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古代书籍的命名

2024-05-07

高考语文古代书籍的命名（精选3篇）

篇1：高考语文古代书籍的命名

古代书籍的命名

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命名方式多种多样，今将初、高中教材中出现的一些古代书籍归类，管中窥豹，以便了解古代书籍的命名方式。

以姓氏命名

《墨子》春秋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所著。

《孟子》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轲所著。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期列御寇所作。

《吕氏春秋》战国末期吕不韦集合门客编写。

《皮子文薮》唐代诗人皮日休自编的文集。

以本名命名

《诸葛亮集》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

《陶渊明集》东晋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崔颢集》唐代诗人，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明人辑有《崔颢集》。

《李清照集》南宋词人，我国第一位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

《关汉卿戏曲集》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关汉卿。

以作者的字命名

《曹子建集》三国时曹操之子曹植，字子建，宋人辑为《曹子建集》。

《王子安集》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字子安。

《李太白全集》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字太白。

《孟东野诗集》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

《刘梦得文集》唐代诗人刘禹锡，字梦得。

《李义山诗集》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

《小山乐府》元代散曲家张可久，字小山。

《宗子相先生集》明代中叶文学家、“后七子”之一宗臣，字子相。

《袁中郎集》明代文学家、公安派的创始者、“三袁”兄弟中的袁宏道，字中郎。

以作者的号命名

《东坡全集》、《东坡乐府》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号东坡居士。

《淮海词》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号淮海居士。

《稼轩长短句》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号稼轩。

《诚斋集》南宋诗人杨万里，创立了一种新鲜活泼的诗体“诚斋体”，号诚斋。

《白石道人诗集》南宋词人、音乐家姜夔，号白石道人。

《文山先生全集》南宋爱国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号文山。

《王西楼乐府》明代散曲家王磐，号西楼。

《震川先生集》明末散文家归有光，号震川。

《洪北江全集》清中叶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号北江。

《定庵全集》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号定庵。

以作者的封号命名

《魏郑公文集》唐初政治家魏征，封郑国公。

《王荆文公诗笺注》北宋政治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封荆国公，谥号文。

《诚意伯文集》明初文学家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

以作者的谥号命名

《林和靖诗集》北宋诗人林逋，有“梅妻鹤子”之称，卒谥“和靖先生”。

《周元公集》北宋哲学家、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谥号元公。

《欧阳文忠公集》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谥号文忠。

《范文正公集》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谥号文正。

《宋景文集》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宋祁，有“红杏尚书”之称，谥号景文。

《司马文正公集》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谥号文正。

《于忠肃集》明朝大臣、爱国将领、诗人于谦，谥号忠肃。

以作者的籍贯命名

《孟襄阳集》唐代诗人孟浩然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

《昌黎先生文集》唐代散文家、诗人韩愈的郡望为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

《临川先生文集》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

《柳河东集》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亭林诗文集》清初思想家、学者、爱国作家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别号亭林，称亭林先生。

《鲒埼亭集》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浙江鄞县鲒埼亭（宁波）人。

以作者曾居住或任职的地方命名

《岑嘉州诗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在嘉州（今四川乐川）任刺史职。

《长江集》唐代诗人贾岛曾在长江（今四川蓬溪）任主薄职，人称贾长江。

《樊川文集》唐代文学家杜牧，晚年居住长安城南樊川别墅。

《小仓山房文集》清代袁枚辞官后曾侨居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

以作者的官职命名

《杜工部集》杜甫曾作校检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

《王右丞集》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高常侍集》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官至散骑常侍。

《高太史全集》明初文学家高启，曾为翰林院国史编修。

《宋学士文集》明代文学家宋濂，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

以作者的园名命名

《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晚年定居梦溪园。

《随园诗话》清代袁枚辞官后于江宁小仓山修筑随园定居。

以作者的室名命名

《七录斋集》明代文学家张溥，室名七录斋。

《惜抱轩诗文集》清代散文家、“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室名惜抱轩。

《聊斋志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室名聊斋。

《饮冰室合集》戊戌维新的领袖、政治家、文学家梁启超，室名为饮冰室。

以作者的堂名命名

《敬业堂诗集》清初诗人查慎行，堂名敬业堂。

《白鹤堂文集》清代中叶文学家彭端淑，堂名白鹤堂。

以帝王年号命名

《白氏长庆集》唐代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的诗文集编于唐穆宗长庆年间。

《元氏长庆集》唐代诗人元稹的诗文集编于唐穆宗长庆年间。

《嘉祐集》北宋散文家苏洵的文集，此集为宋仁宗嘉祐年间编辑而成。

——《考试报》（高一粤教版）2006年2月29、30期

篇2：试论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四大原因

但是与古人的客观愿望相反的是, 古代书籍典册的保存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长久,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来, 至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是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甲骨文档案资料, 商周以前的书籍典册没有一个能保存下来, 不管它用的是青铜、石质、竹木、甲骨、皮革等哪种材质, 都已彻底损毁掉而无法考证, 不但使许多历史传闻无法得到印实, 并且使后世对于上古时代的书籍究竟是什么样子, 只能在猜疑之中了。特别是书籍进入到帛书和纸质书时代之后, 因为材质的原因, 书籍损毁的原因增多, 书籍失传的机会就更多。本文在收集了大量的论据的前提之下, 对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原因进行论证, 共分为如下四大原因。

一、政治原因

所谓政治原因, 是指因为某个朝代的当权者出于某种统治思想, 而产生了对于某种学术派别或思想体系的厌恶, 于是便会对其大加封杀, 甚至销毁其著作, 进而对珍贵的书籍典册造成的损毁。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 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博士淳于越因面刺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 非所闻也”, 引起了丞相李斯的反感, 李斯陈言云:“今陛下创大业, 建万世之功, 固非愚儒所知……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 黥为城旦。”李斯指出当世的“愚儒”有“道古以害今”的倾向, 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 于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212) 他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 并下达了严厉的焚烧私人藏书的命令, 焚烧的书籍种类包括儒家的经典《诗》、《书》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 还要求“非秦记皆烧之”, 这种焚烧古代书籍典册所造成的破坏力在西汉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史记·儒林列传》有云:“秦时焚书, 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 流亡, 汉定, 伏生求其书, 亡数十篇, 独得二十九篇, 即以教于齐鲁之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 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 于今独有《士礼》, 高堂生能言之。”《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秦拨去古文, 焚灭《诗》《书》, 故明堂石室金玉版, 图籍散乱。”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古代书籍的流传主要靠手抄, 没有大批量生产的可能性, 所以当时的书籍大多都是孤本流传, 每一本书籍的损毁就意味着一种思想或知识的消亡, 秦始皇焚书造成的这场书籍典册的浩劫, 使得西汉史官司马迁痛心疾首:“史记收藏周室, 以故灭。惜哉!惜哉!”

其实, 秦国的焚书活动并非仅此一次, 早在秦孝公三年 (前359) , 秦国就已有了焚书活动, 《韩非子·和氏》有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诬告坐之过, 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这次秦孝国公的焚书活动比秦始皇的焚书活动足足早了147年, 是由变法家商鞅亲自提议并亲自主持的, 于是, 秦孝公“开中国历史上有预谋地话语剥夺和愚民政策之先河”, 也使得许多珍贵的书籍典册彻底失传, 给后世学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二、战争原因

战争原因是指因连年战火和朝代的更迭而造成的各种经济上的损失, 其中当然包括书籍典册的损失, 史学者把这种遭遇称之为“书厄”, 就是指书籍不断遭受自然或人为力量破坏的社会现象, 隋代学者牛弘提出中国古代书籍的“五厄”, 明代学者胡应麟又补充“五厄”, 近代学者祝文白又续“五厄”, 共计有十五次“书厄”: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之祸、西晋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和周师入郢、隋末混战、唐安史之乱、唐末战乱、北宋靖康之灾、南宋绍兴之祸、李自成陷北京、绛云楼之烈焰、清高宗之焚书、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中华民国时代的八年抗日战争。在这十五厄中, 除“绛云楼之烈焰”之外, 全都是战争原因造成的书之厄运, 而且这每次厄运, 所造成的图书损毁的数量都是惊人的。仅以汉朝为例, 自西汉王朝建立之后, 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大力收藏儒家经典, 并设有兰台、石室等官方藏书机构, 对书籍的编撰、征集投入了极大人力和物力, 收藏书籍就达到了一万三千余卷。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 其在位的十余年里战乱频仍, 战火连绵, 特别是公元24年, 赤眉军与更始军互攻于长安, 宫室被焚, 造成“礼乐分崩, 典文残落”, 《文献通考》有云:“王莽之乱, 焚烧无遗。”又如东汉时期, 帛书的出现和蔡伦造纸术的发明, 再一次带来了古代书籍史上的革命, 于是书籍的流通更加便捷且成本降低, 藏书者数量增加, 书籍的收藏量也大幅度增长。然而在东汉末董卓专权, 董卓为逃避诸侯的征讨, 挟天子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 并放火将洛阳城烧成一片废墟, “图书缣帛, 军人皆取为帷囊, 所收而西七十余乘, 属西京大乱, 一时燔荡”。

在战争中, 不仅是不爱惜书籍的兵匪在焚书, 就连爱书如命的人也不得不焚书, 如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灭齐建梁, “兵火延烧秘阁, 经籍遗毁”, 其子梁元帝萧绎继位后, 非常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 为避免战乱毁书的结局, 梁元帝萧绎曾下令将文德殿藏书运至江陵收藏, 藏书最多时达到十四万卷。然而于五年后, 西魏军队攻城时, 梁元帝竟然下令“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后才出城受降, 史称“江陵焚书”。又如南唐后主李煜, 精通书法, 善绘画, 通音律, 诗和文造诣极高, 也是个酷爱书籍之人, 但在宋军攻破金陵之时, 李煜命保仪黄氏把宫中所藏书画珍玩尽情焚毁, 及城陷落, 黄氏举火焚书, 无数的珍本书籍又遭书厄。

三、人为原因

所谓人为原因, 是指书籍在某些偶然场合里, 在某个人手中遭到破坏, 这种破坏虽不及一场战争中损毁的书籍典册的数量那么多, 但就书籍流传的意义来看, 这种破坏力仍是不可小觑, 这方面常见情况就是盗墓贼对地下埋藏的书籍典册的损毁。因为中华民族历来有“事死如事生”的风俗, 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要大批地带入地下, 其中当然包括了书籍典册。于是盗墓行当也因厚葬之风而起, 盗墓者多是一些只识得金玉之器的无耻之徒, 他们的目光只盯着古墓里的金玉, 对于竹简等珍贵的典册却视而不见, 甚至大肆破坏之, 其中破坏最大的要属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一事,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初, 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 得竹书数十车。……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 及官收之, 多烬简断札, 文既残缺, 不复诠次。”这件盗墓事件发生在公元281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 3号“金”字墓, 将墓中他认为没有价值的竹简随便踩踏焚烧, 后经当地百姓报告官府后从墓中得竹简数十车从汲地运往都城洛阳, 又经束晳等人整编出《竹书纪年》等书, 《竹书纪年》是晋朝之前的史官也不知道的一部纪年史书, 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年体史书。因为不准盗墓时焚烧和踩踏竹简, 致使“烬简断札, 文既残缺, 不复诠次”, 想必毁掉的典册不少, 也许其中就有更珍重的史料彻底消失了。从学者将《汲冢书》的出土视为与殷墟里甲骨文的发现、西汉武帝时孔子旧宅中古文《尚书》和《论语》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共同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来看, 就可得知不准一人对中华文化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商周时期, 图书为皇家官府所垄断, 只有官府才有图书的收藏权,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随着社会制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书籍的收藏也从国家收藏转为诸侯收藏, 进而转化为个人收藏。私人藏书到了唐代已成规模, 有了私人藏书楼的出现, 至明清时代私人藏书已规模庞大, 成为古代书籍典册收藏的一种力量。而不幸的是, 私人藏书不是以图书信息的流传为主要目的, 而是以私人拥有图书为目的, 所以珍贵的图书一旦进入私人藏书楼, 也就意味着与世人隔绝, 从此不见天日而成为藏书家本人的爱物, 因此封闭性就成了私人藏书楼的一大弊端。如明代著名的澹生堂藏书楼, 其主人祁承爜为子孙立下了“读毕即入架, 不得入私室”的规定, 明清两代的范氏天一阁藏书楼的规矩则更为严格:“凡阁厨锁钥, 分房掌之, 禁以书下阁楼, 非各房子孙齐至, 不开锁。”此种封闭式的藏书法, 已完全失去了书籍向全社会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和价值, 只是一种小生产文化方式的存在形式罢了, 而且私家藏书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其管理力量就显得薄弱, 一旦遇到天灾 (如火灾、雨水) 和人祸 (如盗窃) , 私人藏书楼就会受到严重损失, 如著名的明末清初的江苏常熟绛云楼藏书楼, 其中藏有极为珍贵的3900部宋元版典籍, 却于清顺治七年 (1650) 的一场大火中全部损毁。

四、自然原因

自然原因, 是指书籍典册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 因潮湿、虫蚀、鼠咬、霉变而造成的自然损坏。中国的书籍经历金属、甲骨、简册、帛书、纸质等时期, 除金属比较坚固之外, 其他几种材质都是很容易被自然环境损坏的, 所以自周穆王时期, 就有了对书籍典册的保护意识, 周穆王在巡视天下的过程中, 曾在一个名叫“羽陵”的地方曝晒携带的书籍以防潮湿, 后世才有了“曝书”的传统, 故《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用了崔寔《四民月令》语云: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 习俗然也”。为了防止虫子蛀蚀, 古人又有了用有毒的中草药 (如黄檗、花椒、百部、白矾) 掺入造纸的纸浆里, 以防虫子和老鼠对书页的蛀蚀, 故清代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卷六有云:“《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杜预后序, 又刻印云: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 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玉贞等奏闻, 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 多为蠹鱼饬牍, 不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永无蠹蚀之患。”这种现象恰恰说明, 潮湿与虫蚀是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一大原因。

综上所述, 可知古代书籍在保存过程中, 所遇到的危定之多, 难度之大, 因此, 现存于世的古籍典册就弥足珍贵, 更应当加大力度去保护之。

摘要：书籍进入到帛书和纸书时代之后, 因为材质的原因, 书籍损毁的原因增多, 书籍失传的机会更多。本文在收集了大量的论据的前提之下, 对古代书籍典册损毁的四大原因进行论证。

关键词：古代书籍典册,损毁,四大原因

参考文献

[1]昌彼得.中国图书史略[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6

[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篇3：中国古代东沙群岛命名的考释

关键词:

中国古代;东沙群岛;考释

收稿日期:2010-02-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晚清时期中国南海疆域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07JC770010)。

作者简介:郭渊(1971-),男,吉林松原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地;卢明辉(1971-),男,河南信阳人,厦门大学宣传部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地;张明亮(1970-),男,河南洛阳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地;郑泽民(1971-),男,湖南衡山人,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南海疆域问题。

中国闽粤沿海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最早发现了东沙群岛,并给予命名。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诸多的历史图籍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东沙群岛的构成、地理方位和特征。本文试图从地图学、地名学等角度,并结合现代学者对南海诸岛的地质地理研究成果,考释有关东沙群岛的古地名。

一、清代图籍中东沙群岛的古地名

清初以来,记载包括东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图籍越来越多,内容也越详细、具体,东沙群岛有了明确的称呼,其中《指南正法》、《海国闻见录》以及《海录》等书都是比较有名的著作。成书于康熙末年的航海针经的《指南正法》中记载,南海诸岛中有“南澳气”,这是关于东沙群岛的专门称呼,并沿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指南正法》中记有:“南澳有一条水屿,俱各有树木。东边有一个屿仔,有沙湾拖尾,看似万里长沙样。近看南势有一湾,可抛舡,是泥地,若遇此山可防。西南边流界甚急,其中门后急可过舡。西北边有沉礁,东北边有沙坡,看似万里长沙,拖尾在东势,流水尽皆拖东,可记可记。若见此山,用乾戌使陇,是大星。”[1](P.121-122)

书中的“东边有一屿仔”,是指东沙岛;“西北边有一沉礁”,指的是危险地带,在岛西十多公里处,有一暗沙,低潮时露出水面,高潮是隐没水底,对航行威胁很大;“东北边有沙坡”,是东沙环礁,因低潮时,东沙环礁的东、南和北部礁盘不完全露出水面,乍看起来像一个山坡;“西南边流界甚急,其中门后急可过舡”,也很符合现代东沙岛水道的实际情况,该岛南北方各有一条水道,沟通外海与礁盘内的浅湖,南部水道较深广,障碍少,一般轮船可以使入停泊岛旁[2](P.69)。东沙群岛东部的“沙湾拖尾”,指的是“龙摆尾”的沙滩,在每年不同方向的季风吹动下,时而摆向西北,时而摆向东南,犹如一条沙龙在海中摇动尾巴。书中讲述了由此行船,用乾戌方向,可行至——“大星”,即今广东省惠东县南海上[3](P.76)。

今人章巽所著《古航海图考释》一书中,载有民间航海家手抄航海图69幅,据章巽先生考证,其形成年代与《指南正法》成书年代相当。《古航海图考释》中最后一幅航海图,在注记中有“中可过船,流界甚急,”“正北有沉礁”,这与《指南正法》“南澳气”条中记载的内容相符,显然这幅民间航海图所绘的,当为南澳气,即为东沙群岛[4](P.142-143)。这幅古航海图内容颇为详细,是一幅珍贵的古代专绘有东沙群岛的最详细地图。

1730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中所附“四海总图”,绘有“气”、“沙头”。据方位及记载看,“气”即南澳气,指东沙群岛;“沙头”即沙岛之头,南海诸岛中,沙岛自东沙群岛开始出现,故“沙头”亦指东沙群岛。书中说:“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蝼古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州,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漈。北浮沉皆纱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阔四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纱限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5]

东沙群岛南部延伸至广东洋面,称为“万里长沙头”;再延伸至海南岛东部的万州洋面,称为“万里长沙”,而万里长沙的南部至七洲洋,则称为“千里石塘”。清代时东沙群岛之名屡有更改,至清末谢清高的《海录》一书中始称其为“东沙”,并对其地理特征作了较为科学的介绍,“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萬山东,故呼为东沙。往吕宋、苏禄所必经。其沙有二,一东一西,中有小巷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仅有丈许。”谢清高所说的“东沙”,指东沙群岛的主要部分,即东沙岛和东沙礁。“东沙”之名也从此沿用至今[6](P.25)。从该岛的特征和形状来看,“其沙有二,一东一西”,“东”者,即指位于东面的东沙礁,东沙礁是珊瑚礁体,呈一环形地貌,中间为一浅湖。

继《海录》之后,清代的许多文献,均以“东沙”之名代替“南澳气”称呼东沙群岛。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斑录》卷一《中国外夷总图》中就标有“东沙”、“西沙”和“石塘”[7]。“东沙”指的就是东沙群岛,“西沙”指的就是西沙群岛,“石塘”指的就是南沙群岛。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用“东沙”标记东沙群岛的地图了。1881年7月王之春绘制的《沿海舆图》也标有“东沙”。

二、近代以来中国闽粤渔民记载的东沙岛土地名

中国闽粤渔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有许多关于东沙岛的称谓,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可称为东沙岛的“土”地名,即沿海渔民的俗名。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因其在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之东,清末之时闽粤渔民称东沙岛为“大东沙岛”。在生产实践中,沿海渔民对东沙岛地理方位了解得很清楚,“大东沙岛,在广东汕头正南,向属碣石镇(今属陆丰县辖),孤悬海外,北距惠州甲子门约百二十海里,东北距汕头约百四十海里,西北距香港百七十海里。东北西北两端突出,中成凹状,高出海面四十余尺,地质系积沙,有大沙环其四周,此沙岛之所以名也。”[8](P.110)文中有关东沙岛地理方位和隶属关系的记载,基本是正确的。

东沙岛的西部原有两条沙堤伸出,包围着一个小海湾,“沙迹围抱,作半月形”,使东沙鸟看似一弯新月。我国福建南部方言称海洋中的“礁”为“塘”,而东沙岛出露水面,平面形态又象新月,所以又有“月牙岛”及“月塘岛”的名称。东沙岛为多风之岛,沿海渔民称之为“风窟”。“三日之内必有一次风,风来之际,声如爆竹,唯该岛起风时,在百里以外之船,竟有不知者,故航海家往往呼东沙岛为‘风窟’。”[9](P.3)此处指冬季来临之时,东北信风来临,天气多雾,“五里外不得见礁缘之破浪,非接近至一里时,难以辨认。”[10](P.26)也就是说,只有到了1英里之内才能看见到边缘的激浪。渔民根据东北、东南信风的交替变化,来确定自己的作业时间,一般来说全年都可作业,“每年往东沙岛三次,自正月开行,至四月间回澳为第一次。五月至八月为第二次。九月至十二月为第三次。”[11](P.61)

东沙群岛还有列强所擅自更易的名称。1868年英人蒲拉他士(P.ratas)航海遇风,飘入我东沙岛,便擅自用他自己的名称我国的东沙岛。此后,英国海军部还非法测绘了我国的东沙群岛,图名也就叫做《蒲拉他士岛图》。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人不断南下掠夺南洋水产资源。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一伙人,侵占我国的东沙群岛,盗采鸟粪,经营水产,擅自改称东沙岛为“西泽岛”,又称两个暗滩为“西泽滩”。后经当时我国政府交涉,日人讹索了我国十三万银元,方将东沙群岛交还我国[12](P.21)。这便是东沙群岛又有“P.ratas Islands”(蒲拉他士岛)及“西泽岛”等外国名称的由来。

三、中国古代对东沙群岛命名的意义

中国古代对东沙群岛的命名,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从东沙群岛古地名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它反映着东沙群岛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某些特征。“南澳气”、“沙头”、“万里长沙”、“风窟”等古地名,主要表示东沙群岛处于特定地理空间位置上:“南澳气”指东沙群岛在南澳之东南,两者在地理空间距离上较近;“万里长沙头”指当时人们认为南海诸岛的地脉由东沙群岛开始,绵延几千里,直到加里曼丹岛。另外,这些古地名也展现出东沙群岛某种确定的自然地理特点,无论是“气”还是“沙头”,当时的人们认为东沙群岛是由“浮沙”所成,东沙群岛多风,当地人又称之为“风窟”。

第二,东沙群岛古地名的產生和发展,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最初是与南海诸岛其他几个群岛共同被提出来并认可的,后来在中国频繁的对外交往和沿海渔民的生产实践中,人们才逐渐地明了它的地理特征、构成和岛礁之间的空间距离。在航海实践中,人们对东沙群岛的命名,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并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例如,“东沙岛”之称谓从晚清沿及至今,并被逐步确定下来。晚清时期,英国、日人企图利用对东沙岛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殖民愿望,遂对东沙群岛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东沙群岛的古地名,最初是由繁衍生息于此的沿海渔民以其语言命名的,这就赋予了它民族性的特征。因此,东沙群岛的古地名反映着闽粤沿海渔民发现、开发东沙群岛的历史。东沙群岛的古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也随历史发展而发生变化。由于地名的社会性,使通行后的东沙群岛古地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保持不变,例如“南澳气”的称谓延续达百余年,这又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这种稳定性主要是与该命名所反映的当时人们对东沙群岛的自然地理特征的认识有关。

东沙群岛的古地名是中国人民航海实践的产物,表明东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不仅有中国的图籍和历史遗迹、考古作为证明,也为他国(英国)历史记述、所绘制的地图所承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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