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中国的城镇化

2024-04-26

徐匡迪:中国的城镇化(共5篇)

篇1:徐匡迪:中国的城镇化

徐匡迪:中国的城镇化

我今天讲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这是国内外广泛关注、意见不一的问题,因为是论坛,我就把我们初步的想法跟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城镇化的概念是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转化为主体,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演进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指标。在现代意义上讲,城镇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社会发展现象,不是一种打造的结果。

中国过去30多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20%提高到50%多。全球公认50%是一个转折点,在50%以前,城镇化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打工来形成,而且主要是以生产轻工业品和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50%以后就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创新能力,并且能不能持续上升。现在世界上总体城镇化率都很高,平均已经超过50%。但是有三个集团,第一个是发达国家,他们在经历了50%以后,产业转型,从手工业、轻工业、一般的餐饮服务业向高端的金融、贸易、服务业,以及高技术产业转移,成为第一集团;但是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南美的国家,中东的资源性国家,以及非洲的国家,它们的城镇化率到80%、90%,但是人均GDP上不去,比如菲律宾和韩国同一年达到50%,但是菲律宾现在还是人均4000多美元,而韩国2万多美元。这就是说,在50%以后是要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那么也就是城市病集中爆发的时期。所有人都向往城市生活,如果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像菲律宾、巴西、埃及,以及印度的一些大城市,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城市病。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现代工商业、金融服务业都是因为城镇化而发展。就拿中国来说,大约60%的增加值都是在城市里边,还有40%是来自哪里?不是在农村,主要是矿山,矿业也属于工业。85%的服务业增值,70%的国内生产总值,特别重要的是80%的财政税收来自城市。

城市是促进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电气化和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化都发生在城市。150年以前伦敦出现的地铁,100年以前芝加哥的高层建筑,这些都只有在城市才能发展。我国90%以上的高等教育、科研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大量的创新和科学研究活动都发生在城市。

城市也是促进现代文明的地方,有现代的剧场、博物馆、展览馆、学校,自来水厂、煤气厂、污水处理厂、抽水马桶,都是有城市才出现的。所以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

大家关心十八大提出一个新的话题,叫“新型城镇化”。这个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质是,首先,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移成城市居民,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市的全体人口。第二,是“四化”互动的城市。第三,是城乡统筹的发展、合理布局的城镇化。第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是绿色的、低碳的、生态文明的城镇化。第五,中国的城镇化体现中国的城市特色,要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在全球化时代,城镇化过程大城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以英国为例,以伦敦为核心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人口增长13.5%。中国90%的流动人口集中在中等以上城市,全国50个城市吸纳了60%的流动人口。当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县和城镇还是中国城镇化的基础,2010年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县域经济占全国GDP的48%,所以把县城建好,把县域的城镇建好,是未来城镇化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内涵。过去30年,中国出现了非常多的特色镇,这个镇比县低一级,在城镇化中作用非常巨大。现在建制镇1800个,占全国人口23%,这个镇成为当前城镇化的主战场,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方面优势突出,成本比较低,而且从附近农村集聚的人文化、语言都可以认同,不会有任何矛盾,特别是临近大城市的工矿型、市场型小城镇现在正在迅速发展。

根据全国的调研,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构建一个“5611”城镇群的格局:5个国家核心城镇群,这就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6个战略支点的城市群,其中包括海南、天山北坡、哈尔滨、长春,以及滇中和藏中南;11个区域支撑的城镇群,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原城市、关中—天水,北部湾、宁夏的沿黄,还有淮海等。这对于国家来说总体能够均衡发展。

大家看了这些发展就有个问题,好像城镇群为什么都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因为中国的自然地理上有一条线,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个线的东部集聚了75%的城镇,82%的人口,这个线以西以北是高原、荒漠、戈壁,不适宜人居住。

当然,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是相平衡的,没有产业没有就业就没有城镇化。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化和工业化、服务业的发展曲线是相拟合的。现阶段,农民工进城主要服务的行业是两个,一个是制造业,大概接近40%,另一个是建筑业,接近20%,也就是说60%的农民工进城是做第二产业的。物流、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占另外的40%。

中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机动化出现了高速发展,中国汽车产销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问题也很多,1995年全国只有3180万辆汽车,到2011年增加到2.25亿辆,其中私人轿车从250万辆增加到6150万辆。截至2011年底,有7个城市机动车超过200

万辆,14个城市汽车超过100万辆。这些车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造成城市交通堵塞、大气污染。私人小汽车以北京为例,1986年,就是改革开放大规模推进以前,自行车出行的分担率是62.7%,到2011年降到15%,同期私人小汽车的分担率从5%上升到33%。这样一种变化,给城市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如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大城市都非常提倡绿色出行,像洛杉矶设置了自行车的专用道。中国的株洲、广州、杭州都实行了自行车租赁系统,常州有公交优先的专用道。在城市内小汽车过度发展的同时,城市之间的交通也主要由汽车来承担。这里以珠三角为例,2010年珠三角客运结构中铁路占8%,营运性大巴占12%,自驾车占80%。未来中国要学习和打造一体化便捷换乘的城市交通枢纽,比如东京的火车站,在两万平方公里以内建了100个以上的出口,这些出口都建设在大楼的下面,很方便换乘。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共六层,立体分布,节省了换乘地铁、公交车和出租车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下一步发展要重视交通系统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不再是摊大饼式发展。比如哥本哈根一个城市,像一只手一样,每个手指就是一条铁路干线,这个铁路15分钟一趟,所有新开发的地区沿着这条铁路线,手指之间是绿化带,这是很好的例子。新加坡和日本我就不说了。

这里又提到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类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现在到生态文明,就是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今年1月中国东部地区多次被雾霾笼罩,1月份北京一共19天是雾霾天气。

这次雾霾特别严重,除了气象影响范围比过去大,与北京市和北京市周边的污染源的增加也有很大的关系。

城市要发展就要有建筑,有建筑就要耗能,我们建筑耗能和发达国家比较不详细展开了。目前我们国家实现节能的技术路线大概是这样,一个是要用高效的热源——工业的余热——来进行城镇采暖,同时农村的建筑要进行改革,要增加保温。另外城里的超市、商场、大的银行等公司建筑,节能系统也要重新改造。总之,我们希望目前建筑物类的商业能耗的总量在2020年不超过8.4亿吨标准煤(现在是6.77亿吨标准煤)。这里,很重要的还要控制建筑量的高速增长。我们现在建筑数量已经相当大。中国未来人口峰值要达到15亿,希望建筑总量能够控制在600亿平方米,也就从人均40平方米,相当于香港、日本、新加坡这样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而不希望人均建筑面积像加拿大、美国那样超过100平方米。

快速城镇化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的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成了相当多城市的现实,不仅是物质空间的雷同,而且说明了文化规划理念的干枯。我这里有四张图,分别是东中西城市的CBD,我只认识一个,因为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上海,其他的不能想象。其实,乌鲁木齐的CBD也跟北京、上海差不多。所以有一种误解,就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本来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建筑应该有自己穆斯林建筑的特点,结果没了。

城市化不能不讲到人口流动。我们有六个省市是人口流入地,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接近90%的人口都是往这些地方流;有六个省是流出地,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占70%。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很奇怪的情况,中国现在GDP总量占第三、人口总量第二的山东省,既不出去当农民工,也不要外面人来打工,他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到底是受孔孟之道齐鲁文化的影响,还是山东人比较抱团?他并不是人少,也不是工业不发达,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我们准备去研究一下山东省的情况。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工的流动由跨省流动向省内流动转变。比如说2011年省内流动的占52%,2010年只有49%,跨省流动降到40.1%,这是好事情,就是农民可以就地就近的城镇化。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调查了几万个农民工,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没有务农的经历,而且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那么坚决不回农村的、尽量留在城市的、要挣了大钱的才回农村的,这三部分加起来占了接近80%。但是,他们留下来最大的障碍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按照十八大要求,推进人的城镇化,主要的政策维度是,在城市方面要解决就业准入与就业保障的问题,不能说造一栋房子就回去了。另外,户籍管理的改革,解决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总之要安居才能乐业;农村方面,又牵扯到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主要就是要确权,农民土地要有保障,但是也不是像现在分家分户的办法;另外,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留在农村的可能还有几亿人,要有现代生活的保障,还要有现代农业经营,包括规模化的经营,现代化的技术指导,以及职业技术教育,要解决农民变成市民,一定要有专长,一定要有技术才能永久,如果只是力工、小工做不了多长时间。当然,还有社会融入的氛围和支持系统。

总之,第一是尊重自主的原则。第二是分类的原则,因为我们现在每年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有大学毕业生,有高职和中职毕业生,还有中学毕业生,所以要分类指导。第三要城乡统筹,综合考虑。

作者系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本文是作者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所做的午餐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

·问答·

提问:我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在这个之前的一个环节曾经讨论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占用了更多土地,那么农业会受到影响和威胁,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确实又是很大的制约。

徐匡迪:首先,中国的土地不是属于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农民是享有使用权,过去讲30年不变,后来讲50年不变,现在讲长久不变,指的是使用权,农民是房客不是房东。政府根据开发需要可以征收他们的土地。

第二,土地的开发不仅是一块地,而且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比如说要通路、通水、通电、通煤气,这样那块地才能增值,可以造房子,这些政府都要投进去,是在征地费以外。

第三,我们在开发农业用地变成二产、三产用地的时候,中央一直强调占补平衡,就是农业用地不能减少,那么各地政府,比如说黄奇帆市长,重庆做的比较好,就是征两万亩土地做开发,做新城市区域时,必须在其他还没有用作农业的荒芜的地方开出两万亩地,这样来保证农业生产不受影响,而且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受影响。

提问:我是史蒂芬 ·罗奇,我的问题可能跟你的主题稍稍有点偏。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60分钟》,在这个电视节目中曾经放过一个鬼城的专题,就是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能不能具体评论一下鄂尔多斯的状况?这个故事从侧面怎么反映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

徐匡迪:谢谢你提这个问题,给我一个说明的机会。首先,我说现在的媒体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新闻学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鄂尔多斯这个例子在中国不到5%。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鄂尔多斯原来是一片沙漠,很少有人,牧民加在一起不到两万人,相当于我们东部的一个村庄集镇,但是在那个地方发现了很大的煤矿,然后就开始挖煤,这个煤矿不是国营的煤矿,是民营资本投资,这个老板叫王文彪,是我的好朋友,他冒险投资煤矿结果挣了很多钱,作为农民企业家,他感谢这块土地,感谢他的家乡,所以他发誓做两件事,一个要绿化,他的绿化在联合国得奖的,我想美国不会报道他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是他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在鄂尔多斯的a人可以免费拿到一套,但是他这个估计太多了,因为在鄂尔多斯工作的煤矿工人也不愿意永远待在鄂尔多斯,不愿意在那里安家。所以,确实在鄂尔多斯的建筑里有60%、70%空着,这是一个个案。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要注意的,但是好在那块地方也不出庄稼,也不放牧,那是一个沙漠地区。我希望有机会的话,大家去参观一下鄂尔多斯旁边的一个库布齐沙漠的治理,这是联合国认为治理最好的范例。谢谢罗奇先生。

提问:刚才你提到城镇的效果非常好,那么长期有1/3人口进去,长期的就业跟经济问题怎么解决?

徐匡迪:过去我们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从1992年到2011年,大概是每年提高1.2—1.5个百分点,这个主要是靠东部地区出口加工行业,特别像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大量的生产轻工业品、纺织品、家用电器,这些产品出口带动了就业。下一步,第一是产业的梯度转移,因为东部生产成本太高,包括IT产业都向中部和西部转移了。

第二,我们的发展将是“四化”融合的发展,就是城镇化不仅和工业化要结合在一起,还要和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中国的人口到高峰时期达到15亿,要保证粮食安全,还要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就需要科技的力量,也需要规模的经营,这方面的能力,也不是说城镇化以后农业的事情不做了,很多研究、很多开发,要在县城和城镇一带来做,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保证我们的生态安全。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来源日期:2013年第4期|

篇2:徐匡迪:中国的城镇化

今天怎样做教师--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徐匡迪,1937年生于浙江崇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冶金科学家,我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我国第一个院士市长--上海市市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党委书记. 记者:你是在科技、经济、教育、政治几个领域都有突出作为的学者.据说你在经过这么多工作变动之后,仍保持着可贵的教育情结.很想知道今天你是怎样看待“如何做教师”这个问题的?

作 者:夏欣  作者单位: 刊 名:班主任 英文刊名:TEACHER IN CHARGE OF CLASS 年,卷(期):2004 “”(3) 分类号: 关键词: 

篇3:徐匡迪:中国的城镇化

第十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徐匡迪

他说, 中国过去30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 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 从1970年到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20%提高到50%多, 全球公认50%是一个转折点。在达到50%以前, 城镇化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 而且主要是以生产轻工业品和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超过50%以后, 就要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这应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 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动力, 这个时期可能会是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篇4:对话徐匡迪:如何解决人的城镇化

自2011年起,中国工程院与清华大学组织了20多位院士、100多名专家,对中国城镇化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考察、调研。

日前,中国工程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展战略”重大咨询项目与中国科学院相关课题组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进行了汇报,并进行了座谈。

面对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以及禁锢数十年的户籍制度,中国到底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

该重大咨询项目负责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徐匡迪强调,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也不是征地、造房子,而是一种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是农民从农业社会生活转向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是劳动方式与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

他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以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支撑。

真正城镇化37%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对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城镇化率等有很大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徐匡迪: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57%,城镇人口约7.2亿,已经稍微超过世界平均值。不过,如果扣除“半城镇化”的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大概只有37%,真正要把农村年轻一代从农业转到第二、第三产业,还是要发展产业经济,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现在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调查中发现,10年前大概60%的农民工流向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从2002年开始,流向这些地区的农民工逐年减少,如今到省外打工的农民工不到50%,大部分都在省内流动、就近打工。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是,也有新的问题。我们课题组调查了几万个农民工,发现90后的新生代从小读书上学,95%的人从没参加过农业劳动。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回到农村务农的意愿,这就为今后人的城镇化增大了难度。

调查发现,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其中不到5%想回农村,原因是农村家里房子大,城市居住条件太差,另外有些人家里是农机专业户;80后一代的农民工,想回家的也不到10%;70后出生的一代,几乎70%都是要回去的。他们到城市来打工,主要是为了建造家里的房子,为女儿攒笔钱做嫁妆,准备给儿子娶媳妇,这些事情做完了,就踏实地回农村去了。这是不同年龄带来的不同取向,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他们的意愿不完全相同,所以人的城镇化在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区别对待,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研究,不能搞“一刀切”。

现在中央已经提得非常明确了,为什么对城镇化还有这么多争论?就是有的人把城镇化看得过于简单。

只把楼房建起来不行,必须把产业的基础做扎实,要有可持续的产业群为支撑。另外,科技、产业都要不断创新,使产业可持续发展,不然旧的产业也会被新产业所淘汰。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理解人的城镇化?

徐匡迪:从1993年到2013年,是中国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城镇化率每年约增加1.5%,年均有近20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他们不是城市的居民,被称为“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只能叫“半城镇化”。他们和城镇居民一样从事工业、服务业劳动,生活条件却远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要求与社会保障。

在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增加的2.6亿城镇人口里面,大概有1.6亿属“半城镇化”。我们课题组这次调研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实现人的城镇化。光是城市扩大面积,如果没有使所有人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就不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人的城镇化和人的素质有关。如果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一般就可以在城镇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租住房屋,有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这部分人自然就实现了人的城镇化。

读过高中,或者读过职业专科学校的一些人,经过培训之后,可以通过资职认证,拿到相关执照从事技师、技工工作,也可以在城镇、企业稳定工作、生活。

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所以我们课题组关注的不是立刻给人一个城镇户口,不同的人要按照不同的地区、城市大小区别对待。

课题组讨论时,很多专家建议,特大城市一般劳动力要适当控制,主要让有专业技能的人进来。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特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数量,一般应该要有本科学历;省会城市、地级市和中等城市,至少要有大专学历;在县城就业,可以是中学毕业,或者有专科证书。

人的城镇化有多方面的含义,还可以是给人创造第二、第三产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工作条件。所以,人的城镇化不只是指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给人的就业机会,相当于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

超大城市和中小城镇齐头并进

《瞭望东方周刊》: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何为中国特色?新在何处?

徐匡迪:新在三个地方。首先必须做到城乡统筹。只想把农村变成城市不行,还要考虑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以及粮食安全等,这都要统一考虑。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就地就近发展当地经济。不能把农民都赶到城里去,造成乡村空心化、乡镇萧条。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原来非常发达的小市镇,由于农民都到外出打工,致使当地逐渐萧条。

第三,必须要有适合当地特点的产业进行支撑。比如山东盛产苹果,苹果要放在冷库里面,如果卖不出去就发愁。其实,就应该在当地发展苹果加工产业链,比如生产苹果酱、苹果醋,这样就提高了苹果的附加值和储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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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特点和外国不一样。中国的农用土地很分散,只有东北的三江平原可以发展机械化大农业,河北省的中、南部,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可以进行大规模机械化。山东、江西这样的农业大省也有很多山区,以四川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农田都在山间的小坝子中,不能搞大农业。

所以,中国特色是什么呢?是中国城镇化的人口永远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超过80%,甚至75%都不行,我们现在提出来到2030年就是65%。

当然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但也不是以“长官意志”来推动的,必须是妥善、稳步、有区别的推进。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质还是劳动力的转移,还是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向高附加值劳动的转移,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去转移。这里就有人的素质问题、就有教育的问题,也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人的城镇化和转移,现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了。

徐匡迪:城镇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大型企业和规模化生产肯定不能在小城镇进行,一定是靠近中心城市。比如富士康组装电子产品,一个工厂就有几万名工人,要保证水、电、较好的居住条件,以及充足的生活后勤服务,乡镇肯定不能提供,只能选择深圳、郑州这样的大城市。

另一方面,多数农民进入小城镇,这种就近就地的城镇化,无论对生态的影响,还是对农田的占用,都是最少的。而且文化相通,语言相近,生活习惯也一样,避免了不同人群之间生活上的矛盾。

现在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既包括一般中小规模城镇的发展,也包括大城市。大城市是结构调整。不过,县和镇人口增加的比例会大大增加。如果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就大有机会。

按现在城镇化建设来讲,中小城镇和大城市是齐头并进。而且他们吸纳的人数基本上是相同的。以后,中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可能会超过大城市。因为农业现代化大发展,要衍生下游产业,形成一条农业产品产业链,比如种植小麦,收益不高,国家还要补贴,如果做成面粉,价格就会高一点。如果做成方便面等食品,经济效益就会大幅度提高。

所以,农业现代化除了增大规模、加大机械化以外,还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这个过程就要吸纳很多劳动力。再比如种茶叶,除了春季采摘嫩茶,还可以把茶树上的老茶叶进行深加工,提取茶叶里面的茶多酚等物质做西药,以及抗氧化、抗衰老的化妆品。

农民必须宅基地确权入股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人的城镇化,农民的利益,比如土地问题是绕不开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徐匡迪:应该讲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土地制度,保障了我们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几千万农民工回乡照样可以生活,因为他有一个土地托底机制。这个基本政策是不会变的。

但是,如果始终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农民不可能致富,农业的水平也不可能提高,农业的科技服务也永远跟不上。所以,要先在一些地方积极试点。不是把农民土地征收过来,而是把农民的土地作为权益入股,组建新型的农业经济合作体。这个合作体不是过去强制的合作社,而是农民以土地入股经营看得见的养鱼、培植苗木,或者像河南某个粮食主产地,在县、镇开办食品加工厂,当地农村劳动力不够用,还要从外面招工,除了肉制口还做水饺,这些都是种粮养猪的衍生产业。

我认为,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方向是以科技为支撑,保证优异的粮种,以及病虫害的防治,这方面需要国家出钱支持。在国家的科技支撑条件下,保证农民的基本权益不变,但是享受权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现在在山东、河南试点建设农村新社区,让农民住进楼房。地方政府的主要初衷是让农民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现代生活条件。比如用抽水马桶,用自来水。农村一家一户分散居住的时候,不可能进行下水道、自来水管等相关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不过,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进行宅基地的确权。原来每户有多少宅基地,要确保他的权益不变。把农民原来有形的宅基地变成他的股权,放在整个大的经营体里面。

我们下去调查的时候反复强调,关键是要保证农民的权益,农民宅基地一定要确权,确认并保障农民的权益。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乡镇干部说给村民盖楼房需要很多钱,这些钱怎么办,只能以后农民慢慢还,从股权里面慢慢扣。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像河南新乡,县里搞了一个开发区,吸引很多企业来投资,当地政府在征收农民土地后,不是一次性偿还,农民搬到新家以后,专门成立一个开发区公司。在这里经营的工业企业,每年都要向开发区公司交土地租用费,除了物业管理的花费,剩下的就是农民可以分红的。这些都是今后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觉得,农民上楼这些问题改变了几千年的生活习惯、破坏了乡村的社会结构,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徐匡迪:这个确实是有问题,关键是农民不能再种地了,如果是再用水牛、手扶拖拉机自己犁地,农具都没地方放了,过去农村家里专门有一间屋放农具。这个确实是要注意,当地政府不能够违背农民的意愿,也不能够违背群众的想法,主观主义去做。

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人想搞政绩工程,但是多数人的愿望还是好的,希望农民能够过上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基础设施。但是要考虑到,让他们过城市生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人们有城市的就业方式、城市的收入,不能让他们住上楼房,还让去种地。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土地,如何解决户籍问题?包括农村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体系?

徐匡迪:户籍制度改革要区别对待。现在总的趋势是,县以下的乡镇,如果农民有意愿在城镇买房落户,就可以给他城镇户口。

中等以上城市,要看他的就业能力,不能让他变成无业游民,要有稳定的工作,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要区别对待,对大城市的要求要更高一些,必须要有专业知识。

篇5:院士徐匡迪的市长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也是上海从传统工业基地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型的艰难时代。建立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政府管理体制、大规模土地批租、教育医疗等制度的改革都在上海内外有过不同声音。

不过,在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思想之下,上海终于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大都市的蜕变之路。

改革的计委和第一个BOT

1992年邓小平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这次考察,他也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上海随即召开了市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讲话,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大一点。徐匡迪当时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深感肩负的重任。

经过讨论,徐匡迪首先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使计委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不过,他们后来也积极地跑中央有关部门,筹划建立起一批大市场,包括建立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

第二个方面,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上海市大发展和浦东大开发,资金需求十分巨大,而上海市政府当时仅有37亿元可用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筹措资金也十分困难。

他们借鉴国外BOT的办法,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筹款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急需的隧道也卖49%,用来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后,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

上海市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结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搬迁的居民,且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当时还没有产权的概念。有差不多10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出去。

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达到8000美元,而城郊结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作为中国的首创,政府利用这个差值筹款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就在上海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第三个方面是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都是由计划、物价部门规定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上海市计委向市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

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开的改革。在1995年时,全国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统一的。他们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后来通过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同时,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直接发补贴,市民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

从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上海市计委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上海由此开始了快速发展之路。

用世博会改变上海

徐匡迪在任时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上海举办世博会。上海考虑申办世博会,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市长汪道涵请了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各委办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当时徐匡迪在上海工业大学任常务副校长,也参加了汪道涵市长的研究小组。

1992年10月,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书记办公会上,又提出再研究申办世博会。徐匡迪这时是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会议指定由他带一个小组去韩国考察大田世博会的筹备工作。从韩国回来以后,他们向上海市委作了汇报。为了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他们建议先着重从四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一是搞好市内交通,让老百姓出行较为通畅。先后建了南北高架、东西高架、内环线高架。在地铁一号线即将竣工时,决定马上建设二号线。同时,又增加了延安东路的过江隧道,并加快建设大连路的过江隧道。此外,还修了从虹桥机场一直到浦东的快速通道。

二是加快浦东新区开发,树立上海改革开放新形象。考虑要把从南浦大桥一直到陆家嘴这一段1.5公里的浦东岸线尽快开发建设起来,而且要比对面上海外滩的老建筑要新、要高。1992年秋东方明珠电视塔已经拔地而起,香格里拉正在建,并确定马上要建金茂大厦。

三是打通建成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世博会的参观者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华东七省市,特别是周边的江苏、浙江一带的一亿四千万人,是世博会瞄准的主要对象。

四是建设浦东国际机场。

除了以上四项重点工程,还着重抓了市容、市貌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

1999年,徐匡迪作为上海市市长在上海市外经贸委呈报的《世界各城市申办2010年世界综合性博览会的情况》上批示:我们想,上海可结合浦东博览中心的建成,争取承办2010年世博会。5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作出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并成立上海市2010年世博会申办工作筹备小组。

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徐匡迪带队到北京汇报。中央领导在听到汇报后都非常支持,后来找到国务委员吴仪,她明确说“世博会是国家项目”,由国家主办、上海承办。因此,申办世博会由中央政府出面申请,专门成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而具体工作交由上海承办。

2000年3月17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吴仪任主任委员,徐匡迪和贸促会会长俞晓松任常务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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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匡迪就想,上海要办一届成功的世博会,没有群众支持是不行的,一定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在申办过程中,组织群众参与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积极争取群众对世博会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动员群众直接参与申博工作;三是养成广大市民世博会主人的心态,人人参与接待参观世博会的朋友;四是吸引一些年轻的志愿者。

人才的上海

在徐匡迪担任市长期间,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加速,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了较大改变。推进深水港、航空枢纽港、信息传输主干网和宽带接入网等枢纽功能设施建设,及高速公路网、磁悬浮轨道交通等现代化交通基础建设。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经济中心城市。做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当时唯一的“院士市长”,徐匡迪花费大量精力提倡和研究科技创新问题。徐匡迪指出,上海的出路在创新。他主张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大高科技企业与创业板市场结合的力度,并建立了企业信用评级制度。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上海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至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服务业。对于国企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培训,促进职工再就业。

对于经济改革和产业升级,上海媒体曾这样描述:1991年,上海工业面临生死抉择,决策者痛下决心,把纺织、轻工等已经或将要丧失竞争力的传统加工业部分坚决压下来。纺织女工永远不会忘记,曾被誉为上海“摇钱树”的行业,在这一年喊出“壮士断臂”的口号,1998年又毅然举起了砸锭大锤。从1994年到2000年,全上海近千家传统行业企业退出市场,每年压减一百亿元产值。若没有勇于承担巨大阵痛的坚韧性,如何能把这几近悲壮的调整进行到底?

上海这时也提出,力争建设成白领就业创业的天堂。为此,专门成立了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有证书有学位,有企业要聘用,确认后就可以做上海市民。

2000年元旦刚过,上海市一个50人组成的大型招聘团就开进北京网罗人才,推出“人才柔性流动”政策,抛出种种诱人的许诺,以及唾手可得的上海市户口,打动了不少在北京不得志的人才,中科院、清华、北大、协和医院的很多青年才俊当场与上海签下协议。同时,上海人才市场高新技术人才创业中心投入运营,多次与北京争夺高素质人才。

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简化出入境手续,为外商来沪投资提供方便。并积极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

2001年,《解放日报》总结说,20世纪90年代的巨变,为上海面向新世纪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上海城市建设用了3个“三年大变样”:第一个三年以修路造桥为主,缓解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第二个三年重点改造旧区,全力启动房地产市场;第三个三年以环保和绿化为主攻方向,以适应城市功能发展的需要。

这家媒体骄傲地说,“如今,这里每天有200多亿元人民币在资本市场进出;每天吞吐着100多万吨的货物;每天有4万多平方米的楼宇拔地而起;这里还汇聚了100多万来自海内外的人才”

而在这一年,徐匡迪启程北上,开始了执掌中国工程院的时代。

(本文参考了《徐匡迪详述: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徐匡迪:我所经历的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徐匡迪派人北上挖角》、《上海十五计划纲要(草案)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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