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

2024-04-28

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精选6篇)

篇1: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

论法律事实

法律是由权利和义务所构筑而成的逻辑规范体系,然而,一切权利和义务,进而,一切法律规范,都可以还原为事实问题。因此,法律事实是纯粹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自表面看,似乎纯粹法理学除了研究规则,便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事实问题,从而它只是一个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我们认为,其实不然。因为任何法律规则都不过是既成事实的语言(文字)表达而已。法律所反映的,只是“事物的法的本质”,规则存在于事实当中,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存在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法律选择,同时,我们的法律选择只有作用于我们的存在事实中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否则,规则只能是僵死的。因此,正像语言分析学说必须涉及语义-语言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所指)那样,以规范分析为使命的纯粹法理学同样要涉及法律规范的所指问题。这一问题就是法律事实。

一、法律事实的含义

通常,我们对法律事实置于法律关系理论中,从而法律事实成为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原因。这样,对法律事实的如下解释似乎就顺理成章:“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实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只有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才能引起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法律事实的概念又反映了法律调整受到具体社会生活情况和社会事实的制约。”这样,法律事实在法理学中缺乏应有的研讨,法律事实也只能是人们研讨法律关系时的副产品。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至少存在四种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其一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尽管在实在法的范畴体系中,该种事实也许尚未经过法律的调整,因而也不可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然而,它自身却在预示着法律,预示着规则。因为我们知道,归根结底,法律只是事物关系的规定,而不是相反,法律反倒成为事物关系的规定。虽然在法律主治的现代法制背景下,我们经常地被一种倒果为因的假象所迷惑,以为事物关系乃由法律所规定,但这种假象自身也在表明另外一种真实:只要实在法大体上反映着事物关系的规定性,那么,事物关系也就同样会大体上接受法律的安排。但无论如何,法律不能代替事物关系的规定性,相反,法律必须要被事物关系的规定性所规定。

其二是规范事实。法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事实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法律规范自身也构成为一类“法律事实”,法律规范就是独特的法律事实。如前所述,法律是社会事实之规定性的规范表达。但是,一旦法律从社会事实的规定性中被抽象出来,并且通过文字符号得以表达,那么,以文字符号被抽象和表达的规范本身就成为一种符号事实,规范事实就是把自然或社会事实的规定性构织进由语言所构造的法律符号中。所以,当我们说规范事实时,也就是在说表达为法律的语言事实或者符号事实。恰恰是这种符号事实的存在,才能使相关更多的主体交往事实被纳入到法律调整过程中。尽管法律规范派生自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事实,但一当其从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事实独立出来,则意味着它是一种独在的社会存在,意味着我们在研究法律事实时必须关注作为规范而存在的法律-这种“法律事实”本身。

其三是引致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狭义的法律事实。严格说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一种事实结果,而引致它们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则是原因。进一步分析可知,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间有时体现为纯粹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因自然现象或者不可抗力现象等事实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之间,明显地体现为因果性存在关系;但是,它们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样特别分明地体现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是模糊的。特别是在主体行为和法律关系之间,由于主体行为本身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主体行为永远置于法律关系(要么“对人的”、要么“对世的”)之中,因此,作为原因的法律事实(行为)和作为结果的法律关系之间事实上又处于一种互为原因和互为结果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同时,该种法律事实仅仅是法律事实的一种,它并不能全面地代表法律事实的概念。当我们仅仅以之作为法律事实时,显然有嫌对法律事实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1][2][3]

篇2: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

1、小孩的抚养及抚养费问题:

从案件得知,被告有暴力倾向,小孩应由原告抚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抚养费,至于时间长短和金额规定,有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法院调解。

2、原告被殴打所导致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用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全额赔偿这些费用,但前提是原告必须证明这些费用是由于遭受虐待产生的。

3、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五)、(六)项的规定,被告对原告因遭受被告虐待产生的精神损害应当全额赔偿,但是原告需要去举证案中所诉求的因被告的第三者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

4、双方是否都有第三者介入,哪方在该婚姻关系中存在问题:对于第三者,双方都有此传闻但无具体证据证明对方有第三者的存在但是,被告一直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故被告殴打是这段婚姻关系问题存在的原因。

5、商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被告个人财产:

虽然被告强调商品房是被告婚前个人财产,但并无证据证明,并且在房产证上明显写有原告为共有人。所以商品房为夫妻共同财产。

6、财产应如何分割:

篇3: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

法律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人民陪审制度功能的弱化, 不是法律发展的初衷。大量司法实务都反映, 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 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更符合国内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情况和案件审判规律, 是提升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增强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的有效途径。因此, 法律在保障公民陪审权、扩大参审范围的同时, 还应当通过对人民陪审制度的全面修正, 进一步捍卫司法审判威信与震慑力, 加强法律的规范作用, 为法院拓宽案情分析视角、有效避免法官因特殊范围的经验不足而导致审判失误, 以及有效防止司法决策过程中的主观片面和独断专行等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二、法律审与事实审的法理辨析

我国法院审判一向十分重视法律审查, 相较于此, 对事实审则显得较为草率, 无论是初审还是复审, 都未有严格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 仅关注案件的事实问题并以此展开反复审理。然而事实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高度重视事实复审问题, 恰恰是因为下级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着不同“各式各样”的问题, 最高院的复审多数在于担心出现可能的“冤假错案”。而二审法院之所以反复强调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审查”, 甚至不受上诉或抗诉范围的限制, 也是考虑到一审法院的审判过程过于快速, 在证据采纳方面过于草率, 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着简单粗糙的问题。基于上述审级制度现状, 不难发现在实际司法审判中, 一审注重法律对依据 ( 证据) 的采纳, 二审则注重事实审查的科学性有效性。因此, 使得人民陪审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一审级制度的影响, 由此期待能在一审阶段能对法律证据有丰富的补充, 所以, 方才对人民陪审员提出了法律审的要求。

而从无到有, 从简单规定到单行法律条例, 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分离决定经历了数十年的实践和理论补充, 近年终于落实陪审制分离, 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司法改革要求将传统的法律审与事实审结合调整为:仅参与事实审, 藉此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解决“陪而不审, 合而不议”的陪审问题, 强调了陪审员职权调整在于如何充分发挥陪审员职业和生活经历的优势, 进而与职业法官形成互补, 拓宽法院分析案情的视角, 继而以有效降低法官因特殊范围的经验不足而导致审判失误风险, 以最大限度预防司法决策过程中出现类如主观臆断等问题。

三、审判监督采取法律审与事实审分离的原因

众所周知, 法律的威慑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重罪的发生, 对于保障社会安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 法律审与事实审对于人类生存权利的本质又和社会人文价值取向有着一定的冲突, 故对于法律审与事实审的讨论也是一直在学术界和政治界中延续。在我国法律审是需要遵循合宪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基本原则。按照司法实践和专业法律理论的认知, 法律审是指事实已经查清, 双方没有争议, 仅对适用法律争议即如定何罪、判多重等, 人民陪审员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 对相关案件提出审理意见; 而事实审则指人民陪审员只注重事实认定, 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这样做是因为案件的事实认定很多时候需要借助相关生活常识来辅助判断。法院审判讲究的合情合理, 合理就是要有法律依据, 合情则要有事实依据。法院的职业法官的法律素养及职业水平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法官都精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考虑到制度存在的缺陷性, 通过借助第三方即人民陪审员来作为法院审判的一种补充。而这种补充, 主要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 借助部分比较熟悉相关背景知识的陪审人员的经验, 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公平, 最大限度避免因为法官的事实依据不确凿而酿成误判后果。

四、审判监督适用法律事实相分离的主要作用

( 一) 强化了陪审制对法官的监督

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调整后,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之间正真做到了“各司其责、各尽其职”。术业有专攻, 法官的强项就运用法律, 将事实的认定交给专业的陪审员来完成, 是法律改革的新方向。法官可以对法律方面审查更加细致严谨, 也不必担心非法律领域判断的失误; 陪审员则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在事实认定方面尽量保证客观科学, 也不必担心因法律专业方面的不足而无法审议。法官和陪审员在互补中相互制约, 不仅让“陪而不审, 审而不议”的现象消失, 而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和约束。

( 二) 有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价值

在法院审判中实施陪审员制度, 其实就是要依靠陪审员的丰富社会阅历, 熟悉社情民意、风俗民情和市井社会的优势, 在事实判断上作出最符合实际的裁定。陪审员虽非法律专业人士, 但大多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具备识别和判断案件证据材料、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 特别是在一些专业领域如医患纠纷、股票买卖纠纷等的案件中对事实的判断方面一定强于法院法官。人民陪审员认定案件事实, 是从情感、生活、经验及人情等方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的逻辑性和真实性, 是一种感性的判断, 这恰好与法官严谨的推理及缜密的法律思维形成补充, 正真做到审判的合情合理, 不至于让普通百姓对法律的威严而反感。有利于体现陪审员制度的价值。陪审员可以充分发挥事实审查的主观能动性, 具有相对独立性。

( 三) 推动了司法体系调整和变革

人民陪审员陪审权的调整, 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陪审员就是对事实的认定负责, 因此事实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关键, 而其他的诸如诉讼程序、庭审计划、证据规则、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相互分离的规则、庭审程序规则、法官指示规则等等都要作出变动, 甚至重新修订。本文认为陪审员只参与事实的认定, 是陪审制度和审判制度全面修订的一次重要契机, 抓住了陪审制度的主要矛盾, 从而有利于充分理顺先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总之, 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修改, 将会引起司法观念、程序制度、诉讼规则等一系列重大变革。

须注意的是, 陪审员也非万能, 同样存在对事实认定过于主观而作出错误裁定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影响案件最终的裁定, 毕竟在法律面前, 确凿的证据才是法院审判的依据。人民陪审员作为第三方可以使法院的审判更趋于客观公正, 对事实的认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认定。所以, 让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 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更加符合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情况和案件审判规律, 能增强司法的社会公信力, 也有利于调动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

五、对于法律审与事实审模式的相关改善建议

在国内现行法律中, 虽规定参与法院审判与法官具备同等权利, 但并没有明确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 这是导致“陪而不审”的直接原因。陪审员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 在陪审过程中陪审员表决的权威性无法与专业的法官决定相比, 大家更多的是遵从法官的意志, 无法真正实现陪审员独立的决定权, 也无法与法官的决定形成制约。同时, 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 2004 年颁布) 中明确规定了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机制, 陪审员的产生、任职条件、权利、培训、任期、收入、回避以及违规追究责任等基本内容, 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整权威性。制度刚执行期间有效遏制了“陪审员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 但是随着执行时间的延长, 其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陪审员权利受限未彻底解决。因而无法达到陪审的效果和目标,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也因此而无法体现。鉴于这种情况, 为了能让陪审员制度发挥真正的作用,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 2015 年颁布) 中结合陪审人员的专业局限、行业特点及生活经历等因素考虑, 将调整陪审人员的参审职能作为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首次从法律上要求人民陪审制度实行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 让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审理。此外, 就此次调整笔者还有如下建议:

( 一) 保证人民陪审员依法独立地认定案件事实, 防止法官对人民陪审员认定案件事实产生干扰, 让人民陪审员在法官不在场的情况下, 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由此, 设定参与案件审理的人民陪审员人数为单数, 如3 至9 人。当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人民陪审员认定的案件事实不一致时, 应当向当事人释明, 并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由此, 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产生直接制约和监督作用。

( 二) 独立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事实审的功能, 增加专门的人民陪审员庭审询问环节, 即在庭审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等法庭调查环节, 如果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情况下, 应该赋予人民陪审员权利与义务, 对相关案件的具体事实进行发问, 以进一步帮助其把握案件事实的细节。此外, 同时改善裁判文书写作模式, 在最终的裁判文书中加入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意见, 以此强化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地位和价值。

六、结语

综上所述, 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是践行公正公平、制度人性化的具体体现; 同时, 司法改革和调整, 也使得陪审员制度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更贴合国家政治民主的本质要求, 亦有利于人民群众更深层的了解审判工作, 便于我国法律知识的广泛普及, 从而促进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 最终有效扼制司法腐败。

摘要:审判监督模式将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是完善司法体系的重要环节, 有力的推进了法律制度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 也是司法向公正、实事求是, 迈进更为先进的法治体系的重要体现。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中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推行“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审, 不参与法律审”的改革, 即本文所述“法律审与事实审分离”的决定, 切实保障了人民陪审员的应有权利, 也使之审判监督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陪审监督和相互制衡的实质作用。基于此, 本文围绕此次司法改革对人民陪审员参审职能的调整进行了分析研究, 重点阐述推行法律审与事实审分离的法律辨析及其分裂的主要原因, 并以客观视角出发阐述了两者分离对于司法审判监督的裨益之处, 并结合实践提出了完善法律审和事实审模式相应建议。

关键词:司法审判,事实审,法律审,人民陪审员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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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法律事实的语用客观性

关键词: 事实 法律事实 语用学 客观性

引言

在法律论证理论中,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推理形式、规则建构和法律解释上。但在司法实践中,判决最大的困境大部分并不在于逻辑上的演绎,而在于大小前提的选择认定。没有一个真实的案件事实,多么精准的逻辑推理,也只能制造冤假错案。例如2005年的“佘某杀妻冤案”,佘某是否杀人才是整个判决的核心,但是,正是如此核心的案件事实却被错误判断,导致了一个无辜的人蒙冤入狱11年。在无数的法律争端中,有关事实的评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假如人们对有待承认的规范性语句没有异议的话,那么一个判决将只取决于其所依据的事实。但是,学界对于法律事实的客观性却一直争论不断,究竟何为客观事实,何为法律事实,以及法律事实的客观性标准是本文所试图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一 事实的客观性辨析

对于事实的涵义罗素在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所做的导论中说过:“严格的说,事实是不能定义的。” 在《我们关于外界世界的知识》一书中又指出:“事实乃是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等有关事物的情况,而不仅仅指事物本身” 。尼采则认为每个事件既是“表象”又是“处境”,我們在解释的时候也必定被他人解释,解释的生命在于相信只有解释。尼采此处所说的解释即是主观性命题的描述,事实乃是对呈现于感官之前的实际情况的一种描述,通俗点说就是事实是主体用概念所接受的感性呈现。 斯特劳森则认为:“事实是命题所陈述的东西,它们不是命题存在所涉及的东西。它们不是像物或眼前发生的事情那样被目击,被耳闻或者被亲眼看到。”

我们看到,不管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认知甚至是主客双重属性,罗素和尼采的看法始终没有摆脱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而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后,不仅斯特劳森,维特根斯坦也重建了事实的实践意义。事实的这种意义等同于语言的使用,而就“使用”这个概念预设了“规则”的概念,规则的概念预设了对错的可能性,也预设了可批判性,而对规则的遵守只能公开或作为一种实践才是可能继续。对于尼采和叔本华所揭示的对于客观性的主观认识是不可能完成具有真假对错的判断,不可言说的私人性不能成为知识的范畴。只有在可辨认的环境下进行的、可重复的、和公开的社会行为,规则才是可能的。语言是世界中的社会行为,同时语言又是客观性的形式,世界和人类行为最初都通过语言被建构为确定的可识别的东西。语言规则、客观环境和行为的社会模式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被维特根斯坦称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初数据和原初现象,也是人类的生活形式。依据事实的语用性特征,事实的可理解性就是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理解并不是重现当事人的意向,不是一种心理状态,也不是理论性的表达,本质上它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意味着与行动者建立一种实践性的沟通关系,采用他的“生活方式”,参与他的文化。

二 法律事实的概念辨析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事实的描述是语言运用的过程,我们参与其中才能够理解它,这样的理解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属性。法律事实作为一种事实的发生具有鲜明的法律规范性的特征,事实真假的判断标准如何建立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法律事实本身。

法学界对法律事实的定义也意见纷呈。主要包括如下几种观点:

1)法律关系变更说,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情况就是法律事实。

2)客观事实说,法律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并能够被证据确认的客观事实。

3)构成要件说,法律事实必须等同于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构成要件。

4)因果关系说,其认为不管是自然事件还是人为事件,当它与生活事实相关,并产生法的意义时,即可成为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成为法律事实。

5)法律适用前提说,法律事实是三段论中的小前提。

6)法律规范说,法律事实是指实证法规范之生活事实亦即指法律事实所指称者,一直是发生于或继续存在于具体案件中之事实或状态。 郑永流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将建构小前提的过程描述为 :生活事实经过人们的规范性价值评价,通过诠释的方法将生活事实归属于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则是求真的过程,即被法律评价过的生活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的验明真伪,这个证明的过程,是对物证和言辞证据的论证过程。

7)双重属性说,法律事实即法律规定的,被法律职业群体所证明、由司法裁判人员依照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具有规范性和客观性两个属性。

上述的定义从不同技术层面反映了法律事实两个层面,首先它发生了,其次进入了法律评价范围内引起其他后续诉讼事实的发生。一般而言,学界通说认为,事实包括生活事实和法律事实两个层面。但这样的定义未能更进一步的揭示出法律事实是这样一种事实,它是在法律规范的语境下才得以确立其真伪的价值标准,如果脱离交往沟通语境,任何法律事实的确信都是没有标准可以参照的,在一个系统的生活过程中无法获得认知的标识。我们通过说出一个法律事实的过程完成了这个行为,但无法获得他者的认同,这样的行为本质上是独白式的无法完成法律事实的真假判断。

三 法律事实客观性基础

(一)真实本体论基础的检讨

我们在追寻法律事实客观性的过程中,必然以最大程度的还原真相为根本,但是实践中客观真理论在理解客观性概念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预设,是主体与客体,命题与实在的对应关系,其目标也正如麦考密克所言“任何法律诉讼均预设了法庭能够重建过去所发生事实的真相这一条件”。 但是,正如波普尔的理论,虽然认可真理符合论-----真理与事实的重合,但是,他也清楚的看到,语言或者说是命题与事件之间的鸿沟,依靠独白式猜想的弥合,恐怕不能有任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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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法律事实是法官对于事实的一种认识,不管真理符合论还是法律符合论,在哲学的论证中,它最终的走向都是认识符合认识。哈贝马斯对此有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事实被人们用语言或者称之为命题描述之后,就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如此,事实的真假并非全然取决于事件本身,更多的是陈述者的立场和真诚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对于主观不确定性的质疑。

对于主客二分思维所带来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依靠传统的思维模式,似乎并未能形成统一的见解,人们依然在为真相争论不休,并不断挑战司法的公信力。

(二)语用本体基础:语境和共识

但是,我们从语言学出发在迈向语用学的途中,发现依据维特根斯坦的事实的涵义,我们也理解了法律事实不过是在规范语境下的一场游戏,我们要想在这场游戏中必须要的前提是可以为对错、真假寻找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的生活形式是不可证立,不可批判的。但是,规则作为一种生活事实,语言的主体间性规则可以为主观的信念和观点创造出发展的可能性。理解这种可能的客观性只能由语言使用的具体生活情境中产生的不可分离的语法规则系统来保障,换言之就是把一切依赖于情景的言语行为均理解为在原则上心理的、个人的现象。在法律事实的建构上,必须通过言语行为背后的、应当与它们明确区分开的,一个统一的、同质的、包容性的关系系统来解释这些言语行为的主体间可理解性。由于一切社会行为及其产物都具有某种客观性意义,因此把社会生活的所有形式、制度和对象都化作语言、作为复杂的符号系统加以理解至少对于既定的群体成员来说是有意义和可理解的。我们在建构法律事实的客观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法律事实的建构是建立在具体规范情境化基础之上,而这些具体规范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法律结构中。法律是构成实体性的伦理,建构客观的法律事实如若依据商谈模式的分析则需服从这种伦理。作为实践商谈参与者的全部相关者同意的规范才是有效规范,任何关于规范的这类商谈只能在特定伦理生活方式的边界内展开,这种原则是程序性的,并在这种意义上是可普遍适用的.另外据图尔敏的论证图式的发现,我们将证立规则,言谈语境加以实践论辩理論的演绎逻辑内部视角展开系统化。

从主体间性的外部视角来看举证方和质证方对于某一事件的认识具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他们当中有人撒谎。这时候,不是要求法官也置于其中去参与论辩,而是要求法官从双方的论辩中抽离出来,成为外部观察者,通过外部的理解和参考标准去引起对内部说明的怀疑,从而使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争论的核心得以显现,最后达成内部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虽然理性独立于语言,但是人却不能超越我们所是的对话。对话的语言是理论方面与实践方面的直接统一,或者说理论与实践已经在前见中得以消解。参与不间断的对话环节意味着有意识地认知或改变对话的前提预设的总体是不可能的。构成一切理解和一切理性的基础的背景共识不是一个固定的被限定的不连续的语言框架,而是一个在历史连续体中持续变化的视点。

伽达默尔也认为语言使用带有特定的历史性的印记,这个历史性的解释便是语用过程中的丰富语境,法律事实得以建构的核心旨趣就在于其历史性,也就是在于语言在对话中的自我建构和对生活的发展。这便得以超越具体性事实与普遍性事实之间的严格对立。实现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具体与普遍的统一。

法律事实建构的另一个基础在于共识,事物本身与他人的共识,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中所称的客观(主体间)意义的可能性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真理性的前提预设毫无意义,只需放弃自己的游戏采用他人的预设,但伽达默尔却认为在一场对话中,自己在自身的语言中获得了关于他人的真理性的诠释。二者方式虽然不同,但是结果都是预设了自我与他人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称为前见,前见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构成我们存在的实际的历史性。前见不仅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具体的表达,而且为我们的未来可能性视域的视野投射提供了具体的表达。这也意味着理论与实践当中的鸿沟得以链接,从而实现自身和前见这两种语境本身达到融合。

结语

法律事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主体间的共识,是以语言的本体性存在为前提,所以法律事实是建构性的,可废止的,建构其客观性的方法基础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实践论辩。参与寻求达成共识的人们必须毫无保留的寻求以言行事的目标。对话被彻底的非客观化,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被表述为事物自身,被表述为语境,被表述为所涵盖的事件。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是把自身显示为如事物一样呈现,只不过这种客体不是一种被动的事实,不是单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是此在的终极存在方式自身。对话客观性是一种我你之间的实践关系,只有通过一种指向对话主题的有意识的交互反思才能建立。只有在这两种要素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法律事实自身的客观才得以实现,捕获并超越了交往主体双方并由此,使得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融贯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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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veline T.Feteris.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a survey of theori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legal decisions[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

篇5:未卜先知与客观事实850字作文

自然科学是一门很庄严的学术,而不是那些凭空无据的小把戏就能够取而代之的。人类只是大自然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妄想真正的揭开大自然的面纱,无疑等于蚍蜉撼树,当今的人们,或许更应该量力而行。如果盲目的探究,不仅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损失,终究迷失,止步不前。

当今什么话题有热门?UFO.这就不免引出很多的话题。UFO上的生物是什么?它们来自何方?它们和人类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自从1947年,美国人阿诺德驾驶飞机在一带看到不明飞行物后,此类问题可谓层出不穷。虽然不少的科学家都在极力研究,可是这似乎总是遥不可及吧。现在,人类应该考虑的并非是怎样寻找到它们,而是进行自己的发展。古有“功到自然成”,待到科技足够发达了,探寻外星生物不就是顺水推舟了吗?

地震前会出现很多青蛙挡住街道,很多人就认为这是神仙派来通知。都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确,地震前是会有动物发生异常现象,那是因为许多动物的某些器官感觉特别灵敏,它能比人类提前知道一些灾害事件的发生,例如海洋中水母能预报风暴,老鼠能事先躲避矿井崩塌或有害气体等等。地震前会产生强烈的次声波,而人耳并不能收听到这种微小的信号,而有些动物们不一样,它们接收到这种地震次声波之后便会迁徙,从古到今,人类正是一代代的掌握了这些现象,从而制出了一些谚语。地震前,青蛙也正是接收到了这个危险信号,才大面积迁徙。其实,不一定每次青蛙的大面积迁徙都意味着地震的发生,在青蛙大量繁殖的雨季,由于潮湿等原因,它们也不得不大面积的迁徙。所以说,这些并不是完全依照科学依据来判断的“定律”还是有它“失灵”的时候。

现在,不乏有些人。打着“未卜先知”的口号,谎称被外星人劫持。能够预言未来。难道这不可笑吗?上映的美国大片,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根据玛雅预言历法推测,人类的历史将在公元进入新的阶段,毁灭性的灾难将会同时在地球爆发。但是,这恰恰就和科学相悖了,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两年后世界将是正常的,即使太阳系真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也是长周期的变化,几年的时间尺度之内当然感觉不到。这可能就要联系到宇宙的演化了。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是“宇宙膨胀论”。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我们今天观测所及的宇宙起源于200亿年的一次大爆炸,爆炸后演化而成的天体彼此远离开去,于是整个宇宙就像气球那样逐渐膨胀。据科学家推测,45亿年后,太阳就会进行完核聚变开始另外一个反应碳聚变,那那时太阳的体积就会迅速的膨胀,半径差不多应该可以到达地球目前的轨道,然后整个太阳系就会消失了, 太阳也就变成了一颗中子星。只有到那时,人类才会面临200亿年来最大的一次灾难。当然,说这些似乎太远了,人类可能在那之前就凭借着高科技离开了太阳系。总之,预言只是古人通过当时的科学进行推测和演算得出的,对于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并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预言上。

篇6: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

近日,各媒体竞相报导了合资企业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唐晓东被解除劳动合同一案,多冠以醒目标题“北京第一个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工会主席”。其实,工会主席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主席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此案非是第一桩。此案引发的思考确实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北京市总工会郑重表态:支持唐晓东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9月13日《北京晚报》报导:“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首例合资企业炒掉工会主席一事即将进入法律程序。今天上午,唐晓东告诉记者,他将根据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法律专家的时间安排,于明天或后天前往海淀法院起诉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据了解,今年初,41岁的唐晓东曾以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工会法》及不支付工会经费为由,到海淀法院起诉,但海淀法院立案庭书面裁定驳回‘违反《工会法》’的起诉,口头通知不受理‘不支付工会经费’的起诉。唐晓东是在8月30日被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严重失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而他则认为该公司是报复自己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行为。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为工人争取了不少权益的工会主席。”

工会主席因维护职工权益而遭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恶运,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是不能不令人愤慨的,这样的事件竟然发生在与日本合资的企业,知情人都清楚,发生在有日资的企业此类案件并非首例,这就更加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之情。但是,情绪不能代替法律,法律也不能相信情绪;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怎样的呢?从媒体报导的情况看,我们看到的多是情绪化很浓的当事人唐晓东的说明,却很难看到此纠纷的来龙去脉,即此案的事实情况。几费周折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则情节:

去年11月3日,公司以唐晓东向北京一家媒体提供不真实的公司情况为由,决定解除其职务,公司贴出《关于解除唐晓东总务部经理职务的决定》:解除唐晓东总务部经理职务,回家待岗。待岗期间,唐晓东应认真反思,写出深刻检查。当天下午海淀工会回应认为唐晓东反映情况属实。今年1月9日,经过海淀区劳动部门三方协调会,三环相模公司撤销原决定,恢复唐晓东工作岗位,补发两个月工资;今年3月,海淀区卫生局在检查三环相模公司的集中式供水及生活饮用自备水源井时,发现该公司从开始就没有换发卫生许可证。这期间,唐晓东正担任该公司总务部经理的职务。公司认为由于唐的失职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三环相模公司决定解除唐晓东劳动合同。这一情况公司已经向上级工会进行了汇报。唐晓东回忆说,正是考虑到公司不合格的饮用水会影响职工健康,他向海淀区卫生局举报了公司的饮用水卫生不合格的情况。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公司从20开始就没有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8月30日,公司通知唐晓东被解除职务,并给唐两天的时间交接工作。在该公司交给唐晓东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上,表明原因是唐在任总务部经理时存在失职行为。唐晓东承认,自己应该承担未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的责任。但他表示,自己承担的应是“领导责任”,由于此事由设备科专门管理,设备科的消毒人员应承担复检不合格的责任。他认为,根据《工会法》,自己不属于严重过失,不应被解除劳动合同。

从上述情节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公司究竟是解除了唐的“总务经理”的职务还是解除了唐的“劳动合同”。该案向海淀区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就更让人莫名其妙:“违反工会法”和“不支付工会经费”。如果用人单位只是解除了唐某的总务经理的“职务”,那么此案不在法律受理的`范畴。因为这完全是用人单位内部管理的权限问题,非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用人单位解除的是唐某的“劳动合同”,按照法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则应当首先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据报导的情节而言,就本案来说,用人单位并没有说明因唐某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担任总务经理期间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为由,唐某自己也认为其应当承担“领导责任”。那么,以此为由,无论是解除其职务还是解除其劳动合同,都是冠冕堂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四款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严重失职和造成利益重大损害,如果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界定,用人单位则具有自由裁量权。可见,以此为由解除唐某的劳动合同也不为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看,根本就没有关于不得解除工会主席劳动合同的规定。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职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职期满。但是,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外。”此规定是针对工会主席劳动合同是否延长而言的,并非是指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就本案而言,用人单位并非因唐某“履行职责”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失职行为为由。由此可见,运用工会法维护唐某的劳动权益,并不存在有力的根据。我们或许可以凭理智或者感情,知道唐某为维护员工的利益而遭到了打击报复,无论是被解除职务还是被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官不可以依理智或感情作出案件判决。从“法律事实”分析,认定用人单位对唐某的处理则尚未有明显的不当之处。此案的解决途径无外乎两条:一则是本级工会或上级工会依照工会法请求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处理,事实上,对唐某在去年11月被解除职务的做法,就是采用了这样的办法解决的;二则是就唐某被解除劳动合同而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当然,如果仅仅是解除其职务,无论劳动仲裁还是人民法院都不便于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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