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大学与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哪个好

2024-04-27

曼彻斯特大学与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哪个好（共4篇）

篇1：曼彻斯特大学与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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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简称曼大，世界三十强顶尖名校，最高世界排名全球第26名，是英国大学中世界排名最高的八大最著名学府之一，也是英国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始建于1824年，位于英国第二繁华城市曼彻斯特，是英国最大的单一校址大学。

作为全球一流的科研与教学机构之一，曼彻斯特大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校友中共有25位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全职教职员中有3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全英之冠。

在2014年英国官方组织的研究卓越框架（REF）评估中，曼彻斯特大学科研学术实力位居全英第5名。

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

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是附属大学的公立学院，位于风景宜人的历史古城坎特伯里中心。学校为海外留学生设有完善的英语语言课程。专业范围涵盖了教育学、工商管理、艺术类等科目。

篇2：曼彻斯特大学与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哪个好

2005年正式更名为大学的坎特伯雷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2年。坐落在历史名城坎特伯雷的坎特伯雷大学拥有友善、现代、热情、团结的学术氛围，在英国教育界享有较高声誉。立思辰河南留学360邹思君老师介绍说，学校的不同校区都具备一流的教学设施和较高的教学质量，是各国留学生不错的选择之一。

图书馆

篇3：曼彻斯特大学与坎特伯里基督教堂大学哪个好

一、基督教大学研究的几种流行模式及其缺

章博认为, 基督教大学研究的现有模式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缺陷, 文化侵略模式用政治评价取代学术评价, 失之于肤浅, 最不利于客观研究, 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是预设立场, 无疑会导致研究者人为地忽略许多复杂历史问题, 文化交流模式虽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文化侵略模式和现代化模式前进了一步, 但又忽略了其他维度和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差异性, 也难称完美。

鉴于上述问题, 章博在此书中力图作出改进, 她将基督教大学作为民间组织来考察, 同时放宽历史视野, 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 着力揭示外部环境变化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 以及基督教大学采取的调适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进而说明制约基督教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与华中大学的创办

20世纪早期, 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形成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体制, 对基督教传教事业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 中国自办的新式教育也在蓬勃发展, 不断挤压着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空间, 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1922年春, 由于在华基督教团体不断鼓吹“学校生活基督化”, 又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颇为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 更加剧了基督教的危机感。这两个因素促使基督教差会反思在华教育事业, 推动它们走向重组。

在1905年召开的“中国教育会第三届大会”上, 总干事施特士率先提出了促进在华基督教教育机构联合的建议, 引起了传教士的普遍重视。此后, 各差会就联合办学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 截止20世纪20年代初, 已经整合出十几所水准较高的基督教大学, 如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

在联合办学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 19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组织了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 对三十多个县市的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 并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 (伯顿报告) , 认为在华基督教教育应当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 建议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十几所基督教大学, 以避免无用的重复和资源浪费, 具体到华中地区, 可集中在武昌建设一所伟大的基督教大学。这份报告被送到华中各基督教差会, 成为创建华中大学的直接推动力。

1922年2月至8月, 华中各基督教差会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 为华中大学的筹建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尽管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但在1924年秋, 由文华书院 (原属美国圣公会) 、博文书院 (原属英国循道会) 、博学书院 (原属英国伦敦会) 合并组建的华中大学终于成立开学, 标志着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筹设及运作, 都是从基督教教育自身的需要出发的, “以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为具体目标”, 即促使中国趋从于西方文明。然而, 由于“五四”后民族主义高涨, 这一办学宗旨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化”压力, 主要是始于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929年相继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规程》, 大幅收紧了对基督教学校的监督和管理, 并限令在1932年6月底前注册立案, 实际上对它们提出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要求。

在此形势下, 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 继续自外于中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外是不可行的, 向中国政府注册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他们就这一问题向各相关差会的国内总部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 终于在1931年12月完成了注册。

华中大学注册后, 虽然在学校管理和教职工构成方面过渡到以中国人为主, 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 但又通过设在纽约的“设立者会” (由各背景差会派出代表组成) 遥控大部分行政权力, 而且从最为重要的经费看, 也一直没有摆脱对外依赖, 这就使学校难以疏离外国教会的控制, 实现“名”与“实”相符的“中国化”。多数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也与华中大学相仿。

四、适应与抗争:世俗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新文化运动使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起来, 作为兼具“封建迷信”和“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特征的基督教愈加受到抨击, 与之关系密切的基督教大学也受到很大冲击, “世俗化”成为其不得不加以回应的外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在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 使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和急切。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和国民党政府的要求, 基督教大学不得不加快“世俗化”进程。

基督教大学“世俗化”, 首先体现为办学目标的改变, 从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和为基督教运动服务, 调整为主要为中国社会服务。以华中大学为例, 为了适应这种改变, 对院系和课程设置都作了调整, 在文学院、理学院的基础上, 增设教育学院, 增加实用课程, 依据三民主义原则设置政治课程, 并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 宗教劳动也改为自愿参加。

但“世俗化”毕竟不是基督教大学及其赞助者心中所愿, 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采取措施来维系学校的基督教色彩:1、尽量保证选用基督徒为教师;2、“家庭化”办学, 通过控制学生规模, 鼓励师生通过社团组织和社交活动建立密切关系, 实行“导师制”等措施, 营造尽可能浓郁的基督教氛围;3、鼓励参与宗教活动;4、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尽管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 但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 基督教大学抵御“世俗化”的努力还是越来越困难, 最后仍不免湮没于历史潮流。

五、“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开始推行“教育国家化”政策, 并在此指导下, 对大学教育进行规范和整理, 极大促进了公立大学的发展。面对公立大学的强势崛起, 华中大学采取了“重质不重量”的办学方针: (1) 尽量聘用海内外著名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担任教师; (2) 招生上“宁缺毋滥”, 并努力保持较高的师生比; (3) 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 确保学生的培养质量。这使起步较晚的华中大学逐渐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基督教大学, 在与实力雄厚的公立大学竞争时能保持应有的地位。

六、此书的结论

章博认为, 基督教大学的命运始终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它们因时而生、因时而变, 最终因时消亡, 这是基督教大学变迁的历史背景;20世纪以来, 基督教大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了许多调适措施, 试图在不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前提下, 从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双重管理的困局中找到某种平衡, 以适应“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时代要求, 为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关系可归纳为经济上的依赖与管理上的疏离,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两者注定是相互矛盾和冲突不断的, 它们就是在这种矛盾中, 磕磕绊绊地走完了在中国大陆的历程;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归纳为限制与反限制, “中国化”和“世俗化”是它们在外力 (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压力) 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西方差会害怕学校逐渐失去基督教色彩, 虔诚的信仰也使基督教教育者不甘“堕落”, 他们虽然迫于政府要求, 对办学宗旨作了形式上的调整, 但实际上仍然秉承“为基督教运动服务”和“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的目标, 努力维持着学校的基督教色彩;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 但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 基督教大学的调适还是越来越困难, 最后仍不免湮没于历史潮流;基督教大学的自我改革虽然由于社会变迁戛然而止, 使其能否自行实现“中国化”和“世俗化”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解答的谜, 但也因此使基督教大学更加具有思考的魅力, 有关讨论仍将继续开展并深入下去。

七、笔者对此书的几点观感

笔者认为, 章博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在学术上至少有三个亮点: (1) 选题比较新颖。改革开放以来, 基督教史研究虽然逐渐趋热, 但基督教大学在其中相对冷门, 相关论述不过寥寥二、三百件, 学术空间仍然很大, 此类研究可以起到拾遗捡漏的作用。 (2) 视角更为宽广和多维。基督教研究的几种传统模式, 如文化侵略模式、现代化模式、文化交流模式, 皆有其不合理之处。此书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中, 从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政府、学校与西方差会、学校与师生四个层面加以考察, 通过基督教大学的兴起、“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竞争图存四个方面展现其数十年的流变, 着重阐明它们为消解外部压力、保持基督教特色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基督教大学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 理论较为圆满, 思路清晰, 在学术上前进了一步, 值得我们学习。 (3) 此书在论述近代基督教大学的同时, 实际上也提出了两个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问题, 即教育应否在外部约束 (来自政府与社会) 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这便是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