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论的国际法论文

[摘要]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一直是鼓吹这一论调的不悔斗士。新保守主义所宣扬的"美国例外论"思想，是其冷战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深层原因。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防御论的国际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防御论的国际法论文 篇1：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它阐明和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发挥过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奠基之作。尽管《论持久战》的内容是针对战争问题进行讨论，但其出神入化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总揽全局、纵横捭阖、纵论古今的恢弘气势和充满智慧的逻辑构建，深深吸引着探寻事物发展规律、寻找制胜法宝的各方人士的注目，其影响已远超军事领域。
《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体现在贯通古今与洞察全局、彼己认知与扬优避劣

贯通古今与洞察全局。通读《论持久战》，最为强烈的感受是，毛泽东同志中外战史烂熟于胸的博学和洞察抗战全局的气势。为了说明战争中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转化，毛泽东同志列举了中外大量历史战例，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等;此外还列举了拿破仑以少胜多的战例，以及苏联内战中苏俄红军局部优势、局部主动转化为全局优势、全局主动的战例。这些著名战史例证用以说明古今中外优劣势的转换并非特例，而是战争辩证法的规律性体现。如果说战史只是说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与抗战相关联的战例，毛泽东同志更为重视。对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的战争、西班牙内战，毛泽东同志都有独具视角的分析。例如，对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阿比尼西亚亡国的原因在于小国、政治落后、孤立、领导者犯错，中国与之相比完全不一样。对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战例，日军所表现的进军特点，战场表现，毛泽东同志十分敏锐地指出其大错有五：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而中国在强敌之前仍可以抓住敌人的主观错误取得如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平型关大捷，说明日本并非不可战胜。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述雄辩地支撑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论持久战》的核心结论。

与贯通古今一样，在把握抗战军事发展时，《论持久战》还立足于洞察全局。《论持久战》洞察全局的逻辑起点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把握住战争与政治的这一关键点，结合时代发展的主要政治矛盾，《论持久战》分析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国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意大利同阿比尼西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来”。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中国尽管失地，但日本实际能够控制的区域是狭小的，且受到国际舆论的责备，加深与外国的矛盾;在第二阶段，“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第三阶段，“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这些论述，高屋建瓴，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洞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波谲云诡的国际关系的全局，准确把握住并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准确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可谓全局在胸，变化了然。

彼己认知与扬优避劣。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一点出发，产生战争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彼己认知。《孙子·谋攻篇》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彼己认知对战争胜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论持久战》作为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自然要把彼己认知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认为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也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因其战争的非正义性受到来自国际的压力会随时间推移变大。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不如敌人，但处于进步时代，能够通过努力不断进步;且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因其战争的正义性会得到国际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对于认识中日之间这些特点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

正是基于这种彼己认知，《论持久战》花费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扬优避劣。按其基本思想，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动员。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战是不可能胜利的;“抗战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已经输了敌人一着”，“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其次是要将扬优避劣原则贯穿到战略方针中去，克敌制胜。毛泽东同志认为，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而我方则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做死守的阵地战，采取灵活的运动战”;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集中强势兵力，几路打一路，变兵弱为兵强，速战速决，形成“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这种扬优避劣的方式逐步积累胜利，积累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多样形态与运用之妙、大本大源与战争伟力

多样形态与运用之妙。抗日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中日两国实力的不对等，两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复杂关系，中日战争与其他地区之间战事的复杂关系，战争进程的复杂性等，都决定了战争形态的复杂性。在贯通古今、洞察全局、认清彼己优劣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战争形态的判断，即犬牙交错的战争。《论持久战》对此论述道：“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辉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有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所谓犬牙交错，在战役形态上就是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等;不仅如此，它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

既然如此复杂的战争形态，指挥和应对就是一个大问题。《论持久战》中提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就是说，以高度的灵活性来投入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防御，防御变攻击，前进变后退，后退变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转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時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时机、地点、部队，敌势、我势，地势，一切都要以争取胜利为目标来加以运用。因此，灵活性的运用不仅仅是指战斗或战役，也指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的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强调的这种灵活性或变动，并不是无计划和变动不居，毫无约束，相反，“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准此而论，在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根本目标的基础上，在做好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的前提下，依据时机、地点、部队，敌势、我势、地势，保持灵活机动，实现多样形态的战争与运用之妙的结合。

大本大源与战争伟力。战争是综合力量的竞赛。抗战中如何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同志在比较中日优劣势时曾作出过清楚的回答。但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层面还不够，因为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往往变化原来的形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抗战力积累、成长仍需做进一步探讨。《论持久战》首先批判了“唯武器论”。毛泽东同志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人力和人心主要是军心民心，激发军心民心的方式就是政治动员，即“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情，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动员了民众，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如何实现士兵和民众的政治动员呢？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就是要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在根本宗旨正确的基础上，“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就明确地揭示出，民众是“大本”是“大源”，①是争取抗战胜利最伟大力量的基础。从尊重他们开始，联系他们的实际利益，然后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那么，就可以从中获得克敌制胜的战争伟力。这些都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在军事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认为，《论持久战》的基本思维路径和思考方式可以概括为：贯通古今、洞察时局，掌握事物的性质、所处时代特点及其发展方向;确立正确的彼己认知，扬优避劣;把握事物的多样性形态，在坚持基本方针的前提之下，运用灵活多样的应对方式;站在民族和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中汲取最强大的力量，争取胜利。《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杰作，也是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性、系统性思维相结合的结晶。
《论持久战》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这些路径方法可以廓清认识社会事物的迷雾，启迪我们在认识把握事物时要按照正确的理论方法，并且要有大视野

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可以廓清认识社会事物的迷雾，游刃有余地驾驭和处置复杂事务。《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日渐沦丧之时，国内外对于抗战发展、中国的未来命运如何，都十分惶惑;国际关系方面，法西斯国家会如何对待日本侵华，民主国家会不会援助中国抗战等。一时间议论蜂起，亡国论、速胜论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决战、消耗战等战法主张莫衷一是。《论持久战》对这些问题都做了鲜明而肯定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回答，不仅在当时使人有拨云见日之感，也令后人由衷叹服。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正如《论持久战》所预见的那样，武汉会战以后，相持阶段到来，正面战场战线基本稳定，国际阵线加剧分化，日军的困难日益增加，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除了极少数“亡国论者”，人们逐渐坚定了对中国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基本信念。而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抗战中运用持久战理论，有计划有步骤指导着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论持久战》理论上的巨大成功，充分说明了正确思维路径和思维方法对认清局势与掌握局势的发展变化发挥着巨大作用。

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必须要有大视野，既要整体上把握事物，又要从实践中深入细致地考察事物的具体变化。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投身军事斗争，在实践中学习战争，经历了创立红色根据地、反 “围剿”、长征，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也积累了一些理论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枝节或者仅仅从自己熟悉的中国的革命战争入手来研究问题，而是扩大视野，完整研究贯穿人类发展过程的战争问题。非如此不能透彻地看清战争的本质及各种表达形态，也不可能把握现阶段战争的本质、现象、表现形态之间的关联性。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尤其注重对红军发展过程中各种战例的考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分析尤为全面、详尽与独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是有革命基础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前提下的战争;“围剿”与反“围剿”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战争的持久性以及作战形式的多样性。这些基本论点在《论持久战》一书中都得到完整体现，所不同的是，后者专门论述抗日战争的进程，说明中国抗战最后将取得胜利，而相关论点的表述在结合抗战新特点的基础上则更为详细和有条理，指导性更强，更有说服力。如有关抗战中强弱积累转化，抗战三阶段划分，犬牙交错的战争，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决战问题，等等。

正确的思维路径和思考方法，离不开理论的引导和运用，只有按照正确理论方法的指引，才能获得最真切的认识。《论持久战》的成功还得益于正确的理论引导。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澤东同志开始系统阅读哲学著作，并结合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问题和自身的革命实践进行思考，产生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名哲学著作，也产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奠基性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一系列著作的理论引导。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分析实践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先是在认识论和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方面获得系统的成就，然后运用其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进行研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形态与特点、战略战术、战争力量源泉等诸多问题有完整的把握，然后才有《论持久战》的产生。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与持续蔓延，使世界已经开启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因其疫情防控方面的失败和恰逢总统大选而更加疯狂地扩大和增强抹黑中国、打压中国的领域与力度，“新冷战”、长臂管辖、制造外交摩擦、“科技脱钩”等，手法不断翻新;军事上频繁实施挑衅中国底线的行动;国际关系中，罔顾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道义，霸凌、威胁、欺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严重妨碍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以及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相关国家的因应则各具盘算，蠢蠢欲动者有之，望风观变者有之，力求自保者有之，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变性与不确定性已成为显著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状态因美国暂时综合国力的强盛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将是颇似《论持久战》中提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局面。全球化进程中日渐成长起来的中国，遭逢世界局势的这一变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高端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受到的卡压陡增;基于全球供求关系形成的产业链受到冲击，由此影响生产就业，财政金融、经济增长等诸多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增多，等等。而且，有些困难也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克服，复杂的局面一时难以澄清。

因而，学习与发扬毛泽东同志身处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敏锐、睿智和贯通古今、洞察全局的理论创新胸襟，在正确的理论引领之下切实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显得尤为必要。而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多样形态的能力，保持清醒的彼己认知是基础。强调“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这一基本原则，注重我国地域广、人口多、市场大、经济形态多样以及与世界各地经济政治联系广泛等特点;坚信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正义性，则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扬优避劣的方式灵活应对，挖掘已有或潜在的优势要素与积极因素，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渐积累局部优势，推动其向全局转化并最终获得全局优势，是处理问题要遵循的方法与路径。此即《论持久战》理论价值在日益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最好运用与具体体现。
【注释】

①“大本大源”之说，源自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其言：“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大本大源”意指统摄或决定一切事物的基础。

责编/谢帅    美编/陈琳

作者：彭敦文

防御论的国际法论文 篇2：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中国威胁论”

[摘要]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一直是鼓吹这一论调的不悔斗士。新保守主义所宣扬的"美国例外论"思想，是其冷战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新保守主义，美国例外论

The Neo－conserv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reat Theory"

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内学术界研究较少，元简先生和张睿壮先生的文章可谓关于这方面的精辟之作①。两文都提到了新保守派是"中国威胁论"的狂热鼓吹者，其中元文指出了新保守派同时依据其意识形态框架（主要是以制度决定论为依据）和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国的扩张主义，对美国的亚洲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保守派与所谓的"中国威胁"问题。

一

除了元文和张文提到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大名鼎鼎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宣扬"美国例外论"的里普塞特（Seymour M.Lipset）、《历史的终结》（The Endof History and the LastMan）一书的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文明的冲突"的鼓吹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都被归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新保守派的阵营之中②。

同在国际上一样，在国内，美国新保守派一贯重视对传统的美国白人文化"优越"和美国"例外"信念的捍卫。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文化运动"、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激进自由派的废弃市场资本主义的主张及其对传统家庭价值和宗教道德信仰的攻击，都遭到新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从来源上看，正是1972年以乔治·麦戈文为代表的激进派得势，才激起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党内的温和派知识分子向保守主义转变，加入了新保守派阵营。大体而言，新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他们对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持有异议，认为政府对少数族裔和黑人的"帮助"，只会阻碍社会进步。莫尼汉（DanielP. Moynihan）就曾反对黑人的"福利依赖"，把美国的"黑人问题"归之于"黑人家庭的破坏"^{[1] (pp.67～72)} 。因此，在他眼里，如要改变美国少数族裔的劣势生存环境，其惟一可靠的方法是要他们自己改变他们"天生的卑劣本性"。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Klark)认为莫尼汉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对其曾经为莫氏的辩护而"遗憾"^[2]。新保守派是美国基本道德与文化的捍卫者，他们一直反对激进的自由派思潮、左翼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反击国内对美国扩张和强硬外交政策的批评，捍卫美国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这些与他们在国际上宣扬"美国例外论"和反共主张遥相呼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冷战结束以后，新保守派发动了新一轮的"美国例外论"鼓噪。"美国例外论"体现在外交领域，宣扬美国外交一贯的"天命观"和"使命观"；体现在国内政治领域，则宣扬美国历史一贯的亲和、无冲突性和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里普塞特宣称美国"例外"的本质存在于持久的"美国价值",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放任，这就使得美国成为"最有力的反斯大林主义、平等的和导致正义的国家"^{[3] (pp.20～28)} 。

这种宣扬美国"独特"和"优越"的"美国例外论"，具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国家主义特征，其自大和跋扈，必然会带来国内和国际政治、文化和种族上的偏执和排外，无怪乎克斯科曼称里普塞特眼中的美国就是"种族和文化上的排外主义"^[4]。针对冷战后美国国内大有愈演愈烈势头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欧文·克里斯托称其为"反美国和反西方"，是美国的"悲剧"^[5]；亨廷顿一度宣扬美国政治的"特殊"、"和谐"和"例外"性^[6]。但在冷战结束后，他对美国的现状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与亚洲相比,90年代中期,"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并出现了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他指出，"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他声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①，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指责多元文化主义者正在企图用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进行挑战。他认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因此，他声称："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科斯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亨氏对美国今天的现状忿忿不平。他写道："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化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他认为长此以往，"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7]。大体而言，新保守派一直反对激进的自由派思潮、左翼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反击国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在冷战后，特别是反对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这是对美国基本制度、价值观和"特殊性"的威胁。凡此种种，与他们冷战后在外交上宣扬美国"优越"和美国"使命"，继续反共，特别是反对异族文化的共产党中国，进而鼓吹"中国威胁论"是一脉相承的。

二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在保留原有特征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些转变并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在冷战中，新保守主义者历来以其意识形态的僵硬性著称，在他们的眼里，稳固而邪恶的苏联是拒绝任何变革的，其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僵硬性，让新保守主义阵营中一些人一度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为共产主义势力加强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苏联的变化及解体，让另外一些人感到"反共"这块意识形态的"招牌"已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冷战的终结，使新保守主义似乎失去了其权力基础，以及政治上前进的"路标和方向"，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似乎岌岌可危。为了摆脱生存困境和寻找新的"前进方向"，新保守主义出现了分化与组合。其一方面在保持其东北部政治基础、好斗性和世俗主义的特征上，同中西部和南部保守主义运动合流；另一方面，在新保守主义经历整体转变的同时，出现了新一代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中包括艾略特·阿拨拉姆斯（Elliot Abrams）、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老一代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IrvingKristol）的儿子）、外交杂志《奥布斯》（Orbis）的编辑丹尼尔·帕珀斯（Daniel Pipes），以及"中国威胁论"的狂热鼓吹者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1] (pp.173～192)} 。在这一分化和组合中，部分老的新保守主义者和新一代新保守主义者，很快形成了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基本看法。

元简先生把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概括为"对孤立主义的警惕和批判"、"新现实主义倾向"和"新里根主义外交纲领"三个方面。新保守主义的这三个方面从本质上说继承了其一贯特征。只不过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征伐的敌人由前苏联变成了中国。过去，在卡特总统当政时期，他们对不断"增长的苏联的威胁和美国的软弱反应"^{[1] (pp.104～105)} ，表现得忧心忡忡。冷战结束后，他们不顾中国和平外交和全球化下世界各国趋向相互依存的现实，抱着僵硬的冷战思维把今天的中国比作那时的苏联，把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软弱"，比作卡特政府对苏联的"绥靖"。此外，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招牌"，在原有的"反共"基础上，冷战后转为更为强调向国外"推广民主"，如果说老一代新保守主义的外交主张在打着防止苏联威胁的旗号下，还有一些防御性的话，那么新生代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主张则把自大性、煽动性和进攻性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克劳塞默等人竭力鼓吹的"单边干涉和积极行动主义"。自80年代末以来，新保守主义内部围绕推广美国民主的方式展开了争论，克劳塞默站在主张通过"美国的榜样优势"观点的塔克（Robert W.Tucker）、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的对立面，鼓吹"积极的行动主义"，"他反对核武器冻结的呼声，为遏制理论辩护，并强烈批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倾向"，认为美国的单边行动经常是必须的^[8]。冷战结束后不久，在《单极时刻》一文中他迫不及待地宣称，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格局不是多极化，而是单极化，美国正处于世界权力的中心，是一个惟一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项优势的"无法挑战的超级大国"。他还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单极地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应该积极卷入国际事务，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开放的国际安全环境，以维护美国的单极地位^[9]。克林顿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时，在竞选策略上采取了中间路线。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把自己描绘成美国海外政治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大肆批评布什政府在波斯尼亚、中东问题上主张和对中国的政策，声称他将维持美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力量；克林顿还保证他将反对新的威胁，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提升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这符合了新保守主义的一贯主张；加之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布什外交政策的失望，以及自身在共和党内地位的不稳定，这些因素促使一部分新保守主义者转而支持克林顿。但好景不长，新保守主义分子在克林顿新政府重要职位的任命上一无所获，他们对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Warren Christopher）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Anthony Lake）的外交主张，也心存疑虑，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眼里，上述两人都曾在卡特政府任职，并继续坚持卡特的世界秩序理论，这让新保守主义分子难以忍受。1993年春，新保守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向克林顿发难。他们指责克林顿是"一个伪装自己的民主党内的左翼分子"^{[1]（p.203）}；他们还在波斯尼亚、索马里问题上攻击克林顿。克劳塞默领导了这场对克林顿的"大控诉"。在朝鲜核问题上，他指责克林顿和克里斯托不顾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喜欢去寻求和独裁者们达成难以实现的协议，并称克林顿"容易成为懦夫和危险的软弱"^[10]。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克劳塞默一伙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仍坚定地反对同任何共产主义政权打交道，任何同共产党政权的接触，都将被抨击为反共不力，并将是不可饶恕的。当克林顿一改上任初期的状况，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时，他们一面抨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一面大肆污蔑中国，把所谓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神话，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

在新保守派对"中国威胁论"的狂热鼓吹者中，最为出名的当数其少壮派人物克劳塞默，以及在美国学界地位颇为显赫的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的开头，克劳塞默首先攻击美国当时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和所有主张奉行同中国"接触"政策的人。他自相矛盾地声称对中国的遏制并"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加入这场斗争"，"中国更多的是一个旧式的独裁主义的国家，没有弥赛亚式的使命，只是向外寻求权力。它更多的像19世纪末的德国"。他极其荒唐地认为中国正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南中国海，并毫无根据地说："事实上，当俄国和西方的军费开支一直下降时，中国的军费正大幅上升，在过去的10年中翻了两倍。"他还宣称中国向巴基斯坦和西方的宿敌伊朗出售导弹和核技术。因此，"遏制这样一个以强凌弱者必须尽早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意味着同中国的邻居，首先是越南搞好关系"。"越南是中国传统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使它成为我们的朋友"。他积极呼吁在中国的四周组建一个反华联盟。他还把中国比作一战和二战前的德国，并耸人听闻地说道："西方没有能遏制崛起的德国，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因为正在形成的21世纪的巨人让历史重演。"他一面宣称"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加入这场斗争"，一边叫嚣要在中国国内支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国际上在人权、中国申办奥运会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问题上打压和阻止中国，并最终颠覆中国的政体^[11]。这个生于1950年，在哈佛接受教育，而后转向新闻业和外交事务评论的前精神病学家，对中国外交政策取向上的歇斯底里，在这篇文章中可谓表露无遗。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文明正在衰败，而儒教文明的中国，将同伊斯兰文明一起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并将对西方文明构成重大威胁。他写道："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实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他认为西方文明在21世纪仍将保持最强势，"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他认为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最让他揪心的是他认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打乱了国际政治，而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加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7]。

美国学者阿肯伯利认为，"至于亨氏的文章，所能说的最好的情况，是它的挑战性；最坏的情况则是它为无所不在的、正竭力为其丑陋的思想及更丑陋的行为寻找辩护的排外主义者提供了伪理性的盾牌"^[12]。学术的外衣下掩盖着他龌龊的意识形态性和丑陋的世界观。应该说，"文明的冲突"在他看来倒是其次。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独特而不普遍的"^[13]，其本质上，无非是要宣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要远远优越于非西方文明。为了捍卫这种优越性，西方需要一个敌人，正如美国学者沃尔特（S.M.Walt）认为的那样：亨廷顿"试图通过把当代世界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文化斗争的世界，为我们找出一个为我们所需的新妖怪，以维持我们家园的秩序"^[14]。透过"文明冲突"的面纱，可以看到，骨子里的二元对立式的等级制世界观，发散着一股浓厚的种族主义味道。

新保守主义历来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张睿壮先生《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一文的结尾，在提到新保守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的两个理由后指出："不管今后打什么样的旗号，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将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影响；一遇适当时机便会东山再起，再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冲击。"张文所言极是，作为美国的一股政治思潮，在冷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下，有着其滋生的政治土壤。美国思想文化中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和新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都使得新保守主义的主张不会仅仅拘泥于学术圈，自早期的出任卡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的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出任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的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到今天的亨廷顿和克劳塞默等新保守主义分子，他们一直对努力参与美国的外交实践趋之若鹜，加上新保守派在美国外交学术和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因此，对其政治能量及其危害性切不可低估。

四

从知识源头上看，新保守主义的道德和世界观是人性恶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清教徒式的"选民"和"弃民"思想的组合物，同时带有很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烙印。其在承袭了欧洲的伦理思想的同时，更打上了鲜明的美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新保守主义从加尔文神学学说和政治思想家霍布斯那里汲取了人性的"性恶论"。被新保守派奉为引路人的政治哲学和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buhr)就对人下了《圣经》式的概念：人被原罪毒害，因此能作恶。人的罪恶性产生于他的贪求和要篡夺上帝职位的企图，因此，必然要求另一生命服从其意志，因而对另一生命造成损害。尼布尔还认为，由于单个人加入集团后，作为个体的人性的泯灭，在集团或国家层面权力扩张的倾向更为明显。因此，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固有本质。他提出应对这种局面的"良方"，是国家必须把现实主义与道德结合起来，把权力作为扩展道德的工具。需要指出的是，尼布尔所指的"道德"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诚如约翰·艾尔曼（John Ehrman）指出的那样："对于尼布尔来说，因为集团中人的行为倾向于暴力，人的理智和理性只对人的政治行为起着微弱的引导，而‘道德和制度的监督‘是必要的限制。因此，当他把美国的制度体系看做一个典范时，别的国家就应热切相随。"^{[1 (p.ix) ]}

其实，"人性恶"的理念只是揭示了新保守主义思想根源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如美国的历史一贯所显示的，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世界还分为奥古斯丁式的"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两种，作为"选民"的美国基督教白人注定会进入"上帝之城"去获得永生；而作为"弃民"的非基督教有色人种注定在"地上之城"中，要么去接受末日审判时的沉沦，要么去接受"选民"的统治。而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则是命中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为了维护他们这种等级制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历史上的"清教"传统和丰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为新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思想，作了注脚和提供了工具。在他们眼里，"选民"统治"弃民"，天经地义，"威胁"莫大于"弃民"的"造反"和改变等级制的企图，而对付这些罪恶的、无可救药的"弃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暴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者所鼓吹的"美国例外论"实质是宣扬一种"美国优越"思想和一种善恶对立的二元对立式思维，而这些恰恰为他们鼓吹"中国威胁论"作了最好的诠释。

【收稿日期】2002年5月

【作者简介】施爱国，男，安徽安庆人，1971年10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0级博士生，目前正在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约翰·艾尔曼（John Ehrman）：《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崛起：知识分子和外交事务（1945-1994）》（the riseof Neoconservatism: In 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1945-1994,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2]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Klark）：《忽略-但不是有益的》（Neglect－but Not Benign）。《纽约时报》1970年3月3日（NewYorkTimes,March3,1970）。

[3]希蒙·里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Double－edged Sword）。（NewYork,1996）。

[4]维克多·克斯科曼（Victor Koschmann）：《文化独特性的国家主义》（The Nationalismof CulturalUniqueness）。《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997年6月（June1997）。

[5]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多元文化主义"的悲剧》（The Tragedyof" Multiculturalism"）。《新保守主义：一个理念的自传》（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The Free Press,1995）。

[6]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美国政治：不一致中的约定》（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of Disharmon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 sity Press,1981）。

[7]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刊（Foreign Affairs Summer1993）。

[8]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Krauthammer）：《多边主义的谬误》（TheMultilateralFallacy）。《新共和》1985年12月9日（NewRepublic,December9，1985）。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道义和里根信条》（Morality and the Reagon Doctrine）。《新共和》1986年9月8日（NewRepublic,September8,1986）；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权力的代价》（The Priceof Power）。《新共和》1987年2月9日（New Republic, February9,1987）。

[9]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ythammer）：《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外交事务》1991年冬季刊（Foreign Affairs,Winter1991）。

[10]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希望的代价》（The Costof Promise）。《华盛顿邮报》1993年10月22日（WashingtonPost,October22）；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朝鲜的投降》（Capitulationin Korea）。《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7日（WashingtonPost,January7,1994）。

[11]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我们为什么遏制中国》（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时代》1995年7月31日（Time,1995,July31）。

[12]G.阿肯伯利（G. John Ikenberry）：《西方：珍贵但不独特》（TheWest:Precious,NotUnique-CivilizatoinsMakeForAPoorParadigm）。《外交事务》1997年3、4月号（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7）。

[13]塞缪尔·亨廷顿（Samue P. Huntington）：《西方：独特但不普遍》（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外交事务》1996年11、12月号（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December1996）。

[14]沃尔特：《虚构新的妖怪--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潘忠岐译、鹰子校译，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8期。原文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1997年2月10日。

①参见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元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演变及其主张；张文在元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信奉美国特殊论"、"美国使命论"和崇尚实力外交的政策主张，指出新保守主义浓缩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美国两大传统外交政治思想于一身，其本质特征"是由突出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以及强调国家实力作为政策后盾这两条所构成的"。

②参见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沉思》（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New York: Basic Book,1983）；保尔·哥特弗里德（PaulGottfried）：《新保守主义运动》（TheConservativeMovement），（Twayne Publishers,1993）；科文·菲利普斯（KevinP.Phillips）：《后保守主义的美国：危机时刻的人民、政治和意识形态》（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Ideologyina Timeof Crisis），（NewYork:RandomHouse,1982）。另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的贾浩和中国台湾学者陈毓钧认为塞缪尔·亨廷顿是新保守派在学术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参见《一九九二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和《保守派利益团体与共和党选民结构的转化》两文，分别载《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和1992年第4期。

①指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

作者：施爱国

防御论的国际法论文 篇3：

日本南海行动策略透视

摘要长期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持续关注，声称其有重要国家利益。日本介入南海问题采取了多种策略：首先是利用南海主权和领土纷争大肆制造“中国威胁论”，夸大南海纷争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其次是借助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再次是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通过援助增强其对抗中国的能力；最后是在多边外交场合不断提起南海问题，试图使之国际化、多边化。其实质是通过南海问题借机推动军事大国化、遏制中国崛起、捆绑钓鱼岛问题等等。笔者认为必须警惕日本插足南海问题的不良居心，揭露其追求军事大国化的真实目的。

关键词日本南海问题钓鱼岛军事大国化

近年来，南海问题不仅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还引起了部分域外大国出于不同目的的“关注”。其中，除美国外，日本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日本本身既不是南海领土主权争端的当事国，也不是南海问题的域外国家。但由于传统上日本一直在南海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而且由于日本经济对外部的强烈依赖性，而东亚关键海上交通线均要经过南海地区，因此日本对南海局势的高度敏感性也是题中之意。当前日本加大了对其南海政策的调整力度，这对中国东南部周边环境的变化构成挑战。李聆群：《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发展演变》，载《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1期，第96页。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它试图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在东盟内部不断挑唆，积极帮助部分声索国提高对抗中国的能力，日本积极支持和炒作菲律宾仲裁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另一方面，日本在企图借机炒作南海问题以遏制中国的同时，也在为其军事大国化寻找借口。日本还试图通过支持部分声索国的主权要求，以换取它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自身的支持。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所言，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近乎偏执地刷“存在感”，刷出的是日方当前在南海问题上的不良居心。2016年5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答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360594.shtml。我们必须警惕和揭露日本过分“热情”地参与南海事务的险恶用心，采取加强与东盟关系等方法对冲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把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明确切割。本文拟对2009年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政治策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总结，以梳理出当前日本的南海策略意图的大致框架，剖析其真实目的，為维护我国南海海洋领土主权和南海周边区域国际安全环境提供借鉴。

一、2009年以来日本的南海政策

（一） 在南海问题上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意图插手南海事务

2009年2月17日，菲律宾挑起事端，其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中国对此给予了坚决回击，南海问题再次发酵。日本开始借机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2010年，因“撞船事件”引发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后，日本小动作更加频繁。从2010年开始，隶属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每年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1 年的《报告》将“中国的海洋战略及南海政策”作为主题，大肆歪曲南海争端的事实，别有用心地宣称，“中国显示出以非妥协的思路和手段去维护本国的海上主权和权益的姿态”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1》（中文版），2012年2月，第3页。资料来源：http：//www.nids.go.jp/english/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1_A01.pdf。；“中国行动强硬化，制造南海摩擦”同上，第15-16页。；“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强硬行动，使东南亚各国对中国一向宣传的‘和平发展战略’失去了信任”“将来若在南海发生偶然冲突，包括日本在内的、共用海上交通线的所有周边国家的安全保障都将受到威胁”等等。同上，第15-16，21页。而最新版《报告》还罔顾事实地宣称，“在南海，中国海军的舰船妨碍美国海军巡洋舰的航行，中国的战斗机与美国海军的巡逻机发生危险的接近飞行”，并指责中国海军在西沙我合法勘探海域的航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6——扩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互动范围及其战略》（中文版），2016年3月，第2页。资料来源：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6_A01.pdf。

2013年12月，日本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主张，试图通过强力改变与日本等周边各国关系的现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文版），2013年12月，第20页。资料来源：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nss_c.pdf。。“在南海地区，围绕领土主权问题，南海沿岸国家与中国发生争端，给海洋法的支配地位、航行的自由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带来悬念”，还毫无掩饰地污蔑中国“以高国防费用增长为后盾，缺乏对外公开透明地继续大范围和迅速地扩充军备。中国还在东海和南海等海空领域提出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同上，第11页，第18-19页。2015年7 月，日本防卫省发表题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的报告，抹黑中国在南海的合法维权行动，歪曲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为“军事化”。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July 28， 2015， pp. 20-21， http：//www.mod.go.jp/j/approach/surround/pdf/ch_d-act_20151222e.pdf.宣称岛礁建设会提高中国在南海的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并妄称中国将在南海宣布防空识别区。Ibid.， p. 23.2016年8月，在日本政府批准的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继续炒作“中国威胁”和海洋安全问题，渲染日本安保环境日趋恶劣，白皮书甚至无理要求中国接受所谓仲裁结果，并支持菲律宾的相关非法主张。白皮书全文参见：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w2016_00.html。

除政府文件和官方报告外，日本高层政府官员也不断在不同场合发表歪曲和指责中国在南海行动的讲话。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后的第二天就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毫无根据地称“南中国海似乎注定会逐步成为‘北京的内湖’（Lake of Beijing），分析人士认为南海之于中国可以和鄂霍次克海之于苏俄的作用相比：这片海域足以供解放军海军建立具备发射核弹头导弹能力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基地。不久，解放军海军的新建航母将随处可见——用以恐吓中国的邻国可谓绰绰有余。”他还别有用心地挑唆说，“如果日本让步，中国将进一步强化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对日本和韩国等贸易国至关重要的航行自由将遭到严重破坏。除日本海军外，美国海军的所属舰艇将难以进入整片水域，尽管两片中国海指东海（East China Sea）和南海（South China Sea）。的绝大部分均属于国际水域。”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websi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2014 年初，安倍在參加达沃斯论坛时将现在的中日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英关系相类比，暗喻中国是一战前的德国。王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11页。

2014年5 月，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西沙海域遭到越南无理阻挠后，安倍在接受采访时反而指责是中国激化矛盾，恶化地区安全形势。 《外媒：安倍反复发声明支持菲越 急欲联手抗华》，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9/c_126560868.htm。在此后不久的香格里拉峰会上，安倍在基调发言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企图不断使用既成事实、使现状変化固定化”。安倍晋三：《在第13次IISS亚洲安全保障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讲话》，资料来源：http：//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405/0530speech.html。2016年7月13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关于菲律宾仲裁案的最终裁决结果刚一出来，日本外相岸田雄文立即煽风点火，公开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裁决为最终结果，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国必须接受裁决。

（二） 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将南海问题纳入日美安保体系的范围

长期以来，日本就将南海问题及其政策纳入日美同盟体系的整体框架。早在1997年，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就提出了所谓“周边事态”概念，此后日本在1999年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将包括南海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划入“周边事态”范围；同年还出台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2005年，在日美防长和外长“2+2”会谈中，日本自卫队宣称其防卫范围扩展到马六甲海峡。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在南海和周边地区的各种军演，借机使自卫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进出南海地区，提高其与美军及其同盟在南海的配合作战能力。

2009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以后，日本借机强化美日同盟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爆发后，面对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和果断措施，日本更加将强化日美同盟当作其东海和南海政策的关键支柱。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日本为了顺应美国的战略需要，同时构建与美国的联合干预体制，日本加快了与美国在军事战略上的对接。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第31页。2013年12月日本通过的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进行国防战略布局的原则，宣称“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在过去的60余年为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近年来也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更大的重要贡献”，强调“日美同盟是国家安全保障的主轴”。具体方法包括：重新评估和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推进联合训练，共同开展情报搜集、警戒监视与侦察活动，同时在弹道导弹防御、海洋太空与网络空间、大规模灾害应对等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广泛合作，提升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及应对能力，确保稳定的美军地位。主动配合美军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最佳兵力部署，同时维护并增强遏制力，负担驻日美军的驻留经费。借助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会，日本政府也加速调整国内安保法律制度，以实现其军事大国化的野心。安倍政府提出了“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安全战略。但其所谓“国际协调”的核心无疑是对美协调。王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8页。安倍政府在力推法理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从2013年10月开始，日美着手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尤其是要增加日本在日美安保体系中的防务责任。2015年4月27日，日美国防外交“2+2”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的指针大大提升了日本在日美联盟中的地位和责任，扩大了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范围。新指针取消了“周边事态”概念，将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全球层面；将以往从地理上限制的周边事态改变为“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据此，日本几乎可以随意地将它认为的所有重大事态纳入自卫队行动的范围；还将“日本以外的国家遭受武装攻击，而威胁到日本的生存或危及日本国民的生活等”的情况纳入日美防务合作的范围，这显然可以将南海发生冲突等事态囊括在内。指针还特别提到双方要在海洋领域加强合作以维护“基于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国际法的海洋秩序”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 2016，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pdf/shishin_20150427e.pdf.。通过新的指针，日美还实现了从平时状态到“灰色”状态，再到战时状态的“无缝”衔接式合作。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全天候”，即不论自身是否遭到侵略或攻击，只要需要就可以动武。修订后的防卫合作指针大大拓展了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自卫队活动的空间，为日本以武力插足可能的南海冲突事态埋下伏笔。

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日本积极加强与美国其他盟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上台后，就提出了建立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的构想，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载《亚非纵横》，2015年第6期，第32页。但由于其后来很快下台而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执政后，安倍再次提出了所谓“亚洲民主安全钻石”构想，即构建一个以日本、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为顶点的菱（钻石）形，以维护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洋公域。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websi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2014年10月，日本首次参加美国和菲律宾为主举行的专门针对南海地区夺岛行动的两栖登陆演习，日本《朝日新闻》公开宣称演习的目标就是为了“反制中国”，参加演习的日本自卫队干部声称，通过演习“自卫队可以获得实战经验”。“SDF Observes Island Defense Exercise in Philippines， Aimed at Countering China，” Asahi Shimbun， Oct. 3， 2014，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410030061.在2014年11月的布里斯班G20峰会上，美日澳三国探讨“海洋联防”以应对中国潜艇的活动，拟由日本向澳大利亚提供先进潜艇和水下侦察技术，监视中国海军在南海和印度洋的活动。《日欲用潜艇技术换 “进出印度洋”》，载《环球时报》，2014年11月17日，第8版。

（三） 强化与部分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军事合作，增强其对抗中国的实力。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不仅大肆抹黑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背靠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伺机介入有关纷争。还通过强化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南海声索国的关系，提供援助，来提升它们在南海问题上对抗和干扰中国的能力。

从2011年的野田佳彦内阁开始，日本就不断加强与菲、越等国的安保和军事合作。2011年9月，野田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连接世界与亚太的南海极其重要，该海域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注事项”，“拥有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等共同的战略利益”，强调“航行自由、无阻碍通商、遵守现存国际法及冲突的和平解决符合两国及整个地区的利益”。法新社、德新社日本东京电，2011年9月7日，转引自林晓光：《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载《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2期，第56页。此后双方开展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的高层互访、建立两国海军参谋磋商机制，日菲达成共享海上情报协议，日本还计划在菲律宾建立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基地港。这些合作明显是针对南海问题和中国的。

日本将强化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有关国家的“能力建设”当作重要战略目标，如在最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海上交通线对我国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支援这些海上交通线沿线国家提升海上保安能力，同时加强与我国拥有相同战略性利害关系的伙伴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文版），2013年12月，第14页。在2014年2 月举行的第5届日本-东盟副国防部长级论坛，把“能力建设倡议的未来实施方向”和“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合作”作为重要讨论议题。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4， p. 272. 能力建设既包括硬件方面，也包括软件方面。2011年野田佳彦内阁修改了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在联合研发和为国际和平安全及人道主义目的出口武器。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载《亚非纵横》，2015年第6期，第29页。2014年安倍内阁通过“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三原则”，彻底打破了日本的武器出口禁令。《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诀别“和平国家”》，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8/c_1110132744.htm。2015年日本就计划向菲律宾转让10艘新巡逻船，赠送三架装备侦测雷达的比奇C-90“空中之王”双发螺旋飞机，以帮助菲方增强南海巡逻能力。《日本大赠送菲越装备 瞄准南海？》，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8/07/c_128105175.htm。日本还提供大量资金、设备和人员积极帮助训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015年6月，日本还派出P-3C反潜巡逻机与菲律宾海军展开首次共同训练。

与此同时，日本与越南的军事合作也有了突破性发展。2011年10月，日本和越南两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有关强化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日越还签署了海洋战略安保协议，一致同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统一协调的政策，应对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动作”。《日媒：日本南進战略将“全面包围中国”》，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0-25/3412957.shtml。随后在越南总理访日期间，双方再次确认以中国为假想对手、以遏制中国为政策目标开展海上安保合作的方针。林晓光：《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第57页。2014年，日本决定向越南赠送6 艘可以转作巡逻船使用的二手船，并计划向越出售一批新巡逻船，《日本向越南赠送6艘二手巡逻船》， 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01/c_1111904602.htm。以提升其在海上防卫中国的能力。2015年9月，安保法等相关法律通过后，日本海上自卫队扩大了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尤其是日越达成协议，越南的金兰湾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海外补给基地。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5， p. 286.2016年4月1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首次访问金兰湾，护卫舰停靠期间还与越南海军举行联合操舰训练。《日本自卫队舰船泊越南金兰湾》， 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60412-604275。

（四） 积极推动南海争端国际化和多边化，插手有关南海问题的外交事务

虽然日本并非南海周边国家，但其却千方百计插手与南海问题相关的外交事务，在多边外交场合常常有意将南海混入讨论议题，试图用国际制度来作为其干预南海事务和围堵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

2009年之后，日本不断利用各种区域多边机制，在国际外交场合挑起对南海争端的讨论，攻击抹黑中国，并积极推动含有南海议题的有关文件的出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EAMF）、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七国集团会议（G7）等。在2011年的东亚峰会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建议成立“东亚海上安全论坛”，构筑海洋安全合作多边磋商机制，就海洋安全问题创设由各国高官和专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形成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性框架性的多边对话机制，试图将东海、南海问题均纳入其中，并希望把这一提议写入峰会的首脑宣言。尽管会议最后并未采纳该建议，但其推动南海争端国际化的企图十分明显。2013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称南海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关心的共同课题”。在日本的极力推动下，2015年4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甚至专门发表了一份涉及南海和东海局势的《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表示“继续关注东海和南海局势，对类似大规模填海造地等改变现状及增加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为表示关切。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强推七国集团声明 日本暗藏心机》，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17/c_127698643.html。2015年6月，在德国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煽风点火，要求与会各国关注和谴责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扩张”行为，试图炒热南海议题，抹黑中国。《G7晚宴 安倍乱喷中国南海》，资料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9/c157278-27122335.html。2016年4月，在日本广岛市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再次发表《关于海洋安全的宣言》，声称“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以及加剧紧张局势的恐吓、威胁或单方面的挑衅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还别有用心地“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海洋法，不要进行造岛以及将其军事化等行为，执行法院和仲裁庭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Maritime Security， April 11， 2016 Hiroshima， Japan. http：//www.mofa.go.jp/files/000147444.pdf.。其针对中国的指向不言自明。安倍自己宣称，“在伊势志摩峰会（2016年5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我向国际社会反复呼吁的‘海洋法治三原则’作为七国集团首脑宣言予以通过。”“安倍内阁总理大臣于迎接“海之日”之际致辞”， 资料来源：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607/1218159_11157.html。2016年7月25日，在老挝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日美澳三国外长举行战略对话并发表联合声明，尽管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反恐到气候变化合作都有所提及，但其中花了大量（差不多一半）的篇幅谈及南海、东海问题并对南海有关争议表示严重关切，把矛头或明或暗地对准中国。如声明特别提到：反对单方面改变海洋地理环境，强烈支持菲律宾仲裁案的仲裁结果，要求中国和菲律宾都遵守这一结果，提出三边合作强化海上安全的能力建设。“Joint Statement of the Japan-United States-Australia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6/07/260442.htm.这个联合声明的出台，与日本的极力推动有直接关系。

在与东盟的关系中，日本更是常常挑起南海议题。2011年9月，日本与东盟在东京举行第三届副国防部长会谈，称“在中国的南海活动日趋活跃的情况下，加强东盟与日美的合作很重要”，一致同意更多地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国防部长会议和东亚峰会等国际多边框架讨论和解决问题。林晓光：《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第57页。2011年11月，日本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共同宣言加入了促进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及合作加强海洋安全的内容。宣言强调双方认为“连接东盟与日本的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对地区繁荣不可或缺”，为实现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确保航行自由，应早日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将依據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促进和深化日本与东盟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Joint Declaration for Enhancing ASEAN-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rospering together （Bali Declaration），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conference/pdfs/bali_declaration_en_1111.pdf.日本试图拉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对抗中国的企图十分明显。除此之外，日本还积极参加美国在南海周边组织的军事演习，如“肩并肩”“金色眼镜蛇”等，并主动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共同进行军事演习，如 2016年4月被称为准航母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级别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前往菲律宾苏比克港，参加了与美国和菲律宾联合举行的军事训练。这些演习和活动使日本实现了自二战后以来向南海投送军事力量的历史性突破。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载《亚非纵横》，2015年第6期，第29页。

二、日本南海行动策略的实质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如此积极活跃，有着深远的战略思考。日本试图以南海争端为抓手，通过制造中国威胁论、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为其军事大国化野心服务，最终目标是打破二战后的和平宪法对日本的束缚，打破战后国际安排，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其实质意图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国内安保政策调整寻找借口

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却在南海问题上刻意抹黑中国，制造和渲染紧张局势，其真实意图之一，就是为推动在国内进行战后空前的安保政策调整寻找和制造借口。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发展中的右倾趋势十分明显，追求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化日益成为不少政客的既定目标。然而由于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又有一部放弃战争权的和平宪法，成为这些人难以打破的政治樊篱。随着南海问题升温，部分日本政客就企图通过大肆宣传中国对南海周边国家的“欺压”和对航行自由的“危害”，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军事力量，进而实现军事大国化的目标制造理由。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后，极力推动军事大国化进程。2013年修订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指责中国所谓加强军事力量的过程缺乏足够透明度，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试图以强力为后盾改变现状”，提出日本要建立“坚韧的机动防卫力量”，取代之前的“机动防卫力量”，具体包括加强海上自卫队力量，强化离岛防御等，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for FY 2014 and beyond，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_e2.pdf.为其扩张国防力量张目。2014年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向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而此前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于1967年，1981年日本国会做出有关决议后，日本一直实行禁止对任何国家出口武器的方针，虽然曾对个别武器出口项目采取过特例，但其整体制约效力一直未变。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废除等于事实上解除了日本武器出口禁令。2015年日本又突破“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7月，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套、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系列安保法案。根据法案，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限制条件被大幅放宽了。从这些日本政府一再突破红线的事态可以看出，日本利用南海纷争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之一是重走军事大国化之路。

（二）企图构筑“反华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

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不断发酵，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以及防范和戒备心理也与日俱增。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称，“中国大幅快速增加国防费用，并在广泛领域快速加强军事力量。……正在加强非对称军事能力，以阻止其他国家军事力量接近其周边地区并开展活动。中国并没有明确说明其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和目标，并未充分确保军事和安全的透明度。”Ibid.最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宣称，“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等海空领域坚持与现有国际法秩序相违背的自我主张，试图以力量改变现状。侵入我国尖阁诸岛附近领海，侵犯我领空，在我国周边海域空域急速扩大或增加活动。还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的飞行自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11页。

因此，日本试图借助南海争端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一方面依靠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另一方面拉拢部分南海主权声索国，建立一个“反华包围圈”，从战略上抗衡、围堵中国。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安保体系的核心支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等地区紧张局势使得美国和日本都有意强化其同盟关系。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保障的主轴，也是其战略性路线之一。同上，第17-18页。在未来的安全架构中，日本可以通过美国同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正好又符合了日本努力争取军事大国化的目标。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在传统上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但中国—东盟自贸区签订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试图利用南海争端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并拉拢部分声索国共同抗衡中国，Ian Storey， “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olitical Science， Vol. 65， Issue 2， 2013， pp. 50-52.从而构筑出一个“反华包围圈”。

（三）抹黑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捆绑”争夺钓鱼岛主权

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执意要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引发了中日外交危机。然而在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上，日本在法律、道义以及国家实力上都不占据优势。为了化解这一困境，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和东海钓鱼岛问题相互“捆绑与联动”的战略李聆群：《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发展演变》，载《和平与发展》， 2015年第1期，第110页。，试图一方面通过抹黑和批评中国的南海行动，另一方面完全支持部分南海声索国的主权主张，以期它们能够投桃报李，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的主权主张。安倍晋三在其《亚洲民主安全钻石》的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说，“日本不能屈服于中国在钓鱼岛周边的日常武力展示，中国通过舰船在钓鱼岛周边的存在试图制造出司法管辖的既成事实。如果日本屈服了，中国就会在南海变本加厉。”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将东海和南海放在一处表述，称“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等海空领域坚持与现有国际法秩序相违背的自我主张，试图以力量改变现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11页。这显然是为了将水搅浑的“乌贼战略”，旨在不遗余力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南海声索国挑战和对抗中國。日本不仅充分利用东盟等多边机制和场所，有意挑唆部分声索国挑起事端，还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为诱饵，并把军事援助包装成发展援助，推动他们积极对抗中国。Ian Storey， “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olitical Science， Vol. 65， Issue 2， 2013， pp.54-55.

总之，日本将南海视为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关键地区，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战略。它一面依靠美国的支持强化美日同盟，另一方面通过援助和安保合作等方式提高南海声索国的实力，试图构筑起一道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日本还借南海纷争大肆编造“中国威胁论”，为其打破制度束缚向军事大国化的目标迈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日本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的险恶用心，未雨绸缪，通过强化与东盟关系等办法打破其利用南海问题围堵中国的企图，同时还要揭露其以炒作南海问题为名，行军事大国化之实的危险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光海.日本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J].亚非纵横，2015（6）.

[2]李聆群.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发展演变[J].和平与发展， 2015（1）.

[3]王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辨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4（6）.

（责任编辑：崔建树）

作者：李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