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

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共6篇）

篇1：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

当前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特点、案件高发的原因和打防对策

法学班学员：欧桂文 指导教师：查富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轿车、摩托车已日渐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小轿车、摩托车的日益增多，盗窃机动车案件也随着增加，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增加尤为突出。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打盗窃机动车犯罪案件，制定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特对盗窃机动车，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的发案规律及成因进行研判分析。

关键词：机动车 盗窃 打防对策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轿车、摩托车已日渐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小轿车、摩托车的日益增多，盗窃机动车案件也随着增加，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增加尤为突出。近几年，盗窃摩托车案件已经成为一个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成为了严重影响我县社会治安形势的主要治安问题。尽管我局为遏制摩托车被盗案件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打击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始终遏制不了摩托车被盗案件高发的势态。今年以来，我县又相继发生多起盗窃小汽车、面包车、自卸式货车被盗案件，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打盗窃机动车犯罪案件，制定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特对盗窃机动车，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的发案规律及成因进行研判分析如下：

一、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有如下规律：

①托车被盗发案时段主要集中在13时至17时和18时至23时为两个主要高发时段，其他机动车被盗案全部发生在夜间。在2008年元月至2009年11月我县发生的872起摩托车盗窃案中，发案在这两个时段的有689起，占发案总数的79%；在夜间发案183起，占发案总数21%。我县目前发生的其他机动车被盗案全部都发生在夜间。

②发案部位相对集中，主要发生在居民住宅区，其次是在商店、酒店、街道、机关单位院内等公共场所。在2008年元月至2009年11月我县发生的872起摩托车盗窃案中，居民区共发案683起，占发案总数的78.3%；商店、酒店、街道、机关单位院内等公共场所发案189起，占发案总数的21.7 %。我县其他机动车被盗案也都是发生在街面和居民小区路旁。

③盗窃摩托车主要选择二轮摩托车，特别是五羊、本田、豪爵、嘉陵、飞鹰等品牌的摩托车，也有相当数量的正三轮被盗。盗窃其他机动车主要选择小汽车、面包车和自卸式货车。犯罪嫌疑人之所以会选择此类机动车为主要侵害对象，主要原因是此类机动车容易出手，而且利润也比较可观。

④作案技术相对专业，过程简短。近年来，盗窃摩托车案犯作案的手段逐渐转向使用专业开锁工具，特别是一些专业作案团伙，专门对摩托车车头锁和防盗锁进行研究，开锁经验丰富，水平专业，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点火开关和防盗锁

③犯罪分子大都是流窜作案，侦破、抓捕、追赃难度大。近几年破获的系列盗窃机动车案有90%以上是流窜作案，他们有的来自邻近市、县，有许多外省市的青壮年结伙在武汉市租房居住，专门流窜武汉周边县市盗窃机动车。2008年正月十五，湖南省汩罗市郑某等七人不远千里长途奔袭到我县盗窃七辆摩托车连夜骑回汩罗市。

犯罪分子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群众报案时间相对滞后性，破案战机稍纵即逝，就地排查布控及设卡堵难以奏效，而现场很少留下破案线索，受害人及周围群众都不能准确提供犯罪嫌疑人特征或有价值的线索。公安民警在追缉、堵截过程中为防止发生伤亡事故，一般不敢贸然拦车，很难抓获现行。

因为盗窃机动车主要是流窜作案，异地销赃，赃车往往经多人转手、跨地区变卖，致使赃车很难追缴。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盗窃摩托车犯罪的破案率一直低于其他刑事案件。

④外地公安机关对二手车市场监管不力，客观上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的销赃场所。一部分人法制意识淡薄，贪小便宜，不计后果，购买来历不明的机动车，为犯罪分子销赃打开了方便之门，致使盗窃机动车案件居高不下。有些城市的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二手车市场根本没有进行严格控管，二手车市场销售秩序混乱，犯罪分子盗窃所得的赃车进入二手车市场能轻而易举地倒手销赃。有些辖区的民警对辖区内的一些来历不明的机动车有的置若罔闻，有的简单地将车一扣了事，不作进一步调查上，不上网进行比对，不与外地公安机关进行协查。有些城市的交管部门扣了几百辆、甚至上千辆机动车，没有详细登记每一辆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没有进行深层次的调查、比对，让那么多车闲置在院子里。外地公安机关破了案，想要辨认赃车相当困难。由于管理部门对销赃、收赃车的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控管，导致犯罪分子更加胆大妄为。

⑤警力相对不足，查控打击不能到位。目前我局有限的警力要应付许多警务工作，要随时处置各类警情，不可能成立专门的机构打击此类犯罪，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查控打击职能的弱化。同时，因为证据难以收集，即使将犯罪分子抓住了，他们往往避重就轻，不会如实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很难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加之追缴赃物困难，有些证据无法及时得到相互的印证，在定罪量刑时不能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盗车的只能按销赃处理，成打击不力的结果。⑥无本经营，高回报，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犯罪分子盗窃摩托车得手后多以数百元、上千元脱手，盗窃的小汽车、面包车也多数低价快速销赃。这种“时间短见效快”的无本经营和高额回报对犯罪分子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贪婪之心促使犯罪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盗窃。

⑦有些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不严。犯罪分子多数以城乡结合部一些杂乱无章的出租私房作为落脚点，基本上不登记、不办理暂住证。这些出租私房有较大的停放车辆空间，人流量少，日常清查较少，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较好的藏匿空间，也为犯罪团伙窝赃、销赃提供了便利。

三、遏制当前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高发的对策

㈠通过多种途径提醒和敦促广大机动车车主加强自我防范，形成全民参与防范机动车被盗的良好氛围，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①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广大市民大力宣传机动车，特别是

⑤区域协作，联合整治。我局将联合浠水、团风、麻城等地公安机关，开展大规模整治、打击买卖、窝藏、驾驶无牌无证机动车的专项行动，全面收缴无牌无证机动车，严禁无牌无证车辆上路，发现一辆收缴一辆。

⑥要强化信息交流，切实提高打击广度。对异地盗窃、销赃的犯罪团伙，要充分利用网上作战平台，加强案件串并、信息研判工作，从中发现线索，为侦察破案提供方向。牢固树立“全局”意识，从大局出发，打破警种界限，实现信息互换共享，拓宽了信息来源渠道，并与周边兄弟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和协助，建立周边警务协作机制，加强日常协作配合，提高区域防范能力。

⑦通过上级公安机关协调，督促机动车管理混乱地区加强以下几个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对机动车的查控力度；二是加强对容易形成非法买卖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机动车辆维修、典当等行业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发现销赃、买赃现象及时进行查处打击，堵住销赃渠道；三是加强对出租房屋、流动人口的摸排工作，对出租房屋、流动人员集中地带进行严密查控，通过基础工作，及时发现和打击流窜盗窃机动车犯罪分子。

篇2：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

一、机动车盗窃案件特点分析

(一)盗窃案件多发生在夜间

盗窃犯罪分子的作案时间一般选择在下午、夜间或凌晨。其中技术型犯罪分子犯罪地点多为僻静的居民小区内或人迹罕至的公路旁边;事先偷配好钥匙的通常明目张胆在大庭广众实施犯罪。之所以这个时间段为案件多发期，一是因为这时人们大多已休息，街头巷尾到处是散放且缺乏监控的车辆，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对象;二是这个时段犯罪行为有夜幕作掩护，不容易被人发现，使得犯罪分子有充分的作案时间;三是晚上比较容易逃逸。

(二)犯罪分子组织化，团伙分工明确

汽车盗窃犯罪活动成功后，犯罪分子为了能够迅速销赃，以便防止侦查人员对汽车市场的监控，通常选择共同作案。有专门人员负责踩点、望风，还有专门人员负责盗窃车辆，更有的里应外合盗窃车辆;犯罪人员为了逃避侦查人员的监控，通常采取异地作案和销赃的方式，盗窃成功之后，专人负责将赃车运往异地;为了毁灭犯罪证据，在销赃之前，通常会有专门人员对车辆进行改装，如重新涂装车漆、抹掉钢印痕迹等;为了迷惑买家，还会伪造各种票据、证件等;销赃人员通常还会负责找寻买家，亦或与买家商谈好所需要的车辆，然后，根据买家的需求进行盗窃犯罪活动。因而，现在的盗窃犯罪活动通常无法单人完成，需要团伙共同作案，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采用一条龙的方式。

(三)犯罪条件特殊性

正如上文所述，在机动车的盗窃案件过程中，会涉及多个环节，这使犯罪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在盗窃的过程中，需要有作案地点。其次在改装的过程中，需要有专门的负责改装的工厂。第三在转运赃车的过程中，需要让车上路。最后，还需要特定的销赃地点。在如此多的环节中，犯罪团伙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每一环节的选择之上，都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这就为侦查人员的防控和侦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些传统的侦破手段，如蹲点、布控、盘查等侦查方式对犯罪团伙打击仍然有效。在盗窃犯罪发生的任何一个环节，只有我们能够将其捕获，都能有效打击犯罪案件的结果发生。因此，只要侦查人员对已经掌握的有关盗窃案件的信息进行全面、细致地分析，寻找出能够破案的突破口，进而可以大幅降低侦查成本，并提升侦查效率。

二、案件高发原因分析

(一)治安管理滞后

犯罪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管理控制的破绽。社会治安管理的滞后直接导致了盗窃机动车犯罪的大幅上扬。它主要表现是受害车主的防盗意识不足，这是最为普遍的原因。他们严重缺乏防范意识，从而导致了机动车案件的发生率不断地上升。这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被窃车辆都在保险公司投了保，所以车主对于盗窃不是特别留意，许多车辆上并没有安装上有效的防盗设备，有的车辆虽然安装了，但在停车时，往往自由停放，车辆在被盗的时候也不能触发报警器，最后只能向保险公司索赔。这些宽松的作案环境，都使盗车分子愈发大胆妄为。

(二)赃车销售渠道畅通

目前机动车私自交易量居高不下。黑车交易市场屡禁不止，有的甚至通过网络和手机等方式进行交易。一些买主通常不会仔细过问这些车辆的`来源是否合法，他们只在意车辆的价格是否合适，买入赃车后，进行一系列的改装活动，以期冒充合法车辆。还有的把赃车冒充走私车进行处罚后，转变成了合法车辆。因而，目前盗窃案件的发生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同犯罪分子得手后可以顺利销赃从而实现犯罪收益分不开的。而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够顺利销赃，又同赃车可以自由买卖并顺利上路，实现其使用价值不无关系。

(三)利益驱使

犯罪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犯罪分子之所以选择犯罪是他们在比较犯罪与合法工作的金钱报酬，并考虑了被发现和定罪的概率以及一旦被定罪就要遭受的处罚的严重性之后所采取的行为，而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对盗窃机动车犯罪打击不力，犯罪分子的犯罪风险大为减小，犯罪成本大大低于犯罪收益。机动车是一种高额商品，摩托车的价值多在两三千元至数万元之间，而汽车的价值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犯罪分子一旦得手，转手倒卖即可获取暴利，大多数犯罪分子将之视为发家致富的捷径。巨大的利润空间可以说极大地刺激了犯罪。这正如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所说，“只要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就足以使资本家活跃，如果利润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他们就敢于冒险，如果利润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一百的话他们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这句话拿来评价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分子也是非常恰当的。而且，当今中国的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从另一个侧面诱使了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他们虽然也承认自己是在犯罪，但又觉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无辜受害者，因此，往往在他们的心理会形成自我安慰感。所以，罪犯的经济需求和心理合理化成为了盗窃犯罪多发的心理动因。

三、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防对策

(一)开展专项斗争，打击犯罪

篇3：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关系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即“交强险”) 。该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不同于交强险的强制投保,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商业责任保险的一种, 是由投保人自行决定是否投保的险种, 需要其与承保该险种的保险公司达成一致, 订立保险合同, 其保险责任通常是指在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 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人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保险合同规定负责赔偿。两种保险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必须依法投保, 且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 不存在投保义务人之说, 该合同的成立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 由于责任划分以及涉案机动车是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原因, 可能存在不同的保险合同关系。在机动车方无责的情况下, 仅存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的赔偿问题, 若机动车投保有交强险, 此时只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在机动车方有责且投保了交强险的情况下, 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仅投保交强险, 只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二是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此时涉及交强险合同关系和商业险合同关系。《解释》规定的同时审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程序, 前提是车辆同时投保了两种保险。

虽然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 但交强险制度是依据《交通安全法》、《交强险条例》而特别设立的制度, 交强险虽仍属保险之一种, 但它作为强制保险, 体现了国家强制投保的要求,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法律规定, 它与依《保险法》和《合同法》而成立的、体现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意思表示的商业三者险在成立基础、订立过程、赔偿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且二者在归责原则以及赔偿责任比例方面亦不相同, 正是由于二者的不同, 《交通安全法》根据其性质对交强险的赔偿程序加以了规定, 由于商业三者险的私法性质, 该法未对其处理程序加以规定, 在此, 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既体现了强制保险的性质, 也尊重了私法自治的理念。

对于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赋予了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而对除机动车强制保险之外投保人自愿办理的商业性机动车保险部分, 各国的规定不同。关于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第三者对保险人是否有直接请求权, 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般认为对商业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三人对保险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 商业三者险合同的订立目的是一种风险的替代和转移, 是被保险人为了分散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风险而订立的合同, 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与商业三者险合同订立的目的并不相同, 它是为第三人目的而订立的合同, 其旨在保护处于弱势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等弱势地位的第三人, 其目的是要实现矫正的正义, 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 因此, 在这一立法理念的基础上, 法律直接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请求权。尽管有学者认为《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未明确第三者直接请求权,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该法条就是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规定。笔者赞同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该条虽然在字面上并未直接使用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表述, 但其内容已经表达了直接请求权的本旨, 法律解释将其视为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是完全合理的。而对于商业三者险, 鉴于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的法律赔偿责任风险, 加之目前并没有法律依据赋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而迳行认为商业三者险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有直接请求权, 一方面不符合《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另一方面, 也违背了商业三者险合同订立的目的。

二、《解释》出台前各地交通事故案件的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是交通事故案件赔偿程序与责任承担的主要法律依据。2011年2月,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中, 在第二级案由“三十、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增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由此将原于2008年2月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个案由合一, 由此,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由得以统一。

在《解释》出台前, 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所涉保险合同关系, 一般以省级高级人民法院的内部意见为依据, 各地做法不同, 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严格按照《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在案件审理中仅处理交强险, 判决不处理商业三者险, 除非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意一并处理, 并且达成调解协议, 由法院出具调解书, 这种类型以上海市为代表。第二种是无论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是否同意, 只要原告提出请求, 就将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并处理, 这种类型以安徽省为代表。第三种原则上按照《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仅处理交强险, 但如果原告请求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 并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同意, 法院可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 这种类型以江苏省为代表。

在三种方式中, 第一种严格贯彻了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但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意一并处理商业险的情况下, 法院却不予审理, 仅同意调解, 这不利于受害人权利的迅速实现, 将一个诉讼能够解决的受害人的损失填补问题分为两步, 显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第二种方式完全从方便受害人获得赔偿的角度出发, 无视交强险与商业险的法律基础、赔偿程序不同, 违背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实属矫枉过正。第三种方式既遵守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又尊重了各方意见, 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充分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 也保护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 各地法院在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程序上的不统一, 是一些地方法院以政策落实法律传统方式的延续。为解决地方人民法院不断出台法律适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1年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清理规范性文件, 严禁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 并将有关规范性文件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地方人民法院自行制定涉及适用法律的规范性文件, 尽管对于统一当地司法标准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势必由于各地情况不一, 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不同, 会造成各地对同一法律条文做出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解释。各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合同关系的认识与处理程序的不同规定, 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 不同处理方式的长期存在, 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解释》的原因之一。不同处理方式在对待相同的案件上, 可能造成不同的处理结果。如笔者在安徽某县法院办理的一起无证驾驶的交通事故案件, 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若是在上海或江苏, 法院只处理交强险, 则商业险部分如未获保险公司理赔, 需要被保险人另行提起保险合同纠纷诉讼。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了法律规范的指引与预测作用, 这种现在的大量存在必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与统一。

三、《解释》关于赔偿责任与诉讼程序的规定违反法律与商业保险合同精神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关于赔偿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的规定, 与《解释》出台前的上述第二种方式相似。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答记者问中, 就商业三者险的处理程序解答称:对于这个问题, 《解释》起草过程中给予了重点关注, 并反复研究讨论后, 最终规定, 同时投保商业三者险的, 如当事人请求, 人民法院应当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该规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一次性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的需要。二是商业险保险合同是以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外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三是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在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金时有直接请求权。这里的“怠于”, 在受害人已经起诉请求赔偿而被保险人尚未请求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赔偿的情况下, 被保险人即处于懈怠状态。因此, 将商业三者险合并审理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四是合并审理有利于避免就相同争点重复审理, 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上述第一、二点理由, 笔者并无异议, 但对第三、四点理由, 笔者持不同意见。针对第三点理由, 关于“怠于”的问题,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有明确规定, 而第四点所谓的“相同争点”则应当区分案件的案由与争议内容。

一方面,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是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依据。此处的“法律”显然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合同约定需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如果依司法解释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则突破或扩大了此处“法律”的界限。

另一方面, 根据该条第二款,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前提, 应当是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 上述答记者问中所称的“怠于”, 系对第二款断章取义的曲解:根据该款第一句, 在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才存在“怠于”的问题, 受害人起诉, 正是由于赔偿责任未经确定, 既然未经确定, 又何来“怠于”?如此颠倒的逻辑关系, 使《解释》的这一规定与保险法的原意不符。

事实上,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充分保障了第三者获得赔偿的权利:该条第一款为交强险直接向第三者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将商业三者险直接向第三者赔偿提供了依据。根据第二款, 如果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已经确定, 且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金, 此时第三者就享有了直接请求权, 这个顺序与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赔偿程序是相互呼应的, 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区别对待的态度, 而二者分别作为强制保险与任意保险的特征, 也得到了立法机关的尊重, 这应该正是《交通安全法》在法律层面上未规定商业三者险处理程序的内在原因。该条第三款的规定, 更是为了确保第三者获得赔偿的权利, 实践中, 被保险人应在向第三者赔偿后凭据向保险人理赔, 或申请直接将理赔款支付第三者。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 将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的情况下, 除了审查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之外, 还需要审查保险合同关系, 而这两种法律关系涉及两种不同的案由。在解释出台之前, 针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一般是由人民法院的经济或商事审判庭审理, 而在一并处理的情况下, 既要审理侵权关系, 又要审理合同关系, 对审判人员的要求更高。实践中, 在此前仅处理交强险的一些地区法院, 由于审判人员并不希望加重自己的工作量, 通常会口头告知原告:如果按原程序仅处理交强险, 法院可以尽快判决, 如果原告坚持要求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并处理, 则需要的时间更长。部分原告考虑到诉讼效率而要求只处理交强险, 由此, 基层法院的具体办案人员变通了《解释》的规定, 也从实践层面印证了《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的不足。

四、规范机动车交通案件诉讼程序的路径

制定司法解释, 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能。2007年3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 于4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第三条规定:“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 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这要求司法解释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 符合立法的目的和精神, 不得与法律条文规定相冲突, 并应当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 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基本人身财产权益, 如何迅速妥当审理此类案件、及时化解矛盾、保护道路交通事故的各方参与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是人民法院践行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 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解释》的价值基础和现实依据, 对此应予肯定。但是, 在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目标下, 如何为当事人提供具有实效性的一次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需要创新诉讼机制。而诉讼机制的创新, 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尊重诉讼参与各方的实体与程序权利, 而不应在创新的名义之下突破法律的规定和理念。

《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瑕不掩瑜, 如果通过适当的案例指导或进一步的解释, 是可以将此问题妥善解决的: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应当是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商业险合同的效力和赔偿责任、赔偿范围无异议, 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不能就此达成一致, 案件中存在保险合同纠纷, 就应将合同纠纷从侵权案件中剥离, 只审理侵权纠纷, 如此, 亦可同时实现对第十六条的修正。毕竟,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决的是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 其程序应当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 《解释》可以适当创新诉讼机制, 但不应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私法自治的精神。

摘要：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制机制, 但长期以来各地诉讼程序不一, 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统一了相关规定, 但该解释中关于责任承担与诉讼程序的规定违反法律并违背私法自治精神, 对此应予注意, 应通过案例指导或进一步解释区分不同情况, 区别对待案件中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关系。

关键词：交通事故,保险合同,诉讼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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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曙光.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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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松青.机动车责任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问题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7 (3)

篇4：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

关键词：机动车；盗窃案件；办理

一、砸撬机动车盗窃案件的特点

砸撬机动车盗窃，顾名思义，就是以砸、撬机动车的车门、车窗、后备箱等的方式，盗窃机动车车内财物的行为。根据司法实践中多起砸撬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总结，可以发现，该类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团伙作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这类案件往往是几名犯罪嫌疑人形成相对固定的团伙，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分工，根据司法案例来看，通常是有人负责驾车，有人负责砸、撬机动车的门、窗、后备箱等并从车内盗窃财物，有人负责在旁边望风和打掩护。

第二，流窜作案，跨区域选择作案地点。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边驾车一边伺机选择合适的作案地点，在一个地点作案后便迅速逃逸，选择新的作案地点继续实施盗窃。

第三，作案快，时间短，不易发觉。一般来说，从砸车撬车到盗窃行为实施完成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随后立即逃离现场，即使被车主发现也往往可以逃脱[1]。

二、砸撬机动车盗窃案件的证据审查

（一）获取完整的犯罪嫌疑人供述难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从作案到被抓获到案之间的时间跨度大，其间作案多起，犯罪嫌疑人难以记清每次砸撬机动车辆和所盗窃财物的内容和细节。如让犯罪嫌疑人具体地回忆某年某月某日其作案机动车的品牌是什么，车身是什么颜色，车牌号多少，砸撬的哪侧车窗，是副驾驶车窗、后排左侧车窗还是后排右侧车窗，所盗窃包的颜色、材质、尺寸，包内物品都有什么、其中现金人民币有多少，等等，显然太不现实，但是所有这些细节，在锁定犯罪嫌疑人和认定盗窃事实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查找和确定被害人难

许多砸撬机动车辆的被害人没有及时报案，就车辆被砸撬的情况以及被盗物品没有及时登记备注，即使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甚至即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也无法查找到被害人进行印证。

（三）确定和指认作案地点难

由于多数砸撬机动车实施盗窃的行为均是流窜作案，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都是一边驾车一边伺机寻找合适的作案地点和作案对象，从发现作案目标机动车、砸碎机动车车窗玻璃、盗窃车内财物到驾车逃离作案现场，其过程长则十几分钟，短则两三分钟，整个寻找作案目标-作案-逃离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力往往高度集中在作案目标和作案过程中，作案地点的具体位置很难被具体关注，所以难以形成清晰的记忆，案发后也难以指认案发地点。

三、砸撬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法律认定

司法实践中，由于砸撬机动车实施盗窃的犯罪行为的上述特点和难点，导致该类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认定难度很大，尤其当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抗拒如实供述，或者因为客观记忆的原因无法如实供述，涉案财物又已经销赃完毕且已然无法查找的情况下，要做到就特定的某一起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更是难上加难。调查显示，盗窃车内财物的破案率仅为6.3%[2]。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就该类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可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加强串并案的研究

一般来说，同一（组）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是相对固定的。侦查过程中，对于发案较为集中、案发现场特征较为类似的案件，可初步判断是同一（组）犯罪嫌疑人所为，可根据案发现场的痕迹物证等将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特征的案件串并起来研究，缩小侦查范围，判断侦查方向[3]。如在被砸撬车辆的车门、车把手、手抠等位置，以及车内的光滑物体如笔记本、皮包等，由于犯罪嫌疑人可能用手或者身体有接触，所以可能留下指纹、毛发、皮肤组织或者衣物纤维等，这些物证痕迹如果有效地提取并进行鉴定，就可以推动串并案。再如，被砸撬车辆是车把手被破坏，还是车玻璃被砸碎，通过撬压的位置、撬压的次数及撬压处的形态，以及造成玻璃损坏的工具应该是弹珠还是铁棍等，也可以进行归类，从而进行串并案处理。加强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串并案研究，可以有效地甄别出犯罪嫌疑人，尽可能地减少或者避免由于地域管辖的限制而造成的刑事追究不全面的情况，更好地打击犯罪。

（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的认定

砸撬机动车实施盗窃的行为，对于被害人而言，除了车内被盗财物的损失外，机动车本身的毁损也是一种财产损失。针对这种情况，通常有两种情形。通常的情形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实施盗窃行为，可作为酌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量刑时予以考量即可。特殊的情形是，在被盗财物价值不高，被砸撬机动车进行修理修复的费用反而较高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盗窃行为和故意毁坏财物行为构成牵连犯。一般认为，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是实施盗窃，砸撬机动车是实施盗窃行为的方法，即目的行为和方法行为分触犯不同的罪名，根据刑事法律理论，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即根据案件情况，选择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和盗窃罪中的重罪进行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林建泉，洪晓文.《入车盗窃案件研究》.载《中国刑事警察》，2006年第6期.

[2]张盛荣，邹昌旭.《上海市浦东新区盗窃车内财物犯罪现状分析》.载《法治论丛》，第23卷第3期.

篇5：挂靠机动车侵权案件法律问题浅谈

——兼论机动车所有权制度和交通损害赔偿义务人的确定原则

内容摘要：机动车所有权问题是研究机动车侵权案件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机动车所有权采取登记取得制度，但事实并非如此。解决了该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机动车侵权案件中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性质等法律问题。

关键词：机动车所有权 侵权 登记取得制度 挂靠 连带责任 运行支配 运行利益

有关材料表明，在挂靠机动车侵权案件（主要指交通损害赔偿案件，下同）中，大多数人倾向于被挂靠单位与肇事司机或者机动车所有权人（俗称车主）承担连带责任。但引起的争议绵延不绝，即使受害人有时也非常疑惑，车主、被挂靠人更觉得冤枉透顶。争议首先表现在机动车所有权问题上。笔者拟从以下案例入手，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案件事实及判决情况

2003年1月6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境内汾灌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林某所驾货车（以下简称后车）的右前部与杨某所驾集装箱拖车（以下简称前车，系杨某于2001年3月29日通过汽车消费贷款的方式购买的，挂靠在青岛市某运输公司处运营）的左后角相撞，车辆起火燃烧，造成林某重伤，林某之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前车的挂车、后车及二车上货物烧毁、路产受损的严重后果。2003年6月27日，杨某涉嫌交通肇事罪被逮捕。2003年8月4日某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林某负次要责任。2003年9月28日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某提起公诉，林某、林某之妻以及路产产权单位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分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杨某、某运输公司索赔损失。

一审法院判决杨某交通肇事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行驶证》上关于车主为某运输公司的记载，认定前车所有权人为某运输公司，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我国的机动车所有权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财产所有权，或者实行登记取得制度，或者实行交付取得、约定取得制度。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对机动车所有权实行登记取得制度，故依法实行交付取得或者约定取得制度。

公安部2000年6月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均认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该二复函是公安部分别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和研究室的，同样明确说明机动车登记不是所有权登记。

从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由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同样可以看出，机动车注册登记、过户、转出转入登记均是机动车所有权人在取得机动车所有权之后办理的手续，登记是机动车管理机关进行机动车管理的手段和措施，而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具体规定可以查阅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等。该办法虽被《机动车登记规定》（2003年5月1日起施行）废止，但新规定对于机动车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及注销登记等的规定与原先没有本质区别。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答复》（（2000）执他字第25号）中认为：“如果能够证明车辆实际购买人与登记名义人不一致，对本案的三辆机动车不应确定为登记名义人为车主，而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第三人所有。”该

答复采用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来确定车辆所有权人，认为不应以登记名义人作为为车辆所有权人，即公安机关颁发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的车主并不必然是机动车所有人，从而否定了机动车所有权采取登记取得制度。

200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2000）法研字第121号）指出：“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但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该复函明确机动车所有权实行交付取得制度。

2004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

（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

（四）机动车报废的。”对机动车登记制度以及登记制度的内涵进行了明确规定，没有机动车登记是所有权登记的任何规定。从相关条文的文义看，该法的规定与公安部复函、《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规定仍然是一致的。

综合以上规定完全可以得出机动车所有权实行交付取得或者约定取得制度的可靠结论，实行登记取得制度很明显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本案中从杨某贷款买车、约定挂靠运营等事实可以看出，前车的所有权是杨某，不是某运输公司。一审判决以行车证来认定某运输公司为车主，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是错误的。

三、被挂靠人的责任问题

关于被挂靠人在交通损害赔偿中的责任问题，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被挂靠人是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种意见，鉴于被挂靠人收取挂靠管理费，应当在此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第三种意见，被挂靠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首先，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连带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时才能承担，而现行法律中并未规定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有人会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关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精神适用于被挂靠人。笔者认为，这种认识首先混淆了诉讼主体与责任性质的区别。诉讼主体是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但成为诉讼主体并不必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对此不予赘述。其次，这是对规定精神的不适当的扩大适用，从规定的本意以及体现的精神来看，应当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侵权纠纷案件。

其次，被挂靠人不是共同侵权人。共同侵权行为大体有主观说、客观说两种理论，主观说主张行为人的共同过错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又分为共同故意说与共同过错说。共同故意说要求以行为人意思联络作为要件而共同过错说则予以反对。客观说认为，行为人即使没有通谋，只要造成了同一损害后果，也成就共同侵权。显然，客观说更侧重对受害人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中就采纳了客观说。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该解释适用于人身伤害，是否可以扩大适用目前没有定论。但无论如何某运输公司不会因此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

第三，本案不能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驾驶员履行职务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非履行职务的，由驾驶员赔偿，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负责垫付。本案中杨某不是履行职务，侵权责任应当自负。某运输公司不是杨某的工作单位，也不是机动车所有人。

第四，第二中意见忽视了交通损害纠纷与挂靠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事实。挂靠费用是基于双方合意或者地方政府规定产生的，是被挂靠人履行挂靠义务（如代收代缴税费、基金、代办车辆月检、年检、对挂靠人进行教育、培训等）应当享有的权利，与交通损害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因此，一审法院及第一种意见无视法律规定，在没有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前提下判决某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

四、交通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问题

一般认为汽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交通损害属于特殊侵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实行无过错责任。其实，该规定仅适用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之间的侵权纠纷应当属于一般侵权范畴，仍应适用过错原则。

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采用的是过错原则，用以确认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并据此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这种规定对对机动车之间是适用的，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而言则与民法通则矛盾，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中认为，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做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多少填补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不足，但实际上人民法院对责任认定不加审查，一概采信，使以上通知流于形式。

那么如何确定赔偿义务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为“高度危险作业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一条和第三十五条规定为“交通事故责任者”，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则规定为“运行供应者”。“运行供应者”被参与立法者解释为对机动车运行享有支配权并将利益归属于自己的人。尽管对运行、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存在争议，但该学说仍为国外理论界和立法实践所采纳，我国学者亦认同，但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 [1999]13号）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已经失去所有人控制，驾驶行为没有得到所有人同意，与所有人无关。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可以推论：如果驾驶员未得到机动车所有人许可而私自使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所有人不承担垫付责任或者赔偿责任。这种因盗窃产生的驾驶行为就是“私自使用机动车”的行为之一。此时发生交通肇事，如果让所有人承担责任，是在其伤口上撒盐，显失公正，为理性所不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 [2000]38号)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井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所有权保留是出卖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有效方式，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原则规定，实践中大量出现。对于购买人的驾驶行为，出卖人应当说是同意的。如此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反推结论，出卖人应当承担责任。但这显然与侵权的构成要件相悖。批复基于购买人实际控制车辆并独立进行运营的事实，认定出卖方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2001）民一他字第32号）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这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首次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原则确定交通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人。

篇6：机动车案件对策分析

来源：市交警支队 日期：2013-03-18 阅读:475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使用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号牌案件的办理工作，切实保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规范所称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号牌（以下简称“套牌”）行为，是指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驾驶人使用伪造、变造的其他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第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套牌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开、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办理套牌案件的指导、协调和检查监督。设区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明确专人负责套牌案件的办理、群众咨询等工作。

第二章 受 案

第五条报案人因车辆被套牌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的，机动车登记地、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接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者推诿。违法行为发生地涉及两个以上地市的，由最先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

第六条报案人因车辆被套牌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的，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报案人的身份证明。报案人不是机动车所有人的，应当同时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书面委托说明；

（二）被套牌机动车的行驶证；

（三）载明机动车号牌被套用基本情况的书面报案材料，包括套牌车辆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行为等；

（四）被套牌车辆前部和后部的外观照片。

第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电子邮件、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途径接到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驾驶人反映车辆可能被套牌的，应当告知其持本规范第六条规定的证明、凭证，向机动车登记地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

第八条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全面、及时地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对报案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核实。

机动车登记地、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利用城际、公路、城市车辆智能监控记录系统、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以及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交通违法业务处理系统（以下简称“交通违法业务处理系统”）等查询车辆行驶轨迹、交通违法记录、车辆外观特征等信息，核实车辆的违法行为发生地。

第九条 接受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受理案件，根据报案人提供的情况，记录套牌违法车辆和被套牌车辆的号牌种类、号牌号码、厂牌型号、颜色、行驶区域以及被套牌车辆所有人、驾驶人等信息，制作《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登记表》（附件1）并向报案人出具《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回执单》或者《涉嫌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回执单》（附件2）。

第十条 对无证据证明车辆被套牌的，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报案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询问笔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报案人的基本情况；

（二）报案人举报的违法事实、发现违法事实的途径、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及违法行为人等内容；

（三）与案件有关的其他线索。

第十一条 下列资料由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存入档案：

（一）《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登记表》；

（二）报案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报案人不是机动车所有人的，同时收存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和书面委托说明；

（三）被套牌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

（四）载明车辆号牌被套用基本情况的报案材料以及能够证明车辆号牌被套用的证明材料；

（五）没有证据证明车辆被套牌的，收存对报案人的询问笔录；

（六）被套牌车辆前部和后部的外观照片、套牌违法车辆的照片；

（七）使用套牌期间的交通违法信息，包括违法代码、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行为等；

（八）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受理报案人的举报：

（一）报案人举报的情况不属实的；

（二）不能提供本规范第六条规定的证明、凭证的；

（三）经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套牌管理系统（下称“套牌管理系统”），发现其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受理的。

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报案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三章 查 缉

第十三条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案件受理时起二十四小时内，将采集的有关信息、证明材料录入套牌管理系统，制作《涉嫌套牌机动车协查通知书》（附件3）并转递给协查地（包括违法行为发生地和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协查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查缉布控、调查取证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套牌管理系统。

违法行为发生地涉及两个以上地市，其中一个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受理案件的，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协查通知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他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对套牌违法车辆进行查缉布控。

第十四条套牌车辆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成立执法小分队、查缉小组等专业化队伍，针对套牌违法行为的发生地域、套牌违法车辆的行驶轨迹等规律特点，组织开展查缉。会同治安、刑侦部门，对容易出现套牌违法车辆的重点区域、重点道路进行不定期集中清查。

第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省际和省内转递交通违法信息的录入审核工作，对违法车辆的车辆品牌、颜色等特征与注册登记信息不符的，应当将套牌信息及相应的违法信息录入套牌管理系统，不得录入交通违法业务处理系统。

第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排查交通违法业务处理系统，梳理汇总近年来积压的未处理交通违法数量多等记录异常的车辆信息，录入套牌管理系统，列为套牌嫌疑车辆纳入路面查缉布控范围。

第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设完善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充分利用城际、公路、城市车辆智能监控记录系统、车载查询终端系统和移动执法警务系统等系统，实现与套牌管理系统的关联应用，实现自动识别、自动比对、自动报警，确保执勤民警能够及时查处套牌违法车辆。

第十八条对通过交通违法证据图片比对发现套牌违法车辆与被套牌车辆特征明显不符，或者报案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车辆号牌被套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和《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使用规定》要求，在核实证据材料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撤销使用套牌期间发生的交通违法信息，并将相应的交通违法信息录入套牌管理系统。使用套牌期间发生的交通违法信息属于省际转递信息的，由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撤销；属于省内转递信息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撤销。

第十九条具备本规范第十八条情形，经调查确实机动车被套牌的，报案人可以持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回执单》，向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发机动车牌证。

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套牌管理系统对报案人的申请进

行核查。情况属实的，应当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及其工作规范要求，为被套牌车辆换发机动车牌证。

第二十条 对无法证明车辆被套牌的，报案人可以持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涉嫌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受案回执单》，向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发机动车牌证。自换发机动车牌证六个月内，仍未查获涉嫌套牌违法车辆的，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恢复其原机动车牌证。但是，换发期间能够证明车辆被套牌的除外。

第四章结案

第二十一条套牌违法车辆被查获的，由查获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在结案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将查获时间、处理结果、办案人员及联系方式等录入套牌管理系统，并制作《查获套牌违法机动车通知书》（见附件4）转递至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结案。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应当终止案件调查：

（一）报案人提出终止调查申请的；

（二）报案人报假案的；

（三）自报案之日起六个月内未确认有套牌违法事实的；

（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套牌违法车辆被查获，或者套牌案件被终止调查的，受理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二十四个小时内将案件处理结果等信息录入套牌管理系统，并转递给协查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录入系统两个工作日内，制作《案件查处结果通知书》（见附件5）或者《终止案件调查通知书》（见附件6）

并送达报案人。

第二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获套牌违法行为的，应当与套牌管理系统进行核查。套牌管理系统无受案信息的，查获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结案后二十四小时内将查获时间、处理结果、办案人员及联系方式等录入套牌管理系统，并转递至机动车登记地、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机动车登记地、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撤销使用套牌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信息，并将相应的交通违法信息录入套牌管理系统。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托公安交通管理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建立完善办理套牌案件的联系协作机制。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并公布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办理套牌案件联系表，明确各地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套牌案件的负责人员及联系电话、传真电话。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获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需要对机动车号牌进行鉴别的，可以将机动车号牌和《关于协助鉴别号牌号码为XXXXXX的机动车号牌真伪情况的函》（附件7）通过邮寄等方式送交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机动车号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对机动车号牌进行鉴别，并将《关于号牌号码为XXXXXX机动车号牌的鉴别结果》（附件8）、机动车号牌通过邮寄等方式寄回提交鉴别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二十七条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通过套牌管理系统汇总各地办理套牌案件情况，通报案件办理情况和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加大督办力度。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办理套牌案件情况纳入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组织开展机动车套牌假牌违法行为查缉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表彰，与评选创优、年度考核挂钩，并兑现奖励措施。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套牌违法行为的举报电话，并开辟网上举报、短信举报等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套牌违法行为、制作和贩卖假牌假证窝点。

接到举报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举报信息进行核实。对举报属实的，要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并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向机动车登记地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

第三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套牌违法行为的危害性，通过短信提示、网络查询等方式，进一步加大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信息的告知和提示力度，提醒机动车所有人，保护好自己的车辆及牌证信息，防止被冒用或盗用。变更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应当按规定及时到车管所办理变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对查获的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使用套牌期间发生的交通违法信息，查获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责令套牌违法行为人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报案人谎报套牌案件的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接受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移交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处理。

第三十三条对拒绝和推诿报案人报案申请、不按照规定时限办理案件、违规办理牌证等违纪行为，应当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不履行法定职责，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