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遵义会议精神

论遵义会议精神（精选6篇）

篇1：论遵义会议精神

浅论遵义精神

摘要：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时期，强渡乌江，召开了遵义会议、血战娄山、二占遵义、四渡赤水，这给研究遵义精神的内涵、遵义精神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资源。系统研究遵义精神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遵义精神；形成；地位

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及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被视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精神则被视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象征。近年来，井冈山精神研究所、延安精神研究所相继成立，并作出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然而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精神，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粗浅地认为研究遵义精神，有利于发展遵义红色旅游，有利于激发新时代年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此，我认为研究遵义精神非常有必要。Abstract： Key words：

一、遵义精神的内涵

什么是遵义精神？遵义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多年来，许多学者都仅对遵义会议精神作过深入的见解和论述，但对什么是遵义精神则论之较少。如有学者认为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民主团结;有学者认为遵义精神的内涵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等等。据我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时期的粗浅研究认为：遵义精神是事实上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领红军在遵义转战的征途中产生的，遵义精神是一个包括遵义会议精神在内的广义的科学概念。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科学含义。其主要内涵概括起来就是：“民主团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及毅志”。靠着这种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转危为安，最终走向伟大的胜利！那么遵义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遵义精神的形成

（一）坚持民主团结

193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由于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代理总书记。在同年9月份，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离开上海前，他指定以博古为首，组成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受王明的遥控，就这样，王明、博古加上后来的洋顾问李德就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中央代表团根据临时中央的一再指示，开始在中央苏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左”倾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内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开始排挤农村根据地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先后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他们一进入苏区，便在党、红军及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先后展开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及“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无情残酷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浒湾一战失利，博古和李德想借机整彭德怀。他们把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整掉了，还想把彭德怀也整掉。由于彭德怀影响太大，未敢动手。为了在军内反对“机会主义”，【1】10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抓萧劲光开刀。”因为“萧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最典型的代表”。【1】9

总之，只要博古一点名，就都少不了挨整。又如，在准备大转移前夕，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的走、留问题上，谁能参加长征？谁被留在苏区？基本上都由博古说了算。瞿秋白、陈毅、刘伯坚等优秀干部曾因反对过博古就被借故留在苏去了，其中瞿秋白曾因反对王明、博古等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后来在苏区保卫战终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了。总而言之，自从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大搞宗派活动，“左”倾教条主义泛滥，没有民主可言。

但当我们回顾红军长征在遵义时期，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35年初，红军长江突破了长江在贵州境内的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的第一条大河，即乌江，挺进黔北，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的伟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我经过对遵义会议内容的分析，我认为遵义会议是一次批评—团结的会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后遭受到的严重损失教育了党和红军，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改换错误的领导者，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革命，成为全党全军特别是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人的一致要求。” 【2】167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纠正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定红军长征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向。当时博古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而苏区的物质条件不好。与会者多数都对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总结不敢苟同，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的防御路线，同时也批评了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等。但这种批评不是那么的残酷无情，而是批评中有民主团结，一方面，作为当时党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在会议上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一定的民主作风，没有像过去那样搞宗派活动，压制不同意见，还是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1 另一方面，在会议上，对待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不过多的追究其责任，更不搞惩办主义，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没有趁机打击报复，表现出了一位伟人的博大胸襟。这种批评团结，既批评了那些反“左”倾错误的同志，又团结了他们，比如，在会议上，博古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会后，只是取消了他的最高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在中央担任总负责，等待他对自己所犯的 “左”倾错误的觉悟。后来，在鸡鸣三声的地方，他还是顾全大局，顺从地把中央的“大印”交出来了。当然，还是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的；在会议上，洋顾问李德更是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对于李德这样顽固的态度，也只是解除了他的最高指挥权，在生活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

最后，遵义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及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的决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是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并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这样，就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3】20导。”这种批评—团结式的民主团结风范，是当时中央领导权力变更之际，中央内部能够稳定并战胜敌人“围剿”的重要因素。

（二）坚持独立自主

同时，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妥善解决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会议。在召开遵义会议时，中共早已完全失去了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虽摆脱了远隔数万里的莫斯科的遥控，但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之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问题上的错误还没有意识到。基于这样的情况，加之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极其险恶的情形下，如果既批评军事错误，又批评政治错误，不分主次，两手抓，不但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连军事问题也会得不到解决。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多数同志顾全大局，集中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集中解决军事上的错误，没有去讨论政治问题。历史早已证明，这是明智的抉择，顺利地解决了当时亟待解决的军事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战胜漫漫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是非常正确的。历史记住了这次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一次真正民主团结、独立自主的会议。

（三）坚定革命的崇高理想信念，克服艰难困苦、勇于拼搏献身的革命气概 中央红军在遵义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敌人的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为摆脱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智高一筹，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意图懵懵憧憧，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怎样摆脱30多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并且敌人的武器比较先进及弹药供应充足，中央红军的武器弹药不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敌我形势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危难之前，红军战士没有谁似《西游记》中八戒式的分家，独善其身，而是表现出了不怕流血牺牲，一起共进退的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在土城战斗的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要求亲临战场指挥，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不怕牺牲、坚定革命毅志的精神。土城战斗从1月28日晨5时一直持续到当日黄昏，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在此种危险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变不利为有利，扭转失败的局面，果断地改变计划，撤出战斗。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变换领导后的第一次作战，虽然土城之战失利，但却从来没有动摇红军战士们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后来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并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认为黔北比较空虚，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重占遵义，就必须攻下有黔北门户、遵义屏障之称的娄山关。说到娄山关，我曾于2008年夏去过，那里真可谓地势险要，关侧群峰矗立，仿佛插入云霄，悬崖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终于领悟其为什么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缘由了。就是在这里，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兵力在这里发动了娄山关之战，红军战士个个英勇无比，冲锋陷阵，为夺取可以瞰制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不顾敌人的枪林弹雨，硬是一鼓作气冲上了山头，与残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野。最终于当日上午占领了点金山。敌军指挥官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企图夺回阵地。红军与敌人再次交锋，指挥娄山关之战的钟赤兵政委激烈红军们说：“同志们，狠狠地打哟！把那些忙命徒

【1】187消灭光。要有我无敌，有我就有阵地！” 正当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之时，钟政委负伤摔倒在地上，鲜血直从他左腿上冒出来，但仍然坚持战斗，红军战士在政委重伤不离战场，不怕死，英勇顽强的精神鼓舞下，一个个都打得更猛，进行了一整天的激战之后，红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的关口，胜利了，为重占遵义打开了大门。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篇：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表达了革命终将会走向胜利的坚定决心！

后来，根据战略形势，红军又先后第三次、第四次渡赤水。总之，四渡赤水之战略行动，蒋介石被弄得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把蒋介石牵着鼻子走。充分展现了红军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的优势，可见毛泽东非凡的军事才能。“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以三万余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绝对优势的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并能立于不败之地。” 【4】 3 161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那时候，红军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而且脚上穿的【4】162也不过是双草鞋，甚至打光脚，在荆莿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这种苦恐怕是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在遵义停留的几个月中，为摆脱敌人的围剿，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领导中央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我们在看红军长征在遵义转战的示意图，不过就是几条曲线，但真要走起来，却不是易事，这种走不是旅游，而是在前有虎狼，后有追兵的形势下，与敌人兜圈子。为在夹缝中生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1】207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或走弓背路。在敌我形势险恶之时，为争取有利形势，必须急行军或走夜路，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必要时好要停下来作战。疲劳、疾病、饥寒时刻威胁着红军战士们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时候，走得最快最苦的那一段时间里，军中少不了有一些牢骚话，甚至有的指战员也闹情绪，比如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红军中年轻的鹰”的林彪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当然这种右倾悲观情绪在后来的会理会议上得到了解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同样，历史也证明了这是对的。坚信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是大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正是遵义精神之体现，表现出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克服困难，勇于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红军在遵义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虽然历史已远去，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在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时代里，有些人为了追求物质而忽视了精神，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更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遵义精神。

三、遵义精神的地位

那么究竟应给怎样来评价遵义精神呢？我认为应该在比较中去发现其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和延安精神。

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何异同点呢？

首先我来对井冈山精神及延安精神的内涵作简要概括：关于什么是井冈山精神及其科学内涵，学术界早也做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了，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从根本上看，基本上都相差不大。我认为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敢闯新路的精神。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损失严重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式，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不拘泥于苏联革命模式，首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实事求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就是 4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第三，艰苦奋斗。为了粉碎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解决饥寒问题。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经济建设，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新修水利，开垦荒地。同时，还新修了一些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基本渡过了难关，解决了红军的给养，支持了革命战争，巩固了红色政权。第四，坚定理想信念。在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危难时刻，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困惑，毛泽东针对这种悲观情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联系实际，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坚信“边界红旗始终不倒”，坚信革命终将会胜利！

对于什么是延安精神及其内涵，我国党史研究方面的学者早已有过深入研究，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适当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第二，自力更生。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是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第三，坚持民主团结。在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巩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总之，延安精神是丰富的，还包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等等。

其次，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于敢创新路；延安精神的内涵比较突出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而遵义精神的内涵则主要体现于独立自主。但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和延安精神三者之间又有一些共同点，如都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

总之，通过对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简要概括，再联系遵义精神，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异同点之后，我粗浅地认为，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延安精神虽各自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及内涵。但不能说这三者之间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的统一的，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之源，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象征的话，那么遵义精神则是党和中国革命面临危难之际的伟大转折，是党和中国革命的新曙光！新纪元！

参考文献：

[1]李庆山.大长征[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近代现代史[M]：下册.贵州：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刘晶芳、李东明.长征全史[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6

篇2：论遵义会议精神

——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作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战略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纲领，是更好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领会好、领会透，抓住历史契机，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农，天下之大业也。”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就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概括为“八个坚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的方针；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振兴乡村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深入贯彻到乡村

振兴的具体实践中。弘利教育，遴选省力http://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增强紧迫感。应当认识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大头重头在“三农”；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础在“三农”。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三农”工作，更加重视乡村。如果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就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不断强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乡村全面发展，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增强使命感。一方面，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回答好这一课题、为亿万农民谋幸福。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才能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看，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必然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和重生，我们必须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大国能够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问题，我们干好乡村振兴事业，本身就是对全球的重大贡献。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质量。贯彻落实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就一定能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二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着眼亿万农民福祉，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重大任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7个方面的重大部署，为亿万农民描绘了一幅美丽乡村的现代图景，是振兴乡村的总纲领，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路线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我们必须按照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总要求，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必须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着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走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城

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这“七条道路”，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路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内涵。应当深刻认识到，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质量兴农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实现乡村善治才能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走出的成功道路，必须坚定走好。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我们就能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弘利教育，遴选省力http://

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具体部署，就要重塑城乡关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使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就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就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就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就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就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就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把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作为根本举措。把这些具体部署落到实处，才能激发振兴乡村的强大推动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亿万农民的殷切期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我们就一定能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担负好为亿万农民谋幸福的重要使命。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三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带领人民集中力量办了很多顺民意、惠民生的好事，解决了很多农民群众牵肠挂肚的难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达到新水平，脱贫攻坚开创新局面，农村社会焕发新气象。实践充分表明，党的“三农”政策是对头的，农村工作的路子是对头的，党的领导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弘利教育，遴选省力http://

也应该清醒看到，面对新时代农村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干部队伍、农村基层组织还不能很好适应。一些地方对党管农村重要性的认

识淡漠了，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放松了、力度削弱了。要保证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管农村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治优势。振兴乡村，一定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把这一政治优势发挥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理顺涉农部门的职责分工，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农村工作干部要真正深入群众，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提高农村工作本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的“三农”事业才能获得稳固基础和坚强支撑。

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讲究的是一个“实”字。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需要在深化农村改革、强化投入保障、强化规划引领上见真章。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乡村振兴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大战略，务必强化投入保障，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下决心改变支农项目支离破碎的现状，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不能片面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风搞运动，要定思路、定任务，明确长远方向，搭建好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

篇3：论遵义会议精神

一、破除迷信,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很大的迷信,认为走俄国人的路就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并占统治地位。 最为典型的标志是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 左”倾领导人博古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为太上皇,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他。而李德对中国国情和敌我双方军情都不甚了解,仅仅靠一张不太精确的军用地图来指挥红军作战,让装备很差的红军与数倍于自己的优势敌人进行堡垒战,盲目死打硬拼,失败后又仓皇撤退,犯了逃跑主义。在事实面前,广大红军战士和将领破除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迷信。为了纠正“ 左”倾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挽救陷入危机之中的党、红军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军事指挥和领导组织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从而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重温遵义会议,首先需要我们破除对西方现代化的迷信,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按照“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的要求,结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地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融合发展,从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勇于担当,精心筹划

面对“ 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当,大声疾呼必须结束“ 左”倾错误的领导。同时,毛泽东深知单凭个人一己之力是不能扭转形势的。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团结党内多数同志,对“ 左”倾错误领导人进行斗争。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一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很快在思想上觉悟过来,认清了“ 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并坚定地站到了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边。由于事先做好了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联合了党和红军内的多数领导干部,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正确发言,才能得到与会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并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勇于担当,精心谋划的历史启示我们: 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不仅要对实现梦想的战略步骤、路线途经、方法手段等进行精心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坚持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结合起来,让人民的利益诉求与国家目标融合在一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同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形成合力,从而减少实现中国梦道路上的阻力,带领中国人民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遵义会议能够胜利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压力面前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正是这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他们顶住了“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错误,保障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而扭转了红军的命运。 这启示我们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对中国道路中的诸多政策和决策,在实践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问题和错误,一定要及时修正。 如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一些地方不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视一些项目的巨大负面影响,尽管解决了一时的民生问题,却长期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些地方为了搞形象工程,占用大量农田,盲目修建宽马路、大广场和房地产,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是从提高农业生产和实现农民富裕的角度出发,而只是对街道的房子粉刷一下或者逼迫农民上楼,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等等。 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反思并切实改正,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 让广大人民真正感受到党的政策带来的好处, 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一次盛会。 面对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造成的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挫折, 毛泽东等人充分运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遵义会议上畅所欲言,对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评,对下一步的行军作战进行了系统阐述。 经过大会发言和激烈争论,使大家认识到不能和敌人死打硬拼,必须改变战略战术,保存革命实力, 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从此,濒临绝境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仅跳出了敌人精心布置的重重包围,而且化险为夷,节节胜利。遵义会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精神,启示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定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集中民智,群策群力,充分激发每个中国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建言献策都能够得到重视,让一切有利于民族复兴的行动都能够得到支持,从而形成民族伟大复兴的合力,促使中国梦早日实现。

五、看清形势,扬长避短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关键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些领导人及广大红军将领和战士看清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强烈要求更换领导人,变红军和敌人死打硬拼的堡垒战术为红军擅长的运动战,从而扬长避短,保存红军实力并寻机发展壮大。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看清当前我国发展的形势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了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目光,依法治国方略正在有序推进,这就需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以战略眼光看待形势,以辩证思维和法治思维方式分析新形势, 形成新形势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适应形势并主动融入新形势, 在推进全面小康进程中发挥优势, 克服短板,在推进调发展中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六、坚定信念,迎难而上

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面临十分危险的生死关头召开的。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到,而是凭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迎难而上,在遵义会议上果断地纠正了“ 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统治,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能考验一个人和一个政党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 当前,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国际方面面临世界经济发展不好、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发展造成的阻碍、 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摩擦等挑战;国内方面面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境问题突出、官员腐败严重、群体性事件增多等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一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深入贯彻和实施“ 四个全面”,适应新常态, 团结奋进,迎难而上,在真抓实干中攻坚克难,化危为机,从而成就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篇4：遵义会议与红军精神面貌的演变

红军精神面貌;演变;遵义会议

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是一个性格丰富、有血有肉的群体，不应该是被符号化了的刻板印象。在行军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必然要受到沿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战场形势、个人身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红军的精神面貌包括情绪、士气、态度、行为等方面的表现，这些看似细枝末端的问题却是关乎红军战斗力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本文以这一时期红一方面军近150篇红军日记和回忆录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红军在行军中精神面貌的变化历程。

一、遵义会议前红军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

（一）从于都到湘江战役，红军士气由高昂转向低落，并在湘江战役后触底。在长征出发的最初一个月，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昂。虽然要离开中央苏区，但出发时红军的人员装备较为齐全。苏区人民的热情送别给予士兵希望和鼓舞，士兵总会对征战新战场有一些期许，“沿途群众端茶送水，依依不舍。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1]在最初的战斗中，红军一路凯歌，1934年10月23日，“敌不战而逃，沿途敌人闻风丧胆，纷纷溃败，我红色大军将迅速向大庾岭推进。”[2]

对于很多红军来说，离开苏区意味着离开亲人、背井离乡。广大红军战士大多只是接到撤离通知，“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3]到了11月左右，红军的士气随着远离苏区遭遇层层封锁线很快下降，甚至还有逃兵现象发生，“这几日三十九团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共计三、四十名。”[4]博古不顾部队安危硬着头皮执意要上湘西，部队自下而上都有怨言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陷入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战斗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二）从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持续低落，消极情绪较重。在黎平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原定的计划只是暂时向贵州进军，相机由黔东入湘西，行军目标仍未明确。在苗山，失望与迷茫的情绪在队伍中扩散，“‘长岗铺还没有到啦？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的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同志哥！管他妈的，休息一下吧！”[5]

在道县，有些警卫和勤杂人员产生畏敌恐惧心理，“我们走了好一阵，等赶到道州（现称道县），才碰上机关。我们看有些人的警卫、勤杂人员都在那里休息，心里的火气再也憋不住了。吴吉清走上去问一个同志说：‘不是说打仗吗？你们怎么前头先跑了？我跟上说：‘也不叫我们一声，‘搞灭鬼呀！那同志却一点也不急，把我们拢在一边，很神秘地说：‘四周都有敌人，不能打，要快走！要不……”[6]

肖峰在12月15日的日记写到：“在行军中，我同三营王营长交谈。他说，现连队工作难做……连长同政治指导员有时不团结。二排思想不稳定，积极性差。司务长态度不好，好几个月不留伙食尾子了，战士想吸点烟没钱，大家有意见。”[7]

（三）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各部队期间，精神面貌好转积极情绪上升。这一期间，红军越是接近遵义，精神越是振奋。红军进入遵义城后，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部队获得长达12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在遵义城进行政治宣讲与群众大会，其间士兵的生活还有诸如逛街下馆子、篮球赛、看舞会表演等难得的文娱活动，为红军的精神面貌增色不少。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报告道：“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8]

红军战士从身体到精神上都不再“负重”。第一天进遵义，第二天进街上馆子，第三天在土豪家，第四天欢迎朱毛，第五天复习课看大衣，第六天群众大会，第七天讲课取大衣，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第九天准备行动，第十天别矣遵义，[9]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士兵在艰苦长征中的生活片段。对于很多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可以说是他们长征中一段弥足珍贵的生活，足以让人忘记一切疲惫与烦劳，“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10]

综上分析，红军精神状态总体上以湘江战役和黎平会议为两个节点。于都到湘江战役呈下降态势，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一直呈现低落状态，黎平会议后红军士气好转，情绪积极上升，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最高点。

二、红军士兵精神面貌变化的特征

红军精神面貌状态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与长征中红军所处的战略态势相符，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红军精神面貌与战场形势密切相连。红军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而且自愿加入红军为保卫工农利益而战，非常关心战场态势。士兵每次听到或遇到战斗捷报，精神振奋、士气大振，迥异于国民党军阀拉丁募兵的涣散。“红军出了西延山脉苗族地区，便进入黔湘边境，解放了通县、黎平，捷报频传，使全军士气大振。接着兄弟的二、六军团又于湘北澧洲、桃源大捷，歼敌两个师，缴获甚多，活捉了敌司令张振汉的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人心。”[11]

红军攻克黎平之后，又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等地，将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的几个师，打得溃逃到乌江北岸。“因此，部队情绪大振，所向步步顺利，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疲劳状态，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12]

（二）红军精神面貌与会议决议（行军目标）息息相关。通道会议后红八军团接到进军贵州的通知，以迅速脱离湘敌。“部队立即改变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军团首长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13]紧接着12月18日，又收到改向遵义方向进军，创建川黔边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命令，部队立马变得生龙活虎。“部队像出了鞘的利剑，向贵州大地上的反动军阀王家烈、侯之担刺去……这些日子，我们的行军和作战比过去还要迅猛。由于部队节节胜利，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前些日子的那种艰苦和愤懑早被广大指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连我们无线电队那几个爱哭鼻子的小鬼，也迈开两腿跑得飞快，脸上的笑容连日不消。”[14]

黎平会议后，五军团接到与八军团进行合编的电报后也大受鼓舞，“当天，五军团像办喜事一样，干部、战士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刚听完报告就回去腾铺位，准备慰劳品，上街买糖果和香烟，炊事班的同志们忙着杀猪，改善伙食。大家都说：‘要好好地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部队互相拉歌，笑声与掌声不断，整个部队朝气勃勃，生龙活虎，气象焕然一新，长途行军后的疲惫情绪，已无影无踪。”[15]

（三）红军精神面貌与补给成正相关。路过县城大城镇抑或有休息的时间，部队情绪明显高昂。林伟在1934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其所在部队进入镇远时的欢乐场景，“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今日来到黔东重镇，甚是高兴，晚上很（深）夜还没睡，大家精神奋发地，在炉边摆龙门阵，弄得大家欢乐喜笑不止，司号长和黄参谋还搬来了一个新话匣子，唱了很久的京剧。”[16]

根据刘花香回忆，在湄潭的休整给两个多月来连日行军作战疲惫至极的红九军团大量的补给，部队伙食改善，精神面貌明显改观。“12天中，赶制了8000件棉衣、8000件夹裤，被子、绑腿、干粮袋全部换成了新的。当部队离开湄潭时，军装整齐多了，指战员精神多了，和刚进湄潭时截然两个样子。”[17]

三、对红军精神面貌变化历程的总结与启示

（一）遵义会议是长征中红军精神面貌好转与稳定成型的节骨点。首先，遵义会议使红军整体由被动转为主动，扭转长期以来的低落士气。遵义会议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领导集体、军事路线指挥等方面，而且体现在红军整体精神面貌的转变。红军的士气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了长征以来的最高点，扭转了长期下降或者低迷的状态。红军终于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惨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由一支撤退转移遭受溃败的被动疲惫之师，转变成主动征战的活力之师。正如长征名称从“突围”到“长征”的演变一样，广大红军战士终于有了作战与行军的明确目标，不再是跟随部队疲于应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窘态，而是有的放矢地驰骋于西南各省。红军声东击西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调得团团转，运动歼灭战打出了红军的军威和气势，打出了战略上的主动。

其次，遵义会议排解了全军积累的不良消极情绪，释放了积极进取的正能量。遵义会议上，从红军高层到基层士兵都得到一次情绪的释放，对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的批评纠正，给了全体红军精神状态调整和情绪梳理一个很好的出口。

从红军高层领导看来，遵义会议决议否定和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党内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风气好转，统一和团结了党的领导集体。对基层红军士兵来说，他们得到了一次全面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士兵忘记了连续多月的艰苦、疲劳和抱怨，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二）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层是提升红军士气的强心剂。红军以吃苦耐劳、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而闻名，艰苦恶劣的行军环境并没有难倒红军战士，但是军事领导层的执行力对红军精神状态影响巨大。撤离中央苏区后，博古、李德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红军领导核心的乏力与错误指挥严重影响了士兵的精神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强有力而正确的军事领导。在通道会议期间，毛泽东便力主放弃去湘西，进军贵州。到黎平会议时，无论是做出整编部队，还是向遵义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指示令茫然低落的红军战士振奋不已，明确了前进方向。一路攻克黔东多县，突破乌江天险，拿下遵义。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是众望所归，“叶剑英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当叶剑英同志传达到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全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18]

（三）良好的精神面貌对铸就牢固的革命信仰至关重要。饥饿、寒冷、伤病、日夜行军，长期艰苦环境的锤炼造就了红军整体的顽强精神。红军之所以能取得长征的胜利，正是凭借着不畏艰苦、爱护群众、勇于牺牲的精神。坚定的革命信仰需要良好的精神面貌状态支撑;需要现实中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漂亮的胜仗、百姓的爱戴拥护，适当的补给休整，首长对士兵的关心等一系列细小的积极因素来夯实;需要经过长期征途的磨练转化成一种忠诚必胜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诚然，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波动，高昂或低落都很正常。但若长期处于低落消极的状态无疑会动摇士兵对革命的信心，衍生出逃跑主义和悲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军人的精神面貌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7]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139.28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

[4]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0.

[5][9][10]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72.130-136.130-131.

[6]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117.

[8]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出版社，2004.74.

[11]黄良成：忆长征[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7.47.

[12]吴洁青：转战贵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185.

[13][14]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125.127.

[15]谢良：铁流后卫[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41-42.

[16]林伟：一个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3.

[17]中共内蒙古党史研究室编：长征中的故事[M].2006.97.

[18]曾克林将军自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22.

篇5：论遵义会议精神

刚刚闭幕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新的里程碑。它不仅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而且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职业教育是教育，更是生产和生活，决定着产业素质，代表着民族品牌，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国际经验表明，每一次产业变革，无不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升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济世良策。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繁重任务与严峻挑战。“多深的根基，筑多高的墙”，没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发展的蓝图和目标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如同空中楼阁遥不可及。这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实际提出了一个事关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超出职业教育本身。

方向已定，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深入学习领会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行业企业、教育战线和社会各界的重大任务。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技术技能的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养成职业道德，实现全面发展。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广大青年打开通向成功成才的大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必须要创新体制机制。职业教育一头是教育、一头是产业，具有鲜明的跨界性。只有建立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的体制机制，实现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两翼齐飞，才能办出有特色的职业教育。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善于运用利益的纽带和公平的规则，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使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和产业界的共同行动。要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该放的放掉、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必须要转变社会观念。要坚决破除用人上的各种歧视政策，取消身份、单位、部门、所有制、性别等限制，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要引导全社会转变人才观念，大力宣传优秀一线人才的社会贡献，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必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

篇6：论遵义会议精神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吴 光

【内容提要】本文从王阳明在上世纪到本世纪的两种不同命运谈起，具体阐述了阳明学的内涵定位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结构、基本精神，并结合矫正时代弊端阐述了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阳明良知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亲民。

【作者简介】吴光，浙江淳安人。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等职。

【以下正文】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近年以来，由于最高领导的重视与提倡，阳明学似乎成了“显学”，然而，对于阳明学的学术定位、理论结构、根本精神及其当代意义等问题，仍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简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小引：从挨骂到受赞——王阳明在当代的命运转变

回顾上世纪80至90年代（1986—1995），国际著名阳明学家、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1908－2004）先后组织了七次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对浙江、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及上海“八省一市”的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系统考察，可以说是当代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一大创举。我有幸参与了其中四次考察。其首次考察之旅，是在1986年7-8月，考察了江、浙两省的王阳明遗迹。浙江境内到了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当时，经过长期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批判否定，学术界对王阳明的研究刚刚复苏，甚至心有余悸，民间老百姓对王阳明不是无知便是误解，政府官员则对王阳明抱着观望存疑、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个时候，有三顶大帽子扣在王阳明头上，即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当时，我陪同冈田先生到绍兴，接待我们的是绍兴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我们问：“知道王阳明吗？”回答说：“不知道。”我说：“他的名字叫王守仁。墓地在绍兴。”回答说：“这里倒是有个明代文学家王思任，是不是他？”可见当时普通老百姓对王阳明的疏离与无知。后来我们是通过绍兴县文物局（文管会）才找到王阳明墓址的。时移世异，30年后的今天，绍兴的老百姓，对王阳明几乎是家喻户晓。过去扣在王阳明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就连总书记都说“王阳明既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这是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起了变化。过去是批儒反孔骂阳明的时代，现在是崇儒、尊孔、敬阳明的时代了。王阳明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命运也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化从挨骂变为受赞，其道德文章也就受到普遍的重视、传播与发扬光大。

①

一、阳明学的学术定位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孔、孟、朱熹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儒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浙江余姚，死于江西南安，葬于绍兴兰亭。他身前屡受毁谤，所谓“功髙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黄绾评语）者也，甚至被褫夺了“新建伯”封爵。死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获得“平反”，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

王阳明文武双全。他在学术上建立了独具风格的思想学说，创立了遍布全国的阳明学派（《明儒学案》记载了王门七派：浙中、江右、泰州、北方、楚中、闽越、南中。今人张新民又考定“黔中王门”可立一派）。他有四大事功：一是平定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地区的寇乱和广西思恩、田州少数民族土司的武装叛乱；二是平定了明朝宁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乱；三是在平乱之后，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县、广东和平县、江西崇义县三个新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四是在贵州、江西、浙江、南京等地聚徒讲学、兴办教育，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王阳明被尊称为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者。

王阳明的学说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在当代仍有其普遍性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其学被称为王学、阳明学、阳明心学等等。那么，我们在当代，应该对王阳明的学说如何定位？我认为，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心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陈白沙、湛甘泉心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良知”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心学。

二、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

关于阳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概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主要有三种概括：一种认为其思想结构包含知行合一、亲民论、致良知三大门类 ① 参见习近平：《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与师生的谈话》（2011年5月9日）。（黄绾等）；一种认为其思想包括“心即理”论、“知行合一”论、“致良知”论（陈来、钱明、余怀彦等），一种认为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亲亲仁民的”民本论等四大部分。本人持后一种说法，兹论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陆九渊为“心本体论”，故称象山心学。王阳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题（见《传习录》），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题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处便是。”，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㑹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隠，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既是知识智慧，又是道德自觉，而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自然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又说：

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陆九渊：《象山集》巻二，《与吴显仲书》。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简体字本，第2页（以下简称上古本）。

③ 同上，第6页。④ 同上，第24页。⑤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二，上古本，第39页。⑥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上古本，第652～653页。⑦ 王阳明：《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三，上古简体字本，第96页。⑧ 王阳明：《又与克璋太叔书》，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六，上古本，第818页。②①

①②

③④

⑤

⑥

⑦

⑧ 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是“亲亲仁民”的“民本”论。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③

②

①

三、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自觉精神。“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阳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觉。这正是阳明良知学的根本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恢复到“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正是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与佛老不同质，但他很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会通朱陆之论见于其《答徐成之》一书论朱陆异同是非之辨，及其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其《答徐成之》曰：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晦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引《传习录》语，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黃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增订版，第222页。

②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上古本，第12页。③ 同上卷，第2页。①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已之道，其功亦宁得而尽诬之！在这篇书函中，王阳明批评了学者以为陆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失于道问学、以为朱子长于道问学而失于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认为无论象山还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问学的，这确实显示了王阳明折衷朱陆的主观意图。而王阳明兼容佛老则见之于与弟子张元冲的论学语录。张元冲说：“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王阳明回答说：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虽不赞同“兼取”之说，但却是认为儒学是兼容佛老的。他认为儒家圣学与佛老之别在于，圣学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圣学总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养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儒佛道三教本来兼容互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是应当大力发扬的。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点是放在“行”上。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这个工夫就是“致良知”。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

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经过黄宗羲的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概言之，阳明学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包容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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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阳明学的当代启示

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阳明学的当代启示，其要有四：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当今社会存在着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当政者一味追求高速发展，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企业家一心追求利润财富，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结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危害人民的生存条件（在我看来，各大 ①② 王阳明：《答徐成之》，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一，上古本，第667～668页。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下册卷三十五，上古本，第1059页。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序》，见《黃宗羲全集》第七册，第197页。中城市的经常性雾霾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应该明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以后，我们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视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提倡有节制地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所谓生态文明，不要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我们要大声疾呼当政者确立“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像王阳明教导的那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抛弃昧着良心求“发展”的虚荣心态。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今社会中尤其显得重要。儒学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高扬主体精神，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在王阳明“亲民”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揭露批判了两千年君主专制的危害性，同时也确立了“民为主宰，君为客卿”的新民本思想，较之孟子、王阳明的民本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国粹主义派，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甚至还说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纪”。我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而主张多元和谐文化观与多元和谐发展观，这也是从孔子“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思想观点。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不少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台面上高喊廉政，暗地里贪污腐化。浙江杭州有个“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市长，四川雅安有个“徐三多”书记，甚至连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与中国政协副主席，都成了贪腐成性的大贪官，真是令人震惊与深恶痛绝。他们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不知天理良心为何物，结果是身败名裂，遭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的罪恶行径，极大地破坏了党政军的形象与权威，使得执政者失去民众信任，招致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良知”、“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使我们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

总书记的2011贵州行，在贵州大学强调王阳明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精神，指出“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号召大家“学习王阳明，敬重王阳明”，值得 ①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黃宗羲全集》第一册，浙古本，第1页。我们深思体悟，付诸实践。总书记的2013曲阜行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突出强调了以德兴国、以德立人的道德自觉，如此等等，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对阳明学真精神的正确把握，同时也具体指明了阳明学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