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

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精选6篇）

篇1：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在 “农村基层”这个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目前农村基层的现状是：地域辽阔、不够发达，农民相对贫困；同时又是改革发展的基础、前沿和主战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单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社会转变，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转型期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利益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就决定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

1、转型期的农村基层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过去，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这种整合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整合力量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或分化。从政治上看，我国农村社会实行村民自治；从经济上看，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文化及意识形态上看，农民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这种传统整合力量的不断弱化，给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带来的影响是：在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的新老交替过程中形成的“空白环节”，不仅导致大量的社会失范现象，造成违纪违法腐败行为的易发多发，而且直接影响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落实，造成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政治动员力、约束力的削弱，制约手段的贫乏和运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

2、转型期的农村基层必要的经济支撑力严重不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以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但由于区域性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我国农村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差距，大部分农村经济处于欠发达阶段，而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经济更是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管理者的注意力、领导力更容易向经济建设倾斜，党风廉政建设往往摆不上应有位置，甚至出现人为的分割；农村基层管理组织捉襟见肘，运行困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难以安排到位；农村基层管理者特别是村级管理者工资待遇较低，缺乏激励，严重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创造力。这都影响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效果和健康发展。

3、转型期的农村基层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阶层内部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地位群体，同时农村社会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这种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利益结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他们最强烈的“关注点”，这不仅淡化了人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主体意识，而且因务工经商引发的农村人口大流动，客观上影响了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其次，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权力寻租”、“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拉拢腐蚀”的易发多发。第三，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显现和突出。这是因为转型期的农村基层，老的管理方法不适应，新的方法不完善，而管理者又习惯于采取强迫命令等传统的管理手段；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难以协调，“难点、热点”问题不断产生；不同利益主体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会引发“群访”、“越级访”甚至突发事件。这些都使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错综复杂的艰难局面。

4、转型期的农村基层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摩擦日趋激烈。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个典型的伦理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能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将趋于丰富

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大量涌现。乡村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淳朴净土，确立“廉荣贪耻”的社会意识已成为紧迫的任务；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离，无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也会沉渣泛起，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消极影响。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亦非一日之功。

5、转型期的农村基层正面临着新一轮建设高潮的考验。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后政府投资重点将向农村转移，农村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但每个发展高潮往往伴随着消极腐败现象的多发和高发；随着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广大农民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对建立公平公正，清明廉洁、文明健康的乡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创新，标本兼治，取得实效，成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紧迫而又艰巨的课题。

认清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目的在于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与时俱进，努力创新，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篇2：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

摘要：县城是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过渡区，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联动的关节点，县级调控是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结合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县城／县域经济／新农村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小农农耕传统，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县域，涵盖“三农”，连接城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阵地；县城，作为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且具有一定城建规模，可以在不需要投入多大成本的基础上迅速进入城市高速膨胀期，进而直接推进农村发展。十六大期间，中央明确提出了以县域经济为切入口，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新主张。“新县城”应纳入新农村建设的体系之中，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财力支持、行政支持、人力支持。

一、中国县一级行政区域情况概述

（一）、缺乏活力，市场竞争力不足

截至2000年底，全国的县级行政区域达到2017个。其中县1503个、县级市400、自治县116个、旗49个、自治旗3个。县域面积占我国国土的总面积的90﹪，人口占70﹪，家庭户数占全国的2／3，GDP约占全国的55。然而长期以来，县城建设及县域经济长期得不到重视，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从属于大城市，而自身却无法得到有效发展，无法为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持。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县城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作用已经基本替代了计划的作用，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只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县域经济的市场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由于县域经济的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资源的合理流动与组合依然受计划经济框架的束缚，一些原有的经济单位解体后，诸多经济资源未能合理组成新的市场主体。例如，原有的为农民产前产后服务的供销社、信用社，由于沉重的制度遗产和历史包袱而难以发挥市场中介的作用，对其进行合作制改革成本又太高，效果也未必好；废除公社体制后的乡村社区合作组织，特别是村一级的双层经营合作组织，大多名存实亡，行政职能多余经济职能，新兴的农民生产组织和为农民服务的组织发展缓慢，未能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以县城经济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实力远不如大城市。市场化背景下，无法在与大城市的竞争中，得到自身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大量劳动力涌向大城市，大城市吸纳了巨额资本，拥有数额庞大的消费人群，成为现代化的“天然舞台”，而县城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市场化下的附属品。缺乏活力，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县域经济在外表现为远远落后于大城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脱节，对内表现为市场凋敝，经济萎缩，无法有效刺激农民消费。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二）、财力拮据，支农资金匮乏

县域调控作为维系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结合部，承担中观调控职能，而中观调控的能力首先又与县级财政能力息息相关。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前，除少数贫困县外，大多数县域经济大都具有与中观调控大抵适应的财力。但自9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县级财政收入锐减。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作为县域纳税大户的乡镇企业和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夹击下，普遍不景气，这对于县级财政来

说更是寻雪上加霜。而国家财政要解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最终又落实到县级财政上。在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没有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维护并扩大其财政权力份额，往往凭借政治权力，或者平调下级政府的财政收人，或者摊派一些行政事务，以致县级财政不能不在“保吃饭”和“保建设”两大刚性支出上走钢丝，财政调控能力十分有限，从而诱发县乡政府不得不以强化行政收费方式来保证县域经济的正常运行。结果县级财政不但不能为农村建设下拨资金，反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此外，由于县级管理手段和权限不断削弱，县级政府的中观调控缺少经济、法律的手段，也大大加重了县域经济财政和广大农民的负担。如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原来接受县级管理的地税、工商、烟草、盐务、医药、技术监督、养老保险等部门收归垂直管理后，乡镇公务员工资及办公费、乡村教师工资及办公费、村干部工资及办公费、乡村学校的修缮费等，均需从农民的农税、农特产税、“三提五统”中承担，农民负担沉重。

（三）、体制设限，等级划分鲜明

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权利通过城乡二元分治制度把空间分为不同的等级，并用户口、就业商品粮、住房等措施规定了人们的活动地域和行为方式。空间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区隔，而且作为法定价值区分了人群。县城包括数以千计的小城镇和乡村，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们像乡村一样受到大城市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多重挤压，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它们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农村――县城――大城市，三种空间被建构为等级化的存在，对更高级的肯定必然是以否定下一层极为前提的，更高层级的发展是建立在抽空和剥削下一层级物力人力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国之内的殖民化”。

而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不仅保留了国家权利干预的结果，还受到了商业资本的强有力操控。大城市的影响力自上而下地渗透，人员的流动却从下往上趋近。对于正在经历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县城是一个他们从农村向大城市集散的中转站。一方面它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城市化得还不充分的一级台阶。

二、“新县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路径

（一）、历史渊源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也就是传统意味上的乡村。自始皇起，县城就一直作为帝国中央权力在广袤东亚大陆上最地方一级的政府权力代表所在而直至近代。与自由贸易形成的城市不同，县城有着更多的地方权力中心的意味。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体制直至清末明初才逐渐产生。①因而从历史渊源上讲，县与村的关系更为亲密。

（二）、战略地位

县一级是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城乡经济联动的关节点，是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结合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县域经济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城乡一体、工农并进、由各种经济成分和不同产业构成的区域经济。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不同的是，它融合城乡发展，其实力与活力不仅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县域经济涵盖“三农”、兼容城乡的区域经济，既是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纽带，也是扩展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国民经济的重要板

块和重要构成部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县一级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承担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

（三）、财力保障

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县乡村干部工资开支、县乡各部门运转费用开支、农村公共用品安排开支、县乡村债务及利息开支累计达６３００亿；专家估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供基础设施，比如村村通公路、电话、广播电视，供沼气，改善饮用水等等，大概需要四万亿元，若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平均每年２７００亿元；农村公路建设需财政１００

②０亿元。而新农村建设所需大量的财政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来源于县一级财政拨给，县级财政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财力支持。与中央财政、省地级财政相比，县级财政在支农资金调度上更显灵活、及时。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立即从县级财政上得到体现。此外，农村的社保、教育投入也直接依赖于县级财政。

（四）、国情需要

从我国国情出发，毫无疑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大中城市还很不发达，大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带发育不成熟。必须看到，真正最能提高本土经济、文化水平，吸收大量人口的还是县一级城市。县城分布较广，与农村联系更为紧密，它们是农村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初级农产品向加工产品转变、农村劳力向非农产业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的重要载体。县城的发展一方面缓解了大城市的压力，一方面又可以加强其对农村地区的辐射作用，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缩小城乡差距。

（五）、西方经验

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除了少数大都市的作用外，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完善的城镇体系，小城市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保障。我们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适当借鉴其经验，重视县级城市的作用，释放其潜在能量。

三、发展“新县城”，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要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安居乐业，又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成为农村新社区。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县城为龙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县域为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全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是主要思路：

（一）、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经济活力

1、对现有资源要素进行合理重组

现阶段，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组成成份较为复杂的经济，应该从各地现状和实际出发，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努力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的组织机构。加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触动产权，只有触动产权的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机制问题。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公司制，主要形式是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视不同企业的情况，实行一厂

一策，对符合国家产业规划的、有市场前景的企业，集聚力量，将其做大做强做好，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做不大的则靠大联强，主动“找帅当兵”；对产品无市场，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发展无望的企业，要坚决有序、稳妥地退出市场。

同时，深化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走“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集约发展路子，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飞跃，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推动城镇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创新农作制度，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标准化和农民组织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和土地产出率，加快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合理利用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块状经济

县域经济实质就是特色经济，必须立足当地优势，围绕“特”字做文章。每个县均有自己的特色优势。有的有区位优势，有的有自然资源优势，有的有社会资源优势，有的则兼而有之。现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贫困的地区，也会存在某种优势。只有充分认识并发掘好这种优势，才能摆脱资金等因素的制约，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所以，作为县域经济的决策者，一定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吃透县情，理出适合本县的发展思路；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出本地经济的特色。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指出：最有效、最合理的社会生产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只生产自己在生产上处于相对优势、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并用这种产品去同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样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这一理论已经得到各地经济发展实践的印证。我们过去的县域经济，包括现在仍有一些地方，由于忽视特色，一味追求全面发展，形成“小而全”的局面，其结果是产业结构雷同，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进而失去了许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机遇。因此，我们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一定要按照比较经济利益的原则，突出自身特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毫无特色的“大而全”、“小而全”。如旅游资源丰富的，就可以突出发展旅游产业；矿产资源丰富的，就可以突出发展矿业经济；水能资源丰富的，就可突出发展以水力发电为主的产业。只有坚持特色，才能在市场对接中找到自己最佳位置。

只有发展特色块状经济，发挥规模效应，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通过小城镇建设，加快县城经济结构和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产业特色，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

3、自我培育战略生产要素，完善市场体系，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对接 一个成熟的县域市场体系，必须包含各种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但由于县域经济实力远弱于大城市，在人才、资本、技术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而县域发展应转变策略，以以主动培育优势资源为获取要素的主要手段。一是劳动力市场培育。加快县域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用人制度改革，推行全员合同制；要大力发展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和咨询等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县级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逐步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福利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体制性障碍。二是资本市场培育。目前的金融机构设置，非常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基金会被取消后，县域内中小企业几乎不再有获取贷款的可能。因此，要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发展资本市场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互相参股、入股等直接融资方式积累发展资金；积极引导民间借贷市

场，通过制订法规和加强监督，使民间贷款市场和民间金融公开化和合理化，并通过引入现代的金融信用工具及现代组织形式，促使其走向规范有序。三是技术市场培育。加大对高素质人才培养投入，坚持科教兴县，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二）、改革县域财政制度，扩大税源，改善县级财政状况大力改革县乡财政体制。调整中央和各级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格局，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合理降低上划中央“两税”比例，多把一些财力留给基层。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不发达地区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筹，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规范地方财力分配与使用。加大对县乡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壮大民营经济，取消对民营经济的不合理的限制，鼓励农民创业，扩大税源，促进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国家应在在体制上为县域经济发展松绑

首先，需要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县镇行政管理及公务员薪酬制度等方面，县域应该与城市接轨，逐步实现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尤其应在深化就业与户籍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取消一切限制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其次，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和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资本化，赋予农民土地经营产权，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注释：

①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明清史[J]，2007，1

② 李清香，林彰云.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县域经济、区域经济[J],2007,2参考文献：

[1].魏杰.转型中国[M]

[2].周晓虹,谢曙光.中国研究[C]

[3].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明清史[J]，2007，1

[4].李清香，林彰云.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县域经济、区域经济[J],2007,2

篇3：科技发展体系下的新农村建设

(一) 新农村建设的概念与内容

1、新农村建设的概念

新农村建设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通过政府资助和引导, 动员农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 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改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优化农村生态环境。

2、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第一, 加大力度发展现代农业。第二, 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 对农村进行政策扶持, 为农民提供便利的条件, 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第三, 改善村容村貌。第四, 培养新型农民。第五, 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第六, 深化农村改革。

(二) 新农村建设与科学技术的相关性分析

1、科技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1) 促进农业发展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 技术革命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原始农业时期, 生产工具简单粗陋, 人们以火开荒, 基本使用石制和木制工具。在奴隶制后期及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 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 促进了传统农业的产生,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世纪中叶, 我国进行工业革命, 有力地推进了工业的发展, 同时, 我国试验科学成果也开始应用, 这促进了科学理论、生产工具以及技术手段的发展。进入20世纪, 我国农业生产工具、农业及畜禽良种等获得部分成功并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农业科研机构进行重新组织建设, 积极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而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之后, 我国大力加快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引进大批国外先进农业技术, 组织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科技基础和实力显著增强, 在一些领域已经居于世界较高水平, 并且出现了一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 这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 也提高了农村生活力水平, 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 我国新农村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很多农村焕然一新, 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今很多农村依靠科技的发展, 开发新型、绿色农业, 形成农业产业化、集体化, 给农民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科技成果的不断推广应用转化, 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变化, 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对高科技和新产品的接受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这又进一步刺激农民对科技进步的需求。

2、新农村建设对科技发展的需求

(1) 现代农业的发展, 需要科技创新

现代农业以机器生产为主, 部分农村地区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大量的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 而这些都需要依靠科技的不断进步来实现。因此, 要加快农业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并积极地推广和使用, 同时也要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模式,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绿色农业, 形成农业产业化、集体化, 改善农村面貌, 形成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2) 培养新型农民, 需要科技发展

新型农民应当具备以下素质:一是要具备基本科学文化知识, 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方法。二是要具备一定的洞察市场、自主创业、市场营销、产业开发以及经营管理能力。三是要具有相关的现代农业生产、劳务经济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因此, 我国要合理利用资源, 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 并且有效的建设科技培训机构, 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 让他们很好的把握新品种、新技术, 使他们能将掌握的知识、技能, 有效的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中去。

二、新农村建设中科技发展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科技体制和政策不完善

我国在体制和政策中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矛盾;一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与人事制度改革之间存在的矛盾。二是科技推广与资金、物资供应脱节的矛盾。三是行政推广惯性与基层经济组织涣散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基层组织的行政执行能力弱, 不能承担相应的职责积极有效的推广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 阻碍了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二) 农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健全

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相对较弱, 主要是因为科技创新成果利用率低, 不能很好的适应现实农业生产的需要, 使得科技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直以来, 我国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农业基础研究, 而开发和应用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过多, 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 致使相对的科技投入没有转化为最大的社会效益, 造成农业科技的结构性矛盾。

(三) 科技人才缺乏

虽然近几年, 我国高学位的农业科技人员增长很快, 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我国农业中的农业科技人员明显不足, 而我国农科院校的在校学生数量也比较少。目前, 全国有农业科技、农业高等教育、农业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100余万人, 这对一个有13亿人口, 9亿多农民的大国来说,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研究

(一) 完善科技政策体系

1、完善农业科研体系建设。

虽然各个国家的农业科研体系形式各不相同, 但是构成部分大致相同, 主要有政府独立的科研机构、高等院落校的研究机构和民间的研究机构三大部分。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需要, 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农业科技资源, 大力推进农业科研机构的结构调整和人才分流势在必行。为此,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调整现有的科研机构, 通过联合、撤并、进入企业、属地化管理、转变成企业或咨询中介机构等多种途径, 建设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结构优化、规模适度的农业科研体系。

2、加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 大力推广农业技术, 组织开展各种技术示范活动和农业科技成果展示, 增强农民对新技术的了解, 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二是要根据国家现实情况的需要, 因地制宜, 加大科技成果的利用率, 使更多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加强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有效的将政府推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完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同时, 大力推动民间技术推广和服务组织健康发展, 相关机构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分类指导, 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不同的政策引导, 并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将专业化分工与网络化合作有效的结合起来, 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综合能力。

(二) 加大高新技术应用, 强化农业技术开发

1、强化农业技术开发,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 对于旱灾、蝗灾、洪涝等自然灾害及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等诸多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 国家相关部门要做好综合治理。关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研究开发新农业良种良法, 研制无污染的农药, 防治病虫害, 同时, 创立良好的企业品牌, 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 重视农产品精深加工, 利用科学的检测技术, 严把质量关, 保障食品安全, 并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推动现实生产力的发展。

2、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对于农民来说, 及时掌握农业信息至关重要, 因此农业信息化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要着重突出四个方面的内容, 如农业生产信息化、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农村管理信息化和农村社会服务信息化, 并且努力打造数字农业, 运用先进的科技水平, 加强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 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 让农民能够及时的了解国家最新的政策信息和基本情况,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3、发展特色农业科技, 创立农产品知名品牌, 提高竞争力

培养企业及个体树立品牌意识, 支持有一定规模的特色农产品注册集体商标, 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要对农村地区进行考察, 根据实际情况, 利用当地的优势, 以科技龙头企业为中心, 增强研发创新能力, 创建新的品牌, 形成品牌效应, 并且要积极推进农产品科技品牌产业化经营, 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高市场竞争力, 同时, 要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扩大产品的市场, 努力将品牌产品推上国际市场。

(三) 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我国要从宏观角度出发, 努力构建良好的平台, 重视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院校的发展, 增加农业院校以及农业学科专业的数量, 培养更多农业科技人才, 并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充分合理的分配资源, 建设一支职业道德高、技术水平高、结构合理的农业科技新队伍, 并且对科技人员进行周期测试, 使科技人员掌握的技术知识不断更新。同时, 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组织基层干部定期召开村民会议, 讲解农业知识, 并发放有关农业知识的书籍, 加大宣传力度, 增加农民对农业技术的了解。政府也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 建立完善的培训基地, 广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整合农业科研教学单位等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及社会力量, 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培训, 学习科学知识与技术,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结论

对于一个有九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 农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而科技进步不仅促进了农业发展, 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也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 新农村建设就应该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出发, 探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科技政策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科技队伍建设等相关问题, 并针对我国农业的现实情况, 借鉴各国的经验,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有效地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 引导我国农村地区更好地发展, 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

摘要：科技进步促进了农业发展, 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在阐述新农村建设概念的基础上, 对新农村建设与科学技术的相关性作了分析, 并根据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科技障碍,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了几点新农村建设的科技对策。

关键词：科学技术,创新,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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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立彬《科技进步视角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以河北省为例》[D], 河北工业大学, 2010年

[3]罗琼《科技创新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长沙理工大学, 2008年5月

[4]文莲《新农村建设中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研究》[D], 渤海大学, 2013年6月

[5]叶德跃《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 社会视点, 2015年1月第483期

[6]杨中柱《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 科技智囊, 2009年5月

[7]吕善勇《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J], 理论前沿, 2007 (11)

[8]李玉生《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J], 中国畜牧杂志, 2007 (6)

篇4：法治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基层政权；村民自治；错位

中图分类号：Ｄ6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Ｘ(2007)－12－0011－02

农村建设历来是中央关注的重点，目前，中央所首倡的新农村建设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却依然遭遇瓶颈。笔者身处农村，对此感触颇深。无论从事涉百姓寻常生活的层面，还是从整个农村体制建设的层面看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村自治组织如何规范运作、乡镇政权如何重整等等。本文所颉取仅是农村体制方面所存在的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即如何从法律层面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

一、法律文本的厘清与现实推进的凝滞

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传统的行政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质言之即在乡镇一级建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在行政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对与本村相关的事务享有自治权。反映在现实法律文本中即如宪法第107条与第111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而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此则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该法第1至4条皆言明了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且以第4条所述最为明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应定位为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间则是领导关系。乡镇政府拥有的是行政权，村级组织享有的是自治权，但在现实的法律文本推进过程中，却陷入了凝滞不前的局面。基层政权作为农村自治组织与上级政权相联系的纽带，存在的”领导模式”与“指导模式”相互交叉的错位致使基层政权无法正确履行上级行政机关赋予的职能。一种情况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名无实，自治权被束缚在极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是基层政权对于上级政府的命令采取有保留的执行或当出现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时加以抵制。上述仅为现实困境之概述，我们有必要对此种多重矛盾交错的情形具体予以说明。

二、基层政权的多重错位解析及其成因追溯

其一，基层政权与上级政府间之错位关系，包括两种相异情形：

一种是唯命是从型。此种形态的基层政权完全依附于上级政府，对于上级之命令予以全盘接受，是典型的以行政命令为导向的执政方式。由于某些上级政府缺少对农村情况的调研，其推行的政策有时严重脱离实际却仍得到严格贯彻；另一种是刚愎自用型。即基层政权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进而取舍上级政府之命令。二者一致则皆大欢喜，倘若触及其利益，则将上级文件束之高阁。

其二，基层政权与农村自治组织间之错位关系，亦有两种不同之态势：

一为基层政权对村民委员会过度干涉之错位。在选举任命层面，乡镇政府干预村民选举，侵犯村民选举权利；在干部任命上，一些乡镇政府甚至违法委派、指定或撤换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干部；在具体工作层面，乡镇政府不仅干涉村委会的财政权，还习惯用行政命令取代村委会的民主决策，给村委会干部工作设置障碍。总之，乡镇政府采取硬性控制或软性支配的方式限制村委会的自治权，使村民委员会越来越凸现行政化之趋势；再者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自治化之错位。自治组织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村组法》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任何合理行为超出一定限度也可能变得不合理。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代言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如对本村村民的超计划生育不闻不问。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最后，此种积习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及现实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现代化进程又需要国家对开发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资源进行合理的抽取，对未来进行合乎实际的规划。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方面农村的财富急剧增长，国家抽取到更多资源；另一方面，农村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相对从前处于一种相对分散的状态，这使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农村难以贯彻，影响了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同时，诸如社会治安混乱，干群矛盾突出，农民预防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等新农村问题又在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就目前而言，国家仍然需要农村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作物，工业原料以及廉价劳动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加强在农村的控制。此时如何在保持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的同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就成了一看似矛盾的问题。

三、新农村视野下基层政权建设的调试之路与前景展望

目前理论界对于基层政权的职能定位之讨论无外乎两类：其一为“取消论”，即赞成废弃乡一级政权组织，其认为我国自秦汉以来，基本上以县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因此可撤消乡镇级的行政层级；与此对应，另一种则为“服务论”，即在承认现有政权层级合理性的前提下，对目前的基层政权进行压缩，“变控制决策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虽然我国基层政权职能错位现象严重，但出于我国具体的国情，“服务论”在现实操作层面更具意义。合理的做法即是对现行的乡镇予以改良，使其与上级政府和农村自治组织间能衔接的更为紧密。合理的调试、准确的定位才是未来乡镇政权发展的必由之路。理顺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组织及县级政府间的应然关系，必须结合中央所要求的建设新农村的目标进行调试。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是中央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第8个一号文件，全面展示了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中也提出了加强农村民主的要求。在实际中需要我们更为精细地去落实中央政策，下文即为笔者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提高现行法律的可操作性。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归咎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因此对于实践中曝露的弊病需以法律制度的完善予以解决。以目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例，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准司法职能、经济规划职能组织、管理经济职能及多方面的教育职能”。可见法律赋予了村民自治组织极大的权力，在法理层面上使得自治组织相对于村民有了先天的行政优势，依据法律这可能使得村民委员会有机会滥用村里的各种资源，进而将自治权]变为行政权。如果乡镇政府对此听之任之，将会使其异化为不受约束的组织，这当然有违建立此制度的初衷；但是如果乡镇政府事事都干涉，却又会出现另一极端的现象，即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受到压制，其实际行使的自治权较法律规定之范围要小。

其次是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文化理念的革新。理念的更新能保证制度的快速落实。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目前理论届认可了“小政府，大服务”的说法，但在理解上却存在偏颇。笔者认为此中之“小”与“大”绝不能囿于形式，而应是观念上的换位。盲目的撤乡除镇，既不利于县级政府有效的进行管理，也不利于整个农村的稳定。在配套措施制定与完善之前，对基层政权进行大规模换血的条件还不成熟。但良好执政理念的培植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更应重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便是民本位思想的贴切反映。目前的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往往以官自居，对寻常百姓的疾苦或漠视或推委，致使农村许多不法现象久拖未决。长此以往，一方面造成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赖。当其权益受损时，若程度较轻，则息事宁人。即便是到了不得不向上反映的程度，通常也是越级申诉。关于上访村的报道便是此问题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这势必也会使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理念发生异化。正所谓上行下效，虽然两者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后者无疑会以前者为模板，在问题的处理上效法前者，将本属自治范围的事项予以推脱。

最后则需使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改变过去村干部选举徒具形式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使其明了参政的手段、形式及重要性，从而让其真正融入到村务、乡务之中，对于周遭不公现象敢于言明，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目前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与群众消极应对自身权利的态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实则无形中助长了农村地区的种种歪风邪气。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然是新时代的农民，必须从观念、素质结构及综合技能上逐步摆脱“传统农民”的束缚，形成一个新型农民阶层，其中观念素质的提升当然包括了农民参政意识的加强。

需要澄清的是，上述四点并非独立之因素，彼此间是一渗透促进的关系，相互间并无阻隔。新农村视野下的基层政权建设应将四者视作有机的整体，全方位的进行革新。

参考文献：

[1] 徐勇．论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1)．

[2] 白钢，赵寿星．选举与治理－ 中国村民自治研究[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05．

[3] 李东升，窦熙博．乡镇政府职能中性化的思考[Ｊ]．求实，2004(6)．

篇5：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

利益驱动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黄岳文

新农村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驱动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学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对于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驱动机制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1]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是追求利益。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3]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4]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驱动过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滋生，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7]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农业利润的市场流失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的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8]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经济组织化程度较低，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受剥夺、利益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农村发展的文化阻却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是人之生活的样式，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精英是指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思想进步，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现有市场机制对农村的经济剥夺也间接地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农民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性行为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加大了农村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作用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在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精英缺位问题。

三、建构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

通过对上述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的解读，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维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及个体利益驱动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驱动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驱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政府维度：双重利益模式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其行为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驱动正是在利益驱动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驱动形式。

首先，在社会公共利益驱动政府行为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驱动作用。第二，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为驱动其他利益主体的层面，我们认为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应以政府的保障为条件。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决策施动对象等因素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须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9]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组织维度：利益聚合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精辟地阐述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10]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博弈，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驱动下促生了农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11]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12]基于对于社会中间层促生，就需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社会中间层。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社会中间层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中间层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新农村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中间层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驱动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社会中间层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农民维度：个体利益维护

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个体利益驱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的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驱动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架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驱动机制。

篇6：基于新形势下的新策略（精选）

——人民版历史教材高三复习备考之我见

一、人教版复习教学存在的问题

据调查，一般在高二结束的暑假补课期间完成高三《中国古代史》全册的学习，从9月开学起至次年5月中旬结束，8个月减去一个寒假，7个月，在200多天时间里完成三轮复习。

第一轮 通史 9—1月底 第二轮 专题史 3初—4月底

第三轮 针对热点、考点、重点强调，侧重点复习，5月初至高考的20多天纠正式复习。

整个过程还包括月考、评 讲、放假等

用朱自清的一篇散文来描述这个复习过程是最恰当：匆匆，太匆匆。

这种复习模式的特点是

讲的细、要点多，无暇深讲、细讲、生怕遗漏、面面俱到，课堂上老师对知识要点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强调指出，课后学生自己还要看书、复习、记忆、练题，五本教材，学生忙得晕头转向。

结果呢：学生没有一件史事能够透彻、熟练的掌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缺乏深挖掘，细分析的能力。这是一种基于教师主导，教师主讲，滴水不漏，面面俱到、步步为营，处处小心、十分负责任的传统复习教学模式。

新课程提倡自主学习，但不否定“讲”的重要性，历史学科更是不能少了“讲”的环节，更是要求要“精讲”，所以，传统复习教学的三个环节都少不了老师的“讲”。

第一轮，每一节课至少要完成新课2—3课时的讲解内容，串讲一遍。

第二轮 中国史部分囊括所有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世界史部分，囊括 英、法、美、日、俄、德等所有国家的大事。

第三轮 以热点、焦点为起点，拉拢所有相关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反复练习。

以上三个环节的每一个都工程浩大，学生苦不堪言。

二、新形势下的历史教学新变化

1.课改理念下的新要求：注重对过程与方法的学习与考查。新课改理念对于历史学科的要求是：更加注重对史论结合研究历史问题能力的考查；更加注重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考查；不太注重对还原教材能力的考查；不太注重对识记历史概念、历史结论的考查；特别注重对学生学习历史的能力，即学习的过程与方法的考查。

2.人民版教材的新特点：专题史 四川省现行人民版历史教材是以模块为单元的专题史体例。每一模块都有一个核心概念，打破了以往政治、思想、外交以及国别史的固定的专题模式，建模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以必修一为例，8个专题的核心概念分别是君主专制、反对侵略、探索新道路、新中国制度建设、新中国外交、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代议制的确立与完善、社会主义运动、多极格局，不再强调时间线索的通史体例，学历史的目的不再是依次回忆历史的线路，而是从历史事件中受到启发，明白道理。

3.高考模式的变化

由于课标、教材不同，考试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决定，全国高考历史试题虽然千变万化，但是史记结合是永恒的考题，具体表现为材料解析题所占的比例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相当重的分值。

四川卷其实早早地介入了新课程理念，突出表现为“离了材料不成题”，70%以上的题属于“新情景、新材料、新问题”模式，死搬教材照抄例题都没有了，为了强调学生读史明理，从史料中获取知识与结论的能力，很多观点，评价结论的答案甚至强调“作者的观点是”“作者认为……”以免学生受教材或以往对该事件其他固定式结论的误导。

三、人民版高三复习备考建议

基于以上新形势，我认为，在基于初中历史学习能力比较薄弱，高中文理分科前历史学科教学不够重视，高中生历史知识贫乏等等一切不良现状下，都可以采取的复习策略是：“一轮复习、一讲到底”。

1.一轮复习

只需要一轮，不必再讲通史，不必专门设计专题史、国别史，不必刻意用历史去论证热点，只须照着教材的模块一个一个地认真复习下去。

2.一讲到底

老师透彻地讲，像上新课一样的讲，有计划地讲。高三历史复习，教师应针对性地备一堂新课，这堂新课应该包含的内容是：

①通过比对课程标准列举的知识能力，价值观要点；结合《考试说明》对于该部分知识点的要求，设计一节适合应对高考，难度适中，有一定逻辑性、哲学性、史学价值性、热点综合性新型复习课。

选择一个多层面，多角度，多分析，多评论的讲点来归纳这一课的知识点。

这个讲点可以从一个模块中选择一个或两个事件作为主要讲点，其中可以讲述这一段历史的全部面貌，可以讲述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讲述不同角度的评价，也可以讲述不同方式的表述，也可以与学生分享自己对这一段历史的学习方法、心得体会、认识感想，不必拘泥于教材、不必拘泥于大师，可以讲得宽泛一点，深刻一点，个性化一点，可以借鉴郭富斌老师《斯大林模式…….》，王雄老师《辛亥革命》的教案文本）

讲的功夫是老师的第一硬功夫，历史老师更是离不开这一功夫，不仅要讲过程，讲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讲透彻，讲出历史事件有蕴含的深刻道理。“历史本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老师应该把经过自己精心打扮的历史小姑娘呈现给学生。“100个读者就有100个哈姆雷特”，对每一篇历史课文，每个历史老师都应该有不同的认识，假如一个历史老师终其一生都只能照课标还原教材要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数次重复相同的教学内容，浪费的不仅是学生，也浪费了历史老师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的历史老师，应该做到每一课、每一讲都有新意，或许是新的材料出现了，或许是新的认识产生了，或许是新的启士又有了。

每一刻都要讲透彻，讲到位，讲得知根知底。讲的能够交到学生手上，刻在学生心里。学生可以去演绎、去应用、去因为这一段历史产生一些想法，立下一些愿望，提出一些建议，作出一些评价。

四、给高三历史教师的建议。

建议高三历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备好每一节课，命好每一道题。1.自我学习。

历史虽然叫做历史，但是它并不代表过去，对历史的研究是人类自己不断更新和完善自我的过程，只有坚持学习，不断学习才能丰富自己的知识，掌握前沿的理念，获取更新的认识，从而提升自我驾驭课堂的能力，演绎历史的思维能力，捕捉历史与现实整合点的敏锐能力，因此，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做好复习教学工作。

假如要要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自己必须是涌动的，流动的，活动的泉水，这就需要学习。

2.组内集体备课

①在网上下载用一课题的最大多数课件，取长补短，集思广益。结合自己的情况取舍，应用，形成自己的文本教案。

②同一学科组内同行之间要相互贡献学术智慧，授课经验，尽量多角度、多层面的去研究与修改已经写好的教案文本，尽量做到史料丰富，观点新颖，结论多样化。

③人数较少的教研组，可以与实行校与校之间备课组联合定时开教研会，资源共享。

3.广泛学习，有效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