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

2024-05-18

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精选6篇）

篇1：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呈现出三种状态：1.相对稳定的家庭类型。三代直系家庭是其代表；城镇三代直系家庭的维系得益于家庭内部管理的松弛，在农村则与独子比例增大有关。2.明显上升的家庭类型。夫妇核心家庭提高幅度显著，实行2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这一家庭类型的主要推动力量；隔代直系家庭增长率最高，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现象，又是社会发展具有缺陷的反映；单人家庭也有增长，青年人晚婚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丧偶比重提高是主要影响因素。3.以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缺损核心家庭明显减少，标准核心家庭有所下降。后者的降低主要是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所致，或谓核心家庭内部不同类型调整的结果。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结构总体上将持续这种状态，一些家庭类型将发生进一步的变动。当代家庭的结构简化和规模缩小使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员关系方式发生改变，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关键词：“五普”长表数据；家庭结构；夫妇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

作者：王跃生，195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设性意见。

伴随着中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动，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关系方式亦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只有跟上和适应这种变化，才能通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基本需求，从而使家庭真正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本文即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并结合对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揭示当代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家庭结构的状态、特征和趋向。

家庭结构分析为不少学者所关注，但其研究尚存在一定困难，主要是相关数据获取不易。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家庭结构总体状况的了解。以往一些学者有的通过具体调查一个或几个村落、社区的家庭类型，进而对区域等大范围的家庭结构状况加以把握①「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乔健主编《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香港亚太研究所，1991年；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沈崇麟、杨善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有的则以个案汇总分析来间接认识历史时期的家庭结构②「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这些研究提供了观察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但整体性分析仍受到限

一、简单说明制。

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数据并可借此较为直接地认识全国性家庭结构的状况？就目前而言，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是最主要的资料途径。曾毅等学者曾对1982年第三次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库做过开发①「曾毅、李伟、梁志武：《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2期；曾毅、梁志武：《中国80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3期。普“长表数据足以使我们掌握绝大多数家庭的类型或结构。」。他们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家庭代际，但其研究对了解当时的家庭结构状态亦有很大帮助。

与前几次普查相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户主之下家庭成员的分类相对全面，计有户主配偶、子女、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等八类。这些关系类型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的基本关系。它为识别和分析当代家庭结构状态创造了条件。本文将通过开发”五普“长表1%抽样数据库（以下简称”长表数据“），力求对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状况有所把握。

我们将家庭结构分为以下几类：

（一）核心家庭。指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可进一步分为：1.夫妇核心家庭，指只有夫妻二人组成的家庭。若从与户主关系的角度表述，指户主与其配偶组成的家庭。2.一般核心家庭，或称标准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妇和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与配偶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另外一种关系形式也属标准核心家庭，即未婚子女为户主，与其父母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因为它是核心家庭的完整形式，亦为最普遍的核心家庭。3.缺损核心家庭，或称单亲家庭，指夫妇一方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同样，未婚户主与父母一方组成的家庭也是残缺核心家庭。4.扩大核心家庭，指夫妇及子女之外加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与配偶、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

（二）直系家庭。可细分为：1.二代直系家庭，指夫妇同一个已婚儿子及儿媳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夫妇同儿子儿媳组成的家庭。2.三代直系家庭，指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从与户主关系上看，户主夫妇与父母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是直系家庭。3.四代直系家庭可有多种表达。从普查数据的户主关系上看，户主夫妇与父母、儿子儿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是四代直系家庭；户主夫妇与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也是四代直系家庭。4.隔代直系家庭。从形式上看，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缺中间一代可称为隔代直系家庭。从户主关系角度看可表述为户主或户主夫妇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户主同祖父母或祖父母一方组成的家庭。以上所述为三代隔代家庭。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四代隔代家庭。

（三）复合家庭。复合家庭是指父母和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及其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在此将其分为两类：1.三代复合家庭，主要是父母、儿子儿媳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2.二代复合家庭，是指父母和儿子儿媳或两个以上已婚兄弟和其子侄组成的家庭。

（四）单人家庭。只有户主一人独立生活所形成的家庭。

（五）残缺家庭。可分为两类：1.没有父母只有两个以上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2.兄弟姐妹之外再加上其他有血缘、无血缘关系成员组成的家庭。

（六）其他。指户主与其他关系不明确成员组成的家庭。这其中有的彼此之间关系可能很密切，如叔侄关系等。但因无从判定，只好将其列入其他类中。

以上分类是建立在不同代际家庭成员血缘和婚姻关系明确的基础之上。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关系比较简单，所构成的是不同形式的核心家庭。稍微复杂的是夫妇和一个已婚儿女（包括儿媳或女婿）及其孙子女、外孙子女构成的直系家庭。因而，通过”五

（一）不同类型家庭统计

二、当代家庭结构基本状态及形成方式

表1显示，核心家庭是当代中国最普遍的家庭类型，直系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单人家庭占有一定比例，复合家庭比较少见。根据这项统计，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是目前中国最基本的家庭类型。为了对不同类型家庭有进一步认识，可将表1再作分解（见表2）。根据表2，标准核心家庭是核心家庭的主体。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最大。复合家庭以三代复合家庭为多。

（二）不同类型家庭的形成方式和制约因素

这里不打算对所有家庭类型的形成方式和制约因素展开分析，主要探讨变动比较明显且有代表性的家庭类型。

1.核心家庭

依据表2，核心家庭中，标准核心家庭比重最大，占69.34%.在我们看来，它应占核心家庭的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核心家庭的其他形式还占相当比例？下面着重对标准核心家庭以外的两类家庭加以观察。

（1）夫妇核心家庭

根据长表数据，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是重要的核心家庭形式。夫妇核心家庭比重高低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已婚夫妇婚育间隔，一是夫妇所养育子女离家独立生活的时间。当然，若青年夫妇婚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对夫妇核心家庭的比重将不产生影响；一旦其婚后独立生活，影响将显示出来。

那么当代夫妇核心家庭究竟以子女已婚离家的中老年夫妇为主，还是已婚未生育青年夫妇为主呢？图1显示了夫妇核心家庭户主的年龄分布。

夫妻核心家庭户主年龄集中于45-69岁年龄段。根据长表数据，这几个年龄段夫妻核心家庭比重超过总数的60%；低谷在30-40岁各年龄段，同时24岁以下75岁以上年龄段所占比重也较低。这种曲线走向与中国当代家庭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24岁以下比重较低，在于这一年龄段者尚未普遍完婚，城市尤其如此；25岁年龄组夫妇核心家庭上升，与该年龄段已婚夫妇晚育有关。30-40岁年龄段夫妇处于养育子女时期，他们多半已经生育，但子女尚未成年，由此组成的多是标准核心家庭。45岁以上夫妇的子女逐渐长大成人，他们或离乡求学，或出外谋生，夫妻“空巢”家庭比重随之上升。75岁以后，丧偶情形增多，其中一部分人因此进入单人户行列；一部分年老体弱且有已婚子女的丧偶老人则可能与子女生活，形成直系家庭。

标准核心家庭夫妇生育数量与夫妇核心家庭的形成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当代中、高等教育相对普及，子女离开父母赴外地求学比重增大；同时自主择业普遍，子女于家乡之外寻找工作渐成趋势。即使在本地就业，子女婚后独立生活的比例明显增加。这种背景下，只有一个或两个以下子女的标准核心家庭易于“转型”.对父母来说，很容易形成“空巢”家庭。

长表数据提供了15-50周岁妇女的生育史数据，借此可观察20-50周岁之间各年龄段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妻子的生育状况，进而了解中青年夫妇核心家庭的形成。夫妇核心家庭中，户主妻子在20-50岁未生育者占27.50%.而长表所有20-50岁妇女样本中，尚未生育者只有6.31%.这表明，20-50周岁夫妇核心家庭中，妻子未育率明显高于同龄组所有妇女未育比例。

其中25岁年龄段户主妻子未育者占71.39%，30岁年龄段户主妻子未育者仍有38.27%.它意味着晚育对这些年龄段夫妇核心家庭的维持和占有相对高的比例起着很大作用。

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核心家庭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40岁年龄段户主妻子只生一孩者占55.29%，45岁年龄段户主妻子的这一比例为31.10%（而这两个年龄段所有已婚妇女中，生育一孩者分别为31.57%和20.80%）。若这两个年龄段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25岁左右，至2000年其子女已基本成人，离开父母是造成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下少育环境的形成亦促使夫妇核心家庭增加。根据长表数据，夫妇核心家庭中，40岁和45岁年龄段户主之妻生育二胎比例分别为32.52%和42.19%，而三胎以上分别为8.51%和27.71%.其中45岁年龄段户主之妻生育二胎者在不同胎次生育中所占比重最大。从时间上看，2000年普查时40岁和45岁年龄组户主夫妇90%以上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结婚，正值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其子女在90年代末逐渐长大成人，并开始离家。

夫妇婚后推迟生育使婚育间隔扩大，将直接提高夫妇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总数中的比例。

而只生育一孩家庭比重大，当夫妇进入中年之后，随着子女离开家庭，形成夫妇核心家庭的概率也将提高。可见，19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核心家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渐突出。

（2）缺损核心家庭

缺损核心家庭主要由户主与未婚子女组成。下面观察户主婚姻状况以认识其形成方式。

初婚有配偶与再婚有配偶者在有婚姻行为户主中占57.82%.这说明，户主与配偶不在一地生活是缺损核心家庭形成的主要原因。根据统计，缺损核心家庭户主初婚有配偶类中，男性占23.38%，女性占76.62%；再婚有配偶类中，男性占30.18%，女性占69.82%.它表明，夫妻两地分居时，子女随母亲生活是主流。

丧偶所产生的缺损核心家庭比重接近30%，可见它也是导致核心家庭“缺损”的重要原因。

性别构成上，女性户主稍高，但两者差距并不很大。年龄构成39岁以下占13.71%，40-59岁占54.40%，60岁以上占31.88%.中年户主丧偶者所占比重最大。老年户主未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丧偶老年人的子女绝大多数已结婚，若与子女居住，他们所组成的多是直系家庭；若未与子女同住，则生活在单人家庭中。中年以下丧偶户主占较大比例表明不少丧偶者未及时婚配。

当然，离婚是形成缺损核心家庭不可忽视的因素。离婚户主的性别构成为男性58.03%，女性41.97%.就数据而言，夫妇离婚后子女跟父亲生活的比重大于随母生活。这一点城乡之间应有区别。在城市，人们的一般印象是，夫妇离婚后，未成年子女随母亲生活的比例较高；在农村，婚姻方式仍以妻随夫为主，离婚则以妻子离开丈夫村庄回娘家、子女留在丈夫家为表现形式。长表数据证实了城乡夫妇离婚后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差异：城市缺损家庭离婚户主的男女构成分别为36.35%和63.65%，农村分别为82.75%和17.15%.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表3，有183个户主样本为未婚，在该类缺损家庭中占1.01%.若从亲生子女角度去理解，未婚男女将婚外生育子女养育起来会形成未婚有子女家庭。不过，在中国现阶段，虽不能排除这种情形，但应该比较少见。我们推测，这种现象主要是未婚户主收养子女所造成，当然也包括过继子女。若从这一点去认识，未婚男性户主应是主体。长表所做统计证实了我们的推断。这些样本中，男性占98.36%，女性占1.64%.其年龄集中在40-60岁年龄段，20岁以下占1.64%.一般而言，低年龄户主收养子女的可能性较小。或许这些未婚有子女样本的产生还有收养之外的其他原因。

2.直系家庭

根据长表数据，直系家庭的主体是三代直系家庭。在当代，从家庭代际生命周期和成员关系角度来看，大多数家庭能实现三代共存①[这里的“共存”是指直系亲属中有三代、四代人或以上者同时在世，包括分居另爨的直系成员。]的目标。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实现四代人共存的家庭也在增加。当然其中有城乡之别，城市由于推行晚婚晚育，四代共存家庭较少。2000年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发现，不少70岁以上老人的孙辈子女开始结婚生育。但这些老人或与配偶生活，或单独生活，多代同堂已不是他们的追求。孙辈子女结婚生育后或独立居住，或与其父母生活，而不是与祖父母同住。所以四代直系家庭产生的可能性提高不等于其在实际生活中比重增加。“五普”数据对家庭成员关系分类线条相对粗略，也许会掩盖部分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当户主下有儿孙、上有父母，或上有父祖、下有子女时，能容易判定其属于四代家庭；若户主是四代中辈分最长或最低者，就需设定曾孙子女或曾祖父母等关系类型，这样才能判定其是否为四代家庭。然而，“五普”将曾祖父母以上直系长辈均定义为“祖父母”，将曾孙子女以下直系晚辈定义为“孙子女”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7页。].由此失去判定其代际数的线索，因而可能丢失四代以上家庭样本。

就社会实际而言，四代及以上家庭中，最年长一代往往退出劳动领域，最低辈分者多未成年，由他们充当户主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所以，从这一角度讲，被“丢失”的四代家庭样本不会很大。

直系家庭中隔代直系家庭值得关注。这些隔代家庭主要是祖父母与孙辈子女构成的生活单位。隔代家庭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子、媳先父母去世，留下孙子女，这种情形是存在的。不过，子、媳双亡形成的隔代家庭比例不会很大。二是户主子、媳在外地工作，孙子女留给老人照料。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这种情形比较少。即使儿辈离家谋生，也以儿子为主，儿媳与未成年孙子女留在家中。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未成年子女以跟随父母生活为主，他们很少被留给异地居住的祖父母照顾。但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在妇女充分就业的社会，人口迁移受户籍约束较多的社会和现代化水平不均衡的城市社会，第二种隔代家庭有了形成条件。

“五普”长表有对家庭户籍人口外出半年以上者的统计。这有助于认识隔代家庭与人口流动的关系。整体而言，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在2%以上地区（省级单位），离家半年以上者在隔代直系家庭中所占比重超过60%.其中一户有二人以上离家且超过50%的省份均在南方，这些地区有高比例的隔代直系家庭（如江西隔代家庭占4.89%，重庆5.24%，四川4.42%）。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集中且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大的地区，离家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并不大（如北京为12%，上海3%）。这说明这些都市隔代直系家庭并非由于子辈离家所形成，而与孙辈子女寄居有很大关系。

3.复合家庭

复合家庭是传统时代的一个重要形态，亦是被当时社会推崇的家庭类型（虽然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同一历史时期多数家庭难以保持复合家庭的居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合家庭建立在“同居共财”基础上，家长统领家庭事务。

根据2000年前后我们在河北、浙江和湖北等地农村所做调查，一个上百、数百户的村庄，已很难见到复合家庭的踪影。然而，按照长表数据，当代中国复合家庭虽少，却仍然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具有传统意义的复合家庭或许尚有遗存，但已婚儿孙将经济收入如数上交给家长的复合家庭不会是多数。它们更多的是一个共伙单位。有的则是“虚拟复合家庭”：户口登记簿上两个已婚儿子均在父母名下，或已婚兄弟同登一处，但日常生活单位却相互独立。

4.单人家庭

单人家庭存在的前提是户主本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根据长表数据，80岁以上高龄老人在单人户主中占5%.这些老年人究竟真实地独自生活，还是“虚拟”性单独居住？依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1998年一项调查，80岁以上老人独居比例占10.9%，其中85岁以上独居比例为7.4%②[“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调查数据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它表明，当代社会高龄老年人独自居住并非个别现象。当然，不排除曾经单立户口、但实际与子女共同生活的高龄老人被登记为单人户。

幼童，甚至婴儿单人户也出现在数据中。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单独生活的可能性较高龄老年人小得多。14岁以下少年和幼儿构成的单人户占41.1%，这一比例不低。实际上，不仅14岁以下，甚至19岁以下者单独生活也是很少的。故其中大部分应是虚拟单人家庭。通过对其户口性质进行检查，我们发现，所有14岁以下样本中，农业人口占91.04%，非农业人口占8.96%.那么这些单人户是怎样产生的呢？比较一致的看法为，留守儿童是其中的主体。即父母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其一个子女留在家中，依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普查时往往将这个子女单独统计，形成虚拟单人户。而按照家庭类型划分原则，这些未成年人如与祖父母生活，应被列入隔代直系家庭之中。若是这样，留守儿童所形成的虚拟单人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隔代直系家庭比重。不过，普查当年出生者或只有一两岁者成为单人户户主的现象表明，还有其他虚立户口行为。如将单人户中19岁以下者除去，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比例如表4所示。总的来看，25岁年龄段和65岁年龄段比重相对最大。不过从20岁年龄段到75岁年龄段，都有一定比例。可见，单人家庭并非年轻和年老人口群体所特有。

根据长表数据，单人家庭户主中男性占58.94%，女性占41.06%.图2显示，两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构成有明显区别。男性峰值在25岁年龄段，但比较窄；女性峰值在60岁和70岁年龄段，且明显高于男性，范围也宽。可以说，前者尚处于青年阶段，后者则在老年时期。这种分布状况提示我们，很可能婚姻行为差异导致这种特征。即30岁前后男性单人家庭户主中有高比例的晚婚者，而女性单人家庭户主在70岁左右有高比例的丧偶者。长表数据显示，未婚类别中，30岁年龄段男性高于女性662.07%；丧偶类别中，75岁年龄段女性高于男性92.40%.曾毅等利用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带对家庭结构进行了分析①[曾毅、梁志武：《中国80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这为纵向考察家庭结构变动提供了可能。

三、1982年以来三次人口普查年份家庭结构比较

表5显示，尽管笔者依据2000年长表数据对家庭结构的分类与曾毅等对1982年和1990年普查数据分类有一些差异，但基本指标是一致的。故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可行性。

从基本构成看，2000年核心家庭较前两次普查减少，比1990年下降了7.66%.单人家庭则较1990年上升了35.60%.直系家庭若包含二代直系家庭，上升21.40%；不含二代直系家庭则上升8.16%.若将核心家庭视为当代小家庭的代表类型，直系家庭作为偏大家庭的代表类型，那么是否可以说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出中国家庭向偏大方向转变？要回答此问题，需从家庭具体构成来分析。

（一）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从1982年以来呈上升趋势。2000年比1982年提高170.50%，较1990年增加99.23%，由此表现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前述夫妇核心家庭户集中于45-65岁年龄组，而不完全在年轻夫妇和年老夫妇中间。这种状态与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有关，但并非与老年父母分开居住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农村40岁以上中年户主儿女多进入婚姻年龄；多子女家庭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生活比例较高；子女婚后普遍与父母分居增加了中年夫妇生活在无子女家庭中的比例。城市50岁以上中老年夫妇中也有与已婚子女分开生活的趋向。此外，城镇19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进入2000年后即使未到结婚年龄，也有不少人离开父母外出求学，身边无子女的夫妇核心家庭由此增加。从这一点看，2000年夫妻核心家庭上升是独生子女政策推行的效应。25岁前后，城镇人口中夫妇核心家庭较高则与晚育有关，但农村的这一年龄组并不突出。

资料来源：1982年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类的夫妻核心家庭、单人家庭和“其他”家庭类数据来自《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总数据（见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476-477页）。其余类型数据来自曾毅等《中国80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由于本表数据由普查数据和普查抽样数据两种组成，因而其合计数有一定误差。1990年家庭结构数据来自曾毅等《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2000年数据同表1.说明：曾毅等对1982年和1990年家庭结构的分类与作者有所不同。在核心家庭中，笔者分类中有扩大核心家庭，曾毅等的分类没有这一类型。在直系家庭中，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笔者的分类中有二代直系家庭，曾毅等无此类型。

我们强调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作用，从夫妇和子女组成核心家庭比重变化上也能体现出来。根据表5，这一类家庭从1982年至1990年呈上升之势，提高了9.30%；至2000年则明显下降，减少了18.27%.在多子女生育环境下，一个子女离家求学或工作虽使家庭规模缩小，但尚不会引起家庭类型发生转变。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子女离家则直接导致家庭类型改变。

父母一方和子女所形成的缺损核心家庭从1982年至2000年呈下降之势。1990年比1982年下降了33.61%，2000年比1990年下降了33.16%.曾毅等认为，户籍管理登记系统是造成分居核心家庭的主要原因。2000年较以前下降，主要因为现在获得以家庭团聚为理由的城镇居留许可比以前容易多了①[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是合乎实际的。

综上所述，核心家庭既有总比重下降的一面，也有其中夫妇核心家庭上升的另一面。

（二）直系家庭

就绝对值而言，直系家庭比重1990年与1982年相似，2000年最大。但建立在前两次普查数据基础上的分析未把二代直系家庭包含进去。若对2000年数据进行分析时将二代直系家庭数据剔除，仅观察三代和四代以上直系家庭，其结果与1990年很相似，表现出三、四代直系家庭相对稳定的特征。但若分城乡看，城、镇三代直系家庭分别降低了17.22%和21.30%，农村则增长了7.34%.城乡之间三代直系家庭变动方向的差异使其在家庭总量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隔代直系家庭在家庭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其增长率最高。2000年隔代直系家庭约高于前两次普查200%.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它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劳动者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还有许多障碍和困难，为减轻生存压力，他们不得不将子女留给老年父母照料。二是城市内部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有差异，导致一定数量虚拟隔代直系家庭的产生。如近年城市扩展迅速，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老城区教育条件较好，出于这一考虑，孙子女常被送至祖父母身边，就近入学。如果不包含二代直系家庭，那么可见，2000年直系家庭增加主要是隔代家庭上升所拉动。显然，不能因隔代直系家庭增多而产生当代中国家庭有向偏大方向转变的认识。

（三）复合家庭

1982年普查数据中复合家庭比重约为1%.当然，在有的地区它可能已经消失，有的则可能稍高于这个水平。“五普”长表数据显示，2000年复合家庭只有0.56%，比1990年下降了50.43%.即使如此，我们仍怀疑在实践中兄弟均婚后共同生活的复合家庭能否达到这个比例。

（四）单人家庭

前述已经提到，2000年普查中单人户有一定“虚拟”成分。但该问题在历次普查中都不同程度存在。考虑到这一点，若仅从2000年数据中剔除“虚拟”部分，反而会影响与此前普查数据的比较。所以，在此保持数据原貌。2000年单人家庭与1982年相比无大变化，但比1990年上升了35.60%.我们认为，影响单人家庭比重变化的因素很多。在当代家庭核心化的背景下，家庭进一步简化并不困难。夫妇核心家庭中老年夫妇一方故逝、中青年夫妇婚姻解体，缺损核心家庭子女离家赴外，隔代家庭孙子女返回父母身边，都有可能使之转变成单人家庭。2000年比1990年单人户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曾毅等将其归结为两点，一是那些离开父母家去工作从而独立居住者的平均初婚年龄在不断提高；二是伴随着离婚率的提高，那些不与子女同住的离婚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90年代一人户数量的增长①[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根据对2000年单人户婚姻状况统计，20岁以上单人家庭户主中，丧偶所占比重最大，为34.31%；未婚占31.91%；有配偶而分居两地形成单人户占27.31%；离婚只占6.46%.丧偶虽然在各个年龄组夫妇中都会发生，但老年人丧偶比率最高，且最有可能形成单人家庭。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促使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但期望寿命在男女老年中存在差异，它极易形成老年单人户，特别是老年女性单人户。晚婚比重在受过高等教育者中一向较高，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这一群体迅速增大，由晚婚而形成的单人户上升。故我们认为单人家庭增加主要受丧偶和晚婚两因素影响。离婚只是诸影响因素中之一，还不能成为主要因素。

四、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仅对世纪之交中国家庭结构的状态有了基本把握，而且对19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征有了具体认识。

核心家庭较前两次普查略有下降。在其内部，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明显，标准核心家庭稍有下降，缺损核心家庭则有显著下降。直系家庭整体状态表现为上升，其中三代直系家庭相对稳定，隔代直系家庭明显提高。单人家庭尽管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但全国总体水平较1990年代上升。若将单人家庭和核心家庭增长视为家庭趋于小型化，直系家庭上升视为偏向较大家庭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存在向较大家庭和小家庭变动两种趋向，整体上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但家庭的小型化特征更突出一些。从家庭规模上看，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内所生活的成员数量进一步减少。中国的平均家庭规模由1982年的4.41人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10页。]，降至1990年的3196人，再降至2000年的3.44人③[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59页。].那么，中国当代不同类型家庭分别表现出的稳定、上升和下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或导致的，中国未来家庭结构的变动趋向又怎样？这里尝试做一综合分析。

（一）家庭结构变动的三种表现形式

家庭结构的变化实际是家庭成员组合方式的变化。家庭组合方式往往不是其成员随意的选择，而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制约或推动。

1.以稳定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

这类家庭主要体现在三代直系家庭上。“五普”与“四普”数据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与1982年“三普”数据相比，二者也十分接近。当然，地区和城乡之间是有增减差异的。

三代直系家庭实际是两个核心家庭的叠加，血缘纽带和财产传承关系将其粘合在一起。传统时期，家长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有效控制为三代、甚至四代直系家庭创造了维系条件。当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长对成员制约能力下降、成员迁移流动增加之时，三代直系家庭维系难度将增大。那么，为什么当代中国能相对稳定地保持住一定比例的三代直系家庭？

当代三代直系家庭中，父母和子媳（或女儿女婿）两个夫妇单位各自支配主要收入，成员间利益冲突减少，且共同居住还对彼此生活产生互补作用，因而能够存在下来。笔者以为，当代三代直系家庭虽然保持着成员同居之形，但与传统时代的直系家庭相比，已“形同而实异”，尤其是在城镇，它实际是一个“共伙”单位。有收入的成员在家庭中共同消费部分则带有一定分摊性质，这使当代直系家庭“同居”中有“分异”.既有共同利益需要维护，又有一定“私人”空间。或者说，“集体生活”中又包含着高度自主成分。因而，这种居制能将家庭矛盾降到最低，使两代夫妇找到“合作”生活的优势和基础。

在农村，三代直系家庭得以维系甚至比重有所增加与1980年代以来少生形势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农村生育两个以下子女夫妇占主导地位，独子家庭（这里将有一子一女或一子二女也视为独子家庭）因而增加。独子婚后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多子家庭。与后者相比，独子夫妇与父母较少财产冲突，生活中的矛盾也较少，相对容易相处。

独子婚后与父母组成直系家庭，有传统孝道作用，而中国现行法律对家庭养老传统也起到维护作用。既然照顾父母之责义不容辞，与父母同居生活又会给彼此带来便利，直系家庭也就能产生并维持下去。当然，赡养父母与同父母组成直系家庭并没有必然联系，但那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父母，惟有与子女同居才能获得基本赡养条件。从这一角度看，农村直系家庭上升并非家庭观念和代际关系中传统意识增强所致，而与子女数量减少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老年父母对子女养老作用的依赖有直接关系。

中国当代城乡都存在直系家庭“同形而异实”的现象。在城市，这种制约关系相对较少、但又使不同代际成员受益的直系家庭弥补了家政服务不足或服务水准不高的社会缺陷。农村独子与父母所形成的直系家庭则在实际上承担了老年父母的养老功能。目前，这种家庭的代际互助作用仍然是难以替代的。它使代际关系中的“弱势”者获得了基本生存保障。

2.以上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

夫妇核心家庭是这一时期大幅上升家庭类型的代表。当代夫妇核心家庭的增加受到三股力量推动，一是年轻夫妇婚后推迟生育，城镇尤为突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征，而不完全是晚婚、晚育政策作用的结果。二是中年夫妇仅有的独生子女离家上学或就业，导致“空巢”家庭急速增加，这也是城镇社会的突出现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多子女家庭子女渐次走出家庭的慢节奏不复存在，从而使家庭生命过程中有子女时间大大缩短。三是相对低龄老年夫妇在身体尚好，生活能够自理时，与子女分居生活形成夫妇核心家庭带有一定普遍性。

另一个上升明显的类型为隔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增加既显示出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是社会发展不健全的表现。根据长表数据，隔代家庭增幅较大、所占比重较高地区主要是大量农民出外谋生的地区。为减少支出，降低风险，农民夫妇外出时常将未成年子女留给父母照管，它成为隔代直系家庭增加的重要原因。可见，这类隔代直系家庭并非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无奈的选择。

丧偶老年独居和青年阶段未及时婚配则是单人家庭上升的主要原因。单人家庭并非绝对集中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间，表明现阶段的单人家庭还有增长潜力。

3.以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

缺损核心家庭下降相对明显。此类家庭的主体是夫妇分居两地生活所致。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夫妇长期分处两地的现象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后，各种人性化政策的推出解决了户籍藩篱所造成的夫妻两地分居。可以说，分居所形成的缺损核心家庭降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标准核心家庭也是下降的家庭类型，其下降主要是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或者说是核心家庭内部不同类型构成调整的结果。复合家庭是持续下降的家庭类型。且普查数据中的复合家庭可能多数是“同形而异实”，是对家庭成员较少约束的“共伙”单位，甚至仅是户籍上的复合家庭。

总之，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受到三种力量的作用。一是父子、兄弟分爨和分家行为的影响。父母和已婚子女彼此经济自立是对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最主要的瓦解力量，早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同爨共财的复合家庭就已处于消失的边缘，直系家庭主要存在于只有一子的家庭。1982年“三普”数据表明，全国的核心家庭已经达到72%，超过2000年水平。笔者认为，当时家庭的核心化主要是分爨、分家行为所推动，尚与人口控制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二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主要是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核心家庭的作用。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对核心家庭总量变动产生直接作用，但它对夫妇核心家庭具有明显推动作用。当然，政策的效应主要是在它实行一段时间之后，2000年前后正是其作用开始显现之时。三是人口迁移流动影响。这一点在受教育较高群体中，在城镇居民中更为突出。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率越高。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也主要通过“独生”或“少生”子女的迁移流动来表现。

（二）西方发达国家家庭结构参照

中国家庭结构的当代状态有自身传统的作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如直系家庭尚占有一定比重。但在一些方面亦显现出追寻发达国家所走过路径的趋向，如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甚至婚后不育。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同西方国家家庭结构类型还有很大不同。以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为例，其一人户为25.8%，夫妇（Married couple households）及18岁以下子女组成的家庭占51.7%（其中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占23.5%），母亲单亲家庭为12.2%（其中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占7.2%），父亲单亲家庭占412%（其中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占2.1%），其他没有亲属关系者组成的家庭（Nonfamily households）占6.1%.在所有家庭中，三代及以上多代家庭（Multi2generational households）占3.7%，未婚同居家庭（Unmarried part ner households）占5.2%①[U.S.Census Bureau，Householdsand Families：2000，Issued September 2001.见http：//www.census.gov.].即使如此少的多代家庭也主要限于新移民集中、住房短缺和有高比例婚外生育的地区（如未婚母亲带着孩子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可见多代家庭是一种很被动的选择。考虑到美国子女在18岁以后离家上学的比例较高，因而夫妇核心家庭至少应该在20%以上。曾毅等引用的数字为25.7%①[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这意味着美国的单人户占四分之一，夫妇核心家庭占四分之一。其核心家庭总数为68.1%（1990年为70.2%）。从这一比例上看，中国的核心家庭比重与美国基本一致。当然核心家庭内部还有差异，中国的夫妇核心家庭明显比美国低，美国的单亲家庭又大大高于中国。它表明中国夫妇与子女生活的比例高于美国。两者的最重要区别体现在核心家庭之外的单人家庭和直系家庭之上。美国的直系家庭已经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其单人家庭已经成为单项家庭类别中与夫妇核心家庭旗鼓相当的家庭类型。可以说，目前中国直系家庭的相对高比例和单人家庭的相对低比例是发展中国家家庭结构的重要特征。

（三）中国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

从总体上看，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为基本结构的状态将持续，仍呈现出核心家庭为主、直系家庭居次、单人家庭作为补充的格局。但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在城市，与晚婚相伴随，青年夫妇晚育现象将继续目前的势头，从而使夫妇核心家庭比重上升。就全国而言，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那些“少生”、“独生”子女开始大批离开家庭，从而使中老年夫妇核心家庭增幅加大。根据长表数据，在由夫妇与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中，三人户在这类核心家庭中占54.36%，四人户占33.19%，两项合计占87.55%.年龄在30、35、40岁和45岁4个年龄组的户主占73.63%.这4个年龄组户主在三人户核心家庭中占66.37%；四人户核心家庭中占83.83%.它表明，只有一个和两个子女的核心家庭是夫妇与子女所组成核心家庭的主体，并且其年龄集中在30-49岁年龄组。这正是未来夫妇核心家庭的成长源泉。夫妇核心家庭的增加，客观上使夫妇在中年阶段即从养育子女之累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助于提高夫妇生活质量。但对以往靠共同承担养育子女责任而得以维系的家庭来说，夫妇二人世界对夫妻关系也是一个考验。

城市青年人中的晚婚保持着高比例，将直接增大单人家庭比重。同时，预期寿命延长，丧偶老年人比例也将扩大，亦将成为单人家庭的增长因素。根据长表数据，70、75岁和80岁以上3个年龄组丧偶比例分别占同龄组35.55%、49.92%和69.26%.若分城乡看，农业人口3个组丧偶比例分别是39.02%、53.19%和70.74%，非农业人口分别为25.10%、38.07%和61.28%.无疑，如此高比例老年丧偶群体是单人家庭的潜在促进者。当然他们能否成为事实上的单人户取决于是否再婚和是否与子女同住。就目前而言，老年再婚比例是比较低的，老年女性尤其如此。这种状态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改变。并且，在生活能够自理时，与子女分居的比例也将增加。根据长表数据，70、75岁和80岁3个年龄组丧偶老人单独生活者在同龄丧偶老人中分别占21.75%、17.30%和16.40%.这要比60岁（22.28%）和65岁年龄组（21.99%）丧偶者在同龄丧偶者中所占比例稍低。但有接近或超过20%的丧偶老年人单独居住（至少从普查资料看是如此）。

城市独生子女婚后即使全部与父母住在一起，也意味着50%的独生子女家庭没有组成直系家庭的条件。不仅如此，城市直系家庭受到多种条件限制，故城市直系家庭将不会扩大。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一些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年父母将会通过与子女同住而获得照顾。家政服务和老年公寓的发展，则将减少其对子女的依赖，保持独立生活状态。

农村独子家庭比重相对上升是当代直系家庭比重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今后一段时间农村独子家庭将进一步增加，直系家庭在一些地区有可能还要上升，但其增长也会受到制约。不同代际家庭成员生活习惯的差异，会促使父母与已婚子女分爨生活。此外，城镇化使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多数将选择在城镇就业和定居；在城镇获得稳定工作的中青年农民，迁移进城镇的可能性增大，从而与父母分处两地生活。当然，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些独子父母进城投靠子女养老的情形也会增加。但相对来说，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四）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与社会政策的应对

中国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动表明：中国家庭的核心化局面在1980年代初期即已形成。“五普”数据揭示的新变化在于，夫妇核心家庭迅速上升，单人家庭继续增加。尽管三代直系家庭的总水平相对稳定，甚至在农村有所增长，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向仍在继续。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人口流动空前加剧，它不仅限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而且扩展到国际之间。宏观视野下的人口流动即是微观环境下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由此促进家庭“转型”.虽然这不一定会导致家庭成员间经济关系的减弱，但代际之间的生活照顾关系肯定会受到制约或趋于弱化。这将使家庭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大提高。

此外，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变动是在“少生”和“独生”现象相对普遍的环境下进行的。它表明，即使没有人口迁移流动行为的广泛发生，家庭可资利用的成员关系资源也在缩小。可见，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在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紧迫的意义。

当然，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对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的影响并不相同。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乡村之间不同代际成员在收入分配、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因而，家庭结构变动、家庭的小型化及家庭抚幼养老功能的削弱，在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会有不同的感受。如农民中劳动年龄主要是在集体经济时期度过的一代人经济积累很少，目前他们已经或即将进入老年。城镇传统国有企业老年职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见，在中国现阶段，从经济支配能力上看，家庭代际中也有比较突出的强势和弱势之分。那些福利待遇低的老年弱势代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提高，家庭养老负担将随之加重。这将使老年的弱势处境进一步增强，甚至会降低其生活品质，因而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注。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郭志刚：《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篇2：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

摘要：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新疆1978-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表明：新疆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就业结构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期内，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产业结构 VAR 新疆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增长核心的，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多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动。库兹涅茨(1949)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为此，1957年，库兹涅茨用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将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有必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韩廷春指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的总量增长和结构的演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动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实证表明：结构变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刘伟，张辉()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将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

新疆属于欠发达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疆在经济上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产业结构与新疆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未来如何处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到新疆经济可否持续快速增长。本文将运用VAR模型，在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数据处理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疆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78-20。本文中的产业结构变量是用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之间的组织和构成情况及它们所占的比重和相互关系。代表产业结构变迁的的变量通常有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劳动就业结构、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等。这些变量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产业结构状况。因此，为全面反映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引入国内学者常用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变量。在计算具体指标值时以第一产业的比重结构为例。以GDP作为总产出的基本指标，为了数据的可比性，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换算;为了更好的反映产值的实际结构，本文同样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的每年第一产业的实际值与三大产业实际值的和相比得到。本文中，Y表示实际GDP;PS表示第一产业实际值与三大产业实际值之比;LS表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与全社会从业人员之比，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数据取自然对数，并且这样得到的系数为变量之间的弹性，有益于问题的分析。分别表示为LNY，LNPS，LNLS。

二、分析框架和模型

VAR模型是一种计量经济学建模技术，为了避免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不能描述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缺憾。它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方程所组成，但是VAR模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立方程模型，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属于非结构化的模型;第二，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第三，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变量。因而，它既能够考察变量间双方向的影响关系，又能够克服联立方程模型的变量内生性与外生性划分和模型识别等麻烦。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影响的VAR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Yt =ΠiYt-i+Ui =Π1Yt-1+Π2Yt-2+…+Πk

Yt-k+Ui，Ui～ΠD(0，Ω) (1)

其中，，Ui是随机误差项矩阵，Πi方差协方差矩阵，t表示时期，i表示滞后期，k表示最大滞后期。若VAR模型中的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就可以在VAR模型(1)基础上经过协整变换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示为：

(2)

其中，φi=-(I-Π1-Π2-…-Πi)，φ=-(I-Π1-Π2-…-Πρ)，上式称作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即一次差分的VAR模型加上误差修正项φYt-k。设置误差修正项的主要目的是将系统中因差分而丧失的长期信息引导回来。参数矩阵φi和φ分别是对Yt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调整。

本文实证检验包括六个步骤：第一，确定时间序列LNY、LNPS和LNLS的平稳性;第二，VAR模型建立;第三，检验LNY、LNPS和LNLS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的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第五，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VAR的基础上给出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检验是否具有误差修正机制;第六，利用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来研究各变量的动态特征。本文所有分析检验均使用Eviews 6. 0计量分析软件进行。

三、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性检验之前，要先检验每个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序列是否平稳的通常做法是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检验。我们运用AIC标准来判断检验的滞后阶数，并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如表1所示，5%水平检验结果显示着三个变量的ADF值的绝对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原序列是非平稳，具有单位根。我们继续检验它们的一阶差分，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的ADF值的绝对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它们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二)VAR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VAR模型之前先确定最大滞后期k很重要。因为如果k太小，误差项的自相关有时很严重，将会导致被估参数的非一致性，所以通过增加k来消除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但是，k又不能太大，因为如果k太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并直接影响被估参数的有效性。对于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多种判断准则，其中包括LR统计量、赤地信息准则(AIC)以及施瓦茨准则(SC)。本文根据AIC，选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且模型的根都在单位圆内，VAR模型设定稳定。

(三)协整检验

本文以表1的结果为基础，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的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即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在5%的显著水平下， Trace test and Max-eigenvalue test都显示了有两个协整方程。也就是说LNY和LNPS、LNLS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对协整向量进行标准化，两个变量之间的其中一个协整关系如模型(3)所示：

(3)

式(3)表明，新疆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当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每变动1%，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0.19%;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每变动1%，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5.05%。

(四)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各变量滞后阶数为2，对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在5%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是第一产业就业结构的Granger原因，而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是第一产业产值结构的Granger原因，而第一产业产值结构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第一产业产值结构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之间没有关系。

(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误差修正模型把表示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项作为解释变量放进模型中，描述了对均衡偏离的一种长期调节。这样在误差修正模型中，长期调节和短期调节的过程同时被考虑进去。建立在协整理论基础上的VEC模型既能反映不同经济序列间的长期有关信息，又能反映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是长短期结合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一种经验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

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表4中可以看出，其中产值结构的调整力度最大，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较小，说明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主要以短期波动为主，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长期为主。

(六)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所有的内生变量。在图1、图2、图3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纵轴表示各变量的变化百分比。

图1是GDP对各个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2是产值结构对各个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3是就业结构对各个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所以主要分析经济增长对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冲击的反应以及产业结构对GDP冲击的反应。从图1可以看出，GDP对产值结构的冲击第一、第二、第三年几乎没有反应，说明GDP对于产业结构变化有一定的`时滞，到第八年达到最大，随后趋于稳定，这可能由于新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小，其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导致经济增长比较慢，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导致了GDP的增长;给就业结构一个正向冲击，GDP立即增长，其在第六年达到最大，其后趋于稳定。

从图2可以看出，GDP的变化对产值结构的作用是负的，即给GDP一个正向冲击，产业结构下降，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最终在第九年后，产业结构趋于稳定。这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是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的比重越来越低，最终占GDP的一个稳定比重。

从图3可以看出，GDP的变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先是正的，随后是负的。说明在第一二期，由于经济的增长，投放于第一产业的资本在增加，这样吸收了一部分的劳动力，使得第一产业就业量增加，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加，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使得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最终趋于一种平衡状态。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提供了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则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各变量的方差分解图如图4、图5和图6。

直观地来看，在图4中，GDP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达到了63%左右;其次是就业结构，大约26%;对GDP贡献最小的是产业结构，约11%。这个结果和前面的协整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产值结构的影响。在图5中，短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由GDP和产业结构的冲击造成的;长期来看，GDP对产业结构的贡献最大，其次为产业结构，最小的为就业结构，贡献率大约为60%、22%和19%。图6中，就业结构的波动比较大，短期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解释了就业波动的80%左右;但长期内，GDP解释了就业波动的59%，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贡献率分别约为25%和16%。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新疆的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总量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新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都不具有平稳性，但长期而言，二者在统计上是高度相关的。新疆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经济总量增长率高的时期，产业结构变换率也就越高，同样，产业结构变换率越高的时期，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就愈加迅速。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新疆应当通过实行适当的产业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协整分析，新疆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产业结构对新疆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新疆应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确定相应的产业发展重点，从而积极有序地推进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按照实证分析的结论，新疆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当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每变动1%，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0.19%;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每变动1%，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5.05%。结合脉冲响应函数，短期内，由于产业结构有时滞效应，新疆可以加大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这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篇3：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可知在未来五年保证平均经济增速不低于6.5%。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保持不低于6.5%的增速有一定的困难。从目前双11购物狂欢节及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能看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是最根本、最有效的。因此研究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我们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方向转变, 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 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有一定指导意义。

目前, 对于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吴薇和房树维 (2009) 认为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经济增长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 经济增长促进消费升级。周辉 (2012) 认为上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王怡和李树民 (2012) 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 得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双向互动机制, 消费结构的升级能够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也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王桂荣和苏贵良 (2014) 基于城乡消费结构比较的视角研究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并提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的消费引导等来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 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双向关系上, 本文尝试用主成分分析得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主成分, 利用全国1990-2013年的数据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二、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依靠产业结构的高速转换来实现, 由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引起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进而推动经济社会持久稳定的增长。所以消费结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的。

第一, 消费结构优化引起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消费结构的变化, 引起消费资料、生产结构的变化, 进而影响生产部门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而引起的;从而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带动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 新的消费热点为产业结构发展提供空间, 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当消费结构发生改变时必然会掀起新的消费热点, 从而使得厂商生产相应的产品来满足当时的需求, 这就会使得产业结构的投资方向转向新的消费热点, 从而使其推动经济增长。

第三, 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是从“温饱型”转向“发展型”、“享受型”的消费。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伴随着服务消费比重的不断提高, 这也将使得第三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使其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从而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 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实证分析

(一)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根据统计年鉴中对人均消费支出分解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其他杂项这八项支出, 分别为X1, X2, X3, X4, X4, X6, X7, X8。从而对这八项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主成分分析, 提取出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从而将八项人均消费支出转化为代表其消费结构主成分指标, 分别为TCS及CCS, 其是根据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线性关系计算得出;经济增长则用人均GDP来衡量。所有数据为1991-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为保证数据更好的统计性质, 以下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都为标准化后的变量。

(二)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把各变量之间相互关联的复杂关系进行简化分析的方法, 对高维变量进行降维, 主要是对自变量做主成分分析。因此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判断一组数据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只要做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就行, 若检验结果显示KMO值大于0.7, 以及Bartlett球形检验P值显著, 那么数据可以做主成分分析。从以下的检验可知城乡居民的八项消费支出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在SPSS软件中分别对城乡居民的八项消费支出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者分别提取出一个主成分, 经过计算得出原始变量与主成分之间的系数如下表所示。

(三) 回归分析

通过以上主成分分析得到代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主成分, 在此对GDP、TCS、CCS三者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为:

在Eviews软件中通过OLS对上述模型的系数进行估计得到结果为:

其他相关参数如下:

四、实证结论及建议

(一) 实证结论

首先, 上述结果表明, R2为0.9936, 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变量TCS的回归系数0.097, t统计量为3.83, 对应的P值为0.005;变量CCS的回归系数为0.262, t统计量为4.851, 对应的P值为0.000, 则系数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通过检验, 表明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结构每变动一个单位, 导致人均GDP同方向变动0.097个单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结构每变动一个单位, 导致人均GDP同方向变动0.262个单位。其次, 从上面显示结果可知,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城镇居民的。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而导致的:首先农村居民消费的潜力还很大, 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其次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相较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更大的改善升级空间;最后城镇居民的消费基本上趋于相对稳定、饱和的状态, 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农村居民。最后, 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促进关系,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升级会拉动经济增长。

(二) 建议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要提高其收入水平, 增强其消费能力;努力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 利用互联网平台刺激居民消费欲望, 满足农村居民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 推进消费信贷在农村的发展,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积极引导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对于城镇居民而言, 全面实行二孩政策, 这将直接带动住房、教育、健康、家政及日用品等的消费需求, 从而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更为显著。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消费需求, 随着中国老龄化越来越突出, 从而使得对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会大幅增加, 从而导致消费结构失衡。所以二孩政策的实行, 能使文教娱乐、通信及其他各方面消费支出比重提高, 从而使得消费结构更合理, 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吴薇, 房树维.吉林省农村居民与全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 2009 (10) .

[2]周辉.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2) .

[3]王怡, 李树民.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12 (10) .

[4]王桂荣, 苏良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研究—基于城乡消费结构的比较[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4 (2) .

[5]吴薇, 王美娜.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9 (6) .

篇4：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

[关键词] 产业结构变动灰色理论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全面而迅速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中可能会出现某些部门增长平台和产业增长平台，以支持该部门和该产业的快速增长。

二、产业结构变动的灰色相关度分析

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程度较高，即可谓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个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意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本文将灰色关联度分析运用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分析上，希望从中找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以近五年的GDP为参考数列；以近五年三次产业（）增加值为比较数列，；以2001年数据为基准点，将各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的方法是将每年的GDP和第产业的增加值除以2001年的GDP和第产业的增加值，得出的结果就是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2.计算无量纲化后比较数列对应参考数列的参数。计算公式为

3.计算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的关联系数；对于参考数列有三个比较数列。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即曲线中的各点）的相关系数可由下列公式算出：

其中，为分辨系数，,一般。

4.求关联度。因为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期的关联度值，所以它的数不止一个，而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进行整体性比较。因此，有必要将各个时刻的关联度系数集中为一个值，也就是求其平均值，作为比较数列为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关联度公式如下：

求得比较数列对参数数列的关联度：

对的关联度：對的关联度：

对的关联度：

由此数据可见：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最高，达0.9096;第三产业次之，为0.8496，第一产业最小为0.6833。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都比较大。可见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

三、对策建议

由上述的经济计量的指标分析可知，在的整体经济中能最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的是第二产业，结合具体情况，若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优化提升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强化第一产业”的“二三一”的产业发展指导思想。

1.加快工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实现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调整，加快贫困地区的工业的发展，构造新兴产业群，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型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全面提升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地区，大都是服务型的。对于辽第三产业而言，对经济的拉动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应立足于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和聚散辐射能力，把商贸、金融、旅游、咨询等作为其重点，坚持“大贸易、大流通、大市场”战略，规划发展商业中心，逐步形成 “商贸走廊”和多层次的商贸网络。进一步调整商贸结构，组建一批大型的综合商场、超级市场、配送中心、连锁店等现代流通形式。建立健全国有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

3.走现代集约化生态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集约化生态农业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调整结构、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依靠科技增加资源产出率，带领广大农村居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发展集约化生态农业，必然要以农业产业为依托，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这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并加速城镇化建设进程，在稳步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邓聚龙:《灰色系统》.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

[2]曾国平曾跃群:产业结构变动与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9）

[3]胡晓鹏: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联动效应探析.工业经济研究，2003（6）

[4]胡燕:深圳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价值工程，2005（6）

[5] 徐冬林: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2）

[6]胡琦: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学研究，2004（5）

篇5：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

关键词：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劳动就业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 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 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 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 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

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由于人口流动和农民的两栖就业，户籍人口已难以反映城乡人口的实际经济活动分布状况。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已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11月1日相对于1999年底，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2个百分点，达到36.1%，因为这次普查是按人口实际居住地统计的，更能反映人口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公报显示，经济相对落后的9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在一年后反而下降了，流出人口较多的省份有安徽、广西、四川、河南、黑龙江等，而流入人口较多的有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说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人口。并且大量人口流人城市，例如，苏州市2000年末户籍人口578万，而普查常住人口692万，流入的外来人口达114万，这些外来人口都实现了市场化就业。说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20多年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齐头并进，改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提高了绩效。并在这一进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日益改善。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劳动吸纳能力。从劳动就业的国民产出弹性系数来看，1999年相对于1998年，城镇国有经济是―0.7，城镇非国有经济为1.3，而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分别为0.54、―0.15和0.23

。这里第一产业虽然较高，但存在着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状态，而真正具有较高就业弹性的是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同时，随着经济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人口的城市化正在加速。因此，我国经济将继续沿着民营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轨道向前推进。

篇6：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分析

【课标要求】

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重点难点】

一、教学重点

1.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动 2.认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教学难点 1.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2.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影响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和特点【教学思路】

以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始人——张弼士的回忆录为明线，抓住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条主线,把教材整合为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产生和初步发展概况、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把第一、二目的内容和外国在华资本企业作为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背景重点分析。这样设计的目的：一是使线索明了，突出主线；二是重点突出，另外也和下一节内容形成紧凑联系。【教学方法】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本课的内容特点，主要采用“情景体验式教学”，并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穿插使用问题情景法、材料研习法、讲解法、讨论法等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导入新课

（设置情景）幻灯片展示孙中山为张裕公司的题词——“品重醴泉”引出张弼士。跟随张先生一起去跨越时空，回顾历史，感受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简介张弼士的生平经历。讲授新课

一、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

多媒体展示材料：《张弼士回忆录

第一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1841年张弼士出生于广东潮州，请同学们勾勒其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

男耕女织

自给自足

教师：请同学们猜一下张是否会延续其祖辈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学生：不会。

多媒体展示图片《鸦片战争》

教师：1840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结束，此后西方列强凭借政治经济特权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潮水般涌来的外国商品面前一步步衰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变化……什么变化呢？幻灯片：三段材料：材料一开放后的上海通商口岸

材料二1845年，福州官员奏称：洋货“充积于厦口”。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 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此冲击下纷纷破产……洋商还从中国收购大量农、副、土特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

材料三1844年，茶的出口量达到53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中国近代史》探究问题：

①近代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何具体表现？学生：传统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学生：大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纷纷破产学生：耕织分离

学生：列强从中国掠夺大量的原料和农产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学生：列强在中国投资办厂，出现了一些外国人创办的外资企业

教师：大家回答的这几个方面都很好。整合起来，这几个方面就是传统经济结构解体的表现。③这种变动有何影响？

学生：中国逐渐沦为资产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学生：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解体学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教师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张弼士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

二、洋务运动

多媒体资料：《张弼士回忆录

第二章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

16岁那年，洋鬼子又来打仗了，日子越来越难过。再加上水、旱、蝗灾不断，庄稼收的越来越少，饿死了很多人，我们不得不外出谋生。18岁那年，我跟着邻居一起坐船，到了万里之外的南洋讨生活，而我的哥哥选择闯荡上海滩。在南洋，我进了一家米行当伙计，老板人不错，经常教我不少做生意的技巧。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米铺，专卖给贫苦百姓。几年后我收到哥哥的信，他说自己一开始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商行里当工，老板对他并不好。后来加入太平军，在里面谋得了一官半职，让我回去投靠他。我没有回去。

教师：回忆录中提到哥哥在外国人商行里当工，外国人的商行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企业？学生：外资企业。

教师：而张的哥哥与其工友就成为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

信中提到“洋鬼子又来打仗”、“太平军”，思考清政府面临怎样的处境？学生：内忧外患。

教师：19世纪的中国让统治者感到的是一种近乎窒息的危机，那么清政府是如何自救的？学生：开展洋务运动。

教师：请看课本分析洋务运动的目的。学生：自强、求富。根本目的：维护封建统治。教师：具体是怎么做的？做出了哪些努力？

学生：创办军用企业、民用企业，建立近代海军，建立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教师：洋务运动开办的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学生：机器化大生产。

教师：也正因为如此，史学家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那么这场自救运动的结果如何？学生：失败。

教师：综合起来，如何评价洋务运动？

学生：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民用企业发展较快，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学生：洋务运动还培养了人才，这对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

学生：洋务运动开办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刺激了其他中国人开办类似的企业。学生：洋务运动并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最终失败。学生：洋务运动最大的历史贡献是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教师：看到大家的踊跃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其实细想一下，大家刚才主要从两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既看到了洋务运动在当时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并且最终导致运动的失败。

教师过渡：根据大家的分析，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先进中国人自强求富的梦破灭，那么张弼士立志开一家米铺的愿望实现了吗？一起进入回忆录的第三章。

三、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多媒体资料：《张弼士回忆录

第三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因为我踏实能干，诚信善良，米店老板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了我！后来，老板去世，我们两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将事业越做越大。我想要回国，报效祖国之情也越来越迫切。一天，一位朋友从国内带来一份《申报》，上面刊载的消息让我激动不已。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创建了一家机器缫丝厂，出丝精美，远销海外，获利丰厚。我积极筹备，多方考察，时刻准备回国大干一番！探究问题：

①陈启沅的企业和洋务派开办的企业有何区别？

学生：陈启沅开办的企业是商人个人出资开办，生产组织、技术等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洋务企业都是由封建政府或地主出资开办，虽然技术从西方引进，但是在组织、管理上都还是封建的等级管理。所以，这两种企业性质是不同的。

学生：陈启沅开办的企业是近代的资本主义企业，而洋务企业，特别是军用企业是封建的官办企业。②当时还有哪些类似性质的企业？

学生：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幻灯片：民族企业的分布图。教师：看图分析民族工业分布的特点？学生：沿海通商口岸。

③张弼士想要回国办厂，你能给他一点什么建议？为什么？学生：建议他将厂开在东部沿海地带。

学生：我也赞成他的看法。因为沿海地带交通比较便利，位置优越，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

学生：洋务企业、外资企业大多都在沿海地带，如果将工厂开在沿海地带，经济环境比较好，信息比较畅通，技术更新的也比较快，管理也比较先进。

学生：沿海很多通商口岸，列强侵略比较早，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比较早，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场广阔。

教师：看来大家都比较赞成张弼士将工厂设在沿海地区，而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教师过渡：那么张弼士到底是怎么做的？他回国之后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回忆录的第四章。谜底马上揭晓。

多媒体资料：《张弼士回忆录

第四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1892年，我为了实现“实业兴邦”的梦想，先后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张裕”二字，冠以张姓，取昌裕兴隆之意。张裕公司的创建，被北京中华世纪坛记载为中国1892年所发生的四件大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