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原则

行政诉讼原则（精选8篇）

篇1：行政诉讼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论文：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探究 摘要：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法治思想的结晶。因此，本文详细分析了行政法的合理性、合法性、民主性以及责任行政原则，四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行政法 基本原则

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指行政法的立法、实施及监督的根本原理或基本准则，它是行政法存在的基础，是行政执法的指南，是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法治思想的结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普遍的适用性。这些基本原则不仅要指导现实中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可以向我们传达今后政府职能实现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

1.行政合理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不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种类和幅度范围作出行政行为，而且应当使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意图和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其中之“理”是指体现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法理。

首先，行使权力的动机和目的应符合法律授予该权力的宗旨。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根本的是维护公共利益及保障人权，如果行政机关违背了该宗旨，以权谋私或公报私仇，则构成滥用职权。实践中这种滥用职权的情况并非

比如说对某违法者要给予警告处罚，但为了多发奖金，或由于执法者公报私仇，于是对其作罚款处理，这种表面不违法但存在主观恶意的滥用职权行为，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违反行政合理原则也需承担法律责任。其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绝对无效，而不当行使由裁量权的行为由于并无主观上的恶意，只是由于客观因素或业务水平的影响而导致的，因此不适当的由裁量是可部分调整与完善的行为。

2.行政合法性原则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治的首要原则，主要足指行政职权的取得、存在和行使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要求的行政，都是不合法的和无效的，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根据行政法治的实践，行政合法的要求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即行政主体合法，行政范围合法、行政内容合法、行政程序合法、行政形式合法。这：丘方要求能否达到，关键取决于行政权的配置和运行过程足否正当。而行政权的配置问题正是行政组织法所要解决的，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是行政程序法要检验的。但纵观我国行政法制现状，不难发现，至今尚未出现一部囊括行政管理所有领域的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使得行政权的取得

行政机关争午义、越权的隐患无法消除，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如何实现?其结果直接制约着行政法治的进程。所以，目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行政法治的法制基础，即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一方面，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创建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保证行政权配置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和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程序上规范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维护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3.民主性原则

行政民主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以及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制度、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因此，行政民主原则既包括对管理体制与制度方面的要求．也包括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方式、方法方面的要求。行政民主与政治民主不同，如果说政治民主取决于国家本质的话，那么行政民主则是直接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相联系，是与体制上的集中相对而言的。民主政府要求政府行政要面向民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的公共政策要回应民众的要求；政府的一切行为当围绕着民众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政府不仅仅是曾理的机关，也是具体实际利益的提供机关。政府公职

第一，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应公开外都应公开，充分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还得举行立法听

及作为管理者的行政主体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权利和义务，该行政权利和义务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它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和基础，如果行政法内容不能充分体现民主，就不会确保人民群众利益的切实维护，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管理行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势必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

第二人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关咨询，以便公民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对此，各行政主体应创造条件。这也是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管理活动，主动配合并履行其行政法义务的重要保障。

第三，行政相对人应遵循民主程序的约束机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当其私自、个别利益与意志与公共利益、多数人意志发生冲突时，其应让位于公共利益及多数人利益，服从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行为，积极支持、配合，并切实履行其行政法义务。

4.责任行政原则

法律存在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对某种行为责任的追究，以实现社会一定的秩序状态和建立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国家行政机关同公民、社会团体一样，也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行政法产生的目的在于克服行政活动中

把全部行政活动置于一种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而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行政、滥用职权。因此，责任行政原则不仅是行政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活动的现实需要，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具有公共性质，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如果行政活动可以随意实施而无需承担责任，就会引导整个社会进入无秩序状态。其次，行政活动是以行政权力作用于公民、社会团体为特征。公共权力的运用就是以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产生某种影响力为特点。如果这种活动可以不负责任，任意影响而无需负责，那就将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从而危及到整个社会。

再次，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基于我国特定的国情。我国有着较长期的历史，封建传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彻底根除。官贵民贱、官本位、官管民等封建意识很强烈。相反，责任意识却很淡漠。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依法行政未得到提倡和重视，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官员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观念并未成为普遍的意识。因此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的基本原则，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树立起责任行政的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将会起到积极的巨大的作用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社。2000 [2]方世荣．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8 [3]高轩．行政效率机制的行政法保障[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篇2：行政诉讼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除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在现行法律未修改之前，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当是法官们应遵循的原则。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由于行政诉讼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是对行政职权的处分，违背了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原则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但随着的十多年行政诉讼审判的实践，这种权力不可转让、不能妥协的原则很快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如果能够调解的行政行为，法院仍要旗臶鲜明地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作出判断，似乎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大局相悖。怎么办？一方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途径，该如何取舍？这就给行政审判带来一个全新的命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不外乎以下理由：

1、公权的不可处分性。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是国家意志的行为，是代理国家履行职责。因此，行政权属于国家公权，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处分，法院不得居间调解。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活动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不能转让、放弃和处分。

2、行政诉讼审判任务决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任务，在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者予以维护，不合法者予以撤销，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无调解之余地，人民法院要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审查确认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判决。

事实上，从实际效果看，在行政救济程序中这种严格审查、不许调解的制度，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为了将法律赋予的职权用足用好，人民法院当然要严格执法，坚决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没有给行政机关留有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即使行政机关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甚至行政机关已经撤销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只要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还要继续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第二、原告诉讼目的已达到，但无调解结案方式。行政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当事人在私下已经达成某种协议，被告承认违法并予以补救，原告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补救和满足，因此原告表示谅解和接受。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还要照常进行，因为法律并没有调解结案的规定。

第三、审查撤诉申请流于形式。虽然法律规定，行政审判中的撤诉缺乏民事诉讼中撤诉的随意性。但几乎没有哪个法院在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许撤诉的裁定。法院对行政案件撤诉申请的审查权几乎完全虚臵，行政诉讼法限制撤诉的立法意图几近落空。有时，当经人民法院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时，不得已，人民法院只得动员原告撤诉，这实际与法律规定当事人自愿处分诉讼权有冲突，且有时原告处于种种考虑坚决不撤诉。在此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只能继续原来的诉讼，判决被告行为违法。使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归于无效。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还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在诉讼理论上，无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基本功能都是解决法律争议，而调解正是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之一，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自诉中适用，当然也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所谓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由人民法院主持，解决特定争议的活动。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案方式，是争议在判决前的解决，是提前结案。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有现实必要性。

第一、人民法院认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以后，直接出具行政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终结案件。该决定具有终局性，当事人达成的协商意见包含在法律文书中，具有强制执行力，提高了行政审判效力。

第二、经过证据交换或开庭后，被告自感有败诉危险，便主动请法院协调，而原告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非讨个判决书。允许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对所争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协商，可以消除行政纠纷，化解官民矛盾。

第三、据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法院行政案件一审审结的全部案件中撤诉约占30.7%；2003年约占31.6%；2004年约占33.4%。行政诉讼撤诉率如此之高，并非实质上的真正撤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诉讼双方达成了案外和解。

第四、从域外制度来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调解已是行政诉讼程序终结的方式之一。例如，在法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明文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调解（和解）。从立法宗旨看，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应当是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建立在合法性原则基础之上，搞无原则调解，在诉讼中“和稀泥”，则既放纵了行政机关枉法行政，也不符合行政相对人长远的根本利益。故应当把握哪些行政行为可以调解，哪些行政行为不能调解，何时进行调解。笔者认为：

第一、可调解行政行为的类型。

1、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则法院可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拘留、罚款、劳动教养、增收滞纳金、停业整顿等具有不同幅度的处罚。

2、存在行政程序问题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仅仅违反法定程序的，基于维持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切实解决纠纷。可以进行目的在于说服相对人接受行政行为的调解工作。

3、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当事人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法院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合法也始终以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是否正确合法为准。通过调解，动员行政机关主动变更或撤销显失公平的民事纠纷裁决，让原告撤诉，可以比较圆满地处理办案中的困难和矛盾。

4、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行为，即行政不作为案件。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作。对拖延履行、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履行。一般地，对原告而言，显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机关经调解而主动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对相对人来说正好达到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

第二、对行政诉讼中调解的限制。行政调解机制必须把握三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一是审查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责不能放弃、达成协商一致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如果协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审查机关可以拒绝采纳，而继续行政救济程序。二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性质，原则上不容许协商，不允许行政机关为了达成一致意见，以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为协商条件。三是不得直接以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撤销作为和解的内容。行政主体，不得通过和解向作为相对方的私人约定威胁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地位，或者约定放任该地位。

第三、行政调解启动的时机。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借鉴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程序的做法，即行政调解启动的时机可以在法院立案以后直至作出最终判决之前。当然，在证据交换后，庭审之前这段时间效果更好，因为经过证据交换，原告诉讼的理由是否成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往往一目了然。此时适时调解，原、被告双方抵触情绪较小，容易促其和解。

篇3：行政公开原则新探

关键词：行政公开,公民与政府,听证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 某地无污染新能源立项问题, 由于公民不知晓它的性质和立项过程, 引起立项后公众误以为具有污染性, 并采取较不和谐的方式反对其落户该地, 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影响。最后, 经过长时间公民与政府的交涉, 该无污染项目被取消。而这个项目本身确实是一个无污染的能源项目, 能带来很大的效益, 最后项目的却得到取消结果。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 行政不够公开是问题产生根本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民必然会更加要求政治参与, 并通过政治参与保护其利益。行政公开原则, 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权行使过程提供了法律基础。由此在利益的驱动下, 介入行政权的行使过程, 从而实现其参政议政的目的。

信息不够公开必将导致一个问题, 那就是消减行政行为之于行政相对人的可接受性;行政相对人的接受程度主要决定行政权力的作用力大小。强制力固然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和社会接受行政权的实施状态, 但远不如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在心里认同下接受行政权。然而, 要提高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对行政权行使状态的可接受性程序, 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让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去, 并提供一个了解行政权行使情况的便利条件。同时, 行政主体也尽可能地将与行政权有关的事项通过一定的形式告知社会。行政公开原则可以确保上述思想化为现实。若该区政府能适度公开, 则公民在知情的情况下, 对于该能源项目立项项目也不会引发一系列不和谐问题。

其实, 在整个能源项目立项事件中, 政府面对老百姓对环境的诉求, 其实并未置之不理, 还做了很多工作希望让居民信任。这是很可取的。但若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前、决策过程中, 而不是在决策后, 充分行政公开, 广泛吸收公民参与, 举行听证, 这一系列的公民对政府不信任, 这些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二、公民对决策可接受性减弱的原因探析

1、行政公开全面性、客观性、及时性不足

行政公开要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全面、准确、及时的公开信息, 从而可以在获取更多信息的基础上, 使决策质量得到改善。全面的信息公开, 才有可能积极发挥学者、专家的参谋作用, 而该能源项目, 公民普遍称并不了解, 这个公开不够到位, 使得该区能源项目立项事件引起公民关注, 到误解其具有污染性, 一定原因上取决于区政府在决策时未进行严格的听证, 决策后也未及时的公开以致利害关系人知情, 从而造成信息堵塞、失真、民众恐慌等现象。

2、决策缺乏民主

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启动着和起草者的该区政府, 其行政机关具有完全掌控行政决策方向能力, 公民的参与往往难以影响决策的进程。从政府的地位来看, 人民往往认为该区政府无法做到独立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 政府往往代表着一定利益群体的利益, 在听证制度上, 能源项目的立项问题上, 没有进程事先的宣传普及, 听证制度成为形式, 必将导致公民对于决策的不了解、不够信任。听证制度流于形式, 公众参与, 表达意见的途径流于纸上谈兵。“为了保密, 政府常常把决策人员限制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 那些本来利害关系人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这样的决策因此也就很难得到厉害关系人的认可;该能源项目最终取消, 政府最终顺应的民意的需求, 这种民意倒逼而形成的优秀项目无法立项, 给政府人民带来一定损失。若区政府可以在决策前, 决策中发扬民主, 注重公众参与, 则这次的能源项目立项问题则将成为水到渠成的成功决策。

3、公众参与有效性不足

该区民众的参与意识是比较强的, 但是参与的手段方法却不高。此次的能源项目中, 涉及自身利益的群众, 采取结社、游行示威甚至暴力等激进、非法手段反对政府决策。不知道如何参与, 怎么样有效的参与是目前公众的重要问题。在民主进程中有意义的民主参与需要的是知晓信息的参与者。与此同时, 群众力量不集中。利益集团往往有足够的能力让松江区政府站在他的一方, 作为弱势的群众, 总是等到利益即将或者被侵害时才能有机会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作为弱势群体的公众只有集合起来通过有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政府才能更公开。

4、行政公开配套法律制度尚不健全

“人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 信息公开法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前提。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民准尺度如何确定、范围程度如何划分。对于公开的实施的保障, 涉及公民知情权的纠纷能否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等等事项, 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甚至没有规定, 无论对公民还是政府都是个难题。

三、提高政府决策可接受性的路径选择:透明化行政公开

1、建立行政公开监督机制

仅仅拥有十分完善的行政公开制度, 而在实际行动中, 仅停留在文件上, 或走走形式, 未能发挥出实际应有的效应, 则纯属纸上谈兵。对此, 要增强程序法的刚性。从考核、审查、问责等为切入点, 重点建设行政公开监督机制, 对行政机关内部妨碍信息公开的力量进行制约。首先, 要建立信息公开考核机制, 将信息公开与行政机关内部绩效挂钩, 提高行政机关公开信息的积极性;二要建立民主决策考核机制, 要在重大决策中贯彻落实民主决策要贯彻民主决策, 设定合理的指标体系, 将政府机构的决策民主与否作为考核内容。仅此还不够, 还要将考核结果要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挂钩。最后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谁制定谁公开, 要明晰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权限, 在此基础上决策民主化。

2、完善行政听证的程序制度

听证使行政活动于公众监督之下, 行政机关作出有关决定必须指明事实根据、法律根据、说明理由, 这样可避免行政机关随意作出决定, 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对于听证制度的完善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 通知制度。通知制度史政府与公民沟通的主动方式, 是不可或缺的。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有赖于其保护。行政机关要做的重大决策若与民众相关, 须告知行政相对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且, 如果行政机关举行听证, 应当在听证召开前, 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

其次, 公开举行听证制度。在听证公开举行方面, 存在部分意图使听证活动与社会隔离的问题, 必须进行解决。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 听证的进行必须公开, 只有这样, 民众才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 从而更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状况。

3、强化公民参与有效性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行政公开的根本动力在于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笔者认为, 要强化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可以从以下几个点深入:一是继续加强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虽然当前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在对怎么去参与, 如何有效参与方面并没有系统的法律认识, 所以我们应首先提升民众整体的法制意识, 这样在一项政策与公众自身利益相关时, 公民就可以以平和合理的方式参与其中, 避免出现松江区民众与政府对峙的局面;二是整合力量, 加强群众参与的组织性。分散的力量往往不够集中, 只有群众有组织的表达利益, 才能更好的参与议政。最后, 多元化公众参与渠道。除了举办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 还可以通过网络手段, 如完善电子政务, 媒体等让公民以更加简便的方式了解政务信息。

4、法律上对权力进行强化

加强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相关立法。行政公开制度是幕于公民享有知情权和信息自由权而建立的, 当代情报自由法的目的也正在于实现行政公开以保障公民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因此, 加强行政公开的法律保护, 重要的是加强宪法对知情权的保护。与此同时, 加快制定以行政公开为基本原则之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的公开原则应当包括立法程序公开, 信息公开, 执法程序公开, 和行政法救济公开等内容。同时, 对于表达权和监督权也要强化法律约束, 维护公众的监督权和表达权, 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类表达、监督渠道, 最终使公众意见能够有效制约行政决策。

参考文献

[1]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222-225.

[2]杨红叶.重大行政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困境与突围[M].2010, 96-97.

[3]Harry Hammitt.A presumption of openness, Government Executive.Washington, 1997:23-26.

篇4：行政诉讼原则

关键词：行政诉讼；停止执行原则；不停止执行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22-02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不停止执行原则

（一）《行政诉讼法》第44条

《行政诉讼法》第44条内容为：“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由此可知，我国行政诉讼中采取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做法。

（二）我国采用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理由

1.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及其连续性

行政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具有连续性的具体活动，在顾及合法性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行政的效率问题。这是由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和行政管理的复杂多变性决定的[1]。国家行政管理理应是连续并有一定效率保证的，这就要求行政行为不能因诉讼而停止。如果行政相对人提出诉讼请求就意味着停止涉诉行政行为的执行，则容易导致诉讼泛滥，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率，动摇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

2.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

“公定力的概念由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首先提出”，他“对国家的权威和行政组织内部的监督手段予以极大的信赖，并依此作为公定力的依据”[2]。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认为“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使具有瑕疵，在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做出认定和宣告以前，也具有被视为合法行为并要求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尊重的法律效力”[3]，这一点不应受到诉讼活动的影响。

3.公益优先理论

可以说公共利益高于公民私益是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直接根据[4]。公益优先理论源于利益衡量理论，该理论以价值相对主义为基础，注重各种具体利益的比较。在采取（不）停止执行原则的选择方面，实际上涉及立法者对公共利益和公民私益孰轻孰重的衡量。采取不停止执行原则比较有利于保障公共利益：首先，在涉诉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停止执行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其次，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在很多情况下“某一行政行为地做出不仅关系到直接相对人的利益，也可能影响众多相关人的利益”[2]。如果采取停止执行原则，仅仅基于行政相对人单方面的怀疑及其起诉行为就停止执行涉诉具体行政行为，这不利于不特定“众多相关人”的利益，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采取停止执行原则比较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公民私益：在涉诉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直接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使相对人权益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时候，不停止执行有可能会将行政相对人的公民私益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我国在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当公民私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整体而言会更加倾向于保护后者。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直接影响了我国在行政诉讼中选择采用不停止执行原则。

二、对我国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

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开展和行政法学领域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理论和实践领域对我国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及其连续性”理由的质疑

在提起诉讼之后，行政行为执行的阻碍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且其目的在于防止被诉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带来负面影响，这符合现代行政既重效率又重公正的趋势。此外，如果违法的行政行为得到了执行，相应的行政主体需要在判决做出之后采取一定措施来进行补救，能否补救暂且不论，其必然会在整体上降低行政效率，不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另一方面，认为采取停止执行原则会影响国家行政管理效率及其连续性的观点主要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仅因为行政相对人起诉，涉诉具体行政行为便要被中止执行，则有可能带来诉讼泛滥的情况。然而实际上，从我国现阶段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远远少于民事诉讼等其他诉讼类型，甚至有些地方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沦为了“空摆设”。在这样一种行政诉讼案件“畸少”的现实条件下，仍将避免滥诉作为采用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理由显然过于牵强。

（二）对“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理由的质疑

首先，所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属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以国家权威和地位作为行政行为合法及有效的基础，显然与民主自由的法治国理念不相符”，“现代很多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已对公定力理论做出了修正”[5]。其次，鉴于公权力主体的天然优越地位，行政活动过程中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已经处于较为明显的地位不平等状态。如果在行政相对人为了寻求司法保护而提起行政诉讼，并进入到行政诉讼过程之后仍以公定力理论为由，在未经法定机关判断之前主观臆断涉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停止执行涉诉行为的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司法保护的有效性，并有将双方当事人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平等地位延续到司法过程中的嫌疑。

（三）对“公益优先理论”理由的质疑

首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一直以来难有定论。一般看来，行政机关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实际上，行政机关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独立的部门利益，这种部门利益既可能与公共利益相符，也可能与公共利益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困难，其很可能沦为行政机关的一块“万能砖”，行政机关假借公共利益的名义另谋其他的情形在所避免。

此外，我国现阶段的时代背景较之《行政诉讼法》制定时已经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与过去年代习惯性地呼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不同，在现阶段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逐渐开始注重对公民私益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再次将“公共利益高于公民私益”作为采用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理由之一，显然不太令人信服。

（四）不停止执行原则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相矛盾

由《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包括两条途径，即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可知，“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法院在执行前需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有审查认为合法的才予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不停止执行原则，则相当于“让人民法院继续对一个已被自己确认为合法的行政行为继续审理，看其是否合法”。这显然造成了一个不可自圆的矛盾，将法院推入到了尴尬的境地[6]。

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况。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我国享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屈指可数，这使得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基本格局为“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以申请执行为一般，以自己执行为例外”[6]。由此可知，不停止执行原则真正能够得以使用的情况少之又少，这样一来就很难称之为一项“原则”了。

三、结语

由于受到传统行政法学理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往往过于强调事后性，而“忽视了如何有效避免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付诸实现之前，特别是形成不可逆转的现实之前，对公民权益的保护问题。”[7]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功能，确保公民权益保护的无漏洞性和有效性，诸多学者认为应借《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契机，放弃不停止执行原则，改用停止执行原则。笔者对我国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理由进行简要分析并展开质疑，这也在于表明笔者赞同停止执行原则的观点。

参考文献：

[1]彭情宝.德日两国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之比较[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陈霜玲.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反思与变革——比较法的维度[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

[3]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6.

[4]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08.

[5]许炎.行政法上不停止执行原则之思考与重构[D].武汉：武汉大学，2004.

[6]石红心.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质疑[J].行政法学研究，1997，（4）.

篇5：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摘要】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提供指导思想和准则。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原则，其强调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在有利于行政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是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标尺，意在形成一种均衡的比例关系，平衡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文章拟围绕比例的内涵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两个方面，对比例原则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比例原则;内涵;适用;平衡

比例原则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德国警察法中，随后在德国行政法中得到发展，因比例原则侧重效率与均衡，其在德国行政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随着比例原则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这一行政法上的原则，并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法中。

可见，比例原则对适用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台湾地区的陈新民教授就认为，比例原则实质上就是限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因此，比例原则的适用被认为是保障行政权合理且有效地实施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我国，比例原则还未被明确提出，但对其研究逐步增多，本文藉由行政法的内涵，提出关于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比例原则的一些观点。

一、比例原则的内涵

比例原则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比例原则是广义的比例原则的下位概念。

文章以广义的比例原则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比例原则的内涵。

广义的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

第一，妥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行为时，以法律为依据。

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限于法律所预设的、所允许的目的。

即法律所保护的公共利益。

可见，妥当性原则就是需要行政机关根据立法背景、法律的整体精神、条文间的关系、规定含义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的。

第二，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少侵害原则。

是指当行政权行使的时候，应尽量把对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也就是说，当有多种行政手段可供行政机关行使时，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少的一种手段。

可见，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使用“必要的手段”，这种“必要的手段”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且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必要性原则所指的必要性是指“必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在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中对相对人的权益侵害最小，同时又能达到行政目的。

第三，狭义比例原则，又称为相称性原则。

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即要适度。

行政机关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需是相称的。

具体而言，是指某项具体行政行为虽是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实施该行政行为将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且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那么该项行政行为的行使就违反了相称性原则。

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预期目的与可能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之间平衡，只有在行政目的重于可能造成的损害时，行政机关才能实施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就要权衡，看是否有必要实施。

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尚处于较为空白的状态，多是翻译国外的著作，尤其是德国相关方面的著作。

怎样使该原则更好的运用于行政法上，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章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

(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适用

比例原则在行政权的运作上体现在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是比例原则属性的体现。

比例原则保障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依比例原则行使行政权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

因此，行政行为需要遵循比例原则。

在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中会面临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这些利益并不总是矛盾和冲突的，但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要缓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要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各种利益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比例关系。

这些冲突和矛盾包括很多，例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通常情况下，先前的利益重于后者的利益，行政目的也是侧重实现先前利益。

当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通常要求后面利益服从先前利益。

然而依据比例原则，这种服从并不是绝对的。

行政机关需要在两者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衡量这些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然后再行使行政裁量权。

在判别两个利益时，如果后者的利益远远大于先前的利益，那是否需要牺牲后面的利益作为代价，来保障先前利益的实现。

行政机关是否能在权衡的同时，探寻出一条既能实现行政权又不会损害后者利益的出路。

如果二者的利益都能最大化，那么即是行政效能的最大化。

如行政机关在处理房屋拆迁或者土地征收时，很可能会发现这些项目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更多的是空洞的，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帮助不大，甚至有些没有。

这样一来，先前利益与后者利益之间所要达到的行政目标远不成比例。

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或者个人的利益换取这些虚无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应要求相对人无条件地以弱势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服从行政机关所主张的“公共利益”吗?显然不是。

相反，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比例原则，衡量两者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取舍。

(二)比例原则在法院行政审判中适用

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追寻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是通过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来实现司法公正。

行政审判作为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一种重要调和剂，应当与相关主体相互配合，注重于保持和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那怎样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动态的平衡了?从两方面去阐述法院在行政审判中适用比例原则。

一方面从审判中所采用的司法审查审查标准来理解，而另一方面则是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去阐释。

审查标准是什么?法院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是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基本合理”，法院将“基本合理”作为审查行政案件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何谓“基本合理”，审查行政案件是否属于一般性的合理。

也就是说，法院只对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的行政行为做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判决。

换言之，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法院才能做出相应的判决，否则就只是被认为是一般性的不合理。

如行政机关可以在两种具体行政行为中进行选择时，没有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但两种可以选择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影响差别并不大，则行政机关的做法只是属于一般性的不合理;若差别明显，则属于职权滥用或显失公正。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只有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合理程度严重时或者明显违法时，法院才能作出撤销或变更判决。

否则，法院不能轻易地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另一方面，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若是将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程度是轻是重都一律予以否定，实际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没有益处，相反会对行政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违反比例原则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可能不是违法必究，而是法院在行使裁量权的灵活性和适当性。

因此，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以“基本合理”作为准绳，在司法实务中更强调法院在裁决上的适当性。

参考文献：

[1]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篇6：履行行政职责的原则

2、负责行政相关日常费用的审核及费用的结算;

3、与其他部门间的协调工作，配合各部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4、负责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合同存档等工作;

篇7：履行行政职责的原则

2、负责各类文件编号,传阅和回档

3、贯彻落实本所各类会议通过的决议,完成主任,副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 合同履行管理制度

★ 合同履行地

★ 合同的履行

★ 合同原则

★ 履行岗位职责情况

★ 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总结

★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 招商原则范文

★ 履行发文工作职责

篇8：刍议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2012年8月12日13时50分, 在岭南大道多处路口, 只见一辆出租车不管前方是否为绿灯都疾驰向前, 而驾驶人正是南海佛广出租公司的哥庞建波。事情的缘由是一名女子抱着她一岁多的儿子直呼救命, 孩子因为药物反应全身抽搐, 脸色铁青。见状后, 庞建波二话没说, 载上他们迅速开往佛山第一人民医院。终于在最短时间到达医院。经抢救, 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终于在最短时间到达医院。经抢救, 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为此, 庞建波在3公里内连闯3个红灯, 给当地的交通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是, 庞建波此次违章将由交警部门出面作证, 对其给予免罚处理。

通过上述案件可以看出比例原则对行政机关执法及司法机关审案是重要的。首先, 比例原则是侧重于考量行政裁量权行使时对公民权的消极的不侵害程度, 即对消极的作为所产生的成本的限制, 是一种“消极标准”。比如庞建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才启用了比例原则。其次, 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 是建立在侵害公民权益的基础上才具有的。

一、比例原则概述

(一) 含义

比例原则, 有的称为平衡原则、均衡原则、适应原则, 是从行政行为所欲达成的目的与所采取手段之间适当性的角度考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它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是要做到客观、适度、合乎理性, 在实现行政目标与所损害的私人利益之间寻求的平衡。

中, 比例原则要求采取一项措施以达成一定目的时, 该方法必须是适合目的的、必要的、相称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继受了德国的比例原则。在素以程序正义为重的英美国家, 也出现了对实不尽相同, 但都体现出一个同样的精神;公共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但受制定法的约束, 还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体合理性的要求。尽管各国 (地区) 理论阐述角度、适用范围和具体规则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常用的一个行政法原则。在德国法

比例原则不但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 也适用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例如, 某高校为惩罚学生考试作弊的行为, 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退学。这样的规定没有区别各种作弊的不同情节, “一刀切”, 有失公允;也没有给学生悔改机会, “一棍子打死”失之过严。它也没有认识到, 提高对考试作弊的惩罚强度只是众多可采取的措施中的一种, 而它的效能是有限的, 甚至会产生副作用。过于严厉的惩罚措施, 也令监考老师发现学生作弊时, 不愿让学生“毁在自己手中”, 而宁愿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可见, 学校对作弊学生一律退学的做法, 有违比例原则。

行政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 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 二者有适当的比例。行政法学中的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 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 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 所以, 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 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

(二) 比例原则的重要作用

1. 比例原则是体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原则。

正义是法的最高价值, 考虑到正义的理念, 必然要重视比例原则的调节性功能。比例原则强调的正是在个案中的“微调”, 通过在公益与私益间的谨慎衡量, 要求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要实现的行政目的间达到一定的比例关系, 为达成一定的行政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不得对私益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从而在个案中体现法律的尊严和所追求的正义价值。由于法律条文不可能照顾具体个案的特别情况, 因此在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裁量权时, 执法者应该考虑该案的特别构成要件以使正义、即真正的平等在个案中能够实现。如何在具体个案中使相对人能得到行政机关的平等、公正对待, 不出现差别待遇或行政恣意专断, 是与公民息息相关的问题, 也是法治观念真正深入人心的关键, 而比例原则强调目的和手段的合比例关系, 着重在具体个案中限制裁量权的滥用, 以保护相对人权益为宗旨, 因而可以说比例原则是体现法的正义价值的有效途径。

2. 比例原则有利于保护公民利益。

我国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是福利行政、服务行政, 即以人为本, 行政为民服务, 保障公民生存和发展。因此, 应全方位大力度地保护个人利益, 当然, 这不等于完全否定和排斥对公益的保护。如何取得二者的平衡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而比例原则作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器, 能够妥善处理公益、私益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 在公私益的取舍权衡过程中提供实用的公正标准。在具体案件中, 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公民可以根据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进行评价, 行政裁量的可预测性因此大大提高, 而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因比例原则的最小侵害要求, 得到最大的保护。

3. 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 提高行政效益的要求。

提高行政效益和降低行政成本历来是行政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我国经济尚不发达, 行政资源有限, 追求这一目标的意义尤为重大。比例原则的另一含义, 就是要求以最小的行政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益, 以最小的司法投入取得最优的司法成果。而这也正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目标。行政主体、司法机关在比例原则的约束下, 在实施行政行为和进行司法审查时, 自觉对相关因素衡量斟酌, 趋利避害, 以同样或尽可能少的行政投入创造最大的行政利益。反过来讲, 创造最好的行政效益, 也就是给全体公民谋取了最大利益, 这也就是比例原则的宗旨。

4. 有利于准确执法、司法, 提高司法审查质量。

我国行政法中的许多规定在实际执行和司法审查中较难运用和把握, 使执法机关和人民法院无法较准确地予以适用。如《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 对“滥用职权”的, 可以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可以判决变更”。在这里, “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显失公正”的标准就较难把握, 而用比例原则这把标尺去衡量, 便容易判断。

二、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现状

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比例原则, 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 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条文中有所体现, 蕴涵了比例原则的合理内核。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该条规定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内容。《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销和变更。这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妥当性”要求。

然而, 目前为止我国对比例原则任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大部分是将其与合理行政原则相混淆, 在介绍行政法基本原则时也只是把其作为一个普通的一般性原则, 对如何具体在行政法中具体使用比例原则研究的更少。所以说, 比例原则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室非常薄弱的。

因此, 在理论上加强对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 在行政立法上确定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地位, 从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上规范该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的适用,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 先考虑手段的有效性, 再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手段来实现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的目标。最后还必须进行利益上的总体斟酌。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分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适用的手段对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虽然目前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规定比例原则, 但是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中广为适用, 有的学者称之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 如刑法中的“罪行相适应”原则, 诉讼法中程序的启动以及证据的采用等也体现了比例原则。另外, 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中也有所体现, 如民法上对物权的限制。同时, 法理学中也蕴含着比例原则, 如在法律原则的适用上, 必须采取比例原则, 方能排斥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

(一) 行政立法方面

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 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 采取适当的手段, 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一方面, 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 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 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 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 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 比例原则既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 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 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 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二) 行政执法方面

为杜绝行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为, 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 适用比例原则有助于解决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规定, 当出现法定情形时, 公安机关对当事人可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罚款或者警告。据此, 行政机关可选择三种处罚种类, 并对其中两种还可以再进行处罚幅度的选择。当公安机关作处罚决定时, 就应适用比例原则, 考虑处罚是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只有相当的处罚决定才是有效的、正当的, 否则便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违反了比例原则。同样, 在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中, 最高法院的判决引入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判决认为, 规划局对违章建筑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违章建筑的影响程度责令当事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 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 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 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规划局的处罚决定中, 责令拆除违章建筑的面积明显大于必要的限度, 法院据此将处罚决定予以变更。

(三) 行政司法方面

比例原则除了在立法和执法中有所体现外, 在司法的过程中也有体现。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双方之外的第三者, 按准司法程序审理特定的行政争议或民事争议案件并做出裁决的行为。在行政裁决活动中, 行政工作人员以准法官的身份出现, 由于他们毕竟不是专职法官, 正确适用比例原则, 可以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欠缺, 使他们在做出复议决定或行政裁决时有一个较客观、易把握的判断标准, 并据此作出公正的决定或裁决。比例原则不仅有助于行政机关公正执法, 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论法》第54条第4项规定, 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而在判断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时, 法官便可运用“比例原则”这一标准。案例一即是运用比例原则判断行政处罚显示公正的典型案例。此外, 对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比例原则”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有违法行为。“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 可以弥补成文法律的不足, 使法官在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判断时, 可以依据较客观的判断标准;同时, 比例原则也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实现公正裁判,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 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正义、平等、基本权利保护的法理念都在其身上有所体现, 如同民法中的诚信原则一样, 被称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行政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 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 采取适当的手段, 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在法治发展的今天, 各国对此项原则都十分关注。我国的传统资源及其有关法律中却已经存在着隐含“比例原则”精神的规定。我们要坚定通过比例原则对于限制公权力使用, 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权利, 感知现代法精神, 重拾对人的尊严的尊崇, 乃至对于完善公法学理论等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 比例原则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价位和地位是其他原别无法取代的, 在我国引进比例原则是符合我国行政法的发展的。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适用

参考文献

[1]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 第66、106页.

[2]姜昕.比例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47页.

[3]韩颖.浅谈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J].河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