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

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精选8篇）

篇1：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

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只能成为本罪的量刑情节，而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标准是，是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即他人重伤、死亡及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结果。只要交通肇事造成了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可构成本罪，而不问肇事者是否有能力赔偿数额的多少。交通肇事罪为典型的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解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已经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关基本理论。

【关键词】逃逸；赔偿数额；共犯；基本原则……

一、“逃逸行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由此可见,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节的,就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情形之一，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由此可知，《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即为交通肇事罪所规定的“逃逸”行为，因此，《解释》已明确规定，“逃逸”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成为本罪的定罪情节。这样的解释到底是否具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呢？笔者认为，《解释》把原本是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情节，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属于越权解释。其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在创制、修改法律，违背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理由如下：

(一)《解释》为非法解释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从该条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造成多少重伤、死亡，造成多少公私财产损失方可成为重大交通事故，这需要有权机关的详细解释。从该条我们还可以明显的发现，“逃逸”行为仅具有量刑层面上的意义，而不具有犯罪成立构成要件丰的作用。作为享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只有权解释什么是重大交通事故，即明确界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适受重大损失”的限度，而无权修改该罪的构成要件。最高院把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解释为定罪情节，明显修改了本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重违背。

如果按照此解释指导司法实践，就会把某些原本为一般交通事故的行为当作交通肇事罪未定罪处刑。也就是说，对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本来用行政法或民法上的制裁措施就可以达到阻止和预防其社会危害性的效果，却用刑法上的极其严厉的刑罚来惩罚这种一般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不禁反问一句：这样做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吗？把这种行为上升到犯罪层面上来，值得吗?

(二)《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具有合理性

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我国刑法学者在表达上是基本一致的，如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⑵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⑶等等。可见上述观点都认为“逃逸”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的一种畏罪潜逃行为，申言之，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逃逸行为。可见，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能成为犯罪构成上的要件，其只能成为量刑层面上的情节，所以《解释》又不具有合理性。

我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行为人对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其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这句话主要包含两层意思：1、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般交通事故；2、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交通事故。

《解释》之所以把“逃逸”行为提升到定罪情节，是因为“逃逸”本身表现出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就负有“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值勤交通警察，听候处理”的义务。⑷但行为人却不履行此义务，执意逃跑，反映了其主观上具有可责难的恶性；客观上，往往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扩大，如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重伤、死亡，公私财产因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造成损失扩大等。从而，“逃逸”行为又表现出了其客观危害性。但是行为人的这种不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只是行为人罪后的表现，不具有定罪层面的评价意义。如果“逃逸”前，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逃逸”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受害性就不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更说不上定罪的意义了。也就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将先行行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实施的“逃逸”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⑸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除少数特定的脱逃行为被规定为犯罪行为外，我国刑法尚没有对实行犯罪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后的畏罪潜逃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如果认为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对行为人实施的任何犯罪行为之后的“逃逸”行为是否也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刑法没有明文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其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充其量也仅是一个量刑情节。所以，依笔者之见，我们还是尊重一下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好，不要胡乱的解释法律。否则，就有可能法外定罪，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是客观上造成的损害还是不能赔偿的数额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客观危害性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有形的物质的损害。在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该罪所要求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就可成立该罪。无论行为人对此客观损害有无赔偿能力都不影响犯罪的定性。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即交通肇事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成立本罪。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其中“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之

一。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行为只要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后果，就构成了本罪。至于什么是重大财产损失，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按  3-6  万元计算的。⑹而《解释》第二条却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但是刑法第133条从未把不能赔偿数额的多少作为本罪成立的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可见《解释》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属于非法解释。

另外，我国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对任何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被称之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具体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7）这一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要坚持这一原则，所以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要坚持此项基本原则。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笔者看来，这句话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这里的“无能力”是指客观上肇事者不具有赔偿能力；

(二)“无能力”赔偿的数额必须在3O万元以上，并且此数额必须是交通肇事行为给公私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则在此不计。另外，行为人必须对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

(三)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只要数额没有超过3O万元，即使其连一分钱的赔偿能力都没有，也不构成本罪；或者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了公私财产3O万元以上的损失，但是行为人有能力赔偿全部公私财产损失，或者，行为人有能力赔偿部分损失，能够使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O万元以下，也不够成本罪。例如：某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了公共财产3O万元的直接损失,并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但是某甲只要有一分钱的赔偿能力,就不够成本罪；如果某甲造成公共财产1000万的直接损失，但是某甲是千万富翁，他有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也不构成本罪；如果某甲是个贫穷人,他无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就构成了本罪。

概言之，有钱的人因为自己有赔偿能力,所以可以不负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免受刑罚之苦;没钱的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承受刑罚之苦。这无疑传递给公众的是“有钱就能买刑”的观念。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其实，《解释》已明显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该解释应该是无效的。

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问题

《解释》第8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这里的“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人员己与肇事者共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但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可以说《解释》开创了过失共同犯罪的司法实务之先河（8）。刑法第25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可见《解释》对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解释已明显与刑法的规定相悖，实属非法解释。

为了准确的解读上述人员唆使肇事者逃逸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的阐述一下共同犯罪极其构成条件。

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这是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对共同犯罪所下的定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8）“共同犯罪是指二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犯罪”（9）等等。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也普遍不承认之。（10）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并且各共同犯罪人必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他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⑾

(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经过意思联络，明知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就认识因素上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而是在他人的配合下共同实施犯罪，并且要明知他们的共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就意志因素来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从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上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他们共同实行了“逃逸”行为。也就是说，在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上述人员唆使、帮助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明知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员仍唆使、帮助肇事者“逃逸”,主观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对“逃逸”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即他们对“共同逃逸”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逃逸”行为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仔细审视之,其实不然。

“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换句话说,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仅对本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更重要的一点是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的问题。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

那么这种唆使肇事者共同逃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共同逃逸行为是否在有意逃避某种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以及对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到底持什么心理态度。也就是说，共同逃逸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而是那种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之行为是犯罪行为。基于此点考虑，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唆使肇事者“逃逸”,对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持过失的心理态度，则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其是故意的，则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唆使者与肇

事者对共同逃逸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是故意的，他们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实施了共同逃逸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实施了以不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共同故意杀人行为。

四、结论

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唯一判定标准是该罪的犯罪构成。只有交通肇事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方可成立。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予以犯罪化评价，它不是该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刑法上所讲的财产损失,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客观危害,至于行为人对其是否有赔偿能力，则在所不问。这仅是民事赔偿问题，是否有能力赔偿不具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意义，否则，就是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的违背。我国刑法己明文否定过失共同犯罪为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后的共同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这是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法律具有模糊性,所以需要解释法律。但是法律解释必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进行,必须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以及基本理论。否则,就是越权解释、非法解释。《解释》对上述问题的司法解释明显属于越权解释、非法解释，应当是无效的。

（1）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2）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l9版，第152页。

（3）参见鲍遂献、雷东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版,第349页。

（4）参见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

（5）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版，第395页。

（6）参见1987年8月21日两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

（7）参见高铭暄《刑法学》  (上编),中国法律出版社l9版，第32页。

（8）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版，第404页。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l997  年版,第275页。

（10）参见高格著《定罪与量刑》(上),中国方正出版社版，第144页。

（11）我国刑法学界也有少数学者主张过失共同犯罪，如侯国云、林亚刚等。

（12）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版，第505页。

篇2：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大力提倡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带动了美国软件产业和IT产业10多年的蓬勃发展.新世纪初,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的企业信息化,与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有异曲同工之效.政府指导性、方向性的`政策必将带动整个国家的产业加速发展,我相信目前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创业企业信息化能够带动中国未来五到十年整个国家产业化向这个方向发展.

作 者：何经华  作者单位：北京用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刊 名：科技创业 英文刊名：PIONEERI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11) 分类号： 关键词： 

篇3：对内部报告控制的重新审视

中国学界重视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由两大背景决定。其一, 以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及国内以银广夏、郑百文为代表的上市公司会计作假事件的强烈震撼;其二, 2000年7月1日实施新《会计法》明确了“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会计监督制度”要求, 作为配套措施, 财政部即着手组织开展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研究, 迄今已颁发了“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对外投资”“担保”七个全国性规范性文件, 从而使会计界更加关注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对此众多学者撰文立论, 各抒己见。综观国内相关文献, 我们发现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已非常广泛, 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吴水澎等, 2000;阎达五等, 2001;冯均科, 2001;刘明辉, 2002;程新生, 2004;杨雄胜, 2005等) ; (2) 内部会计控制研究 (刘亚莉、杨兴全, 2004;朱荣恩, 2003;张先治, 2003;陆竞红, 2002;陆正飞, 2000;秦敏, 2004;葛家澍, 1998等) 。 (3) 内部管理控制研究 (张先治, 2003, 2004;池国华, 2003, 2004;张相洲, 2003等) 。

内部报告是反映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与经营结果状况的书面文件。内部报告主要包括企业内部使用的、用于内部决策、控制、评价及沟通的各种会计报表及其说明。内部报告的使用者主要是企业内部董事会、管理者及员工等。目前, 我国企业内部也编制一些报表, 如成本报表等, 但是这些报表的编制目的主要是为最终完成财务报告服务的, 没有形成完善的内部报告系统, 因此我国的内部报告需要创新 (张先治, 2003) 。而内部报告控制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控制模式, 它包括资本经营报告系统、资产经营报告系统、商品经营报告系统和生产经营报告系统。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报告控制系统既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内部决策、控制、评价及沟通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效果, 同时它也是外部报告的编制基础, 保证了外部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决策的要求。

二、内部报告控制基础理论

(一)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内部控制是企业经济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内部控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四个阶段。COSO委员会1992年提出并于1994年修改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 认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 为运营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并且提出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包含了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从内部控制理论发展演进的历程看, 虽然会计控制制度与管理控制制度划分的“制度二分法”逐步被内部控制结构和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观念所取代, 但是内部控制制度按照其内容领域划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公认的内部控制基本分类方法之一。

从目前已有研究看, 对于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存在封闭化、理论贫困化的状况, 这与内部控制的本质要求以及实践作用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是:第一, 经济学对内部控制关注不够, 以至与内部控制紧密相关的公司治理研究显得有点苍白无力。深化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可以丰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同时, 只有把内部控制置于公司治理这一广阔空间中去研究才有可能得出对实践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 这种理论成果才有可能引起经济学的关注和重视。第二, 由于内部控制与管理学融汇一体的关系, 对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直是管理学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但是, 与我们会计审计意义上的内部控制相比, 管理学意义的内部控制包含的范围更广、职能更多、作用更大, 几乎是管理控制的同义词。第三, 会计审计意义上的内部控制以纠错防弊、守法、提高效率为主要目标, 而以“纠错防弊”为基本目标, 从而形成了目前以岗位分设、授权控制、流程 (环节及数值) 规范和手续牵制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体系, 较好满足了规范会计流程、保障会计信息系统质量的要求。但会计审计意义上的内部控制缺乏现代经济理论的营养滋润, 也人为地缩小管理控制的作用口径, 其本身发展也面临着目标定位方面的挑战。当我们重新面对内部控制发展的问题时, 不可忽视以上三点, 在研究中应力图克服这些不足。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侧重于会计和审计领域, 研究成果主要服务于审计程序与方法的应用、审计成本的节约、审计效率的提高和审计风险的控制。受西方内部控制研究关注点转移以及近几年来公司丑闻的启发, 近几年来, 为内部控制理论研究领域, 无论是内控研究的切入点、研究的视野, 还是研究成果的运用,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纵观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主要服务于审计的内部控制研究已转变为以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为切入点研究内部控制。这些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吴水澎等, 2000;阎达五等, 2001) ;不同治理结构下内部控制的效率 (冯均科, 2001) ;通过公司外部治理手段来克服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刘明辉, 张宜霞, 2002)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组织结构间的联系与区别。

(二) 内部会计控制研究。

内部会计控制最早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程序委员会1958年《第29号审计程序公告》提出, 1972年的《第54号审计程序公告》对“内部会计控制”作了定义。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二者都对财务记录有效性、交易授权、报表编制等进行了规范, 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与内部会计控制相比却有着明显的改进, 具体表现在: (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强调了责任人和控制主体。 (2) 扩大了管理层授权的保证范围。 (3) 体现了防止舞弊的积极作为的态度。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提出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变迁, 更是一种从企业内部控制角度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的审计理念的创新, 它突破了传统的内部控制面面俱到实际却流于形式的缺陷, 强调突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责任及范围, 直接指向资本市场上越来越严重的上市公司经营失败、公司舞弊现象, 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了通过强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以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思想, 对于提高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加强独立审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2002年7月美国国会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在公司欺诈案愈演愈烈的背景下, 美国政府为加强会计监督、坚定投资者信心出台的政府举措。虽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最终审计准则还在制定和形成过程中, 但美国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变迁表明,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使内部控制审计具体化, 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 避免内部控制面面俱到却流于形式的缺点, 对提高资本市场信息质量、防止上市公司舞弊是十分有益的。

对于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改进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规范研究方法, 其中, 又可以分为直接式和间接式两种类型。所谓直接式, 是对现有财务报告的缺陷进行分析, 然后对症下药地提出改进意见, 这类文章数量较多, 但观点、结论重复现象较为严重。所谓间接式, 则是着眼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为财务报告改进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目前我国学者所作的关于财务报告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1) 财务会计的目标理论; (2) 财务信息供求理论; (3) 财务信息披露模式理论; (4) 财务信息产权问题; (5) 财务信息披露的经济学基础等。这类研究以一种冷静的、深远的目光看待目前热门的问题, 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性。

从文献上看, 应该说, 国内对财务报告体系问题的研究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在会计报表向财务报告扩展的过程中, 国内许多学者就注意到了这一重要变化, 葛家澍、林志军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 就对财务报告与财务报表进行了辨析, 我国学者对财务报告体系的研究, 早期主要属于知识介绍和知识传播性的,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会计报表与财务报告的区别与联系、会计报表附注及其作用等。

在我国报表附注的编制要求才刚刚开始时, 专门对报表附注进行分析说明的文章非常多, 比较重要的有《试论财务报表附注》 (乔彦军, 1997) 、《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财务分析的联系与区别》 (潘经民, 1999) 、《从会计信息充分披露看财务报表附注的重要性》 (陆竞红, 2002)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报表附注的重要性、报表附注的形式、报表附注的内容等进行了阐述。

1998年, 葛家澍连续发表了关于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概念、作用及改进研究系列文章, 其中《论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区别与联系》一文, 则对关于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关系问题的研究作了高度的总结。

分析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不足的文章数量众多, 综合各家之言, 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重历史成本信息, 轻预测性信息; (2) 对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等软性资产关注不够; (3) 缺乏对企业应负担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4) 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披露不充分, 这其中又包含分部信息、衍生金融工具信息、企业背景信息的披露等方面的问题; (5) 现有财务报告体系是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需要而建立的, 在新经济条件下有很多不适应性, 诸如及时性差、不能满足一些特殊的信息需求等。

(三) 内部管理控制研究。

相对于人们对内部会计控制的关注与重视, 我国理论界对于管理控制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内容较为零散, 一般偏重于单项管理控制工具的研究, 如预算管理、标准成本等, 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控制理论体系。其次, 在对各项管理控制工具的研究中, 只就工具谈工具, 没有深入分析控制过程中管理者的行为因素, 对于一些新兴管理控制工具, 如平衡计分卡、超越预算等, 仅停留在引进和介绍阶段, 未能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应用性研究。另外虽然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方面加以研究, 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从系统论、控制论、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管理学与会计学、财务学相结合的角度从财务与会计层面对管理控制系统进行系统研究的尚不多见。而构建完善的管理控制理论框架、推动管理控制工具创新、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管理控制模式是经济管理领域的迫切需要, 也是国内外管理控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趋势。

目前, 国内较为系统探讨管理控制理论框架的文献主要有《内部管理控制论》 (张先治, 2004) , 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控制理论与方法精华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管理控制理论与模式, 对我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管理控制的理论演变及其与内部控制关系》 (池国华, 2003) 认为管理控制从狭义的角度讲是执行组织战略的一个系统, 又是组织内部控制的一个系统, 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 管理控制在内部控制中占有重要支配地位, 并发挥主导作用。《管理控制论》 (张相洲, 2003) 对管理控制理论进行了较好的整理和总结并探讨了一些管理控制工具的具体应用问题。

(四) 内部报告控制研究。

为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 即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 和经营活动的有效性 (内部管理控制的目标) , 并且使内部会计控制与内部管理控制有效的协调, 内部报告控制日益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会计报告包括对外报告 (财务报告) 和对内报告 (内部报告) 。内部报告是反映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与经营结果状况的书面文件。内部报告主要包括企业内部使用的、用于内部决策、控制、评价及沟通的各种会计报表及其说明。而内部报告控制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控制模式, 它包括资本经营报告系统、资产经营报告系统、商品经营报告系统和生产经营报告系统。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报告控制系统既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内部决策、控制、评价及沟通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效果, 同时它也是外部报告的编制基础, 保证了外部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决策的要求。

实务界对内部报告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 但是并没有引起国内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 对内部报告控制的研究十分鲜见, 笔者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东北财经大学的张先治教授和丁岚硕士的两篇相关文章, 《会计相关性与会计报告变革》 (张先治, 2003) 提出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会计相关性与可靠性缺一不可, 会计可靠性危机不是会计本身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而会计相关性则是会计应该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会计相关性要求财务报告改进和内部报告创新, 并着重探讨了内部报告四大系统——资本经营报告系统、资产经营报告系统、商品经营报告系统和生产经营报告系统的建立。《内部报告体系的构建——兼论内部报告在预算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丁岚, 2003) 提出内部报告实质是管理控制中的反馈控制, 内部报告系统是管理控制系统中的反馈控制系统, 在管理控制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结合我国企业目前实施预算控制 (全面预算管理) 的热潮, 将内部报告与预算控制结合研究, 阐述了内部报告在预算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三、内部报告控制地位

内部报告控制不仅是企业控制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也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项基本要素, 是构成内部控制循环的必要程序。正如COSO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 企业所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企业在某一阶段努力的方向, 而内部控制组成要素则是为实现或达成该目标所必需的条件, 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控制这五个要素在帮助企业管理者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图1所示, 控制环境在最底部, 这说明控制环境属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基础, 对其他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监督控制在最高部, 这表示监督控制是针对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其他组成部分的, 是对内部控制的质量进行评价的过程。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内部报告都属于控制的程序与方法, 但是内部报告在这五个要素中却处于一个承上启下、沟通内外的关键地位。控制环境与其他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通过内部报告这一桥梁才能发挥作用;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监督控制的实施需要以内部报告为依据, 它们的结果也需要通过内部报告来反映。缺少了内部报告的信息传递与沟通,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其他因素就可能无法保持紧密的联系, 整体框架也就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有效的内部报告控制对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有效实施内部报告控制, 不仅可以使组织中每个人均清楚地知道其在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特定任务。每位管理者和每位员工都必须了解战略实施的有关方面, 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负责的活动怎样与他人的工作发生关联等;管理者和员工需要知道企业期望他们做出哪种行为, 哪种行为被接受, 哪种行为不被接受;管理者和员工还需要知道在其执行职责时, 一旦有非预期的事项发生, 除了要注意该事项本身之外, 尚应注意导致该事项发生的原因。有效的内部报告能够在企业上下层级、横向层级建立其顺畅的信息沟通管道, 而且能够在企业内部与外部建立起顺畅的信息沟通管道。企业会计系统是企业内部报告控制的基础和前提, 提供编制内部报告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 企业应该实施内部报告控制, 通过有效实施内部报告控制, 可以使企业管理者及时掌握企业营运的状况和组织中发生的事情。

四、内部报告控制程序

内部报告控制的原理在于反馈控制。反馈控制属于最基本的控制。人们甚至通常就把控制看成是反馈控制。反馈控制是将工作成效与控制标准进行比较, 找出偏差并加以分析, 拟定和执行纠偏方案, 最后达到预期成效。一个最简单的反馈控制可用图2示。

根据反馈控制的原理, 我们认为内部报告控制是以控制标准为输入, 以内部报告为基础, 以战略目标实现为目标, 包括内部报告编制、内部报告分析、内部报告纠偏等程序的控制循环 (如图3所示) 。

(一) 内部报告编制。

管理控制的关键在于运用控制指标和控制标准控制实际经济运行。因此, 在明确控制指标和控制标准的基础上, 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真实计量与及时反映就成为了管理控制的重要步骤。完成这一步骤的关键是编制内部报告。内部报告编制是内部报告控制系统的核心环节, 在整个内部报告控制系统程序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向前看, 它是战略计划执行的反馈, 向后看它是采取纠偏措施的依据。在内部报告编制过程中, 实际业绩计量的关键一是要与控制指标相对应, 即核算应符合相关性;二是要与控制标准相对应, 即核算应符合控制的要求;三是要核算准确, 即核算应符合可靠性;四是要核算及时, 即能根据核算及时纠正偏差。以上都是内部报告控制对组织核算的基本要求。

(二) 内部报告分析。

内部报告分析是指对一个组织战略执行的实际结果进行分析。内部报告分析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内部报告所反映的实际结果与控制标准进行比较并分析差异形成原因的过程。因此, 内部报告分析的状况既决定于控制标准和内部报告的质量, 又决定着纠正偏差的效果。内部报告分析关键在于对差异原因进行分析, 特别是分清可控差异与不可控差异, 主观差异和客观差异, 从而明确控制重点。对内部报告的分析是内部报告数据的进一步加工和提炼, 使之成为可以直接用于经营决策和业绩评价的有用信息。这种分析包括比率分析、因素分析和趋势分析等。

(三) 内部报告纠偏。

内部报告纠偏是指对战略执行过程中发现的实际结果与控制标准之间的不利差异进行及时矫正或纠正。控制的本质在于纠正偏差, 这是确保内部报告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实现的关键, 也是决定内部报告控制质量的根本要素。内部报告纠偏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要根据内部报告分析的结果, 分清差异形成的原因, 只有知道差异形成的症结所在, 才能对症下药;另一方面要根据控制程度要求采取差异纠正措施, 同一差异在“紧控制”与“松控制”两种不同类型的控制要求下可能处理结果不一样。

另外, 从内部报告控制的输入和输出可以看出, 控制标准是内部报告控制的前提, 内部报告要起控制作用, 首先需要建立控制标准, 没有控制标准, 就无法进行比较, 也就不存在差异, 这样也不需要纠正措施。这里的控制标准存在多种选择, 既可以是预算标准或历史标准, 也可以是行业标准等。追求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内部报告控制的目标, 这一点是同内部管理控制相一致的, 这也说明内部报告控制本质属于内部管理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本文以内部报告控制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 分析了内部报告控制的地位与内部报告控制的程序, 通过对内部控制、内部会计控制、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报告控制等相关理论的梳理、评述和比较, 以及对内部报告控制的深入剖析, 以期为所有关注内部报告控制的理论和实践人士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参考。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部报告控制,内部管理控制

参考文献

[1].丁岚.内部报告体系的构建——兼论内部报告在预算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2003

[2].刘玉廷.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里程碑.中国财经报, 2001-7-12

[3].阎达五, 杨有红.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会计研究, 2001, 2

[4].于增彪.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概念界定与设计思路.会计研究, 2001, 11

[5].吴水澎, 陈汉文, 邵贤弟.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展示.会计研究, 2000, 5

[6].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会计研究, 2005, 7

[7].刘亚莉, 杨兴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提高资本市场信息质量的新理念——兼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差异.审计研究, 2004, 2

[8].潘经民.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财务分析的联系与区别.广西会计, 1999, 8

[9].张湘洲.管理控制论.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2003

[10].张先治.内部管理控制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篇4：对效率公平问题的重新审视

摘 要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此的看法不一，党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对此的表述也不一样。我们认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既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不同的。

关键词 效率 公平 辩证统一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近一二百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此的看法不一，党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对此的表述也不一样。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界定事关国家发展战略、政府公共政策的确定。因此，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对其进行进一步探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中央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提法的演变

我国提出和重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与改革和发展的历程相联系，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党中央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有多次改变，主要有以下五种提法：

1．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2．兼顾效率与公平。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式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分配制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和“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4．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进一步明确“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督”。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5．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二、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

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争论中，有的学者强调二者之间的矛盾性，指出必须突出其一，或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而不能并重；有的学者强调二者的一致性，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可以并重；还有学者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不相关的等。

1．效率优先论。生产决定分配，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效率优先，才能调动广大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才能把生产搞上去，才能把蛋糕做大，才有分配的基础，否则只能是大家一起受穷，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公平。

2．公平优先论。现在我国改革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不公平问题。如分配的不公平、改制的不公平、市场交易的不公平、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等等。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可能侵吞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因此，改革需要转到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

3．效率与公平统一论。公平与效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关系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无效率，效率越高越能促进公平。两者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

4．效率与公平无关论。效率是与速度相对应的，属于生产领域的概念。在生产领域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速度”，但不能在分配领域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公平是分配领域的概念，在分配领域只能讲公平。效率与公平不存在此长彼消的交替关系，也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是不相关的，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伪命题”。

三、准确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对效率和公平的含义理解不同，是学界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理解效率、公平的含义，是准确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效率与公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非一个“伪命题”。效率与公平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而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效率与公平是相互联系的。效率与公平是相互联系的，并非互不相干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与公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人们无法回避的、必须处理的关系。首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效率范畴最早产生于经济领域，就是在今天效率的首要所指也是经济效率，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而公平，虽然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但其主要所指是社会公平，甚至公平与社会公平往往被当作同义语，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和把握。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效率概念最早产自于经济，特别是与市场经济有着先天的联系，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资源配置效率高；可以说，讲求效率、促进效率、调节效率主要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而公平，特别是社会公平，则不是市场机制要管和能管的事情，主要靠政府调控；可以说，讲求公平、促进公平、维护公平主要是发挥政府既作为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又作为社会、国家的管理者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从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和把握。再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鼓励先富与促进共富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分配领域，讲求效率，就必须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鼓励先富就是讲求效率；讲求公平，就必须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坚持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又可以从鼓励先富与促进共富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和把握。

2．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促进的。效率与公平不仅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首先，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条件。效率主要体现的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若没有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则公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公平。因为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贫穷基础上的公平，只能是低级的、甚至是扭曲的公平。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效率，不讲效率就不能有公平。谁拥有效率，谁就可能拥有公平；谁损害了效率，誰就损害了公平得以产生的基础和源泉，谁就必然最终伤害了公平。其次，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要以公平为条件和保证。且不说社会公平环境对效率的作用，若没有经济领域自身的公平竞争条件，则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也是难以实现的。公平解决得越好，生产关系就越合理，从而就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公平，不讲公平就不能有效率。谁拥有公平，谁就可能拥有效率；谁伤害了公平，谁就损害了效率由以存在的理由和条件，谁就必然损害了效率。

3.效率与公平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效率与公平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而且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但也不能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效率的提高，毕竟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市场竞争来实现，竞争就必然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进而出现收入和贫富的差距，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导致不公平。可见社会公平是无法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这就需要政府发挥职能作用，通过控制过大的贫富差距来维护社会公平。但如果这种调控过度又会抑制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作用的发挥，进而导致效率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与公平表现为相互对立的一面。在必须牺牲一点儿效率才能维护公平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牺牲一点儿效率，但不能根本上伤及效率；在必须牺牲一点儿公平才能提高效率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牺牲一点儿公平，但不能根本上伤及公平。

4．效率与公平是可以相互并存的。所谓相互并存，一方面，是指两者并行不悖、互不排斥、互不抵消、同时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指两者各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除了按照对方提供的条件和要求相互影响发展外，还按照各自内部的规律性和要求发展，即各有一部分互不交叉、相对独立、并行发展的轨迹。并非效率提高，公平就一定改善——如果公平、特别是社会公平领域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高效率与不公平同时并存的状况；也并非公平改善，效率就一定提高——如果效率、特别是经济效率领域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公平与低效率同时并存的状况。同样，也会出现低效率与不公平同时并存和高效率与公平同时并存的状况。

5．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不同的，应该根据具体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的判断和处理。在当前新的发展阶段中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效率问题与公平问题并存，但公平问题更突出。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公平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因此，要高度重视公平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公平问题，维护公平、促进公平，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

总之，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既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不同的，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其具体实际状况作出准确判断和进行科学处理。

参考文献：

[1]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学动态.2005(4).

[2]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学动态.2005(11).

[3]卫新华,张宇.公平与效率的新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23-47.

[4]卫新華.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光明日报.2006.9.11.

篇5：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

我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易中天《文化与人》读后感

最近，在看易中天教授《百家讲坛》中儒道两家的分歧，很喜欢他的解读。昨晚，重新拿出他的《品人录》阅读。在读到最后后记之前的一篇《文化与人》时，我深有感触。这促使我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对我们的教育的现状有了新的思考。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十分赞成人治的。易教授说：“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任何违背这一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治，都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与认同。所以，武则天、海瑞、雍正等杰出的人治主义者，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这是易教授给我的新启发。法制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的前提是首先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而我们的文化置人于人格不平等的境地，人格不平等的人无须法，也产生不了法。受传统文化尊卑观念上级下级观念等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以道德代替法制，正是由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对于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 易教授说：“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否认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认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 对此表述，我深以为然。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仍然存在着这一严重不良的倾向。否认个体价值的集体主义教育注定不会取得好的教育效果，然而我们却仍然在乐此不疲的做着。关注个体存在的价值，关注个体的情感需要，才可能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才可能有自由意志，才可能有民主与法制。 易教授说：“的确，我们过去间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远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变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是元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才会兴旺发达。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篇6：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散文

写此祭奠我走过的……

大三下学期于白驹过隙间溜走，丝毫不为有情的我们逗留，是岁月带给我们思考还是我们在写下岁月？也许我们早已忘记，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 许下诺言，不再伤感，可是在这个伤感得季节，离别的愁绪爬上了眉头，望着那一对对相拥而泣的“孩子”，恋着那本已谢去的桂花，泪水已不再在眼眶中蜷曲，歌声也早已伴着宣泄的叫嚣蔓延……明天的我们也会是如此，如此的离别，如此的再见！

赶着这趟车，我也开始去追寻我的人生列车，我也开始去思考我的价值……

大三下学期，很浑浑噩噩，也许是我的错觉。挑战杯坚持了足足四个月，艰辛的`4个月，每天对着电脑赶材料，不顾其他的阻碍，依然选择坚持，那是怎样的***与信念，很多人问我，我也不曾知晓，我只知道我喜欢努力，喜欢尽力，不管结果如何。挑战杯暂告一段落，不过省赛的结果如何，我都已经收获，收获的是这个过程的点点滴滴。要说挑战杯是我这学期电影前半段的主题曲，那么开题报告、课程ppt也就是我电影不间断的插曲，开题得到了一个老师的表扬，很欣慰，毕竟我的努力其实还不够，课程ppt的努力也没白费，比较满意。另外，半期考试的摧残也让我在感冒重症的情况下坚持在三教看书，成绩没出来完，也还是可以。

可是这些实际的事情并不能成为我电影的内容，因为它们充其量是其主题曲抑或是插曲，真正的电影在于我的思想，我的灵魂。可是这部电影确实很烂，因为主旨不明确，让我不理解，包括我自己。所以其实我很乱，很慌，很畏惧，开题报告《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以前的我不会想未来，不会想现实，现在的我学会了迷茫，开始了自卑，这种迷茫与自卑来自于哪里，我的自信与坚定去了哪里？？？

思考了一学期，其实没什么突破，因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其实好多东西没这么重要，也许成绩没那么重要，抑或是短暂的成功没那么重要……人的一生那么长，何必让未来的不确定禁锢了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所谓考上一所好学校读研，所谓到一个企业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所谓……这一切的所谓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活更好？生活好的标准是什么？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份不错的薪资？oh！！！不，不是的，因为那已经不是我。也许人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一直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直思考自己能做什么？其实简单快乐就好，无论什么，心态决定一切，就像自己现在思考的未来的选择，思考得太多反而没有了思想，犹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在夜里游走。踏踏实实地做好现在自己的事情，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可是还有差距，但在努力着。用Mr宫的话说，不抱怨，走上层路线，呵呵，不做解释……

无论是淤泥，还是清莲，对于莲藕的成长都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虽然我们平常对淤泥是决不会喜欢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它有自己的价值所在。同样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意义，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实际却存在很多偏见，无论是自己对自己，还是别人对自己，比如说：学校里用成绩来区分谁是好学生，谁是坏学生。只重视这些外在的表现，而忽略每个人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不能从单方面就断定一个人是否优秀。重视自己的价值，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才能树立信心，奋勇在人生路上前进！所以，不必害怕未来，相信自己的某一点一定能找到适合的路，那就更不用惧怕选择，因为不管什么选择都只是一个基调而已，不能决定未来，未来决定于自己的思维。

所以，活着的人不要想得太死，因为生活很活！这是我最大的感悟吧!

篇7：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

重新审视Windows安全模式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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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论文

2011年高考之后,本人作为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工作过程中的一路颠簸,回忆起来仍然让人感慨万千。

2009年接任该班时,校长郑重地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因为班主任临时被借调到市里才让我接任该班班主任。刚接班不久我便发现,学生全然不是我所想象中的那样。在以往的政治课教学时,我习惯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通过投影仪呈现解题分析过程,由学生来进行讲解和补充。但是,这个班级几乎没有人敢起来讲解,被点到名字的同学更是怕羞到了极点,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仅如此,对课堂教学所提出的问题,学生也是尽量不作任何回答,非常安静地做着听课笔记。

同时,通过学生的周记本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以前即使在课间也是不允许讲话的,要保持和上课一样的安静。学生T在周记本上写道:“……现在课间居然可以讲话了,纪律简直是一落千丈。对于我们就应像俾斯麦统一德国一样,必须用‘铁血’和‘杀鸡儆猴’的措施,老师用道理和我们讲是不奏效的,您的‘仁慈’将对我们产生莫大的‘伤害’,所以看到我们吵闹不乖时,老师就应直接骂我们,让我们都怕您,我们才不敢胡来。”

另有学生J写道:“以前,班主任只要朝我们看一眼,我们便紧张得不敢讲话,但是现在却不是。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们夜自修讲了话,前班主任便在周六放学时留我们,家长只好守候在外面,为此有的学生连公共汽车都未赶上。通过这次惩罚后,我们便学得很乖了,再也不敢乱讲话了。”

事实上,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学生的纪律还是非常好的,况且我也不希望他们太压抑,但是学生对纪律的要求却几乎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很显然,学生已经适应了以前班主任那种严厉的教育方式,甚至已不愿意进行正常的师生间的沟通。所以,很看重师生情感沟通的我,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好在最终结果还可以,高考后家长和学生对我还是相当满意的。今年的教师节收到许多学生发来的短信,从文字中我能体会到学生的真诚和感激,我感到自己两年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但是,“让我们都怕您,我们才不敢胡来”那一句话,一直让我不能释怀。仔细审视之后,我发现有不少教师对责任与良心存在着严重地误解。

二、原因剖析:善良意愿出发的信仰伦理存在着严重的危害

“有责任有良心的教师是好教师”,相信许多人对此都会表示认同,但是未必所有人都能真正领会教师责任和良心的真正内涵。所谓教师责任,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应当践履的行为和对行为后果的承担。教师的良心是指教师的行为要合乎人性,合乎道德规范,合乎于人的恻隐之心,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长期以来,许多人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一直信奉着善良意志指导下的信仰伦理观。所谓信仰伦理,就是指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行动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只要意图、动机和信念是崇高的,行动者就有理由拒绝对行动的后果负责。

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虚拟了一个两难困境:假如爱因斯坦躲在小阁楼上完成他的《相对论》,而这时他邻居的房间不慎失火了,里面住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当时没有别人可以去救她,而如果爱因斯坦去营救她的话,很有可能自己也会丧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是否应该去救她?按照康德的观点,爱因斯坦肯定应该去。因为康德认为,按照责任感行事的意志具有宇宙中最高的价值,而不待行动的结果,这样一种出于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是不允许讨论的,是“无条件命令宣示”,这体现了人的全部尊严和最高价值。

康德强调道德具有最高价值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教师只考虑从善良意志出发,而不考虑行为结果的教学实践却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在现实教育的行为中,往往不仅是善良愿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愿望善良并不能保证手段也一定善良,由此对学生造成身心伤害屡见不鲜。日常生活中严厉的训斥、灌输式的教学、严格的纪律,往往都会扼杀学生自由创造的精神和健康丰富的个性,更严重的是对于此类披着教育责任与良心外衣的异化现象,我们却司空见惯甚至会倍加推崇。

当代“复杂性科学理论”证明,系统中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因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而被不断放大,教育中的随机性、偶然性、混沌性、非线性、不可逆性等更是触手可及。就像本案例中的高一新生,在其人格养成初期,充满了对教师的无限信任和敬畏,班主任通过高压命令式的管制很容易使其变得噤若寒蝉,进而会适应和留恋那种训斥式的教育方式,从而反过来会认为师生之间的沟通是件极其无意义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了责任伦理的观点。责任伦理强调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个人行动的后果,要求行动者为自己的行动后果义无反顾地承担责任。信仰伦理注重行动者主观的“善良意志”,而责任伦理注重行动后果的价值和意义。在现实教育中,一些所谓善良目的,其实往往必须借助道德上令人怀疑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同时还会出现相当恶劣的负效应。为此,马克斯·韦伯极力强调在行动领域里,责任伦理要优先于信念伦理。

三、责任伦理:对教师责任与良心的重新审视

强调教师的责任伦理,意味着对传统师道的辩证否定,因此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必须作出相关的转变。

1. 明确责任伦理,消解对教师责任与良心的误读。

教师的责任伦理强调教师必须面对教育的手段和结果,把权利与责任联系起来,清醒认识教师所从事的教育与所导致的各种后果(包括教师自己也无法支配的后果)之间的关系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学校多数管理制度是从信仰伦理出发的,例如五项常规评比中的课间纪律,本意是希望学生不要过于吵闹,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往往是由学生会来组织检查的,于是认真的学生便会非常仔细地记录下哪个班级的学生在讲话,以便能清楚地记录分数。而有些班主任为了争取在五项常规评比中获胜,便采取一种很极端的做法——课间不准讲话,从短时间的表面结果来看,这位班主任是管理有方,但是从学生的长久发展来看,却是贻害无穷。所以,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教师,都应明确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有的教育行为和方式都应以此标准来重新审视。

有些学校推行教师工作绩效的量化考核,如果教师对自己工作的每一分钟和每一件事都斤斤计较,那么学生肯定会遭殃了。一个在量化考核中获得高分的教师未必一定是好教师,事实上不少所谓有高度责任心的教师往往都是扼杀学生灵性的高手。卢梭说得好:“我们同情儿童的命运,然而更应同情的却是我们的命运。”所以,教师应树立责任伦理的理念,消除种种对教师责任与良心的误读,从而回归本真的教育生活。

2. 转变师道模式,注重教育的交流、引领和启蒙。

第一,变“传道”为交流沟通。在多元开放的当代社会,教育的重心不再是单一伦理价值体系的传输,而是倡导主流价值体系下多元价值的和谐共生。教育的责任伦理意味着尊重学生个人目标的选择,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和应有权利,相信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需要教师去等待、去唤醒、去沟通,任何急于求成所达到的结果往往是一种被异化的东西。

第二,变“授业”为人格引领。由于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现在中学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很难是严格意义的“授业”。教师更多的是利用自身知识优势,引导学生获得对于某门专业学科的基本素养和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对人生的基本道德判断能力。这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言传,而且要身教:教师应该以精神影响精神,以人格培养人格。教师的责任更多地在于为学生提示一种价值路径,使其将来能够自主、从容、正确地建构自我价值世界,形成自主自律的主体人格。

第三,变“解惑”为价值启蒙。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即使是教师也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惑,甚至经常会处于道德选择的两难境地之中。教师不再是全能的解惑者,而仅仅是价值启蒙者。学生必须学会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照教师的预期去生活,应该成为自己未来的真正主宰者。教师的首要职责是保持并传播“头脑的清明”的价值立场,而不是去做学生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