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律框架研究论文

[关键词]中国；国际体系；研究现状；研究评价；研究前景[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学术关注与理论研究日趋增多，已取得不菲成果。这些文献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指导思想、总体效果、不利因素、战略决策和未来角色，有助于学术增长和外交实践。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法律框架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法律框架研究论文 篇1：

国际贸易框架下食品安全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 国际贸易和食品安全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绿色壁垒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确保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它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实施上的歧视性等特征。WTO对“绿色壁垒”问题进行了相关法律规制,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针对绿色壁垒对我国食品进出口的影响,我国应当从善用WTO规则、完善国内法律法规、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以及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出口等方面予以积极应对。

[关键词] 食品安全;国际贸易;绿色壁垒;SPS协议

本文所称的“食品安全”中的“食品”,作广义的解释,包括一切适宜人类食用的物品,即天然产品和加工产品。食品安全对于任何国家国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最初它只是属于一国政府的职责。真正将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相联系,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它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国际贸易的法律规制而产生的。

一、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原因在于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两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性和贸易自由化的实施。贸易自由化是指一国或者地区由保护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逐渐减少各种不合理贸易限制的过程[1] 。

从根本目的上看,贸易与食品安全具有一致性。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提高生活标准,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各国重视食品安全的目的与此相似。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件容易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也极易为恐怖主义和犯罪分子利用,如何保证食品安全已成为新世纪社会性、国际性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们的重视。各国合理地采取的技术措施不仅可以保护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以及生态环境,还可以有效地缓解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促使传统产品不断降低污染密集度,不断提高技术含量,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食品安全的发展,尤其是为各国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给许多产品尤其是“绿色食品”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虽然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价值取向是有区别的。贸易活动所追求的是流通成本的最小化和贸易金额的最大化,而食品安全则要求各国更加重视民众的食品质量,要求进口的外国产品符合本国对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标准。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物质产品丰富,往往在食品安全上采用较高的标准;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更多的是要面临反贫困、求生存的问题,食品安全标准相对较低,对国际社会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接受程度不高。这必然会直接影响此类国家食品的进出口。由于食品安全标准涉及面很广泛,内容复杂,且隐蔽性和合法性结合,特别是国际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制度,各国之间难以协调,容易引起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绿色壁垒。

关于绿色壁垒的定义很多,一般认为,所谓绿色壁垒是指一国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通过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服务直接或间接加以限制的贸易手段和措施。这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壁垒有很多表现形式,如绿色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政府的“绿色补贴”等等。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绿色壁垒局限在一国为食品安全而实施的技术壁垒[2]。

二、绿色壁垒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一)绿色壁垒产生的主要原因

绿色壁垒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确保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而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具体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市场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发达国家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绿色壁垒产生的根本原因,而食品贸易的特殊性使其与其他领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泡沫经济”的催生下,全球生产过剩,市场矛盾日益尖锐。而在GATT和WTO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在进一步的深化,各国面临着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的问题,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措施再难以成为保护本国市场的有效手段。这迫使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另谋新招。食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中的农产品更是如此,在各个领域中农产品市场的扭曲程度最高。WTO的历次谈判几乎都是因农业问题而止步不前。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而言,农业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又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的产业,同时,农业生产的周期长、效益低等特点进一步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因此长期以来各国都重视对农业的保护。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竞争,各国充分利用有限的政策空间,运用各种允许的政策手段,结合各国普遍认同的法律条款,不断加强对农产品的保护,由此也形成了农产品贸易的重重壁垒。不仅有涉及到食品安全的“绿色壁垒”,还有反倾销、特色保障条款等都成为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壁垒。

2.消费观念的更新、绿色需求的扩大内在地推动了绿色壁垒的形成。可持续发展概念反应在消费行为上就是绿色消费,表现为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更加注重产品的“绿色含量”。在日本,挑剔的消费者对于普通饮水和空气都以绿色作为选择标准,灌装水和纯净的氧气成为抢手货[3]。很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对食品高标准、严要求的技术措施,达到了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的目的,从而使得“绿色壁垒”发展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3.各国在技术水平、环保标准和相关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是绿色壁垒存在的直接原因。各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实力存在很大差异,相应的对食品安全的资金投入和技术要求也各不相同,加之世界商品种类繁多,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五花八门,要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法规、认证制度、检疫制度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

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提供安全、卫生的食品,保护人类健康,这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传统的技术手段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加以解决。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人民的健康,有权将对那些达不到安全标准、危害人类健康的产品拒之门外,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处理食品安全与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如果过分强调保护人类健康,并且以此作为不遵守有关国际贸易规则和准则的理由,就有可能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特别是当个别国家以保护人类健康为由,行环境保护之实,绿色壁垒就实实在在地形成了。

(二)绿色壁垒的特点

与其他非关税壁垒相比,绿色壁垒具有以下特点:

1.名义上的合理性。当代的人们普遍关心生活质量,关注生态环境,环保消费意识逐步增强,而绿色壁垒正是以保护世界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实施贸易上的限制与制裁,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非常具有欺骗性。

2. 形式上的合法性。实施绿色壁垒的国家往往是以公开立法的形式对其加以规定的,甚至以国际条约为根据,具有坚强的法律后盾,在形式上更加具有严肃性、合法性。尽管绿色壁垒实质上有悖于普遍公认的自由贸易原则,但是由于和保护人类健康、环保等一系列主题紧密相连,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绿色壁垒不大可能像其他壁垒那样轻易地从国际贸易领域中撤除。虽然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条款本身并非贸易壁垒,但是由于其中很多条款对一些概念的规定含糊不清,的确使得某些发达国家为树立绿色壁垒找到了法律上的借口,因此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进口国也就很容易从WTO相关立法中找到法律上的支持。

3.实施上的歧视性。即一国对待国内外产品实行双重标准,苛刻对待外国产品,甚至对不同国家的产品有不同的安全标准。例如2002年7月,日本对蔬菜进口商发出要“自我限制进口”中国冷冻蔬菜的指令,原因是在中国冷冻蔬菜中发现杀虫剂“毒死蜱”的含量超过了日本的标准,达到了0.07mg/kg,但是本国大量生产的萝卜的含量却是3mg/kg,相差30倍之多[4]。

(三)国外绿色壁垒发展的趋势

1.涉及人类安全、生命健康和环保的检测标准越来越多。绿色壁垒不仅仅局限于对商品本身的品质要求,而且已经延伸到了商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如我国冷冻龙虾的出口大量减少,原因就在于我国渔船在捕捞龙虾时未安装海龟的逃生装置,危害到了海龟的生存。日本对中国大米进行的残留物检验项目,由1994年的56项增加到1998年的104项,到了2001年又增加到了114项[5]。

2.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保项目的检测标准越来越高。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制定了许多强制性标准,如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烟草中的有机氨含量、农产品包装材料的可回收利用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用量指标等。这些国家利用其高新技术、高精尖的检测设备进行检测,标准苛刻,要求严厉。欧盟对中国进口茶叶的检验标准之严格连欧盟国家自己的产品也常常达不到这个标准。

3.技术法规、法令越来越细,越来越严格。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发布法规,规定向美国出口果汁、蔬菜汁或者其制品的企业必须实施HACCP管理。这是美国继水产品、肉类和乳制品之后的又一批强制实施HACCP管理的产品。美国的《营养标签和指导法令》做出了对销售的食品必须加贴营养标签的规定,营养标签上的标注内容包括食品单位、每盒份数、膳食成分和日参考摄入量等。后来又对标签的格式、字体大小和线条粗细以及加贴方法等都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4.产品质量评定程序和质量认证制度越来越严格和繁杂。目前,对于绿色产品生产的环境保护要求严格,正在实施的环境标准和ISO14000认证等不仅包括对产品本身的要求,也包括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三、国际贸易框架下对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制

在1979年结束的东京回合上,GATT各成员方达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守则》;1995年WTO成立时,各成员方又达成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以下简称SPS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协议)以及《农产品协议》等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相关法律制度①。

(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序言

该协议序言明确规定:“成员在处理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时,……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优化使用世界资源;根据各自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寻求既保护和保存环境,又达到上述目标的手段。”协议明确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是新的多边贸易体的宗旨之一。其具体要求有三个方面:一是最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二是承认各成员方为了保护各自的公共秩序,防止环境污染,有权制定和实施本国的环保政策;三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问题上享有优惠待遇。

(二) 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之规定

根据GATT第20条的规定,只要“不对情况相同的缔约方构成武断的、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不对国际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任何缔约方都有权采取“为维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为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或“为国内限制生产或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从1982年加拿大诉美国禁止进口金枪鱼案,1990年美国诉泰国限制香烟进口案,到1993年欧盟诉美国保护限制金枪鱼中间国家进口案,被诉方都是反复援用该例外条款作为其实施保护措施的抗辩理由。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

该协议承认各成员方为了保护人民、动植物生命健康和环境,有权采取适当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至于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间构成武断的或者不合理的歧视,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一种隐蔽限制。该协议的第2条第2款规定,技术规章对贸易的限制不应超过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程度,并考虑不实现这些合法目标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合法目标包括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等。

(四)《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

SPS协议在序言部分明确规定:各成员方政府有权采取必要的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使人畜免受饮食或者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物和致病生物体的影响,并保护人类健康免受动植物携带的病虫害或病疫的危害,只要这些措施“不在情况相同或类似的缔约方之间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对待”。该协议鼓励各方采用国际标准和准则,但成员方也可以采用高于国际标准的措施,只要在科学上证明是合理的,或是以适当的危险评估为基础。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卫生与动植物措施谈判一直与农产品的谈判联系在一起,SPS协议最初只是以一项决议的形式作为农产品协议的组成部分。后经各方共同努力,终于达成SPS协议。SPS协议是对GATT第20条第2款的具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TBT协议制定的。两者的关系如下:

1.从适用的范围看,TBT协议作为规范各国技术法规的一般规定,不仅适用于工业产品,也适用于农产品。而SPS协议则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免受食品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者疾病的侵害;保护动物或植物生命免受虫害、病害和致病有机体所产生的风险以及防止或者限制一国因为虫害的侵入、定居或者传播而产生的其他危害。除此之外的情形则适用TBT协议的规定。

2.在具体规定方面,两协议的一些条款非常相似,但是也有很多不同之处。SPS协议规定只有在根据风险评估有科学根据,可以实施或维持比国际标准更高保护水平的措施时才认为是正当的,而TBT协议则包括更多的情形,在TBT协议下一国可以根据基本技术问题和地理因素来决定有关国际标准是不适当的①。

SPS协议是国际贸易法历史上第一部调整、理顺国际贸易与动植物检疫关系的多边国际公约,对保护人类生命与健康、促进各成员农业生产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

根据TRIPS协议规定,各成员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包括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或为了避免严重的环境损害,有必要阻止某些发明在其境内进行商业上的利用,可以把这些技术排除于授予专利之外。各成员还可以将以下各项排除于授予专利之外:人类或动物的医疗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生产植物或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WTO对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协调是通过协议的“例外”规定的形式来体现的,WTO承认各成员方基于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的目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违反WTO基本义务。当然,这些例外规定是有限制、有条件的。这些例外条款,从积极方面看,推动了全球食品安全标准的规范化和统一化,促使各国重新审视自己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规定,约束各成员方利用食品安全这一“绿色壁垒”阻碍国际贸易的不当行为,但是与此同时,由于WTO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自由贸易理想是规则的同一性,而各成员方在制定各自的法律规定时必然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严格整齐的划一规定很可能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待遇。同时,WTO协议中很多模糊规定也为各成员方实施“绿色壁垒”找到了借口。WTO协议在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首先,TBT协议和SPS协议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复杂程度,没有预见到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要面对技术日益复杂和科学证据不充分的高科技产品的争议。比如,缺乏对转基因食品的法律规定。

其次,很多协议规定的标准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SPS协议允许成员方偏离国际标准而实施高标准的卫生检疫措施,使得发达国家采用高标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出口成为合法的做法。

最后,虽然在很多协议中都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差别待遇,但是这些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无相关具体措施加以保证。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贸易组织的WTO并不负责制定食品安全的国际标准,这种标准的制定是由国际标准化机构来完成的。由于技术和费用等原因,这些标准化机构中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往往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如何将采用自己的标准,尤其是那些低于国际标准生产的食品向发达国家销售的问题,WTO并不负责解决,这也客观上削弱了对发展中成员实施差别待遇的实际效果。

四、“绿色壁垒”对我国食品进出口的影响和对策建议

(一)“绿色壁垒”对我国食品进出口的影响

1.降低了我国食品对外出口的绩效,使得我国食品对外出口严重受阻。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到国外“绿色壁垒”的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2008年,欧盟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共通报我国食品369批,其中通报最多的是我国的花生,约占总通报食品批次的45%,而且通报的原因全部是由于黄曲霉素的超标。此外,三聚氰胺的超标成为2008年欧盟通报我国食品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欧盟对我国糖果、巧克力、饼干中三聚氰胺超标的通报。2008年,日本扣留我国食品共计295批次,其中扣留最多的食品是水产制品,主要问题是农、兽药残留超标[6]。

2.提高了产品的成本,削弱了优势产品的竞争力。绿色壁垒的制定实施会涉及产品从生产到加工、流通、销售乃至设备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它要求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原理运用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对环境无公害、无污染的生产管理体系。在产品流通过程中,企业或者厂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必须取得相应的质量标准认证,这就需要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和签订等手续,而这些手续将会产生一笔不小的费用。这必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削弱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3.加剧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以及多边贸易摩擦。我国食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产品质量达不到进口国的要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农产品在出口之前都要经过我国产品质量检疫机构的检测,其质量高于国内普通产品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标准与其他国家标准的差异就会引发贸易摩擦,影响到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二)应对绿色壁垒的对策和建议

1.积极参与WTO关于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问题的谈判,修改现有的条款,纠正缺失;同时积极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根据SPS协议第3条第3款规定:各成员方可以实施或者维持比已有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更高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但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或者认为该措施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是合适的。这里所谓合适保护水平的确定就是风险分析,但是就风险分析而言,目前国际上并无统一的标准,只有FAO(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准则,而且各国对科学依据的认定经常有很大分歧。因此,在新一轮回合谈判中要争取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TBT协议和SPS协议都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员给予差别和更加优惠的待遇。如TBT协议在成员方承担义务和不享受权利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单方面提供了优惠待遇,规定成员方应当对发展中成员方有特别利益的产品制定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标准;发达国家成员方与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在因技术标准问题产生分歧而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成员方应当充分考虑到发展中成员方面临的特殊困难等等。这些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措施而难以实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将采用低于国际标准但符合自己标准生产的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时。2002年底WTO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名为“多哈发展议程及其他”的主题研讨会。WTO总干事穆尔先生在其演讲中指出:“所有深入的研究都表明贫困是对环境的最大威胁,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更好的环境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一发言传递出来的信息无疑使发展中国家感到振奋,它说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环境与贸易领域的呼声和要求正在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2.完善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内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食品安全领域,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在食品安全的技术标准、有关行政部门的立法权限等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

而我国以《标准化法》为首的管理和监督体系以指导生产为目的,这与TBT协议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不同的。合格评定程序是TBT协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任何用于直接或间接确定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的有关要求的程序,国际上采用的合格评定程序包括认证程序和检验检疫制度。我国《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产品认证和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检验做了规定,但是对这些认定和检验应执行怎样的合格程序未作要求。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保留双重或者多重合格评定程序,合格评定机构也具有复杂性,对进口产品和国外产品的合格评定机构不是由同一个政府实体实施的,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对进口产品的不利待遇,与TBT协议规定不一致。

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内的立法采用部门“主体”立法模式,涉及的部门包括:商务部、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农业部、合并后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等。这些部门各有所管,在相关问题上都有立法权限,形成政出多门、分散立法的局面,造成法与法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以及行政管理程序的冗繁和低效率。

3.建立对外经贸部门和食品卫生安全部门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及时做好预警工作。

由于在对外贸易和食品安全系统之间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协调,因此,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建立协调机制,以便能够沟通信息,进行必要的磋商、研究和协调工作。

在协调企业与政府关系这方面,笔者建议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沟通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当前,我国很多领域的行业协会多是联谊性质,缺乏这方面的实际功能,因此,应当在政府支持、企业参与下尽快转变功能,改变性质,承担起保护企业的职责。

鉴于当前发达国家越来越经常地采用“绿色壁垒”阻碍我国食品的进出口,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此方面信息的搜集,包括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欧盟的技术标准和与WTO有关的技术壁垒协议的研究。比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WTO/SPS咨询点的窗口作用搜集相关的信息。按照WTO的要求,各成员方必须设立WTO/SPS咨询点,负责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的通报和咨询工作。因此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咨询,充分利用这个渠道,及早了解到其他WTO成员制定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的信息①。

4.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和扩大绿色产品出口,大力发展有机食品产业。

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由于更加符合环保要求,符合可持续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②。政府要对绿色产业和产品在税收、信贷和政策上给予扶持,企业也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符合要求的绿色产品。

有机食品属于国际上通用的环保生态食品概念,它要求在生产和加工中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化学防腐剂等合成物质,比国内通行的绿色食品的环保标准更高。我国有机食品的发展潜力巨大。国际市场对我国的有机大豆、稻米、花生、蔬菜以及有机药品的需求量很大。目前经过我国认证的有机食品品种如茶叶、蜂蜜、大豆、芝麻等已达上百个,其中很多产品品种已经销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国家。从价格上看,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比普通农产品要高出30%,农民可以从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中获益[7]。

五、结论

从目前来看,由于国际上对绿色壁垒法律规制的不完善,同时也由于绿色壁垒措施实施的隐蔽性、名义上的合理性,它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作为食品出口大国,如何应对绿色壁垒、扩大我国食品的外贸出口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笔者建议,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绿色产品、有机产品的发展,积极利用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尽可能地减少由于发达国家实施“绿色壁垒”对我国食品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

注:

①为了解决因为技术引起的贸易壁垒,在美国倡议下,1970年的GATT正式成立了一个制定技术标准和质量认证法规方面的工作组,着手起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草案),并且最终于1979年正式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面规范技术标准的法律文件——《技术性贸易壁垒守则》,并于1980年生效。但是由于该守则属任意性性质,并没有广泛的效力,截至1992年11月,只有40多个国家参加。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该守则的内容予以了修改,1995年1月1日,《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正式生效。

①TBT协议和SPS协议看上去使用范围相当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在实际操作时并不十分明显。例如,为保障食品质量的食品标签可以属于SPS协议范畴,尽管理论上这似乎属于TBT协议范畴。

①美国针对农产品的咨询点设在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该咨询点除了完成WTO对其通报和咨询要求外,还提供以下服务:对所有成员向WTO和农业相关的通报进行整理并发行电子版本通讯,每周刊登一次;提供所有成员已拟议措施的文件版本以供评论和提供意见;收集和综合有关组织对其他成员拟议措施的意见并准备官方的评估。参见石敏俊等著:《食品安全、绿色壁垒与农产品贸易争端》,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②绿色产品是指从生产、使用到回收处置的整个过程对生态环境无害或者危害极小,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并且有利于资源再生利用的产品。参见蔡珍贵著:《WTO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壁垒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参考文献]

[1]王传丽.国际贸易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p131.

[2]石敏俊,吴子平等.食品安全、绿色壁垒与农产品贸易争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p119~128.

[3]钟筱红.绿色贸易壁垒法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p18~89.

[4]林国华.农产品贸易应对绿色壁垒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p107~108.

[5]蔡珍贵.WTO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壁垒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p123~145.

[6]吴伶俐.WTO体制下的绿色壁垒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p126~155.

[7]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对策[J].外向经济,2000:p135~136.

Legal Problems of the Food Safe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eng Yu

(Law Department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100069, China)

Key words: food safety; world trade; Green Trade Barrier; SPS

作者：孟 雨

国际法律框架研究论文 篇2：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述评

[关键词]中国；国际体系；研究现状；研究评价；研究前景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学术关注与理论研究日趋增多，已取得不菲成果。这些文献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指导思想、总体效果、不利因素、战略决策和未来角色，有助于学术增长和外交实践。但现有研究仍有可待改进的地方，学界应当以开阔的理论视野、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精准的实践洞察进一步深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

自改革开放始，中国开启了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攀升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迄今，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方和重要影响者。对此，国内学界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总结，国外学界也给予了相当的学术关注，有关文献较为丰硕。截止2012年8月，笔者搜索到的相关文献中，外文论文27篇，外文专著4部，中文论文63篇，中文论文集1部。这些文献广泛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指导思想、总体效果、影响因素、战略决策和未来角色。本文试图对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反思与展望，旨在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国内外学界就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与实践对策。

（一）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

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一般始于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的梳理。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之间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中国自1978年开始，至1985年完成了对外政策的转变，开启了全面外交时代，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发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多边外交逐渐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总之，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了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并寻求与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争取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外学者以中国学者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历史沿革的概述为基础，展开了对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原因和这种转变的可持续性的研究。有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认为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之间具有互动作用，改变了中国领导人与外交家的观念，从而推动对外战略的调整。也有学者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加强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推动国内体制改革。然而，有国外学者对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可持续性持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担心过多地融入国际体系会导致外国对中国的不当干预，损害政治稳定性等问题。一旦中国发现有任何的威胁，就会消减参与热情、放慢参与步伐。

（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国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存在是继续坚持并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还是摒弃“韬光养晦”、“不结盟”的意见分歧。王缉思认为，中国“虽强犹弱”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必须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韬光养晦”据其含义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宣讲，只应在内部传达，更好的对外表达方式是“谦虚谨慎”。阎学通则认为，中国如今面对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实力决定中国应当摒弃“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发展“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

对于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我国学者认为，这一理念是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扬弃，强调价值多元，文明共存，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符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并促进了这种新秩序的建立。“和谐世界”的提出，标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从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重要影响者；从怀疑、抵制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到积极倡导和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创建和参与国际机制。

阎学通提出应当借鉴先秦“王道之治”的思想，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化对现实国际政治的理解，指导现实政策以及预测国际政治未来走向。中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要充当实施“王道之治”的主导大国的角色，通过带头执行和维护国际规范而更具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国外学者认为，虽然中国逐渐扩大并加深了对国际体系的参与，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与力量，但是本质上指导中国对外政策实践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现实主义，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在本质上也是国家中心主义的。

（三）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效果评估

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动机、行为、能力和影响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动机是合作最大化，中国在遵守国际承诺上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中国持有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立场使中国构建国际制度的行为具有世界范围的合理性，同时，中国树立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其主张提供了国际合法性基础。总之，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维护和完善必将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赢得更高的国际声望。

然而，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宣称的外交理念与实际的外交实践不一致，具有两面性：中国反对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范围不符合它所提出的民主化理念；中国的出口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的损害不符合它所提出的平等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中国的外交实践始终秉持国家中心主义和实力政治主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家利益。从自由民主主义的角度，特别是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还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对国际责任只是消极回应而非积极负责，对国际规则只是被动学习而非灵活掌握。虽然中国对国际事务施加了很多影响，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远远不具支配性地位。

（四）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利因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主要面临着心态转变、身份矛盾、能力欠缺、研究乏力、贡献不足、政策不稳、美国制约等不利因素。

第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心态需要转变。中国需要转变国际关系的等级化认知，转而适应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需要转变强调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转而适应全球治理要求的弱化国家主权观。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身份需要明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核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是最具活力的金砖国家，同时又是人均所得排名靠后的人口大国。中国身份认知的矛盾性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立场的模糊性。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需要强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对全球治理没有一套完备的替代方案。中国外交官面对“社会的世界”能力不足。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弱小，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只能一条腿走路。

第四，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论需要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论研究需要与外交实践处于脱节状态，理论研究数量巨大但孤芳自赏，使外交实践始终缺少质量上乘且实用性强的理论支持。

第五，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贡献需要加大。中国提供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小，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领导人比例低，中国提供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很少，并且没有在国际机制中成功输出中国理念。

第六，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政策需要稳固。中国现有外交战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存在国内政治和国外局势两方面的制约因素，导致其他国家的诸多顾虑，影响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可信度和领导力。

最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需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利益冲突，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对立，美国对中国崛起有所忌惮，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如何处理好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五）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决策

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总体目标应当是促进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创造和谐的国际大环境；基本原则应当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接轨，放眼长远利益；基本步骤应当是参与所有国际组织并发挥主导性作用，成为负责任大国，在亚洲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促进国际社会的机制化、民主化。

在国际法规范上，中国应当将和谐的主张贯穿到具体国际法律事务的态度和处理上，通过切实的努力促进和谐世界的实现，关注和推动国际法治进程，经由国际法治建构和谐世界。

在国际组织中，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多边外交战略，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加强议程设定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推动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发展，为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地区秩序。

在外交理念上，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宣传，使其成为大多数国家共享的价值理念，并将该理念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实施和谐国家、和谐地区和和谐世界的三步走战略。

在外交策略上，中国应当既要超越当下的“韬光养晦”和搭便车的外交策略，又要走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创造性介入是有选择性的、建设性的和量力而行的，对时机、方式和内涵有精心的选取，而非简单依靠军事上的打压或直接的对抗博弈。另外，中国应当坚持走多边外交路线，并不断增强运用多边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将声誉、责任与公正作为优化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突破口。

在提升软实力方面，中国应当全面强化制度建设、议程设置、政治动员和联盟的能力。另外，中国应当积极发展公共外交，胡鼓励民间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通过政府以外的第二条路线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理念与文化。中国政府、外交部和官员也应当重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并提高应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能力。

在区域治理中，中国应当积极运用周边制度安排，在合作的制度性框架下建设性地解决区域冲突，超越现实主义思维，摆脱旧时东亚政治逻辑。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应当发挥承担责任、客观公正和积极推动的作用，为此，中国可以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维护发展权利与说明减排困难相结合以及承担减排义务与说明经济社会发展对排放的依赖相结合的策略。

（六）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未来角色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未来角色，学者们使用了这样一些关键词：维护者、建设者、管理者和主导者。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不仅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合理成分，还致力于改善其不合理、不公正的成分，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保障世界稳定和国际格局的平稳过渡，促进各个文明的和谐共处，发挥在地区体系建构和联系中的作用。考察中国不同于传统的英美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新型的国家干预模式），可以发现，这种被外国学者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式增长模式的独特性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势必对现有国际系统提出改革要求以适应中国的发展模式，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经验也影响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期望。所以，中国应当输出中国模式中内嵌的“合作”的组织原则和伦理道德观，为国际秩序建构的理念和组织原则输入新鲜血液。

在国际法律规范方面，中国既要遵循和适应现状实现崛起，又要倡导和推动滞后于时代的国际法规范的改造，最终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谐的国际法环境。

在国际组织中，中国应当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完善和创新全球治理架构，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强化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资源的更合理和有效的配置。

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已经经历了从融入到积极参与再到管理世界经济体系的角色的转变。在未来十年，中国应当致力于降低贸易顺差，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推进国际经济界重大改革的任务。

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国应当塑造自身承担责任的形象、客观公正的形象和积极推动的形象。

然而，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提案设定能力较低，不能提出可替代美国和欧洲偏好的方案，这决定了中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领导世界，中国只能选择加入并顺应现有的国际秩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在此影响下加快转变国内制度，而全球化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二、研究评价：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是在全球治理问题空前突出，国际体系亟需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攀升，但进一步参与国际体系遭遇瓶颈，面临障碍，呼吁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以给予有力的学术支持的背景下展开的。其研究目的在于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最终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找到方向。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成果为学术增长作了良好的积累，并对实践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首先，拓展了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空间。国际体系主要包括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气候变化框架、核不扩散国际机制、G20体系和一些重要的区域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一种多边制度安排，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中国开展外交事务的高级层次，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开始以合作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所以，在这一阶段，学界较为重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研究。另外，我国学界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刚开始起步，还处于学习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研究其他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策略的准备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不仅在国际经济领域举足轻重，在国际体系的其他领域也都有一席之地，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学界开始重视对中国参与各个领域国际体系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是一种分领域的具体化、分散化的研究，虽然有助于对具体领域问题的细致、深入的发掘，但是缺少各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及提纲挈领式地整体把握，容易遭遇研究瓶颈。所以，学界最终又将研究转向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整体研究上来，以一种全局观、历史感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念与目标，困难与障碍，战略与决策，理论联系实际，希望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给予统筹全局式的指导。可见，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研究视角不断增多，研究空间不断拓宽。

其次，深化了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最初，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更为重视现实问题与实践策略，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问题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方法始终缺少“抓手”，即理论指导，使得研究无的放矢。中国作为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大国，需要有一套纲领式、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作支撑，保证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并能够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成为了我国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核心，然而，邓小平的外交方针的提出毕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激变的严峻形势下提出的，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此，学界根据变化了的国际新形势和中国自身的实力增长对这一思想内涵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探讨变革的可能性。2005年，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观，再次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与西方理念的异同进行了探讨，并设计这一理念落实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决策的具体路径。不仅如此，学界还主动联系中国历史，探讨将先秦思想古为今用的可能性，以及批判性地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决中国对外关系实践问题的方法。总之，学界越发重视在这一问题研究中的理论思考与学理提升，提出了一些颇具洞见与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深化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指导思想的研究。

再次，丰富了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视角方面，学界有三点改变引人注目：第一，学界从以往研究中国如何应对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到现在设想中国以强国姿态主动运用国际体系规则设定议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转变，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跃升，更加倾向于以合作而非斗争的态度理解的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大现实的一种学术回应。第二，学界从以往研究中国政府外交到现在研究非政府组织与公共外交的转变。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应当放置在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应当注意到国际行为体不仅仅是各主权国家，还有形形色色、数以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它们的活动会对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关系、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构成重要影响，所以充分认知国际非政府组织，学习如何应对非政府组织，并尝试打破西方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垄断，培养中国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表达东方的思想与理念，发展公共外交成为了研究的当务之急。第三，学界从以往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硬实力到现在研究软实力的转变。一国的软实力依赖三种基本资源：文化是否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是否具有感召力以及对外政策是否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当一国发挥软实力时，就可以依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驱使其他国家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政策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是依靠硬实力，更是依靠软实力的结果。所以，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影响力，也要学习对这种软实力的有效运用，软实力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倚仗，如何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研究的成果比较丰硕，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可以增进的地方，为更广泛和更深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具体而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研究实用性有待加强。王逸舟认为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严重脱节，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相应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好的愿景，高度性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的实施方案略显匮乏，对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较为欠缺，对指导国家外交实践稍显乏力。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联系实际性不足。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讲话、文件进行分析、再阐述与总结概括，虽然有所发展与改进，但是不能提出一整套具有严密体系性和完整论证性的理论纲领。现有的研究既缺乏哲学思想的指导，也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政治价值观的深入挖掘、系统阐释和高度概括，更缺少对已有的较为成熟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批判地借鉴与运用，这种状况致使现有研究始终缺乏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另外，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指导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而现有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与阐释，缺少从理论到实践的衔接，没有形成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实践指南，更不存在从实践再到理论的检验与改进过程，所以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体现理论研究的价值。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人员目前集中在国际关系学界，这种知识结构的单一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研究视角单一，思路稍显固化，亟需新的分析视角和思考方式的注入。具体而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应当有历史学者参与研究，总结中国参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各个阶段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中国式的参与模式，比较当代国际体系与历史上东亚的朝贡体系的异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念与态度应当有哲学家参与研究，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并比较东西方哲学的异同，借鉴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先进部分，洋为中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途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治理体系的研究应当有国际法学者参与研究，研究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探讨中国如何运用国际法规则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问题，维护本国利益，构想中国如何发挥建设者与领导者的作用，引领国际社会变革现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构建更加民主、平等、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四，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未成体系。现有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的形式主要以论文为主，关注的问题点较为单一和分散，缺少聚合性和体系性，缺少从理论到实践，从安全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文化领域的经纬交织的完整研究框架。具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般问题研究，具体包括历史演进、指导思想、参与模式、参与目标、参与途径等；其次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主要矛盾——中美关系的重点研究，研究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角色、理念和行为方式，探讨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再次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各领域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体系（联合国体系、核不扩散机制、G20体系、朝核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WTO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系统、国际投资多边体系）的研究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体系的研究。

三、研究前景：论题价值与深化方向

无可否认，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蝴蝶效应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发生作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已经过时和不再可信，各国都必须在国际合作与多边安排中解决本国的问题，寻求本国的发展，扩展本国的利益。国家主权不再是指国家有独立行动的自由以及所谓的私利，而是一种地位，证明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成员而存在，对于国家来说，唯一可以表达并实现专权的方法就是通过参与国际体系的各项制度。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增长本国实力，寻求和平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中国处在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中，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已经被认为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以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中美两国之间会因为实力的逐渐接近而引发战争。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分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彼此在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战略互信难以建立，利益分歧较多，这种关系对中国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造成诸多障碍。另外，中国融入并参与国际体系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对于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学习尚需时日，面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不能够提出一套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以体现东方国家的价值观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再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的多重性使得中国不能够清晰地表明自身的利益，坚持一贯的立场，阐述一套有吸引力的理念与模式，这种状况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抱有疑虑，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和行为怀有防范。这些问题无疑对中国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威望，促成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者与领导者的作用造成阻碍。所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学界应当以开阔的理论视野、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精准的实践洞察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

第一，客观分析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成绩、不足和障碍，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我国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效果评估略失客观，较少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念和实践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些是站在对立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失公允，难以克服，可以不予考虑，而有些批评则是客观的和可以解决的，应当予以研究。中国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外交实践的成绩，较少地进行冷静、客观的思考，从而无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国外学者虽然发现问题，但没有给出政策建议。

第二，深入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转型原因和心态，说明现有政策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学界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变化的原因研究尚不充分，国外政府和学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充满疑虑，而中国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有些浅尝辄止，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描述性的，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应当给出既有理论深度和事实论证，又不失客观性的解释，以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使它们对中国将长期坚持多边和平外交政策充满信心。

第三，加强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研究。国际组织是国际体系的核心部分，是承载国际多边制度安排和国际交往的主要平台，一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身份、地位和影响是体现一国权力的重要标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善于利用国际组织的代理人角色实现本国利益。不仅如此，国际组织时常会脱离国家的控制，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国际权威体，对各国主权施以限制，影响国家的观念与行为，国际组织时常表现出背离国家同意模式的造法功能，成为法律的自治性主体，改变国际法的内容和造法过程。因此，国际组织的宪政化，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民主与平等，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也不应忽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应当开展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议题设定、组织动员、掌握话语权能力的研究，如何在国际组织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的研究，以及如何协调国际组织与国家主权的关系的研究，在保障国际利益的同时利用国际组织的资源与权威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助益本国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

第四，提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模式和在全球治理中充当的角色。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颇具特色，可以初步概括为“有耐心”，“重长远”，“不树敌”，“善幕后”，“讲务实”，“义利并重”，等，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模式有待于理论的深入挖掘、高度概括和客观评估，形成指导中国未来实践的一套成熟的，既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能回应现实问题的行动纲领。全球治理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课题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区域如美国与欧盟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主张，希冀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者的角色。中国作为世界强国，也应当提出本国的全球治理观，更加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能体现国际民主与公正，更加弘扬东方的思想与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全球治理观，这将使得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的改革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与更高的影响力，与本国的实力相匹配。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范笑迎

国际法律框架研究论文 篇3：

服务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的文献研究

摘要：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性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由于中国转型经济与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存在差别，而国内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为数不多，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展开特定服务行业的实证研究；第二，对服务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之关系进行研究；第三，探讨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母子公司关系；第四，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扩展问题。

关键词：服务企业；国际化；战略

一、服务的分类

尽管对服务存在诸多不同的分类(Blaine，1996)，但是，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分类方法(Samiee，1999)。将相似行业归纳于一处，有利于对服务业进行系统地比较分析。例如，Winsted & Patterson(1998)对工程咨询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进行讨论。然而，由于缺乏更为综合的分类方法，相关的服务理论将不会出现(Clark et al.1996)。

Lovelock & Yip(1996)建议将服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人的服务(PeOple—processing Services)，这类服务主要包括对顾客的切实的活动，这使得服务提供商必需在当地为顾客提供服务；第二类是对财产的服务(Possession—processing Services)，这类服务包括提高商品顾客认知价值的无形活动；第三类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服务(1nformation—based Services)，这类服务为顾客收集、分析、掌握数据，最少涉及到顾客。与之相似，Clarketal．(1996)也将服务分为四类：以接触为基础的服务、以媒介为基础的服务、以资产为基础的服务和以目标为基础的服务。

Patterson & Cicic(1995)依据服务的“服务是否有形(Tangibility)”和“服务是否需要在当地进行(Face—to—faceContact)”两个维度，将服务分为四类：低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专业型服务；高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受到区位因素制约的定制化方案；低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可以高度标准化的服务组合；高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则是高附加值的顾客定制服务。

Erramilli(1990)将服务分类为“硬服务(HardSer-vices)”和“软服务(Soft Services)”。在硬服务(如建筑设计)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因而不存在当地消费的需要；而在软服务(医疗、餐饮)中，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同时发生、不可分离，要求服务企业存在于当地。Erramilli(1990)强调，服务的不可分离性是区分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

在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变成了服务企业，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了服务行业。然而，关于国际化的文献大多数是针对制造企业的。尽管服务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Javalgi、Griffith &White，2003)。可以认为，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Clark&Smith，1996)。

相关文献中一直存在有关服务产品和实体产品的国际化是否不同的争论。Boddewyn etat．(1986)认为，有关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为服务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Katrishen &Scordis(1998)通过对保险行业的考查支持了Boddewyn的研究结论。Agarwal & Ramaswami(1992)对设备租赁服务供应商和产品制造商的出口战略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并没有不同之处。原因在于这类服务企业不需要在外国市场不断地、持续地提供服务。

但是，Erramilli(1990)和Erramili&Rao(1993)的研究则认为，实体产品的进入模式不能直接应用于服务产品。虽然企业规模、成立时间、所有权归属等企业特征对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显著影响(Burton & Schlegelmileh，1987)，但是，Javalgi et al.(1998)的研究发现，这些特征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则持以下观点：对于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而言，进入国外市场的基本过程是相同的，只是在过程的执行上存在差别(Shanna & Johanson，1987；Dunning，1993)。Cicicetd．(1999)也认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国际化问题上，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但某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或程度需要修正。

Buckley，Pass & Kate(1992)认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服务的两个特征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第一，服务与实体商品的可分离性；第二，生产和消费的可分离性。与制造企业一样，公司的特定优势是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成功经营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制造企业和硬服务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并没有差别(Ekeledo & Sivkumar，1998)。

Thompson et al(1998)通过对商用汽车业和酒店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行业中领先企业的案例调查，作者发现：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比制造企业更容易理解。在制造企业中，企业的国际化更容易受到技术、社会等当地环境的影响。

三、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传统方式是跟随他们在国内所服务的制造企业，当其客户进行国际化后，他们将有机会随之向国外扩展，并且有时这种国际化是被迫的(Weinstein，1977；Vandermerwe & Chadwick，1989)。Gray&Gray(1981)通过对银行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银行通过跟随其客户而展开国际化经营。但是，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服务企业对当地经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其国际化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Winstead & Patterson，1998)。这改变了服务企业跟随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状态。

U & Guisinger(1992)对三极地区(Triad)服务业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调查。其调查对象是1976至1986年间九个服务行业的168家最大跨国公司，其理论源于对单个服务行业的研究，以及制造业的经验证据。Dunning & Ktmdu(1995)也借鉴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理论，以酒店行业为例，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结果发现，酒店企业的高层经理会依据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海外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即使在服务业的行业背景下，折衷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企业的国际化现象。

而Kundu & Contractor(1999)则对酒店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服务企业区位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酒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及政治环境因素、东道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通过对67个国家1998年横截面数据的OLS回归分析，作者发现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同东道国因素一起，对酒店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起决定作用。

Moshirian(1998)考察了1985年-1996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后认为，国际收支状况、国内外利率及经济活动均能对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而且，对本行业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资金储存成本、国内银行的市场规模、真实汇率、制造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吸引外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Samiee(1999)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趋势、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障碍包括：缺乏完整、有效的对不同行业服务业的数据统计；政府的政策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服务不可分的性质使得某些服务资源不可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配置，收费也不可能国际化。

Javalgi，Griffith & White(2003)借鉴前人对制造业的研究，通过对228家B-B服务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项调查表明，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定因素、市场特征等区位因素会影响管理者态度，并进而影响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国内，王文超(2005)对服务企业的国际营销能力的构成、影响因素和培育方法进行了研究，发现“目标市场国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国际服务市场竞争状况”和“文化差异程度”是影响服务企业国际营销能力的重要因素。

四、服务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服务被认为只能在当地提供，而服务企业也必须在服务提供的当地建立。然而，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一部分。Gronroos(1999)和Christian(2001)给出了服务企业五种不同的国际化战略：直接出口(Direct Export)、系统出口(Systems Export)、直接进入市场(Direct Market Entry)、间接进入市场(1ndirect Market En-try)和电子营销(Electronic Marketing)。直接出口服务适合于面向产业市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系统出口是由两家或多家提供互补性解决方案的企业开展的合作出口；直接进入即指服务企业在国外市场直接建立子公司；间接进入适用于那些不愿意直接在国外设立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子公司的服务企业，通常通过授权协议或特许经营方式由当地企业提供服务；而电子营销使服务企业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市场。

黄维梁(2000)对中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方式选择和营销策略提出了建议，并认为，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会因服务行业特征而异。某些针对顾客人身的服务，如医疗、客运或餐饮等服务，顾客需要到现场接受服务，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到顾客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均对顾客很重要，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得考虑东道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在当地广泛布点的限制。而另一些针对顾客财产的服务，如金融、会计或法律咨询等服务，顾客不一定亲到现场接受服务，顾客看重的是服务结果，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要着重考虑东道国服务市场进入的限制。有些服务要求构架全球性的网络，如银行、运输或旅游服务，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就应考虑企业全球战略布点的要求。但是，这些建议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文献，作者并没有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进行实证检验。

Grosse(1996)对在服务业中占重要地位的广告业、商业银行、计算机软件生产和销售、旅馆业和管理咨询等五个行业进行过调查，得出服务业中各个行业共同的前五种关键技术是：本行业中的知识和经验(33％)、提供服务的方法(10％)、管理技能(9％)、技术信息和本行业特殊信息(7％)及财务经营技能(7％)。与硬技术一样，服务技术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国际转移方式(Grosse，1996)，即出口方式、契约安排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管理契约以及各种协议)和FDI方式(包括合资和独资)。

Winsted & Patterson(1998)在对企业出口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近700家工程服务企业的调查，对服务企业出口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障碍、管理者对出口的态度、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等均显著影响着服务企业的出口水平。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出口企业坚信其服务适宜出口，而非出口企业则不然。

Coviello & Kristina(1999)考察了服务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化阶段模型，以及整合的网络理论。通过对新西兰的四家工程咨询公司的研究，作者识别了小型服务企业国际化、后续国际化、市场选择和进行模式的决策方式和影响。该研究也指出，因为服务企业的范围太过广泛，所以考察其国际化过程也不能以单一理论框架为基础。

Erramilli(1991)指出，在企业的国际市场知识与国际技术转移方式的资源控制程度(或资源要求)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Erramilli & Souza(199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规模对企业选择FDI方式的影响较小，说明大企业和小企业在此方面的区别很小。同时，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小企业选择FDI方式的意愿很小。Christian(2001)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出服务企业国际化的三种进入模式：跟随客户模式、寻找市场模式和电子营销模式。Erramilli & Rao(1993)和Murray & Kotabe(1999)曾经发现，交易费用的不同会导致服务和制造企业在许多方面的不同。Brouthers(2003)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讨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差异产生的原因。资产专用(Asset Speeificity)、行为不确定(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和环境不确定(Behavioral Un-certainty)这交易费用的三个方面均对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产生影响。与制造过程相比，服务过程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劳动密集等方面的特征。在理论演绎并提出相关假设之后，该项研究对西欧跨国公司在中东欧的投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了以下结论：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倾向(Risk Propensity)影响着制造业的进入模式，而行为不确定性、信任倾向(Trust Propensity)和资产专用性影响着服务提供商的海外进入模式。

李忠、陈继祥(2002)发现，服务企业比制造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范小虎、张祥(2001)在探讨服务技术与一般硬技术的转移过程之差别的基础上，认为服务企业国际技术转移方式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规模和市场知识。李江帆、顾乃华(2004)认为，核心资源与政策资源强弱的不同组合决定了相应的国际化战略的差异。郑长娟(2005)利用2001年进入上海市的外资服务企业为样本，对外资服务企业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更强烈的独资倾向，各服务行业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文化距离对外资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悖。制造企业中，文化距离越大，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越低。但是，文化距离越大，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其在华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也越高。

Alexander & Lockwood(1996)对酒店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尽管零售企业和酒店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拓展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许多酒店企业通过管理合同实现国际化，而零售企业较少如此操作。酒店企业具有多品牌扩张的特征，而零售企业往往使用同一品牌。两类企业国际化的动机和发展过程的差异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未采的方向

通过对服务的分类、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选择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已有的实证研究均以制造企业为重点研究对象，从整体来看，缺乏对服务行业的深入研究。即使在服务行业内部，由于不同产业类别的企业在战略的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别，因此，可以进一步针对特定产业比较分析。

第二，绩效是企业的目标。战略角色对企业绩效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Taggart(1999)在通过对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研究后指出，合伙型子公司和战略独立型子公司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与总部的良好沟通，因此在市场占有率、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接受型子公司。然而，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之关系的研究并未见到，这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企业的国际化扩展战略往往会受到总部决策的影响(曾国军，2006)，同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不同子公司在相同的投资环境下，也会因为分工合作的原因而存在不同的战略。但是，有关跨国服务企业的总部如何管理其关联企业的研究也不多见。因此，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协调与其关联企业的关系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四，已有的关于服务企业国际化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较少对发达国家服务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扩展进行研究。另外，针对中国这类转型经济国家服务企业的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极为罕见。中国是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有关跨国服务企业在华国际化扩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曾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