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共5篇）

篇1：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为确保所有修模指示能够在修正过程中得以完整准确地实现，避免试模损失和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和成功率，保证工作计划顺利达成，特制定本制度。

一． 修模指示内容

1.模具制作过程中的产品设计变更或模具结构设计变更；

2.模具制作过程中因设计或制造失误造成的模具结构设计变更；

3.模具制作过程中因外协外购原因造成的模具结构设计变更；

4.试模后根据质量部或客户的不良反馈制定的修模方案。

二． 工程部修模资料要求

1.修模资料存盘路径：总档中各对应模具文件夹根目录下；

2.修模报告命名方法：“‘模号’修模报告-‘日期’-‘序号’（注释）.ppt”；说明：除“注释”外，其余三项为必填项，例“D100800修模报告-20101218-1（T2）.ppt”；

3.为避免理解错误或缺失，保证全部修模过程为受控状态及可追溯性，所有修模指示一律以书面形式下达，严禁口头交待；

4.凡下发修模相关资料一律注明计划完成日期；

5.待修部品设计有备品时，修模资料上要体现出来；

6.修模资料应表达清晰，信息完整，图文描述、图纸及实物标记一一对应，不应有遗漏、歧义；

7.对于尺寸和形状变更的，必须更新图纸并重新配布，同时在图纸上用彩笔标记变更尺寸或变更形状范围，并追加简短文字说明；

8.对于R角、肉厚不良及段差、拉伤、毛刺等外观不良的，必须用图片说13

明和实物上做标记两种形式传达，对于肉厚不良、段差、毛刺等同时还要明确指示修正部位；

9.对于尺寸和形状变更、肉厚不良、段差、毛刺等，必须出具品检图和三坐标测点指示图；

10.需要追加采购的，以图纸或采购清单的形式通知采购部进行采购；

三． 修模资料配布流程

1.修模报告打印两份，分别配布质量部和制造部；

2.图纸和做好标记的样件配布制造部；

3.品检图和三坐标测点指示图配布质量部；

4.外购件清单和图纸配布采购部；

5.以上资料配布时，分别由各部门负责人在资料发放登记表上签收；

四． 修模确认流程

1.外购、外协部品进厂后由采购部安排专人负责下货并报请质量部进行检验，不合格退货，合格入库，并通知钳工负责人签收拉走；

2.对于尺寸和形状变更、肉厚不良、段差、毛刺等，在修正前由钳工将待修部品转质量部，质量部根据品检图和三坐标测点指示图进行测定并详细记录，然后通知制造部进行加工修正，制造部修正完成后再次转质量部复检，确保修正到位；修前和修后测定记录原件由质量部留存，复印件配布工程部和制造部；对于段差和毛刺必须在组装和合模研配时再次确认，对于肉厚不良的必须在合模机上用橡皮泥或铅丝进行验证，上述修正必须有质检员在现场确认认可；

3.对于R角、拉伤等外观不良的，由钳工按照修模指示修正完成并自检OK后，通知质检员复检；

4.除必须在组装或合模研配后才能修复或判定的项目外，其余项目只有经钳工和质检员双重确认修正完整到位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组装研配工作；

5.模具修整完成后，由钳工、质检员和设计担当一起，按照修模资料及修正过程中的质量记录再次确认修正工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篇2：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一、对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确认与计量的有利影响

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当前的时代背景为参照, 根据目前事业单位的改革需要, 对固定资产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相较于旧会计制度, 新制度下更有利于事业单位管理与使用固定资产。

(1) 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虚提”折旧, 冲减非流动性资产基金。新《准则》规定, 事业单位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都要计提折旧费用, 用以冲减事业单位的非流动资产基金, 而不是像过去直接列支支出项目。这样做, 不仅能使事业单位在期末客观反映固定资产的价值损耗和净值, 有利于账实相符;而且间接有助于事业单位树立成本节约意识, 为成本核算提供会计数据的同时, 还能提高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

(2) 改变了固定资产的原有分类。相较于旧制度, 新制度中取消了原有的“其他固定资产”科目;同时, 在原有的“图书”类别中还新添了“档案”;用“通用设备”替换旧制度中的“一般设备”;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新的分类更符合事业单位的发展需要, 更有利于事业单位将固定资产及时分类入账, 防止资产流失, 有助于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

二、对固定资产确认与计量的改进亮点

(1) 固定资产的范围与价值标准的确认被重新界定。前文已述, 固定资产的分类具有显著变化。不仅如此, 在新制度还对经营租赁所获取的固定资产, 以及与固定资产相关的应用软件等, 均进行了详细说明。新准则的这些变化, 无一不更加贴合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状况, 也更加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相较于旧制度, 新制度对固定资产范围的界定更加科学与明确。此外, 在新制度中, 固定资产的价值标准相较于旧制度也有所提高。凡是单位价值≥1000元的有形资产均属于固定资产的核算范围。有一点需要注意, 针对专有设备而言, 单位价值需≥1500元方才被确认为固定资产。

(2) 关于“固定资产取得”的确认与计量被简化。首先, 在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 增设了“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而取消了原有的“固定基金”科目。不仅如此, 在“固定基金”科目中还设置了具体的明细科目。固定资产的会计科目具有一定的增减变动, 这一变动统一由“固定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基金”两个科目予以体现, 固定资产取得的确认与计量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化。此外, 有一点需要注意, 即在新制度下, 经由大型修缮、改扩建等所形成的固定资产, 其入账价值依据的是固定资产净值, 即“固定资产”与“累计折旧”的差额, 而非依据旧制度下固定资产原值。在对固定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方面, 新制度对固定资产的规定比旧制度更加简单与科学, 所反映的固定资产的价值也更加准确, 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也就更高。

(3) 关于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确认与计量的变化亮点。在旧制度下, 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是不需要计提折旧的。新《准则》实施后, 事业单位则需要对固定资产按照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 同时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需要注意的是, 这类固定资产不包含动植物、陈列品、文物、档案、图书等, 其中, 以“名义金额”计量的固定资产也不包含在内。对此, 新制度增设了“累计折旧”科目, 该科目属于固定资产的备抵科目, 期末须填列在资产负债表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 即新制度对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要求与企业不同, 对这部分折旧并不计入支出类科目, 而是直接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 (净资产科目) 。相较于旧制度, 新制度中关于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处理规定, 除了能够有效反映固定资产随时间损耗后的真实价值, 而且还不会影响事业单位的预算支出口径。同时, 账实不符、资产虚增等问题也有所改善。

(4) 关于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的确认与计量的变化亮点。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 进一步明确了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的规定。将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部分分为资本化与费用化两个处理环节。凡支出属于可以资本化的部分, 统一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反之则统一计入经营支出或事业支出。新制度的这一规定有助于事业单位对固定资产进行后续管理, 能够对单位固定资产进行整体把握, 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固定资产成本被人为修改的现象。此外, 新制度还新设了“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 (资产类科目) 。该科目的设置主要用于核算事业单位的待处置资产及其损益。

三、对固定资产确认与计量的变化的会计分录处理

1. 固定资产取得时的会计分录

第一种情况:取得的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事业单位做账时, 借方计入“固定资产”, 贷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 下设二级科目“固定资产”。如果取得的资产是通过外购、自建、或者改扩建而来, 则应做会计分录时, 借方计入“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专用基金”, 贷方计入“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或者“财政补助收入”等科目。第二种情况:取得的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倘若所得固定资产需要安装, 则应首先将所得的固定资产计入“在建工程”科目, 此时为借方, 贷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 下设二级科目“在建工程”。安装完毕后再进行转资, 借方计入“固定资产”, 贷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下的二级科目“固定资产”;同时, 借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下的“在建工程”科目, 贷方计入“在建工程”。除上述之外, 在新制度中, 关于外购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还有一个亮点, 即增加了对扣留质保金的会计处理规定。

取得固定资产时的会计处理不变。取得发票时, 根据发票是否包含质保金有两种处理方式。倘若所得发票上的金额已经包含质保金, 则做会计分录时, 借方计入“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专用基金”等科目, 贷方计入“银行存款”、“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 另外, 如果质保金一年内支付, 则贷记“其他应付款”;若超过一年, 则贷记“长期应付款”。如果发票金额并不包含质保金, 则做会计分录时应借方计入“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专用基金”等科目, 贷方计入“银行存款”、“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

2. 固定资产处置时的会计分录

笔者将固定资产处置分为四种情况, 即对外捐赠、无偿调出、出售固定资产;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盘盈;固定资产盘亏。具体会计分录分别为:第一种情况, 企业将固定资产对外捐赠、无偿调出、出售时。借方计入“待处理财产损益”, 同时冲减“累计折旧”, 贷方反映“固定资产”。同时, 借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下的“固定资产”子科目, 贷方计入“待处理财产损益”。第二种情况, 企业将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时。借方计入“长期投资”科目, 贷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下的“长期投资科目”子科目;同时借方计入“其他支出”、“累计折旧”、“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等科目, 贷方计入“银行存款”和“固定资产”等科目。第三种情况, 固定资产盘亏时。应借记“待处置资产损溢”、“累计折旧”、“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下的“固定资产”子科目, 贷方计入“固定资产”和“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第四种情况, 固定资产盘盈时。借方计入“固定资产”, 贷方计入“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下的“固定资产”子科目。

参考文献

[1] .朱容刚, 周长玲.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策略探讨.北方经贸, 2013 (09) .

[2] .李长春.浅谈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折旧.会计师, 2013 (07) .

[3] .黄潇雪.刍议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上旬刊) , 2013 (10) .

[4] .苗巍.浅谈交通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当代经济, 2013 (04) .

[5] .赵日鹏.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流失的预防.辽宁经济, 2013 (09) .

篇3：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做决定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授予每个人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他们才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并且获得自我尊重与尊严的感觉。然而,一些决定要想具备法律上的效力,行为人做决定时必须具有一定水平的理解能力和认识能力。这样规定的理由非常简单:主要是为了保护没有决定能力(或决定能力很差)的人免受侵害。也是为了帮助其他可能受到这种决定影响的人了解自己所处的情形。”[1]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医疗决定和选择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因此,患者对疾病和医疗方案等相关医疗信息的知情权以及对医疗方案的同意权至关重要。“知情同意”的法理在于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乃不可侵犯的人格权。所谓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指患者对其自己的身体、未来的人生、追求的价值享有最终的决定权,此种自我决定权在医疗体系内应受尊重,不应解消[2]。

传统父权主义医疗模式的解体、患者自治原则以及患者最佳利益原则的确立,使得医疗上的知情同意权逐渐成为患者的一项核心权利。知情同意,来自英文“informed consent”,该词的表面意义是基于说明的同意或基于提供情报的同意。日本学者将其译为“医师的告知,患者的同意”,我国学者通常译为“知情同意”,具体含义是指,医师在对患者进行手术等医疗行为时,首先要有针对地向患者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就其有关风险和其他可以考虑的措施做出详细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患者的同意[3]。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属于一种别样的人格权,它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权利的保护。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有效行使包括三个方面的要件:首先,患者必须具有相应的同意能力,能够理解医生告知的内容并做出自己的意思表示,这是其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的基础;其次,医生必须尽到相应的充分告知义务,这是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并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条件;再次,患者行使权利时必须处于自由的意志状态下,能够自由的做出意思表示,这是其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的保障。其中,患者的同意能力是患者有效行使其知情同意权的关键,患者的同意能力与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相一致。

作为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基础的同意能力,部分患者的这种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有的患者可能开始具有同意能力,但是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后来可能失去同意能力,对于这部分患者,如果能够提前做出自己将来失去同意能力时的医疗方案,无疑是其知情同意权恰当行使的重要方式。

2 预先医疗指示: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的重要途径

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 health care directive),又称为生前预嘱(living will)、个人指示(personal directive)、预先指示(advance directive)或者预先决定(advance decision),是指由个人预先作出的当其因疾病或残疾等原因无法做决定时,为了他们的健康应当采取相关医疗措施的指示,以及指定他人代表他们作出这种决定[4]。患者的预先医疗指示是指有决定能力的患者对自身将来丧失决定能力时接受何种样态的医疗照护而事先做出的一种安排和指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代理型指示(proxy directive),即患者可事先指定一人,当患者将来丧失决定能力时,该人将会代表患者意志而行使对医疗干预的同意权;二是指令型指示(instruction directive),即患者直接就将来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治疗措施和方案做出意思表示。根据内容,后者又可分两种:一种为消极指示,即患者事先拒绝某种医疗干预;另一种为积极指示,即患者事先同意或要求特定的治疗干预[5]。

我国有的学者将预先指示视作患者的一种独立权利,认为“患者的预先指示权是在患者旧有的知情同意权和自我决定权的基础上而衍生的一种新兴权利,是对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权和自我决定权跨时空的追究和尊重,更能体现对患者本人权利的保护”[6]。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预先指示是一种制度设计,是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和自我决定权的一种途径,不应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权利。

每个精神状况正常的成年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正常的智识和相应的知情同意能力。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下,每个人都被认定为理性的人,他们的意思表示都是其内心真意的体现,他们的决定都理应受到尊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既可以对当前的事务作出决定,也可以对未来的事务作出决定。未来的事务既包括普通的民事事务,也包括特殊的在自己失去知情同意能力后接受医疗照护的相关事务。

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的基础,如果患者自始不具有同意能力,则知情同意权的行使必然要依赖于他人代理。部分患者则是具有正常的同意能力,只是由于病情的发展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他们其后暂时丧失同意能力或者永久丧失同意能力。对于这部分原来具有同意能力而其后又丧失同意能力的患者,尽管其医疗知情同意权也可以由他人代理行使,但是却难以保证代理人作出的决定符合其真实的意思。为了保证这部分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有效行使,预先医疗指示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通过预先医疗指示,在自己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下对自己将来的医疗事务事先作出安排,是其知情同意权有效行使的重要途径。

3 国外预先医疗指示法律制度考察

欧洲的《人权和生物学公约》(Th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第9条规定,“在进行医疗干预时,若患者处于不能表达其意愿的状态,患者就这一医疗干预先前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考虑。”对于将来可能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为了保护其在失去行为能力后医疗上知情同意权的恰当行使,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预先医疗指示制度赋予了个人对自己将来的医疗事务作出安排的权利。

3.1 加拿大阿尔伯达省

1996年,加拿大阿尔伯达省颁布了《个人指示法案》(Personal Directives Act)。该法案赋予18周岁以上、并且能够正确理解个人指示的特征和意义的阿尔伯达省公民做出自己个人指示的权利,个人指示的内容涵盖除金融以外的所有个人事务,如医疗保健、住所、社会、娱乐以及教育活动和法律事务等。个人指示必须要采取书面形式,并且只有当指示人失去行为能力时才发生效力。如果指示中的要求不明确的话,则代理人必须尽可能根据被代理人的愿望、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探求被代理人的真实意思以做出决定。如果无法探知被代理人的愿望、信仰和价值观念,则代理人必须根据被代理人最佳利益的原则为其做出决定[7]。

3.2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1992年颁布的《医疗保健指示法案》(The Health Care Directives Act)更加具有针对性。根据该法案,16周岁以上并且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做出医疗保健决定的指示。医疗保健指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可以表达制作者的医疗保健决定或者选任代理人代表其做出决定,也可以既自己做决定又选任代理人做决定。法案要求医疗保健决定必须要有制作人的签名,或者由其他被授权人在制作人面前签名。为了规避潜在的道德风险可能带给制作人的损害,法案要求被授权签名的人不能是指示书中委任的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配偶,而且制作者必须要在一名证人的面前认可该签名,该证人不能是指示书中委任的代理人或代理人的配偶,并且证人必须要以证人的身份当着制作人的面在指示书上签名。同时,如果委任的代理人是其配偶的话,当婚姻因离婚而解除时,配偶的代理权被自动撤销。法案还对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绝育手术、切除身体组织或者基于研究目的的医疗行为,代理人均无权同意[8]。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失控的代理权在重大事项上有损被代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

3.3 新加坡

新加坡1996年颁布的《预先医疗指示法案》(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Act)适用的范围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针对疾病末期、没有任何治愈希望时,垂危患者将撤销还是维持特殊的生命延续治疗措施,是否允许其就自然死亡事项作出指示。安乐死在新加坡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医生如果在法案的限制范围内执行预先医疗指示则仅仅是允许死亡自然发生。可见,新加坡预先医疗指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赋予每个人在病情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选择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的权利。为了防止预先医疗指示被滥用而损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预先医疗指示法案》规定,预先医疗指示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名证人在场时,都可以通过书面、口头或者其他方式向登记部门要求撤销,并且,预先医疗指示书只有经过主管医生和其他两名专家医生一致确认患者处于疾病末期时才生效[9]。

3.4 美国

1993年8月,美国国家统一联邦法律委员会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通过了统一卫生保健决定法案(the Uniform Health-Care Decision Act)。根据该法案,任何有行为能力的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各方面的事务,包括拒绝治疗和停止治疗的权利,甚至是任由死亡发生的权利。但是,当无行为能力的人无法作决定时,法案授权卫生保健决定可以由被委任的代理人做出;或者当没有监护人、也没有委任代理人时,可以由指定的地方法官、家庭成员或者亲密的朋友做出决定;或者最后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法案努力保证卫生保健决定内容是患者的真是意思表示,当无法探知患者的真实意思时,应当根据可知的患者的价值观念做决定,否则,必须根据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为患者作出卫生保健决定。卫生保健服务工作者和机构必须遵守患者的指示以及指示的合理解释,或者其他被授权为患者做决定的人的指示。不过,卫生保健工作者和机构可以拒绝遵守违背良心的决定和指示,或者如果决定或指示要求提供医学上无效的服务,或者要求的服务违反卫生保健的通用标准时,卫生保健工作者和机构均可予以拒绝[10]。

3.5 澳大利亚昆士兰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1998年《代理法案》(Powers of Attorney Act)中对预先医疗指示制度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该法案第35条授权成年人可以对健康事务和特殊健康方面的问题做出指示,并且可以给出指示的依据。即使他人反对,成年人也可以对将来的特定医疗保健措施做出同意的指示;他可以要求在特定的情形下,特殊的生命维持措施保留还是撤销;为了医疗措施的实行,他可以在他人反对的情形下授权代理人对自己的身体采取措施。但是,代理人或监护人对特殊医疗保健措施却没有代理权。根据《代理法案》,特殊医疗保健措施主要包括委托人的绝育手术,终止妊娠,和委托人从事特殊医学研究以及试验性医疗保健措施,对委托人进行电子痉挛疗法或精神外科手术疗法,以及委托人指示的其它特殊医疗措施。对于预先医疗指示中保留或撤销生命维持措施的指示的效力问题,法案要求这种指示的实施和保留必须要与良好的医风不能矛盾,指示才具有效力。法案明确指出,委托人在预先医疗指示书中的指示优先于对代理人的一般授权,如果委托人行为能力发生缺陷后,他将不能撤销先前做出的预先医疗指示。《代理法案》还对医务人员做了免责规定,如果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在不知道患者有预先医疗指示的情况下采取了和指示内容不一致的医疗保健措施,也不承担法律责任[11]。昆士兰州2000年的《监护制度与管理法案》(Guardianship and Administration Act)相关规定与此一致,“如果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知道某成年人行为能力有缺陷,而又需要采取紧急医疗措施解除该成年人的生命或健康危险,除非医疗服务提供者知道该成年人在预先指示书中已经做出指示反对某种医疗措施,否则可以采取该医疗措施抢救该成年人。”[12]另外,根据1998年《代理法案》的规定,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违法和不可原谅的,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很明显,法案禁止任何方式的安乐死和辅助自杀授权。

3.6 苏格兰

关于无同意能力人医疗上知情同意权的行使问题,在苏格兰主要体现为于2001年4月至2002年4月试行的《无行为能力成年人法案》(Adult with Incapacity Bill)。苏格兰主管当局在该法案中并没有采纳预先医疗指示的立法建议,因为他们认为“对这一领域立法的努力难以全面涵盖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在一些个案中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和无法想象的后果。”[13]可见,苏格兰出于对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所隐含的风险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一制度。

4 预先医疗指示:我国的制度缺失与实践的需要

我国目前尚未确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普通民众对预先医疗指示也知之甚少。但是,已有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并倡导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以帮助患者更好的行使自己的医疗知情同意权,选择自己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同意能力后所希望接受的医疗照护方案。

2011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教授凌锋建议在我国成立有相关职能部门指导的“中国生前预嘱注册中心”。 “通过本人事先签署的生前预嘱,在生命末期按照尽量自然的方式,有尊严地离世,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这种建立在个人知情同意权基础上的死亡方式,是缓和医患矛盾的良药。”[14]2012年两会期间,又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医院结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建议我国建立“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并通过合适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使个人填写的生前预嘱具有必要的法律效力。在顾晋代表看来,注册中心一般是由政府资助的民间公益机构,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可以通过注册,建立表达本人意愿的生前预嘱。对自己在生命末期要或不要什么医疗照顾,包括要或不要生命支持系统延缓死亡,要或不要捐赠遗体和器官以救助他人等等内容做出预先指示[15]。

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的缺失与相关常识普及的不足带来的问题集中反映在绝症病人的晚期医疗照护方面。多数病人此时已经丧失知情同意能力,无法自己行使自己的知情同意权以决定自己的医疗照护方案,而事前又没有做出相关的预先医疗指示。这时,一般是近亲属代理其行使知情同意权以做出医疗照护方案。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家人的情感因素,患者近亲属在代理行使患者知情同意权时,很难说代理行为反映了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例如,在患者近亲属的决定下,很多晚期的绝症病人在临终时不能安详离开,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即使措施得当,急救成功,他们往往也无法摆脱死亡,而很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这种情形同时还消耗了大量的卫生资源,拖垮了很多家庭,很难说是患者本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公开表示:明知道患者不行了还抢救,给临终者增加了很多痛苦。生命末期的病人使用昂贵的ICU是在浪费有限资源。如果国人对死亡有个正确认识,可以减少无效浪费,使人活也尊严,死也尊严[16]。如果预先医疗指示制度能够确立,相关常识能够得到普及,由患者本人对自己将来的预先医疗照护作出有法律效力的指示,将会更好的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尽可能避免前述情形的发生。

5 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移植的思考与建议

我国构建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预先对自己将来失去同意能力后的事情做出安排是一种不吉利的行为,尤其是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去考虑这些事情,缺乏一种理性看待事物的正确态度。为了克服前述障碍,首先应当明确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是个人实现知情同意权利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让个人拥有权利意识,理解预先医疗指示对于实现其知情同意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应当普及医学常识,让个人明白生命的正常过程,破除传统迷信思想,这要求医务人员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巧妙运用告知的技巧和策略,让患者理解和接受预先医疗指示的意义所在。

对于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的构建,借鉴国外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应当明确以下几点核心内容:(1)有权作出预先医疗指示的个人在我国应当为18周岁以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预先医疗指示的种类应当包括代理型指示和指令型指示。避免指令型指示难以列举所有事项,以充分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利的行使;(3)代理型指示中,应当对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事项作出适当限制,如绝育手术、非医疗目的的切除身体组织等行为,同时应明确禁止任何方式的安乐死和自杀授权,防止代理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风险;(4)预先医疗指示的生效时间应当在指示人失去同意能力之后,并且,在此之前指示人有权随时撤销自己的指示;(5)当预先医疗指示违反医学科学、医学伦理或医务人员的良心时,医务人员有权拒绝实施预先医疗指示;(6)为了使患者作出的预先医疗指示能够得到顺利落实,应当作出医务人员的相关免责规定。

摘要：预先医疗指示是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有效途径。患者在具有同意能力的情形下,可以就将来自己失去同意能力时的医疗照护方案做出预先指示,这将有助于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个人尊严,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的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适时构建预先医疗指示制度。

篇4：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关键词：汉语古诗,英译,人称指示语,社交指示语

一、引言

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为使用中的语言。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是语言在交际中的使用。以语用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阐释与研究, 是对传统语义学的一个有益补充。

指示语是语用学研究领域中最早和最基本的议题。在汉语古诗英译中, 指示语的使用俯拾皆是。本文以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原诗与译诗的比较, 探讨翻译方法的选择及其原因。

二、人称指示语与社交指示语

人称指示语主要包含 “ 交际场合中对话者的身份” (Fillmore, 1997: 61) 这一信息。根据前人的研究, 人称指示语主要包括:人称代词、敬语、名字、亲属称谓、头衔、职称、专有名称等。

社交指示语包含的信息为 “ 对话中参与者的社会关系…… 决定了尊敬或礼貌或亲密或侮辱等语言的选择。” (Fillmore, 1997: 61) 根据已有的研究, 社交指示语包括:称谓、敬语、名字、亲属称谓、头衔或职称、人称代词、语言形式的变化 (如词缀、附着语素) 等。

由此可见, 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的表达方式有相当一部分是相似甚至一致的, 这也导致了在汉语古诗英译中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通常交叉使用的现象。

三、人称指示语与社交指示语的翻译

对汉语古诗的解读, 所依据的只有文本, 以及对诗人创作的宏观语境的参照。汉语古诗也不像生活中的言语交际那样需要频繁地指明交际参与者。以下就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在汉语古诗英译中的使用各举数例。

首先来看人称指示语的翻译。

1.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李商隐《夜雨寄北》)

Is there yet, so you ask, date for home? – No, not yet.

Rains thro nights‘mid these mounts autumn ponds brimming get. (刘国善等, 2009:145)

此例中第二人称代词“君”字在古汉语中含有一定的尊敬之意, 接近于现代汉语的“您”。在英语译文中直译作人称代词You即可。

2.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李白《赠汪伦》)

I have untied the boat and I am ready to go away.

Suddenly someone is heard singing on the bank coming my way. (谢百魁, 2011:38)

本例中“李白”为人名, 为诗人自称, 译为第一人称代词I。除此外原诗没有任何人称指示语, 但译诗中补出了I, someone, my三处人称指示语, 一方面是根据对原诗的理解补出原诗所包含但未明言的人称信息, 另一方面则是英语语法的需要。

再看社交指示语的翻译。

3.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长恨歌》)

She slept till the sun rose high for the blessed night was short, From then on the monarch held no longer morning court. (许渊冲, 2000:407)

诗中“君王”表明了人物身份, 同时含有人称信息, 直译为the monarch保留了社交指示语所含的信息。另外译诗中增译了人称代词she, 同样是出于语意与语法的双重考虑。

4.爷娘闻女来, 出郭相扶将。 (《木兰诗》)

When her father and mother heard that she had come,

They went out to the wall and led her back to the house. (Arthur Waley, 见吕叔湘, 2002:116)

本例中亲属称谓“爷娘”、“女”译为father, mother, she, 保留了原诗中的社交信息。译诗中也同时增译了一些人称代词如they, her等。

通过以上几例可以看出, 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在汉语古诗英译中的使用区分并不明显, 许多情况下都存在交叉使用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都以人称信息为基本要素, 社交信息无法脱离人称信息而独立存在, 因此在翻译中, 在忠实原诗语意的基础上, 进行一些灵活的处理未尝不可。

四、结语

本文通过讨论人称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在汉语古诗英译中的使用, 指出二者所表达的语用信息有相近或相同之处, 在翻译过程中通常可以交叉使用。通过以上讨论, 以期对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刘国善等.历代诗词曲英译赏析[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9.

[2]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篇5：修模指示和确认制度

司法确认制度发源于甘肃定西地区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的实践, 定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正式确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201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先后出台, 司法确认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在甘肃定西地区试点实行时, 定西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由原来的年均7261 件下降到6786 件, 与此同时, 司法确认案件则由2007 年的173 件上升至673 件。①基于不错的成绩, 定西法院的经验便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 陆续被其他一些地方法院学习借鉴。司法确认制度随着其合法性的提升以及可操作性的逐渐增强, 理应合乎预期地发挥其制度功效, 被广泛地运用于实践。然而根据各项调研数据来看, 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中并未引起预期的热烈响应, 多数法院仍持观望态度, 民众也很少主动选择适用。2010 年, 浙江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就此问题进行了考察, 结果全省推行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院仅有22 家, 不到基层法院的四分之一。②2011 年, 也有学者就当年重庆某地司法确认的全部案件进行了调研, 该地区整个法院全年3897件民事案件, 人民调解协议确认案件109 件, 所占比例仅为2. 8% 。③多方面的数据资料显示, 司法确认制度在全国各地区, 特别是农村地区, 普遍运用率低, 甚至可以说该制度基本处于“休眠”的状态。

二、导致司法确认制度现状的原因剖析

我国当前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中“毫无用武之地”, 遭遇“上热下冷”的尴尬,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 从司法确认制度本身来讲, 一方面尽管立法给予司法确认更高的位阶, 但是欠完善的法律规定导致各地区实践操作缺乏规范性。例如: 法律只规定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驳回申请和案外人司法确认瑕疵的救济途径, 并没有对当事人本人司法确认瑕疵的救济予以规定。这显然不利于各地区法院的实际操作; 另一方面, 对于制度的宣传不到位, 公众对这一制度的认知率很低, 几乎对司法确认制度处于不了解的状态。

从司法确认主体来讲, 首先, 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中使用率较低除了制度自身的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并不主动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④由于很多地区对司法确认制度不够重视, 缺乏宣传力度, 大多数人因对司法确认制度没有了解而无法选择, 剩下的有一部分人因对司法确认制度存在错误的认识而排斥选择; 其次, 当前我国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 法律素养普遍不高, 达不到司法确认的要求。人民调解协议有些时口头协议, 有些表述不准确, 现阶段要将大量口头的、表述欠精准的协议转化成明确合法的书面协议存在一定困难; 再次, 法官作为司法确认程序的最后审查确认者, 他们的选择也影响着制度的使用率。司法确认将本可在法庭外解决的纠纷重新带入法庭,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法官们负担加重又无利可图, 自然不愿意办理。因而更倾向于鼓励群众走诉讼程序或者直接调解结案, 既规避了适用司法确认带来的风险, 又实现了解决纠纷的目的。

三、司法确认制度的完善对策

司法确认作为诉调对接的关键环节, 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人民调解的工作, 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 司法确认却没有充分的发挥其能动性, 背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我们应当抓住其症结所在, 对症下药。首先, 规范司法确认制度的操作细则并且增加激励机制, 使法院操作具有规范的依据, 调动法官的积极性; 其次, 加强制度的宣传, 解除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的错误认识, 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主动选择司法确认制度解决纠纷、保护权益; 再次, 定期对在岗人民调解员进行规范的培训, 制定严格的人民调解员选任规则, 提高我国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最后, 任何制度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只有深究其原因, 积极探寻对策, 努力完善其不足, 才能使这个制度良性运作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连继民.诉前司法确认之定西样本[J].司法瞭望, 2009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