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法律问题论文

2022-04-26

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交通工具的使用已经普遍化,在机动车数量和驾驶员数量猛增的同时,因交通肇事引发的刑事犯罪也日益增多。2009年多起交通肇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杭州飙车案的胡斌与河南“醉酒宝马”案的王卫斌都是以交通肇事罪分别判处三年和六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四川孙伟铭案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交通肇事逃逸法律问题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交通肇事逃逸法律问题论文篇1：

刑法解释的立场和方法运用

郭莉，法学博士，现任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部副主任、刑事检察教研部副教授、《中国检察官》杂志社兼职编辑。在《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中国刑事法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参与省部级课题三项。2013、2014年年度考核获最高人民检察院优秀嘉奖，2013年获国家检察官学院“优秀教学奖”，所授课程《刑法解释在司法中的运用》《案例教学：职务犯罪疑难问题实务认定》（合作）《检察干警的心理健康与压力调适》（合作）入选国家检察官学院“百门精品课程”。

刑事法律工作中，司法者在实体法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此一过程即是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相对接，大部分情形下这较易完成，但少数情况，特别是在一些非典型性案件中会比较困难，此时，便需要刑法解释。

一、刑法解释的缘由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刑法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含义的理解与说明。在古典主义刑法学时代，主流的观点是法律无须解释，如贝卡利亚认为，法官不能解释刑法，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但在现代，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这样的认识。这是因为：

第一，立法语言具有概括性。一般立法针对的是一般事项、普遍问题，因此法律只能作抽象、概括的表述和类型化的设置，这就导致一些情況下需要解释。如我国刑法经常采用“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即在对构成要件进行描述后，辅之以“情节严重”、“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限定，此时，便需要对何谓“严重”的情节、“较大”的数额、“严重”的后果等进行解释。

第二，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囿于语言表达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法律规范本身往往存在不当、疏漏，或是立法者的某些不明确规定，也需要进行法律解释。

第三，立法的滞后性。很明显，法律是具有滞后性的，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曾说过：“法是权威的，但并不是永恒的”。法的滞后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解释来弥补。

（二）刑法解释的类型

刑法解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比较有意义的是根据解释主体和效力进行的区分，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及适用解释。所谓立法解释是指立法者所做的解释，在我国就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的解释，迄今为止共有10个。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检察工作中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截止到201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或参与制定的有效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共计3351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或参与制定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1000余件。学理解释是指刑法学研习者对法律条文含义的解释。适用解释则是指法律工作者在司法适用中对刑法规范的理解与说明。其中，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适用解释是有权解释，学理解释是无权解释。就当前的司法工作而言，应加强适用解释。

二、刑法解释的立场

目前，就刑法解释论而言在中国学界已经形成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争论，解释立场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解释的结论，因此必须先予澄清。

（一）形式解释论

形式解释论认为应基于形式理性，通过形式要件的理解来解释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文义为根本。亦即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基于用语的通用含义。

第二，对法律有疑问时，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的原则。形式解释论认为当基于形式立场得出两种以上结论时，可以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如将他人价值不菲的财物予以藏匿但并未破坏的行为定性，可能会有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争执，此时，应当衡量两罪的法定刑，如果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刑更轻，就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反之亦然。

第三，逻辑的合理性优于结论的合理性。此即指尽管从结论上看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某种犯罪并无不妥，但从规范的逻辑结构考察不能成立时，就应该抛弃该结论。如前些年热議的养老院护工弃养老人的定性问题，形式解释论认为虽然将其认定为遗弃罪在国民情感和刑罚上是合适的，但考虑到遗弃罪的立法沿革，该罪只能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1]因此就不能认定为遗弃罪。[2]

（二）实质解释论

实质解释论认为对构成要件不能仅从形式上理解，应立足于法益概念，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详言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益为指导。实质解释论认为理解构成要件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离开法益则不能解释。例如，甲出于有容身之所的目的乞求乙向司法机关告发自己实施了盗窃犯罪，但事实上甲根本没有盗窃，倘若乙真的按照甲的请求予以告发，那么对于乙行为的定性就有疑问。实质解释论认为此时必须依靠法益的判断才能作出合适的结论：如果诬告陷害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乙由于得到了被害人甲的承诺不构成此罪；而如果诬告陷害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或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及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乙就应构成此罪。

第二，将字面上符合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通过解释予以出罪。如马尧海案便是如此。由于聚众淫乱罪规定在《刑法》第6章第1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而马尧海等人在宾馆这一私密空间内从事的“换妻”行为虽然满足三人以上淫乱的字面要件，但并未妨害到公共秩序，没有达到实质可罚的程度，因此应当做无罪化的处理。

第三，将字面上不符合构成要件，但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行为，通过扩大解释予以纳入。例如，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采用夜以继日跟踪的方式看管被害人要求其偿还债务，导致被害人精神极度痛苦，几欲自杀的，能否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从形式上理解，由于《刑法》第238条对非法拘禁罪的规定采用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字眼，因此在行为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时就不能适用该条款。但此案中的被害人24小时处于他人的密切关注之下，精神上受到压迫自不待言，精神上的不自由必然会导致行动上的不自主，且被害人至少不能从事有碍于债权实现的行为，本案若仅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并不能达到刑罚适用上的均衡，因此可以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扩大解释，即将非法拘禁罪中的“剥夺”理解为完全地剥夺和部分地剥夺而将本案的情况纳入该罪。

（三）两者的区别

鉴于立论根基和思考路径的差异，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以下方面显示出不同：

第一，部分案件的判定结论不同。如“朱建勇故意毁坏财物”案，[3]实质解释论认为一切降低、贬损财物价值或使用价值的行为均为“毁坏”，因此本案可以适用故意毁坏财物罪；而形式解释论认为“毁坏”的文义不仅仅指结果上的减少、灭失且必须采用破坏性的手段，因此本案无法适用故意毁坏财物罪。

第二，虽然结论相同，但推理过程不同。如“李宁组织同性卖淫”案，[4]实质解释论认为组织卖淫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的善良风俗，不管是组织男性还是女性卖淫均未超出该罪法益的范畴，因此可以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形式解释论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组织男性“卖淫”的也可纳入“卖淫”一词的涵义，因此将本案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并无解释上的障碍。另外，对于一些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但不具实质可罚性的行为，实质解释论认为根本不符合构成要件而除罪化，形式解释论则往往通过“但书”条款出罪，可见，在此类案件中，实质解释论更早地得出了无罪的结论。

第三，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刑法没有形式规定时，能否将有实质处罚必要性的行为通过解释入罪。对此，实質解释论认为可以，而形式解释论认为不行。

关于刑法解释论的立场，本文倾向于实质解释论。这是因为刑法设置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离开这一目的的解释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且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采取了实质定义法，即融入了价值评价的要素，因此构成要件只能作实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还须作两点说明：（1）解释时不能以处罚的必要性作为解释的第一根据，否则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因为有无处罚的必要性是主观性认识，如果将处罚的必要性作为解释的第一根据，就必然会导致解释失去边界，从而使司法变成当权者恣意利用的工具。（2）有利于被告人并非是刑法的解释原则。“有利于被告人”或“罪疑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刑法解释领域，否则等于取消解释规则，事实上，该原则只能作为证据法则适用于事实不清的场合，而并不适用于对法律疑问的澄清。因此，即使解释结论不利于被告人，仍可以適用。

三、刑法解释的方法

（一）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

按照学理分类，司法实践中常用到的解释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法意解释、当然解释和目的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字面含义与词句的语法结构阐释法律的意义与内容。文义解释法在适用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文义解释不是望文生义。文义解释虽然根据字面含义理解法条，但绝不是机械的推演。二是在进行文义解释时，应区分日常用语和专业用语。如《刑法》第111条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此处的“国家秘密”和“情报”只能按照《保密法》《国家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解释，而不能用通用涵义解释，否则就会扩大处罚范围。体系解释是指根据法律的上下文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理解法律的意义与内容。历史解释是指根据法律的沿革解释条文的含义。法意解释则是指根据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意图进行解释。一般认为法意蕴藏在立法理由说明书、立法草案之类的文件中。当然解释是指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有充分、明显的理由把某一事项视同法条规定的解释，亦即古法中的“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之适用。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的解释的方法。所谓目的解释是指根据法律所追求的客观目的进行解释。目的解释包括目的性扩张即扩大解释和目的性限缩即缩小解释。扩大解释是指根据立法精神，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将刑法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运用扩大解释时应注意与类推解释的区别。两者可通过三个方面界分：（1）是否超出刑法条文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扩大解释尽管作出了比词语通常含义为宽的解释，但并未超出词语既有含义的射程范围，而类推解释则超出了词语含义的最大边界。（2）是否超出公民的预测可能性。扩大解释的结论一般公民经过理性思考可以接受，而类推解释则不然。（3）推论是否规范。扩大解释结论的作出是符合规范逻辑结构的，而类推解释往往只考虑刑罚的该当性。与扩大解释相对，缩小解释是指根据立法精神，将刑法规定中所使用的词语的含义缩小到较字面含义为窄，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实践中之所以要缩小解释，一般是衡量刑罚效果的结果。譬如，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能否出于“故意”心态？比较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可知，倘若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被害人仍然适用交通肇事罪，就会导致一个悖论：行为人单纯杀人的应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情节），而行为人先期实施一个犯罪（尽管是交通肇事的过失犯罪）再故意杀人的，反而落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空间，即行为人凭借实施犯罪获得了较轻的刑罚，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因此，尽管刑法并未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心态作出明定，但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讲，应当作出限制性的解释。

（二）刑法解释的位阶

在适用上述解释方法时，实践中常遇到的困惑就是解释结论相互冲突时该如何处理？此即涉及到刑法解释的位阶问题。本文认为，在各种解释方法中，基础性的解释应是文义解释法。因为只有通过阐明法条文义才能框定解释范围，只有从词语的通常用法出发，才不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使法发挥指引功效。在此基础上，仍不能得出一致结论时，只能采用优势规则，即选择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作为结论。

四、刑法解释方法之运用——以具体案例为示范

以下通过二则案例展示刑法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过程：

[案例一]甲向乙贩卖毒品，甲交付的是真毒品，乙给付的是假币，乙是否构成诈骗罪？

[案例二]甲向乙贩卖毒品，甲交付的是假毒品，乙给付的是真币，甲是否构成诈骗罪？

对于案例一，需要我们解释毒品是否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其中，涉及到的解释方法主要有：

1.文义解释。根据一般的语言理解，一切在事实上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都是财产，而不管拥有这个物品的状态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因此，即使是违法取得或是违法持有的状态，只要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在刑法上都应当受到保护。据此，乙构成诈骗罪。

2.体系解释。根据民法规定，在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的交易中，尽管此给付因为交易无效而属于无法律上原因的给付，但如果当事人知道该交易属于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他就不能要求返还其所履行的给付，也即该交易不受民法保护。然而，民法上不受保护的利益在刑法上是否也不予保护，在学界是有争议的，因此，根据体系解释法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3.法意解释。如果法律规定禁止缔结与进行某种交易，那么它就不应该再对此交易进行保护，因为“禁止缔结与进行这个交易”与“应当诚实地缔结与进行这个交易”是不相容的。据此，乙不构成诈骗罪。

4.目的解释。法律规定诈骗罪的目的不仅仅是谴责施骗者的行为，而是要以施骗者侵犯了受骗者的法益为基础，而此案中受骗者被骗走的利益是他依法根本就不应拥有或保有的利益。據此，乙不构成诈骗罪。

由上可知，在此案中，运用文义解释得出的结论与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出现了冲突，此时，应适用优势规则选取最有力的结论，这里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乙不构成诈骗罪。

与案例一不同，在案例二中，乙给付甲的是真币，而真币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因此尽管甲、乙之间的毒品交易是法律所禁止的，但由于乙损失的是“干凈”的货币，仍需获得刑法的保护，因此，甲交付假毒品骗取真货币的欺骗行为构成诈骗罪，这一结论与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的规定是一致的。

注释：

[1]我国1979年《刑法》将虐待罪与遗弃罪同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在《刑法》修订过程中，考虑到“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下只有6个条文，略显单薄，便将该章的罪名归并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中。从此立法沿革来看，遗弃罪的适用仍应限定在因婚姻家庭关系而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中。

[2]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对遗弃罪与虐待罪的规定并不相同，虐待罪立法明确规定了虐待的对象是家庭成员，而遗弃罪并未作这样的规定，因此，虐待罪不能适用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而遗弃罪却不应有这样的限制，《刑法修正案（九）》对虐待罪的修订恰恰补强了这一观点。

[3]本案案情是：被告人朱建勇为泄私愤，侵入他人的股票委托交易账户并篡改密码，在他人账户内高价买进股票然后低价卖出，造成他人账户内的资金损失19万余元。案发后，朱建勇赔偿了给他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4]本案案情是：被告人李宁以营利为目的，先后伙同他人经预谋后，采取张贴广告、登报的方式招聘“公关先生”，制定公关人员管理制度，并在其经营的酒吧内将“公关先生”介绍给同性嫖客从事同性卖淫活动。

作者：郭莉

交通肇事逃逸法律问题论文篇2：

交通肇事罪的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交通工具的使用已经普遍化,在机动车数量和驾驶员数量猛增的同时,因交通肇事引发的刑事犯罪也日益增多。2009年多起交通肇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杭州飙车案的胡斌与河南“醉酒宝马”案的王卫斌都是以交通肇事罪分别判处三年和六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四川孙伟铭案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同样是交通肇事,却有着不同的定罪与量刑,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争议颇多。因此,如何完善交通肇事罪的刑法适用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一、交通肇事罪可以转化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我国行刑法上都有明确规定,二者都是针对公共安全的犯罪,而两罪的最大区别在于主观罪过的差异,交通肇事罪的罪过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过是故意。因为罪过的不同,导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刑罚差距相当大。就孙伟铭案审判定罪的依据来看,在于孙本人长时间并多次违反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因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孙对自己的行为“放任”态度,即认为孙伟铭的主观罪过是故意,法院最终认定孙伟铭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无视公共安全,此前长期无证驾车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案发时又越过黄色双实线,反映出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的蔑视,属于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主观罪过不同,带来的社会危害性自然不同,对类似孙伟铭这样持故意放任心态的交通肇事罪转化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以重刑是完全符合刑法原则的,对无证驾车、醉酒驾车等违法行为有明显的警示作用。

二、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还有一定缺陷:一是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实践中,很多醉酒的犯罪,很少以过失犯罪论处的,而在交通肇事罪中,即认为此是过失犯罪。二是我国刑法关于交通肇事行为的刑法规定太过简单和单一,在对醉酒、逃逸、主观罪过错等问题上的规定是有缺陷的。三是把“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使故意逃逸这一严重罪行得不到相应惩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交通肇事罪的立法:

(一)区分不同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如前所述的,交通肇事行为并不都是过失,有些行为至少是存在间接故意。比如本文论述到的逃逸行为和醉酒行为,就不是过失。所以应采取一种方式来确立交通肇事罪主观的认定,从而使对交通肇事行为的处罚更合理。醉酒人在实施交通肇事行为时可能处于过失或者无意识状态,但其使自己陷入这种醉酒状态确是有意识的,驾驶员置自己的驾驶义务于不顾,而使自己陷入醉酒状态,对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出于放任的态度,就构成间接故意,而不是过失。

(二)单独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从法律规定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的基础。肇事者发生交通肇事后,负有对受害者进行抢救治疗和向有关部门报告的义务。而且履行这种义务是合法合理的,不履行此义务就是违法,就可能构成犯罪。单独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的意义。一是可以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者,警示其不敢逃逸;二是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查明案件事实,节约司法资源;三是促使公民遵守善良风俗,及时抢救受害人,尽可能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为创建平安社会服务。

(三)对于频发之交通事故,刑法应充分发挥其引导的功能,针对肇事原因给予严厉回应,故刑法中应新增133条之一非法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其具体内容如下:有下列不适合驾驶情形之一而仍然驾驶,危及到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1.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严重超载驾驶的。6.有其他不适合驾驶的情形而驾驶,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

作者：樊红凝李静

交通肇事逃逸法律问题论文篇3：

公安院校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摘要]傳统的法律教学模式，存在照本宣科、机械被动的弊端，难以实现教学目标。探索新的法律教育模式，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建立师生互动、贴近实用、灵活多变的教学体系是当今法律教育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以传统课堂教授为基础，采用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其中融入了案例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辩论式教学等，既可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又能提升其法律素养，增强其实践能力，应是有效可行之策。

[关键词]教育模式法律素养改革创新

[作者简介]张国琦（1968- ），男，河南郑州人，河南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警察法学。（河南郑州 450046）

法治是国家建设和管理的准则和目标，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人民警察是我国重要的行政、刑事执法力量，其法律素养、法律知识、法律能力直接关系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关联着社会和谐的构筑，决定着公民权利的保障。因此，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中，法律教育是重要环节，法学课程也作为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贯穿于学历教育始终。与其他社会大学不同的是，公安院校的法律教育更加突出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也就是运用法律解决实例的能力。这就要求公安院校的法律教育，既要遵循传统法律教育规律，又要在教育模式上推陈出新，大胆改革，创新方法，务求实效。

一、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模式即“范型”。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模式是某种实物的标准形式或世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在我国，教学模式又称为微型教学论，指在特定的教学理论思想指导下，介于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的教育教学目的，用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按照一定系统的、相对稳定的、可操作的程序进行的基本范式。教学方法是为了某种教育教学目的所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的总和，都是教学论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教育的实践摸索中，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控着不同教育层次的各自特点和侧重方向。从幼儿教育直至大学教育，环环相扣，各具特色。同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科学，都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大学教育中的法律教学，也就是公安应用型大学教学模式中的法律教学方法。虽然法学专业在当今我国的大学中遍地开花，有“万金油”之称，但无论何时何地，公安法律人才的培养都直接关乎国家法治的进程、人权的保障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公安院校法律教学的突出成效和提高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二、公安工作对公安院校法律教学的要求

法律教学是公安院校教学环节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案件侦查、治安管理、刑事技术鉴定、公安信息安全、道路交通管理等涉及公安事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以执法者高素质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执法能力为基础。针对公安院校的特点，其法律教学必须既遵循法律教育的一般规律，又突出公安特色，形成具有行业职业教育特色的法律教学模式。总结公安院校法律教学的规律和要求，其应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系统性。警察作为重要的执法力量，其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责。这也就决定了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是适用单一的、某一领域的法律法规，而是涉及刑事执法、行政执法、民事调节等诸多法律部门。比如，交通警察执勤时，大多是行政执法的交通秩序管理、违章处理等，但可能遇到涉及刑事犯罪的醉驾、盗抢等严重犯罪行为的刑事执法，还有大量的劝导、调解等涉及民事法律法规行为。这就要求在法律知识和能力上是个多面手，有较强的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尤其是在当前警务机制改革，提倡“一警多能”“一警多用”的大背景下，警察具备全面系统的法律知识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第二，实战性。警察在学习法律层面，必须有很强的实战性。警察的职业性质要求对所具备的法律知识学之即用，用之有效。公安院校培养目标要突出在法律学习中灵活多变，了解法律背后的立法精神，掌握公安实践中的执法动态，充分发挥综合素质和能力，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比如刑法课程中“侵占罪”，其犯罪构成、定罪量刑的学习不是难点，但公安实践中要准确把握“侵占”的罪与非罪及其和“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的区别，仅仅理论讲述难以达到。大量的案例分析，感同身受的模拟情景再现，都是提高其实战判断能力的有益探索。

第三，创造性。这里的创造性绝不是创造法律或者滥用法律，而是深刻理解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使警察在执法中能正确理顺法律与道德、法与情的辩证关系，审时度势、灵活多变地处理社会矛盾，展示出新一代警察的素质和能力。这样既维护了法律，又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需要全社会的群体效应，而执法者更应该引领、实践、表率。比如禁毒，毒品危害深重，社会影响广泛，仅仅靠打击毒品犯罪，处理毒品违法，实践看来是杯水车薪，效果不大。警察在履行职责，严格执法的同时，如何融入人文关怀，如何做到釜底抽薪，就要求警察工作具有创造性，实现“没有买卖，就没有贩卖”的日见成效的目标，又能使瘾君子真正回归社会，回归人生。

三、公安院校法律教学方法的创新

（一）传统法律教学模式的弊端

传统的法律教学采取的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导，校外实习为辅助的教学模式，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1.传统法律课堂讲述教学方法忽视了对法律技能理论基础和方法的教育与训练。法律实用能力是一种问题思维能力和经验推理能力。不精通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原理，就不会懂得法律规则创造性运用的方法，不了解法律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就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失去了具备法律技能的基础。对现行法律的注释，对法律条文的讲解，离不开学术功底。从本科阶段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理论功底，是真正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底蕴和基础。

2.缺失了法律技能训练的理念与机制。美国法律家摩根说过：忽视技能训练会给学生带来危害。仅仅让学生读懂、背会法条，学会分析书上的案例，培养出的学生只会纸上谈兵，对公安实践于事无补。比如婚姻法的学习，公安院校一贯轻视，致使学生学些皮毛，得过且过。在公安实战工作中，一些警察不懂得婚姻法的实质，在处理涉及婚姻方面的家庭暴力案件上，一头雾水，处理失当，这可能会激化矛盾，引发更严重的案件。

（二）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法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集中在新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上。要借鉴其他学科尝试并获成功的诊所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辩论式教学，结合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赋予其新的内容和生命，突出法律教学的规律和特点，彰显教育的本质和目的。

1.诊所式法律教学法的起源。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后在全世界得以推广。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诊所式教学法在我国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广泛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比如人大法学院的法律诊所是以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人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刑事法律诊所”，选择的案件是以刑事案件为主，附带培养学生解决其他类型案件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2.诊所式法律教育方法上的特点。第一，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在诊所式法律教育课堂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执法者和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执法者和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与提高设置的。辩论式、互动式、讨论式、提问式、模拟式、游戏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被充分调动起来，成为促进学生转变身份提高技能的方法，成为诊所进行教学研讨的重要手段。在诊所课堂上，学生和教师通常面对面地进行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教师往往是课堂上的主持人，谈论话题的引导者，而学生则是谈话、发表意见的主角。教师是用启发式、引导式提问把讨论的话题引向深入，并且要控制自己急于说出“正确答案”的冲动。比如，模拟现实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现场，教师简要介绍了案情，有学生从接受群众报警开始，一步步进行接警、出警、现场勘查、调查访问、案件分析定性、采取应急措施等，这期间运用的法律知识涉及刑法的“交通肇事罪”“伪证罪”“窝藏、包庇罪”等，涉及道路交通法律的“现场勘查”“交通管制”“调查取证”“受害人救护”等，涉及警察法的“现场管制”“紧急征用”“留置权”“警容风纪”等，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整体素质的展示都一目了然。

第二，使用真实的案件材料。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材料和真实的案件情景再现基础之上。学生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和细节，在与现实的接触中，培养学生法律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增强学生做一名合格警察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加深学生对法律制度、法律知识、法律条文的理解，并亲身体验警察的管理与服务角色。比如，与当地公安机关“110”指挥中心联络，建立互动合作平台。让学生分批参与跟随警察接、出警，参与了解警情，协助调查线索，之后写出报告，由教师点评。

第三，特色鲜明的教学方式。诊所式法律教育中，一堂课通常是由两位或多位教师共同完成的。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贯彻教学意图，使教学能产生一种立体的、透视的、深入的效果。这里，辩论式教学法激发学生求知欲，提高其语言水平；启发式教学法开启学生智力，帮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案例式教学法丰富学生视野，培养其辨析能力。

第四，培养另一种思维方式。诊所式法律教育要求学生用警察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法官角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学生们要注意并认真思考每一个办案细节，即便是对案件中并不会起重要作用的环节也应引起注意，不要简单地对事情作出判断，要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要考虑法律与事实背后的联系，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警察职业处理社会的矛盾焦点，肩负社会稳定的重任，运用法律绝不是简简单单地严格执法，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

第五，独特的评估方法。在诊所式教育课程中，学生对自己评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教师的评价，他们更加关心所承办案件的得失成败，更关注待人接物的水平和艺术。学生们关注的焦点也同样是教师对他们进行评价时所关注的焦点。教师要让学生理解，案件的定性准确、方法得当固然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在承办案件的过程中真正成长了，是否得到了他们所想要得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技能和知識，尤其是自己的警察行为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民的肯定。这也正是培养新一代人民警察的良苦用心所在。

四、公安院校诊所式法律教学法中需注意的问题

诊所式教学法固然在法律教学中效果明显，但其对教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就更严格。“授人以鱼”只要求是捕鱼能手，“授人以渔”则要求是育人高手。因此，公安院校在运用和推广诊所式法律教学法时，应着力提高教师素质和能力，才能彰显成效。鉴于客观现状，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教学能力方面。诊所式法律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灵活有效的课堂沟通方式，极强的观察和管理学生能力，才能在诊所式法律教学法的课堂上指挥若定，游刃有余。很难想象一个在传统课堂教授方式上都难以胜任的教师，能够运用诊所式法律教学法。

第二，学科知识、文化素质方面。教师对所教授的学科必须具有专业的系统的掌握，对学科重心、前沿动态能及时把控，对讲授技能和研究方法能够运用自如，努力拓宽专业知识深度和文化知识宽度，具备很强的专业学科知识和文化素质。

第三，公安实践能力方面。诊所式法律教学法要求教师既是本学科的研究者，又是公安实践的合格执法者。在具体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案件，体现现代警察高素质、高品质要求上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这就要求教师要定期深入公安一线，进行业务锻炼，切实提升执法水平和工作能力。这样才能对诊所式法律教学法成竹在胸，高屋建瓴。

第四，教师职业道德方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教育素质的核心表现为教师的职业道德。优秀的教师能够在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基础上恪守职业操守，以高尚的师德、严谨的治学、稳重的作风、顽强的精神感染学生，形成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感召效应。这是诊所式法律教学法取得成功的关键一环。

探索出真知，创新成大业。公安院校的法律教育必须在不断探索创新中发展前进，在发展前进中强大。每位公安院校的教师都应该有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运用推广诊所式法律教学法已是当务之急，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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