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翻译（共8篇）
篇1：商君书翻译
商君书·立本的原文及翻译
立本
作者：商鞅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
故曰：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
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文言文翻译：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仗武器装备美观那叫浮华取巧，却不实用。仗着虚名那叫欺诈虚伪。这三个方面，君主依赖其中一条，那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战胜。所以强大的国家一定要使他的军队具备勇敢顽强地战斗意志，有了斗志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了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有无穷的潜力，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这家的奖赏就能增加。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颁发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产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说军队诞生于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异，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而又随法治不断发生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于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就可以确立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篇2：商君书翻译
题记：开塞即开已塞之道。商鞅所说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统一天下的道路，他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反对用儒家仁政一统天下。
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篇3：从《商君书》看商鞅的传播思想
一、传播内容
商鞅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应该是由商鞅奠定了其思想基础的。[2]前期的法家都讲求务实, 妄图运用自己的才学, 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起来, 专门著书立说的极少, 商鞅也不例外。而商鞅的思想是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分不开的, 那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使弱小的秦国在短时间内富强起来, 为秦的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也深深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
商鞅变法过程中制定、颁布并且广泛传播的法律政令之中蕴含了商鞅的法治思想。在《商君书》中, 有专门论述具体的法律政令的篇章, 如《商君书·垦令》就是专门论述如何加强农业生产的二十条法令;《商君书·境内》就是专门论述户籍以及兵籍制度的。这些具体的法律政令充分反映了商鞅推崇法治, 重视法治的思想。这些具体的法律政令的实施, 能够有效地驱使国人遵守, 消除社会弊端, 促进社会发展, 因此商鞅大力提倡将法令公布于众, 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 (《商君书·定分》) 。因而, 这些具体的法律政令是当时主要传播的内容之一。
除此之外, 《商君书》中还有一些务虚地论述立法、执法的篇章, 这也是当时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在封建专制时期, 法律政令要推行, 必须得到国君以及宗族大臣的认同与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政令的推行由上至下顺畅无阻。因此, 这些论述立法、执法的篇章, 主要是为了说服国君以及宗族大臣, 也是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商鞅认为法律制度是用来制约、约束民众的, “民众而奸邪生, 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商君书·君臣》) 他还认为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 而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 “昔之能制天下者, 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 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 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 则民如飞鸟禽兽, 其孰能制之?民本, 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 而名地作矣。” (《商君书·画策》) 只有推行法治, 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任法而国治矣。” (《商君书·慎法》)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 二日信, 三日权。法者, 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 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 君之所独制也, 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 而不以私害法, 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 则事功成;信其刑, 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 而不以私害法。” (《商君书·修权》) 同时商鞅还认为想要民众竭尽全力为国作战, 必须用重法, 轻法不能做到。“民之外事, 莫难于战, 故轻法不可以使之。” (《商君书·外内》)
不仅如此, 商鞅认为历代的明君都是依靠法律来治理民众的,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 举事而材自练, 赏行而兵强。此三者, 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 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 功分明;功分明, 则民尽力;民尽力, 则材自练。” (《商君书·错法》) 要达到这一效果必须不效法古代, 不拘守现状, 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 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适合的法令, “故圣人之为国也, 不法古, 不修今, 因世而为之治, 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 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 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 慎为、察务, 归心于壹而已矣。” (《商君书·壹言》) 同时, 这些明君对待法律的态度都是谨慎的,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 不听也;行不中法者, 不高也;事不中法者, 不为也。言中法, 则辩之;行中法, 则高之;事中法, 则为之。” (《商君书·君臣》) 而明君实行法治的结果就是“国治而地广, 兵强而主尊”。 (《商君书·君臣》) 但是仅凭谨慎实行法治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法必依, 法律一旦确立就不能轻易改变, “靳令, 则治不留;法平, 则吏无奸。法已定矣, 不以善言害法。” (《商君书·靳令》) 法治不仅在政治上有作为, 而且在军事上也能发挥作用, “凡用兵, 胜有三等, 若兵未起则错法, 错法而俗成, 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 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 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 二曰举必得而法立。” (《商君书·立本》) 诸如此类的论述都是为了取得国君以及宗族大臣的认同, 也是传播的主要内容。
商鞅重视法律政令传播的同时, 轻视甚至是反对文化知识的传播, 主张实行愚民政策,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 则民不贵学问, 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 愚则无外交, 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 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 勉农而不偷, 则草必垦矣。” (《商君书·垦令》) 商鞅不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 更敌视其他的学派, 尤其是当时的显学———儒学。在《商君书·外内》中写道“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据张觉等人在《国学大讲堂·商君书导读》中注释, 文学指的是古代的文献经典, 像《诗》、《书》、《礼》、《乐》、《春秋》之类, 它们是儒家用来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典籍。[3]商鞅将其归为淫道, 可见他对于儒学的态度。在《商君书·靳令》中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 曰孝弟;曰诚信, 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 曰羞战。国有十二者, 上无使农战, 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 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 官之治不胜其民, 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 必削。是故, 兴国不用十二者, 故其国多力, 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 必取;取, 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 必富。”这里商鞅将儒学比作六虱, 也有贬低儒学的意思。类似这样的贬低、敌视儒学的言辞, 在《商君书》中还有多处, 虽然文中没有明确说明商鞅是反对儒学的传播的, 但从商鞅对儒学的态度可窥一斑。
二、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
商鞅作为法律政令的主要制定者, 他当仁不让地成为法律政令的主要传播者。他负责对国君以及宗族大臣进行传播, 进行说理、说服。因此, 他的传播对象就是国君以及宗族大臣。如上一节中所举的那些论述立法、执法的段落、篇章 (此处略) , 都是以国君以及宗族大臣为传播对象的, 普通民众不可能成为这部分内容的传播对象。
除了商鞅自己是传播主体之外, 秦国的所有主管法令官吏都是传播法律政令的主体。他们负责对广大的民众进行传播。商鞅重视法治, 就不得不注重法律政令的传播。如果政令传播不通畅, 秦人都不知道、不了解、不信任, 那么政令就无法实施, 法治也就是空谈。为了传播法律政令, 商鞅认为应当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吏, 他必须熟知法令, 并且负责向民众传播正确的法令, 否则就严惩, “诸官吏及民, 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 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 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 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 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 及之罪, 而法令之所谓也, 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 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 主法令之吏, 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 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 以券书从事。”同时, 商鞅认为应该设立三级法官制, 保证法律政令的正确传播及有效实施,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 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 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 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商君书·定分》) 这些商鞅所谓的“法官”就是法律政令的传播主体。他们的传播对象就是普通的民众, 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普法的工作, 让普通民众都知道、了解法令, 从而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 “为置法官, 置主法之吏, 以为天下师, 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商君书·定分》)
三、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
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往往会影响传播的效果。《商君书》中提到的商鞅传播法令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头传播, 一种是书面传播。如在《商君书·定分》中明确规定主管法令的官吏负责向民众口头传播法令, “诸官吏及民, 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 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 明告之。”“遇民不修法, 则问法官, 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 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这些都明确指出民众如果遇到不明白的法令就要问法官, 法官有责任明确地把法令告诉民众。这里使用的是口头传播。
除了使用口头传播法令之外, 商鞅还提出使用书面传播手段。如在《商君书·定分》中明确指出法官要“各为尺六寸之符, 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 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 及之罪, 而法令之所谓也, 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 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 主法令之吏, 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 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 以券书从事。”同时, 法令都要备份, 以书写的形式密藏于禁室之中, “法令皆副, 置一副天子之殿中, 为法令为禁室, 有铤钥, 为禁而以封之, 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 封以禁印。……一岁受法令以禁令。”这里使用书面传播手段来传播法令。
传播方式则是自上而下的, 依靠暴力、暴刑强制性实现的。法令的传播由天子认可并且颁布, 到官吏贯彻、执行, 再到民众知法、守法,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君主专制时期, 君主拥有一切权利, 法令的颁布必须得到君主的认可和肯定, 由君主发号施令才有效。因此, 君主才是实行法治的关键, 《商君书》中多处指出这一点, 如“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 举事而材自练, 赏行而兵强。” (《商君书·错法》) “故明主任法。” (《商君书·修权》) “故明主察法, ” (《商君书·弱民》) “明王之治天下也, 缘法而治, 按功而赏。” (《商君书·君臣》) “故明主慎法制” (《商君书·君臣》) ……都明确说明君主是颁布法令的关键。法令由君主不可能直接传播到普通民众, 中间必须经过官吏的传播, “为法令, 置官吏, 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 以为天下正, 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 皆降, 受命, 发官。” (《商君书·定分》) 君主任命官吏代替君主向民众传播法令。
在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及普及的过程中, 官吏、百姓不会自觉地贯彻、执行、遵守, 必须依靠暴力、暴刑来实现的。这一点商鞅做的很彻底, 只要不遵从法令一律处死不赦, “所谓壹刑者, 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 (《商君书·赏刑》) 各主法官吏如有削减或损改法令者, 也一概处死, “各主法令之民, 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 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 辄使学读法令所谓, 为之程序, 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 为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 罪死不赦。” (《商君书·定分》) 暴刑的实施, 使得商鞅得罪了许多权贵, 有了后来车裂的下场, 但却根本上保证了法令的贯彻执行, 才有了后来的秦国的强大, 这一点毋庸置疑。
商鞅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 其传播思想绝不仅仅是这几方面而已, 也绝不是仅仅只能依靠《商君书》来研究商鞅, 还可以从《荀子》、《韩非子》、《史记》、《淮南子》等典籍中获得研究, 因此还有许多可以深究的方面值得大家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139.
[2]苏南.法家文化面面观[M].齐鲁书社, 2003:39.
篇4：《商君书》新疏撷要（一）
[关键词]《商君书》注释质疑新疏
《商君书》是先秦诸子的重要典籍，列为诸子法家一类，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受到冷落，研究它的人极少。明代有杨慎，归有光等给以辑评，清代有孙星衍校本，俞樾有评议，为当世所重者乃严可均(万里)校本，先后辑入《诸子集成》及《四部备要》。其书虽遭冷遇，而商君的思想及政治主张无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中有作为之君所采用。在推行依法治国今天，研究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商鞅的著述，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多数人已经难识其庐山真面目。历代学者。疏家作了许多考证、注释、翻译，为我们解读《商君书》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成绩斐然，然书中仍有不少疑难之处，诸家注释中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笔者在研读《商君书》过程中，写成了《商君书笺注》，现就有关主要质疑集成新疏，以便就教于方家。
更法第一
曲学多辩。
山东大学《商子译注》说：“曲学。浅陋的见解。”高亨《商君书注译》说：“曲学，只见一隅的学者。”笔者认为：两说似乎非商君本意。“曲学”，乃邪僻之学说，以别于当时所谓的“正学”《汉书·辕固传》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商君所指的“曲学”系甘龙等人的世俗之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保守言论。曲学多辩：邪僻的世俗之言，大多是诡辩的保守言论。
垦令第二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
高亭《商君书注译》悔“慎”解为“小心谨慎”，张觉《商君书全译》解为“慎重”。高、张之说似为不妥。高亨将此句译为“农民负担的地税公平，就小心谨慎，农民小心谨慎就不想改业。”显然不通顺，农民负担的地税公平合理，怎么还小心谨慎呢?据上下文义，“慎”应作“顺心”或“安心”解，朱起凤《辞通》“慎同顺。”因由于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地税制度后，农民的负担就公平合理，因而心情舒畅，感到顺心愉快，故而安心务农。因此。此句应译为：农民的负担公平合理就顺心舒畅。农民顺心舒畅，就难以随意改行做其他事情。
去强第四
六者有朴必削。
高亨说：“朴，犹本也，根也《说文》‘朴，木素也。’引申朴可训本根。本书垦令》篇：‘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归有光注：‘朴，本也’(诸子汇函)此朴可训本之证。又《靳令》篇：‘十二者朴。’义同。”(《商君书注释》)我认为，据本文意思，“朴”并非高亨所说“根本”之意，而是“朴属、互相依附”之意。《考工记·总序》“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郑玄注：“朴属，犹附着，坚固貌。”“六者有朴必削”，是说：这六种“虱害”(即岁、食、美、好、志、行)如果相互依附。结成一体，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国家就必然被削弱。
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
高亨说：“攻官当作攻害，即消灭六种虱害等。”据全文内容，此说似乎可成立。商鞅对六种虱害一岁、食、美、好、志、行。深恶痛绝。但据各古本，均作“攻官”。因此“攻害”之说无据。笔者认为，“攻官”当作治理官纪解释。在《论语》中：“攻乎异端。”之攻，则作治理解。攻力：高亨说：“攻力即消耗实力。”此说不合文义，恐不当。这里的“攻”，是坚固之意，引申为增强。《诗·小雅·车攻》“我车既攻。”则可佐证。因此，“攻力”即增强实力。攻敌：进攻敌国。据上述分析。此句中三个“攻”字，意义不尽相同。此句可译为：所以，治理官纪、增强实力、进攻敌国这三件事中，国家采用其中两项放弃一项，国家必然强大，如果三项都采用。国家就有威力，就必然称王天下。
说民第五
治明则同，治暗则异。
张觉说：“同，相同，指民众和君主对是非好坏的判断相同。法治普及，民众和君主都能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决断是非，所以意见会一致。”(《商君书全译》)张说似为不妥，此“同”非“相同”之意，当作“统一”解。因为法治严明。民众的行为就统一。步调一致。“同”与“异”相对。此句意思是：法治严明，民众的思想行为就步调一致，法治不清明，民众的思想行为就不统一，不齐心。
算地第六
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张觉将此句译为：“所以说：名、利聚集的地方，民众就会围着它转。”(《商君书全译》)此译似乎不准确。道，当作“从，由”解。《礼记·礼器》“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郑玄注：“道扰由也，从也。”民道之：民众跟从名利，引申为民众追求名利。因此这句应译为：所以说。那里聚集名利，民众就追求到那里。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
高亨说：“数，事物前进发展的必然顺序和前园后果的必然关系，古语叫做数，所以数等于今语所谓定律。”高说似恐不当。因为“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攻名者”并非一定是必然的政治定律，君主掌握了柄，并不就一定能够成就功名，权柄与功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从上下文义看，本篇“数”与“术”混用。下文又说“数者，臣主之术。”因此“数”与“术”同义。此“数”应解为“权术”，即统治的方法。
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
高亨说：“设，施也。不设其令。不执行法令。罚行，讲不通。疑行当作舛。形似而误。《广雅·释诂》‘舛，背也’。即背谬。”(《商君书注译》)张觉说：“‘设’虽有施义，但《说文》、《广雅》所说的‘施’只是施陈(陈列)、设施(安置)的意思，而不是施行的意思。所以不能引申为执行。这个‘设’当解为陈列、布置。……法家主张行罚。但首先要求把宪令‘设之于宫府’。‘布之于百姓’，使民众都知道，这样才可以使民众遵守法令而不犯罪。也就可以使刑罚不用了。如果法令不加陈列布置，那么民众就不知法禁。也就会不自觉地触犯法令，那么刑罚也就得施行了。所以此文说：‘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高亨、张觉之说似为不当。此“设”字既不能解释为“执行”，又不能解释为“陈列”。当解释为“开设”或“建立”、“设立”。《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可佐证。罚，作动词，执行刑罚。行，流行，指任其自行，言执行刑罚无准则之意。因此这句应译为“君子不建立自己的一套法令。执行刑罚就会任其自流。”张觉先生将此句译为“君子不陈列宣传国家的法令，所以处罚得加以实施。”显然不通顺。因为此句是因果句，法令陈不陈列与处罚能不能实施没有必然联系。
开塞第七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
陶鸿庆说：“出当为屈，言自高其贤以相屈眼也。”《读诸子札记》此说与文义相合，但根据不足，各版本皆为“出”。高亨则认为：“出是超出，即‘出类拔萃’之出。”(《商君书注译》)高享之说似为不妥，与上句“凡仁者以爱利为务”相矛盾，因为凡讲仁爱之人都以利人爱人、相互推让为美德，决不会出类拔萃而显耀他人。因此，“出”当作推举、推让(由推出引申)。《释名》“出，推推而前也。”古代贤者以推举贤人为高尚的道德。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张觉将“上”释为“君上”。此说不妥。上。通尚，古代上尚通用。《汉书·匡衡传》“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可证。上让，崇尚谦让。这句意思是：武王用叛逆的手段夺取天下，而又提倡顺从国君，他与商朝争夺天下而崇尚谦让。他用武力取得政权。却又用仁义来维持政权。
壹言第八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
高亨说：“道卑，走低下的道路，道是动词o”并译为“采用下等政策。”(《商君书注译》)张觉说：“道《周易·系辞上》传‘道义之门’疏：‘道谓开通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不如小决使道’注：‘道。通也。’‘道’是开通、畅通的意思，引申指不加阻挡，放任。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语卑宋大夫’注：‘卑，谓其才德薄。’它承‘民’字，指民之才德而方。道卑：与‘长乱’相对，当解为‘放任卑下的行为。”高、张之说似为不当。“道”既不能解为“道路”，又不能解为“开通、畅通”，更不能引申为“阻挡。放任”。此“道”应作“方法”解，即治国的方法或措施。《左传·定公五年》“吾未知吴道。”可佐证。卑，低下，引申为不高明，是指治国的方法或措施不高明。并非指民众的行为卑下。从下文内容看，并非指放任民众卑下行为而助长动乱，而是由于国君采用的治国方法或措施不当而助长动乱。
错法第九
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
高亨说：“《礼记·礼器掷注：‘道犹由也。从也。’下同。”(《商君书注译》)张觉说：道《荀子·王霸》‘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名也’注：‘道，行也。’即遵行、采用的意思。明：光明，此指赏罚分明的原则。“张又说：“此‘幽’字指徇私舞弊的原则，如采用暗中赏赐等不正当手段。”《商君书全译》)我认为，高亨、张觉的说法均欠妥。“明”与“幽”都不是什么原则。“道”才是一种原则，从文义看，“道”是指赏罚的原则。“道明”和“道幽”都是陈述式词组，“道”是被陈述的对象。“明”和“幽”是陈述部分。此句是说：赏罚的原则光明公道，国家就一天天地强盛，赏罚的原则不光明正大，国家就一天地削弱。
靳令第十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俞樾说：“曲字无义。疑由字之误，言行治由乎断也。”(《诸子平义》)孙诒让说：“治，《韩子》怍法，似是。”《札递》)我认为“曲”、“治”均无误。“曲”原是古代军队编制的较小单位，叫“部曲”。《后汉书·百官志》“将军……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后来又把民间的基层组织叫“乡曲”。文中“曲”字泛指基层单位组织。“治”，法治。这句话的意思是：推行法治，进行普法教育，要使基层组织的广大群众都能使用法度明断是非，在五里以内的基层组织明断是非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十里以内的基层组织明断是非的国家就强大，过了一夜之后才把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削弱。
修权第十一
五霸以法正诸侯。
高亨将“正”译为“纠正”。(《商君书注译》)：张觉译为“匡正”。(《商君书全译》)我认为高、张之说均欠妥。此“正”通征，力役、征服之意。《礼·燕义》“司马弗正。”疏：“正。役也。”五霸所制订的法度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增强实力。用实力(即武力)来征服各国诸侯。因此。“正”，当解为征服较妥当。
篇5：商君书翻译
《商君书 靳令》
作者：商鞅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注释
翻译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隔一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会被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任用所谓的“奸邪之人”，而不用“善良之人”。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再更改，那么就会显示出法度的地位，民众就会明辨处罚的法令，民众心中对处罚的法令弄明白了，处罚自然停止使用了。贵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各都市中尊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都要在征战中立功获得。国家没有邪恶不守法的民众，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如果豪华的生活用品多，从事商业的人多，农业生产就会松懈，邪恶的事就会发生，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作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国家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官爵来增加智慧和谋略，用官爵鼓励勇敢作战。用官职、爵位增加智慧和计谋，用官职鼓励民众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简明，空谈就会少，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国家按照像六种虱子似的东西授给官职、赐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政务招来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之士所迷惑，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恶风气搞乱，奸邪的大臣便得志了，有功于国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坚守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思想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治理好。法度已经确定，而国君喜欢任用像六种虱子一样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国家就会灭亡。民众都选择务农，国家就会富裕。像六种虱子似的危害的东西不再使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这是最好的方面。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讨厌为君主去从事农战，他们为此担心，以从事农战为耻辱，他们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认为为了拿君主的俸禄与君主交往就耻辱，用这种方法躲避农耕作战;同外国势力交往，为自己准备后退之路，如果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呀。
六种虱害：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诚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军队如果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篇6：《商君书》读书笔记
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讲《商君书》的，说《商君书》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读，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最近在网上下载一个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国强民弱，国弱民强的观点。开始让我很迷惑不解。
仔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时候，民众就拿的少一点。当民众财务上不自由的时候，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抱负都是瞎扯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你一直穷下去，你就一直独善其身。反观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脚来投票。这个国家不想待了，我去别的国家。富人都是能力强的人，一旦他们走了，这就是《商君书》上所谓的“去强”，当有能力的人都走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统治。
《商君书》上强调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隶。看过《商君书》，你就会对中国种种的现象有很好的解释。
篇7：《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绝对是神器，绝对值得细读，我发现一个秘密，毛泽东的绝大部分行为和运动都可以从《商君书》找到影子，我猜中国封建时代绝大部分有作为的皇帝都读过这本书，并且是非常秘密地去读(即夜读)!
这本书配合《韩非子》和《慎子》来读，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好好研读吧，治国治民和做生意赚钱的原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商君书》里面的好多思想都可以应用于商业经营中，假如能吸取其精华用之，会非常的不得了。
《商君书》虽然是神器，但也并非没有缺点，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因为《商君书》是神器而全盘吸收，也不要因为《商君书》思想的局限性而全盘否定，这正于古人所言“浩荡长江水，我只取一瓢饮”;思想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如何运用如何吸取精华。好好读吧，只要吸取《商君书》中哪怕只有几个精华思想并且矢志不渝的.用之实践，用于企业管理与商业经营，可以帮助个人致富发财;用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可以实现富国强兵。
篇8：商君书翻译
(一) 重农与贫民
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大转折的时期, 分裂的中国将经过兼并战争走向统一, 最需要的是兵卒、谷粟、资金。这时的历史任务是要消灭封建割据, 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古代社会, 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社会生产的起点。一批目光敏锐的人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 把农业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考察, 并把重农作为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关键。《管子》把农业看成是富国强兵的基础。“民事农则田垦, 田垦则粟多, 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 兵强者战胜, 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1]《商君书》也把农业看作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商君书·农战》则明确提出了“国之所兴者, 农战也”的口号, 认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不农, 则与诸侯争权, 不能自持也, 则众力不足也”, 把农业与战争的结合看作是国家的安危和国君尊贵的基础。
1. 重农。
在《商君书·垦令》中, 商鞅提出二十种办法, 如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 取消贵族特权, 防止官吏贪污, 压抑商人, 制裁人们奢侈游惰, 督促人民积极耕垦土地等。尤其是督促人民积极干好本业, 商鞅说过“力本业,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2]以免除赋税徭役为条件鼓励老百姓多多种地、织布。同时主张“壹山泽”[3], 主张国家占有农业的重要资源———山林, 国家垄断山泽之利, 不允许老百姓从事可以赢利的采矿、打猎、打柴、捕鱼等副业活动, 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吕氏春秋·上农》曾对这个道理做了专门的论述。认为农民都去务农, 会对国家有几个好处:其一是民农则纯朴而容易被国家所用;其二是民农则少私义, 法令容易推行, 力量容易凝聚;其三是民农则财产固定而不愿迁徙, 死守本地而无虑。农民淳朴诚信, 安土重迁, 最容易为君主所驱使。
2. 贫民。
商鞅作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认为, 富国是根本的, 而富民则是服从于富国的。因为他深谙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商鞅认为, “民之性, 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 苦则索乐, 辱则求荣, 此民之情也。”[4]“民之生, 度而取长, 称而取重, 权而索利。”[4]商鞅认为, 民不能贫, 也不能富。如果不许民富, 民就不会努力工作。同时也认为民富了也不会努力工作, 因此要让民在贫富之间挣扎。“治国之举, 贵令贫者富, 富者贫。贫者富, 富者贫, 国强。”[5]基于“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6], 对于富者, 要他们献出粮食, 换取赏赐的官爵。农民不断耕作, 粮食不断上交, 国库越来越充足。用一个虚名去换取农民手中的粮食, 国家没有什么损失, 却获利丰厚。
(二) 抑商与贫商
1. 抑商。
在社会急剧变革中, 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加强了, 商品交换日益频繁,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7]。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在经营中可得二成以上的利润, “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7], 便会产生弃农经商的观念。商鞅意识到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 一方面会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起到瓦解的作用, “夫民之不可用也, 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 商贾之可以富家也, 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 则必避农。”[8]如果大批小农脱离农业生产, 结果是灾难性的, 就会引起整个社会农业生产总规模的萎缩, 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减少, 社会的贫困和国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会对统治秩序产生潜在的威胁。这些富裕起来的商人以金钱和财产为资本, 向社会争地位, 向国君要权力, 会对王权产生威胁。
2. 贫商。
《商君书》在税收、劳役方面, 对商人是很严厉的。主张“壹山泽”, 使商人无法涉足渔、盐、铁获利丰厚的领域。在《垦令》采取种种措施, 例如“贵酒肉之价, 重其租, 令十倍其朴”“重关市之赋”, “以商之口数使商, 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其名。”“令其商人自给甲兵, 使视军兴”。商人不仅无利可图, 而且倍受压迫, 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无论重农与贫农也好, 抑商与贫商也好, 目的是要聚积天下财富为君主所用。富国也不是最终目的, 是要一统天下, 建立中央集权制。战国时代, 经济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因此《商君书》国富民贫思想带有非常强的战时军事经济性质, 也带有非常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当然不能否认, 这一思想对于秦国能够统一天下起了很大作用。但是, 国富民贫思想把人民当作工具, 在统治者眼中, 人民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 富国的一个工具。
二、现实意义
(一) 国富与民富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经济总量不断增强, 政府也很有钱。与此同时, 贫富两极分化却日益严峻, 老百姓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 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仇富心理增强, 各种极端行为时有发生, 对社会和党的不信任感也逐渐增强, 国进民退, 国富民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说明中国正面临“国富民贫”的困境, 突显了“富民”的重要性。
富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二者是统一的。一方面, 富民是富国的基础, 在民富的条件下, 能够为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动力;在民富的条件下, 能够为国家的强大提供财政支持;在民富的条件下, 能够消除两极分化, 消除内耗;在民富的条件下, 能够得到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拥护。另一方面, 富国能够为富民提供更好的保障。国家富裕了, 人民才能活得有尊严;国家富裕了, 人民才能对自己的未来心存希望;国家富裕了, 才能改善民生, 消除贫困问题, 缓解社会矛盾。富民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民富裕, 进而国家富裕而且富强。
(二) 重视农业、农民富裕才是真正的国强民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从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商鞅不仅思想上认识到农业的基础地位, 而且从方方面面落实到位, 为六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在中国上至国家领导, 下至普通老百姓, 都知道农业的重要性, 农民承担起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 让农民富裕起来才能使得农民安心从事粮食生产, 才能保证农产品的基本供给, 稳定物价, 抑制通货膨胀。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 同在一片蓝天下, 农民却没有充分享受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 没有充分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相反却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说明重视农业, 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上、文件上、口号上, 而是要落到实处。不要等到餐桌上没有猪肉吃, 农民抛荒不再种地, 闹粮荒的时候, 才会想起农民。
商鞅意识到“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8]。农业收益极少, 农业抗风险的能力差, 遇到天灾, 甚至会亏本。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 一个特殊的产业, 除了市场风险外, 还有自然灾害风险。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农业采取保护政策, 给予财政补贴。现在中国GDP高度增长, 经济总量也很大, 国家已经有实力来补偿农民, 应该从中央财政拨款来反哺农业, 回报农民, 补偿农民。
政府应该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给农民国民待遇。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地,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农民也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 为中国的革命战争和改革开放做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从社会公正的角度, 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同社会应有的回报不成比例, 并且现在国家对于农民的历史贡献补偿很少。不管政府是否愿意, 政府都应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保健、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 给农民国民待遇, 保障农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让农民享受同等的劳动用工、教育、医疗、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权利, 让农民乐意、安心地从事农业, 而不至于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过去中国实行农村支援城市的政策, 用了几十年。现在要在政策上向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倾斜, 国家要加大扶持力度。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建立起“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
商鞅采取严刑峻法来打击破坏农业、侵害农民的行为, 并且卓有成效。这值得效仿。首先, 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查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案件, 让制假卖假的人和企业受到重罚。其次, 增强政府公共服务意识, 防止政府“与民争利”现象的出现, 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和教育, 尤其要管理好基层干部, 不许官员打扰欺压老百姓, 不准打白条, 对违法官员依法处罚。第三, 要加强对农民法律的教育, 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时, 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结束语
《商君书》采取种种措施来使民贫, 达到国富的目的, 并且卓有成效。其国富民贫思想带有非常强的战时军事经济性质, 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达到富国的目的, 践踏人民的财富、个性、尊严等, 最终走向秦亡。在当今社会, 藏富于民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 藏富于民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藏富于民, 尤其让农民富裕起来, 才能走向真正的国家富强。
摘要：《商君书》采取种种措施来使民贫, 达到国富的目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 经济总量很大, 政府很有钱, 但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老百姓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 国富民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探讨《商君书》国富民贫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关键词：《商君书》,国富民贫,国富民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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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3]商君书·垦令[M].高亨, 注译.北京:中华书局, 1974.
[4]商君书·算地[M].高亨, 注译.北京:中华书局,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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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