日后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四是为汉文帝再度出使南越，劝南越王赵佗第二次去帝号，恢复与汉

王朝的臣属关系。

在这四件事中，最能展示陆贾才华与思想光辉的是第二件事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是陆贾写作《新语》的缘由，其大旨是为汉天下作长久计。《新语》在稽查古今成败之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其开篇为《道基》，为什么把‚道‛作为开篇？陆贾认为：‚道‛是万物运行的根本，只有奉行‚道‛的纪纲原则，才能够达到‚国治‛。从这里出发，陆贾对历史的兴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般认为，入汉以后，总结秦亡原因并获得重要影响的是汉文帝时的贾谊。贾谊的一篇《过秦论》，不但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还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似乎认真总结秦亡天下原因的只有贾谊，是贾谊率先看到了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危机。其实，远在贾谊之前，陆贾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新语》十二篇中，陆贾多次论及秦失天下的原因。如他在《新语〃道基》中指出：‚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又在《新语〃辅政》中说：‚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像这样的例子，在《新语》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关注秦亡天下，从中引出经验教训的是陆贾《新语》的重要

内容。

自陆贾首发过秦论之嚆矢后，继续关注秦失天下的是贾山，《汉书〃贾山传》云：‚孝文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贾山的《至言》载于《汉书》本传，从其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对陆贾思想的深化，贾山之后才出现贾谊对过秦的论述。我们这样说，绝无贬低贾谊《过秦论》之意，只是想说，有汉一代，以秦为喻，关心治乱之道的始作俑者是陆贾。

汉得天下以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陆贾能率先看到隐藏在歌舞升平背后的危机，以其思想的前瞻性向沾沾自喜的刘邦进上一言，对于维护两汉四百年的基业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陆贾提出的问题是有汉一代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对问题的提出势必要引起有汉一代思想先锋人物的高度重视。换言之，陆贾思想的先行性和敏锐性，使他成为汉初最富有思想的先锋人物，正是他开启了贾山、贾谊以秦喻治乱之理的先河。

篇3：两汉服食考论

一、两汉服食思想

1. 服食与炼丹思想。

丹药, 作为服食的客体, 又称“黄白”、“神丹”, 自然界并无天然存在, 需要借助特殊药物及炼制手段才能得到。《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作为《内书》二十一篇, 《外书》甚众, 又有神仙黄白之术, 亦二十余万言”。张晏云:“黄, 黄金;白, 白银也。”黄金白银即黄白仙药。刘安门下有上千人, 其中有一定炼丹高手。《汉书·淮南王传》载, 宣帝时, 刘向献《枕中鸿宝苑秘书》, 此书乃得自淮南王, “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 世人莫见”。可惜历史上记载得最早的这部炼丹文献已佚。《汉书·艺文志》著录“《皇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泰一杂子黄冶》三十一卷”。师古曰:“服饵芝菌之法也。”晋灼曰:“黄者, 铸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 可铸作黄金也。”一般人认为, 两汉之际出现了大量的原始丹经, 有《黄帝九鼎神丹经》、《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丹经》以及“火记六百篇”等[1]45。东汉桓帝时隐士魏伯阳, 依托丘山, 主张用铅汞为原料, 炼制大丹, 著《周易参同契》。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陵, 葛洪的《神仙传》称其得“帝九鼎丹法”。陈国符考证, “九鼎丹法”是现存最古的金丹之法[2]2。

2. 服食与升仙思想。

由于对现实生活的满足和留恋, 汉代人多希望通过服食丹药、仙药益寿, 进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标。《汉书·郊祀志》曰:“ (武帝) 太初元年建建章宫, 宫中有铜柱, 上有仙人掌, 承露, 和玉屑饮之。”说明时人认为:通过服食混合了露水的玉屑能达到轻身健肌, 固筋强骨最终不死的目的。刘向撰《列仙传》, 神仙赤斧、任光、昌容等多食用神果仙花, 金丹妙药和神泉。《汉书·郊祀志》记载, 王莽篡位二年, 兴神仙事, 曾作液汤和种五粱禾等黄帝谷仙之术。“液汤”, 《艺文志》经方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周寿昌以为“殆服食之法”。“黄帝谷仙之术”, 钱大昭曰:“李少君之谷道, 疑即此也。”无神论者王充, 也承认“服食药物, 轻身益气, 颇有其验”。除服用仙药外, 使用黄金器皿也有助于不死。《史记·封禅书》记载, 李少君曾上言汉武帝, “祠灶则致物, 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 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于是武帝始亲祠灶, 遣方士入海求仙人和炼制丹药。

3. 文学中的服食思想。

东汉时期的诗赋文学中也有不少关于服食思想的。《古诗十九首》曰:“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乐府《长歌行》曰:“仙人骑白鹿, 发短耳何长!导我上泰华, 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 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 身体日康强。发白复还黑, 延年寿命长。”由此可见服食在当时文人中也是比较流行的。

4. 服食与道教思想。

服食的对象包括炼制的丹药、自然界的中草药, 和道教倡导的养生方中补中益气、益寿的药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 服用药物的目标上, 服食幻想长生不死, 道教的益寿, 都是在追求生命的永恒。其次, 药物的成分和药理上, 服食药物成分主要包括自然界的矿石、动物、植物, 和道教倡导养生所运用的对象相同。两者都是希望通过祛病、益寿, 进而达到后天而老的境界。

二、两汉服食实证

1973年12月,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简书, 里面有不少是涉及养生的。其中, 和服食相关的主要是《养生方》、《杂疗方》。据专家考证, 帛书《养生方》现存药方88首, 除了少数由祝由方和导引方不载药物外, 绝大多数的处方是载有药物的, 药物一部分是滋补健身的, 主要是:除中益气、强益色美、轻身益力、令人寿不老等。如益力方, “谷名有泰室、少室, 其中有石, 名曰骈石, 取小者……益寿。”“泰室”和“少室”即中岳嵩山的二主峰, “骈石”即骈生的玉石, 与“珏”同类。属《神农本草经》中载的久服能够不老神仙的玉泉。治力方, “冶云母, 销松脂, 并以麦捖 (丸) 之, 勿□手, 令大如酸枣, □ (之) 各/吞一垸 (丸) 。日益一垸 (丸) , 至十日;日后日捐 (损) 一垸 (丸) , 至十日, 日□□□□□益损□□□□□, 令人寿不老。”《杂疗方》载方40余首, 绝大部分是有关养生保健的方药[3]115。

在全国各地出台的画像石、铜镜上, 也有不少服食的图案。如画像石上的仙人手持灵芝, 西王母仙境的玉兔或蟾蜍用杵臼捣制着药物等等。铜镜铭文内容多有“尚方作竟真大好, 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的字样。可见, 仙人也需要服玉泉、食仙枣才能维持长生。南阳县石桥镇南门外汉墓出土了一件鎏金铜樽[4]37, 考古工作者认为, 两汉时期修仙思想成风, 人们相信“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 两汉时期贵族中使用这些鎏金铜器, 不仅是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 也是为了达到延年益寿、得道成仙的目的。

三、两汉服食的特征

第一, 服食的药物方面, 可分为草木类和丹石类两种。前者多是芝、术、人参、黄芪、茯苓、甘草、薯蓣、地黄、石斛、苁蓉、狗脊、枸杞、杜仲等。这些药物的药理作用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 大多数具有安神补益的功效。例如芝草, 《汉武内传》中西王母提及芝草时曰:“太上之药”“得而食之, 后天而老。”王充也在《论衡·验符》中提及“芝草延年, 仙者所食。”《论衡·初禀》中认为, “芝草一年三华, 食之令人眉寿庆世, 盖仙人之所食。”《神农本草经》中, 取青赤黄白黑紫六色, 冠于草部上品。“青芝, 味酸平。主明目, 补肝气, 安精魂, 仁恕。久食轻身不老, 延年神仙。一名龙芝。生山谷……紫芝, 味甘温。主治耳聋, 利关节, 保神, 益精气, 坚筋骨, 好颜色。久食轻身不老, 延年神仙。一名木芝。生山谷。”后者多是炼制铅、汞、锡等矿物为丹药。如石胆、丹砂、雄黄、礜石、磁石等。《神农本草经》记载除礜石、石胆标明有毒外, 丹砂、雄黄和磁石是无毒的, 还有轻身升仙的奇效。

第二, 参与服食活动的人群方面:西汉时期主要是以汉武帝、淮南王刘安等外代表的高级贵族;东汉时期除高级贵族外, 以隐士魏伯阳、画像石墓的墓主人为代表的一般贵族、地主甚至是百姓也加入其中。究其原因, 主要是西汉时期服食药物的获得需要祷祀、海上求仙, 丹药的炼制也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 一般的百姓承担不起。东汉时期, 服食药物的种类增加到一些廉价的草木药, 耗费财物较少, 因而参与服食的人群也不再囿于贵族, 士庶百姓也开始效仿。

四、两汉服食盛行的原因

第一, 两汉时期服食理论的可操作性激发了人们服食的热情。战国时期, 服食幻想在现实中得到实践的记载, 首见于《史记》。《封禅书》曰:“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其传在渤海中, 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 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至秦始皇兼并天下, 更是多次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寻求仙药。这一时期的仙药多掌握在居住在海上的神仙手中, 往往不可得。及至汉代, 仙药获得的途径发生了变化, 人们可以通过炼制就能获得, 这样原本飘渺的仙药在现实生活中有了真实的载体, 人们只要按照一定的方法修炼就能得到, 并且这种方法不需要服食的人亲自炼制, 这样, 只要从炼丹人手中获得丹药就可以达到长生, 这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服食的热情。

第二, 两汉时期发达的医学、矿物学、冶金学和化学等对服食成仙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疾病是人们追求长生的障碍, 只有在祛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益寿、进而不老。这样, 对于追求长生来讲, 对药物药性的深刻了解就成为当务之急。两汉时期医学特别是中药学在战国的基础上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 对药物药性有了深刻了解。如人参, “主补五藏, 安精神, 定魂魄、止惊悸, 除邪气, 明目, 开心, 益智。”郑康成注《周礼》“疡医”条云:“今医方有五毒之药, 作之合黄堥, 置石胆、丹砂、雄黄、石、磁石其中, 烧之三日三夜, 其烟上着, 以鸡羽扫取之, 以注创, 恶肉破骨则尽出。”“五石”, 可以单服, 也可以配伍服食。这些药物性燥热, 服用后让人性情亢奋, 壮热, 燥渴, 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其次, 出现了集大成的中药学典籍。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的《神农本草经》, 书中记载有365种药物, 40%提到“令人轻身不老”。炼制丹药, 首先需要熟知药物种类、埋藏地点及性能, 其次还需要相应的工具和设备, 这都离不开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如铅作为炼丹的主要药物, 《周易参同契》称其“感于二十四气, 通于二十四名, 变化为丹, 服者长生。”《黄帝九鼎神丹经》中曰:“取胡粉烧之, 令如金色”, 即胡粉可以转变为黄丹;《周易参同契》称“胡粉投火中, 色坏还为铅”。炼丹的工具是鼎和炉, 《周易参同契·鼎器妙用》对其都有具体的规定。如鼎, 需要“圆三五, 寸一分, 口四八, 两寸唇, 长尺二, 厚薄均。腹齐三, 坐垂温”。

摘要：两汉时期服食理论的可操作性激发了人们服食的热情, 发达的医学、矿物学、冶金学和化学等对服食成仙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两汉服食一方面促进了中医药的迅速发展和道教在民间的普及, 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两汉,服食,特征,影响

参考文献

[1]蔡林波.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M].巴蜀书社, 2008.

[2]容志毅.中国炼丹术考略[M].三联书店, 1998.

[3]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C].湖南出版社, 1994.

篇4：略论两汉门客阶层

关键词：两汉；门客；门客阶层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66-03

门客，又称宾客、食客，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类群体。战国时期出现了投靠权贵门下以求得生存的一类群体，这便是最早意义上的门客。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门客阶层的内部形态是十分多样的。两汉时期，门客阶层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和发展。直到东汉末年，门客阶层身份才得以最终固化。

战国时期的公子、卿大夫介好豢养门客，门客多来源于身份没落的贵族阶层。这时门客身份地位较高，由主人供养，与主人保持一种对等的状态，“合则留，不合则去”。西汉前期，承接战国和秦时的养客之风，诸侯王和贵族以致一般官吏成为豢养门客的主要力量。此时的门客与战国时期相比并无不同，主和客之间保持着一种自由的临时组合的关系。门客多为文学、计谋之士，主要为主人的政治需求服务，门客对主人尚无明确的义务关系。西汉中叶以后至东汉前期，门客阶层的身份地位较之早期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门客阶层由先前不从事生产或绝少从事生产转而渐渐进入到生产领域，与主人原有松散的依附关系相应开始增强。时至东汉末期，门客阶层和先前相比已有本质上的不同。

一、两汉门客阶层

西汉前期，门客在政治领域中的活动十分活跃，在与生产相关的经济领域则没有十分出色的表现。时至东汉，门客在与生产相关的经济领域内占据优势地位，身份地位开始下降，对主人的依附性随之增强。

（一）西汉门客

汉初时期，养客现象已十分普遍。诸侯王、中央及地方各层官吏介喜豢养门客，门客人数更是数量巨大。此时的门客阶层主要来源于士阶层，留有较高的阶级自尊。门客受主人的供养，不从事生产劳动；门客凭借自身的政治、文化才能充实着主人的政治储备资本，为主人的政治需求出谋划策，活跃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门客和主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相对松散的，并且这种松散的结合一直贯穿整个西汉时期。主客之间，以“义”为纽带自由结合，“和则留，不和则去”，门客保有极高的人身自由，得以在不同主人之间游走，与主人之间是一种对等关系。

门客在政治领域内与各层权贵结成的主客关系，必然会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汉武帝对盛行的养客之风诟病已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对诸侯权贵的养客之风采取了打压的态度。与此同期，察举制作为当时的选官制度已基本确立下来。依照察举制的选官过程，皇帝本人可以直接控制所举人才。一部分投靠权贵门下期待实现自我政治抱负的门客，便渐渐转而脱离主人而投身到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体系中。不得不说，察举制度的实施使得门客的阶级的构成发生了不小的改变；构成门客阶层的主体——士阶层，由此转入到官僚阶层中。大量有识之士从门客阶层中脱离，造成门客阶层人才流失，门客数量减少。此后，门客阶层在政治领域中的活跃程度已经大不如前，这也为门客阶层的没落埋下伏笔。

西汉中后期，皇权的权威开始下降，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开始减弱。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自耕农日益分化：或为豪强地主，田产相望；或为破产自耕农，失去原有土地。失去土地的自耕农阶层为求得生存，投靠在经济、政治实力日益发展的豪强地主门下为客，这些门客与早期门客在存在形态上相比实则有很大差别。随着皇权的不断衰落，土地兼并越演越烈，这一类型的门客人数随之不断增加。早在西汉前期，盐铁的经营者主要是分封的诸侯和工商豪民。而为这些诸侯和工商豪民参与生产的正是最早进入经济生产领域的门客。只不过这些门客与同时期投身于各类政治活动中的门客相比，实无更多影响可述。

西汉末年，随着外戚势力的增强，养客之风又得以重新抬头。新莽末年，群雄纷争，王莽政权无力控制这种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级官吏、世家大族纷纷开始大规模豢养门客。除了原有的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门客之外，进入到生产领域的门客在门客人数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二）东汉门客

东汉初立，政治制度草创，新莽政权之时兴盛起来的养客之风尚未受到中央政权的打压。外戚和宦官集团成为这一时期豢养门客的主力。此时活跃在政治领域中的门客，多数已是隶属官僚系统的一员，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门客与主人之间因各自的政治需求结合在一起，组成关系较为紧密的主客集团。

东汉前期，中央政权对于外戚势力的发展采取严格的控制。汉和帝以后，外戚势力开始发展壮大。门客阶层无疑成为外戚政治斗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来源。在皇权和外戚争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宦官势力，也以豢养门客的方式作为壮大自身政治力量的主要途径。外戚、宦官集团利用察举制度存在已久的弊端，为自己的门客在官僚体系中谋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充实自己的门楹，壮大自身的政治实力。这些门客与主人结合成一个主客集团：外戚和宦官集团企图依靠门客阶层充实自己的政治实力，门客阶层希冀投靠主人为自己赢得更加顺利的政治仕途。门客与主人之间因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较之西汉时期变得更为紧密，主客之间已经产生了依附关系。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中这样的主客集团成为对抗皇权的主要力量之一。

除去活跃在政治领域中的门客，在后起的豪强地主的庄园中，生活着大量的与庄园主人存在劳动雇佣或隶属关系的门客。他们的地位与依附于宦官、外戚集团的门客有着天壤之别，甚至与西汉时期的同类门客也不能相比。东汉初年，进入到生产领域的门客人数开始大量增加，带有一定的依附性质，地位身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折。从西汉中期开始，已经陆续有进入到生产经济领域内的门客，这种情形实则是相关社会阶层的变动。东汉之时，从事生产活跃在经济领域中的门客与活跃于政治领域的门客不同，他们既非出身士族阶层，也没有出色的政治才能，而且多数出身于失去土地的破产的自耕农阶层。起初这些门客或许只是和庄园主人之间是租佃或者雇佣关系，因庄园主人或者其他豪民地主的土地兼并行为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投靠主人门下，或为“佣客”或为“佃客”。因无法在政治活动中为主人效力，只得以门客身份为主人的经济利益耕作，人身自由被固着在农业生产中。这些也决定着这些门客的身份地位必然不会太高，仅有的谋生手段也使得其与主人的依附性更加突出。门客多劳作于豪强地主的封建田庄，身份卑微，与主人依附性强。甚至一部分门客已经不在编户齐民位列之内，身份地位一降再降，门客的名称逐渐为“客”所代替，或称“家客”“私客”，甚至与奴婢并称“奴客”，与早期门客相比，反而和魏晋时期的“客”更加相似，门客的身份地位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三）两汉门客阶层

两汉时期门客阶层内部形态是极为复杂的。从西汉至东汉，门客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其阶级内部同样历经一个此消彼长的发展演进过程。门客阶级受到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的综合影响，活跃于不同领域的门客，得以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交替占据门客阶层中的主要地位。

二、两汉门客阶层的特征

（一）门客活动领域广

两汉时期的门客阶层细分有不同类型的内部阶层。门客的主要活动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早在战国时期，门客阶层出现之开始，门客阶层内部就有了多种形态，为主人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占据了此时门客的主要活动内容。这样的形式一直到西汉中期都没有出现太大的改变。直到汉武帝在位期间，国家各项政治制度趋向完善，部分门客因察举制度得以跻身正统官僚机构，门客在政治领域内的活动逐渐冷淡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活跃于经济领域中门客却在此时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批自耕农破产，只得投靠豪民地主为客，从事生产活动。两汉之际的战乱，使得门客阶层更加需要依靠主人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其生存谋得庇护。此后至东汉中后期，投身到生产领域内的门客数量大量增加，门客在生产中的地位突显出来，成为门客存在的重要形态。为主人从事文化活动的门客，军事领域内为幕僚、亲兵、部曲的门客，以及刺客，这些都是两汉时期门客阶层不同构成形式。

（二）门客与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松散到紧密

西汉之初，门客与主人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主客之间的结合通常是以“义”为纽带，“合则留，不合则去”。门客的人身享有高度的自由，可以自主选择所要投靠的主人，甚至可以在几个主人之间游走。时至东汉，门客对主人的人身依附性加强，主客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这个时候主客之间的结合变成以“利”为纽带，利益关系成为主客结合的基础。这时，活跃在政治领域中的门客要通过投靠外戚或者宦官集团保证自己顺畅的仕途，留给门客的选择余地已经很小，不得不依附于主人。门客与主人结合成一个主客集团，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中成为对抗皇权的主要力量之一。

而存在于豪民地主田庄的门客，由于自身已经失去了必要的生产土地，不得不依附于田庄地主，通过耕作田庄地主的土地换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显然，田庄中的门客无法离开主人而独立生存，门客对主人的选择权异常狭窄，对主人的依附性由此加强。

（三）门客身份地位趋向卑微

门客的身份地位在两汉时期所呈现的形态是复杂多变的。不同类型的门客在两汉时期一直存在。门客的身份地位因时代的发展而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形态，究其总体是一个趋向卑微化的过程。

西汉时期，门客多主要活动在政治领域内，以“义”为纽带，为主人的政治利益服务，与主人是一种松散对等的人际关系，其身份地位较高。时至东汉，门客在经济生产领域内的活动逐渐取代在政治领域内的主导地位，以“利”为纽带，为谋得自身的生存，对主人依附性加深。即便是因政治利益而依附外戚、宦官或者世家大族的政治领域内的门客，其身份地位和战国时期乃至西汉初期的门客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东汉之后，开始涌现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门客，其阶级来源是自耕农。门客阶层卑微化与这一阶层主力也有很大关系。自耕农本身的局限性，使其必然没有没落士族的身份地位高。后起加入的这部分破产自耕农使门客阶层的身份地位受到了很大影响。

自西汉至东汉，门客身份地位趋向卑微的重要原因：一是门客与主人结合由以“义”为纽带到以“利”为纽带的本质转变；一是破产自耕农大量补充到门客阶层之中。

（四）门客、门生与部曲的比较

两汉时期，与门客阶层共存的依附性质的人口人数诸多。容易与门客阶层发生混淆的是门生和部曲阶层。门生、部曲和门客之间虽然在出身阶层、为主人效力以及生存环境各个方面都有重叠，尤其都是具有依附性质的人口，身份地位趋向卑微，实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门生，伴随着汉代私学的兴起而产生。构成门生的社会阶层比较广泛，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平民百姓都可位列其中。西汉时期，业师和门生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通常门生可以自由选择转换门庭。东汉时期，门生对业师有收葬、守丧、复仇、诉讼等涉及生活中诸多方面的义务。业师可以举荐自己的门生进仕。师生关系趋向紧密，依附性质增强。这里所述的门生和从事政治活动的门客还是存在差异。

部曲，在西汉时期本指军队中编制的名称。西汉时期，门客和部曲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很容易辨析。时至东汉时期部曲已经演变为军队的代称，更甚至与军事相关的组织或者成员也都被称之为部曲，尤其指代东汉豪族庄园内部的私人武装。实际上，东汉时期门客阶层与部曲确有交叉，而这种交叉只是暂时性的。时遇战乱，豪门大族之下的门客，经过组织训练就成为部曲。豪族庄园内的门客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乱时投身部曲行列的情形已经常见。门客和部曲之间凭借是否从事军事活动得以鲜明区分。

门客与门生、部曲之间偶有交叉却各自独立的现象说明：东汉时期，门客阶层内部存在着频繁的变动，也正是门客阶层通过不断演进最终固化的关键时期。

门客在两汉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阶层。两汉时期，门客阶层内部形态是极为复杂的：门客阶层内部不同类型的门客因时代的发展而随之呈现出各自独有的变化形态。各个类型门客之间从事各个领域的相关活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交替占据门客阶层内部主导位置：自西汉建立至东汉末年，从事农业生产的门客逐渐取代为主人政治利益奔走的门客阶层而占据主导地位。门客阶层身份地位逐渐下降，对主人依附性增强，日渐卑微化是其主要发展方向。门客阶层在两汉时期经历了复杂多样的演进；东汉末年，门客身份得以最终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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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刚.秦汉时期客阶层研究[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4〕马良宽.汉代士人与社会研究[J].社会科学，1994，（2）.

篇5：两汉部分笔记

学习笔记

一、《毛诗序》

1、《毛诗序》的的中心思想、理论依据和文艺观点是什么？

答：“毛诗”二字，是汉人的称呼，在汉代流传的有齐、鲁、韩三家的诗说，是立于官学的，赵人毛苌传的《诗》，在每首诗题下面都有序。本文是诗之大序。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文章开头提出《关雎》一诗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服务于统治者对“乡人”与“邦国”的教化和统治。

接着，作者用儒家的诗歌理论来作为论据：“是故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紧接着，他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影响，是为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而“大雅”“小雅”之分也是由于政有大小之分。至于“颂”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总之，他肯定了诗歌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把文艺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明变风、变雅的产生，人民讽刺上政，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重视客观现实生活能影响文艺的进步观点。

2、《毛诗序》的）诗“六义”说答：《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本来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表现方法，《毛诗大序》赋予“六义”的新说法。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风，指诗有教化臣民，并有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的作用；赋，指铺叙直说的写作方法；比，是比喻；兴，起的意思，“先言他物一引起所咏之辞也”，有一种“感发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是赞美神明的歌舞曲。它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中个别表现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六义”说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大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

3、《毛诗序》的“情志统一”说

答：“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4、《毛诗大序》的 “讽谏”说

答：“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序》提出了 “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5、《毛诗大序》的 “变风”、“变雅”说

答：“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均为“变风”（但认为《豳风》是西周初年周公 旦避流言时的作品，其余“变风”是西周衰落时期的作品）。将《小雅》中的《鹿鸣》至《菁菁着莪》16篇、《大雅》中的《文王》至《卷阿》18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是“变雅”，是西周中衰后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谈的文学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答：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文从文学思想角度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历史著作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第二、历史应该从政治观点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发愤著书”的观点。（省略：连接下面一题）

7、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

答：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和正直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内心郁结着愤懑的感情，这种感情抒发出来，表现为文字，就成了天地间的至文。《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就都是这种至文。“发愤著书”是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进步观点，唐韩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宋欧阳修的诗“穷者而后工”都是对这种进步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8、谈谈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实录’精神和它的影响。

答：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最早肯定司马迁的“实录” 精神的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赞》。“实录”就是真实客观地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不夸张，不隐瞒。《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他的“实录”精神，作者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但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他的残忍和好大喜功以及求仙访道、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是既写了刘邦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实录”不仅是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的创作原则，也是文学创作的原则，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说是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杜甫的诗歌被成为“诗史”就是一例。而后世许多文论家也经常以“实录”来批评文学作品，使之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原则。

9、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文学的真实性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答：“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 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司马迁文论选录”）

三、王充《论衡.艺增》

10、王充的文学理论思想是什么？

答：王充，字仲任，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主要是在哲学上阐述他的进步主张。王充生活的时代，谶纬迷信之学盛行，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针对这种虚伪浮华、因循抄袭的现象，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对“虚妄”的文风进行全面的批判。王充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里系统地对历史上流传的书籍和“传1

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了人们喜好“言事增其实”的“虚妄之传”是一种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他强调书写和评论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增损”。在这些篇章中，表现了王充敢于反对虚妄，蔑视不良倾向的进步观点。他在反对虚妄地夸大事实的同时，对“经艺”上的增语，并未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在《艺增》中明确的指出“经艺之增”和“百传之语”的夸大事实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经书上描写的事务，“增过其实”，是“皆有事为”，即事出有因。他已经初步觉察到文学作品应用夸张的语言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褒善和警恶的社会目的。说明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并且开始探索关于艺术夸张的创作规律问题，这对后来的文学理论家起了良好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他还不完全清楚文学的特点，以至于他在本文中详细的考察“鹤鸣”能否“闻于天”，武王伐纣，血能否漂杵等问题，用自然科学的真实去要求艺术的真实。认为文学作品是“增之也”，这说明他不完全了解文学作品的规律和特点。另外，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除了它思想上的矛盾以外，还在于他对“文”的概念的了解比较含混，分不清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界限。但他肯定“经语之增”，实际上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这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不失为重要贡献。

11、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增”，它有两层含义是什么？

答：一是妄增，即是说假话；二是妥增，则是在不悖事理的前提下，对语言表达来一点夸大其辞的修饰，对事情描摹得更鲜明。这种“增”就很像文学创作中的 夸张 手法。

12、什么是王充“为世用” 主张？

答：“ 为世用”是汉代思想家王充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语出《论衡·自纪》：“为世用者，百篇无害；无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用者为上，少者为下。”这包话不仅给写作提出一个要求，而且回答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所以，在他看来，凡是对社会有用的文章，多多益善，无补于社会的则不应该去写。王充认为，“为世用”是古代一切优秀作家所坚持的原则。孔子、孟子、韩非子、陆贾、桓谭等人的著作都是为了社会需要才写的，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尽管他对这些历史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切合实际，但他强调的“因因”而作的思想却是值得肯定的。王充“为世用”的文艺主张，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的“谶讳”神学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这一进步的文艺思想不仅在当时起了推陷廓清的作用，同时对后世文艺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提出：文学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然后才能为世所用；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王安石声称“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顾炎武提出的“文须有益天下”，以及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艺主张，莫不是王充“为世用”主张的发扬光大。

13、什么是王充 “劝善惩恶”？

答：王充还很重视文章“劝善惩恶”的作用，认为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作用于社会：一是“疾虚妄”，即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敢于进行分析和批判；二是“求实诚”，即纠正当时人们因盲目崇古而摸拟因袭的“虚妄”毛病。使人心归于实诚。对于“为世用”的文艺主张，王充不仅积极提倡，而且还把它当作自己写作的准则，如《论衡》一书，他自己就认为全部是“疾虚妄”之为(《论衡·佚文》)．此外，王充还把“为世用”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他极力推崇西汉桓谭的《新论》，就因为这部书“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

四、班固《两都赋》

14、简述班固《两都赋序》的主要内容

答：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索汉赋发展的源流，着重介绍西汉武、宣之世辞赋创作的盛况并分析其原因，论述汉赋所表现的内容及文学价值。班固指出汉赋源自于古诗；汉赋的内容：

一是抒下情，通讽喻；一是宣上德，尽忠孝。班固赞扬了“大汉之文章”能“炳焉与三代同风”，在同艺术上肯定其价值。

文章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汉赋在政治上的意义，强调要恢复和发展西汉辞赋的传统，并说明自己创作《两都赋》的缘由。班固的赋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什么是赋？ “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认为赋是诗的后续，是另一种形式的诗。第二、汉赋产生和盛行并不是在“大汉初定，目不暇给”的时代，而是在“崇礼官考文章”的武、宣之世。从而指出了汉赋“雍容揄扬”的特点。第三、班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说明了汉赋的价值。从内容说，赋即可“抒下情而通讽喻”，也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从形式说，汉赋的文章，彪炳于世，是不可或少的。第四、扬雄少而好赋，老而辍不复为，对辞赋持基本否定态度。如果仅从讽喻立论，或依据扬雄在特定时代的某些感受，从而全盘否定汉赋的价值和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影响，那是不公平的。

五、王逸《楚辞章句序》

15、王逸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

答：王逸，字叔师，东汉有名作家。《楚辞章句》是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楚辞》，西汉刘安和司马迁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但东汉班固却持反对态度。《楚辞章句序》继承刘安的观点，比《离骚》为《国风》、《小雅》，肯定“怨主刺上”为诗歌的正统。

篇6：两汉时期的神童现象

一、两汉时期神童的特点

所谓神童, 就是指智力发展水平大大地超过同年龄的孩子或具有某方面特殊才能的儿童。即智慧和才能超群。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超常儿童。先秦已有关于智慧出众儿童事迹的记载, 如《周书》载:“周灵王太子晋, 八岁辩服师旷。”而甘罗十二任秦上卿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但那时尚无神童之称谓。神童称谓的出现是在汉代。《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关于汉代辞赋家扬雄的赞颂之词中, 提到他的儿子:“雄子神童乌, 七岁预雄《玄》文。年九岁而卒。”是说扬雄之子扬信, 字子乌, 七岁时即对扬雄著《太玄》提供了许多帮助。扬信可说是文献记载中最早被称作神童者。除神童的称呼, 还出现了“圣童”、“奇童”等称谓。如《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载:“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 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二受业长安, 志美行厉, 诸儒生送其号‘圣童’。杜安十三入太学, 号‘奇童’。”

汉代出类拔萃的神童, 绝非个例, 而是多有其人。通过梳理相关材料, 可以看出他们具有如下之共同特点。

第一, 记忆力强。汉代的神童均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们有的记忆快速, 过目成诵。如贾逵, 五岁尚不会说话, 其姐每听到邻家有读书声, 便抱着贾逵隔着篱笆去听。贾逵都默记了下来, 后来一能说话, 便背诵如流。王嘉《拾遗记》载:贾逵“至年十岁, 乃暗诵《六经》。”刘昭《幼童传》说:“乐安任嘏者, 十二就师, 学不再问, 一年通三经。乡人歌曰:‘蒋氏翁, 任氏童。’言蒋氏之门老而方笃, 任家之学幼而多慧。”有的记忆准确, 一字不差。如赵瑜《儿世说》载:王粲“十四读道边碑, 背诵不失一字”。

第二, 反应敏捷。思维敏捷, 反应迅速, 是汉代神童的一个重要特点。《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幼有异才”。十岁时, 随父至京师洛阳。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名气很大, 除当世名人及亲戚外, 他一概不见。孔融来到李府, 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府的亲戚。”得入。见面后, 李膺便问他:“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孔融回答说:“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 而相师友, 则融与君累世通家。”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 使李膺及在座宾客大为惊奇。后来太中大夫陈韪到了, 有人对其讲了刚发生的事, 陈韪说:“夫人小而聪了, 大未必奇。”孔融在遭到别人贬低时, 迅速地作出了反应, 他应声曰:“观君所言, 将不早惠乎?”一句话驳得陈韪张口结舌, 尴尬异常, 孔融才思之敏捷, 令人称奇。《后汉书·黄琬传》记载:黄琬, “早而辩慧”, 祖父黄琼做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发生日食。黄琼把他知道的情况禀告了朝廷。“太后诏问所食多少。”黄琼不知如何回答。黄婉当时7岁, 在旁边告诉祖父说:“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黄琼恍然大悟, 立刻用他的话禀告太后, 受到太后的赞扬。

第三, 求知欲强。汉代的神童对学习具有浓厚的兴趣, 求知欲极强。《后汉书·李固传》记载:李固“少好学, 常步行寻师, 不远千里。”因此而上知天文, 下晓地理, 博古通今。据《西京杂记》记载:匡衡年少时即勤奋好学, 但家中无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 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邻家的光亮来读书。同乡有个大户人家收藏着很多书, 匡衡就去他家做雇工, 但不要报酬。主人甚感奇怪, 问其原因, 他说:“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听了, 大为感叹, “资给以书, 遂成大学。”

第四, 品德高尚。汉代由于儒家思想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因而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为广大社会成员认同, 能否孝父母、敬兄长已成为人们衡量神童的重要标准。这一时期的神童普遍能敦行孝悌。《后汉书·黄香传》载:黄香九岁时母亲离世, 黄香对其异常思念, 整日十分憔悴, “乡人称其至孝”。黄家家境贫寒, 黄香辛勤工作, “尽心奉养”父亲。夏天酷热时, 黄香用扇扇凉父亲的枕席;冬天寒冷时, 黄香便以身体的温度暖和被席。后即以“黄香扇枕”为克尽孝道之典。据《孔融家传》记载, 孔融兄弟七人, 他排行第六。在他四岁时, 每次兄弟们一起分梨吃, 哥哥们均抢拿大的, 他却总拣小的。问其缘故, 他答曰:“我小儿, 法当取小者。”这种礼让的精神, 受到人们夸赞。

二、两汉时期神童现象出现的原因

汉代涌现出了一些智能超常的儿童,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个人的勤奋努力。汉代的神童有着特殊的遗传素质, 这种特殊的遗传素质为他们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要把这种天赋开发出来, 离不开个人的勤奋攻读, 刻苦钻研。汉代的神童凡有所成就者, 均具有勤奋、刻苦的优良品质。

第二, 家庭教育的熏陶。汉代的统治者对教育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 因而他们能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时上至帝王将相、官僚士大夫, 下到平民百姓之家, 均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子孙智力超常时, 就会对其进行精心的培养, 为他们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 以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和早日成才。《后汉书·荀淑传》载:荀淑“少有高行, 博学而不好章句。”曾在地方为官, 颇有政声, 被人称为“神君”。荀淑有8个儿子, 对他们荀淑能严格训导, 使其均成为了德才兼备之人, 时人誉之为“八龙”。其第六子荀爽, 字慈明, “幼而好学, 年十二, 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 曰:‘可为人师。’”他的家乡有“荀氏八龙, 慈明无双”的说法。《后汉书·郑兴传》载: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 遂积精深思, 通达其旨, 同学者皆师之。”他对儿子郑众进行经学教育, 效果很好。郑众“年十二, 从父受《左氏春秋》, 精力于学, 明《三统历》, 作《春秋难记条例》, 兼通《易》、《诗》, 知名于世。”

第三, 政府的激励机制。汉代政府对智能超常、出类拔萃的儿童给予特别的关注。不仅选拔他们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太学进行深造学习, 如任延、张堪年十二入太学, 杜安十三入太学, 这些少年太学生成为当时太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在选举制度中, 设立专门的科目, 为他们敞开仕进大门。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建国之初, 萧何制定律令时就对学童的考试作了规定:“太史试学童, 能讽书九千字以上, 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 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是着重测试童子的记忆能力和字体书写能力。东汉时更加重视对早慧儿童的选拔。顺帝时尚书令左雄积极改革选举制度, 据《续汉书》载:“左雄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 使公卿子弟为诸生, 有志操者, 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 各能通经, 雄并奏童子郎。”《文献通考·卷35》云:“汉法孝亷试经者拜为郎, 年青才俊者拜童子郎。”童子郎是为年少通晓经典者专门设立的选举科目。它的设立为广大从小研习儒家经典者指明了从仕方向, 极大激发了他们读书从仕的热情。

三、两汉时期神童的作用

两汉时期的神童通过个人的刻苦努力、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影响, 均健康成才,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 在文化上的贡献。汉代的神童多博览群书, 颇富知识、学问, 他们凭借于渊博的知识, 著书立说, 在文化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幼时即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 加之其聪明好学, “年九岁, 能属文诵诗赋。及长, 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 无不穷究。”他继承父亲的遗志, 潜心20年, 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成为了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太平御览》卷839引《郑玄别传》说:“玄年十六, 号曰‘神童’。”郑玄在外游学近20余年, 遍访名师大儒, 精通今古文经学, 以及天文、律历、算学、图谶等, 成为当时学问最为渊博的学者。他遍注群经, 糅合各家学说之精华, 最终在学术界打破了宗派门户的界限, 实现了今古文各家的融合。郑学也就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这在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 政治上的贡献。汉代的神童几乎都担任过一定的行政职务, 但无论是在中央为官, 亦或是在地方上任职, 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的成绩。《后汉书·任延传》载:任延十二岁到长安太学读书, 因聪明博学闻名, 被誉为“任圣童”。他曾任九真太守, 当地不知牛耕, 农业生产落后, 他“乃令铸作田器, 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 百姓充给。”当地嫁娶没有礼法, 他主持制定了相关的礼法条例, 受到了百姓的欢迎, 生子者多以“任”为名。《后汉书·杨震传》载:“震少好学, 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 明经博览, 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出仕二十多年, 先后担任过刺史、太守、太常、司徒、太尉等职。为官期间, 刚正不阿, 为政清廉, 从不谋取私利。多次上书直言规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注意唯才是举, 选贤任能。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汉代的神童是当时未成年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虽然具有超常的智力, 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既离不开他们的勤奋努力, 也得益于适时、恰当的教育训练, 亦与社会确立的激励机制有关。

参考文献

[1]王子今.两汉童蒙教育[J].史学集刊, 2007年 (3) .

[2]陈汉才.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