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演讲稿

公地悲剧演讲稿（通用10篇）

篇1：公地悲剧演讲稿

公地悲剧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公地悲剧呢？当然是过度放牧。草吃干净了，连草根也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荒漠化。避免草场的破坏需要所有牧羊人的集体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为了共有草场的繁茂而主动减少自己羊群的规模。正像没有一个小煤窑的主人为了保护煤炭资源自己主动减少煤炭开采是一样的。实际上，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负外部性。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同公共草地放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一个人享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

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途径：

1、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

2、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

案例

梅家坞：第一次机遇

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是一个敞开式、全民参与型、个体经营为主的乡村旅游地。其发展始于2000年5月1日梅灵隧道开通，从此这个被封闭在山坞里、景色雅致的小茶村与主城区的车距不过半小时。满眼绿色、清新空气、正宗龙井茶、现买现作的新鲜农家菜等吸引了杭州、上海、苏南及周边其他城市的自驾车游客，梅家坞成为了有口皆碑的距杭州市中心最近、最具原生态特征的乡村休闲区。

2002年左右，迅猛发展中的梅家坞遭到了严重的“公地悲剧”威胁，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戕害上。茶楼中的生活污水随处排放、垃圾遍地、溪沟变成了臭水沟、违章建筑随意搭建、车辆在公用地上随处停放、民居点呈现严重的现代化趋势。当地村落风貌失范，乡村性受到严重侵害，使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失所望。

2003：凤凰涅磐

2002年9月，梅家坞开始实施政府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中，把梅家坞改造纳入2003年三大工程中，实施公助民办政策；

政府负责规划、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秩序管理、宣传促销等，农户在政府统一管理下继续从事个体经营

杭州市政府从2002年10月起，按照“积极保护、民办公助”的原则，累计补贴4200万元用于梅家坞环境整治和景区建设。2003年10月整治完成后，梅家坞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前一阶段中的“公地悲剧”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溪沟面貌整治一新，沿溪、沿街基本上都是江南典型的粉墙黛瓦。各种清雅的茶市、茶庄遍布村中，“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及杭州最大的茶文化中心凸现出来。2003年全村接待人数为30万左右，服务收入2380万元，总收入3389万元（受前期施工影响），几年来黄金周日平均流量都在8000人以上，平时周末一般都座无虚席。普通家庭茶室的年净收益都在7、8万元左右，多的甚至达到20多万，户均收入由原来的6000多元猛增至15万元。梅家坞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被誉为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茶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利用成功结合的“梅家坞现象”。

反公地悲剧

1998年，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迈克尔•赫勒(Michael Heller)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反公地悲剧‟的文章。2008年，他出版了《困局经济学》一书，对此学说进行了理论扩展。赫勒认为，所有权过度分散将导致资源无法被利用

仍以牧场为例，反公地悲剧的情况是，一块草场被划分成许多小块公开出售，每一位业主都有否决权以决定这块草场派什么用途：建造公园，高尔夫球场，还是用于放牧。因为很难使这些业主的意见统一，这片草场就闲置着，造成资源浪费，没有一个牧羊人可以进入这片草场放牧。

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杜邦法案》，鼓励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对联邦资助的研究发现申请专利，并将技术转卖给私营部门，对其进行商品化。看似合理的法律，导致专利的数目飞涨，如今这些过多的专利给新药研制带来极大的阻碍，因为每种新药都可能涉及几十种专利，不但要付出高昂的转让费，还可能陷入纠缠不清的官司中。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那么发达，看来也是一件好事。专利的合理运用，胜过专利本身。美国的宽带频谱资源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私有化的。因为带宽的限制和各个电信公司使用不同频率通信，造成服务质量比不上日本或韩国。中国在住房私有化进程中出现过许多所谓“钉子户”，过去有些因为无法协商解决就强行拆迁了。现在，居民的权力受到更高的重视，拆迁补偿提高了，间接地造成土地开发成本的上升。

解决反公地悲剧的方法

1、市场途径（定价）

2、防止不合理的产权投资

3、公开技术、专利共享库(例如Google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4、政府管制（如有限配额制）

篇2：公地悲剧演讲稿

作者：黄嘉怡

公地悲剧，是1968年英国学者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为《公地的悲剧》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了一个场景，即有一群牧羊人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由于每个牧羊人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于是，他们会尽量扩大自己的羊群。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草场可以承载的羊的数量有限，但作为理性的人，在能无偿获取资源的条件下谁也不愿意自觉地把羊群数量减下来。最后的结果是，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所有牧民最终破产。通过这个假设，哈丁向人们展示了公共资源在缺乏明确责任人、缺乏行为监督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被迅速破坏殆尽的可悲结局。

公共资源由于权责不清而被任意挥霍的“公地悲剧”时有发生。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2013年的“秦火火”恶意传谣事件污染了网络公共资源，对如今的网络信息化时代无疑造成了最强力的冲击，从2009年至今各地的公交纵火砍人事件让我们对公共交通工具失去了信心，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法定节假日高速路免费本是一件喜事，却造成了有家不能好好回，永远堵在路上的悲剧，还有过度砍 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和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这些环绕在我 们身边的一切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和监督，都酿成了触目惊心的悲剧。

在经济领域中，哈丁的假设已经为实践所反复证明。然而，作为一名公务人员，无法在经济领域中反复深究，却能在公权领域中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公地悲剧”。经常看到这样类似现象，同样的触目惊心。举个例子，我们现有体制中的各个权利部门好比牧羊人，而整个政府这一块蛋糕像是牧羊人的公共牧场，公权领域中的无形资源譬如党的威信就是长在牧场上的草。要是理性人真的诉诸公共的理性，应该是尽力维护牧场上的草，但是由于没有人需要对党和政府是否能长久的具有公信力而负责任，于是所有的权力部门都在获取着自己私利的同时推脱责任，很多百姓反映常常看到大量类似的现象：一些部门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来提高所谓的“威信”，换来的却是百姓对政府的低效率高姿态的非议，更甚者，暗箱操作，为了获取既得利益，在重要的采购项目中缺乏监管，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样的做法，损害的不仅是大家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真正为百姓做实事的人的利益，网络上对公务人员的非议谣传也由此产生。

这么多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例子，让人不禁想问一句，“公地悲剧”的乱象如此盛行是为何。究其原因，“公地悲剧”的产生有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有名义上“公共所有”、大家都能无偿使用却又无需直接负责的公共资源；第二，该资源属有限资源而非无限资源，有可能被耗尽而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第三，必须有多个同时使用这一资源并从中获得好处的人，他们之间有竞争和攀比。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有公共资源，就存在发生“公地悲剧”的可能，因为本质上说，“公地悲剧”源于公共资源无节制的私人利用方式。而我国公权力运行的实际情况在不少方面都与这些条件相符合。特别是现有的权力配置特点，就是部门利益固化，共同责任虚化，名义上各部门都体现党的领导，实际上往往很难直接落到实处，公权力的“公地悲剧”由此发生。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决策部门化产生自利行为。政府的公共决策过度依赖于各权力部门执行，直接决策直接执行造成了各部门先思考自己部门是否得利，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而不是站在全局的立场，诉诸所有人的利益。实际上很多的公共决策在出台的时候都是好的，然后在部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过多的私利及博弈行为，造成真正的决策不能执行，执行的决策让人失望。

第二，政府权力部门间缺乏相互制约。在垂直体系管理中，各部门在其领域下拥有了相对集中的权力，即领导与被 领导的关系，权力配置中没有相互制衡的一方存在，而是尽可能的将更多的权力留给本部门，却将责任和风险推给下级部门，下级部门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得不到助力，甚至有可能最大的阻力存在于自己的上级部门。

无论是什么原因，因为滥用权力而产生的“公地悲剧”并没有停止，而是持续的发生，如何阻止其继续蔓延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改革政府决策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提出了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体系的目标，现在需要的是将这一目标落到实处。改革政府的决策机制应该从这三方面入手，一是决策民主公开化，决策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应该公平公正公开，实行公示和听证制度；二是决策咨询论证化，如今很多政府内部的“智囊团”独立性不足，在参与决策中难以起到客观实际的作用，应该从体制外寻求合适的人才给予适当的建议和帮助；三是决策信息完善化，上级部门在决策时所得的数据都是由下级部门过滤后上报的，因此上级的决策往往与基层单位的需要有所偏差，因而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管理，建立信息共享的平台和机制。

第二，加强权力监督约束。总书记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管理的缺位和监督的失效往往会造成公共决策不是惠民利民而是伤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权力监督是对决策很好的问责。首先要坚定思想，克服诱惑，以更强的信念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其次是深化改革，不断创新，以更好的智慧管束权力的笼子铸得更牢；最后应健全制度，依法治国，以更高的态势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篇3：公地悲剧演讲稿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增加经济收入, 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多元化 (陈丽, 2008) 。厚田沙漠属于江南地区第一大沙漠, 历史上有关南方地区沙漠的记载很少, 而关于南方地区沙漠旅游资源的开发更是没有经验可供借鉴。

作为“公地”的农村旅游资源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现象, 严重影响了农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张鑫, 2008) 。厚田沙漠位于江西省厚田乡, 开发以来出现了旅游公司亏损却竭力维持, 政府无权管理, 群众声称无益的局面。针对这一现象, 本文对沙漠开发进行了深入的走访和调查。

1 数据

本文随机抽取了厚田乡沙漠周边村庄共186人作为调查样本, 对旅游公司、乡政府和亚热带沙漠治理研究所等单位进行访谈, 最后利用spss17.0来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风往往会让人陶醉其中, 忽视其存在的潜在风险, 因此旅游工作人员或导游要提前告知游客旅游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注意身体安全和钱物安全, 同时要在旅途中经常进行口头安全告示, 并通过设置标示牌、警告牌等明显标志在景点及道路危险处, 来提醒游客的安全防范;最后, 要建立和完善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机制: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是乡村旅游安全的人员保障, 一套科学的救援程序是乡村旅游安全的制度保障, 一个包含公安、医院、消防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的系统完整的救援系统是乡村旅游安全的组织保障。所以, 可以通过事先演练的方式来锻炼队伍, 熟悉救援程序, 完善救援系统。一旦出现旅游安全问题, 就可以按照事先拟定的救援程序, 快速科学地展开救援行动, 在事故发生时为游客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援, 从而将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3改善乡村卫生条件, 创建优美乡村旅游环境

由于农村自然环境的特殊性, 卫生管理的滞后及农村医疗水平低下等因素, 我国乡村旅游卫生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一些农家旅馆厨房设备简陋, 基本消毒设施缺乏;排污排水通道不畅, 各种生活用水随意排放;生食熟食混放, 从业人员也缺乏必要的健康保证等, 整体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导致有很多旅游者因为卫生等原因而不愿在乡间过夜, 往往是吃顿饭就走。对阳朔乡村旅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46.67%的游客认为当地卫生条件差或很差, 问题主要存

在此次接受调查问卷的人中, 龙王庙村村民有63人;象潭陈家村49人。这两个村均在沙漠脚下, 受沙漠影响相对较大。其他村庄74人 (城背村、定坊村等18个村受沙漠影响小, 具有一定的共性, 故并为一类) 。

2 实证分析

2.1 不同村庄对沙漠开放的态度差异分析

从各个村庄对沙漠开发的态度来看, 其他村庄较龙王庙村和陈家村表现出更强的支持倾向, 达到了62.2%, 远高于后两者的42.9%和40.8%。从卡方分析可以得出, 不同村庄在对沙漠开发的支持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卡方值为11.6, p<0.01) 。由于调查的其他村庄主要靠近相对繁华的厚田集市, 商业和经济氛围相比其他地方浓厚, 商业意识较强, 同时受沙漠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对沙漠开发表现出更强的支持意向。在反对和无所谓态度上, 各个村庄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政府可以在发展沙漠旅游的同时, 加强旅游致富, 灵活变通的思想宣传, 减少农民“小富即安”的农业思想, 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2.2 不同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对沙漠开发态度的差异

在对沙漠开发的态度和文化程度均具有显著差异 (无所谓、支在于农村卫生间、饮食卫生和住宿卫生等方面。

2.4 加强各种设施建设和改造, 构建舒畅乡村旅游环境

首先, 各级政府、旅游主答部门应意识到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和价值, 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投入, 同时广开渠道多方筹资, 搞好乡村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重点进行旅游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 要在保护当地生态不受破坏的原则下, 根据不同旅游客户群体的要求, 设计专门的与当地环境协调的旅馆、民居、小型娱乐场、购物店和停车场等旅游接待设施, 做好乡村旅游接待户的客房、厨房、厕所等旅游配套设施改造。如现在自驾游的旅游者越来越多, 应特别注意停车场、停车位的设计与安排。最后, 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和村民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从“软件”设施上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使游客进得来, 住得下, 玩得愉快, 走得高兴。

参考文献

[1]李祝舜.旅游心理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2]李晓红.乡村旅游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7, (1) .[3]宋博, 郑向敏.乡村旅游:安全与控制[J].农业经济, 2007, (10) .

[4]杜海忆.我国发展乡村旅游的问题及对策[J].当代经济, 2007, (9) .[5]谢春山, 夏正超, 杨力平.我国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J].大连教

育学院学报, 2007, (1) .持和反对的卡方值分别为6.2、21.4和10.7, p值均小于0.05) 。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 村民对沙漠开发持“无所谓”和“反对”态度的人比例减少, 相反, 持“支持”态度的比例显著增加。由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会更科学, 会意识到旅游对当地的经济促进作用。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农村扫盲活动, 提高农民素质。

从对沙漠开发的态度和政府在开发前有无征询群众意见的分析来看, 不反对和反对的比约为3:1。政府有征求过意见的人在沙漠开发的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而政府没有征求过意见的人在对沙漠开发的态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卡方值为10.9和13.9, p<0.01) 。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方面可能政府在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中向群众过高的预期了开发对群众的利益, 而现实开发现状和预期值之间差距过大导致接受过征询意见的群众现在对沙漠开发态度的不满意和不支持。另一方面, 可能政府在和群众的沟通工作上做得不够完善。尽管如此, 大部分群众仍然对旅游开发充满期待, 希望沙漠能完全地开发起来, 带动当地和自己的发展, 这和我们后来和村民、村支书的访谈中了解到的情况相符。村民抱怨政府给的赔偿和补贴一直不见踪影, 对此政府解释说用于乡里的, 比如修水泥马路的公共财政支出了, 但老百姓对此并不知情。政府一方面应该在和群众的沟通交流工作上多下工夫, 使得民意诉求和表达畅通;另一方面, 在土地征用赔偿方面应该做到财务公开, 执行透明。

2.3访谈资料分析

厚田沙漠从开园至2006年的4年时间内, 接待的游客总量也不过区区20余万人次, 门票收入仅仅600多万元。厚田沙漠景区开发的投入与产出比接近7:1。大笔资金已经投入, 经济效益却不容乐观。同时, 公司反映当地人的对公司的态度不正确, 部分当地人地方保护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严重而做出竭泽而渔的短期利益行为, 既影响了公司的规划和形象, 也影响了投资环境的改善。

大部分当地群众都认为沙漠开发之初政府没有征询过自己的意见, 沙漠开发征用了他们的耕地却没有得到实在的补偿, 靠近沙漠边沿的农户甚至有被流沙吞噬的危险。村民们当然希望沙漠能真正的完全开发, 给贫困的村民生活带去改变, 但是目前沙漠开发没有给他们带来益处反而带来环境状况的恶化。

亚热带风沙化土地治理试验站认为沙漠边上的村民也应该自建家园, 现在农村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村民可以自己买树苗栽培, 成本很低。

从问卷和访谈资料可知, 村民们对沙漠开发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大部分人认为政府在沙漠开发之前没有征询群众意见或者效果不好以致自己没有听说, 并且政府和群众沟通不畅, 很可能导致百姓对沙漠开发的不配合, 转而将负面情绪转嫁于旅游公司, 导致政府、群众和旅游公司三者关系的恶化。

3 江南沙漠旅游开发中“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张鑫 (2008) 认为“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最早是由哈丁 (Hardin) 于1968年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提出来的。即如果一种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 最终将会被滥用。

“反公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黑勒 (Michael Heller) 于1998年提出:“反公共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 每个人都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 最终没有人拥有有效的、实质性的使用权。

3.1“公地悲剧”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 沙漠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传统型被削弱。在发展沙漠旅游过程中, 商业化的竞争必然会入侵当地人的思想意识。一方面由于缺乏保护当地文化的制度安排, 村民不会主动传承当地文化;另一方面, 由于农民自身的狭隘性, 很难形成一种高度警觉的保护和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的意识, 从而导致当地文化传统的流失。

第二, 沙漠旅游的重要竞争资本——品牌特色受损。品牌特色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注重维护整体品牌, 致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损甚至贬值。比如, 当地私人摩托车和三轮拐的宰客现象易使游客对当地的整体印象产生负面的影响;多数村民在特色品牌的经营和维护过程中会存在搭便车心理, 加之沙漠旅游、乡村旅游的进入门槛很低, 容易被代替。

3.2“反公地悲剧”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厚田沙漠开发中存在着严重的低效利用问题。一方面村民们抱怨沙漠开发初期他们根本不知情, 沙漠开发的收益与当地的普通村民没有任何联系。沙漠开发还铲除了原来能给全村每年带来50000元的蔓荆子药材收入却没有得到实在的补偿, 本来在沙漠绿洲上自由放牛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同时, 沙漠开发导致沙漠化扩大, 有吞噬沙漠脚下房子的趋势。而且沙漠脚下的龙王庙村和象潭陈村因为经济利益而积怨加深。另一方面, 沙漠脚下有些村民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 给沙漠旅游带来了不良影响。

4 结语

本文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 商业经济越发达的村庄支持沙漠开发的意向越高, 政府应该加强经济和商业思想宣传; (2)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 村民更倾向于支持沙漠开发, 因此政府应该提高农民文化; (3) 政府应该多和群众沟通, 使得民意诉求畅通, 同时在土地征用赔偿方面应该做到财务公开, 执行透明。

厚田沙漠开发中“公地悲剧”现象表现为:一是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传统型被削弱, 二是沙漠旅游的重要竞争资本——品牌特色受损, “反公地悲剧”具体表现为在厚田沙漠开发中的严重低效利用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在沙漠开发过程中确定明确和稳定的产权; (2) 结合各地实际, 寻找合适的开发模式; (3) 整合产权, 建立一个沙漠旅游开发管理机构; (4) 加强制度建设, 制止“寻租”行为的发生; (5) 突出公众参与性, 让当地居民从事正常的生产、开发活动。

摘要：本文研究了江南地区沙漠开发中出现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了开发过程中存在“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现象, 经过深入分析, 最终提出了几点建议:确定明确和稳定的产权;结合各地实际, 寻找合适的开发模式;整合产权, 建立一个沙漠旅游开发管理机构;加强制度建设, 提高公众参与性。

关键词：江南沙漠,旅游开发,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

参考文献

[1]张鑫.解读“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以农村旅游资源为例[J].2008.

[2]王凯.旅游开发加剧土地沙化厚田沙漠搞旅游没有出路[N].经济晚报, 2007.

[3]程书香, 赵追.成都市农家乐旅游品牌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09.

篇4：“公地悲剧”与“公共意识”

美国学者哈丁在1968年提出“公地悲剧”来解释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如果存在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而每个人都从一己私利出发，会毫不犹豫地多养羊，但又不必为这个公共牧场的维护和发展分担责任和资金。这样就会出现养羊的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谁也不负责，于是就上演了一出“公地悲剧”——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无法再养羊。

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天安门、黄山、峨眉山、长城等这些巨大的公地如果只有人去索取，而没有人或谁也不去维护和保养，终有一天这些地方就会持续退化，从景色优美的景点成为一个个无法欣赏、无法度假的垃圾场。

发生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民众缺乏“公共意识”。除了每个人不必为公地“埋单”外，人人都认为既然这块地是公共的或公家的，就不是自己的，用不着自己负责。这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中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好，而公社的田中作物长得差的城市翻版。因为，没有哪一户人家私人的客厅会出现象公地那样脏乱差的景象。

人们缺乏“公共意识”是导致“公地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谋划策。这些策略最后归结到一个核心，要让公地有人负责，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如果大家都把公地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别说保护公地的环境，就是整个社会的环保状况都会大大改善。

但是，让公地有人负责也难以实施。因为，像天安门、黄山这样的公地并不是能实行股份制的，也不可能像责任田一样一家分一块。唯一可做的就是让政府来监管。这就给政府的监管提出了一项挑战，如何让每个公民都具备“公共意识”，从而发自内心地去保护和珍惜它?

其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布公地维护的成本。这是让每个公民成为公地主人的最好办法。每个公民都是纳税人，他们所纳的钱中有一部分就是用到对公地的维护、清洁和保养中。每个公民都明白自己纳的税也用于公地的保护，污染公地也就是在扔掉自己的钱财。

篇5：一个公地悲剧的错误推导

自哈丁“公地悲剧”一文发表后,相关经济结论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几个不同的文献中将这个理论说法模型化却不尽相同,文献[2]中的模型便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详细分析文[2]中作者关于该模型的推导过程中所存在的数学与逻辑的疑问,并且指出尽管文[2]中导出的结果碰巧是对的,但是其推导方式却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该推导方式不适用于一般情况.

作 者：谢琳 杨强 XIE Lin YANG Qiang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数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刊 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ISTIC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1(1) 分类号：O29 关键词：公共资源   古诺模型   数学模型  

篇6：公地学校简报

简报

公地学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 十 期2014年5月12日

5月5日至9日，为进一步了解学校食堂管理服务和学生宿管工作的情况，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师生感情，公地学校组织党员干部到食堂和学生宿舍走访。

活动分为两个小组，由校长和学校班子带队，教务、后勤、宿管、工会、大队部等环节部门参与，深入食堂和宿舍，走访师生，了解后勤服务、学生工作、学生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征求师生们的意见建议和方法。调研组的同志们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学习心得，询问同学们课程学习进度，现场解答学习难点，寻找工作中的问题。在走访调研活动后，我们以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形成调研报告在校内进行了公示。

我们将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加强沟通协作，进一步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进一步树立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克服困难，破解难题。从服务学校工作大局的高度尽最大努力改善伙食，优化学生休息和学习场所的设置，千方百计地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篇7：从“公地悲剧”看地下水过度开采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在我国, 尤其是在北方及干旱少雨地区以及人口稠密区, 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很高, 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意义远高于对地表水的保护。然而, 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 地下水资源面临日益枯竭的困境, 过度开采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地质问题。因此, 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一、我国地下水开采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下水开发技术的不断提高, 我国地下水开发正在向“深”、“广”发展, 开采层不断加深, 开采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我国地下水资源量占全部水资源总量的30.17%, 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18.4%。近30年来, 我国地下水的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 全国660个城市中, 开采地下水的城市400多个;地下水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0%;过去东南沿海从不开采地下水的地区, 现在也大量开采地下水;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地区, 因浅层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开采大量转向深层地下水。

我国南北方在地下水资源分布和城市供水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地区性差异。南方地下水资源丰富, 约占全国地下水资源总量的71%, 而占全国国土面积60%的北方地区, 地下水资源仅占全国的29%。在城市供水结构上, 北方地区地下水所占份额较大, 有的城市甚至以地下水为唯一水源。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是华北地区, 地下水供水量占全地区总用水量的52%。

从我国不同开发潜力区域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来看, 超采区占国土总面积的6.6%, 即开采潜力小于0, 需要调整开采布局, 推行节约用水等措施缓解地下水紧张矛盾的区域。基本平衡区占总面积的28.8%, 是指不能盲目扩大开采地下水的区域, 北方地区应该把这部分水留作生态用水, 不能开采。开发潜力较小区占国土总面积近一半 (45.3%) , 这部分区域应该合理适度开发地下水。开采潜力中等和较大区域占国土面积的15.6%。

因此, 我国开发地下水资源必须合理规划与管理, 否则将会有更多地区转变为超采区和基本平衡区, 无法继续利用地下水资源。因此, 保护地下水资源是一项关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地下水开采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

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一方面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水源支撑, 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超量开采地下水, 诱发了许多环境地质问题。特别是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的北方城市和地区, 掠夺式开采现象严重, 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突出。

根据中国地下水监测信息网公开的资料显示, 我国由地下水开发所引发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有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等, 主要分布在地下水集中开采和超量开采地区。

(一) 地下水降落漏斗。

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使地表农田灌溉所需水量大幅提高, 进而地下水水质也会发生变化。区域地下水位下降还使平原或盆地的湿地萎缩或消失, 地表植被破坏, 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初步统计, 全国已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00多个, 漏斗区总面积达15万平方千米, 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

(二) 地面沉降。

地面沉降容易引起地裂缝。城市给水管道、供气管道、电线、光缆等随地面不均匀沉降而弯曲变形, 导致管道漏水漏气, 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地面沉降还会造成铁路路基不均匀下沉, 铁路安全受到威胁。另外, 地面沉降降低了城市河道堤防的防洪标准, 使河道汛期泄洪能力下降。全国有近70个城市因不合理开采地下水诱发了地面沉降, 沉降范围6.4万平方千米, 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超过2米的有上海、天津、太原、西安、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 天津塘沽的沉降量达到3.1米。西安、大同、苏州、无锡、常州等地面沉降同时伴有地裂缝, 对城市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

(三) 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是超量开采岩溶地下水造成的, 全国共发生岩溶塌陷3, 000多处, 塌陷面积300多平方千米。

(四) 海水入侵。

一般情况下, 陆地淡含水层的水位比海水水位高, 但经过长期大量抽取陆地淡含水层, 会使其地下水位低于海水水位, 导致海水 (咸水) 通过透水层渗入陆地淡含水层中, 从而破坏地下水资源。沿海地区的大连、秦皇岛、沧州、烟台、北海和海南新英湾等地的地下水开采诱发了海水入侵, 导致地下水水质恶化, 全国海水入侵总面积近1, 000平方千米。

三、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公地的悲剧

“公地的悲剧”最初由英国学者哈丁提出, 他设想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 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经济收益取决于他所牧养的牲畜的数量, 并且过度放牧造成的损失由所有使用者共同承担, 这时“公地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因此产生了公地悲剧现象。非竞争性即一个人对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并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地下水资源的开发。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 由于地下水资源含量丰富, 增加一个开发者, 由于增加开发而发生的社会边际成本为零;第二, 开发者之间在开发地下水资源时互不干扰。非排他性指如果要排除某个人对地下水资源的开发要付出巨大的管制成本。

在我国, 开采地下水在生态系统允许的范围内所支付的成本是极低的, 绝大多数的农民开采地下水只需要支付机井打水所耗费的电费, 而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的水费。而且在目前农村, 自来水覆盖的面积还很有限, 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都来自地下水井。这样用水的低成本加上用水渠道唯一, 导致农民没有足够的激励节约用水, 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认为, 导致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背离, 因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找到一个可以充当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调节者, 对造成外部性的活动者征税或给予补贴, 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认为, 公地悲剧的发生源于公共产权的归属不清或缺乏制度性的产权安排, 由此引发外部效应, 并认为如果一种资源是稀缺的, 那么私有化是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的基本途径。因此, 地下水之所以被过度开采导致了“公地的悲剧”, 一方面是因为地下水不存在产权归属关系;另一方面开采地下水的私人边际成本极低, 因此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开采地下水。一旦地下水被过度开采从而造成地下水匮乏或严重的环境地质问题, 开采地下水的社会成本就远大于私人成本, 产生环境负外部性。

另外, 从成本收益角度, 个人或企业在进行是否开采地下水的决策时, 根据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开采地下水时只关注其开采的私人边际成本, 选择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时的开采量, 地下水以更低的价格被开采, 同时开采量超过社会最适量。由于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效应, 过量开采导致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因此社会最适量小于市场均衡量, 因而地下水开采量就超过了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佳数量。而大量的开采过量则会导致严重的环境地质问题, 造成各种负外部性问题的产生。

四、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的途径

(一) 鼓励节约用水, 对节水行为给予补贴。

过去, 我国农村采用的主要灌溉方式是地面灌溉, 即沟渠、畦灌、淹灌等。即便是在严重缺水、常年干旱地区, 也是通过施肥和选种等办法提高产量, 忽略了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问题。

传统的地面灌溉效率很低而且不利于节约用水。目前, 多种节水灌溉方式正在被广泛的采用, 包括喷灌、微灌、低压管灌、渠道防渗等, 较多采用的是喷灌和微灌。与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 喷灌和微灌具有节约用水、节约劳力、节约耕地、提高产量、对土地的适应性强、有利保持水土等诸多优势。特别是针对我国水资源匮乏的实际情况, 这种节水灌溉方式对于提高农业灌溉效率, 节约水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 应该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对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给予补贴, 鼓励节水灌溉技术的大范围推广。这样, 既能提高灌溉效率, 又能节约水资源, 减少地下水资源开采。

(二) 对不同的采水量采取差别定价办法, 多采水部分支付较高价格。

政府可以统一对城市和农村的采水设备安装一个水表, 记录采水量, 根据不同的采水量制定不同的水价。在采水量较小的阶段制定较低的价格, 在采水量较大的阶段制定较高的价格。这样, 过度采水行为就会支付一个较高的成本, 从而抑制过度采水。

(三) 发放采水交易许可证。

政府对每个地下采水的水泵安装电表, 根据该地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一个开采总量, 结合开采户申报的预计开采量以及开采户的具体情况, 发放电卡, 控制开采户的开采量。如果开采户实际开采量少于所购买的开采量, 该开采户可以将剩余开采量转卖。如果开采户期初购买开采量不足, 也可以向有多余开采量的开采户购买开采量。

采用这种办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地下水开采许可证交易市场, 使许可证交易能够公开、顺利进行。通过建立许可证交易市场, 一方面农民因为采用了较好的节水措施而节余的水, 可以通过许可证的转让而得到经济实惠, 可以激发更多的节水行为;另一方面农民也可以通过购买一定量的许可证来解决水缺乏的问题, 而不至于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

(四) 杜绝非法采水, 加大惩罚力度。

政府应该对非法采水行为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这样做相当于增加了非法采水行为的成本, 根据成本收益分析, 可以减少非法采水行为的发生。

(五) 制定地下水开采法规, 加强节约采水与用水教育。

国家应制定专门的地下水资源保护法规,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地下水资源保护的立法、执法工作。同时, 在全社会加大节约用水的宣传力度, 提高群众节约用水的意识,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我国主要城市和地下水水情通报 (2007年度) .国土资源部, 2008.5.

[2]彭文启, 张祥伟.现代水环境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篇8：“反公地悲剧”的终结

1998年，迈克尔·赫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反公地悲剧：从马克思到市场转型中的产权》一文，正式提出“反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之前创造的“公地悲剧”虽然很好地说明了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恶果——哈丁在《公共悲剧》中写道：“在一个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资源的社会，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是其必然的命运。”任意享用公有资源会带来毁灭，但哈丁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或称“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收益减少的情况更为严重。于是，便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相关的例子很多，赫勒曾以莫斯科街道上出现过的一个怪现象来阐述。有段时期，一方面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却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赫勒专门研究了这些问题，他认为，这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莫斯科沿街店铺遭闲置的原因也差不多如此——支离破碎的产权结构，所有者之间相互制约、抗衡，造成资源运行成本过高，使用率低下。这就是“反公地”的特性，而之所称之为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或财产的使用安排能给每个人带来收益，但由于相互阻挠、影响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收益减少或资源浪费。

现在的困局经济学正是脱胎于当初的“反公地悲剧”，仅仅是换了个称谓而已。赫勒要探讨的主题一以贯之，正如他在10年前的那篇论文中所关注的那样，因过多所有权形成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破解。在赫勒看来，困局是自由市场的一个悖论。倘若太多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一部分，合作便陷入停滞，财富消失，人人遭受损失。因此，“克服它将是当今时代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赫勒写道。

于是，对于新作——《困局经济学》，赫勒寄予厚望。他在引导我们展开一次困局之旅(从强盗贵族到当今的无线频谱霸王，从密西西比法院拍卖黑人家庭农庄到烦人的纽约市土地征用，从切萨皮克湾的牡蛎海盗到当今的基因专利和音乐侵权者)的同时，也试图寻找一种解决“反公地悲剧”的方案。他在序言中写道：“只要你希望整合资源，引入积极的改变，开展下一代的创新，甚至只是单纯想理解日常生活的无形运作方式，本书便是为你而写的。困局带来的一切，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赫勒已然揭开了困局的谜底。他认为，如果说“公地悲剧”是因为产权虚置、不明晰，所以需要明晰产权的话；那么，“反公地悲剧”则是由于产权过多、支离破碎，需要整合产权。

赫勒可能没注意到，整合只是第一步，防止因多头管理或产权分散滋生“权力寻租”也是关键。由于寻租人追求的是大量的非生产性价值，因而在寻租过程中势必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或生产性资源利用不足，但主管者往往在其间的权钱交易中获取大量租金。因此，就资源浪费或利用不足而言，寻租其实是“反公地悲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在整合产权、避免资源使用不足之余，也需要重视和加强产权制度的建设，遏制在产权整合过程中寻租和腐败的出现。

篇9：博弈论视角下公地悲剧模型研究

1“公地悲剧” 的博弈论模型

假设在由n个牧民共同拥有的草原上,每个牧民都养羊,根据世代多年放牧的传统,他们都知道这片草原上羊的最优的饲养数量,我们把这一数量设为Q1,那么每个牧民的最优饲养量为Q1/ n。由于草原是公共的,只要有利可图,牧民养羊的饲养数量越多越好。假定每个牧民能获得收益的饲养量不低于Q1/ n,这样,每个牧民羊的饲养数量有两个可能,一是超额饲养,二是根据统一的指标限额饲养。

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具有一般的普遍性,把草原上的n个牧民简化为两个典型性的代表A和B,A和B共同在这片草原上放牧,把羊的饲养量的确定过程看作是A和B相互之间的博弈,那么A和B就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 即超额或限额。在A、B选择不同的策略的情况下,A、B会出现收益变化: 1A超额、B限额,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A的饲养里比B的饲养量多,收益也多,A的收益为a,B的收益为b,则a > b; 2B超额、A限额,A的收益为b,B的收益为a,同理,有a > b; 3A、B都限额,总收益为T,达到社会最优,A、B共享收益π,每人π/2, 由公地放牧会导致非帕累托最优,有π > a + b,4A、B都超额,那么A、B的收益均为τ/2,有τ < π。同时,为了让超额饲养显得有利可图,我们还假定,无论是A或B超额,超额方的收益都大于π/2。A、B中只要有一方超额,另一方限额,则超额方的多获得的收益为限额方损失的收益。

2 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假定以上“公地悲剧”博弈模型是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即A、B都知道对方的策略和收益; 之后,将A和B的博弈分为同时博弈和序贯博弈两种情形。下面将对以上两种情形进行叙述分析。

当A和B同时博弈,对A来说,当B采取限制饲养数量的策略时,A的收益a > π/2,A的最优选择是超额; 当B采取超额饲养策略时,A的收益b > τ/2;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A不存在占优策略,A所采取的策略需要根据B的策略进行选择。对B来说,当A采取限额策略时,B的收益为a > π/2; 当A采取超额策略时,B的收益b > τ/2, B的最优选择是限额; 同样,B也不存在占优策略,B所采取的策略需要根据A的策略进行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同时博弈的情形下,A、B之间有着两个纳什均衡,即 ( 限额; 超额) 与 ( 超额; 限额)。因为同时博弈存在的阶段性,纳什均衡不具有唯一解,这说明在实际情况下A和B会面临策略选择上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A和B均有可能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超额策略或限额策略。那么,我们假定A选择限额策略的概率是r1,选择超额策略的概率是1 - r1; B选择限额策略的概率是r2,选择超额策略的概率是1 - r2,那么,A的最优化模型为:

根据支付矩 阵的对称 性, 可推出:

综上可知:为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这一均衡说明了当A以概率r1* 选择限额策略时,A进行策略选择时没有必要参考B的策略选择来进行,同样的,B以概率r2* 选择限额策略时的策略选择也不需要考虑A的策略选择。

根据以上描述可得到以下结果: A、B选择限额策略的联合概率分布为:; A、B选择超额饲养策略的概率分布为: P(A = 超额;B = 超额) = (1 - r1* )(1 - r2* ); A、B选择相异 策略的概 率为: r1* (1 - r2* ) + r2 * (1 - r1* ) = 2η*(1 - r2* ) = 2r2* (1 - r1* ) 。A和B中只要有一人选择了超额饲养策略,草原的饲养量将偏离帕累托最优,出现“公地悲剧”现象,出现的概率为: P(A = 超额;B = 超额) + P(A = 超额;B = 不超额) + P(A = 不超额;B = 超额) = (1 - r1* )(1 - r2* ) + 2η*(1 - r2* ) ; 根据概率的相关知识, “公地悲剧”出现的概率也可表示为1 - P( A = 不超额;B = 不超额) = 1 - r1* ×r2* ∈[0,1]。

把A和B两个牧民决定羊的饲养数量的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博弈,根据以上计算可知, “公地悲剧”这一现象会以一定的概率出现在博弈的收益中,这样,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公地悲剧”就有了可行性。

其次,A、B连续博弈。当A和B两个牧民中有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优于另一个人即具备先行者的优势时,那么先行者就有观望和利用先行者优势两种选择,这时A、B之间的博弈不再是同时博弈而是连续博弈。这里假设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A是先行者,A先行动、B后行动,收益矩阵和同时博弈的时候相同。

对A来说,A知道假如他选择超额策略,由于b > π/2 ,B的最优策略为限额策略,那么,A将获得a的收益,B获得b; 假如A选择限额策略,那么B一定超额, 那么A获得收益b,B获得a。当A具有先行者优势时, A能够先行动,并获得a的收益 ( a > b),所以无论如何A也会选择超额策略,这时,博弈的均衡解释 ( 超额; 限额)。这就表示在连续一次性的博弈过程中,A、B两个牧民的羊的总的饲养数量将超过草原上的帕累托最优数量,出现“公地悲剧”。

从上文中的分析可知,理论上,在一次博弈的情形下,不管是同时博弈还是连续博弈, “公地悲剧”都可能发生,但在实际情况下,因为养羊这个活动是不间断连续进行下去的,那么草原上牧民之间养羊数量的决策过程就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一旦存在重复博弈,牧民之间由于人际关系、文化等原因会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情况,最终使草原上羊群的饲养数量限制在符合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数量上面。

3 对策研究

由以上分析可知,A、B因为存在a -π/2的超额收益而产生了超额饲养羊的投机心理。A和B都是理性人,都是自私的,都不愿意因为自己限额而损失了额外的收益, 更不愿意看到因为双方都超额而带来的共同损失。当不存在一个实际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双方行为时,为了能减少自身的损失,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会透露这样的信息: 如果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者,则拒绝与他合作,而拒绝合作给违约者造成的损失大于他不违约的损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可信的、有效的威胁。A和B在牧羊博弈的过程当中自主地限制羊的数量,使其形成一个内生的规则。当限额策略合理地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时,在接下来的重复博弈中,人们会将这一行为坚持下去,就成为了一种制度,一种内生的制度, “公地悲剧”便得到了解决,不再出现。

4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当牧民们在选择羊的饲养数量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约束、制约机制,并且这一博弈是重复进行时,那么,饲养羊数量的限额将成为一个内生的博弈规则,它不需要借助外界或第三方的力量来保证实施便能自己起到约束双方行为的作用,因而“公地悲剧”能够依靠内部的约束机制自发解决。

摘要：通过构建一个草原放牧的博弈模型,以博弈论的视角对牧民的一次行为和连续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在参与者行为之间存在相互约束和牵制的情况下,得出以下结论: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公地悲剧”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需要依靠内生的约束机制。

篇10：重庆火锅何以走出公地悲剧？

火锅业能如此快地就此走到一起，说明了企业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意识已足够强。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是否真的会有企业因此将不法商家告上法庭？我对此持怀疑态度。首先，企业以什么理由起诉不法者？按发出这种声音的企业的说法，是因为不法企业危害了消费者利益，损害重庆火锅业的金字招牌，也伤害了广大的诚信商家的名誉。但是，重庆火锅的金字招牌并非哪一家企业独有，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是消费者自己的事，因此这种起诉可以说貌似有理实则师出无名。另外，如果说真的能以损害自己的商誉来提起诉讼的话，判决结果的外部性会令那些不参加诉讼的企业沾光。那么，谁来充当活雷锋？所有企业联合诉讼倒是个办法，但企业实力不同，所受影响各异，全部参加几乎是不可能的。南京冠生园出事后，上海冠生园也曾表示保留对损害冠生园品牌声誉的企业起诉的权利，但最后并没有什么动静。所以，我倒宁愿将企业的这种说法看作是与不法企业划清界限的宣言，而不是真的想与之对簿公堂。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不起诉，难道就白白遭受损失吗？

应该承认，重庆火锅业面临的这次危机是必然的，在经济学上的一个说法是公地悲剧。公地是谁都可以使用的，收益总是自己的，但问题却是大家的，这就必然会导致因无人爱护而产生过度使用的悲剧。具体到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品牌，悲剧就是品牌声誉缺乏保障，仅从近半年来看，重庆火锅、金华火腿、太仓肉松等出现的问题都是如此。所以，现在最应该考虑的不是企业是否能及时与不法企业划清界限，而在于企业能否走出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清晰，因此，要走出公地悲剧，最根本的还在于明晰产权。这种明晰产权并不是说要把“重庆火锅”这个品牌单独划给某一家企业，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于企业来讲，明晰产权有两种形式，一是彻底不依靠重庆火锅这棵大树，而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这样的品牌有商标保护，如果能够做强做大的话，既有利于不受地域性限制，又不会受同行业内其他企业出现问题的影响。另一种形式，则是依托“重庆火锅”，但更突出自有品牌，给顾客“某某重庆火锅”的完整概念，而不是笼而统之的重庆火锅。强势品牌的出现，既有利于原有地域品牌的保值增值，也压缩了害群之马生存的空间。而现在一旦遇上这样的问题，企业必先强烈谴责，然后是发表联合宣言，或者就是地方政府领导出面表示支持，这样的措施不是说没有用，但靠不住，因为联合的背后还是自己顾自己，共同维护品牌的结果还是公地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