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白酒书籍（共6篇）
篇1：古代白酒书籍
《清波杂志》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典章制度人物故实类笔记，南宋周煇撰。周煇(1126—1198)字昭礼，钱塘人，著名词人周邦彦之子。南宋绍兴年间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加上他自幼就跟父亲到过不少地方，成年后自己也到各处行役，扬州、饶州、建康、池阳、信州、无锡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五十岁那年还作为使节的下属到过金国，因此见识很广。张诉在《清波杂志》跋中就称赞作者“涉历久而见闻该，阅习工而语意贴”。晚年隐居钱塘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清波杂志》就是在此间写成，时年六十六岁。除《清波杂志》12卷外，周煇海著有《清波别志》3卷和《北辕录》。
书中所载，有的可与他书互相印证或互校异同，而其中为他书所未载的，又可拾遗补阙，故常为学者所称引，是研究宋代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周煇一生，经历了靖康丧乱，国土沦丧之痛，时时在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在他随使节到金，经过汴都时，顾瞻宗庙宫室，不禁有黍离之叹。但他相信，“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他把金主完颜亮的侵宋比作辽世宗的侵周，二人皆被部下所杀的下场皆是“干纪妄动”之报。书中还详细地记下了宋将李宝和金兵海道作战大获全胜的战况。宋人方回读此书读至五更，并写下《十月二十二夜三更读清波杂志至五更》诗：“再卧卧不成，灯膏幸犹有。坐至五更转，读过一寸厚。是书必有益，但当审去取。”表达自己对此书的喜爱。
今有：《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版;《清波杂志》(全四册)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清波杂志·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西湖老人繁盛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一带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类笔记，一卷。题西湖老人撰。作者生平生卒均不详，似南宋宁宗时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所记内容与《梦梁录》、《武林旧事》、《京师繁胜录》同，主要记录临安市民游艺活动及各类艺人姓名和事迹，其中保存不少宋代民俗和南宋经济社会史料，如记南宋时杭州的路灯、油价以及灯会的情形：“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文，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又记南宋时杭州一带酒的品牌有：“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中和堂、珍珠泉、有美堂、雪腴、太常、和酒、夹和、步司小槽、宣赐碧香、内库流香、殿司凤泉、供给酒、琼花露、蓬莱春、黄华堂、六客堂、江山第一、兰陵、龙游、藩葑、府第酒、庆远堂、清白堂、蓝桥风月。”
《西湖老人繁盛录》原本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有《涵芬楼秘笈》本。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归潜志》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其余三种是王恽《玉堂佳话》、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辍耕录》)，十四卷。金末刘祁撰。刘祁(1203—1250)，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刘从益是金朝官员，自小就是个神童，随父亲在任所读书。早年随祖父﹑父亲游宦於金之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名官显宦和文人学士。后成为太学生，屡试不第。元兵入汴京，亲历战争之残忍。金亡后，从汴京辗转回到故乡浑源，把书房取名“归潜”，有感於“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于是写下往日所见所闻，取名《归潜志》，入元后，一试即中，当过山西东路考试官，著有《神川遁士集》，今佚失。
《归潜志》共十四卷，卷一至卷六为金代人物传记，其中大多数皆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如赵秉文、李纯甫、雷渊、麻知几、辛愿、李汾、杨云翼、冯壁等，共涉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是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卷七至卷十杂记遗事，其中有金代文人对诗、文的评论，其评论范围，包括北宋苏轼、黄庭坚、南宋杨万里，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对南方文风的看法。此外，尚有作者对金代自明昌、承安以来至金末诗文风气的演变的论述，有时党怀英、辛弃疾等人轶事的记载。卷十一《录大梁事》，专记元兵包围开封始末。当时开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皇无计，末帝在宫中想自缢，并欲坠楼，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饿死，甚至人相食。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专记金朝叛将崔立降蒙古及其被杀始末。同卷之《辩亡》，以亲身感受，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金南渡后，宰执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白表示可否，互相推诿，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足见当时官场的腐败。卷十三﹑十四，多是发表个人感慨，并辑录了他人投赠的诗作。其中论述金玉于粮食在平日和危难时不同价值，就很令人深思：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唯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斗，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也。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这两卷中作者评论诗文颇有见地，如“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概括了唐、宋文学的特点及金、元文学的发展趋势。
《归潜志》所记载的，大都是他熟悉和亲历的人和事，写作态度又十分严肃，“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录”。它与同时元好问在金代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此书是研究金代史实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元人修《金史》多采用其著，如《金史》对金代兵制的批评，对金末近侍权重的批评，对南渡後宰执的批评等，都取自刘著的议论。其他如李之纯﹑赵秉文﹑王郁等人的传记，也采用了刘著资料。《归潜志》
今有：《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归潜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玉堂嘉话》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八卷。元代王恽撰。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建御史台，王恽为首任监察御史。中统二年初为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至元十四年复入为翰林待制时，大德五年(公元13)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王恽刚直不阿，一生仕宦，清贫守职，好学善文。他不畏权势，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去世后，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有诗文集《秋涧集》一百卷，《承华事略》，并与赵孟頫同修《元世祖实录》，
《玉堂嘉话》记录自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34年间，作者任翰林学士是朝廷见闻、典章礼仪。“玉堂”，官署名，宋以后为翰林所居之地，故名《玉堂嘉话》。
书中所记的当时文诰礼仪等，都足以显现有元一代典制，如卷一“为春旱禁酒诏”，“为春旱祈雨青词”，卷三的“修端门前桥启土告岁地祗文”，卷四“告太庙文”、“瀛国公制词”都是王恽见到的第一手材料。元世祖时还有一种特定的“望拜行在所”仪式，也靠该书让我们得知其具体做法：
至正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讲德新、应奉李谦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仪先一日于端门两阙门灰界方所，以板书百官号，随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礼。礼毕由左掖门出，风埃大作。所谓“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曾有口号一绝：“隔夜端门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鸳行。紫云低复千官入，润作金炉百合香”。
《玉堂嘉话》记载的唐宋以来文诰掌故、轶闻遗事以及书画等材料，亦多可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皆他书所未见。他如记唐张九龄、李林甫告身之式，记平宋所得法书古画名目，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以及论宣谕、制诰之别。据柳公权跋，知唐时已有《广韵》，辨米芾之称南宫，以赠官太常，记秦桧家庙之制，摘颜真卿书《出师表》之伪，谓《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张中顺，与张德辉述塞北之程，刘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资考证。而宋、辽、金三史之议，尤侃侃中理”。
岳飞被害后，至孝宗时才复官、改葬、追封，《宋史·本传》中只有“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的简单记载。《玉堂嘉话》卷二中则录有宁宗诏书《鄂王岳飞谥忠穆文》，肯定岳飞的忠忱与功勋，回顾其被害之因和追封的委屈，代表朝廷谴责“当时的权臣”，对皇祖赵构的曲为回护，为我们保存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现抄录如下：
主而忘身，兹谓人臣之大节;谥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有。申锡赞书，追告幽穸。故太师追封鄂王谥忠穆岳飞，威名震于区狭，智略根乎诗书;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励志，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申，为忠愤之气为难遏。上方密契，诏札具存。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犹高皇眷恋之不忘，肆孝庙哀矜之备至，还故官而礼葬，颁祠额而旌表。逮于先帝之时，檖以真王之爵。既解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朕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克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若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英灵如在，茂渥有承。
卷二还有一篇《辛殿撰小传》，记辛弃疾因力主北伐，与韩侂胄主张相合，文集中有《寿南涧翁文》，即为韩侂胄祝寿之文，亦可补史之阙。卷二、卷三中摘记其所见宋内府书画二百余幅，也不见它书记载，为研究古代书画传绪可贵资料。
《玉堂嘉话》常见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堂嘉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玉堂嘉话》;《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版。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诸家杂说和个人见闻类笔记，十卷，南宋陈鹄撰。陈鹄，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所载陆游辛弃疾诸人遗事，又自记尝与知辰州陆子逸游。则可能是宁宗开禧以後(1207)人。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共137条，大多是，辑述诸家杂说，其中间有作者见闻。关于诗文的见解考辨也很有见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所据皆南渡以後故家遗老之旧闻。故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於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如：驳《苕溪渔隐丛话》议东坡《卜算子》词之非;据宋祁奏议。摘欧阳修撰《薛参政墓志》之误，亦颇有考据。虽丛谈琐语，间伤猥杂。其可采者要不少也。”
今有：《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郑世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版。
篇2：古代白酒书籍
明代专记北京名胜风土人情笔记，刘侗撰。刘侗、于奕正同撰。刘侗(约1593～约1636)，明代散文家。字同人，号格庵。湖广省麻城县(今属湖北麻城市)人。在当员生时，因“文奇”被人奏参，同谭元春、何闳中一起受到降等的处分。他因此颇有名。崇祯七年(1634)进士。后选任吴县知县，赴任途中逝于扬州。于奕正(1597—1636)，原名繼魯，字司直，宛平县(今北京市)人。明代嘉靖年问宛平人，崇祯中诸生。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于奕正曾写过一篇《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帝京景物略》为刘侗和于奕正合撰。其中于奕正负责收集材料，刘侗承担撰写。两人还曾打算合撰《南京景物略》，但两人先后辞世，连《帝京景物略》也未能完成，最后是由周埙完成的。周损字远害，号迂收，刘侗同乡兼同学，两人曾共砚席十余年。刘侗赴京入太学，周损相伴而游。《帝京景物略》中采选诗歌，亦皆出其手。
此书首先应当作历史地理类著作来读。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其次应当作文化类著作来读，它对当时北京的园林文化、民俗、外国宗教在中国京城的传播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再次应当作文学著作来读，它是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在地理游记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把它作为晚清小品文的典范来阅读、欣赏。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的民俗，不仅偷物还偷人，且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缺点是考证不精，著文以竟陵派为旨归，“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士祯《池北偶谈》，朱彝尊《日下旧闻》对此皆多有批评，其中像割裂“艺”、“元”二字为塑工姓名一条，更为荒.唐。
《帝京景物略》初刊于崇祯八年(1635)。今有：《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丛书》，1963年第1版，年、第3次印刷;《帝京景物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帝京景物略》孙小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陶庵梦忆》
明代出色的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八卷，张岱撰。张岱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琅环文集》。
《陶庵梦忆》是张岱传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该书成书于甲申明亡(1644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年(1794年)才初版行世。其中所记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将种种世相展现在人们面前，如茶楼酒肆、说书演戏、斗鸡养鸟、放灯迎神以及山水风景、工艺书画等等，构成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卷，尤其可以说是江浙一带一幅绝妙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虽有贵族子弟的闲情逸致、浪漫生活，但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反映。同时本书中含有大量关于明代典制尤其是日常生活、娱乐、戏曲、古董等的纪录，如卷二的孔庙桧孔林燕子矶鲁藩烟火朱云崃女戏绍兴琴派花石纲遗石;卷四记兖州直指阅武，以骑兵、步兵演习布阵、设伏至擒敌、献俘的情形;卷五的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金山竞渡扬州清明上墓刘晖吉女戏;卷六的彭天锡串戏目连戏甘文台炉绍兴灯景水浒牌等;卷七述西湖香市的兴废皆是研究明代社会、军事、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还记有明末政治的腐败。作者在西湖，亲眼看到“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而杭州刘太守却还在那里纳贿贪污，以至时人讽刺为“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陶庵梦忆》中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也是出色的文学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今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版;《陶庵梦忆》华夏出版社年版;《陶庵梦忆》于学周，田刚点校，青岛出版社年版。
《四友斋丛说》
明代较为出色的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三十四卷。何良俊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今江苏省松江县)人。嘉靖中以岁贡生入国学，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弃官归家后，適值倭寇侵扰，复移居苏州，与张之象、文徵明诸人交遊。明史称其“少笃学，二十学不下数楼”。《四友斋丛说》自序亦云：“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在明代学者中，其博学多闻，仅在杨慎、胡应麟、王世贞诸人之亚。
《四友斋丛说》全书包括经、史、杂记、释道、诗文、书画等十七类，三十八卷。其中史十三卷，杂记一卷，子二卷，释道二卷，文一卷，诗三卷，书一卷，画二卷，求志一卷，崇训一卷，尊生一卷，娱老一卷，正俗二卷，考文一卷，词曲一卷，续史一卷。有考证和评论，也有明代史实、苏州、松江等处地方掌故和士大夫轶闻。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如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
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並蓄，细大不捐，四友齐叢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採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在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再版。
《焦氏笔乘》
明代辑录琐屑考证和议论中较为出色的笔记，，十二卷(正集、续集各六卷)。焦竑撰。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谥文端，江苏南京人，原籍山东日照。为人博学多才，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大学者、文学家。二十五岁时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此后屡次会试失败，直到五十岁，才以第一名考取进士。任职翰林院修撰，负责修国史，后来修史事中途荒废。焦竑在为修国史而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成了《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和《国史经籍志》六卷。因为资料丰富，论述精当，而深为后世学者推崇。焦竑在理论上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是陆王心学的后起之秀。其学识之通达与杨慎齐名。焦竑三十多岁时，同李贽结识，从此友谊始终不渝。李贽冤死狱中，焦竑作《追荐疏》，并为他编印《李氏遗书》，晚年还为他作《藏书序》。李贽叛经离道、手搏龙蛇的狂放影响着焦竑。四十多岁时，问学于罗汝芳。罗汝芳强调思想自由，人情顺适，这种狂傲与通达，深深感染了焦竑，从此表现出更多的异端思想。焦竑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了相臣张位等上司，而又因为他文名极重，颇受同僚的嫉妒。万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岁，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却因为科场事受到诬蔑弹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他愤然辞官归家，与朋友讲论学问，著书立说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澹园集》等。
《焦氏笔乘》是焦竑读书、讲学、做学问的学术笔记，反映了他的考据学的内容、方法和成就，是嘉靖、万历年间考据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正集六卷，续集八卷，点校者又将焦氏《老子翼》和《庄子翼》中有关《焦氏笔乘》的文字辑录出来作为别集。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有对文字字音、字义的分析研究，有对书目文献的搜集整理，有经史诗文文字的考订、校正，有对其注释的讨论，有对历代诗文作品的评述议论，有对古代名物制度的讨论，有对人物思想事迹及学术言论的记载、是非得失的评述，有对王学学者事迹和讲学活动的记录，有对儒学及老庄、佛典的讨论，有对金陵乡邦文献、医文医案的辑录等，内中不乏有力的考证、精彩的议论、独到的见解以及有价值的资料。书中对明代史事、人物、诗文的记载，为后世研究明代人物、明代历史或思想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由于作者思想开明，反对因循守旧，不受时俗约束，该书在清代被禁毁。
《焦氏笔乘》也有明代笔记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专精的通病，所谈范围较广，不免芜杂，且多抄袭唐宋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
今有：《焦氏笔乘》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20版;《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少室山房笔丛》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四十八卷。胡应麟撰。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万历四年举人。诗文宗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但有所变化，甚得王世贞欣赏。家藏书42384卷，筑室少室山中，专事著述。
《少室山房笔丛》是一部以考据为主的笔记。全书共48卷，分为12类：《经籍会通》四卷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丹铅新录》专门驳斥杨慎考据的谬误;《史书占毕》六卷是对史书及史事的评论;《艺林学山》品评文学遗产的优劣;《九流绪论》三卷考论诸子百家的源流;《四部正讹》四卷考证古籍伪书;《三坟补逸》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所谓“三坟”之阙;《二酉缀遗》三卷采掇古籍中奇闻怪事，《华阳博议》二卷杂述古人博闻强志之事，《庄岳委谭》二卷广泛论及社会杂事包括戏曲、小说等项，《玉壶遐览》四卷论《道经》和方士之言;《双树幻钞》则论佛经和释氏之说。《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各八卷，则专门驳斥杨慎考据的谬误。
胡应麟在明中叶以博学著称，与杨慎、陈耀文、焦竑同负盛名。本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其《四部正讹》中把古籍的伪书析为若干种，各加辨订，相当详尽。后人谈及伪书，常用此说。书中论述小说、传奇、杂剧部分，尤有参考价值。如《九流绪论》(下)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据此可了解当时人们的小说观，对认识小说的历史演变颇有帮助。作者论述《世说新语》的特色是“以玄韵为宗”，认为“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较有见地。卷三十四里关于《逸周书》、《穆天子传》的介绍，为追溯小说的滥觞提供了资料。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七里有关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及笔记的论述，其中分析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代传奇的不同，“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常为后世学人引用。卷四十一里有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评述。另外，《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两部分对考辨诗文典故、词曲名称的来源、作家籍里等均有助益。书中征引典籍，极其宏富。但同样也有不少舛伪疏误之处。
《少室山房笔丛》初刊于明万历年间，通行本为清末广雅书局刻本。
篇3：试论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四大原因
但是与古人的客观愿望相反的是, 古代书籍典册的保存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长久,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来, 至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是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甲骨文档案资料, 商周以前的书籍典册没有一个能保存下来, 不管它用的是青铜、石质、竹木、甲骨、皮革等哪种材质, 都已彻底损毁掉而无法考证, 不但使许多历史传闻无法得到印实, 并且使后世对于上古时代的书籍究竟是什么样子, 只能在猜疑之中了。特别是书籍进入到帛书和纸质书时代之后, 因为材质的原因, 书籍损毁的原因增多, 书籍失传的机会就更多。本文在收集了大量的论据的前提之下, 对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原因进行论证, 共分为如下四大原因。
一、政治原因
所谓政治原因, 是指因为某个朝代的当权者出于某种统治思想, 而产生了对于某种学术派别或思想体系的厌恶, 于是便会对其大加封杀, 甚至销毁其著作, 进而对珍贵的书籍典册造成的损毁。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 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博士淳于越因面刺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 非所闻也”, 引起了丞相李斯的反感, 李斯陈言云:“今陛下创大业, 建万世之功, 固非愚儒所知……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 黥为城旦。”李斯指出当世的“愚儒”有“道古以害今”的倾向, 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 于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212) 他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 并下达了严厉的焚烧私人藏书的命令, 焚烧的书籍种类包括儒家的经典《诗》、《书》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 还要求“非秦记皆烧之”, 这种焚烧古代书籍典册所造成的破坏力在西汉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史记·儒林列传》有云:“秦时焚书, 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 流亡, 汉定, 伏生求其书, 亡数十篇, 独得二十九篇, 即以教于齐鲁之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 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 于今独有《士礼》, 高堂生能言之。”《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秦拨去古文, 焚灭《诗》《书》, 故明堂石室金玉版, 图籍散乱。”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古代书籍的流传主要靠手抄, 没有大批量生产的可能性, 所以当时的书籍大多都是孤本流传, 每一本书籍的损毁就意味着一种思想或知识的消亡, 秦始皇焚书造成的这场书籍典册的浩劫, 使得西汉史官司马迁痛心疾首:“史记收藏周室, 以故灭。惜哉!惜哉!”
其实, 秦国的焚书活动并非仅此一次, 早在秦孝公三年 (前359) , 秦国就已有了焚书活动, 《韩非子·和氏》有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诬告坐之过, 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这次秦孝国公的焚书活动比秦始皇的焚书活动足足早了147年, 是由变法家商鞅亲自提议并亲自主持的, 于是, 秦孝公“开中国历史上有预谋地话语剥夺和愚民政策之先河”, 也使得许多珍贵的书籍典册彻底失传, 给后世学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二、战争原因
战争原因是指因连年战火和朝代的更迭而造成的各种经济上的损失, 其中当然包括书籍典册的损失, 史学者把这种遭遇称之为“书厄”, 就是指书籍不断遭受自然或人为力量破坏的社会现象, 隋代学者牛弘提出中国古代书籍的“五厄”, 明代学者胡应麟又补充“五厄”, 近代学者祝文白又续“五厄”, 共计有十五次“书厄”: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之祸、西晋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和周师入郢、隋末混战、唐安史之乱、唐末战乱、北宋靖康之灾、南宋绍兴之祸、李自成陷北京、绛云楼之烈焰、清高宗之焚书、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中华民国时代的八年抗日战争。在这十五厄中, 除“绛云楼之烈焰”之外, 全都是战争原因造成的书之厄运, 而且这每次厄运, 所造成的图书损毁的数量都是惊人的。仅以汉朝为例, 自西汉王朝建立之后, 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大力收藏儒家经典, 并设有兰台、石室等官方藏书机构, 对书籍的编撰、征集投入了极大人力和物力, 收藏书籍就达到了一万三千余卷。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 其在位的十余年里战乱频仍, 战火连绵, 特别是公元24年, 赤眉军与更始军互攻于长安, 宫室被焚, 造成“礼乐分崩, 典文残落”, 《文献通考》有云:“王莽之乱, 焚烧无遗。”又如东汉时期, 帛书的出现和蔡伦造纸术的发明, 再一次带来了古代书籍史上的革命, 于是书籍的流通更加便捷且成本降低, 藏书者数量增加, 书籍的收藏量也大幅度增长。然而在东汉末董卓专权, 董卓为逃避诸侯的征讨, 挟天子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 并放火将洛阳城烧成一片废墟, “图书缣帛, 军人皆取为帷囊, 所收而西七十余乘, 属西京大乱, 一时燔荡”。
在战争中, 不仅是不爱惜书籍的兵匪在焚书, 就连爱书如命的人也不得不焚书, 如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灭齐建梁, “兵火延烧秘阁, 经籍遗毁”, 其子梁元帝萧绎继位后, 非常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 为避免战乱毁书的结局, 梁元帝萧绎曾下令将文德殿藏书运至江陵收藏, 藏书最多时达到十四万卷。然而于五年后, 西魏军队攻城时, 梁元帝竟然下令“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后才出城受降, 史称“江陵焚书”。又如南唐后主李煜, 精通书法, 善绘画, 通音律, 诗和文造诣极高, 也是个酷爱书籍之人, 但在宋军攻破金陵之时, 李煜命保仪黄氏把宫中所藏书画珍玩尽情焚毁, 及城陷落, 黄氏举火焚书, 无数的珍本书籍又遭书厄。
三、人为原因
所谓人为原因, 是指书籍在某些偶然场合里, 在某个人手中遭到破坏, 这种破坏虽不及一场战争中损毁的书籍典册的数量那么多, 但就书籍流传的意义来看, 这种破坏力仍是不可小觑, 这方面常见情况就是盗墓贼对地下埋藏的书籍典册的损毁。因为中华民族历来有“事死如事生”的风俗, 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要大批地带入地下, 其中当然包括了书籍典册。于是盗墓行当也因厚葬之风而起, 盗墓者多是一些只识得金玉之器的无耻之徒, 他们的目光只盯着古墓里的金玉, 对于竹简等珍贵的典册却视而不见, 甚至大肆破坏之, 其中破坏最大的要属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一事,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初, 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 得竹书数十车。……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 及官收之, 多烬简断札, 文既残缺, 不复诠次。”这件盗墓事件发生在公元281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 3号“金”字墓, 将墓中他认为没有价值的竹简随便踩踏焚烧, 后经当地百姓报告官府后从墓中得竹简数十车从汲地运往都城洛阳, 又经束晳等人整编出《竹书纪年》等书, 《竹书纪年》是晋朝之前的史官也不知道的一部纪年史书, 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年体史书。因为不准盗墓时焚烧和踩踏竹简, 致使“烬简断札, 文既残缺, 不复诠次”, 想必毁掉的典册不少, 也许其中就有更珍重的史料彻底消失了。从学者将《汲冢书》的出土视为与殷墟里甲骨文的发现、西汉武帝时孔子旧宅中古文《尚书》和《论语》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共同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来看, 就可得知不准一人对中华文化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商周时期, 图书为皇家官府所垄断, 只有官府才有图书的收藏权,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随着社会制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书籍的收藏也从国家收藏转为诸侯收藏, 进而转化为个人收藏。私人藏书到了唐代已成规模, 有了私人藏书楼的出现, 至明清时代私人藏书已规模庞大, 成为古代书籍典册收藏的一种力量。而不幸的是, 私人藏书不是以图书信息的流传为主要目的, 而是以私人拥有图书为目的, 所以珍贵的图书一旦进入私人藏书楼, 也就意味着与世人隔绝, 从此不见天日而成为藏书家本人的爱物, 因此封闭性就成了私人藏书楼的一大弊端。如明代著名的澹生堂藏书楼, 其主人祁承爜为子孙立下了“读毕即入架, 不得入私室”的规定, 明清两代的范氏天一阁藏书楼的规矩则更为严格:“凡阁厨锁钥, 分房掌之, 禁以书下阁楼, 非各房子孙齐至, 不开锁。”此种封闭式的藏书法, 已完全失去了书籍向全社会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和价值, 只是一种小生产文化方式的存在形式罢了, 而且私家藏书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其管理力量就显得薄弱, 一旦遇到天灾 (如火灾、雨水) 和人祸 (如盗窃) , 私人藏书楼就会受到严重损失, 如著名的明末清初的江苏常熟绛云楼藏书楼, 其中藏有极为珍贵的3900部宋元版典籍, 却于清顺治七年 (1650) 的一场大火中全部损毁。
四、自然原因
自然原因, 是指书籍典册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 因潮湿、虫蚀、鼠咬、霉变而造成的自然损坏。中国的书籍经历金属、甲骨、简册、帛书、纸质等时期, 除金属比较坚固之外, 其他几种材质都是很容易被自然环境损坏的, 所以自周穆王时期, 就有了对书籍典册的保护意识, 周穆王在巡视天下的过程中, 曾在一个名叫“羽陵”的地方曝晒携带的书籍以防潮湿, 后世才有了“曝书”的传统, 故《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用了崔寔《四民月令》语云: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 习俗然也”。为了防止虫子蛀蚀, 古人又有了用有毒的中草药 (如黄檗、花椒、百部、白矾) 掺入造纸的纸浆里, 以防虫子和老鼠对书页的蛀蚀, 故清代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卷六有云:“《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杜预后序, 又刻印云: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 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玉贞等奏闻, 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 多为蠹鱼饬牍, 不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永无蠹蚀之患。”这种现象恰恰说明, 潮湿与虫蚀是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一大原因。
综上所述, 可知古代书籍在保存过程中, 所遇到的危定之多, 难度之大, 因此, 现存于世的古籍典册就弥足珍贵, 更应当加大力度去保护之。
摘要：书籍进入到帛书和纸书时代之后, 因为材质的原因, 书籍损毁的原因增多, 书籍失传的机会更多。本文在收集了大量的论据的前提之下, 对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四大原因进行论证。
关键词：古代书籍典册,损毁,四大原因
参考文献
[1]昌彼得.中国图书史略[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6
[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篇4：古代白酒书籍
【关键词】书籍设计；书籍材料；概念书
一、书籍材料研究的重要性
书籍设计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的容量和有限的面积内完成创作，既要创新同时又要新颖足够吸引读者，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如何能做到利用书籍材料来表达设计思想或者情感呢？今后的书籍设计材料选择上是否要在保留传统材质特征的同时又能做到书籍中各方面的创新？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不断地探索。
这里说的书籍设计的材料是指制作书籍所选用的印刷媒介，即印刷载体，就是书籍设计所需要用到的各种材料，包括封面、内页、书脊、书封等等书籍制作中所需要用到的材料，是构成书籍的主要元素，也是制作书籍必不可缺的物质载体。书籍材料的选择对于书籍设计的艺术表现是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在现代书籍设计中，有效合理的选择材料，将材料的机理质感赋予书籍中对应内容的情感，更利于书籍的内容表现和作者的情感表现。
首先，要体现书籍的内涵，除了书籍本身的内容，还要做到书体的形态表达，所以书籍的材料是比较关键的元素，与人接触的书籍离不开物质材料，它是读者接触书籍最直观的首要物件，要以新的材料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不同的材料都有着自己的机理触感，若把材料的表现作为创意和审美的要素来探索利用，根据书籍的内涵，利用材料发挥内容，以材料来触发读者感官，从触觉上给予读者环境暗示。
最后，我们都知道，任何书籍设计都离不开材料，所以说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书籍材料的变化，分析每个时期的材料特征，充分掌握每种材料的性能属性，借助不同材料来表达书籍内涵。
二、古今书籍材料的演变
1、纸前时代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书籍的使用材料也不断在演变，最早有关文字的记载是3300多年前殷代后期的骨甲书，当时人们用龟甲、兽骨作为记录材料，是最早的图书。甲骨书的材质特点是形态不一、质地坚硬，体积小便于携带存放。随着篆刻的兴起，3000年前出现的“金文书”，即刻于青铜器内壁的文字，当时的书写材料为青铜，其特点是造型优美、并有文案的点缀装饰，当时青铜材质做成的“书”一般都用作祭祀或者作为赏赐之物，可见价值也比较高。远古时期则有石文书的出现，人们将文字记载在石头上，石头的质地更加坚硬，更利于长期保存而且实惠方便。后来为了便于携带，出现了拓印技术，将石头上的文字拓印在纸或者缣帛上，后来承载记录的载体渐渐演变为丝织品等，相对之前的材料来说，记载容量更大，但是丝织品造价也比较昂贵。西周时期出现了木简、木犊类型的书籍，竹子和木材这两种材料成为了最早正规书籍的材料，从那时开始“书”这个称谓才逐渐成形。
2、纸本时代
纸是书籍设计中使用最多的材料，同時也是书籍印刷制作设计中效果最佳的材质。纸的特点是：挂墨性好，宜于书写，重量较轻易于携带，纸张比起其他材料更加轻便利于书写，便于切割装订成册。据记载，我国最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纸的出现，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并造出了带有植物纤维的纸，这一举动给书籍的材料选择上带来了重大历史意义。随后纸张的广泛使用很快把其他的书籍材料代替。唐代、宋代则是纸张品种多样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纸张的材质质地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明清时期的纸张加工工艺有着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宣纸的加工达到的鼎盛时期。直至今日，书籍的主要材料仍然是纸张。虽然古代书籍装帧无论选材还是印刷技术都不能与今日相提并论，但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设计特点和艺术价值仍然是指引中国书籍设计前进的风向标，更是使中国今后的现代书籍设计能够与国际接轨并在当中鹤立鸡群，有自己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标签和重要元素。
三、现代书籍设计的普遍材料形式
1、现代书籍主要材料
书籍是人类读取信息的工具，材料是书籍的载体，每一本书籍的制作都必须建立在可选材料的基础上，现代书籍最常选用的材料是纸张。现代常见的普通印刷纸材有：凸版纸、新闻纸、铜版纸、胶版纸、拷贝纸、书面纸、白板纸、字典纸、毛边纸。总的来说，就算是一样的书籍，运用不同的纸张印制出来的视觉效果和触摸质感也会纷繁多样。
2、特殊材料的出现
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出现各种新材料、新工艺，极大丰富了可用于制作和印刷书籍的材料种类，使今后书籍设计的材料选择方面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在书籍设计中合理运用特殊材料，能够起到画龙点睛，整体档次的提高，阅读触感的升级，达到更加深层次的信息传达。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新型材料层出不穷，就单纸张这一种材料来说，衍生出不少特种纸。这些特种纸本身就有独特的印刷效果和材质机理，近几年来，特种纸广泛运用于书籍装帧设计中，特种纸无论是色泽、光泽、质感还是表面的机理和纹路都各自不一，抓住这些不同特种纸的特征结合书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可使书籍设计最终整体效果有一个突破性的未来。
3、印刷工艺与书籍材质的关系
早前中国的书籍发展中，由于印刷技术的局限性，印刷技术的选择限定了印刷材料的范围。之所以要提到印刷工艺，是因为部分印刷效果在触觉上也能起到一定的感知作用。随着印刷工艺的发展和现代科技技术的进步，印刷工艺也日趋增多。当然大部分印刷技术所体现的是视觉效果，但比如一些印刷工艺：UV、发泡、压纹、压凹凸等工艺，这些工艺本身在纸张平面上的附着能够引起原本有着平滑触觉的纸张具有不同肌理效果，同时也增加了不同触感。在这个基础上也可尝试不同材质与印刷工艺的结合，使阅读者在触摸书籍时候有更多丰富的新奇触感。书籍材料和印刷工艺的不同结合可以视觉和触觉上给予全新感受，这也可以形成更多的创新空间，给设计师在灵感启发上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具有不同的机理、印刷效果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了视觉设计效果，更多的是使触觉上变的更加的多样化。随着特殊材料使用范围普遍的扩大，经过不断的实践，特殊材料的表现特点和印刷效果日趋完美。灵活运用材料与工艺达到特殊的视觉审美特征还需要不断探索发现，从中发现书籍设计中更深层次的表现价值。
四、材料与概念书的关系
现代书籍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书籍表现形式，概念书的出现打破了书籍的传统表现。从开本、材质、形式、就连信息传达方式都创新不断、层出不穷。可以说概念书籍是传统书籍的升级版，基于概念书籍形态打破传统书籍思维模式，进行天马行空的设计创作。概念书着重表现独特的设计思想、表达方法，通过个性的手法和传播方式显示作者对书籍概念的理解方式。所以概念书和传统书籍在形式和材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概念书籍的设计方面在材料选择上可以打破传统书籍材料的选择，比如木材、金属、织物、玻璃等更多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不能作为材料的材料进行创作，比如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液体、生长中的植物等等一些作为书籍材料的物质载体，在确保能够准确传播信息的保障下，借助材料表现设计创意，选择大胆突破常规材料挑战新型材料，才能为概念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空间。
五、视觉和触觉的关系归咎于材料
视觉和触觉是人的最基本感觉，基本上直观的视觉就能决定触觉的质感，往往在视觉上可以给读者造成错觉，当读者亲身经历触摸到书籍本身的材质时候，给予不同的触觉感受，从而形成人的意识。这里所说的触觉是通常人手的触摸感觉，就是感知物体表面质感，分辨粗糙、光滑、形状、体感等不同触感。当然，在视觉和触觉的基础上发展多元的意识元素，比如嗅觉、听觉等一系列感官感受，会使书籍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毕竟人类文明以传统书籍的形式呈现屡见不鲜。而概念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书籍观念，书籍的作用即在视觉上授予人知识，触觉的辅助，对于盲人等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触觉即全部的文化传递方式。材料是书籍一种外在的物质体现，所以说不管视觉还是触觉对人的认识所产生的感官感受归根到底决定于材料。
六、保留传统坚持创新
传统书籍的审美形式与现代书籍形态的完美融合是现代书籍设计未来的努力方向。现代书籍设计应该借鉴保留古代书籍的材料特征进行创新设计。书籍设计从视觉到触觉，从二维到多维，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书籍材料是视觉质感和触觉质感的和谐统一的体现载体。深入研究书籍设计中材料的触觉结合读者的感性和理性需求，深度发掘材料与书籍的完美结合，将为我们未来的概念书籍设计带来更多发展创造的可能，充分展现书籍之美。好的概念书不仅在视觉上给人眼前一新的视觉冲击，纸质与非纸质的完美结合，在触觉上能够达到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多重的阅读效果。在今后的书籍设计创作中，创造性的选择运用材料，使书籍设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阅读形式和方式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趣味化，本质上也使人有了更多的翻阅和触摸欲望，从而提升知识的传播效果。對于书籍的材料，设计师们不单要把它视为书籍设计的物质载体，更要巧妙运用好特有的材料语言与读者进行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在这个基础上不要盲目的求异求新，我们更要借鉴中国古代几千年以来的书籍历史，既要保留中国书籍传统文化，在传统中发现未来，在未来中保留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突破常规性的材料选择将解开定性思维对书籍设计的束缚，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探索新的材料语言，通过材料来实现设计师们的艺术构思，进行全新的书籍设计表现，不断去发掘其余可用材料和潜在价值，在新兴书籍设计中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元素，将是我们新一代设计工作者的艰巨使命。
参考文献：
[1]杭间 “开卷”——中国古代书籍艺术的审美形态[J].装饰，2005-2，总第142期：7-9
[2]朱延松 谈中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构成和演变[J].大众文艺：176
[3]刘建忠 试述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与特点[J].新世纪图书馆，2006-4：78-80
[4]刘阳 古代书籍装帧艺术考略[J].图书馆学刊2011-8：121-122
[5]潘美娣 古籍修复与装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张慈中 书籍装帧材料[M]北京：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2
[7]柯思昱 浅谈材料与概念书设计[J].新美术，2007-3，，28卷：104-106
[8]杨彦红 书籍设计材料研究[D]山西，山西师范大学，2013：1-44
[9]刘萍 触觉与书籍材料质感[J].美术大观：114-115
[10]丁雯 探究书籍的触觉设计[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2-4：1-49
[11]田琳 概念书设计中材料运用的研究[D]沈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2012-12：1-59
[12]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篇5：《中国古代的书籍》阅读答案
①当你手捧装帧精美的现代图书时，你是否知道它们是如何从古代的书籍一步步演化而来的?
②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书。
③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人们将整篇作品甚至整部著作刻于石上。由于刻石的兴起，后代出现了拓(音tà)印技术。千余年来它一直是一种文献复制技术，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
④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⑤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亦有别，如军事的文书叫“檄”，用于告示者称之“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检”。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尺牍”。
⑥简牍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笨重不便携带，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编连简牍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给阅读带来困难，缣帛就应运而生了。缣(jiān 细绢)帛(bó 丝织品的总称)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容易收藏，方便携带，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⑦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究其原因，或是产量不够，或是人们思想观念尚未转变。《北堂书钞》记载了东汉人崔瑗用不起缣帛，以纸抄书送给朋友，特附言致歉：“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一段话反映了当时人们轻纸重帛的观念。
⑧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造纸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纸书的数量与纸张的优越性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两晋南北朝时，纸张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帛书。古代写本书用纸，多经过了染色处理，这主要是为防止虫蛀和腐朽。敦煌石窟的唐代经卷，保存1000多年以后，尽管有破损，但纸张完好，无虫蛀现象。
⑨我国古代的图书，从简策、卷轴到册页制度形成了固定的版式，它起源于雕版印刷术，活字印本书与写本书，也大多与此相同。
⑩ 刻书用的木板，一般宽约一尺半，高约7至8寸，上边的空白叫天头，下边的空白叫地脚，一块版所占的面积叫“版面”，版面四周的黑线叫“版框”，也叫“边栏”或“栏线”，简称“线”。版上的字，是经人手写而后摹刻的，所以各具风格。宋时刻书的字体，早年多仿欧阳询体，后逐渐流行颜真卿体和柳公权体。元代赵孟頫书法盛行，刻书又多仿赵体，这些多属于楷书范围。在宋版书中有一种整齐方正的字形，可能是出自当时书工之手，后人称之为“宋匠体”，到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横轻竖重的字体，称为“宋体”，实际是仿宋体的变形。(根据《解放日报》相关资料编写)
17.下列成语，与书籍无关的一项是( )：(3分)
A.才高八斗 B.汗牛充栋 C.连篇累牍 D.罄竹难书
18.本文采用的说明顺序是 ，依次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书籍，它们是：甲骨书、、、、。(5分)
19.第⑦段用了 的说明方法，其作用是 。(4分)
20.第⑩段划线句“在宋版书中有一种整齐方正的字形，可能是出自当时书工之手，后人称之为‘宋匠体’”，句中“可能”一词能否删去?为什么?(4分)
2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4分)
A拓本的作用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
B汉字中的“檄”、“榜”、“检”等都与“简策”有关。
C古代写本书用纸多经过染色处理，是为了美观和防止虫蛀、腐朽。
篇6：中国古代部分书籍名著的英文译名
《本草纲目》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红楼梦》 A Deam in Red Mansions(The Story of the Stone)《聊斋志异》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论语》 Analects of Confucius
《三国演义》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山海经》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围城》 A Surrounded City
《西厢记》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西游记》 Pilgrimage to the West;Journey to the West《资治通鉴》 History as a Mirror
《水浒传》 Heroes of the Marshes;Water Margin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The Words of Mencius
《诗经》The Book of Songs
《书经》The Book of History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
《礼记》The Book of Rites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