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

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共6篇）

篇1：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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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工作

1、按照上级部门要求，1－10月共发放各类补助款1285644元，其中：参战退役军人、复退军人定补款315481元，低保残疾人救济金535531元，困难群众物价补贴210732元，低保、困难家庭各类慰问金165900元，春荒救济款、冬令救济款58000元，确保了困难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所需，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2、积极做好困难群众“彩虹行动”的摸底调查和彩电发放工作，确保全乡94户无彩电困难群众在奥运期间能正常收看电视节目。

3、做好参战退役人员的生活补助申报审核工作，使25名参战退役人员能够定期享受国家每月200－300元的生活补助，并落实李申安等2人的退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工作和李启裕等3人的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工作，切实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4、集中精力搞好了2011度低保、困难家庭审验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任务。全乡低保户共231户、551人，单独申请低保的53户、121人，困难家庭136户、329人。

5、做好“双拥”工作及其他慰问走访工作。一是在“八一”建军节时期对全乡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进行了走访慰问；二是对全乡低保、困难家庭进行了“夏季送清凉”活动；三是积极开展慈善助学活动，对全乡6名困难大学生进行了慈善捐助。

二、残联工作

1、积极开展残疾人春节慰问工作，利用国际残疾人节走访了部分困难残疾人，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手中。

2、在3月份开展了“白内障”患者筛查工作，并在8月初对其中10名困难“白内障”患者进行康复复明手术。

3、组织参加了6月份召开的残疾人文艺汇演比赛，并取得了三等奖的成绩。

4、组织参加了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并取得了2金、2银、4铜的成绩，在35支参赛队伍中取得了第14名的好成绩。

5、顺利完成了第二代残疾证换证工作，全乡共有258名残疾人换取了第二代残疾证，完成了预期的目标。

6、积极扶持4户残疾人种养大户和1户个体工商户，给予政策帮助，使他们能早日走上致富之路。

三、工作计划

1、办好第七期残疾人培训班，增强残疾人就业技能；

2、搞好康复达标示范乡建设，力争通过上级检验；

3、做好困难群众春节慰问工作；

4、对照工作目标考核办法，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基础台账的归纳整理工作；

5、按照上级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工作要求，做好社会事务办的日常工作和专项性工作。

篇2：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

1、办好第七期残疾人培训班，增强残疾人就业技能；

2、搞好康复达标示范乡建设，力争通过上级检验；

3、做好困难群众春节慰问工作；

4、对照工作目标考核办法，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基础台账的归纳整理工作；

篇3：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

农村五保老人是农村老年人口中最缺乏自救能力的弱势群体。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新修订) 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1]机构 (非盈利性老年福利机构, 在西方国家亦称“院舍”) 养老将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养老的一大发展趋势。但是, 与社会工作发展成熟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养老福利机构相比,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敬老院在各方面还相当落后。在各省份和地区之间, 也存在不均衡现象。随着院舍机构之封闭性、“机构化”[2]等弊端的日渐显露, 社区照顾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因此, 在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广大农村, 建设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对五保老人施行集中供养是否具有社会推广价值?尚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老年社会工作是否可以介入其中, 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个案背景介绍

本项调查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描述与分析的质性研究, 运用的调查方法有文献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W市 (县级市) 地处湖南省西南部, 总人口75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60万人, 全市共有五保对象6700余人。自2004年以来, W市总投资800余万元, 参照相同的规格标准改扩建了7所敬老院, 新增床位278张, 2007年申报2所已开工在建。由于地域限制, 笔者选取带有普遍性的L乡敬老院作为主要参与观察点, 访谈样本主要从该院选取。据L乡民政办统计, L乡共28000人, 人均年收入约2000元, 人均月生活开支约100元。全乡包括孤儿在内的五保对象共计194人。L乡以前的敬老院条件非常艰苦, 利用村里小学的破败房屋, 仅能容纳三四个老人, 无工作人员。现在的敬老院于2006年选址新建, 于2006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L乡敬老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W市农村敬老院现有的规格质量和供养水平, 而W市其他乡镇敬老院的资料则通过政府文献及电话咨询等方式来获取。

三、农村机构养老的现状

1.民政系统下的国家财政拨付

农村敬老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五保老人。要求入住者须由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交由市民政局统一审核资格。敬老院由市民政局直接领导, 运转资金由省民政厅拨款至市民政局后下发至敬老院。拨款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敬老院老人的最低供养金即生活费:每位老人每月170元, 老人可从中领取20元钱零用, 其余金额交予院长统一用于全院老人的日常伙食、医疗和水电开支;二是五保老人供养金:全乡每位五保老人每年825元, 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自行领取, 敬老院老人则不直接领取, 而是纳入敬老院财政。相比之下敬老院老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院外五保老人。据一位老人介绍, 他们最多隔一天就能吃上一顿荤菜。

2.机构运转的内部自主化

L乡敬老院院长选出3名有文化的老人组成财务管理委员会, 开展内部自主管理。

(1) 资金监管透明公开。

敬老院实行院长一支笔审批制度, 院内一切财务开支经院长审批后方能报帐。财务管理委员会对此进行审查和监督。一切开支均须有经手人、证明人签字。比如, 院长专门负责买菜, 委员会则负责给买回的菜过秤、确定无误后记帐签收, 再交给炊事员。院内财务开支定期公开, 如伙食帐目日清月结, 及时公布。除采购生活用品外, 购置其他设施及办公用品需报上级领导同意后方可购买。财务管理委员会按照上级要求做好一切帐目, 按月向市民政局、当地乡镇报送财务报表, 接受市民政局和乡镇的业务指导和财务监督。

(2) 卫生环境自我维护。

财务管理委员会还负责检查卫生。每位老人都须讲究个人卫生、保持住房整洁;身体条件较好的老人要为室外环境卫生献力, 院内划分卫生区域如走廊、洗手间、水沟等, 并实行专人专管。财务管理委员还会定期在全院开展卫生评比, 对卫生优良者予以肯定, 对卫生差的要求及时改正。

(3) 庭院经济辅助休闲。

为进一步提高老人们的生活待遇, 敬老院还组织老人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 利用空闲时间, 发展庭院经济。如L乡敬老院开垦了5分左右的菜地, 由身体条件较好的老人负责除草种植各种时令蔬菜, 做到小菜自给有余, 另外, 还养了两头猪。W市其他乡镇敬老院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积极开垦院内的空坪隙地和村组无偿捐赠的种养基地, 栽种果蔬, 并组织五保老人搞好养殖业, 有的敬老院每年出栏生猪10~20头不等, 年养鸡鸭50~100只不等, 共计鱼塘水面50亩。这些都为敬老院老人的生活提供了后勤保障, 实现了以院养院。

3.纪律严明的封闭式管理

L乡敬老院长期严抓纪律, 如严禁老人捡拾垃圾或长期外出, 对请假外出者的生活费按常规扣除等。一位老人谈到该院领导时竖起大拇指:“他勤勤恳恳、作风正派、原则性强。”但也有老人抱怨:“院长很严肃”, “晚上7点就关门, 我有时回来晚, 叫好久他都不肯来开门呢”。L乡敬老院院长也谈到自己与老人交流较少, 平时只是询问饮食需求、天气变凉时嘱咐添衣加被、公布财务开支、安排老人劳动等。他的言行更多地流露出一位管理者的威严。

四、农村机构养老的困境

1.贝壳式运作的院舍体制

施行封闭管理的L乡敬老院与外部社会缺少边界互动, 缺少能量和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作用与反馈。社会工作经典理论的流派之一——系统理论, 以一种生态学类比的方式将院舍体制分为贝壳与骨骼两种。“院舍……具有安全的优势, 但它会导致规定性思维而非解释性思维……建立规范以确定哪些事情应该做, 试图经由减少负面影响院舍正常运行的未曾预期的事件而使风险最小化。……Atherton认为, 贝壳式运作的院舍体制, 就如同贝壳保护脆弱的系统, 但不允许成长或在壳内的灵活性, 限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其相对立的是骨骼式运作, 骨骼提供架构, 生命可以灵活构建且允许成长, 骨骼系统更加开放, 允许跨越边界的有效互动。”[3]L乡敬老院更类似于贝壳式的院舍运作, 其不开放性表现如下:

(1) 社会养老资源未得到整合。

W市农村敬老院与改扩建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在规格水平上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集中供养率低。L乡敬老院有床位30个, 在全乡集中供养率仅15.6%。W市仅W镇敬老院能提供50个床位, 其余乡镇农村敬老院床位都为20到40个不等。目前, W市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仅5.6%。二是功能设施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无独立卫生间, 尚未设立护理专区, 除W镇敬老院外, 其他敬老院均未组建医务室。但配备了较简单的活动室, 娱乐设施却较少。三是资金支持还有所欠缺。如工作人员数量少、薪金低;敬老院未给老人配给服装和垫被;敬老院的水电费用等仍需从老人每月的生活费中支出, 政府未能另行支付。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反映, 敬老院建设已给政府财政不小的压力, 近期继续增加拨款的可能性不大。而社会团体方面, 仅市老年大学志愿者对敬老院进行过慰问演出和捐助。这一封闭系统的“界限很难渗透, ……一旦有了外部环境力量的干扰, 封闭系统往往没有应对力量, ……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崩溃。”[4]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加, 现有院舍规格无法继续满足养老需求, 若不加强社会资源的整合, 政府财政终将不堪重负。

(2) 与世隔绝的老人。

院内老人基本上已无对外社会联系, 社会交往限于与院友们聊天、打牌、看电视。敬老院“聚焦于控制性事件, 而非探索或试图理解什么可以发展人们的技巧和能力。”[3]封闭院舍中的老人, 精神生活枯燥无味, 极不利于老人精神品质的提高和自我能力的发展。

(3) 机构养老惠及的范围受限。

在饮食、住房和休闲等方面, 院内老人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都比在院外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要强许多。此外, 农村中大多数老人都是非五保老人, 他们同样也被排除在敬老院的养老功能覆盖范围之外。农村敬老院的功能还十分局限, 缺乏农村社区养老的整体效应。

2.机构服务半专业化

(1) 当地政府缺乏专业意识。

目前, 敬老院人才配备方面的财政投资力度较小。敬老院内部人员仅1名院长和1名炊事员。L乡敬老院院长称其在政府组织的对常德市敬老院的参观学习中获知, 严格地说, 工作人员与院内老人的比例至少应为1∶10, 而L乡敬老院目前仅相当于1.3∶20。院里老人平均年龄71岁, 目前生活无法自理的仅1位93岁的老人, 由炊事员全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如果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较多的话, 工作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此外, 工作人员的应聘门槛和工资水平都较低:院长限高中学历, 月工资800元;炊事员无学历要求, 月工资400元。业务培训注重政策学习和机构经验推广, 缺乏养老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规范意识, 具有行政性、半专业化特点。当地政府对养老专业的认识较薄弱, 尚未建立起成熟的质量监控机制。

(2) 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敏感性。

台湾学者黄源协说:“机构几乎被视为建筑物 (buildings) 的同义词, ……, 机构化 (institutionalisation) 往往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感到不快的过程, ……, 冷漠、退缩、缺乏动机, 以及无助感, 主要是由于对其收容者之概括式的处遇 (block treatment) 、例行性, 以及角色的剥夺。”。[2]在L乡敬老院, 冷漠、没有人情味和与世隔绝的程式化等负面效应若隐若现, 目前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敏感性, 老人细微个体利益诉求易被漠视。如在访谈中, 有老人反映有的穷困老人只能用烂棉絮或床单垫床, 他们希望政府能配发垫被和新衣服。有个老人询问重阳节将至, 政府是否会搞活动、送烟酒。然而, 林院长和另一些老人对此一笑了之,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奢求。这或许与五保老人贫苦的人生经历、较低的需求层次有关。有位老人多次提出要在住房门口修建水台 (公共洗漱间在走廊尽头) , 院长对此向笔者说明了资金难处, 又联系这位老人好吃懒做的流浪经历将其称为“懒汉”。但林院长为老人服务的爱心与热情不可否认, 由于物价上涨, 为改善老人生活, 他向上级部门申请将老人每月150元的最低供养金增加到了170元。然而, 院长主观上愿意做一名服务者, 客观上他又必须充当管理者, 由于其文化程度较低, 又是非养老专业人员, 致使他对老人的内心需求缺少一种专业敏感性。并且, 在仅有2名工作人员的条件下, 院长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这些都使得他的工作捉襟见肘, 难以两全。

五、社会工作理论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中的可行应用

“服务者”是养老机构工作者应有的角色定位, 专业、规范的老年服务离不开老年社会工作的指导。美国社会工作者全国协会 (NASW) 认为“社会工作是向个人、家庭、小组、社区和社会提供人道的和有效的社会服务, 其目的是增进他们的社会功能和改善其生活质量”。[7]但是, 由于财政困难, 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在敬老院中引入社会工作者或开展系统的专业培训, 而要使文化素质较低的现有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社会工作方法也难度较大。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借鉴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精髓, 以专业价值理念来指导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较为规范和人性化的服务, 并以建立绩效考核激励机制[8]为辅, 优化、再造和升级服务能力。而在政府层面, 则应适当发挥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作用, 进而拓展机构养老的功能。

1.“助人自助”理念的介入

L乡敬老院的五保老人对机构的资金、卫生、庭院经济等进行自主管理, 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强调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以提升其自身能力进行自我帮助。民主管理在增强全院老人心理平衡感的同时, 也使财务管理委员会的老人得以发挥个人优势。他们谨言慎行, 赢得了其他老人的信任, 在一定程度上可恢复其受损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关系, 提高生活满意度。发展是社会工作的功能之一, 即指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发展。在具体实践当中, 应继续发掘老人的潜能, 建立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起所有老人自主管理的积极性, 使其改变被动享受服务的依赖状况, 重燃生命活力, 刷新余生价值。

2.以人本关怀重塑服务灵魂

服务者专业敏感性的缺失好比失去了服务灵魂, 犹如有形而无神, 行到而意未到。社会工作有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理论渊源, 社会工作的实务原则强调“尊重”、“接纳”和“非批判”, 服务者须从价值观上尊重和接纳老人, 不拒斥老人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或不合乎常规的行为。当老人提出要求时, 要防止以主观臆断为老人贴标签的做法, 应尽力理解其行事作为的背后原因。比如那位要求修水台的老人, 我们先不论他的建议是否切合实际, 也不追究他是否像院长说的那样生性懒惰, 只说老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 他究竟还有哪些需要。这个老人究竟是因为太懒、还是因为腿脚不便才提出要求的, 没有人知道, 工作人员未能了解他的真实感受。而要想了解老人的内心感受, 就应以高度的专业敏感性与老人保持真诚的交流与沟通, 在交流中表达共情 (sympathy) , 对其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并遵循“个别化”原则, 根据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来提供服务, 以人本关怀重塑服务灵魂。

3.向骨骼式运作发展, 拓展农村机构养老的功能

(1) 拓宽筹资渠道, 整合社会资源。

整合资源是社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功能。敬老院单一依靠政府财政, 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在有条件的地方动员社会力量以合资、入股、购买或租赁等方式参与现有福利设施的改造和扩建, 探索多元化投资、企业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 逐步实现由国家福利事业型向社会公益事业经营型的转变。此外, 还应拓展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理想的社区照顾注重“在社区内的照顾 (care in the community) ”, “由社区照顾 (care by the community) ”和“与社区一起照顾 (care with community) ”。[9]五保老人基本上已无法从家庭获得养老资源, 因此, 来自熟人社会中亲友邻里的支持格外重要。可尝试将院舍机构建于老人熟悉的社区环境中, 发展社区助老服务, 由亲友、邻里或其他志愿者提供非正规照顾。

(2) 扩大院舍外延, 辐射养老功能。

以院舍为物质载体和中心原点, 将其养老的社会效应向整个社区辐射。若条件允许, 可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非五保老人入院享受有偿服务以增加敬老院收入, 进而扩大院舍养老资源受益面, 使社区更多老人接触这种老年生活方式。另外, 可利用院舍资源丰富院内老人乃至社区老人的精神生活。社会崩溃与重建理论 (social breakdown and reconstruction theory) 认为老人容易成为依赖者, 社会应重建老年人的信心与适应技巧, 避免老人社交生活的瓦解。[10]可经常组织老人外出活动, 也可利用敬老院为场地开展各种农村老年文体娱乐活动, 将社区内更多的老年人吸收过来, 以满足老年人的娱乐休闲、人际交往等多层次的需求。通过积极向外延伸敬老院的社会养老功能, 打破老年人被相对隔绝的状态, 从而延缓其社会化的退化程度和边缘化速度, 使之保持乐观的精神, 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品质。

六、结论

院舍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封闭性、“机构化”等弊端, 但是正如吕新萍所认为的, “尽管社区照顾模式长远来看具有很强优势, 但基于我国内地的社会经济环境, 院舍照顾的主流养老模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并发展”。[11]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忽视社区的作用, 相反, 在院舍与社区之间, 我们可以寻求一个平衡点。

我国内地农村敬老院普遍具有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特点, 以社会工作理论中的系统和生态理论的视角来分析, 它属于一种贝壳式运作的院舍体制。在内地农村养老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 要想提升机构服务质量, 打破呆板的贝壳机制, 就需要有选择性地借鉴和移植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 来指导敬老院的工作。具体而言, 就是要通过“助人自助”、人本主义等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介入, 循序渐进地提升农村养老机构服务者的业务水平, 同时, 在政府的合理引导下增强机构系统的开放性, 加强社会第三部门的介入, 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并适当拓展院舍养老的外延, 将院舍与社区结合起来, 建立多渠道、多维度互补结合的社会化养老模式, 使农村养老机构向骨骼式运作的院舍体制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6-01-21.

[2][6]黄源协.社区照顾:台湾与英国经验的检视[M].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5] (英) 佩恩, 马尔科姆著, 何雪松等译.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4]范明林.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7] (美) 查尔斯, H.扎斯特罗著, 晏凤鸣译.社会工作实务应用与提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8]张惠.五保福利院服务人员的激励初探——基于湖北、河南、云南农村福利院的调查研究[J].时代经贸, 2007, (02) .

[9]蔡汉贤.社会工作词典 (第四版) [M].台湾:台湾社区发展杂志社, 2000.

[10]王裔艳.国外老年社会学理论研究综述[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04) .

篇4：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

摘要：依据实际调查数据，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指出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是两个群体产生不对称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制度导致的各种客观因素对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产生社会距离的具体影响，提出减小双方社会距离，促进社会融合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社会距离；失地农民；城市居民；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51-06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土地被征用导致了大量的农耕者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很难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从而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理解城市化不同群体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在社会学领域，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的概念[1]，齐美尔进一步提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2]。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学者帕克将社会距离定义为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并指出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3]。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认为社会中的问题大多数都是由社会距离引起的，经过实证研究于1925年设计出了“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用于测量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4]；随后Lee等人也从小族群的感受出发，设计出反转社会距离量表。通过社会距离的测量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较为完善地测量两大群体间的社会距离[5]。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和Lee的反转社会距离量表为本文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测量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测量工具。

我国最早进行社会距离研究的是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他使用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研究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解释了经济社会地位在社会距离中的决定性作用[6]。张海辉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进行了双向度的测量和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社会距离存在不对称。张海辉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社会距离研究中过于偏重大族群、主流群体角度的不足， 试图从双向度的角度对社会距离进行考察[7]。卢国显率先对国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导致两大群体的社会差异[5]。郭星华、储卉娟等学者都是从农民工的视角对社会距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但是其在实证测量方面缺乏严谨科学的量表[8]。李强教授认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体制与制度的原因，也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9]。史斌在李强教授对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0]，但仍然是从单一社会群体的视角进行社会距离的测量。李强和史斌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冲突和距离产生的体制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对本文失地农民与市民社会距离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基于小城市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距离与社会融合的调查和研究，有助于拓宽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问题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利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对社会距离进行实证研究，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期望能进一步揭示中小城市城市化的有效路径。

二、方法与样本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概况

本研究设计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针对失地农民，另一套针对是城市居民。

1.失地农民调查问卷以陕西省杨凌区徐西湾村失地农民家庭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对他们进行走访调查。徐西湾村位于杨凌中南部，全村有751户，共计3 223人，近一半人离村在外打工。政府从2007年开始对其征地用于示范区城市建设，到2015年徐西湾村完全失去土地，成为了典型的城中村，整个村庄集体转变为城市社区。本次调查研究主要基于2015年7月在杨凌区徐西湾村的入户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得到村民以户为单位有效样本165个，其中采访男性户主84人（50.91%），女性户主81人（49.09%）。失地前85.45%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失地后50.03%的村民以打工为职业；失地前（2007年）人均月收入700元，失地后至今家庭人均月收入1 350元。

2.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以杨凌区城市居民为对象，有选择性地按照职业地位、个人收入、学历、企事业单位人数的一定比例进行分层抽样，再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抽样调查的165个城市居民样本，其中男性占81人（49.09%），女性占84人（50.91%），年龄以30～50岁者居多，学历以本科和专科比例较大。职业分布如下：政府官员12人（7.27%）、企业家或贸易经营者15人（9.09%）、大学老师29人（17.58%）、中小学教师16人（9.70%）、公务员18人（10.91%）、单位普通职员31人（18.79%）、工人24人（14.55%）、无固定职业者20人（12.12%）。城市居民中家庭年收入5～10万元有81人（49.09%）、10万以上占29人（41.82%）、5万以下占26人（22.61%）。

（二）理论分析框架

分别从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两个视角来分析（见图1）。根据博格达斯量表，主要测量指标为社会认同、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心理距离），而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具有决定作用[5]。在城市化实践中，社会认同也会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土地产权缺陷、征地补偿、社保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加深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客观距离（行为距离）。

（一）基于社会认同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过程存在自我身份社会认同失调问题，由此产生一种心理差距和适应障碍，并与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年龄较大者、受教育较少者自我认同矛盾更大， 适应障碍也更加突出。据对165个样本调研，徐西湾村社会认同率较高，55.75%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中，主要原因是该村处于城市中心区域，与市民交往较多，基本适应城市生活。但还有44.25%的人对身份认同处于模糊和否定状态。失地农民对身份认同的程度反映出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也表达了失地农民对新制度的渴望。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态度体现了失地农民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与难易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对政策和制度具有决定作用。本次调查向165位城市居民发放了相关问卷，以调查他们对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态度。

从表1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给予肯定和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在失地农民为城市建设发展作出贡献方面，城市居民给予70.3%的高度认同。在治安和卫生环境问题上，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持中肯态度，说明两者在一定范围内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缓和。但在评介失地农民个人公共素质方面，持肯定态度只有10.91%，说明两者在生活方式、文化素质及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在就业方面，仅有15.15%的城市居民认为他们会抢占就业机会，因为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大多无一技之长，无法在城市竞争中占优势。当然，大多数城市居民也认为在城市化改造中，城市对失地农民限制过多，肯定回答和中间回答各占36.97%和49.7%。杨凌拥有悠久的传统农业历史和文化底蕴，以农业大学教育发展起来的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周围的村民一直抱有亲近、容纳和支持的态度，因而对失地农民的调查评价比其他大、中型城市居民认可度高，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较小，因而对当地政府制订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本次研究的调查量表是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基础上，结合徐西湾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分别设计了6个具有逻辑上的趋强的问题，分别询问失地农民与对方的社会距离（见表2）。并在试调查基础上对量表中项目及强度结构进行了修订，形成正式的社会距离量表，即是否愿意与对方一起聊天、工作、交朋友、娱乐、吃饭、子女与对方谈恋爱，分别表示社会距离从大到小的关系。量表中的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非常愿意”=5分、“愿意”=4分、“不确定”=3分、“不愿意”=2分、“很不愿意”=1分，5个选项中选择1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分别累加量表的各项分值，除以各项个数， 等到一个中间值（mean），并对各种态度按照中值大小进行排序。中值越大（越接近5分）， 表示态度越倾向肯定性，表达的社会距离越小；中值越小， 态度越倾向于否定性，表达的社会距离越大[11]。

个人收入是失地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测量指标。数据显示，月收入2 000元以上的阶层比低收入者在聊天、工作、交友、娱乐、吃饭、子女恋爱各项上的中值逐渐拉大，特别是最后一项子女恋爱，高收入者的4.47中值明显高于低收入者的3.01中值。表明失地农民中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意愿越强，并希望通过经济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改变户籍制度对身份的局限，得到城市的认可。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是由职业地位、收入、文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反映。利用社会距离量表在问卷中设计一组与失地农民同样的问题，以家庭年收入为例，测量各阶层的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的交往意愿。

量表3中数据显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在聊天、工作、交友方面的中值差距不大，高收入阶层在聊天和工作方面还略高于中间收入阶层。因为城市上层阶层作为城市社会的成功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往往会表现出对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在后三项的娱乐、吃饭和子女恋爱方面，高收入阶层的中值逐步下降，特别是最后一项子女恋爱，高收入阶层中值只有2.14，明显低于中间收入阶层的2.75，而低收入阶层中值3.51明显高于上面两个阶层。从测量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意愿的趋强，上层阶层的意愿中值变化幅度最大，说明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维持在一个表层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的门第观念根植于社会阶层之中，说明城市居民经济地位越高与失地农民社会距离越大。

（三）基于空间隔离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空间隔离包括居住空间隔离和职业空间隔离。徐西湾村虽然被城市居民住宅小区包围，但居民仍住在自己原有的宅基地和住房中，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并没有被城市割裂，因此他们传统的乡村感觉还存在，村落共同体感受还存在，这样也加大了他们与“城市人”的距离感。

杨凌是一个大学科研城，90%的城市居民在事业单位工作，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和职业优越感，这种社会距离不仅是社会制度，也是历史造成的。失地后的徐西湾农民大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当服务员、保安员等。这种职业隔离的结果必然使双方产生心理隔膜，影响情感信任、交往意愿和双方关系的评价。因此，对于此次徐西湾失地农民的调查，职业隔离是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原因。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城市化建设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空间社会组织和居住形态，杨凌是个以农业科研事业单位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城市居民居住分布基本有三种形式：一是原单位家属大院。居住者多为城市居民，少数失地农民以保安、清洁工、食堂服务员等临时工作在这个同质性较强且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本单位的居民对外来人员较为排斥，双方感受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大。二是新建的住宅小区。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速，各种新兴住宅小区不断涌现，在仍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新型小区里，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且包括少数失地农民，打破了以前的群体聚居状态，小区成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强，双方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小。三是靠近城中村居住区。城市楼房扩建逐渐将失地农民群体居住区包围，形成一个城中村，由于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影响到城市居民正常的作息时间，无形中产生一种不满的情绪，社会距离感受较为强烈。调查统计，城市居民只有32%表示愿意与城中村居民共同居住在一个区域内。总之，居住隔离并不利于两个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程度，并会引起情绪和行为的冲突。

（四）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据调查统计，问卷中是否有来自城市的同事或朋友一项，持肯定回答的失地农民只有10.9%，且双方很少交往。首先，失地农民的职业阻隔可能导致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接触机会不多；其次，失地农民长期以亲缘、地缘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纽带，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失地农民网络本质上是一个弱关系的社会网络，并且要比城市居民遭遇更多利益壁垒限制，这种关系网络无形中了拉大了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在调查问卷中，75.15%的城市居民都会有来自农村的同事或者朋友，但仅有33.59%的城市居民表示与他们经常接触。对多数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更愿意与自己同等社会阶层的朋友交往，加上工作节奏和压力较大，与周围的失地农民接触很少。因此，多数的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将失地农民排斥在外，双方的社会距离也较大。

通过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角度的社会距离实证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在社会认同、交往意愿、情感投入、社会网络建构方面存在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受制于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在交往意愿和情感投入方面失地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强烈、更积极，社会网络的建立也更复杂、愿望更迫切。但根据 Lee 等学者对小族群社会距离的研究发现，小族群并不简单接受由大族群所构建的社会距离机制，而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总是以大族群为学习的目标，倾向于向大族群的生活方式、观念靠近[12]。因此，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不对称的社会距离也会在城市化过程的不断冲突、融合中趋于平衡[13]。

四、缩小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社会融合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这种不对称性的社会距离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在政府倡导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同时产生诸如城乡二元结构、土地产权缺陷、征地补偿过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导致的社会距离，进一步加剧了两个群体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因素导致的社会距离，不仅需要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克服自身因素，逐步缩小之间的距离，更需要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一）提高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的根源是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尽管目前徐西湾村居民户口已经全部“农转非”，但是却并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待遇。

在徐西湾村的访谈中，失地农民十分顾虑由于身份的限制，他们的孩子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和资源。

案例一：李大姐，42岁，家住徐西湾村。丈夫在附近建筑工地做工，每月有3 000元的收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闲时与村里姐妹们一起打些零活，自家盖的两屋楼房有两间外租，每月有800元的收入，日子过得不错，但两个孩子因无城市户口无法就读离家最近的教学质量好的重点中学，只能上离家较远的普遍中学。

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格局，增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宿感，确保两个群体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关系，实现城乡社会在经济、教育、空间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建构社会网络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失地农民应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职业技能，加强与城市居民接触、交往，了解城市文化。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归属感，政府应增设图书屋、棋牌室等文化设施，加强社区服务；协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文化和体育赛事活动，促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消除双方的空间隔离，在活动与交流中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提升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平衡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减小社会距离最有效的措施。政府可以与当地农业大学协作，建立一个具有失地农民特色的就业技能培训平台，通过科学、实用的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和经济收入。调查数据显示，以技术承包和自主创业者只占6.6%，无法提高失地农民的整体经济地位和示范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政府应当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和承包流转土地，在为创业农民优先提供土地和资本支持的同时，发挥当地大学的科研示范和产业带动能力，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全面系统的技术支撑[14]。

（四）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失地农民土地产权合理流转

在问卷调查中，徐西湾村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赞成耕地被征用，74.4%的人不满意政府的征地赔偿。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不规范、不合理，导致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时，权益遭到损失和剥夺，所以必须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和评估标准， 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得到合理的补偿，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确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自愿、有偿原则下的集体内部转包、转让，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15，16]。

（五）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融合

杨凌示范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通过政府的一次性征地补偿和每月固定的生活补贴，他们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生活水平比失地前略有提高。

案例二：徐老伯，65岁，家住徐西湾村。征地后政府按照每亩土地小麦400公斤、玉米400公斤的市场价折合成现金，每年发放基本生活费，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补贴145元的养老金，徐老伯与老伴都参加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如果不得大病日子还过得去。但去年老伴得了场大病，手术和住院费四万多元，医疗保险只负担60%多，徐老伯一下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但在访谈中，许多失地农民仍旧担忧医疗保险问题，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较低，大病无力承担。建议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提高失地农民的住院补偿和低保标准，使其达到城镇居民水平，逐步缩小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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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urban residents and landless farmers of Xuxiwan village in Yangling district of Shaan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less farmers and urban residents， we made analysis and found that social regime，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patial isol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cause the asymmetric social distance of two group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bjective factor such as social system has specific impact o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mmary， to propos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f reducing the social distance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篇5：乡2011年社会事务工作总结

社会事务办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XX乡党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地县扩大会议精神，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开展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精神文明各项工作落实提供坚强保障。今年以来，乡党委、政府始终把经济文明创建工作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列为我乡的“一把手”工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XX乡2011年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安排意见》并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乡长为副组长、副职领导和各村、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村、单位也相应成立了本村、本单位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创建活动。为落实责任，乡党委在年初与各支部第一责任人签订了《精神文明创建责任书》，把精神文明创建的具体任务分解到各村、各单位，明确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在全乡形成了党委书记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副职领导配合抓，乡抓村、村抓组、组抓户，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深入开展理论宣传教育，筑牢社会和谐思想基石。

1、社会事务办采取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广泛宣传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XX乡把农村养老保险补助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劳务输出政策、合作医疗、医疗

救助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机关、站所社、学校、村干部每家每户发放宣传单30000余份，通过XX乡发生的新鲜事务宣传报道上报信息达到60多次，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2、扎实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积极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乡党委以开展自治区第十个公民道德宣传日和自治区第八个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为契机，精心组织，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道德规范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美德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了学习和宣传。一是充分利用星期四巴扎天，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和发放宣传册以及利用舞蹈、小品节目等形式，进行宣传和学习。二是利用“宣讲日”加强诚信建设宣讲,营造良好的乡村发展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打造“诚信服务”为目标，采取进村入户等方式，在全乡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三讲一树”、“八个不”道德实践、树造诚信公民的诚信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宣讲，受教育群众达8000余人。三是落实“三贴近”要求，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切实抓好道德实践活动，充分利用“民主日”、“联系群众日”，由乡干部深入到农户家中农民交心、谈心。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公民道德“20字方针”深入人心，全面推进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

3、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月教育，营造良好的稳定环境.乡党委以“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高度认同”、“三个离不开”教育为着力点，扎实开展了“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祖国大家庭好、社会主义好、民族团结好、人民解放军好”宣传教育为重点的第30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举办知识竞赛、黑板报比赛、文艺演出、主题宣讲等形式，将我乡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当前的发展形势、大好机遇以及“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向广大农民群众、党员、干部、学生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增强了各族干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坚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促进我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新乡镇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营造出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浓厚舆论氛围。

二、巩固提高“两基”成果，加强教育基础建设。一是做好“控学保辍”工作。通过落实学生每日到校情况报告制、国家干部包户责任制、学生因病请假制、落实奖惩机制、贫困学生资助制、对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没人照顾的学生实行托管制、落实帮工制、对外出的学生实行调查跟踪制等八项制度。二是做好扫盲提高工作。充分发挥乡农民技术学校和村级教学点的作用，要求每位青壮年农民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今年以来来，共培训农民3500余人（次），培训面达92.2%，扫盲工作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狠抓教育基础建设，新建幼儿园三所，现已全部开工，预计9月底完工，届时可以解决全乡大部分学前儿童入园难 的问题。

四、狠抓精神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1、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乡党委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制订了2011年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计划，以美化、绿化、亮化、净化“四大工程”为载体，以“十改一树”活动为抓手，广泛开展了文明单位、文明村和“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

2、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乡党委将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与经济、稳定等事业同安排、同考核、同奖惩，与各村签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加大了计划生育相关知识宣传力度。共发放宣传材料3500余份，举办讲座21场次。及时掌握了全乡育龄妇女情况，对3947名育龄妇女采取了避孕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全面落实奖励扶助制度，全乡享受奖扶对象达到960人，共发放奖扶资金1800000元。加强了对贫困“双证”家庭的帮扶。

3、加强卫生基础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就医难的问题。加强了以乡卫生院为龙头，各村卫生室为网底的乡村医疗卫生网络建设。做好了道路彩砖、花园铁围栏、病人休闲椅和路灯架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患者就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发挥已建成的2个村级卫生室作用，确保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积极推行全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0年免费参合人数22000人，免收合作医疗费220000元），对就医后需要报销的群众也做到了及时、足额报销，减轻了群众就医的负担。认真开展各类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做好了脊灰疫苗、白百破、麻疹疫苗、乙肝疫苗、甲肝疫苗接种，接种率99%以上。

4、认真抓好文体广播事业。充分发挥乡文化站文化主阵地的作用，已举办大型群众性文体娱乐活动三次（迎三八妇女节、诺鲁孜节文化活动、民族团结教育月文艺演出及集体婚礼活动），参加观看人数达4500余人，寓教于乐，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筹措资金20000余元积极参加县委组织的春节社火、元宵节灯展活动以及建党90周年各类庆祝活动，充分展示我乡人民精神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坚持长期开放图书室，并对各村进行宣传,较好地解决了全乡农民群众看书难的问题;各村也积极发挥两场一室的作用，定期举办各类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体育活动。定期安排广播站干部对全乡21个村的宣传喇叭进行了维护和维修，保证了按时开放广播，及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到千家万户。积极和乡稳定办、派出所挂钩，坚持不定期组织人员对巴扎卖光碟商店和游戏场所进行清查，严厉查处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净化了文化市场。

5、扎实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和扶贫救助工作。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严格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认真开展摸底调查工作，确保了我乡农户得到应有的补助。目前我乡共为低保户家庭686户，人口1974人发放低保资金914266万元。

6、劳动保障工作。

1、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劳务输出的队伍中来，我乡对外出的人员制定了优惠的政策，特别是针对由乡政府组织的疆外输出人员，一方面给予他们家长适当减免乡、村的义务劳动。另一方面对在外务工人员，每年进行一次总结，挣钱最多的，在乡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他们进行表彰，对劳务输

出工作不积极，重视程度不够的村采取措施；截止7月底输出人数达到 900多人，创收54 万元，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

2、积极推行先培训后输出原则。我乡职业技能培训人数达到400人，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80%。（乡级培训人数360人，县级培训人数40人）。

3、抓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积极推行乡村集体补助制度，截止8月续保、新参保人数达到3300人，缴费31万元（已收个人22万元，集体9万元），完成2011参保目标任务的40%。

7、安居富民工程。为确保安居富民工程按时完工，乡党委专门成立了由政府乡长任组长的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健全机构。负责安居富民的督促、检查工作，在组织和机构上确保安居富民工作顺利开展。今年安居富民工程计划525户，截止目前月开工户数525，开工率100%，主体完工260户，竣工110户，争取9月底让我乡525户住上新房子。

以上是我乡上半年在社会事务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上级部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精神文明创建巩固提高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创建面还不广，社会事务工作发展不协调；全力以赴以服务群众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劳动保障工作；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创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理念，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努力提升全乡公民文明素质和乡村文明程度，为XX“站在新起点，谋划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工作目标：

1、一是做好“控学保辍”工作。严格落实学生每日到校情况报告制、国家干部包户责任制、学生因病请假制、落实奖惩机制。严格落实贫困学生资助制，筹集十万元资金，对全乡疆内外大中专毕业生进行补助500-800元不等，力争年底实施。

2、二是狠抓教育基础建设，对小学，初中教学硬件进行改善，并新建幼儿园三所，教育要从孩子抓起。

3、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行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提高全民精神文化素质水平。

4、加大惠民政策的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标语、广播等，及时宣传到家喻户晓。

5、加快富民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以全乡11个集中连片区为重点做好富民安居工程，现已全部开工，主体完工260户，竣工110户，力争9月底让525户住上富民安居房，入住率达到100%。

6、严格落实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计划外超生，自然出生率在12%以下。

7、乡村集体补助22万元，全免实施全乡22000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全乡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和农民参合率达到100%。

8、抓好劳动保障和劳务输出工作，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到10000人，覆盖率达到100%，乡村集体筹集50万元，对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每人补助50元。力争9月底参保率达到100%。劳务输出人数达到5000人次，创收1800万元，力争人均收入达到3800元。明年工作思路及计划

工作思路：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动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民生环境，加强学校建设，巩

固教育阵地，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富民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1、一是做好“控学保辍”工作。严格落实学生每日到校情况报告制、国家干部包户责任制、学生因病请假制、落实奖惩机制。严格落实贫困学生资助制，筹集资金，继续对全乡疆内外大中专毕业生进行补助500-800元。

2、二是狠抓教育基础建设，对小学，初中教学硬件进行改善，并新建幼儿园三所，教育要从孩子抓起。

3、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行每季度一次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提高全民精神文化素质水平。

4、加快富民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以10村、15村为重点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配套设施齐全的富民安居小区，对此年底确保早规划、早动工。

5、严格落实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计划外超生，自然出生率在12%以下。

6、乡村集体补助22万元，全免实施全乡22000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全乡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和农民参合率达到100%。

7、抓好劳动保障和劳务输出工作，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到2000人，覆盖率达到100%，乡村集体筹集50万元，对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每人补助50元。劳务输出人数达到7000人次，创收2000万元，力争人均收入达到3800元。

8、加大对社会事业工作的投入，利用乡村集体资金在5个村建立社会事务便民服务站，涉及农村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安居工程、计划生育以求提高效率方便群众为目的，力求实现一站式办理，全程化服务的目标，集中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篇6：乡社会事务办工作总结

一、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不断提高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

年初以来,结合今年民政系统开展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积极学习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的重要讲话、党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新的《农村五保供养条例》、《信访条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和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了干部队伍的自身素质，业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2、以民为本，为民解困，认真做好救灾救济工作，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去年，我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导致水稻大面积减产，部分农户绝收，解决灾民和贫困群众生活是重中之重，为做好救灾救济工作，我办在村级评议的基础上积极深入到各村组，逐村逐户核实受灾对象，做到底数清、基数明，共核实五保对象22户26人，特困对象112户276人，争取上级部门划拔第一季度五保供养金2900元，已全部发放完毕，第二季度五保供养金2600元，已发放2600元。第一季度特困救助资金13800元，已发放完毕，第二季度13800元，已发放13700元。临时救助资金5000元，已发放完毕。灾民重建款和困难群众建房款共30000元，解决灾民和困难群众10户18人。救济粮12吨，解决受灾、贫困群众307户1068人，救济衣物40袋2450件，解决受灾、贫困群众2250户2400人。加大了救灾救济工作的投入力度，基本解决了灾民和困难群众的生活需求。春节期间慰问各类对象31户405人，“八·一”慰问15户，发放慰问金3640元。

3、应保尽保规范运作，进一步做好低保工作

认真做好低保工作，既是关心贫困户的一项具体措施，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为进一步做好我乡低保工作，我办严格执行低保政策，乡社会事务办积极会同财政所深入对低保对象的收入进行调查，彻底解决“应保未保”和生活水平高于基本保障额的问题，共核实7户10人，充分体现了民主，让应该受保群众充分感受党的温暖。半年来累计发放低保金5220元,解决低保对象7户10人。

4、军民共建鱼水情深，切实解决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困难

今年是我县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的关健一年，是实现再创目标的攻坚阶段，为做好我乡双拥工作，年初制定了双拥工作计划，定下目标，切实解决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困难。一是在上级未划拔资金到帐的情况下，每月先到乡财政借资金暂付给复员军人，进一步落实了优待抚恤的各项政策，做到及时足额发放，半年来共发放复员定补金18170元，残疾军人补助款5400元。二是积极对优抚对象的“三难”问题进行调查，对优抚对象的“三难”问题进行申报，争取资金解决优抚对象的生活、住房和医疗问题。三是积极春节送温暖活动，春节期间共慰问优抚对象25户，资金2500元。

5、严格依法做好婚姻登记管理工作

婚姻登记管理是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婚姻行为的指导、认定、监督和规范，是民政部门承担的一项重要的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严格按照新《婚姻登记条例》的两证齐全的规定，并建立了婚姻登记台帐,做好档案的归档备查工作。目前为止，接受婚姻登记咨询25次，填发不予办理婚姻登记通知单7张，共办理结婚登记12对，离婚登记0对，没有出现一例违法办证和无效婚姻。

6、深入做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扶助工作

为了解高龄老人及残疾人的生活和健康变化，我办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月和助残日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增强了全社会尊老、爱老的意识，激励残疾人树立起信心，战胜病魔。积极深入调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积极争取资金提高老年人和残疾人生活，力争把老年人和残疾人列入特困救助对象。

7、进一步抓好村务公开，推进村民自治

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适应农村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为做好我乡村务公开工作，我办一是督促村务公开领导机构，让相关责任人切实担负起责任，抓好村务公开工作。二是积极规范村务公开的内容，督促各村定期对应该公开的内容进行公开，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村的透明度，半年来，共收到村务公开12期。三是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完善村民自治各项规章制度。

二、存在的问题

1、对村务公开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个别村呈现出被动应付走形式的状况。对村务公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不是把它看成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体现出充分的民主与监督，在工作上很不主动，很不认真。

2、村民自治推行力度不够，部分村对村民自治这一概念还不够了解，在推行村民自治工作上存在一定难度。

三、下步工作打算、严格加强对村务公开的监督和指导，严格村务公开各项制度，对不公开和公开内容不实的村给予通报，确保村务公开工作的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