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事实婚姻法律论文

【摘要】从社会性别理论视野审视我国《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法律规定及其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实行婚姻登记与结婚仪式双轨制，在强调结婚登记的同时，根据我国实际承认仪式婚的法律效力；改变非婚子女的称呼，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都改为子女。以期寻求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利益的保护。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事实婚姻法律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事实婚姻法律论文 篇1：

我国事实婚姻法法律问题实证研究

摘要：婚姻关系的稳定性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稳固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婚姻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与发展，法律婚姻形式也不断改变，特别是在事实婚姻方面。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事实婚姻存在着诸多问题，导致因事实婚姻引起的纠纷逐年增多。本文着重研究了事实婚姻法律问题实证，以期对完善我国婚姻制度、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有所帮助。

关键词：事实婚姻；法律问题；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张振霞（1976-），女，满族，吉林辉南人，法学本科，吉林省辉南县社区矫正工作中心，三级律师，研究方向：婚姻家庭继承法学。

一、事实婚姻概述

所谓的事实婚姻，其指的是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或欠缺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周围群众也认为其为夫妻的客观事实[1]。可见，与法律婚姻相比，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相对应概念，其虽实现了婚姻双方意愿一致性，但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因此一旦涉及到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则无法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与保护。

对于事实婚姻而言，其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结婚男女双方都满足结婚的实质要求，例如符合一夫一妻制、双方都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双方都选择自愿结婚等条件；其次，与法律结婚不同，事实婚姻未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程序进行登记结婚，因此在结婚形式要件方面相对欠缺；第三，事实婚姻双方应在主观上满足创设夫妻关系的要求，若双方未创设长久稳定的夫妻关系而共同生活，则不符合事实婚姻的要求。

二、我国事实婚姻现状及成因分析

通过21世纪社会民众熟练掌握的网络社交平台，如QQ群、微信群、微博等形式调查，目前我国事实婚姻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现状，具体有[2]：（1）受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理念等因素影响，我国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事实婚姻的情况；（2）在事实婚姻分布年龄段方面，目前在不同年龄段都普遍存在着事实婚姻的情况；（3）国内事实婚姻普通体现在婚姻纠纷问题之中。

导致我国事实婚姻广为盛行和普遍存在的原因诸多，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1）在我国特别是偏远农村等地区普遍存在着传承传统婚礼习俗，并已根深蒂固于百姓心中，这种偏重于仪式婚礼的模式，造成事实婚姻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国家颁布的《婚姻法》在部分地区未起到充分监督制约作用，造成人们在婚姻法律方面观念相对淡薄，成为事实婚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造成偏远地区事实婚姻现象突出；（3）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再婚现象普遍，而其婚姻形式也是以事实婚姻为主，进而伴随其而产生的法律纠纷问题也日益显著，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团结。

三、事实婚姻法律问题案例分析

（一）事实婚姻案例

原告：李某某，女，年龄55，自由职业；

被告：赵某某，男，年龄56，自由职业；

原告代理人：李某，男，年龄59，自由职业；

原告李某某与被告赵某某于1981在北京打工时认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通过举办结婚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并分别在1985年和1988年生育两个儿子，1990年生育一个女儿。目前，原被告三个子女都已成年，并各自组建家庭独立生活。

原告李某某系重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后无法独立生活，被告赵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因此，原告李某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被告赵某某离婚，对夫妻财产进行均分，并要求赵某某返还工款及其经济帮助金80000元。本事实婚姻案例中，李某系原告李某某的哥哥，是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

（二）案件分析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不能辨识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作为法定代理人进行案件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李某某、被告赵某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1981年即开始同居生活，至2004年6月2日双方已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属事实婚姻。

原告李某某因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被告赵某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现原告李某某请求离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原告李某某要求被告赵某某给予其80000元工款及经济帮助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法院认为被告赵某某给予原告力某某30000元经济帮助金为宜。

（三）案例法律意义

本案中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李某某和被告赵某某婚姻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益。本案发生时间为2015年11月，根据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可见，原告李某某和被告赵某某结婚行为属于事实婚姻，其合法性效力等同于合法登记的婚姻。

本案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李某某的哥哥李某，是否能代为提起离婚诉讼。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可能会因疾病或外力损伤而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在离婚案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原告李某某因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被告赵某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原告李某某的哥哥作为监护人代为请求离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四、完善我国事实婚姻的建议对策

（一）针对我国事实婚姻现状问题，应不断完善国内事实婚姻制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以举办传统婚礼仪式为主，但这种事实婚姻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相应的效力不相符；另一方面，事实婚姻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大量存在。因此，对事实婚姻采取有条件的承认也是与社会现实相符的。

（二）充分借鉴国外在对事实婚姻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事实婚姻相应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特别是保护事实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及儿童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在制定事实婚姻法时，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严格界定事实婚姻的条件，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

（三）应充分规范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确定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为婚姻法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应大力普及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以案说法，完善和加强婚姻登记机构的建设，简便婚姻检测程序，凭身份证结婚等措施。

（四）针对社会中老年人事实婚姻行为发生数量的增多，国家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老年人婚姻行为合法化，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明确老年人事实婚姻中各种法律关系，对于维持当前老龄化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五、结语

总而言之，事实婚姻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其法律效力的赋予至关重要。应不断建立健全事实婚姻制度，使得事实婚姻被法律追求正义的价值理念，并赋予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事实婚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保障事实婚姻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冶联凤，杨宝嘉.对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思考[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6（5）.

[2]戴国勇.对事实婚姻认定和处理法律要件分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

[3]徐晓虹.农村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冲突探究—当前农村事实婚姻分析[J].青年研究，2005（11）.

作者：张振霞

我国事实婚姻法律论文 篇2：

事实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制度完善

【摘要】从社会性别理论视野审视我国《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法律规定及其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实行婚姻登记与结婚仪式双轨制，在强调结婚登记的同时，根据我国实际承认仪式婚的法律效力；改变非婚子女的称呼，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都改为子女。以期寻求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利益的保护。

【关键词】事实婚姻 《婚姻法》 妇女利益保护 社会性别理论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结婚必须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办理结婚登记，但由于受传统习俗的影响，男女双方未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婚姻现象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屡禁不止，并且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

社会性别理论和事实婚姻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它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为目的，以社会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为关注点，旨在改变社会发展中长期对女性歧视的社会现实，实现男女实质上平等的一种理论观念和学说。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体制化、规范化的构建下，所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性别特征，及与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领域中的作用和机会的差异。生理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同时并存、客观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两性地位的并非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性别，男女两性迥异的心理、行为、价值判断、性别观念、分工，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男娶女嫁等等差异，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社会文化及其制度造成的。社会性别概念被不断诠释、传播和运用，并在方法论上找寻出一种全新的研究两性关系的视角和分析观念，即社会性别理论。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规定及现实，存在着表面上看似乎对男女两性均公平正义的规定，实际上却忽略了女性在事实婚姻中的权利，造成女性法律与社会地位不能得到与男性同等保护的社会现实。尽管我国关于事实婚姻的法律规定并没有歧视女性的初衷，但实施后却产生了歧视女性的后果，关键在于对长期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男女两性的传统地位和性别偏见缺乏社会性别分析，因此有必要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事实婚姻的规定及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尤其关注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寻求适合男女两性事实婚姻的立法对策，提出修改完善现行婚姻法律规范关于事实婚姻的具体建议，以促进婚姻家庭领域实现性别公正。

从社会性别视野看我国事实婚姻存在的问题

注重婚姻成立的形式，忽视了婚姻的实质。我国《婚姻法》注重婚姻成立的形式，《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这维护了婚姻的严肃性与法律性，强调结婚登记的婚姻才是合法婚姻。婚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以结婚登记为法定的婚姻形式要件只是婚姻得到社会认可的方式之一，而社会习惯却承认基于传统习俗举行结婚仪式而成立的事实婚姻。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没有配偶的男女只进行结婚登记，如果采取隐婚形式不公开其夫妻关系的，很难对其婚姻状态进行把握，不利于社会大众婚姻意识的培养和社会大众对婚姻的监督。婚姻的实质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缔结的，具有公示的夫妻身份的两性结合。”而我国《婚姻法》强调只有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才是合法婚姻，忽略了婚姻的实质。如果男女双方具备了结婚的实质性条件没有进行结婚登记，虽然不具备结婚的形式要件，但举行结婚仪式邀请亲戚朋友参加，具有公示其婚姻状态的效果，在法律上仍按同居关系对待显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漠视，不符合婚姻的实质。

注重补办登记，忽视了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婚姻法》第八条还规定：“未办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5条“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法院应当区别对待：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这种先结婚、后离婚的制度设计从逻辑上讲可谓无懈可击，但其实施的效果令人怀疑。一方面，当同居关系将要解除时，事实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当事人为解除同居关系却要先履行缔结婚姻关系的程序，这在心理和感情上均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如果恶意一方不想补办登记，以此为借口解除同居关系，这显然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恶意一方往往以男性居多，特别是那些在财产上占有优势的一方，从实际情况看主要也是男方，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拒绝补办登记就可轻易达到目的，造成处于弱势多为女性一方生活更加艰难。女性在同居期间因流产、生育等原因造成身体虚弱，同居关系解除后，因抚养幼儿无暇工作，生活不能自立却无从得到法律的救济，事实上助长了性别歧视。

忽视了在刑法上的意义，不利于女性权利的保护。事实婚姻在刑法上的意义，就在于事实婚姻能否构成重婚及重婚罪的问题，即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以及事实婚姻与事实婚姻的重叠是否构成重婚罪。事实婚姻能否构成重婚、重婚罪，关键在于事实婚姻的效力，但婚姻法与刑法对事实婚姻效力的认定标准不一。在婚姻法中，依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5日《〈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和第5条的规定，从1994年2月1日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一起，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即使具备结婚的实质条件，也不再承认为事实婚姻，只有按照《婚姻法》的第五条的规定补办结婚登记，才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如果事实婚姻的一方当事人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一起或结婚登记，再去为前一个同居关系补办结婚登记完全不具有可能性，这样的话，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男女，同居发生在1994年2月1日后，由于不再承认其为事实婚姻，当然就不会构成重婚，更不会构成重婚罪，而在司法实践中重婚绝大多数是事实重婚，这样就会使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形同虚设。但在刑法中，依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14日颁布的《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定罪处罚”。按照此解释，有配偶的人在婚外与他人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就构成事实婚姻，当然就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应按重婚罪处罚。这样就出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效力发生冲突的现象，在婚姻法上不承认是一种婚姻关系，而在刑法上却认为是重婚关系，显然是矛盾的，并且使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婚与重婚罪的认识发生偏差，相当一部分重婚、重婚罪不能认定，重婚、重婚罪的当事人得不到法律的追究。

从社会性别视野完善我国事实婚姻制度

实行婚姻登记与仪式婚结合制。我国从1950年《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强调结婚必须履行结婚登记程序，才具有婚姻的效力，但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举行婚礼便得到社会承认的事实婚姻仍然普遍存在，特别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大量存在。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事实婚姻只有补办登记才有婚姻的效力，没有补办登记的按同居关系处理，而同居关系如何处理，法律没有做出任何规定，只能造成大多数事实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笔者建议应顺应民风民俗，实行婚姻登记与结婚仪式双轨制，以结婚登记为主，以结婚仪式为辅，在强调结婚登记的同时，根据我国实际承认仪式婚的法律效力。

改变事实婚姻中子女的称呼。自1994年2月1日以后，我国事实婚姻没有补办登记的按同居关系处理。在没有补办登记的事实婚姻中所生的子女，按照法律规定为非婚生子女。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从表面上看，非婚子女与婚生子女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且承担同等的义务，但实际上非婚子女称谓本身就隐含歧视，如果不从法律上消除这种歧视，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歧视就更难消除。因此应修改《婚姻法》第二十五条，改变非婚子女的称呼，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都改为子女，这样从称呼上改变对非婚子女及母亲的歧视。

运用社会性别视野分析事实婚姻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虽然在立法时力求男女两性在事实婚姻中的权利平等，但仍然有一些条款难免实际上助长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因此，应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对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立法上建立起事实婚姻有效性确认制度，在司法上有条件承认其婚姻的效力，使婚姻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利益得到保护，以求男女两性婚姻家庭权利的平等能够最大化的实现。（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作者：赵秀荣

我国事实婚姻法律论文 篇3：

我国事实婚姻存废的思考

摘 要：1994年1月12日新《婚姻登记条例》的颁布，取消了事实婚姻制度，从而否认了原司法解释中的事实婚姻所具有的合法效力，事实婚姻这一法律概念，亦因现行法律的否认而不具现实意义，仅在法学研究层面上仍有其一定的价值。法律之所以对事实婚姻作如此重大调整，意在使婚姻更有效地纳入法律调控的界域，却忽视我国的社会现实，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而有必要在婚姻立法中重新构建事实婚姻制度以完善婚姻法律制度。

关键词：事实婚姻；法律风险；法律保护

“事实婚姻系泛指不具有结婚形式要件的婚姻。这种婚姻形式从古到今各国都存在，但名称和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态度不尽相同。”[1]传统法学中的事实婚姻，是指合法婚姻以外的一切男女以性生活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形式。而我国在1979年2月2日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对它的定义是，“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认为是夫妻关系的。”1994年1月12日新《婚姻登记条例》的颁布，为严肃婚姻登记的效力，取消了事实婚姻制度，实行单一的法律婚，即现行立法强调的“登记是婚姻成立的条件，未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婚姻关系无效”。法律对事实婚姻的重大调整，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我国事实婚姻存在的原因分析

法律可以宣示国家的一种态度及对生活的期望，但几百年、几千年的婚姻习俗和文化传统却不可能因一个法律、法规和一个司法解释而彻底改变，事实婚姻的存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客观因素

1.传统习俗的影响

自古以来，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人们对婚姻成立与否是以是否举办仪式为准。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却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周围群众甚至是亲属往往认为这还不是夫妻。相反，那些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却举行结婚仪式并且已同居生活的人，不论是亲属还是周围群众往往认为他们是夫妻。所以，改变传统习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2.地理因素影响

有些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办理登记路途遥远，加上有些登记机关工作效率不高，办理登记要用几天时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当事人放弃了登记结婚的形式。

3.人口流动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流动性大，外出打工人口增多，打工人员回原籍办理登记不便，在打工地办理登记又手续不全，因而选择了不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婚姻方式。

（二）主观因素

1.登记部门的工作失误

有的地方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乱收费，办结婚登记有时需要花上百元甚至上千元，使本来就贫困的当事人不能负担，于是采取干脆不登记就结婚的办法。尤其是一些“夕阳婚”、“二次婚”、“复婚”的当事人更不愿“麻烦”。

2.“80后的新思维”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些生活环境并不算落后，自身的文化素质也不算低的新人类，他们将结婚当作爱情的坟墓，认为男女双方一旦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便束缚了自身的个性，爱情将走到了终点，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神圣“爱情”，就理所当然地不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

3.钻法律漏洞

一些“懂法者”利用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的规定，钻法律的空子，采取不登记而与对方同居的形式，以达到逃避承担责任的目的。

上述事实婚姻存在的原因，作为我国现实国情，在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也不会因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而有所改变，相反，将事实婚姻认定为无效而以非法同居对待，会产生诸多问题，特别是对此类无效婚姻中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极为不利，并因此产生诸多现有法律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事实婚姻的存废的确需要审慎地抉择。

二、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风险

不承认事实婚姻的结果，即为男女两性的同居关系，而人们却不会因为法律的否认态度而选择终止同居关系，而是仍然以夫妻的名义进行着美好生活的描绘，进行着财产积累，并承担着人类繁衍的重任。由于法律对事实婚姻的否认，使得这一期间取得的财产和子女的地位招致非议，使得同居关系解除时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

（一）财产分割问题

按照《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分割的原则为“照顾无过错方”；而《婚姻法》第39条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为“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相比较而言，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分割对女方极为不利。“照顾无过错方”即意味着要求女方对“男方的过错”进行证明，否则即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与男方平均分配“同居期间的共有财产”。而从上述对事实婚姻存在的原因分析看，女方在“同居期间”多数为贡献者，她们以“妻子”的身份兼顾着“家庭、子女、事业”，却由于法律的否认不能以“妻子”的名义要求照顾“女方权益”。事实婚姻的取消在男女之间设置了不公平的法律风险，在男女双方之间制造了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即女方对“家庭”的过度付出不能在“家庭关系”终止时获得“照顾”的补偿。

（二）抚养和继承问题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间相互抚养的权利义务，规定了离婚时，如果一方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而同居关系的男女之间无此权利义务，正如前面所言，我国男女的经济地位的差异，需要扶助的一方往往是女方，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情况下，未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婚姻中妇女是没有要求男方抚养、扶助的权利的。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间相互继承的权利义务。但由于法律不承认1994年2月1日以后的事实婚姻的存在，使得同居的男女不具备夫妻关系，从而使得继承权的取得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三）程序法的问题

《婚姻法》第27条规定妇女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在同居期间，女方怀孕，男方提出解除同居关系，人民法院不受《婚姻法》第27条的限制，应当受理案件，而且受理后，不需要经过调解，应一律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原因在于既是非法同居，也就失去了法律保护的前提，不能适用《婚姻法》对妇女孕期的特殊保护。当然，如果不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姘居、重婚等非法同居中，女方怀孕，法院受理案件并判决解除婚姻关系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符合结婚条件仅未登记的婚姻中，法院如坚持上述做法，会使女方受到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在此情况下，法律是维护婚姻登记的权威还是保护妇女的人身权益，从群众对法的接受来看，显然是后者更为重要。问题关键还在于只有为事实婚姻正名，对妇女的保护才能真正落实。

其实，法律保护婚姻就是在保护婚姻期间夫妻双方所享有的权利，也促使夫妻双方勇担家庭的重任，践行家庭关系中的义务，最终实现权利义务的平等。不承认事实婚姻，会使“婚姻”脱离了法律的制约，同居的双方都想从虚拟的婚姻中赚取利益，而推卸本应尽的家庭义务。不承认事实婚姻，本是想使婚姻更有效地纳入法律调整的界域，却因此制造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法域之间的矛盾也难以调和。

三、对我国事实婚姻存废的思考

事实婚姻由于未履行结婚登记程序，属于程序违法婚姻，但并不等于无效婚姻，婚姻是否有效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补办登记。对此，婚姻法解释（一）明确规定：补办登记的按合法婚姻对待，从法律角度为事实婚姻当事人提供了一种补救的措施，同时也强调了婚姻登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未补办登记一律不承认其法律效力，按同居关系处理。笔者认为在强调结婚应当进行登记的同时，根据我国社会实际应实行有条件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一）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法律效力的必要性

1.我国承认和保护事实婚姻由来已久

1949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婚姻登记制度，但事实婚姻却依旧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着，特别是在偏远的山区农村。实际上适当地承认事实婚姻法律效力有利于完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那些未补办登记而致使事实婚姻关系无效的状况。

2.有条件的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符合我国国情

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事实婚姻仍占有很大一部分。要在短时间内消灭这种违法现象是很难的。我国新婚姻法虽然以补办登记为条件赋予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但其涵盖面太窄，也只能为部分事实婚姻提供保护，更多数量的事实婚姻由于各种因素而沦为非法同居关系，从而游离于法律之外。

3.有条件的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可以保护婚姻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

事实婚姻在我国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当事实婚姻男女双方发生纠纷时，女方和子女由于是弱势群体而往往受到抛弃。如果法律视其为非法同居关系，那么子女就被视为非婚生子女，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都会带来很不利的，同时夫妻之间不享有继承权，由此带来的伤害一般都是降临在女方身上，使其物质和精神都会受到损害。而对于那些同居的老年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更易出现问题。我国如今的法律只能让这些可能受到损害的弱者的权利和利益眼睁睁地受损。由此，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被不公正的标尺划定和分配。

（二）承认事实婚姻法律效力所应具备的条件

1.事实婚姻当事人应具备结婚实质要件

有些婚姻当事人完全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只是未履行结婚登记程序。而国家出于监督人们的婚姻关系，维护良好的婚姻秩序，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关系，促进婚姻当事人的感情和婚姻关系的稳定等目的，依法对结婚的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条件所进行的审查，对欠缺实质要件的同居关系，也不应一律不予承认，而应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根据其所欠实质要件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不符合实质要件的同居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

（1）违反双方意愿而形成的同居关系。我国婚姻法明确要求结婚双方当事人要秉持自愿和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但对于这种起初不符合实质要件而后因（下转156页）（上接119页）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建立起夫妻感情的同居关系，按具备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来处理。这时如果接触他们的“夫妻关系”未免太不合情理。

（2）未满法定结婚婚龄的同居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就是已满法定结婚年龄，针对同居时双方未满结婚年龄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双方均已达到法定要件的案件，处理方式要灵活，可以按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对待。

（3）重婚而导致的同居关系。这种婚姻不仅仅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而且有关当事人还触犯了《刑法》的规定，重婚罪要追究刑事责任。对这类婚姻应一律确认其婚姻关系无效。但存在一个特例，一旦有关当事人已离婚或者配偶已死亡的情况下，这类婚姻应按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对待，因为此时违法状态已不存在。

（4）患有禁止结婚疾病的当事人同居。出于保障婚姻当事人自身利益和优生优育的需要，对他们婚姻关系的认定应秉持以科学和事实求是的态度，一旦所患疾病已消除或已治愈的，则应按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处理。

（5）近亲而同居。法律之所以明文禁止近亲关系的当事人结婚，是因为近亲同居会诱使下一代患上遗传性疾病从而不利于子孙后代的繁衍，故而近亲结婚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无效。但如果具有近亲关系的同居的两个当事人在不违反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能够采取绝育措施，避免危害下一代，那么可不可将这种同居关系按符合实质要件事实婚姻看待呢？

2.事实婚姻当事人应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或外部条件

（1）当事人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为周围公众所知。事实婚姻的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并互认对方为配偶，社会公众也一直认为其为夫妻关系，没有其他利害关系人向他们主张婚姻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仍将其视为同居实在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

（2）当事人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已被其他相关部门所确认，且在一定期限内相关利害关系人均无异议的。公安和计划生育工作等部门和群众基层组织在履行职责时，对有关事实婚姻当事人已就其夫妻关系进行有效的登记和管理，同时在一定时间内无人提出异议，那么应确认其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但有利于婚姻当事人正当权益的行使，而且有利于相关部门对事实婚姻的管理。正如前面所述，公安机关颁发的户口本上已将其登记为夫妻关系的，也可视为是当事人进行婚姻登记的方式之一，承认其法律效力未尝不可。

四、结语

婚姻法作为一种伦理性极强的法律，与作为一般法的民法在观念上存在一定差异，后者所贯彻的平等更多的是一种机会平等，而婚姻法则主要强调结果的平等。因而对于现实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进行修正，是婚姻法的一项主要功能。有限制的承认事实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婚姻法实现男女平等的必要措施。

纵观我国事实婚姻的立法，经历了从承认到有条件承认，再到否认的过程。对事实婚姻的彻底否认，其目的在于运用国家的力量解决道德问题。我国社会现实决定承认事实婚姻的必要性，婚姻公开仪式所具有的公示作用使其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在婚姻立法中给事实婚姻以一席之地，重新构建事实婚姻制度以协调现实和法律之间差距，这是从我国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出发，立法所应做出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志敏.比较家庭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1.

作者：徐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