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观后感（共8篇）
篇1：琵琶记观后感
读《琵琶记》有感
杨启慧
《琵琶记》中塑造了“全忠全孝”的主人公蔡伯喈，当蔡伯喈依据伦理纲常准则去践行孝道时，却在践行过程中遭遇窘境——蔡家父母最终冻馁而死。面对“不孝”的现实，他恰恰又成为皇帝旌表孝义的典范，获得“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最终这种尽忠行为的实现，是以牺牲尽孝为沉重代价的。愧悔与怨苦交集，便是这种充满尽孝之心却未能实现尽孝之事的孝子心情的写照。
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情节：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墓，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最后，蔡二郎被暴雷劈死。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的态度刻画了蔡伯喈的形象，删除了马踏五娘、雷劈蔡伯喈的情节，而代之以“三不从”.这样，男主人公“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罪名，被彻底开脱，从一个背亲弃妇的势利小人变成一个全忠全孝的君子。思及此，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在忠孝观念夹缝中痛苦呻吟的蔡伯喈，他思想苦闷、情感压抑、精神颓废，软弱而又怯懦。
在儒家正统思想的伦理关系中，君臣、父子是宗法等级社会最重要的两伦。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对亲人的孝是家庭和家族内部最根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要求，延伸至国家，它就是对君主的忠。因此，忠君和孝亲是内在统一的，忠君就是孝亲的扩充。但是，在君权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君是万民之主，国为一君之国，对君主的忠诚为无条件的服从。在这种情形下，忠大于、高于孝是必然结果，是为“始于孝亲，忠于事君”,因此就有了“忠臣孝子”“忠孝自古难两全”的历史之叹。《琵琶记》蔡伯喈的矛盾，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正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忠”与“孝”的矛盾。无可否认，《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从各方面看都是难得的孝子、忠臣。偏偏，正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造就了二老冻馁而死，五娘孤苦的悲惨局面，也造成了主人公的根本痛苦。倘使蔡公不逼试，蔡伯喈就不会去应举，也中不了状元，更谈不上逼官和逼婚了。蔡公把儿子送上应举之路，就是孝的伦理。身仕宦，显父母耀门闾，是大孝，而守贫事亲是没出息、没志气，只能算作小孝，功名当然的要强过孝名，从一个村野之夫口中说出这种话来，已足见功名利禄思想的影响之深。不幸的是，他满心盼着富贵，结果却大违其愿。儿子一去竟然不归，心愿不成，反遭天灾人祸。在临终之时，这位热心功名、大讲孝道的贫苦老人终于彻底悔悟，许下几桩心愿：一是自己死后不要葬，“留与旁人，道伯喈不葬亲父”;二是劝媳妇改嫁，不必为蔡伯喈守节；三是留下柱杖给张大公，待那“忤逆不孝子蔡邕”回来，打他个“三不孝”.所谓“三不孝”,即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可以说，这是以蔡公之口对所谓大孝进行的热嘲冷讽。这也是控诉了封建君主笼络和利用读书人的科举制度和功名利禄的根深缔固的封建伦理观念。纵有高官厚禄，琼林玉宴，却顾不得清贫双亲，不能养、不能葬、不能祭，何谈人子之孝？
在《琵琶记》中，“忠”同时也与婚姻形成了矛盾，换言之，也便是国与家构成了冲突。蔡伯喈成为了状元，当即被牛丞相看中，执意要招其为婿。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对蔡伯喈而言却是天降横祸，“好似合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虽然他敢于逆丞相之意，却终于抵不过圣上之旨：“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只能被逼着同牛小姐“结鸾凰”,又再一次地在心灵上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可见，这种悲剧冲突已然触碰到了封建伦理观念的内在矛盾，也必然是对这种礼教伦常本身的批判与否定。
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蔡伯喈打算力行孝道，因而放弃了科考。他说：“教孩儿出去，把爹爹妈妈独自在家，万一有些差池，一来别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道爹娘所见不达，只有一子，教他远离；以此上不相从。”但蔡公认为：“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甚至再三劝服蔡伯喈：“你若衣锦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都是喜。”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之下，踏上应试之路，这是蔡伯喈悲剧命运的开端。其次，蔡伯喈中了状元后，他一方面惦记父母，另一方面又有结发妻子在家等待，他选择辞官和辞婚。但君命难违，蔡伯喈又一次在“忠君”的道德观念中选择了屈服，他入赘牛府。同时，父母在灾荒之年，家破人亡。这样一个起初“孝父”后来“忠君”,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一步步妥协退让，从而成为一个在忠孝边缘苟延残喘的牺牲品。因而，剧中的蔡伯喈既可是说是全忠全孝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不忠不孝的典范。这体现在对父母的饿死视为“不孝”;对丞相和皇帝的辞婚辞官、对赵五娘的有妻再娶视为“不忠”.由此看出，作者一面在标榜“子孝与妻贤”传统伦理道德，一面又在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展示了“子孝是双亲的饿死及一夫二妻的”无礼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全忠全孝“通常被当做一个理想的价值目标，但二者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所谓”忠孝难以两全“.如果说蔡伯喈在不能尽孝的前提下，为朝廷尽忠，为封建国家全心效力，进而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倒也可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典范。偏偏他又无意于仕途，对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不屑，整日里在牛府中思亲念妇，长吁短叹，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家栋梁“.事实上，号称”全忠全孝“的蔡伯喈，一方面无力尽孝，另一方面又无心尽忠，偏偏造成”不忠不孝“的悲剧现实，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如果说，”强婚“只是让蔡伯喈背负了良心的自责和道义的重压，那么”强官“造成的直接后果却是蔡伯喈内心”忠“和”孝“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这种尽忠行为的实现，是以牺牲尽孝为沉重代价的。愧悔与怨苦交集，便是这种充满尽孝之心却未能实现尽孝之事的孝子心情的写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个在忠孝观念夹缝中痛苦呻吟的蔡伯喈，他思想苦闷、情感压抑、精神颓废，软弱而又怯懦。到了这一步，理想社会应有的家庭的淳厚亲情，功名富贵的荣耀，传统伦理道德、伦理政治的理念也被现实无情地击碎。
蔡伯喈自始至终都被动地处在忠和孝的夹缝中，处于一种有真情又不敢大胆表现，既对传统礼教的束缚心存不满却又无力反抗，只好听任命运摆布的尴尬境地之中。他的”三不从“和”三不孝“既是顺承的紧密联系，又是因果的必然关系。”孝“这一原本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基本伦理观念，在现实中由于濡染上功利性的欲求而被扭曲，也被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加进许多符合其阶级利益的道德内容和伦理规范，因此所谓的”孝“都要和”衷“归结在一起。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是自相矛盾的，最终这种尽忠行为的实现，必然是以牺牲尽孝为沉重代价的。
篇2：琵琶记观后感
高明和《琵琶记》
西安思源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吴玉军
2013-5-10
高明和《琵琶记》
教学目标：
1、教学目的和任务：
①了解曾有的作者之争，把握《琵琶记》的故事情节，了解《琵琶记》主题的多样性及对人物性格理解的多样性。
②培养学生勇于怀疑的精神，学习评论家们在学术争鸣中的探索精神。
2、教学重点和难点：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形象和《琵琶记》的艺术成就。教学方法：讲授法、多媒体运用法 教学过程：
导语：中国戏曲发展到元代，具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出现了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南曲戏文即:南戏，它始于南宋宋光宗朝，比北曲杂剧出现得早。起初是在浙江温州（永嘉）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温州杂剧”（或称“永嘉杂剧”）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元代末年，杂剧走向衰微，而南戏却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出现了非常成熟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琵琶记》。这部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明太祖曾盛誉这部戏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
一、《琵琶记》的作者
1、作者之争
自《琵琶记》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偏重于思想艺术，而对作者的问题，都肯定为高明。但是到了1981年，朱建明、彭飞在《文学遗产》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琵琶记>非高明作》的文章，此文认为：在高明之前，今本《琵琶记》就已存在。这篇文章用《九宫十三调词谱》和《吴越所见书画录》，对《琵琶记》产生的时间及当时高明的年龄作出推断：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是写不出或改编不出如此成熟的作品的。但这很快引来了徐朔方先生的批驳，徐先生在1981年的《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上，发表了《<琵琶记>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上述两作者所依据的《九宫十三调词谱》，其产生的时间值得怀疑，并另据材料判定高明应卒于明代初年，这样，他总结起来说,朱、彭之文，论据不充分，也不能因为《琵琶记》出现在民间或前人创作的成果，全盘否定它。自此，这场官司却停息下来，仍维持原判，即作者是高明，但是，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证据，说不定是另一位比高明更高明的人物，好，我们姑且认为是高明，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明。
2、高明
高明（1308—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今属温州），元末至正五年（1345）进士。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曾投于理学家黄溍门下，也曾参加过围剿方国珍起义，随后厌倦功名，隐于浙东宁波，以词曲自娱，创作了《琵琶记》，这部颇具影响力也同时颇有争议的南戏剧作，将南戏带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除《琵琶记》外，还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已佚；诗文集《柔克斋集》，也大多散佚，经近人搜辑，仅存五十余篇。
二、《琵琶记》的故事情节
《琵琶记》材料源于宋代南戏戏文《赵贞女》，其情节大致如下：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莹，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天神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书生发迹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余年，考试制度时兴时辍，出现了“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此社会环境下，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画蔡伯喈的形象，删除了马踏五娘、雷劈蔡伯喈的激烈关目，而代之以“三被强”或“三不从”，即蔡辞考父亲不从、辞婚牛丞相不从，辞官皇帝不从。这样，男主人公“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罪名，被彻底开脱，从而使一个背亲弃妇的势力小人转换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正人君子，原来的悲剧结局也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三、《琵琶记》的主题
《琵琶记》是建国以来古典戏曲评论中问题最为复杂的一个剧本。自从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发起展开关于它的讨论之后，对它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关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大致有以下四种认识：
1、反封建说。认为《琵琶记》对封建社会的描写和揭露非常深刻，有相当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赵五娘的悲惨遭遇是古代劳动妇女的缩影，她最后与蔡伯喈团圆只是作者的美好愿望而已，蔡伯喈的家庭悲剧是由于他追求功名利禄所造成的，作者对此有所批判，显示了他的认识高度。王季思、俞平伯、程千帆、戴不凡、李长之等人主此说。
2、封建说教说。、处处宣传封建道德，剧中人物是封建道传奇剧本德的化身，是封建伦理纲常的传声筒。黄芝伪、徐翔方、周贻白等主此说。
3、两面性说。认为剧本有宣传封建道德的主观意图，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封建说教的思想倾向，但由于剧本对元代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描绘，对它的黑暗，对人民群众在灾荒年代的生活的悲惨遭遇作了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描写，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所以有它的认识价值，这是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所不能概括的，它表现了作者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即既有封建性又有反封建性。何其芳、蒲江清等主此说。
4、伦理悲剧说。《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曲六乙、赵越等人认为通过蔡家的悲惨遭遇，通过蔡家、牛府贫富不均的强烈对比，真实地捞写了元代人民的悲惨生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四、《琵琶记》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1、蔡伯喈是戏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把握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成为理解《琵》主题的关键。
①封建典型说。认为蔡伯喈是一个“全忠全孝”的标准的封建典型人物。
②“动摇”典型说。认为蔡伯喈是一个软弱而动摇的知识分子，他“三被强”而终于“三屈从”证明了这一点，“既善良，又软弱”这就是蔡伯喈的书生本色。
③忧闷不郁的典型说。认为蔡“并不是一个在厌弃名利与贪恋名利之间动摇不定的封建士大夫的典型形象；而是一个具有“本性笃孝、闲居玩古、不交当世”的思想情趣，却以被迫陷身名利场而忧闷不堪的封建士大夫的典型形象。④“背叛平民”说。认为蔡身上有一种“背叛平民阶层的反面人物的先天性的缺陷，他与王魁、陈世美一类人物的性格相比，仅仅是缺少狠毒的一面。⑤多重性格典型说。⑥悲剧人物典型说。
小结:蔡伯喈是一个全忠全孝的封建典型说。
蔡伯喈这一形象是高明自己创造出来的全新形象，与以前的“里俗”之作完全不同，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作品中的蔡伯喈的确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矛盾冲突始终贯穿全剧，这种矛盾不是厌弃名利与贪恋名利之间的矛盾，而是忠和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向往功名富贵的。
2、赵五娘是《琵琶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
①民间妇女性格。认为赵五娘的民间性格表现在“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民间类型的故事情节之中。李希凡认为“赵五娘是中世纪千百万中国妇女最深刻的典型”。这种民间妇女的性格主要是“渗透在赵五娘性格里的那种勇于承担苦难的自我牺牲精神，那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爱情，那种不受功名利禄引诱的纯洁朴实的生活理想。”
②艰苦斗争的性格。戴不凡认为“她不是被风风雨雨批得垂头丧气的牡丹，她是在严霜中迎着北风开放的菊花。”“正如夏日蓝天初升的旭日，奔腾万里的黄河，耸入云霄的泰山”，“令人油然地感到一股强大的鼓舞力量。”
③双重性格。认为一方面，赵五娘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克己待人，勤苦自立的传统美德和坚忍不拔、忘我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她身上不可避免地也留有时代的印记：奴隶式的驯服，„一鞍一马‟，„不嫁二夫‟的贞操观念。”
小结：赵五娘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优点：吃苦耐劳、孝敬温顺、克己待人、勇于自我牺牲。同时也集中体现出下层妇女的弱点：过分的温顺屈从，而缺乏自主意识。过分的忍受而缺乏反抗意识，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剧中的赵五娘在重重困苦中苦苦挣扎，确实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坚韧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对自己的悲惨命运怨而不怒，悲而不愤。从未有过抗争之举，显出一种十足的奴性。赵五娘的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
五、《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1）悲剧特色：善于塑造苦境，抒发苦情，以情动人。主要以苦境苦情塑造赵五娘历尽苦难的悲剧形象。如第二十出“五娘吃糠”、第二十四出“五娘剪发卖发”等。
（2）人物形象真实生动。①、赵五娘：孝顺、忠贞、善良、坚忍，在艰难困苦中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古代劳动妇女具有人格光辉的典型形象。②、蔡伯喈：软弱、动摇——三被强，三不从，是元朝受压迫、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3)双线结构，交叉发展，对比映衬。一条线索是蔡伯喈求取功名、享尽荣华的经历，另一条线索是赵五娘在家历尽磨难的痛苦遭遇，一贵一贱，一乐一苦，表现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巨大差异。
(4)语言特色：兼顾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具体环境，运用不同两种风格的语言，以质朴自然为主，兼有文采之美。如赵五娘的曲词多质朴自然，蔡伯喈的曲词多文雅绮丽。名曲为第二十出 [孝顺歌] 三支曲。布置作业：
小论文：谈谈对赵五娘形象的理解
板书设计
高明和《琵琶记》
一、《琵琶记》的作者
1、作者之争
2、高明
二、《琵琶记》的故事情节
三、《琵琶记》的主题
四、《琵琶记》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篇3：论高明《琵琶记》的悲剧性
关键词：琵琶记,悲剧性,人物,时代社会,伦理理想
作为中国古代最富盛名的戏曲作品之一, 高明的《琵琶记》家诵户传, 领袖曲坛。作品所凸现的悲剧性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有贞有烈赵贞女, 全忠全孝蔡伯喈”。希望通过这两个“子孝妻贤”的典型形象来宣扬风化, 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但不管是从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创作的时代社会环境、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上来说, 高明的《琵琶记》都是一部十足的悲剧。
一、作品人物悲剧
高明在《琵琶记》中重点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蔡伯喈和赵五娘。黄世忠先生在《<琵琶记>研究》中说“蔡伯喈与赵五娘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孝子贤妇’。但《琵琶记》与其说是一曲孝道伦常的赞歌, 还不如说是一曲礼教的悲歌。因为它表述的是虔心以孝道行事的孝子的悲剧。而造成悲剧的根源却正是伦理纲常本身。”出于封建伦理纲常的压迫, 剧中的两大主人公失去了自己的人生自由, 而被捆绑在封建伦理道德之上, 在主人公的生活际遇中, 显露出深深的悲剧性。
(一) 蔡伯喈“三不从”的个人价值实现悲剧
《琵琶记》整个情节围绕蔡伯喈“辞试父不从、辞官君不从、辞婚相不从”的“三不从”展开。通过蔡伯喈意欲尽孝终养年迈父母的愿望的毁灭, 最终落得“生不能事, 死不能葬, 葬不能祭”的“三不孝”境地来构设悲剧。
父亲逼他应试是为了光耀门楣;皇帝逼他为官是为国挑选人才;即便是动用权势逼他为婿的牛相, 为女选夫也是其作为父亲的本分。这一系列合理的伦理要求使得蔡伯喈一再屈从, 继而一步步彻底毁灭了自身孝养父母, 携妻弄儿的个人田园生活理想。
(二) 赵五娘屈从于封建纲常的情爱实现悲剧
作为一个普通的妇女, 赵五娘的初衷是:“惟愿取偕老夫妻, 长侍奉暮年姑舅”、“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 父母共夫妻相劝酬”。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儿媳, 与丈夫公婆过平平静静的生活。但在等级森严、纲纪严明的封建社会, 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普通妇女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自主权, 父大于子、君大于臣的纲常让她被迫陷入了悲剧的境地。
封建伦理制度自身的矛盾——“忠”、“孝”不能两全, 使得被迫尽忠的蔡伯喈远离父母和妻子, 不能尽孝于父母, 不能给妻子美满的生活。更加迫使新婚的赵五娘在失去了丈夫的爱情之后, 还不得不承担为丈夫“尽孝”的职责, 为了成就“全忠全孝”的蔡伯喈, 赵五娘背上了深深的情感枷锁和生活重担, 这一切逼得她成为了“有贞有烈”的赵贞女。可以说, 赵五娘的人生完全是被“忠”和“孝”毁灭了。
二、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社会悲剧
黄仕忠先生在《< 琵琶记> 研究》中称“戏曲史上, 尚无第二部作品能够象《琵琶记》这样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内涵。”从作品中, 我们能够品读感受出的却不仅仅只是蔡伯喈一家的悲剧, 在一定程度上, 《琵琶记》所反射出来的, 是整个时代社会的悲剧。
(一) 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发却救济不力
在《琵琶记》中, 陈留郡闹灾荒, 皇帝在得知灾情后即刻下旨赈灾, 然而在银钱和粮草下达到灾区的路上, 却被不少贪官污吏分了一杯羹。天高皇帝远, 赵五娘即便心中有万般的委屈也是无处伸冤。
在封建社会,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更在吸收众多王朝覆灭的教训之后, 最高统治者们都深知百姓对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但由于二者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 统治阶级的行动, 最终仍然是为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服务的。为了满足自身的阶级利益, 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必然存在剥削与压迫, 这就必然在间接上给人民带来灾难。《琵琶记》中, 赵五娘及蔡公蔡婆一家三口就是腐败统治下苦难老百姓的代表, 这一苦难不仅是赵五娘一家的, 而是整个时代社会所共有的, 从受灾的赵五娘一家及陈留郡其他灾民身上, 可以折射出整个元代社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境况。
(二) 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制的戕害
元代统治者虽是蒙古族人, 但在入主中原后, 在政治统治上也一直沿用、普及着汉族的儒家正统文化。西汉董仲舒在先秦儒家“五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
作为一部为了“风化”而创作的作品, 《琵琶记》中就处处体现着三纲五常的秩序。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 儿子一心愿尽孝道, 老父母也确实需要并盼望儿子的孝养, 这二者应当是可以统一的。但是, 在《琵琶记》所描写的这个封建伦理纲常统治的社会环境下, 出现了以皇帝与牛相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与家乡的父母妻子争夺蔡伯喈的局面:欲尽孝则不能事君, 事君则不能尽孝。“既道是养儿防老, 何似当原休教来赴试偏不好?”现实功名之所以成为酿造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
身为男子尚且如此,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赵五娘的生活际遇便更加悲催。她的言行除了受到三纲五常的规范之外, 还背上了一个三从四德的枷锁。丈夫出门赴试之后, 她自然地就承担起了侍养公婆的责任。在吃不饱饭的时候, 五娘把米饭让给了公婆, 糟糠自厌, 苟延残喘。公婆死后, 她祝发买葬, 罗裙包土, 令人闻之落泪。甚至在处理好公婆的后事后, 也是出于“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顾虑她才背起行囊上京寻夫。是封建的伦理制度让赵五娘成为了这样一个有贞有烈的女子, 但同时也是伦理纲常的压迫造就了她的凄惨命运。
用道德与伦理的要求来规范人们的言行, 使社会发展更有秩序, 人际交往更加有礼貌, 让每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固然无可厚非, 但过分的用三纲五常来维系专制统治, 却会压抑和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 使人沦为了三纲五常之下的奴隶。在这样的三纲五常的压迫下, 不管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 都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 像他们这样的悲剧是广泛存在在整个元代社会中的,
三、作者伦理理想的悲剧
高明在继承《赵贞女蔡二郎》故事的基础上, 遵循“不关风化体, 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原则, 把肯定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主题, 表现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家庭的孝道伦常的故事。在作者的伦理理想里, 忠孝应该是能够两全的, 贞烈的女子也应当能够有好的结局。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蔡伯喈全忠未必忠, 全孝也未必孝, 赵贞女的有贞有烈更是以自己的生活的不美满为代价的。
(一) 全忠未必忠, 全孝未必孝
先说说蔡伯喈的“全忠未必忠”。如前文所述, 从蔡伯喈的“三不从”可以看出他的“忠”并非出于他的本心, 他的本意并非入仕为官, 他是迫于权势和封建伦常的压迫而做出的选择。再来说说蔡伯喈的“孝”。他被逼上京赴考, 入仕为官, 连回乡看望爹娘的自由都没有。三年间, 他在相府过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 眼见着家乡遭受大饥荒, 父母和妻子在家乡过着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 却心安理得的不回家看望, 八旬老双亲饿死了, “行大孝”的儿子连个信都没有捎回。这种种表现非但不是孝顺父母, 反而是违反人伦常情之举。
作者想要塑造一个全忠全孝的形象, 实则却否定了伦理纲常统治之下忠孝之间的矛盾冲突, 观众在看完这部剧之后, 产生的只有对蔡伯喈“生不能事, 死不能葬, 葬不能祭”的深深同情。
(二) 有贞有烈却受尽苦难
再来看看作者全力塑造的第二个典型人物——赵五娘。作为封建社会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 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赢得了有贞有烈的褒赞, 可是她却也是整部作品中最悲情的一个角色。她的悲情, 非但没有得到高明的同情, 竟还被用以宣传“风化”, 倡导孝道, 这不得不说是悲剧中的悲剧。作者号召元代社会的广大妇女向赵五娘学习, 学习她的有贞有烈, 可是这样一个被高明树立为妇女榜样的贞烈女子却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生活。她的生活充满着艰辛和苦难, 人们看了她的际遇后, 胸中满是对封建伦理制度的控诉和不满。在她的贞与烈背后隐藏着她多少生活的辛酸, 落寞与苦闷。她的高尚品德本是值得封建社会广大妇女学习的, 然后她的生活际遇却不得不让人默默的为她抹上一把泪。
总而言之, 不管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 作者最终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未能达到其伦理理想要求。而其伦理理想的终极目标是要为封建教化服务的, 在那样一个封建教化压迫剥削人的时代, 人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各种伦理纲常的限制与禁锢。但由于封建伦理制度自身的矛盾——忠孝不能两全的束缚, 作者在当时自然不能跳出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 他创作为教化服务的作品是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 但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确实是作者伦理理想不能实现的一大悲剧。
综上所述, 《琵琶记》作为一部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悲剧作品, 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现实, 体现封建伦理制度对人的压迫与毒害, 在现代社会还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明.琵琶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2]黄仕忠.《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朱光潜.黑格尔·美学[A].朱光潜全集[C].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5]杨辛, 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篇4：《琵琶记》中的假设关联词语
关键词：琵琶记 近代汉语 假设关联词语 语法化
《琵琶记》中共有推测假设关联词语17个，分别是：“若”“若是”“若还”“若要”“若论”“要”“还”“万一”“假如”“假饶”“倘若”“倘或”“果”“果然”“怕”“待”“时”。我们将按照“若”类、“假如”类、“倘”类和其他类进行讨论。
一、“若”类
1.若（29例）
“若”在上古时期就有表假设关系的用例，近代汉语沿用，是《琵琶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假设关联词，相当于“假如”“如果”，共29例。
（1）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第四出）
（2）休静办，若借马与小子骑，更着死。（第九出）
《琵琶记》中“若”没有位于假设分句主语之前的用例。例（1）中的“若”位于假设分句的主语“你”之后，同时整个句子又糅合进了表让步关系的从句，几个关联词的连用，一起实现了对某种情况的假设。例（2）“若”连接的假设分句主语省略，但我们可以依据上下文补足主语，结果分句则由副词“更”与之关联。
2.若论（5例）
“若论”由假设连词“若”与“论”构成固定形式，连接假设分句，往往是引出一个讨论的话题。相当于“如果谈及”“如果说到”，共有5例。如：
（3）若论我那太师富贵，真个：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第三出）
如例（3），“若论”连接假设分句“我那太师富贵”，后面的分句即是对前一分句引出的话题或所描述的情况进行解释说明。
3.若还（11例）
关于“若还”获得表假设的语法功能的时代，席嘉（2010）认为是六朝时期，所举例为：
（4）是魔变身作佛，欲令我远离般若波罗蜜。魔若还隐没，当知是菩萨已于先佛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后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六）[1]
而根据林春香（2013）的分析，这里的“还”与“若”仍处于两个不同的句法层次上，“还”作为副词表重复义的意义还很明显。她进一步指出，“若还”真正开始发生语法化始于唐五代时期，这时的“还”副词义逐渐弱化，吸收假设的语境义后最终也演变为假设连词。至宋代，“若还”逐渐完成词汇化成为一个词的演变。元代开始，“若还”开始出现在假设句的主语前面。而由于“如果”等其他假设连词的兴起与发展，“若还”清代以后逐渐衰落。[2]我们认为这种推理是可信的。“若还”大致相当于“若是”，《琵琶记》中共11处，例如：
（5）若还把我拖番，便叫高抬明镜。（第十六出）
（6）老相公若还知道，那里肯放相公去？（第二十三出）
例（5）中，“若还”出现在主语前，后一分句出现副词“便”与其关联使用，相当于“如果……就”的语义。例（6）“若还”位于假设分句的主语之后，后句则由“那里”引导的反诘问句与之形成关联。
4.若是（13例）
《琵琶记》中共有“若是”13例，如：
（7）若是筵席之中，却说是打伴当人。（第九出）
（8）若是孩儿在家里，也会区处裨补，也不到得恁地狼狈。（第十出）
（9）你官人若是有文才，休来看佛会。（第三十三出）
双音节是汉语合成词的标准语音形式，“若”和“是”经常处于相邻位置，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二者经常被当作整体加以处理，内部形式进一步模糊化，“是”的意义逐渐虚化，使得黏合成词的可能性加大，极易被重新分析为词。我们可以看出，例（7）中“若是”作为一个词还不明显，而例（8）（9）中“若是”已变为一个单位，“是”已变为词内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已经连词化了。例（8）中“若是”连续与两个副词“也”关联，进一步强调了情形的窘迫。
此外，《琵琶记》中“若是”与“时”配合使用表示假设关系的用例共有1处。
（10）若是有钱觅时，李旺便去。（第三十二出）
例（10）“若是”与“时”配合使用，再与后面结果分句中的副词“便”形成关联，表示一种条件假设。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11）若是取得来时节，在路途千万小心承直。（第三十二出）
江蓝生（2002）指出，假设助词“时”至少在盛唐时期就已形成，并揭示了“时”类时间词发生语法化时，经历了由时间范畴进入假设范畴这一过程。[3]例（11）中“时”还是表“时候”的意思，是一个时间范畴，由一个对将来情况的说明到对未来某种情况的推测，对比两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时间范畴到假设范畴中隐喻机制所起的作用。
5.若要（9例）
“若要”常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小句，而后面小句则表示推断结论或提出问题。《琵琶记》有9处用例。例如：
（12）若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写先泪流。（第二十八出）
（13）夫人，若要识蔡伯喈的妻房，〔贴〕他在那里？〔旦〕奴家便是无差。（第三十四出）
“若要”和“若是”一样，起先是两个词，相当于“若想……”“若欲……”。助动词“要”由于经常和假设连词“若”处于相邻位置一起出现，本来的意义逐渐模糊，最终“若要”就被理解成了一个词。
二、“假如”类
1.假如（2例）
“假如”表假设义的用法，在上古就已出现。《琵琶记》中“假如”表假设关系共有2处用例。
（14）假如亲贱孩儿贵，终不然便抛弃？（第三十出）endprint
（15）你虽不学那休妻求娶的，似你这般富贵，假如有糟糠之妻，蓝缕丑恶，可不辱邈了你，莫不也索休了。（第三十六出）
“假如”是由古代汉语连词“假”和“如”复合而成的，这两例都是在前一小句提出假设，后一小句都由相关副词“终不然”“便”“莫不”“也”关联，推断可能产生的结果。
2.假饶（1例）
“假饶”是近代汉语时期出现的复音连词，在文中共用7例，都位于句首，但只有1处用作假设连词，其他皆为表让步关系的连词，在这仅有的1例中，“假饶”连接前一小句，后句句首未见相关关联词共现，而是在小句中由助动词“须”与之形成语义上的关联。
（16）假饶走到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第十六出）
三、“倘”类
1.倘或（4例）
“倘或”常用于前一小句引出假设，后一小句则往往提出问题或推出结论。《琵琶记》中共有4例。
（17）你如今年纪长大，今日是我孩儿，他日做别人媳妇，你如今不钤束他，倘或他做出歹事来，也把你名儿污染了。（第六出）
上古便有“或”用作假设连词的用例，“倘或”为同义复合而成，最早可见于唐代。例（17）“倘或”连接前一小句，假设可能出现的情况，后一小句则由副词“也”关联，形成递进关系，推断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
2.倘若（1例）
“倘若”的意义和用法与“倘或”相同，只是在《琵琶记》中其使用未及前者普遍，仅见1例，且位于前句主语之后：
（18）他公公见说要投井死，我倘若来迟，他险丧沟渠。（第十六出）
例（18）即是由假设连词“倘若”连接前一小句，后句虽没有其他成分与之关联，但我们仍可以看出后句表示推断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四、其他类
1.还（4例）
“还”表假设关系时相当于“若”，经常出现在假设复句的前一小句中。《琵琶记》共有4例，如：
（19）君还念妾，迢迢远远也索回顾。（第八出）
（20）公公，伊还身弃，我苦怎言！公还死了婆怎免？（第十六出）
两例中“还”都是位于主语后，位于前一小句，假设某种未然情况的出现。如例（19），前句“还”连接小句“念妾”，后句省略了关联词，然而仔细分析，在后句中实际上又嵌套了省略关联词“即使”的让步关系复句，全句意思为“如果你还想着我，（那么即使）千里迢迢也要回来啊”。
2.要（12例）
作为假设连词的“要”是从表示主观愿望的能愿动词“要”发展而来的。据马贝加（2002）的研究，“要”的语法化至迟不应晚于汉代。[4]语法化完成后，便不能再解释为表示希望或要求，与“若”相同。《琵琶记》中表假设关系的“要”共12例，如：
（21）我这新娶媳妇虽则贤慧，累次问及，自家要对他说，也肯教我归去。（第二十九出）
例（21）中“要”用于假设复句中，承接前面表递进关系的语句，又与表递进的关联副词“也”形成关联，多重语义关系连用，意义已经虚化。
3.怕（4例）
“怕”表假设，义为“如、若、倘”，是宋金元时的俗语词。《琵琶记》中共有4处“怕”表假设关系的用例，且全位于假设分句前一小句的句首。如：
（22）远远望见有二个人来，你在这里等着，怕他有马，就借一个与你骑。（第九出）
例（22）中假设连词“怕”连接前一小句，后句由副词“就”引出结果，前后关联共现，相当于现代汉语“如果……就……”。
4.果（2例）
“果”用作假设连词时，都出现在假设句的前一小句中，表示所修饰的部分是一个假定的前提，后面的小句表示结果。《琵琶记》共见2例，如：
（23）果如是，果蒙圣恩，我明日上表辞官，一就辞婚便了。（第十二出）
“果”常出现在复句中的后一小句，用来修饰后面的谓词性成分，一般表示最终结果与所猜想的情况相吻合。在例（23）中，“果”出现在前一小句句首，引出的是某种假定情况，且这种假设情况在前文已有交代，并未出现某类已然事件，结合上下文义及“果”在句中所起的语法作用，我们可以判定这两例中的“果”都为表假设关系的连词。
5.果然（1例）
用法与“果”一样，多用作副词，用作连词有“如果真的、如果确实”的意思。《琵琶记》中“果然”用作连词仅有1例。即：
（24）莫道是非终日有，果然不听自然无。（第十出）
例（24）中“果然”用作假设连词，连接小句“不听”，引导一个紧缩复句，说明在此假设下将产生的结果，意思为“如果真的不听，（那么）自然就没有”。
6.万一（2例）
柳士镇（1992）认为：“‘万一来源于‘万分之一，是简缩后的词组形式，本用以表示机遇之极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转而凝用为双音词，表示可能性极小的假设，具有连词性质。”[5]《琵琶记》中“万一”共2例。如：
（25）告爹爹：教孩儿出去，把爹爹妈妈独自在家，万一有些差池，一来别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道爹娘所见不达，只有一子，教他远离；以此上不相从。（第四出）
例（25）中由“万一”连接假设分句的前一小句，其中又连用了并列关联词语“一来、二来”及表结果的关联词“以此上”，对前面假设的结果做合理的推测，最后引出据此做出的决定。
7.待（7例）
“待”在古汉语中有“想要、打算”义，虚化为连词，用在假设复句前一分句句首，表假设。
（26）公公，婆婆，我待不葬了你，又不了；待葬了你，穷泉一闭无日晓，叹从今永别，再无由相倚靠。（第二十六出）
（27）待我不劝解，你又只管闷；待我问你，你又不应。（第二十九出）
俞光中、植田均（1999）引“我待不吃你，教奴怎忍饥？（第二十出）”例，认为“待”尽管常用于假设分句，却因只能出现于主语后，只能算副词。[6]我们找到的例子中，如果按这一标准，例（26）中“待”都位于主语之后，只能看作副词，可以表假设，但在句中的关联作用不明显。然而，例（27）中“待”出现在假设复句前一小句中，位于主语之后，后一小句中则由副词“又”承接，是一个很明显的连词，在复句中起重要的连接作用，表达假设关系语义。
五、结语
《琵琶记》中的假设关联词语主要沿用前代的用法，新出现的极少，且多为复音节的假设连词，不少是通过复合构词的方式产生的。“若”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构词语素，其中也有较多为同义复合而成。中古汉语的许多词语在词语演变中得以保留，但也有很多已经不见使用。而现代汉语最常用的“如”类关联词语在该时代其他作品中已少量出现，《琵琶记》中却未见用例。
（本文为温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琵琶记》关联词语研究”，项目代码：31606036010170。温州市2013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南戏《琵琶记》语法研究”，项目代码：wsk1388。）
注释：
[1]席嘉：《近代汉语连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
[2]林春香：《假设连词“若还”的语法化——兼论假设连词“还”的发展演变》，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3]江蓝生：《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
[4]马贝加：《“要”的语法化》，语言研究，2002年，第4期。
[5]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6]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
篇5：琵琶行读后感
弦声细细如水长，似如深闺花台上。少女心事一了然，西厢门外有萧郎，续续弹，续续弹，流年似水光似川。纵然红绡不知数，菊花已凋谢，一切皆枉然。双指踌躇不能弹，两臂欲战战。
太守停杯客惘然。琵琶弦声由心生，心弦既断无声响。
曲未罢，人生苦路何漫长。风雨如磐压弱女，银篦碎，罗裙污，阿姨死，弟边戍。昔日琶琶女，今朝商人妇。
篇6：琵琶行读后感
花开花落，光阴荏苒。不朽的被永远传唱，随势的经不起时间涤荡。又读《琵琶行》，又有所思所想。
乐天是幸运的，是勇敢的，敢于说不，也只落了个远谪的下场。他何故悲?在高堂坐久，难以适应江湖的苦难吧?
他是个“无能为力”的人，见农夫苦辛，也只有“念此私自愧”了，做不了什么，也不知是不是不愿做，现在来到这江湖之中，是否感到了高堂的“自愧”呢?他辛苦为了他的理想，结果是悲凉，又有谁同情他?
忽然，远处的琵琶诉说着一段不忍提起的往事，乐天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倾听，落泪，赋诗，千古。
这段往事现今谁知晓?那琵琶?那江水?那月?只有诗，这诗，经千年咀嚼，早已成为固式，成为了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浮华褪尽，只留下苍白的无奈与无用的悲伤，远去的华舆卷起红尘滚滚，又有谁来听我倾尽悲肠?月影凉，心彷徨，物寒人伤，只有手中的琵琶还残存自己的体温，于是怆然一曲，引来千古传唱。
千年之后，香魂重游，物是人非，讶然许久。重回故地，寻我的琵琶，却发现这是已枉然。但那诗句，却仍在，万古流芳，我嗔怒，为何曲我之意却可传?为何我之真情却不见?官官宦宦之迁升浊事，怎与我生而残凄之事相提并论!香魂不平，乐天仍在感受所谓“同病”。
完全不同的境遇，却被曲解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乐天，是斗争之败，会有重来之时;对琵琶女，是命运之悲，但远离繁靡之地岂不是解脱?虽是无奈，但谁又能说那商贾就一定“重利轻别离”呢?或许在远方的他也在思念妻子，可是谁又知道呢?说他的不是，可能是那女子的牢骚，或许是乐天的揣度吧。
篇7：琵琶行读后感
作者创建了一个高度侮辱，演奏琵琶的女人的典型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同一个世界的人见面，为什么熟人”的意向。染料铺叙事层，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生动细致的语言描述，以了解清洁，婉转流畅。
这首诗是分为五个部分。书面江边游客从第一款，指出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一个典型的环境和气氛渲染描述，出现以下字符和展开，进行必要的的艺术安排。其次介绍了琵琶女高超的艺术境界的创造。热情赞扬诗人的琵琶女精湛的技艺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效果，人们的生活经验，铺平了道路做准备。琵琶女的生活经验写的自述第三段，在音乐的愤怒和遗憾的是美国的字符来表达他们的不幸和同情她的琵琶女诗人。撰写第四段和不幸的女人琵琶同情他的不幸被放逐的抑郁和愤怒，揭示楚诗歌的主题。第五段审查作家琵琶，悲伤已经泣下沾衣。
诗歌开始看到访问者江头，告别悲伤难过和萩秋花瑟瑟，“场景描述的丰富功能，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环境，气氛充满悲剧。抑郁降级，悲伤的别离，荒凉的环境，景观荒凉，所有这些使环境，构成了诗歌的基调，但也为字符播放，情节的发展做了准备，然后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细腻的笔触，在缓慢运动的犹豫，女人弹琵琶，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端庄，矜持，充满了剧烈的疼痛琵琶艺术家形象的描述性质。
篇8：琵琶记观后感
一、人物形象分析
(一)状元形象
《张协状元》里的张协是自私狠毒、忘恩负义的。他在赶考经过五鸡山时碰到抢劫受伤后遇到贫女相救,但是面对善良的贫女却只是想利用才要求与之结合,真正的心思却是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随后要求贫女筹集路费,在其晚归后随意打骂“唯,贱人!行不动裙,笑不露唇,这是妇女体态。休整日价去,脸儿又红,那里去吃酒来?打那贱人!” (第二十出),十分自私狠毒。更无耻的是他恩将仇报,高中后不认贫女还将其打出门外,后来不惜挥剑刺杀贫女。可是在知道王用德王爷身份后再次提出要求娶她为妻,典型小人行径。所以张协主要是恶的展现,这里代表了部分为仕途不择手段的丑恶文人,作者也是借此批判。但是张协的塑造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张协拒婚就与他功利自私的性格不符,是人物塑造中的缺陷。
同是状元的蔡伯喈更偏向的是软弱。虽然作者的主观意愿是想将其塑造成为全忠全孝的人,还专门设计了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的情节。辞试的时候,蔡徘徊在功名和孝道之间最后牺牲刚结婚的妻子顺从父母之命,表现了对礼教的屈从。在下旨封官的时候也直道“我情愿不做官” 直接拒绝,被说成“这状元好不晓事”(第十六出),完全迂腐文人。在入赘牛家时也只能自怨自艾没有实际作为。但总的来看蔡伯喈的形象塑造的是成功的,因为他真实的表现了中国文人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性格,形象更丰满,相比之前的大善大恶的完人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弃妇形象
贫女和五娘都被抛弃过,但贫女是因丈夫虚伪被弃,赵五娘因丈夫软弱被弃。《张协状元》里的贫女受尽苦难但仍善良贤惠,“粥食奴旦夕供些”、“奴供备粝食粗衣”(第十二出),自身贫困还能主动接济救人,她还主动剪发为张协筹集盘缠,这里的贫女是一个典型的为丈夫为家庭无私奉献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还是忠贞勇敢的,在张协提出结为夫妻的时候为了保持清誉马上拒绝,后来和张协确定关系后能为丈夫守身严厉拒绝别人的调戏。她受尽苦难,帮张协筹钱却被误会挨打,一心求夫却被拒之门外,最后还被丈夫挥剑刺伤跌落山崖,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命运十分凄惨,是悲剧的弃妇。在面对这样的伤害后她仍隐瞒刺伤事情选择忍受,没有反抗的意识,所以她无能和软弱也是被抛的重要的原因。
而同样贤惠的赵五娘是个比贫女增加了侍奉公婆的经历:“奴家一来要成丈夫之孝,二来要尽为妇之道,尽心竭力, 朝夕奉养。”(第八出)在饥荒年间,把米饭留给公婆吃自己却吃糠,具有极大的牺牲精神,展现了传统妇女善良孝顺的美德。赵五娘比贫女的结果要好很多,蔡伯喈在得知真相后主动与五娘在一起,甚至不惜放弃现有的地位和富贵,这与张协的做法相比确实好了很多。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作者对于这两个都具备中国古代传统妇女贤良贤德品质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贫女的形象显得更可怜无助一些,这表现在她没有丝毫反抗的行动上,甚至让读者感到怒其不争;而赵五娘却显得更为丰满,她的经历行为描写相对具体,她的性格也从隐忍到坚强深沉是发展的,因此她的诉说更加真切动人也更具有魅力,所以她的形象塑造比贫女成功。
二、人物关系分析
《张协状元》和《琵琶记》的主要人物分别是张协、贫女、 胜花娘子和蔡伯喈、赵五娘、牛氏,在人物关系上都是一夫二妻。《张协状元》里胜花娘子和张协虽没成为夫妻,但是有夫妻意向,而贫女后来继承了胜花的身份,所以他们三人也可看成一夫二妻。《琵琶记》是典型的一夫二妻,蔡与赵与牛都是夫妻,结局也维系了这样的关系:“一夫二妇,旌表耀门闾”(第一出)。
但是在人物的比重和作用上两部有所不同。《张协状元》 里的三角关系不是三足鼎立,三人比重不同,更像一对一的男女关系,张协和贫女是主要人物。胜花娘子是想嫁状元的王爷千金在拒婚后忧思就去世了,人物戏份很少。她的存在更像一个契机为后来王爷上任报仇认贫女为养女提供了机会。这里可以把她和贫女看成一个先后继承的关系: 贫女成为王爷的养女继承了胜花娘子的地位,改变了贫寒的状态与张协最终在一起了,这也满足了胜花想嫁状元的心愿,所以胜花娘子在这个意义上更像是贫女的补充,她和贫女是一体的。
《琵琶记》是非常明确的一夫二妻关系。这里关系是双线并行的:一生一旦,一生一外,相对相生,这也是高明创作的高明之处。“人间丞相府,天上蕊珠宮”(第十九出)蔡伯喈和牛氏在京城过的是富裕的生活。但是家乡的赵五娘, “奴家自从丈夫去后,屡遭饥荒,衣衫首饰尽皆典卖,家计萧然。争奈公婆死生难保,朝夕又无可为甘旨之奉,只得逼逻几口淡饭。奴家自把细米皮糠逼逻吃,苟留残喘,也不敢交公公婆婆知道,怕他烦恼。”(第二十出)一贫一富,一荣一凄形成鲜明的对比。牛氏相对胜花娘子来说更有存在感, 是一个知心的妻子但在知道五娘身份后做了隐瞒,这也符合她二妻的心理,不过她还是收留了赵五娘并在最后还是大方的认了五娘做正妻。这里的三角关系彼此之间比重是协调的,人物设置也符合全局的情节结构。所以虽然两部都是一夫二妻关系设置,但是《琵琶记》的人物关系更加稳定合理, 发挥了实际功用。
三、相同的团圆,不同的性质
两部剧还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结局:男主人公高中做官,女主人公被权贵相认,结为夫妻,都是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两部结局的编排和性质还是有差别的。《张协状元》里是贫女被王爷认作养女后又与张协结婚,这其实还是张协与权贵结亲。贫女改换身份一步登天,前后变化太大在现实里基本不可能实现,安排生硬不合常理,这是早期南戏不成熟的表现。但是结合当时的创作背景,对于这样被害的妇女来说,除了顺应这样的安排以外,也是没有其他出路,有一定的妥协色彩。而《琵琶记》里的安排就相对合理很多,蔡伯喈一心想忠孝都全和对贫女的感情让他虽然软弱但不至于成为一个坏人,蔡最后对上京寻夫的赵五娘也是马上接受, 蔡赵是有感情的,最后的团圆就有了情感逻辑基础,与观众审美愿望也更契合。所以虽然都是团圆结局,《张协状元》 略县牵强生硬,而《琵琶记》则合理许多,更合逻辑。
其实除了这两部外中国古代戏剧的结局都偏向大团圆。 对此王国维有过分析:“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乐天是民族的特性,团圆是观众的普遍愿望,他们希望看到负心男子受到惩戒,也希望看到被遗弃的妻子能有个圆满的归宿。 观众的审美需求和生活愿望影响了戏曲创作,所以最后一定要写成个大团圆的结局。
总之,《张协状元》在人物形象塑造显得粗糙稚嫩,人物性格的刻画不尽完善。而《琵琶记》成功塑造了赵五娘和蔡伯喈两个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也更合理。这两部作品也是南戏不同阶段的代表,《张协状元》是初期,可以看出有诸宫调、宋杂剧等的形象,是个明显的过渡阶段的作品。《琵琶记》则代表南戏的最高成就,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设置、思想主题都比《张协状元》更显得成熟高明,是南戏成熟阶段的作品。
摘要：本文主要以人物为切入点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状元与弃妇形象异同,然后就其一夫二妻的人物关系设置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就团圆的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两部作品的水平是有差异的,但这也是南戏在早期和成熟不同阶段的合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