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解读三大战役

王树增解读三大战役（共7篇）

篇1：王树增解读三大战役

以“亮剑”的精神，打一场围绕企业解困的淮海战役

——王树增解读淮海战役观后感

今天，在公司组织的周三学习中，我们重温了这段光辉历史——淮海战役，我深感此次学习，对于发扬革命传统，对今后做好各项工作，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是国民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淮海战役是共产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战役的胜利对于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一胜利的取得是极其不易的。

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并不占优势。国民党军兵力雄厚，装备精良，并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和近两百架飞机。华东、中原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慨，坚韧不拔的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66个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战役的伟大胜利，成为战略决战以少胜多的范例。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不管是担任主攻任务或执行阻援任务的部队，都勇挑重担，为了全局承受巨大牺牲，而毫无怨言。整个战役，两大野战军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识大体，顾大局，同心协力，主动配合，互相支援，积极完成作战任务，充分发挥了整体作战威力。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在淮海战役中人们解放军士气高昂，排除一切困难，完成作战任

务。追歼逃亡的国民党军时，发扬不顾疲劳、不怕伤亡、忍饥耐寒、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一夜急行军百余里。阻击国民党援军时，发扬人在阵地在的英勇气概，击退数倍国民党军。攻击国民党军守军时，发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敢打硬仗。整个战役，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评选出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

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党政军民共同谱写的淮海战役胜利的光辉篇章，展现了人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宏伟场面，生动体现了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有力证明了人民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源泉。

我们学习淮海战役，就是要学习和坚持淮海战役中广大军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全局观念，坚决维护和自觉服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淮海战役中广大军民一往无前、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那样一股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素有破除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让我们在集团公司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以“亮剑”的精神，打一场围绕企业解困的淮海战役，努力开创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篇2：王树增解读三大战役

与此相反，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军队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回忆说：“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当了俘虏，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行人如织，家家有人，户户炊烟，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一辆辆大车经过，有的车上装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围着一个锅台烧饭，同槽喂牲口，除了便衣与军装不同，分不出军民的界限。”

淮海战役的胜利充分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谁就能取得胜利，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今天，我们党所处的情况和面临的任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已经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正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我们应该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作为执政党，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却也是脱离群众。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在的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薄，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党群、干群关系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为执政党，我们党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就必须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篇3：解读三大政策

……

三大政策介绍

家电下乡:

从2009年2月1日起, 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可享受13%的补贴。补贴的家电产品包括彩电、冰箱 (含冰柜) 、手机、洗衣机、热水器、空调、电脑、微波炉、电磁炉等九大类产品。产品的具体型号和价格都由国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在一个补贴周期里 (周期为4年) , 每户可以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家电产品每类2件。

数据显示, 截至5月31日, 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量逼近1 000万台大关, 达到986.64万台;销售额则达到152.97亿元。其中, 5月份“家电下乡”产品销量较4月份环比增长26.34%, 达到221.83万台;平均单价上浮195.63元, 达到1 771.41元, 推动销售额环比增长率高达42.02%, 创下39.47亿元单月销售新高。

5月份各地区“家电下乡”进展方面, 四川省、河南省、山东省、湖南省、河北省分别以24.2万台/4.11亿元、23.74万台/3.95亿元、21.56万台/3.85亿元、18万台/3.16亿元、12.98万台/2.45亿元位列当月第1位到第5位;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则分别以2.32亿元、2.27亿元、2.11亿元、2.02亿元、1.48亿元的“家电下乡”产品位列当月销售额第6位到第10位。西藏自治区则在5月份打破了“家电下乡”零销售的记录, 开启了“家电下乡”的高原之旅。

以旧换新:

2009年5月1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鼓励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措施, 补贴政策如下: (1)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福州、长沙, 开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5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试点; (2) 对交售补贴范围内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的消费者, 原则上按新家电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 分品种确定最高补贴额度;对回收补贴范围内旧家电并送到拆解处理企业的运输费用, 给予定额补贴; (3) 2009年安排20亿元资金用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惠民工程:

篇4：王树增 以“硬骨头”精神写作

这位一身戎装的获奖者，就是著名军旅作家、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王树增。在他心中，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社会前进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永远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楷模，而王树增也凭借《远东朝鲜战争》和《长征》两次获得“鲁奖”。鲁迅精神的辉光一路播撒，映照着王树增直到今天。

光阴如水又是一个金秋。此刻王树增刚刚完成“革命史系列”最后一部著作《抗日战争》初稿160万字，轻轻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符的他，终于感觉到些许放松。略带凉意的傍晚，记者在北京采访王树增。在灯光摇曳、人声轻语的星巴克咖啡厅里，听他讲述心中的好书、写作和做人。

两获“鲁奖” 好书使人有所得

历史沉浮，浩然向前。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十几年来，他以非虚构写作方法，陆续推出“近代史系列”和“革命史系列”著作，目前已出版五部，共计数百万字。2001年，“革命史系列”《远东朝鲜战争》荣获第二届“鲁奖”报告文学奖。六年后，同一系列作品《长征》再得第四届“鲁奖”报告文学奖。第四届“鲁奖”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王树增的《长征》，从宏观和历史的视角，真实地报告了长征这一伟大的革命壮举。”而回溯写作初衷，王树增则平静讲道：“我将长征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竭力提取的是长征这一伟大行动所蕴涵和映射出的那一群人的不灭信念、坚定追求和永恒理想。”

独特的历史观造就别具一格的作品，《长征》同样如此。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是人们心中对长征的普遍认知，而在王树增笔下，这些通常意义上的“重点”内容在67万字的叙述里仅占不足两万字的篇幅。他将笔墨着重落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普通人上。在王树增眼里，长征不仅是身体上对困难的克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挑战。力求真实的表现历史，而且作者用心梳理着历史，在揭秘历史真实的同时，发掘极端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并阐述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的意义，而这种精神更深刻存在于队伍中每一个老少士兵甚至没有名字的战士身上。

“长征红军中那么多人，我找到的不及千分之一。有一些根本就是穷苦孩子，没有名字，只是跟着队伍走，有些在战役中负伤就留在当地生活。当我找到他们时，其实他们很平静，你必须打开他们心中的锁。我有办法，我是军人，我穿着军装。他们对一身军装的人有格外的感情。而且每次我推开老兵的房门前，都尽最大可能打听到当年长征时他的连长是谁。连长差不多是长征过程中他们接触到的最大职级的人，在征途上，连长就像他们的父兄、大哥一样，几十年后提起来仍旧让他们眼泪汪汪动容不已。如果你能在他面前准确地说出他连长的名字、后来的去向或牺牲后掩埋的地方，能讲出他们的队伍走过哪些地方、打过怎样的战役，他就会觉得眼前这个穿军装的更不一样，是真心想和他对话的。”情感的闸门一旦被打开，王树增和老兵便会双双被带回那段血雨腥风而又鲜活生动的岁月中，记忆是相互弥补的，王树增时常会根据自己查询的资料帮助老战士纠正他们的记忆偏差，但他仍旧一遍遍不辞辛苦地寻访、探望那些似乎被遗忘在历史深处的人们。

“我为什么还要采访他？我要知道他那颗心，这是猜不来的。他们给我很多教益，虽然我在书中不会明写，但认真的读者能够读出文字背后的感情。作为后辈，我对前辈始终充满敬意。如果没有他们的长征，哪有我们的今天，这不是套话，是真理。我们把长征这个历史事件，放在整个大历史的脉络当中，来吸取一点儿精神营养，来滋养一下自己的心灵，就足够了。我老想，能不能在这些走过那条路的普通士兵身上，挖取一点能够滋养我们今天心灵的东西，使我们更坚强、更快乐，或更自信。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言放弃。往小了说是自己有这样一种阅读的收获，扩大到民族前途，是一种民族的自信心。”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写作《长征》的初衷很简单，是对当代世风心有忧虑，对民族未来感到忧患。原始动力就是这个。写长征史不需要我，长征与其说是一段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精神史。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事件，规模不算大，但为何至今受到各方关注，我想更多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揭示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绝地逢生、背水一战、誓死不屈，最终取得胜利。这一人类伟大传奇的精神内涵实际上远远超出长征在军事、政治意义上的范畴。长征精神已经升华到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都能给世人启迪，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出版8年之久，至今畅销。”

据王树增统计，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红二十五方面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当时红军领导阶层平均也不到30岁。在队伍里有大量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在长征中，红军大概每公里就倒下三四个人，但战士们的情绪是乐观的，人们能听到战士们快乐的歌声。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万多人，走草地时出现分裂，走出腊子口剩下也就不足1万人，恰恰是在这1万人的引领下，数十年后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这体现了中国红军从指挥精英到士兵上上下下对生活的自信，恰恰是我们当代人缺乏的。”

这样的细节让王树增经常忍不住做一番比较，“然而现在的青年人，在遇到困难时，时常显得脆弱，缺少精神上的支柱。实际上《长征》是励志书。当代青年生活、精神压力也很大，如果一个有正直精神的年轻人，急切找寻一种精神支撑力量，我在此提供一种选择，读一读《长征》，把这种精神读懂。我非常欣慰很多年轻人读《长征》和‘革命史系列’的其他几本书。”

王树增并不希望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让今天的年轻人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万般磨难，当代青年人要学的是一种面对生活挫折百折不挠，永远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当代青年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解读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把自己经历的悲伤的或者欢乐的往事当作珍宝一样捧在手里，把它作为照耀民族未来前进的一盏灯。我们的青年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好书让读者有所得。每次逛书店时我都很害怕，常问自己：有什么理由再给书店增加一本书？我要求自己，没有为书店增加书的理由就不写，否则无非是在制造垃圾。我的才华、精力都有限，但我想读者能在我的著作中获取哪怕一点点，我也没有辜负读者的期待，恐怕这就是写作精神。”

呕心沥血 坚守非虚构文学

海风轻拂、风光宜人，距离韩国仁川前海一公里左右的月尾岛如今已是游人喜爱的游览休闲之地，王树增曾登临这尾小岛，感受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战争的弥漫硝烟；偏僻寂寞、旅途艰辛，王树增曾深入四川的中甸、金沙江畔的石鼓渡口，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觅那趟二万五千里征途的人事风物……“月尾岛是当年美国最高军事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登陆之地，是朝鲜战争转折点，我要写朝鲜战争就必须登上去实地感受；长征我虽然没有完整地走过，但是我走的里程恐怕不止一个长征，相关地点我都得去，要爬山涉水看一看，不仅看，还找相关人采访询问。非虚构类作品必须采访勘察，否则没法写。”

作为两届“鲁奖”获得者，王树增10余年来将非虚构类文学引入读者视野。其实早在他第一部非虚构战争史作品《1901年》发行时，出版社就无法定义它，它不像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纪实文学，最后只好称之为“长篇历史随笔”，王树增笑笑说道：“哪有那么厚的随笔？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西方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而不是本土所谓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那种‘剪刀加浆糊’的‘报告文学’是不行的。”

多年来，王树增一直坚守于此，并旗帜鲜明地表述自己的主张：“非虚构类作品至少有两个特质，第一，它是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真实，不允许虚构。这就要求我的写作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人物，哪怕这个人物在我书中只占一行字，也必须要有史料出处和历史档案支撑。因此我的书中对话不多，偶尔出现对话，都能查出相应的历史资料，而且它不是我采访来的，就是当事人本人白纸黑字的回忆录。第二个特质，非虚构类作品必须是文学。它和军事专家写的战史不一样，它一定是文学的表述。文学的表述包括三层意思，第一点想法，我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必须关注人和人的命运，这个是文学基本的东西，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第二层意思，必须有作家鲜明的、带个性的对历史的解读，绝不能人云亦云。你的解读越独特、越带个人色彩，作品越成功。第三个特质，它必须是美文，是文学性的叙述。”

从“革命史系列”首部作品《远东朝鲜战争》开始，王树增就树立“绝无虚构”的写作标准，他认为，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有特殊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实性，是对历史事件的实事求是地描写，而为达到真实，作者写起来非常辛苦，他对此深有体会。

“我写《远东朝鲜战争》那时候，书商满大街都是，想省事地弄这个题材的话，剪刀加糨糊，三个月就能拼凑出来。但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只要写好了就有读者，写不好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在广州工作，宿舍外面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夜里霓虹灯一直亮着，我24小时地拉着窗帘。当时社会确实是比较浮躁，人们心中万般欲念什么都有，在这种环境中之下硬坐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年，还是需要定力的。”

《长征》还是沿用《远东朝鲜战争》线性的叙述解构，但在选材上依然困难重重，“长征这个过程完整写下来，几百万字也写不完。”为写《长征》，王树增翻阅数千万字资料，积累二百多万字笔记，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对于写作的艰辛，他坦诚相告，《长征》写到最后，“有时就忘了是星期几是早上还是晚上，有时疲劳到极致，甚至有时脑子一片空白”，“很艰苦，确实是用心在写。”

既已往之，不辞辛苦。王树增走遍各地寻访战场旧址、亲历者，进入档案馆翻阅难以计数的日记、电报、报纸。他一边走访，一边记录，每本书动笔之前，都会先形成以百万字计的笔记。董存瑞的故事在《解放战争》中只叙述几百字，然而王树增为此进行了一个月的走访。对他而言，诸如此类的情形已是家常便饭。每一部书从着手准备到创作出版，都要耗掉他五年以上的精力。在他看来，非虚构类作品吸引读者的很大魅力是信息量，这些信息量是不掺杂水分的史实内容，具有力量。“我想读者能够从中获取点什么东西，与此有关。我不允许自己作品里出现‘心里想’这样的句式，因为‘想’是没有史料支撑的，如果我非要写一个人的思想，一定得查阅到他本人的日记，辅以旁人介绍或者史料印证。如此，我才敢进一步揣摩，但写起来也胆战心惊，毕竟我不知道自己判断是否准确。在国际文学界，非虚构类文学出现很多经典作品，但在当下中国不够繁荣，作品也不多。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这类优秀的作品产出慢，不符合现在人们速战速决、迫切看到成果的理念。”

鲁迅精神 责任感激励前行

“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社会前进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永远是我人生之路上的楷模。我一直得到优秀文学作品给予的精神恩惠，今天在继续享受这种恩惠的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继承鲁迅精神，对读者和社会有所奉献。”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王树增言辞恳切地发表这番获奖感言。

“这段获奖词直到今天仍是我的心声。”星巴克里的灯光柔和挥洒，王树增眼神中却透着对前辈的敬虔之意。略一思考，他继续说道：“精神的滋养是前辈给的，我们都在受前辈的恩泽，从这点上讲我对当代中国否定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的思潮感到忧虑，因为精神是割不断的，这种传承令我至今受惠。由此我在获奖词中想表达读书对人的重要性，熟读经典终身受用。这种受用并非今天读经典明天就以此赚钱，而是通过经典改变人生的态度、人格和道德观念。你会比别人更豁达、宽容、坚强，也更幸福。我所说的‘责任’，是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必须奉献好作品，对书的评判标准永远是读者，作家必须赢得读者的尊重，我想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好作家对于我来说是永远追求的彼岸。”

两次获得“鲁奖”，王树增都不清楚评选的过程。“不知现在‘鲁奖’评选流程怎样，当时评奖过程我都不了解，直到最后公布名单我才知道。记得第四届评奖后有评委给我打电话，大家是同行，彼此都认识，所以他在电话中开玩笑说：‘你这得奖的，还要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哈哈一笑，我想这种评奖状态是正常的。”

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王树增，受鲁迅影响颇深。“文革”期间无书可读，鲁迅杂文是他唯一的精神滋养。“现在社会对鲁迅评价各种各样，我想对人物的评论众口一词反而不对，只要不是谩骂，有争论才是正常的。但不论对鲁迅如何看待，‘硬骨头’精神是我对鲁迅肃然起敬的重要原因。我写近代史，在我看来至少从清代以来，我们民族就柔韧性有余，刚烈性不足。”

带着这种敬仰之心，当第四届“鲁奖”评委会问王树增是否到绍兴参加颁奖仪式时，王树增毫不犹豫地说：“去。绍兴我不知去过多少次，有机会我还去。”

不久前，王树增新著《抗日战争》初稿写完。这是他“革命史系列”最后、也是在他看来难度最大的一部。“撰写《抗日战争》首先史料浩瀚，非虚构类作品需要史料支撑，抗日战争涉及国内国际，对史料依赖强，收集和积累是很漫长的过程。为此我去过台湾、日本等地，已经准备十几年，写作历时三年。而且，对于这场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我们有责任全面认知，这场战争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全民族的财富。但认知的缺陷带来写作上的难度，虽然已经最大可能占有、解读资料，但我归根结底还是作家，写的是文学，文学与战史军史最大的区别是，作家要提供给读者独特的认知。这对我是巨大的考验，常常要动笔，又轻轻放下。”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这又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之旅，王树增却乐在其中，不知疲倦行在路上。

篇5：王树增长征读后感

伟大的长征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胸怀目标、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心系群众、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撼人心灵、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历史神韵。

在全民族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增强朝着远大理想不懈追求的坚韧力，有利于增强朝着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朝着美好前景开拓新路的创造力，有利于增强面向世界赢得发展优势的竞争力。

王树增的《长征》反映出人类无论处在怎样的险境、绝地之中，只要有理想作为支撑，有信念作为牵引，就能产生一种精神，一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有了她，就不仅可以在枪林弹雨、大河绝壁、雪山草地中顽强生存，而且还能英勇战斗并且突出重围，赢得胜利，追求光明，走向辉煌，创造史诗。我们营销人最需要的就是这股信念。

现电器零售行业单店经营现状，最好是结合电器三级市场现状来看，中小电器零售商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挤占，直至新兴的渠道模式占领市场，旧的渠道模式退出市场。伴随着一级市场的饱和，企业也开始向二三级的城镇渗透。而作为传统经营模式的单店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分散，不但成本高，售后服务也不够完善。

篇6：王树增德育先进事迹

定安县龙塘中学 王树增

王树增，2008年毕业于通化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于2011年通过特岗教师招聘考试考核，2011年进入定安县龙塘中学，从事数学教学、班主任工作。现将本人参加工作以来的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本人工作7年来，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认真学习党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时刻以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履行其职责，管理科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绩显著，育人贡献突出，先后获得“省级根本学习先进个人”、“校优秀班主任”。

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扎根于农村学校

教育是一份良心工作，没有奉献，就没有学校的发展与壮大。本人自2011年进入定安县龙塘中学以来，为了学校的发展壮大，服从学校安排，任劳任怨，积极工作，教学能力与班级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自2011年进入定安县龙塘中学以来，一直担任班主任和数学教师，一直努力并坚持站好三尺讲台。

二、热爱学生，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课堂的真谛是唤醒学生的灵魂。本人始终注重全面施教，真心地爱每一个学生，全面倾注心血，追求全面收获。作为班主任，以“勤”带动学生，以“爱”感染学生，以“活”引导学生，注重潜移默化，深入细致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把“理解、信任、关心、身教”作为班主任工作的座佑铭，创设出一种和谐的教育氛围，使学生在纪律、学习、劳动、卫生、体育等各方面都能有条不紊的完成。

在我做班主任的几年里，我深知对于我们班主任来说没有省心的时候。无论什么事都得我们班主任管，诸如早读，早操，课前，课间，晚修，放假，返校，学生生病，学生请假，迟到，旷课，着装，各种安全教育，学生违纪等等小小的事，都要一点一点地教学生。据统计我们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家长一方外出打工，也就是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也超过四分之一。所以说，作为班主任必须要有耐心，要有爱心，更要有责任心。我一直严于律己为学生做榜样。

每个学生的心中都有一个衡量班主任的标尺，有时甚至学生就是班主任的一

面镜子。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班来说，不是班主任做到学生就能做到。我有个习惯就是守时，虽然我没有办法教会我的每个学生都守时，但是在我做班主任的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自己做到守时，每天早上晚上上课铃一响我就准时站在班级门口。第一时间看有哪些人迟到，那些人旷课每天来到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教室的，走廊的，厕所的这样的班级常规，也是我们每个班主任都在做的事情。

三、刻苦钻研业务、孜孜不倦地探索，提高教学质量

秉着“悍卒者，知胜而不骄，遇败而不乱，闻战即忘死，遇强则愈强，陷绝地而不惊，知必死而不辱！”的精神，我有着一股不管做什么都要追求做好的拼劲。我热爱学习，喜欢阅读，有志成为一名有创新能力的教师，而不喜欢死教书，教死书。常常把课本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让学生知道学习数学是有用的，生活是离不开数学的。校长提倡我们，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处处都是德育工作场所。为此，我通过课堂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让学生体会生活的不容易了，父母的辛苦。使学生在学校不只读书，还学会感恩。

四、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的德育事迹如下：

1、通过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利用自己这么多年在网上和身边经历过的实例跟学生进行经验介绍。

防火安全教育，这里面就包括电起火，煤气起火，自然现象，在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高层建筑起火。等该如何施救和自救。

防溺水安全教育，告诉学生溺水的原因，如被有毒的生物叮咬，被暗流吸进去，在不知情的地段游泳，体力不支浮不起来等都是可能溺水的原因，告诉他们一旦溺水可能造成的后果，对家庭带来的危害。以及自救的方法。

食品安全教育，带学生走进315行动，观看视频，让学生侧身触底的去感受一些黑作坊的恶略行为，让学生知道三无产品是不能购买的，对影响身体健康的零食说不。

禁毒安全教育，根据县禁毒宣传课，让学生明白毒品对人的危害，对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以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通过食品让学生感受毒品的危害。

交通安全教育，根据身边的事和自己经历或听过的一些事情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让学生了解并遵守交通规则，按规定使用交通工具。如何预防交通事

故的发生，在自己严格遵守的前提下，还要注意随时可能存在的意外。交通意外对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后果都是不敢想象的。

防雷安全教育，根据网上查阅的资料和自己学习的知识，交给学生如何防雷，在下雨天应该注意那些事情，比如不要在大树下面躲雨，不要在雷雨天里使用手机，雷暴天气都应该注意那些事情，什么样的情况要特别注意雷电。

防台安全教育，台风在海南是很常见的，所以就防台安全教育就更加中重要。我每天都有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我也提醒我的学生养成看天气预报的习惯，当发现天气异常的时候就很可能有台风。让学生了解台风等级，台风的形成，台风的危害，以及在台风天应该注意的事情。

防地震安全教育，地震是我们无法精确预测的自然灾害，所以我们就要更加注重预防地震的安全教育，如紧急疏散应该注意那些事情，当遇到地震时如果你在家中且无法及时跑出去时该怎么办；当发生地震时你在户外应该注意些什么；当地震时你在公共场所，如电影院医院时你该怎么做。当地震被埋在建筑物中该怎么办。

劝阻学生不要打架也不要参与打架及不要围观打架，记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打架没有赢家，打赢了你赔钱，打输了你住院。法治社会，切莫用暴力解决问题。

2、按照学校要求，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

作为一名学生，首先要像一名学生，然后是要做一名学生。教给学生如何着装，待人接物，礼貌用于，礼貌动作，与同学相处的方法等等。

3、了解公共秩序，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通过一些公益广告，使学生感受这个社会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学会遵守公共秩序，比如排队上下车，公共场所要禁止喧哗等等，做一个诚实授信，有时间观念的人。做一个让朋友信得过的人。

4、教给学生如何与同学处好关系

同学以后将成为每个学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能与同学处好关系是一门学问，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学习说话做事的方法。

5、了解班级同学的名字和习惯

通过班会课，让学生认识全班的同学，了解他们的名字，个人喜好，和做事

习惯，可以为处理好同学关系打好基础。

6、让学生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日

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是什么时候，通过班会活动，让学生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日，并亲自动手为自己的父母制作一份生日礼物。是学生更加爱自己的父母。更懂事。

7、了解父母的工作和收入，参与父母的工作。

让学生回家了解父母的工作和收入，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父母的工作，体会父母工作的辛苦，赚钱的不容易，是学生更加知道珍惜现在的生活。

篇7：关于解放战争的一场演讲-王树增

王树增用大量精彩而真实的细节和故事，把人们带回遥远的战场，他对战争进程、结果的解读，引人深思。

王树增强调：“解放战争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战争。总结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我有三点体会———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而执政党的腐败堕落，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垮台；此外，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一）“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近年来我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二）“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这是蒋介石的原话。

国民党相当一部分的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能打仗、誓死不屈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解放战争当中，被我们的普通小战士、甚至是民兵摁在地上活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将级别以上的就有260多人。许多有名有姓的抗战名将就这么被我们生俘了，包括杜聿明、黄维等人。还有很多的高级将领不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而是逃出了战场、已经走出一两百里地了，居然被我们的民兵抓住。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这是第一场大规模决战，第一次能抓那么多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

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家里分地了。

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我们的政工干部就在门边握手欢迎。

（三）“在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一个是对信仰的拥有，一个是对信仰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

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当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包围圈里没吃没喝，共产党就拿大喇叭喊话。他们的长官最害怕我们喊两个内容：第一是“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因为他们食物只能靠空投，一围就是一个月，饿得慌。但共产党这边确实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给的，这香味抵挡不了；第二就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后者更不可阻挡，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信仰并不是抽象的词，它是很具体的。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民族能够得到解放、繁荣，坚信自己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信仰。

尽管现在一些年轻人以标榜自己什么都不信为时髦，但我还是想说，我没见过哪个真正成功的人，心里是没有信仰的！

（四）“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映在军事上。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还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发“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从此重新开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统治，但是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

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老百姓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

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五）“当时国民党高官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钱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

此外还有一例。杜聿明从徐州撤退，五个军几十万人往江淮撤退。

杜聿明认为，此事万万不可事先被陈粟知道，事关生死存亡。所以，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前一天晚上还在唱戏，假说是给杜聿明的母亲过寿，以此来迷惑共军。

但实际上，共产党早已侦知此事。那天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但是没过多久，警备司令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徐州。”后来，杜聿明在回忆录里写道：“看来我们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实际上，只有一群人能事先通知徐州银行家撤走，就是南京的国防部高官。他们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风声从最高层就泄露出去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后来，杜聿明率兵刚走了一天，就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

（六）“最后张灵甫才明白，在国民党内部，部队是私产。一个军长，只要部队还在，一切都有；如果部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不过再往深层次看，这样的腐败问题还只是表象，而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

什么是派系？派系就是私利集团，作为政治集团来说是最大的腐败。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

陈粟为打孟良崮战役，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尽管共产党军队围住了孟良崮，但是共产党的包围圈外围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包围圈，至少有五个国军整编师在反包围着。共产党军队两面作战，久攻不下，如果再耽误下去，就必须立即撤出战场。但撤出战场意味着什么？丧失山东解放区，这必将严重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进程。

打到最后，最内圈的张灵甫扛不住了。他一直请求外部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但电报打了好几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外围的国民党整编师近在咫尺，最近的黄伯韬的一个师，离陈粟军队只有三华里，用重炮都可以交叉射击了。但黄部就是不去支援，只说“打不动了”。

黄伯韬军队里人员很杂，川、贵、滇军都有，还有许多杂牌军。当时他们就是抱着一个想法：“我凭什么去救你们中央军？”而且黄伯韬当时说了一句话：“听说张（灵甫）的情况不妙！不过，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于是黄伯韬谎报军情，不战反退。性格倔强的张灵甫最后只好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各位兄弟赶紧增援，我这边顶不住了！”结果他收到的回电竟然一律是：“我们请张军长增援！”张灵甫拿着电报就蒙了，到底是谁被包围了？谁增援谁？

张灵甫临死前有一句名言：“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军队内部的游戏规则，我没有掌握好。”

（七）“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得最具体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一举措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

解放战争中，我们不需要后勤部，后勤部就是老百姓；我们没有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就是大娘的炕头。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很安全。

淮海战役时，常常是被围住的国民党集团军那边，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什么灯光也没有，而包围圈外围全是火把。那是周边的数个省，江苏、河南、山东，约59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担着担子从小路走，连夜支前。如果从飞机上看，那是什么样的壮观情形？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我常常阅读过去的史料并采访一些老人家。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他当时参加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车上装着两发炮弹，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场，推了三四百里，半路上天一下雨，怕炮弹受潮打不响，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在炮弹上。运到淮海战场后，组织上给他发钱，让他赶紧回家，但他并不急着回去，一定要在旁边看着炮弹打出去了才放心。

而国民党军那边呢，士兵中有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八）“解放战争的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解放战争中，我们俘虏的国民党高官，基本上后面都站着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是誓死不逃的，也不需要看押。

比如我们将杜聿明押到哪儿，副官就跟到哪儿。副官永远提着一个小柳叶箱，里面统统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条。但如果是共产党的将领、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最简单不过，没有私人财产，只有两个兜：一个兜里是笔记本，或者是有一支钢笔；另一个兜里是烟叶，里面有一支短杆的烟袋锅。

我为写作而采访过一些经历过淮海战役的老百姓，他们至今惦念着一位名叫鲁瑞的共产党干部。鲁瑞是一位知识分子入伍的中级干部，能说会道，梳着分头，很有风度，大家都喜欢他。他当军事干部的时候身先士卒，打仗勇敢，可是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仗时牺牲了。把他抬下来之后，整理遗物，除了发现笔记本、烟叶，只不过还多了一副扑克牌。这个扑克牌现在还在博物馆里，是他自己用硬纸板做的，梅花、方块都是拿萝卜当模子抠出来印上的。在其中的有一张有几行小钢笔字，写着：“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战役中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其中也隐藏着一段艰苦的岁月。

当时西北战场非常艰苦，但是郏县是必须要打下来的，因为这是胡宗南深入解放区的一根“钉子”。

毛泽东亲自为西北野战军筹粮，找到郏县当时的县长说：“我准备打三天仗，将郏县拿下来，但是你要给我想办法筹来三天的粮食。”于是，县长把老百姓的口粮和所有坚壁清野找到的粮食拿出来，供军队吃了一天；第二天，又把田里的所有青苗都割了，又供军队维持了一天；最后一天，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又维持了一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把粮食都给了部队，自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一天，郏县被打下来了。

直到现在，郏县县志还有这样一句话：“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