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论国际法的法律性（精选6篇）

篇1：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律.国际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律，或者说国际法是一种国际道德或者国际礼让，理由是国际法缺少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和要件，如强制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是法律,他们认为国际法具有强制手段,另外,违反国际法会产生一定的责任后果,如赔偿,恢复原状等,而且这种责任必须履行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不否认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和特征,我认为国际法是法律具有法律的属性和特征

首先, 国际法具有强制力.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性的规范不 成为法律。国际法的强制性体现在规范强制和事实强制两方面，强制的方式主 要是制裁。当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以后，各个国家要对这个国家采取单独或 者集体的制裁。

其次，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力，它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国家间的协议。第二，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个国家国家意志的协调。第三，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的本质是各国的自身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联系愈来愈频繁，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越来 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更大.这种形势 使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一荣具荣，一损具损的态势.因此比之 以往各个时期，各国更加需要依赖国际法加强彼此间的合作，调整相互间的关 系.这种发展的趋势无疑从根本上加强了国际法的效力，实践也将更加坚定地证明，国际法是一 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篇2：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关键词 法律规避 公共秩序保留 性质 对象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145

一、法律规避概述

（一）法律规避问题的起源和发展

法律规避问题，始肇于1878鲍富莱蒙案。该案中的鲍富莱蒙夫人本为比利时人，嫁给法国人，取得法国国籍，后其想与以罗马尼亚人结婚，但是当时法国的法律禁止离婚，为达目的，鲍富莱蒙夫人加入当时允许离婚的德国，取得德国国籍，在德国法院取得离婚判决，并与罗马尼亚人结婚，随后，当其回到法国后，其法国丈夫相法院起诉，要求认定鲍富莱蒙夫人改国籍、离婚和再婚无效。法国法院审理后认为，鲍富莱蒙夫人的行为，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是其行为明显是人为制造因素，使得不利于己的法国法不再适用，使得有利的德国法得以适用，有损被规避国国家利益，因此法国法院判决其离婚和再婚属无效。这就是著名的鲍富莱蒙案，由该案延伸出一条法律规则，就是法律规避。之后，随着国际私法学者的研究和司法实践，使得法律规避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当代的法律规避制度。法律规避的范畴也不在简单的限定在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国际商事法律关系、公司关系，保险等等诸多领域都引进了法律规避制度。

（二）法律规避产生的原因

法律规避现象由来已久，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其产生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主观原因，法律规避，是一个人为制造或者改变连接点使得本不适用的外国法产生适用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这个行为逃避了本该适用的本国不利的法律规定，而有选择的适用了外国的于己有利的法律规定，具有选择性和故意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的逐利思想和法律意识存在偏差。追逐利益是人的本性，经济生活中如此，在法律生活中也是如此。当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时，必然对行为结果有预期，对不同的法律规定进行横向比较选择，趋向于适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规定，而不是按照本国法规定的对自己不利的规定，当两种规定冲突，按本国法应使用不利一种时，当事人的心理便会失衡，这时在逐利思想的驱动下，便会人为地制造条件使得有利的外国法得以适用，不利的本国法被规避。这些当事人的主观认识存在偏差，以为规避法律的行为外观上合法便能产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其实不然，法律规避外观合法，但是其因为规避了本国法，是违法行为，在本国，效力必然不被承认。

第二，客观原因，法律的不同规定给了人们进行规避行为的机会。法律规定不同，这是客观存在的，当外国法明显比国内法处理结果更有利时，必然会引导人们趋利避害。再有，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健全，在解决法律冲突的时候，国际私法规定某类法律关系适用某类准据法，“某类”准据法并不具体，这就给当事人制造条件，适用有利于自己的外国法提供了可能性。再有，一些国家对于法律规避持消极态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产生了法律规避问题得不到整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类行为的发展。

（三）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针对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理论界存在多种意见。主要有学说有“三要件说”、“四要件说”和“五要件说”其中，“四要件说”占据了主流地位，该学说主张构成法律规避，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条件。

第一，主观上具有选择有利法律规定，逃避不利法律规定的故意。当事人在选择法律时，已经明知哪种规定于己有利，哪种规定不利，具有针对性，在趋利避害思想下制造或者改变连接点选择有利法律，进行法律规避行为，这是主观要件。

第二，规避的对象是本该适用的法律规范。规避的对象都是本该适用的法律规范并且这些规范是对当事人不利的规定，否则就算不上是法律规避，因为规避不该适用的法律没有必要，规避对当事人有利的法律，当事人自己不会做。

第三，当事人制造或者改变了连接点，这是当事人进行法律规避的行为方式。当事人通过制造或者改变连接点，使得适用有利于己的法律规范的条件成熟，在外观上，该规避行为也具有了合法性依据，但实际不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第四，规避行为达到了目的。这时从结果来说，规避行为没有达到目的，对各方的利益均没有造成损害，本身不具备可罚性，这时讨论法律规避没有意义，只有行为人的行为达到了目的，具有了可罚性，才会产生法律后果。

二、与法律规避相关问题

（一）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

长久以来，关于法律规避的性质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在法律规避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还是包含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内，因为两者在外观上有若干相似，两者保护的都是国内法的权威，容易造成混淆。但是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学界对此有争论。

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两者相互独立，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另外一种看法，两者存在包含关系，即法律规避是公共秩序保留的一种。其中，我国主流意见多是赞成前者，认为法律规避与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重合，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持此观点的一方认为法律规避与公共秩序保留有着本质不同。第一，两者发生的基础不一样。法律规避，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规避本国不利法律，适用外国有利法律的故意，并且制造或者改变连接点，产生规避不利法律的结果。而公共秩序保留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国内法和国外法对同一事件或者行为的规定不同，是客观的法律分歧，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联系，在公共秩序保留的情况下，直接适用了国内法，而不管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行为。

第二，实施两种行为的法律评价不同，法律规避，是个人实施的行为，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制造或改变连接点，进行趋利避害，这种行为本身因为规避了本国法，故而在本国法角度进行评价，行为具有违法性。公共秩序保留不同，在国外法与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为保护本国利益，法院代表国家公权力直接适用本国法，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秩序保留是正当合法的。

第三，两者的法律后果不同。法律规避，因为制造连接点，规避本该适用的本国法，在法律评价上属于违法行为，虽然具有外观上的合法性，但并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并且由于行为违反本国法，当事人应当受到法律惩罚；公共秩序保留保护的是正当利益，由于是法律的直接规定，与当事人的行为没有关系，所以当事人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二）法律规避的对象问题

该问题同样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法律规避的对象是否包括外国的强行法。

二是法律规避的对象是否包括冲突法。

针对第一个问题，各国学者有着不同意见，其中支持一方认为，国外的强行法同样是强行法，基于对等原则，应该给国外强行法与国内法同等待遇，但这主要是基于道义上的责任感，并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虽不排除实践中有些国家在立法中加以规定，但是学理上并没有理论支持。我国对于法律规避问题没有在立法中加以规定，只在最高法《关于贯彻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由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该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的法律规避问题，是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对于规避外国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做规定。这样的立法规定有着理论上的合理性，根据法理上“平等者之间没有管辖权”原则，他国国内的强行法属于他国的内政，国内法与他国法是平行对等的两个法律范畴，地位对等，效力对等，故而国内法无权对他国法进行评价。对于规避他国强行法行为，涉及到被规避国的利益，国内法也不应做出评价，否则就会涉及到对他国法制的干涉。

对于第二个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法律规避对象是强制法或者禁止性规范等实体法，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冲突法能否成为法律规避的对象，学界看法不一，也有两种观点，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的一方认为，法律规避行为规避的对象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冲突法，因为法律规避，在规避实体法的同时，也间接的规避了制定适用该实体法的冲突法。持否定说一方认为，法律规避的对象，仅限于实体法，因为只有具体规定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法才会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实际的影响，规避了这样的法律才会有现实意义上的违法性，才有处罚的必要。而冲突法只是指定适用实体法，具有指引意义，但对当事人的利益并不产生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规避这样的法律，不构成法律规避。结合我国的相关规定，第二种观点应当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观点。我国最高法《关于贯彻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的规定表述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的法律规范”可以看出我国规定也认为规避的对象应该限于实体法。

三、结语

篇3：论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的效力

现代国际民商事活动发展的越来越频繁, 法律规避的现象也出现得越来越多, 传统的理论已经有局限性了, 如果一味的坚持传统的国际私法的理论, 绝对的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 这样会对国际民商事活动的发展极其不利。如果想让国际司法可以更加灵活地调整国际民商事活动, 我们应该对法律规避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全新认识的法律规避, 应该适应快速发展的国际私法的节奏, 才能更好地为国际私法服务。

二、法律规避行为有效的前提

有认为法律规避是无效行为的学者, 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上寻找问题的所在。认为法律规避是当事人有目的, 故意的改变连结点中的目的是违法的, 也就是从主观恶意上来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那么, 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法律的职能, 法律是用来调整、惩罚违法行为的。也就是说, 当事人改变连结点的行为是合法的。所谓的合法, 也就是当事人改变连结点的手段和行为是符合被规避国的法律的, 如果他的行为对于被规避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并且, 这种违法的行为也损害了被规避国家的利益, 那么被规避国就会直接禁止这种违法的行为, 那就没有后面法律规避出现的机会了。如果说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是合法的了, 那么再去分析探讨, 当事人的目的是否合法, 主观上是否是善意的也就没有意义了。总结来说, 就是, 当事人改变连结点的行为的合法性是保证法律规避有效的前提条件。

三、法律规避是一种间接的法律适用

冲突规范的概念是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 指明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在国际私法中, 也是通过冲突规范来指引出当事人所适用的法律的, 从而解决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所以法律规避不能只认作是一种欺诈, 逃法的表现。如果当事人通过合法的行为改变连结点, 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法律, 这种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当事人能动的选择法律, 是一种间接的法律适用。

四、通过对比来讨论法律规避的效力

(一) 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来讨论法律规避的效力

构成法律规避, 应具备下列要件:当事人主观上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故意;被当事人规避的法律必须是内国冲突规范所援引应当适用的某国实体法, 而且是有关强行性或禁止性法规而非任意性法规;法律规避必须是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 即在客观上已形成了法律规避的事实, 当事人所希望的那个实体法得到适用, 当事人的目的已达到。主要可以讨论的点, 就是当事人的主观目的, 以及改变连结点的手段, 方式, 行为。

(二) 欺诈与规避两种行为的对比

欺诈行为是根本性质的违法行为, 并且法律调整的就是这种违法行为, 而规避的行为, 是通过合法的行为去选择法律。所谓的欺诈是当事人通过违法的行为来逃避法律的管辖, 使其不受法律的约束。而规避行为, 而是选择其他对自己有利的, 而且一经适用, 不会对法院地国有损害, 且不会与法院地国的根本国策相抵触的法律来适用。二者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不能混为一谈。

(三) 单一法域背景与多法域背景的对比。

五、结论

法律规避的行为, 既不属于违法的, 也不属于合法。既然不属于违法的行为, 就应该承认法律规避行为的有效性。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有效, 是以这些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由于冲突规范只是规定当事人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解决国际民商事活动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那么当事人就存在选择其他法律的可能性。那么当事人通过合法的手段、行为改变连结点, 从而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也合乎逻辑。趋利避害也是当事人想追求的一种意愿。如果一味的认为法律规避是无效的行为, 则会造成限制外国法的适用, 从而有扩大法院地法适用的嫌疑。从而对当事人也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正义。而且, 法律规避的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前提, 是当事人改变连结点的行为要求必须是符合被规避国的法律的。如果出现了, 因为适用了法律规避的行为后的外国法, 该外国法严重的损害了法院地国的利益, 与法院地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的情况, 就可以通过公共秩序保留的制度, 禁止该外国法的适用。

摘要：目前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正处于两难境地国际私法对法律规避的解读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传统理论直接把法律规避设定为欺诈, 逃法的行为。由于大部分学者对法律规避都持有“部分有效说”的态度, 也就是他们也认同法律规避存在有效的情况, 但是他们这样的观点又违背了法律上对于违法的行为一致无效的铁论, 因此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该如何解读便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讨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 便显得尤为重要。但其实, 对法律规避的效力正确的解读应该是, 法律规避的行为是存在于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之间的, 它并不属于所谓的违法行为, 所以我持有的观点就是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是有效力的。

关键词：法律规避,合法行为,部分有效说

参考文献

[1]黄进.国际私法 (第二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郝园园.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4 (2) :109-112.

[3]刘洁.浅析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规避的认定问题[J].知识经济, 2015 (7) :22-23.

篇4：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关键词：国际贸易惯例；国际经济法律渊源；合理性

一、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商品交换和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具体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里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而逐步形成的，得到各国普遍承认和实际运用的习惯做法和规则。

国际贸易惯例具有众所周知、内容详细确定、公平合理和反复适用的特点，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国际贸易惯例本身并不是国家制定法或判例法，也不是国家的经济贸易条约，但國际贸易惯例具有准法律性质，可以对特定的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与其他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比，国际贸易惯例具有独特的可选择性和变更性。

二、国际经济法律渊源

法律渊源或者法的渊源，简称法源。它是指那些来源不同、因而具有法的不同效力意义和作用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律渊源主要在三种语义上使用：历史渊源、实质渊源（效力渊源）、形式渊源。本文中法律渊源的内涵指的是形式渊源，形式渊源是指法规范的创制方式或外部表现形式。应该明确：先有法律渊源，后有法的形式和内容，法律渊源是法律的来源或者根源。

三、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的合理性

在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贸易惯例发挥着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难以实现的规范功能，伯尔曼曾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法律最终都依赖于习惯和管理。”可见，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国际贸易惯例特定情况下具有法律约束力

国际贸易惯例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是其能否成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最为关键的问题。严格地说，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法律，但它具有准法律的性质，属于任意性惯例，因而国际贸易惯例对当时人并不当然的产生法律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任意性惯例仍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类比法律，法律中也含有任意性的规范。在以下的三种情况，国际贸易惯例会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1.通过合同或协议约定按某项国际惯例办事

作为国际经济法统一体系的分支部门之一，在贸易法领域内，更多的强调的是“意思自治”，当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适用国家贸易惯例时，则该国际贸易惯例对双方当时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其约束力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

2.司法或仲裁实践中引用国际贸易惯例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司法机构或者是仲裁机构通常会引用国际惯例来处理争议，在不另外提起其他救济时，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约束力来自判决或者裁决。

3.国内法、公约或者条约准用国际惯例

（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指导性

国际贸易惯例作为一种习惯做法和规则，虽然被广泛采用，但其本身是不成文的，但是，一些民间组织，例如国际商会，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将实践中反复使用，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不成文惯例加以规范性的认定、完善、解释，编纂成文，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给国际贸易的交易双方的行为进行指导，为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在进行国际贸易活动时提供了一个供选择的统一的行为标准。即使是初次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也因此有规可循。

国际贸易的指导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进行海上运输时，双方当事人经常会就保险、运输、风险转移这些繁琐的事项持续长时间的协商，除此之外，国际贸易中，买卖的标的物的长时间的跨国运输，会导致更多方面问题的产生，而国际贸易术语为行为人提供很好的指导，它将不同的情况分别列出来，供当事人选择，大大的简化了交易过程中繁琐的程序，提高交易的效率。

（三）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普遍适用性

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而逐步的自发的形成的，因而得到了普遍认同。在适用范围上，它是在某一领域或者是某一行业普遍适用的，可以说国际贸易惯例具有国际性。不同于由各国立法机关制定的国内法以及通过各国直接协商而达成的条约，国际贸易惯例的形成过程不受国家的控制和制约，它打破了法律的局限性，传承了商人自治法传统，避免了适用国内法产生的冲突亦或是适用条约对非缔约国的限制。

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国内法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利益，所以国际贸易当事人一般都不愿意适用对方的国内法律。而国际贸易惯例更多的是建立在平等的保护双方的利益的基础上，不至于使双方的利益极度不平衡。由于国内法自身适用上的缺失，国际贸易惯例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四）其他

除了上述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法律约束力、指导性、普遍适用性是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的合理性方面外，国际贸易惯例还可以填补法律空缺和立法不足，在某国国内尚无立法又无国际条约协定的情况下，惯例就是一种参照执行做法。

参考文献：

[1]鲁世平：《论国际贸易惯例》，《商场现代化》2007年07期

[2]李楠：《国际贸易惯例以其运用和作用》，《理论学刊》2006年07期

[3]王宁，任昱：《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3期

[4]庞春祥：《国际贸易惯例的法源属性探析》，《法制与社会》

2013年9月（上）

作者简介：

于明玉，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篇5：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合同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对合同的基本内涵也即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事人有订约能力，这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代理授权或对合同标的的合法处分权等事项；第二，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通过对要约的承诺，或其他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诸如拍卖、投标等事项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第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益。如果合同成立要件未能得到或未能全部得到满足，则意味着合同的成立过程存在瑕疵。由此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正当基础，最初订约时当事人所合理期待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但考虑到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同内容或行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国内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的现实情况，在此本文的论述将只涉及到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问题。

而就国际商事合同的调整规则而言，目前国际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1994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守则》）[1]。该法律文件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实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合同的作用，为各国商人所广泛采用以作为其合同条款的补充或解释依据。虽然《通则》基本上属于商人法（lex merctoria）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的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合同中所广泛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并在本质上充分灵活的考虑到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商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合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以《通则》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和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意瑕疵（Defective Meeting of the Minds），即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情形。依据《通则》的有关规定，针对合意瑕疵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宣告合同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仅对宣告合同无效加以阐述。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一词的确切涵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U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1980）中也有“宣告合同无效”这一表述，但《公约》是将之作为一种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救济方式，与《通则》中作为违约救济方式之一的“终止合同”（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这一术语,以及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一词属于同一范畴。而《通则》则是将该表述作为针对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方式之一，其行使需要当事人的主张，这与《合同法》中的“撤销合同”一词属同一范畴。另外，我国《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一词则是指由于合同的内容或目的不合法或有违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而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的主张，有关机关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直接“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本文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权利，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来行使。

依据《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错误（Mistake）。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所谓错误，依据《通则》第3.4条的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法律所作的不正确的假设（erroneous assumption）。根据第3.4条的注释规定，错误可分为事实错误（mistake of fact）和法律错误（mistake of law）两种。但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依据《通则》第3.5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处在与犯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on materially different terms）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

依据《通则》第3.4条、第3.5条（1）款的规定，当事人若想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必须满足如下要件。首先，时间要件，此错误必须是在合同订立时业已存在的。强调这一时间因素，是为了把对错误所适用的规则及其特殊救济方法与对不履行所适用的规则及其救济方法区别开来。其次，程度要件，只有在此错误达到如此重大（of such importance）时，才能宣告合同无效。至于何谓“如此重大”，则要依据在订立合同时处在与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same situation）,在知道事实真相时所可能做出的行为来判断。如果该人因此将根本不会订立合同，或将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就可以认为此时的错误达到了据以宣告合同无效的程度。最后，对方要件，只有当另一方当事人（非错误方）满足如下四种条件之一时，错误方才能宣告合同无效：a、双方当事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或b、该错误是由另一方当事人引起的，此错误可以是由另一方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或通过行为所传达的.意思表示所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此错误是由该另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则将适用下文有关欺诈的规定）或c、对于此错误的存在，另一方当事人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所谓“理应知道”，是指处于与该当事人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能知道的情况），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reasonable commercial standards of fair dealing）,致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由该规定可以看出，援引该规定的当事人除了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错误外，还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告知其所知的错误是违背了，也即错误方必须证明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另一方当事人就此错误负有告知的义务；或d、另一方当事人在错误方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act in reliance of the contract）。

对于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需要与自始不能（initial impossible）的情形区分开来。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标的的状态不了解，而错误地相信实际上已经消灭的标的物仍然存在。则此时已经不属于错误的范畴，而应适用有关“自始不能”的规定。而依据《通则》第3.3条的规定，仅有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之义务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规定将对合同效力的质疑转移到将来货物交付之时。在合同订立时即使与之相关的财产已经灭失，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不能依据“错误”宣告合同无效。合同订立时的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订立后

发生的履行不能的效果一样，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与责任将依据不履行的有关规定处理。其次，关于表述或传达中的错误的归属。依据《通则》第3.6条规定，在表述或传达一项声明种发生的错误，应视为做出声明一方的错误。据此，如果此错误满足了第3.5条（1）款的规定，则做出声明的一方可以主张合同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此错误必须是发生在表述或传递过程中的。如果信息已经到达接受方，而接受方由于主客观原因而误解了其内容，则该错误不属本条规定的范畴。如果此时符合第3.5条（1）款的规定，则接受方而非声明方可以援引其规定宣告合同无效。

第二，欺诈（Fraud）。如果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当事人欺诈性的陈述而订立合同，则该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欺诈性的陈述（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依据《通则》第3.8条的规定，包括欺诈性的语言、做法，或另一方当事人对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本应予以披露的情况欺诈性地未予披露（fraudulent non-disclosure）。无论是明示或默示的虚假陈述，还是对事实真相的不披露，与错误明显不同的是欺诈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欺诈行为是行为人意欲诱导对方犯错误，并因此从对方的错误中获益的行为。因而欺诈人具有主观恶意，其性质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欺诈行为本身足以构成受欺诈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而无需如同错误那样还要附加其他条件。

第三，胁迫（Threat）。如果一方当事人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不正当之胁迫，而订立合同，则他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不正当之胁迫（unjustified threat），依据《通则》第3.9条的规定，是指考虑到各种情况，该胁迫如此急迫、严重（so imminent and serious）到足以使该方当事人没有合理选择（reasonable alternative）。尤其是当使一方当事人受到胁迫的行为或不行为（the act or omission）本身为非法，或者以其作为手段来获取合同的订立属非法时，均为不正当之胁迫。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胁迫必须是急迫而严重的，尤其是当该胁迫本身的性质或通过该胁迫所欲达到的目的为非法时。至于胁迫之急迫性和严重性的判断，可以是对人身或财产以及声誉或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此种胁迫致使受胁迫人没有其他合理选择，即可被认为达到了足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标准。

第四，重大失衡（Gross Disparity）。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unjustifiably）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也即存在重大失衡的情形时，则处于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所强调的是在合同订立时存在重大失衡。如果重大失衡在合同订立时并不存在而是合同订立后才出现的情况，则不属于本条的范畴。此种情况可以适用有关艰难情形的处理（《守则》第6.2条）的规定。而所谓重大失衡，依据《守则》第3.10条的规定，除其他因素外，尚需要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难或紧急需要（dependence, economic distress or urgent needs），或者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improvidence, ignorance, inexperience or lack of bargaining skill）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根据该条注释的规定，所谓“过分的利益”（excessive advantage），是指此种利益的获得不仅扰乱了履行与对应履行之间的平衡，而且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因而此种利益的获得是不正当的。当然，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于重大失衡的合同，也可以请求法庭（依据《通则》第1.10条规定，在《通则》的规定中，“法庭”一词包括仲裁庭）修改该合同或该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通则》有关重大失衡的规定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显失公平”的规定相类似。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该合同。

最后，如果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因第三人的介入而形成，依据《通则》第3.11条规定，则应分别如下情形对待：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该错误应归咎于（imputable to）第三人或者为该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则只有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方可依据将该行为视为另一方当事人本身所做的行为或所知悉的情况时的相同条件，而宣告合同无效；其次，对于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如果应归咎于第三人，则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或者虽不由其负责但为该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时，或者在宣告合同无效时该另一方当事人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时，该合同可被宣告为无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宣告合同无效，作为针对“合意瑕疵”的一种最主要的救济方式，该项权利的正当行使应满足如下条件：首先，行使依据：必须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事由。而且该类事由的存在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a、另一方当事人对该事由的存在具有可归责性：该事由的存在是由其造成；或者其知道或理应知道该事由的存在，却未依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行事；或者当该事由的存在可归咎于第三人时，而该另一方当事人应对此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或者知道或理应知道此第三人的行为。或者b、该另一方当事人虽然对此事由的存在不具有可归责性，但却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行事。其次，行使方式：依据《通则》第3.14条的规定，有权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应该通过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行使此项权利。而且，依据《通则》第1.9条的规定，只有当此项通知送达（依据《通则》第1.9条第3款规定，通知于口头传达给被通知人或递送到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为“送达”被通知人）另一方当事人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才生效。最后，行使期限：依据《通则》第3.15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应在合理的时间内作出。对于一般的宣告合同无效，应在权利人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有关事实或者在其可自由行事（acting freely）时（主要针对“胁迫”存在时的情形）起的合理时间内做出；对于因“重大失衡”而导致的宣告合同中的个别条款无效，则此合理时间的起算应自该条款被另一方当事人主张（asserted）时开始。

值得欲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注意的是，某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或者其本人或对方当事人的某些特定行为可能导致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或其宣告将丧失效力。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此错误的存在是由于该当事人的重大疏忽（grossly negligent）所致；或者当此错误属于事实而非法律错误时，而该事实错误发生的风险（the risk of mistake）已被错误方意识到，或考虑到相关情况，该错误发生的风险应该由错误方承担，则该当事人无权宣告合同无效。[2]其次，如果一方当事人所依赖的情况表明，对不履行（依据《通则》第7.1.1条规定，不履行（non-performance）系指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其在合

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包括瑕疵履行或延迟履行）可以或本来可以提供救济，则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3]这说明当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这种救济方式如果与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发生冲突时，对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这一原则的体现。再次，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在其发出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期间开始后，又明示的或默示的确认合同，则他不得再宣告合同无效。[4]最后，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即行丧失，任何以前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均丧失效力：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而另一方当事人声明他将愿意按照或已经按照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应视为按照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方式的通知后，而且在该方当事人依据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行事之前，必须立即做出此种声明或进行此种履行。[5]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重大失衡宣告合同或其个别条款无效，则收到该宣告通知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庭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此项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其通知行事之前，立即将其请求通知对方当事人。[6]

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依据《通则》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具有追溯力。不过，如果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仅影响合同的个别条款，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仅限于这些条款，除非考虑到各种情况，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不合理的。《通则》有关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的规定，是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效力的规定相一致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此种追溯力的具体表现就是“恢复原状”，即宣告合同无效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当事人也同时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到的一切；或者，如虽不能返还实物，但对其所得之物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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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成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POST: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9-01硕士1班

E-mail: Genes@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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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法律文本出另有特别标注外，均来源于www.unidroit.org/english/principles/pr-main.htm；并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版。

[2] 《通则》第3.5条（2）款。

[3] 《通则》第3.7条。

[4] 《通则》第3.12条。

[5] 《通则》第3.13条第1款。

篇6：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南海法律问题研究南海问题的国际法考量 作者：汪筱苏 刘海裕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7期

【摘要】中国与菲律宾对黄岩岛的相关问题，已经对峙近两个月了，由此可见，此类争端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免还会发生。中国若想在今后的争端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将此事件放在中外海洋争端日益剧烈的大背景下，并且中国若想获得未来发展战略机遇期，就不能仅寄希望于如动武、制裁之类的口舌之快。因此，此刻我们应更多的站在历史、法理、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去冷静的思考，同时应积极的公开讨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正式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依据国际法层面，通过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对南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作者自身的观点。

【关键词】南海；国际法；考量

一、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及相关背景分析

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企图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截至2012年5月10日，中菲黄岩岛对峙已满一个月。

黄岩岛是我国中沙群岛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岛礁，距中沙环礁大约160海里。马尼拉海沟是我国中沙群岛与菲律宾群岛的自然地理分界，位于黄岩岛以东。黄岩岛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其礁盘浅水区面积广阔，开发建设十分方便，经过建设后可以进出大型舰艇，同时也是渔船的避风良港。对于中国而言，黄岩岛是中国南海的东边门户，对菲律宾而言，黄岩岛距离其首都马尼拉仅300多公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利益驱使，以菲律宾、越南为首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先后对我国南海的某些岛屿宣称拥有部分或全部主权，并派军舰或飞机巡逻。可以说，菲律宾拥有试图霸占黄岩岛的机会，是由于南海乱局的出现。

一方面，中国对黄岩岛享有领土的主权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我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并将此岛屿其列入版图、实施主权管辖的国家。①早在1935年1月，中国就将黄岩岛作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列入了中国版图。此后，中国政府出版的官方地图均将黄岩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并不间断地将其归属管辖下。所以有关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公告及声明中都指出黄岩岛属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计局、地震局、海洋局均多次对黄岩岛及附近水域进行科学考察。

另一方面，《巴黎协议》、《华盛顿协议》及《英美条约》等中都明确划定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本国的1927年及1990年的官方地图中都没有标注其版图中含有黄岩岛。但菲律宾之所以找到所谓侵占菲律宾的理由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菲方紧紧抓住“200海里”这一概念，简单把距离远近作为其侵犯我国领土的依据。因此于2009年3月，不顾中国反对，颁布“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及黄岩岛划入领土。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勘探或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但专属经济区内他国领土的法律地位不容质疑。菲律宾显然将开发利用与海洋管辖权混为一谈，其主张和行为显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准则背道而驰。

二、有关解决黄岩岛等问题的方法及存在缺陷

（一）法律方法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坚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家间争端，但运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解决诸如南沙岛礁领土争议这样的难题实属非常不易，因此，也可探讨利用法律方法解决此类争议。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即在最终解决领土争议和缔结划界协议前，有关国家应遵守如：谈判磋商、努力缔结临时安排、禁止单方行为等义务。但国际社会对有关国家的上述义务应从何时开始，却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若同一海域的主张发生重叠时义务开始；第二种是，开始谈判临时安排时义务开始；第三种，临时安排成立时义务开始；第四种，最终划界起后义务才应开始。作者认为，应采取第一种解释即有关国家从海域划界主张重叠时起，遵循上述相关义务。因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宗旨，若义务从谈判开始后遵循，则有可能导致某国在谈判开始前就会对争议海域的资源等实施单方开发活动。

（二）法律解决的前提与条件

因为国际法对管辖权缺乏强制力，所以若想使国际法院及仲裁机构拥有对问题的处理权，利用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就必须首先接受司法机关的管辖或缔结仲裁协议。针对此次争端问题，若想利用在相关国家间缔结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机关解决问题的机会很小。

对于国际法院来说，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做出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是争议双方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的前提条件，并且国际法院也只能受理法律争端的案件。其之所以将非法律争端排除在管辖权以外，主要是因为：国际法院没有强制管辖权，国际法内容常与现实缺乏协调性，因此国际法院即排除非利用国际法解决争端的事项，只接受和处理当事方均决定以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事项。

虽然相关国家要想将案件归于国际法院的管辖，必须事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声明。但若一方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就会导致应诉管辖(forum prorogatum)的出现。应诉管辖指的是，争端相关国家在不知道对方国家是否同意把案件管辖权归于国际法院时，首先将案件置于国际法院管辖内（即提起诉讼），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意思表示，正式开始诉讼即将争端管辖权正式交予国际法院。然而，应诉管辖是使案件管辖权置于国际法院之下并开始诉讼程序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在《国际法院规约》内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仅仅得到了国际法院的案例确认。比如，1948年的“科孚海峡案”，该案是国际法院作出应诉管辖的典型案例。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家才能成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或应诉的当事者。因此，《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以及联合国会员国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如果并非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想成为成为《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就必须通过安理会的决议。同时，《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及59条规定了国际法院适用的裁判准则。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可作为国际法院的裁判的主要准则，其他则为辅助准则。

至于判决约束力问题，存在一般情况及例外情况。一般情况表现为：《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明确规定，其判决仅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例外情况表现在：该规约第63条第1款规定，若遇到协约解释问题，且有除诉讼当事国以外的国家为该协约的签字国的，当立即由书记长官通知参与国。第2款规定，受前款通知的国家有参加程序的权力，但若该国行使此项权利时，判决的解释对该国具有同样拘束力。

（三）国际层面法律方法的缺陷

首先，由上文可知，若想合理运用国际法（通过在国际层面上合理利用相关法律方法来解决相应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需要通过合理的运用国际法院对于国际争端的相关管辖原则与制度来进行调节，当然前提是需要得到相关方同意），即首先需要对《国际法院规约》中的第36条的规定进行相应的阐释。若相关方依据36条的规定，作出其选择性的声明，则对于国际法院所行使管辖权进行了认可。由此可知，菲律宾政府在1972年1月18日，向国际法院提出了有关管辖问题的接受声明，但是其对于与“海洋”和“陆地”有关争端问题的管辖权做出了保留。这表明了，菲律宾政府在针对有关的与“海洋”、“陆地”有关的管辖权争端问题上，国际法院因为其未予认可而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管辖。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与中国之间，也并没有任何就《国际法院规约》的第36条相关规定所作出的相关选择性的声明。所以，在南沙的相应岛礁与领土争议问题上，若需要适用《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以谋划通过国际法院来行使有关与南沙岛礁相关的领土争议问题进行管辖，并作出相应的裁决，是不太可能且困难重重。

其次，中、越、菲等国均为《公约》的成员国，是否可以从利用国际海洋法法庭来解决南沙岛礁领土之间的争议问题，值得探讨。由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包括“属人管辖”、“属事管辖”以及“管辖权的选择”三方面。其分别规定于《公约》的第287条第1款、第288条、第291条、第298条、第305条第1款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的第20条。

虽然我国于1996年就对《公约》进行了批准通过，但是我国政府却从来没有选择适用过与《公约》第287条的相关规定对相关争端问题进行解决。且我国政府于2006年8月25日，依据《公约》的298条相关规定，对涉及“领土争端”、“海洋划界”与“军事活动”等几方面问题所发生的争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相关的书面声明，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有关国际司法与仲裁管辖的相关规定不接受，从而表明了我国政府就这些所涉及的问题排除了进行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的可能性。对于上述的声明我国政府也没有做出撤回，则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南沙岛礁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不具有可能性。

总之，通过国际层面利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岩岛领土争议问题存在一些无法消除或克服的障碍，因此，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定相关国内基本法解决争端。

三、完善法律方法的几点建议

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多边、双边或是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有关海洋问题的制度都不完善并且难以修正，因此，若想正确处理及积极应对有关海洋问题的争议，就必须要制定各国国家有关海洋发展的的战略以及完善海洋体制机制。对于我国而言，作者认为，制定海洋基本法是确保中国保障上述措施实现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我国于1996年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中，就对制定相关制度例如建立海洋法等基本法律提出了目标和要求。目前，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于中国制定海洋法，完善海洋发展战略及体制都极为有利。

作者认为，我国若制定一部完整的海洋基本法必须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首先，在本部法律中宣告我国海洋政策，即将我国建国以来针对海洋问题实施的政策予以汇总，并对外予以宣传与解释；其次，为了使海洋事务处于一个统一、高效的管理状态下，必须设置相关的管理机构；再次，为实现利用、管理及保护海洋资源的目的，必须公布国家开发海洋的重要领域，从而加强对管辖海域的管理及调查活动，强化国际海洋合作等。最后，此部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必须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些列的原则及制度，包括，协调开发、利用与保护原则，确保海洋安全原则，促进海产业健康发展原则，海洋事务进行综合协调管理原则；积极参与并协调国际海洋事务原则等。

由于中国的海洋基本法有助于将中国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予以宣传，因此，其对于别国来说，更有助于他们了解我国的立场及态度。并且中国的海洋政策具有连贯性的特点，是对以往政策的汇总及总结，其不会给他国造成不利影响。于此同时，海洋基本法的内容主要是对政策性的宣言，其可以很好地处理海洋基本法与现存海洋领域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现存海洋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四、结语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纵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这个时期又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拐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机遇与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因为机遇处理不好很可能变成挑战，同样挑战应对得当也可能转化成新的机遇。在黄岩岛事件等一系列南海争端中，中国仍需要保持和平姿态及政治善意，但作者认为，我国既不能委曲求全，也不能好勇斗狠，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即运用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尽快

制定我国国内海洋基本法相结合的方法，确保争端尽快解决以及最大程度的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注释：

①据史料记载，早在1279年，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测验”，在南海的测量点就在黄岩岛。这至少说明，在元代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黄岩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