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承诺书

2024-04-16

扶贫承诺书（精选7篇）

篇1：扶贫承诺书

我是xx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洪飞。我谨代表xx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媒体向社会和公众作如下承诺：

一、坚持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

严格按照政策法规、职能权限办事，杜绝不作为，严禁乱作为，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审批时限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办结，能当场办理的当场办结。对办事拖拉、故意刁难，不按承诺时限审批等行为，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减少办事环节，推行优质服务

县扶贫办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原则，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改进服务方式，不断完善服务承诺事项和服务承诺制度，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在具体工作中，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完善办事指南，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工作服务效率和公众满意程度，不让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四难”现象在本单位发生。

三、坚持政务公开，按受社会监督

将办事依据、办事纪律、办事程序及其所有扶贫项目及其资金的投向在县上公开。对群众的投诉举报，做到快速查办，及时回复，件件落实。

四、加强廉政建设，保证廉洁从政

认真遵守廉政工作纪律，坚持权力服从职责，职能服从发展，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勤俭办一切事情，不任人唯亲，优亲厚友，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五、健全管理制度，保障措施落实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四项制度”的实施方案和各种规定，加强管理，落实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篇2：扶贫承诺书

为切实加强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全面完成项目建设及管护任务，实现项目预期目标，特做如下承诺。

一、项目概括

1、项目名称

高青县高城镇2016年财政专项扶贫开发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

将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万投入淄博惠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作为生产经营性支出使用。

3、带动贫困人口数量及方式

该项目以产业扶贫的方式，带动明理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每年以8％的投资收益率为贫困户和村集体进行收益分配，淄博惠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每年8月底前将该收益打至高城镇财政所账户，再有财政所打至农经站。其中村集体分红收益存放在村账户名下，贫困户收益分红打至贫困户个人账户。

4、项目建设时限

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

5、项目承诺内容

镇是项目遴选、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运行体系，确保扶贫资金安全与项目效益持续发挥。

1、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镇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逐级明确责任主体，压实责任。2严格执行下达项目计划，按时、按量、按质完成建设任务。

3、制定扶贫项目规划或实施方案，并上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等部门报备。

4、加强项目监管，按时上报扶贫资金进度，配合第三方机构或上级有关部门对项目资金与工程的检查，及时按要求提供资料，并对反馈事项及时整改上报，同时要保证提供的所有报账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5、及时对完建项目进行自查自验，并将项目竣工报告、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等竣工资料上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县级验收。

6、其他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扶贫工作。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高城镇人民政府各执一份。

篇3：扶贫承诺书

一、麻栗坡县的基本情况

为山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若无提高,麻麻栗坡县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居云贵高原,土地面积2395平方公里,其中99.9%为山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全县总人口2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0%。全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2年。全县辖11个乡镇,包括96个社区和村民委员会,共1923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为25.2万人,占总人口的91.6%,耕地总面积28.5万亩,属于山区农业县。2008年全县人均GDP仅586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879元,目前麻栗坡县有贫困人口10.95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6.83万人。全县的公路通车里程为2836.5公里。其中省道53公里,县道724.2公里,乡道336公里,村道1493.3公里,专用公路184.2公里,尚有384个自然村未通公路。乡村公路多为土路,晴通雨阻。县内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其中尤以交通、农田水利和文化为瓶颈。水利设施只能保证28%的农田灌溉,大多数农田靠天吃饭。D级校舍危房2.68万平方米。有25个村卫生室无专业用房。

二、理论回顾:贫困的层次和表现

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可以说依循了三个层次:生存、人文和能力。这个认识是在人们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渐深化的。

贫困首先是一种从生存角度考察的经济现象。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三种。绝对贫困是指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极端缺乏;基本贫困是指生活资料虽然能维持基本生存,但生活状态仍然不足以维护人的生存尊严,不够体面;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一直低于平均生活水平一定程度的生活状态。人们从生存的层次来认识贫困,这时的贫困是一种经济贫困,也就是不能“获得仅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一般人们往往把它转化为一定的收入数量,即划定一个贫困线。贫困线是一个关于收入、消费或者说是对产品和服务可得性的门槛,在门槛之外的人们即被认定为穷人。

从人文的层次来认识贫困,是对贫困的考察和度量中加入了健康、教育、营养等发展因素,贫困的含义于是拓展为人文贫困,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贫困,即收入贫困(最低收入和支出水平的贫困)、权利贫困(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人权)、人力贫困(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识字水平、足够营养、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等)、知识贫困(缺乏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从能力的层次来认识贫困,就是在人文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贫困的根源。这就需要把贫困视为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据此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改善生活质量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

贫困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所具有的共性可以分解为三个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和经济上的脆弱性。毫无疑问,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往往是较低的。收入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市场发育程度(与产业发展和交换规模、就业有关)、价格水平(消费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特别是劳动力价格)和劳动者供给水平(劳动者数量)。贫困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一般都比较低下,与之相关的产品价格也不稳定,劳动者供给水平较高但质量较低,都会影响到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和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区分了五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人类能力,分别为:、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项文娱体育活动的能力、创造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人力资本缺乏说到底是这五种能力的缺乏,它引发的收入贫困和人文贫困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证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不仅包括知识、信息、教育、思想、技能、观念,也包括精神状态、卫生健康等等。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人力资本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具体体现了收入分配差异的长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受教育年限的长短能够反映出上述各种能力的大小。同时,作为人力资本另一重要方面的营养和健康,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作为长期经济发展的度量。贫困不仅仅意味着入不敷出,除了经济上的低收入之外,贫困还意味着无力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因为每一次变化——无论是自然灾害、疾病等外部的危机灾变,还是试图改善境遇的自我努力——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成本,一旦人们缺乏足够的承受力,其结果只能是被巨大的成本拖回旧日的生活窘境。我国目前有不少脱贫家庭,因为疾病、儿女接受非义务教育等原因返贫。

三、麻栗坡县的贫困要素以及存在的问题

自然因素。麻栗坡县地处偏远边疆,交通不便,低等级道路比重大,道路利用率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耕地面积有限,表土层浅,土质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多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居住分散,特别是与越南接壤并占全县总人口66%的18万居民,分散在1385个村小组,平均每个小组还不到130人。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农业的外延式发展空间十分有限,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产量不高。依靠农业来实现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可能性很小。

经济因素。麻栗坡县和许多贫困县一样,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规模小,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比较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程度很低,产销服务体系不完善;县财政收入保证正常的工资发放和机构运转都十分困难,凡有建设项目必靠上级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2008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5006万元,总支出达到60278万元,其中80%来自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民间资本短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积累不足;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认知能力和职业技能均相对落后。

在经济因素中,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广义的资本包括了诸多内容,如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贫困地区收入水平低下从而带来生产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为贫困家庭提供小额贷款并予以指导性使用就变得十分必要。

制度因素。国家的一般性扶贫政策,对于麻栗坡县这样一个集“边、少、穷、山、战”为一身的地区来说,其作用可谓杯水车薪。比如,国家一般性的扶贫资金,在其使用上会受到省、市、甚至是县的层层排序筛选,最终能够落实到最边最穷地区的资金数量比较有限。制度说到底是通过某种事先安排而诱导人的行为,正如扶贫,如果单纯地“授人以鱼”,以改善基本生活条件为目的而“下毛毛雨”,势必会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又比如,良好的组织体系可以使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化为“大农经济”从而发挥集约生产专业经营的优势。

四、针对麻栗坡县的扶贫建议

1.发展大农业生产,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要加强管理,以深耕细作来提高产量;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中,注意选择品种和品质,有关部门要增加诸如品种改良和苗木栽培的帮扶力度;养殖业除了增加猪羊牛数量外,还可利用水面增加鱼类养殖;开展农产品初级加工,增加其商品化程度。

2、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劳动力素质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它与劳动者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观念、体力、技能等密切相关,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技术素质,是衡量劳动者能力和能否实现就业转移的综合指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率先转移出去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若无提高,必将对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生产率提高产生严重影响。

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修路是当务之急。第二,抓紧进行人畜饮水工程的建设。第三,加强医疗卫生宣传治疗保健。

4、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思想观念,让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脱贫致富的过程。

参考文献

篇4：古代扶贫与现代扶贫

扶赏及慈善有三大基本问题：(1)怎样鉴别穷人?(2)饯从哪里来?(3)壯贫成本几何?

传真真农业杜会的经济剩余太少，穷人太多。除了“饥寒出盗贼”，扶贫主要靠穷人帮穷人，以减少个人一旦沦为乞丐时被饿死的风险，在欧洲中世纪，“有一片面包的人即可自称为富人”，历史上伦敦市臂每年发放一定数量的行乞执照，11世纪时堂堂法国国王菲力普一世居然参与抢劫意大利商人。1527年英国开征济贫税开制度化扶贫先河，1796年英国议会通过著名的《斯品汉姆兰法》，将救济额与通胀挂钩。此时英国已置身工业社会的门槛。

传统社会中富人帮助穷人大都追求以下回报：(1)换取慷慨的名声；(2)博得有利可图的道德优势；(3)必然地抬高政治地位。如法国一位国王因去麻风病院给病人洗脚大获美誉，中世纪欧洲贵族领主们都把自己领地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视为极不光彩，而获得英国贵族头衔的条件之一是在当地拥有公认的慷慨名声，没有几代人的积蓄维持是不行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扶危济困不是皇帝的事情就是普通农民之间的事情，民间士坤们讲究的是“造福一方”，如办学堂、建祠堂。兴水渠、架桥铺路。花饯战行道褪，收获权势声望，总之，所有文化都强调善待穷人。以帮助权业杜会度过“青黄不接”和“天有不测风云”所造成的粮食短缺，而个人间的面对面扶危济困成本屯很低。

工业革命以后至现代社会，发达国家渐无赤贫可扶，转兴慈善亨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变化概要如下。

第一，关于怎样鉴别和定义“穷人”。“水涨船高”的比喻是恰当的，发达国家将全社会每户人均只挣工作收入(无资产性收入)平均值1／3以下的家庭，列为有资格获得救助的家庭。于是在发达国家得到救助的家庭比穷国的贫困家庭还富裕，有汽车，吃得也不错。那么这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强硬的自由平等权利意识。

印度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以现代语言解释说，必须由社会来补足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不足部分，因为饥饿者，患病者，技能不足者，都不能在市场申获得平等机会。因此“扶贫”概念的实质是，补足任何人基本权利不足之部分并止步于此，防止“一个穷人穷得不得不出卖自己，一个富人富得可以购买他人”。形式上的“均贫富”必须以实质上的“等贵贱”为指南，以满足“工具性自由”的结果来保障“实质自由”，确保机会平等，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看走了眼的中国人不少。其实，美国的贫富差距一度与中国目前的数值很接近，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基本权利平等下的贫富差距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此，现代扶贫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维权问题而不是财富和货币收入的差异问题。

第二，关于钱从哪里来，制度化的扶贫当然需要富人多付钱，即实行累进税，但这就与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原則迎头相撞了。扶贫历史上最大的原则性冲突即在于此。但愿中国不再需要经历以下历史实践：发达国家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初即显示出，劳动的力量斗不过资本的力量，两极分化严重，以致法国无产者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英布战争中曼彻斯特一万报名当兵者中有八十体检不合格。这种残酷的现实给赏人展示了三条底线：(1)活不下去的人一定敢于抢劫或进反；(2)一旦点燃战火，兵营里将没有足够的士兵；(3)贫民窟里的疾病多，而病菌一定只认人不认钱。所以“发财就可能当选民”的前景一钱不值。

英国的精英们首先认识到“茅屋漏雨时宫殿一定不安全”的逻辑，知道除非接受累进税制别无选择。一旦富人或先富群体有了“工业化的明智”，支撑广泛社会保障制度的累进税制度才可能建立。1942年，标志“福利国家”的第一份政策文件《贝弗里奇报告》把二战英雄丘吉尔赶下了台，英国的社会主义“宪章运动”的现代传人即正在执政的英国工党，德国1871年独立，俾斯麦1881年就开始“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莱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真花了不少钱。如今，累进税的地位已经绝对不可动摇。当美国取消遗产税的法案渐成社会共识时(因经济上几乎得不偿失)，以比尔·盖茨为首的约400名巨富联名上书表示坚决反对，称此举“可能危及美国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关于扶贫成本。现代工业社会的扶贫成本问题约等于一套由政府操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成本问题。好消息是，在发达国家国会分割经济剩余的庞大预算项目中，只要能挤进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赋权项目”，那就算进入了保险箱，基本上没有异议，坏消息是经验性的，政府里面“那些训练有素的花钱专家”太浪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数据为，在政府每收到1元的税收当中。只有1／8～1／4不等的钱能最终用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就是说，最高的扶贫效率是每4元钱只有1元钱真能派上用场，其余3元必须用于维持制度运转，这真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也许是人奥必须接受一个政府的代价之一。

我听民政部门的同志讲，一个地方遭灾，许多单位送钱送物，礼薄情义重。但为此只招待一顿饭一年算下来扰拖垮了县财政。这还不算各单位收集、运送及在当地分发救灾饯物的成本，可见由政府扶贫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成本奇高的善举。在公共财政预算透明的国家，此类信息无疑会引起广泛不满。另外，由于每个人对于需要资金支持项目的重要性的看法不同，因而民间慈善事业一片欣欣向荣，活力长久不袁。美国的记录是，慈善总会的每3元善款差不多就有2元被送到正确的地方，效率很高，民众和政府都支持。目前在发达国家，约47％的慈善事业由民间承担，我国上海市于1930年曾创下一个纪录：当年政府财政总支出约为1200万元，当年民间的善款支出超过400万元。试想，一个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将自己总预算的1／3用于慈善项目?又可见扶贫事业需官民共办。

最后，我们应正视：扶贫事业相当具有政治性、政策性，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政治骗子以“劫富济贫”和行善言论蒙人的事情是常演常新的把戏。实践中的麻烦和挑战在于：惩罚经济骗子有法可依，惩罚政治骗子却太难了。最糟糕的情况还包括，由政治骗子向善良的人描述天堂美景，劝好人进坟墓一试，最后再以“民权”之说诿罪卸责，识别政治骗子需要民众在政治实践中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很多人的善良再加上天真就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