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法律法规内容（共6篇）
篇1：涉农法律法规内容
・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局关于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实施意见的通知 /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2) 阅44次
・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邢台市利用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2) 阅86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征求制止违法宣传“无抗奶”意见的函》修改意见的函 /农业部办公厅――(2009-4-2) 阅272次
・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梅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农业局关于促进梅州市农产品食品出口实施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2) 阅1次
・ 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农业开发用地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人事应该了解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保规定、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卫生及安全条例、薪酬与假期的相关规定，劳动部及其他相关部委出台的配套细则、条例、意见、通知、办法、要求，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细则、条例、意见、通知、办法、要求等，所在行业的行业规范、公约，再加上单位本身的相关管理制度。
篇2：涉农法律法规内容
还是有很多的。有国家的还有地方的。
农业部关于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通知
/农业部——(2009-6-1)阅930次
·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监管指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5-31)阅477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部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5-27)阅437次
· 农业部关于下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通知
/农业部——(2009-5-27)阅634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5-27)阅241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部信息公开电子监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5-27)阅263次
·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动农业银行惠农卡和农户小额贷款工作的意见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5-18)阅40次
·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2009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5-11)阅31次
· 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局漳州市2009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5-11)阅13次
·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局市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工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5-11)阅2次
· 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
/国务院——(2009-5-10)阅591次
· 农业部农机化司关于印发《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系统数据分类和标准代码规范》的通知 /农业部——(2009-5-8)阅394次
· 农业部关于加强内陆捕捞渔船管理的通知 /农业部——(2009-5-7)阅408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农垦“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5-6)阅212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猪感染甲型H1N1流感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 /农业部——(2009-5-5)阅421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三项行动”和“安全生产月”活
/兽医局——(2009-4-30)阅187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4-29)阅332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部门人感染猪流感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 /农业部——(2009-4-29)阅248次
· 农业部关于下达农业综合开发支出预算的通知 /农业部——(2009-4-27)阅216次 ·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2009-4-27)阅27次
·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监管指引》的通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4-23)阅276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央
/农业部办公厅——(2009-4-22)阅264次
· 荆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科技局市人事局市农业局关于开展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实施意见的
/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2009-4-17)阅8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豆产业发展机制创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4-15)阅227次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9-4-15)阅32次
· 关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4-13)阅514次
·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市农办《南通市农业保险试点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管理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13)阅87次
·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中国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关于金穗惠农卡发行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12)阅9次
· 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深入开展电脉冲捕捞作业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9-4-10)阅327次
·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200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2009-4-9)阅2次
· 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农业部 财政部——(2009-4-8)阅276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4-8)阅215次
· 庆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的意见 /甘肃省庆阳市人民政府——(2009-4-7)阅42次
· 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结算进度的紧急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2009-4-3)阅502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秸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试点项目建设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2009-4-3)阅200次
· 农业植物品种权执法专项检查方案
/农业部——(2009-4-2)阅408次
·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局关于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实施意见的通知
/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2)阅44次 ·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邢台市利用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2)阅86次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征求制止违法宣传“无抗奶”意见的函》修改意见的函 /农业部办公厅——(2009-4-2)阅272次
·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梅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农业局关于促进梅州市农产品食品出口实施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9-4-2)阅1次
· 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农业开发用地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篇3：涉农法律法规内容
2008年1月1日我国《农业保险统计制度》基本框架分为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两大类。农业保险又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 是指由保险机构经营, 对农业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因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事故或者疫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1]涉农保险是指除农业保险以外, 其他为农业服务业、农村、农民直接提供保险保障的保险, 包括涉及农用机械、农用设备、农用设施、农房等农业生产生活资料, 以及农产品储藏和运输、农产品初级加工、农业信贷、农产品销售等活动的财产保险;涉及农民的寿命和身体等方面的人身保险, [1]总之, 涉农保险包含的险种种类繁多且范围难以确定。目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 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 由过去单纯的种植、养殖保险, 逐渐扩大到涉农保险, 更加重视农民福利的提高。
二、我国涉农保险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近年来, 我国各项涉农保险也取得一定的发展。2009年底为止, 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33.8亿元, 保险金额为3812亿元;包括涉农保险 (农房保险、农机保险等) 保费收入为25.2亿元, 提供风险保障为1.6万亿元, 支付赔款为16.4亿元。[2]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种类的涉农保险模式:比如, 云南、四川以及浙江的“湛江模式”等。我国涉农保险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无论是险种推广, 还是保险规模远远达不到经济发展的要求。究其原因是我国涉农保险发展的法律制度滞后, 主要表现为:
1.涉农保险立法缺位
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服务的优化等, 主要依靠国家的一系列农业政策, 政策在指导农村改革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反而法律的功效性并不明显。法律对农村经济和改革的介入程度相对少的多, 在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诸要素中选择, 基本把政策列为首要因素, 而将法律处于次要位置。政府不是通过立法活动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 而是主要采用政策支持、政府号召的办法, 掩盖了立法发展的迫切性。
现行的《农业法》和《保险法》只是简单提及农业保险, 并未涉及到具体的政策性涉农保险内容, 不是专门的涉农保险法律规范, 就很难有效保证政策性涉农保险的运行。还有一些地方依据中共中央的一些决定或地方政府的意见来开展涉农保险, 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不能保证涉农保险顺利、有条不紊的进行, 涉农保险常常随着政府换届而中断, 缺乏可持续性。我国农村政策和农村法律位序倒置, 政策代替法律, 法律又貌似政策, 导致二者的作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2.政府财政支持政策缺位
涉农保险具有政策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 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配合。2004～2007年, 中央连续发出四个一号文件, 提出“加快建立”、“扩大”、“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这些政策较为宏观, 缺乏操作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仅限于免征营业税, 却没有配套措施。2007年, 才推出少量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目前只限于生猪和水稻, 财政给予涉农保费补贴支持力度不够。涉农保险由于自身的特殊性, 具有风险高和赔付率高的特点, 如果完全市场化运营将会导致:一是投保人无法承担高昂的保费, 二是保险人 (商业保险公司或者其保险机构) 也无法承担数额巨大的灾害赔偿。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商事主体, 以追逐利润为目标, 要保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至少能够经营下去。所以要做到这些, 没有国家的参与不行, 这也是我国涉农保险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涉农保险经营体制不合规律
我国以前的涉农保险业务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 商业保险公司并没有把涉农保险同商业性保险分离开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打破了人保系统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 人保公司经营机制也随之进行改革, 导致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与涉农保险长期严重亏损 (公司长期暗补) 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于是, 人民保险公司系统内开始调整农保险种结构, 逐步停办了一些高风险的险种, 使农业保险的业务不断萎缩。在现有的条件下, 保险公司经营高风险的涉农保险, 会与商业保险的利益原则发生严重背离, 如果经营体制不改革, 涉农保险就难以获得良性的共同发展。
4.涉农保险相关主体责任不明确
长期以来, 我国保险合同的签定都是以《保险法》作依据, 完全依照商业保险法来规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我国目前推行的政策性涉农保险不同于商业性保险, 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 涉及的主体多, 权利、义务、责任关系复杂, 必须对其进行重新的适当定位, 这直接决定了涉农保险能否健康、持续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各地正在进行政策性涉农保险的试点工作, 涉农保险的运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权责规定, 不能有效的指导和规范各个主体的行为, 影响了涉农保险的持续发展。
5.农业再保险体系未建立
农业再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器和安全网, 它可以扩大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增加保险业务量, 同时还可以均衡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结构, 分散商业风险, 降低农险的经营成本。尽管我国法律对再保险早已规定, 但是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农业再保险体系, 这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和业务拓展。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农业再保险经营模式, 例如美国, 先由私营保险公司销售农作物保险, 联邦保险公司再和私营保险公司签订标准再保险协议, 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通过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化解农业风险, 符合农险经营的大数法则。因此, 我国亟待出台农业再保险的法律法规。
6.涉农保险监管制度缺失
我国对政策性涉农保险缺少专门法律方面的监管。我国没有建立农业风险管理局, 也没有建立和实施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在缺少专门监管的条件下, 涉农保险实行完全商业化经营, 主体行为不规范, 必然导致涉农保险无序发展和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一是保险公司为了实现利润可以随便撤消险种, 抬高费率, 造成市场供给短缺, 需求不足;二是政府对涉农保险支持的随意性很大, 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财政能力, 取消对涉农保险的补贴, 甚至反过来任意侵占保险利益, 从而加剧涉农保险经营的不稳定性。目前, 农业保险最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为:一是保险基金运作无序, 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运作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欺诈行为;二是多头管理, 缺少专门监督, 随意挪用资金情况严重;三是损害了保户的利益, 导致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由此看, 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作为保障, 政策性涉农保险很难打开局面, 实现有序的发展。
三、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法律制度的思路
1.涉农保险经营范围优化的法律制度
涉农保险涉及农民家庭财产、农房、农机、农村小额贷款借款人人身保险等业务, 按照是否接受政府财政补贴, 分为政策性涉农保险和商业性涉农保险。应具体细化涉农保险的类型, 关于农用机械、农用设备、农用设施、农房等农业生产生活资料的涉农保险, 应属于政策性涉农保险业务;涉及农民的寿命和身体等方面的人身保险应属于商业性涉农保险;农产品储藏和运输、农产品初级加工、农业信贷、农产品销售等活动的财产保险应属于准政策性涉农保险。涉农保险经营范围优化的立法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涉农保险和农业保险的优化发展, 将涉农保险与农业种植业保险紧密结合起来, 互为补充, 协调发展;二是涉农保险内部的优化发展, 应该遵循农业生产生活资料、农民人身保险和农村财产保险相结合的原则, 使不同用途的涉农保险, 互相支持, 协调发展。
2.涉农保险的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优化的法律制度
(1) 近期尽快出台《政策性涉农保险条例》。
制度经济学认为, 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非常重要。我国政府必须改变涉农保险制度供给缺位问题, 颁布专门的涉农保险条例, 调整涉农保险中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涉农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政府支持方式、实行自愿保险或强制保险等。
(2) 近期明确政府财政补贴的范围及方式。
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 政策性涉农保险制度应采取各省份分散决策的方式, 中央、地方共同对农户予以保费比例补贴。我国现阶段政策性涉农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 以保本作为对农户的保障水平是减轻政府负担的有效方式, 逐步发展过渡到保收入的成熟阶段。政策性涉农保险应以补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自然灾害损失为主。补贴方式应先确定一个重点补贴的目录,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摊保费补贴, 剩下的由农户自己承担。
(3) 远期政府应设计一套利益诱导机制。
首先, 以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托, 以各种方式降低保险公司经营涉农保险的私人边际成本, 保证其经营涉农保险可以获利 (如拓展涉农保险经营范围、对外开放涉农保险市场等) , 吸引更多的商业性组织参与涉农保险。其次, 建立相应的诱导机制 (如灾后利益的分配要严格与涉农保险的投保行为挂钩;保险盈余分配与涉农保险行为挂钩;发放涉农贷款与农业投保行为挂钩等;提高投保人“搭便车”的成本等) , 有助于私营保险机构市场化经营。最后, 要完善财政补贴机制。借鉴国外经验, 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设计和精算涉农险种、费率、政府补贴份额等, 检查监督保险经营绩效和政府补贴使用状况, 定期公示。
3.涉农保险组织结构优化的法律制度
(1) 组建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机构。
我国应组建中国农业保险公司, 作为政策性涉农保险机构, 只经营再保险业务, 接受其他农业保险机构的分保, 充当最后保险人角色。国家也可以通过农业立法、财政税收支持等方式鼓励现有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参与涉农再保险, 主要接受涉农相互保险公司的分保业务, 弥补其保险过程中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防范难的弱点;利用募集资本的优势, 建立涉农巨灾保险基金, 解决涉农保险的高赔付率的问题。
(2) 发展合作性涉农保险机构和涉农相互保险公司。
我国农业底子薄、经济实力弱, 农民保险意识不强,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呈多层次, 适合于建立以合作制涉农保险组织为主体的体系。合作制包括:较低层次的涉农保险合作社和较高层次的涉农相互保险公司两种形式。涉农保险合作社是建立在农村基层、面向广大农民而成立的一种合作性质的保险组织, 适合于我国农村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易于防范涉农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农民参加保险比较便利以及非盈利性的特点。相互保险公司是根据相互保障原则, 由某些对同类性质的风险具有保险需求的人组成的法人组织, 其全体成员既是保险人, 又是投保人, 可从公司得到分红, 享受公司的利润盈余, 适合于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国家应建立县域涉农相互保险公司, 自主经营, 平衡整个县域范围内的涉农保险。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财政和税收支持, 增加财政拨款, 加大税惠幅度, 提高涉农保险的保障能力。
(3) 发展商业性保险公司和专业股份制涉农保险公司。
如果给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优惠政策进行鼓励, 就能够发挥涉农保险的一定作用。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条件:拥有经营保险的技术和配套的专业人才;可以开拓农村的寿险市场、产险市场等;拥有比较规范的制度和较好的信誉。由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盈利最大化目标与涉农保险的亏损性的矛盾, 政府的优惠程度有限以及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 商业性保险公司只能作为涉农保险的一种补充形式。专业性的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具有股份制公司的优势, 公司通过“以险养险”, 促进公司的持续经营。
4.涉农保险发展模式优化的法律制度
(1) 明确多元化的涉农保险经营主体。
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别较大, 因此, 应在不同地区建立相应的农业保险公司, 负责当地农业保险的经营业务。应以当地政府为主导, 构建专业化的农业保险公司、相互农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等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以政府为主导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 应该对农业保险给予法律上保障、监督管理、财政支持;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作物进行强制保险;对保费和业务费进行补贴, 提高参保率, 分散风险, 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二是地方政府, 应结合本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选择不同的涉农保险发展模式。从而, 实现扩大投保面和保证保险业务的顺利开展。
(2) 适地选择合理的涉农保险发展模式。
根据我国的实际, 现阶段涉农保险应采取政策和市场两种手段, 适时适地选择合理的涉农保险发展模式, 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一是东部地区应以市场性保险为主, 西部地区应以政策性保险为主。二是涉农大户和农业开发公司应以市场性保险为主, 普通农户应以政策性保险为主, 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户应完全实行政策性保险。三是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从商业保险中逐步把涉农保险业务分离出来) , 以国家保险公司引导涉农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引导涉农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的区域性管理为业务主导, 构筑县、乡两级的农业保险公司为经营主体的涉农保险体系。
5.涉农保险基金体系优化的法律制度
(1) 建立涉农保险基金。
由政府拨付、保险公司收取的部分保费共同组成基金, 主要应对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保险超过赔付额的情况。在保证充分的偿付能力之后, 可以进行银行存款、国债和投资基金等多渠道投资, 投资收益纳入其中, 以共同应付高风险、高赔付, 保证涉农保险的稳定发展。
(2) 政府应给予涉农保险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给予保险公司必要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免征经营涉农保险业务一切税费, 给予农民适当的保费补贴。还应随着我国财政经济能力的增加和农民支付能力的增加, 不断调整补贴的比例。[3]
(3) 多方筹集涉农保险资金。
涉农保险具有很高的社会公益性, 作为涉农保险的受益者应该和农民共同承担保费, 多渠道共同筹集涉农保险基金:一是政府的涉农风险基金列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应从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 设立涉农风险基金。二是公司经营涉农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从事涉农保险业务时, 投保农民作为涉农保险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 应依据费率缴纳保费, 成为保险基金的基本组成部分。三是商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一定比例的提取。政府通过赋予商业性保险公司捆绑式经营的权力, 并将其商业保险业务的一定比例保费收入上交国家农业保险公司, 纳入农业风险基金。四是国际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
必须严格管理涉农风险基金, 由国家农业保险总公司统筹使用, 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 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
6.涉农再保险体系优化发展的法律制度
(1) 设立专业的涉农保险公司。
国家应设立专业的涉农再保险公司, 建立多层次的涉农风险转移机制, 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涉农再保险体系, 为涉农保险稳健发展提供保障。我国目前应建立政策性全国涉农再保险公司, 直接由政府对其他涉农保险经营机构 (商业性保险公司、政策性保险公司或互助保险公司等) 经营的保险业务进行再保险, 按照低于涉农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如果保险业务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 就由再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2) 设立涉农风险管理基金。
设立涉农风险管理基金, 将其列入再保险基金帐户, 用于存放涉农保险经营机构的再保险费用和税收减免费用, 用于对经营政策性涉农保险的经营机构进行再保险赔偿。通过税收减免形成的基金, 主要用来应对大灾之年超过再保险赔付率时, 对涉农保险进行赔付。保证农户能够承担相关的费用和涉农保险公司获得盈利;使涉农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分散;政府同时通过对涉农再保险公司的经营综合调节, 保证涉农保险的健康持续发展。
(3) 对涉农保险立法。
对将来的涉农保险立法, 一是由国家涉农保险总公司提供大额再保险, 再由各级分公司提供小额再保险, 形成层层分保体系。二是农业主管部门应充分调动国内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 制定涉农再保险方案, 分散涉农保险经营风险。三是明确在再保险赔付缺口之外, 财政给予无息贷款或巨灾风险基金赔付。四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横向分保试点并逐步推广, 初步构建成一个纵向和横向分保相结合的涉农再保险体系。
7.涉农保险监管优化的法律制度
对政策性涉农保险的监管立法, 要更加注重对保险机构风险承担能力的监管和经营机构内部管理的监管。具体监管内容包括:
(1) 对涉农保险机构管理的监管。经营政策性涉农保险业务的机构必须向监管机构提出申请, 经过监管机构审核同意, 才能经营涉农保险。因产业结构调整或其他原因, 发生地址变更、撤消或负责人变动, 应事先征得保险监管机关的许可, 才能进行相应的变更。
(2) 对政策性涉农保险业务的监管。管理机构对保险公司设计的保险条款和费率都应报审并备案, 同时要加强保险准备金充足性的监管。监管机构应制定严格的法定标准, 随时对保险准备金进行监督;还应加强对政策性涉农保险产品和费率进行监管。保险费率的厘定必须科学合理, 报监管部门审批, 防止保险公司故意提高或降低费率。
(3) 对涉农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及时准确地评价政策性涉农保险经营者的偿付能力, 防范和化解涉农保险市场风险。制定相应的涉农保险监管会计制度, 加强财务会计报表真实性监管和查处力度;建立资产负债匹配动态的监管模式, 对保险经营公司的总资产进行监管;要设计出有效评价农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指标体系。
(4) 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维护涉农保险市场的作用。行业协会能够维护行业和会员利益, 协调投保农户、经营者、政府之间关系, 促进行业间交流, 进行涉农保险知识宣传等。行业协会有权代表保险行业提出有关政策、立法和行业规划等方面的建议。通过与有关政府部门的沟通, 及时向监管部门和政府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创造有利于涉农保险业发展的社会和政策环境。
(5) 完善特殊的理赔机制和便捷的诉讼机制。一是完善特殊的理赔机制。涉农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同于商业保险的理赔, 由于涉农保险损失的原因比较复杂, 理赔必须科学、公正、合理和及时。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现金和实物相结合的赔偿方式。为了有效防止心理疏忽、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我国涉农保险法律制度应根据不同投保对象, 设置合理的保险金额和免赔额。二是建立便捷的诉讼机制。对于涉农保险理赔过程中产生纠纷, 应启动民事诉讼程序。为了解决诉讼审理期相对较长的问题, 应建立一套具有可行性的便捷的涉农保险诉讼机制。
参考文献
(1) (2) 杜林.论农业保险统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J].保险研究, 2008, (03) .
(3) 任晓.一行三会:扩大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覆盖面[N].中国证券报, 2010-07-28.
篇4：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可以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其在从事村内自治事务与村级经营活动时，不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不构成职务犯罪。村基层组织管理的公共财产在经过二次分配后，成为个人财产或者集体财产，不符合职务犯罪的对象特征。犯罪数额是否应当将用于公务支出的款项扣除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是否可以提供有效单据等因素进行判断。
关键词：村基层组织人员 职务犯罪 法律适用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规定的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实践中，由于对《解释一》的认识存在分歧，司法机关对涉农职务犯罪适用法律时出现争议。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对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犯罪的主体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李某系甘肃会宁县丁家沟乡政府财政所副所长兼出纳。李某伙同该乡马某等九名村文书，在实施科技抗旱增收工程过程中，明知甘肃省农技总站配套地膜为免费地膜，仍经协商决定将县统购地膜与省农技总站的补贴地膜全部按照每卷70元收取费用，非法套取农户资金，造成农户经济损失79.55万元。
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马某等村干部能否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渎职行为与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常发性，其犯罪主体应当包括村基层组织人员。另一种意见认为村基层组织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审判机关审理认为，马某等村干部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最终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几名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犯罪的主体，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1]肯定说认为，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规定，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规定的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实际上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否定说认为，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规定的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第一种“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渎职罪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应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
我们同意肯定说的观点。对马某等人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法院的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刑法》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除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一般主体外，其他渎职犯罪的主体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主体范围过于狭窄，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财产权益，《解释二》对渎职罪的主体进行了扩充，其核心是用从事国家公务为标准界定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人是否享有职权，是否从事公务。其次，结合《解释一》，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故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实施《刑法》第九章规定的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以渎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认定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韩某在任甘肃省靖远县刘川乡张滩村村委会主任期间，在给农户办理宅基地审批、商业用地审批、土地流转等手续过程中，非法向农户收取各种费用，私设“小金库”用于村委会的日常开支，并坐收坐支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该案在办理过程中，侦查机关认为村自治事务等同于协助政府履行的公务，以贪污罪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部门认为该款的收取并非协助政府收取，而是村委会私自决定收取农户私人的钱用于村委会开支，此行为属于村委会的自主行为，而非协助政府履行公务，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审判机关认为，韩某是在协助乡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向农户非法收取费用，私设“小金库”，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行政管理工作千差万别，不便列举，所以《解释一》在列举了六项行政管理职能后，将“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兜底条款。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规定的七项公务时才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实践中，司法人员理解的差异性和案情的复杂性，导致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环节，对同一种行为有不同的评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我们认为，要明确“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认定，必须承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双重身份。很多基层组织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都混杂着公务与集体事务，集体事务又分为村内自治事务与村级经营活动，应分清哪些属于公务，哪些属于集体事务。《解释一》将依法协助公务限制在七项范围之内，除了这七项，职务犯罪不能成立。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七项事务之外的自治事务。从事此种事务时，村基层组织人员如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另外，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中，利用管理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职务便利而犯罪的，应该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或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该案中韩某从事的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而非协助政府履行公务，该行为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而非贪污罪。
三、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的公共财产的认定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王某系甘肃省靖远县高湾乡葛埫村村主任，犯罪嫌疑人赵某系该村村文书、在协助高湾乡人民政府实施危旧房改造工程时，王某、赵某以当年建房户多、补助指标少为由，安排各社社长对拨付到农户手中的危旧房改造工程补助款进行二次分配。在分配过程中，两人将二次分配后剩余的危旧房改造工程补助款11500元私分。
该案中，对于私分款项的性质，审查起诉部门认为补助款发放到农户手中之后，性质已发生变化，属个人所有，且村委会组织人员组织二次分配，已经不是协助人民政府履行公务，而是管理村民自治事务，不能以职务犯罪论处。而审判机关认为，王某、赵某侵吞的是公款，对其二人以贪污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我们认为，王某与赵某侵吞的并非公款，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根据《刑法》第91条的规定：公共财产包含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侵犯的是公共财产所有权。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直接管理的公共财产，主要是《解释一》第1、2、4项规定的款物，即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国有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实践中，随着救灾、救济款物、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等发放到集体或者个人手中，公共财产会发生所有权的改变。[3]也就是说上述款物在没有分配之前是国有财产，由村基层组织行使管理权，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非法占用或挪用就涉嫌职务犯罪。当上述款物二次分配后，其国有财产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变成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村集体和个人就拥有了对这些款物的处分权与支配权，此时的财产性法益不符合职务犯罪的对象特征。对该财产的管理是村级自治事务，而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也就不存在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情形，故不构成职务犯罪。
四、犯罪数额之认定
[案例四]2007年10月至2013年10月，犯罪嫌疑人雒某任甘肃省靖远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北湾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期间，以跑项目、给领导拜年送礼为名从出纳陈某处分四次共拿走现金60000元，其中10000元上交靖远县卫生局，卫生院住院部大楼招标支出招待费5000元，其余45000元被其用于个人花销。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侦查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认定雒某的贪污数额为50000元，建议在有期徒刑六年至七年间量刑。审判机关认为，雒某贪污的数额中应扣除卫生院住院部大楼招标其所支出的招待费5000元，认定贪污数额为45000元，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该案经抗诉发回重审后至今未判决。
我们认为，在认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数额时，用于公务支出的部分是否能从总额中扣除，不能一概而论，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4]1.行为人如果主动向有关单位或者部门反映情况，公开将犯罪所得用于公务支出，说明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故意，这种情况下应该在犯罪数额中扣除公务支出的数额。2.行为人如果能够提供有关凭证和单据，并且有其他证据表明行为人的这种行为是在职权范围之内，那么也应将公务支出部分的数额扣除，相反，如果其行为超出了职权范围，即使能够提供相应票据，也不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3.行为人如果不能提供相关票据，只是辩解自己将犯罪所得用于公务，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则应全额认定，因为这种说法也许只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本案中，雒某未提供相关的单据，不应将5000元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综上，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行为，直接危害农民的利益。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侦查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审判机关形成合力，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本文对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粗浅探讨，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注释：
[1]吴祯越、郑智伟、许志敏：《浅谈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2期。
[2]http：//m.biyelunwen.yjbys.com/fanwen/shuoshi/421713.html，访问日期：2016年4月6日。
[3]韦朝欢、韦兆天：《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http：//court.gmw.cn/html/article/201207/12/95236.shtml，访问日期：2016年4月7日。
篇5：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近郊农村土地被征用。而因土地征用做造成的职务犯罪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少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在土地征用补偿款上出现贪污、挪用等问题，如何有理有据查处这些涉农职务犯罪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建议。
关键词：职务犯罪；农村；基层工作人员
一、案例简介
2009年，因城镇发展需要某村有2000亩土地被县政府征用规划为物流园区，并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征地每亩按4万元予以补偿（包含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款、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分四批次拨付给该村。该村经过民主商议及村委会认可，决定从补偿款中抽出10%的款项向该村其他有土地的农户购买土地建设安置房，供被征地农户使用。第一批次补偿款下拨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按照事先的决定抽出10%款项后，其余款项全部发放到位。2010年6月，该村账户收到第二次补偿款后，村支书李某在补偿款发放之前私自从中动用3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后在7月2日案发。案发2日后，李某即将30万元挪用款项打回村里。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该村在土地被征用之前无任何银行存款及集体收入。而关于李某30万元的个人债务也查明，系为他人担保所承担的连带责任。由于债权人催帐，李某被迫从补偿款里挪用30万元还债。
二、对案例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
（一）对李某涉农职务犯罪主体的争议
对于案例中的村支书李某而言，由于其系村支书，对其是否属于基层工作人员存有争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虽然阐明了村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但并未明确说明村支部是否属于基层自治组织。因此，若要按照基层工作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从法律依据的角度讲确实存有争议。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情况，应该认定村支书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份。理由有两点：第一，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员构成看，相当数量的行政村都存在着一些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即既是村党支部的成员又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甚至一些地方的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因此，若认定村委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村集体利益构成犯罪，而作为领导村委会的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相同行为而不视为犯罪的话，那么显然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二，从地
方政府与地方党委的关系来看，地方党委对地方政府也具有领导关系，如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虽然刑法并未在职务犯罪中明确规定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为适用主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将其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存在任何争议。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案例中村支书李某安全适用基层工作人员的界定。
（二）对李某职务犯罪的认定
1、《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
根据2004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释”），对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七种情形进行了作了说明，在此七种情形下应当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在这里，需要对这一规定进行说明：第一，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不止刑法所列出的七种，仅仅是这七种情形下可以认定农村基层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当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了村集体利益而构成犯罪时，首先需要厘清其行为是否在七种情形之内，若不是则不能认定为职务犯罪。第二，根据“解释”的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条文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因此，要判断李某是否构成职务犯罪，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具体行为。
2、对李某职务犯罪的讨论
首先需要明确李某所挪用的30万元的性质。根据案例的交待，李某所挪用的30万元来自于该村的土地征用补偿款，补偿款包括三个方面的来源，即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款、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按照发放程序，这笔补偿款首先要从上级政府下拨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然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补偿费用再发放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中土地补偿款是作为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而安置补助款和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则是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么在这些款项发放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前，其所有权仍然应归国家。李某在第一次补偿款发放完毕而第二次补偿款到账但未分发的情况下挪用30万元，显然是挪用公款，对照“解释”，显然村集体对上述费用的管理和发放属于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且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李某作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实施犯罪，应当以基层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定性。有人认为李某挪用的30万元无法区分是第一次补偿款提留10%中的还是第二次补偿款的，但根据上一点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李某所挪用的不论属于哪部分的款项都涉嫌侵占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对于该费
用的支配使用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事务，利用职务的便利挪用和侵占，应该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来定性。
三、涉农职务犯罪的成因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先湿而后生苔”导致涉农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以上案件，可以得出涉农职务犯罪的几个成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权力集中，为村干部贪污大开方便之门，给涉农职务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农村基层工作组织中一人身兼数职的现象较为普遍，村民自治成为了村委会自治，甚至变成个别人员的个人自治，这种权力集中的现象也使得权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钱。以上案件中，关法村村委的权力掌握在蒙某三人手中，导致该三人用关法村的证明及印章为换取金钱的手段，相互勾结、共同作案。
其次，财规不全，执行乏力。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多，投入的建设资金和扶贫资金巨大，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或有了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制度执行未跟上。很多财务人员不坚持原则，或财务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使得一些人有机可乘，假证明上报、审批手续随意、“专款不专用”的现场时有发生。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的原因由村干部及村民两部分组成。
村干部方面：以蒙文友三人案为例，蒙某系初中文化，张某高中文化，周某高中文化。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加之处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之中，思想松懈、放松学习和教育是导致涉农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基层农村干部在工作、学习上长期相对松散，有些干部订报不读报，上班不坐班，放松思想改造，分不清是非曲直，热衷于吃喝玩乐，在囊中羞涩之际将手伸向国家涉农公款。基层农村干部甚至不懂法、法律意识较差，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模糊，错误的认为在征地补偿中、在移民补偿中，利用职务便利“吃点、占点、捞点”都是正常的，不会构成犯罪，殊不知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了犯罪的发生。从蒙文友等人的作案手法上看，可以看出该三人最早是在别人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收取了别人的费用，为他人出具虚假证明。这是被动的受贿，也是该三人走向犯罪的第一步。之后，三人胆子变大，敢以虚报被淹土地的手段，冒领补偿款，将国家财务共同贪污。胆子更大之后，认识到了权利的价值，以自己手中的权利刁难群众领取后期补偿款，主动索取贿赂，不给钱不盖章，情节步步递进，也是思想逐步腐化的证明。
村民方面的主观原因：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更为淡薄，这是致使犯罪分子恣意妄为的另一主观原因。由于种种原因，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群众文化层次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仅凭一颗正直善良的心接人待物，加之大多数农民群众对“官、政府”向来有敬畏感，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知告官、不愿告官、不敢告官。导致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了这样的弱点，有恃无恐，连续作案。甚至有的农民群众受到侵害后，诱之以利，反而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有力助手。蒙某一案中，移民户杨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蒙某等人冒名虚报领取水淹土地补偿款。在事情暴露之后，在蒙某等人的怂恿下，将钱领出，几人共同私分。为蒙某三人的贪污行为铺平道路。
（三）案发单位的原因
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案发单位普遍存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的问题。不少单位是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更有单位财务人员集出纳、会计与一身。有的基层农村“村官”直接经手财务，分管领导干部手中更握有大量公款，并长期不交财务，采取自收自支，以打白条、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方式贪污、挪用“涉农公款”。村务不透明、政务不公开，使得民主监督流于形式。从我院查办的移民补偿款发放环节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分析，大多数村级组织也都建立了一些村务公开制度，但真正将该制度落实的却很少，绝大多数都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应付检查而已，特别是村级财务管理非常混乱，村务分工不合理，一些乡镇出现村支书兼会计，村主任兼出纳，村委会委员将会计、出纳一肩挑的怪现象。很多村级财务不按规定时间做帐，或一季度做一次，或一年一次，或干脆不作账方便冲抵几年前的不合理支出，这种混乱的局面给“浑水摸鱼”者留下空间。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财务管理，将很大程度上堵塞涉农职务犯罪的漏洞。广泛推行民主理财制度，落实“三公开”制度，切实落实“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接受群众监督，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开的管理方式。以此杜绝涉农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监督管理不力的原因
在涉农职务犯罪中，监督管理制度的失控是涉农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权利过分集中，加上对政务、财务公开的内容有限，缺乏透明度，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难以落实。这种上级无法监督，平级不敢监督，下级监督不了的不正常现象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条件。
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对于村干部的管理，主要依靠的还是村民集体监督，乡镇与村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上级监督部门也只是按只能分工各管一段。在这种监督机制下，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蒙文友等人以虚报、冒领移民户和为非移民户开具移民证明的方式骗取移民补偿款，借机牟利。这些手段、环节隐蔽性不强，甚至可以说明目张胆，犯罪轨迹明显，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相对淡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加上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管理、财务管理等重要环节缺乏有效监督方式，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对财务管理更要加大监督力度，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监管，理顺各种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监管体系，有效防止中间环节截留、贪污、挪用，确保专项涉农资金及时拨付，按时使用和发放。
四、对查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的思路与建议
（一）思路
近年来，国家不断有支农惠农政策出台，涉农领域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何发挥好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落实好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必须加大宣传、管理和监督的力度。
1、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案件查处力度。组织相关部门和借助各种媒体对国家各项惠农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检察机关应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和“法律进村”等活动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反腐意识，积极鼓励农村群众检举、揭发涉农职务犯罪，使之与检察机关查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慑犯罪的力度。
2、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对基层组织人员，必须组织学习国家的相关政策精神，明确自己的职责、任务，并充分认识自己从事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通过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自觉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强农村财务、政务和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要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审计制度。乡镇经管站要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审查，杜绝不合理、不正常开支，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防止贪污、挪用现象发生；要深化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制度，加强村干部之间的监督制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征地补偿，退耕还林等重点项目及村里重大事务及时公示，让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
（二）政策创新
农村基层组织的稳定关系着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清正廉洁对于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的认定往往含混不清，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查处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1）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纳入检查院的监管 农村基层组织虽然规模小，但功能齐全，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由于其人员编制有限，且运作机制灵活，所以在村级组织中往往公务与实务基于一身。农村基层组织在实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清晰的将公务与实务完全明确的分开，而实际上也不需要完全分开，这就给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将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纳入检查院的监管，明确凡是“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都属于职务犯罪主体范围，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管辖权，这样可以避免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2）统一管辖，分罪量刑
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对于自治范围和经营范围的人员依照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从而与涉农职务犯罪区分开。当然，由于上述统一管辖，分罪量刑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改变，因此应该由相关立法司法部门联合作出决定。参考文献
[1]沈义.农村基层干部经济犯罪的突出表现及预防对策[J].现代法学.1998（3）[2]李永红.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探析[J].人民检察.2001（18）[3]张现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型经济犯罪案件交叉管辖问题探析[J].检察实践.2004（5）
[4]吕桂芬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6）
篇6：涉农法律法规内容
【内容摘要】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问题较为严重，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在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具体适用法律时往往出现不同的认识,增加了查处的难度。本文从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和农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定性两个方面着手，试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定性 【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党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的进一步落实，下拨到农民手中的补贴资金越来越多，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也屡屡发生，自2005年至今，我院就查处此类案件5件5人。涉农职务犯罪严重干扰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从我院近年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涉案主体主 要是村主任、村支部书记、村会计这三类人。主要原因是村里的大部分权力都把持在村主任、村支书和会计手中。村里的重要事务一般都是他们说了算,甚至是某个村领导个人说了算。村里的重要事务根本就得不到民主监督或制约。犯罪手段和形式主要表现为收款不人帐监守自盗涂改帐目、单据虚报冒领公款私存获取利息。案件类型多为贪污、挪用型犯罪，对象主要涉及国家对土地、林业等自然资源的补偿款。
然而，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主体、涉农职务犯罪的对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行为性质、是否能够成渎职罪等法律适用问题，由于各部门或者各司法工作人员观点各不尽一致，导致该类案件在刑事法律实务和刑事法学研究中一直长期存在争议。虽然在《刑法》规定基础上，全国人大和两院为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识，也曾分别就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争议与分歧依旧非常激烈，导致在处理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如何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职务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在97年《刑法》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表述过于含糊，对于村干部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关司法机关存在不同意见，使得对这类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不明，具体处理适用法律不统一，影响到案件的严肃依法处理。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⑴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⑵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⑶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缴税款；⑹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这个立法解释，对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和确定公安检察机关职能管辖的分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如何准确适 用法律处理相关案件，关键在于准确界定《解释》中关于“基层组织人员”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两个方面的定义，这是认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重要依据。
一、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
我们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要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准确定性，前提是正确把握我国有关法律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界定。依照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立法解释，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及工作人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1、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本身属于村民委员会派生的机构，在语义上应当包括在基层组织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下属委员会的人员，依法可由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兼任，故应当按照基层组织人员对待。但是，对村民小组长是否可以适用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的问题，审判机关往往持不同看法，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1999年6月18日作出的《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的批复》，“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71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我认为，一方面，按照《批复》行文的逻辑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集体财 产与在协助政府从事管理过程中的贪占行为具有不同的性质，其行为后果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按照法律适用规则，新法优于旧法，立法解释优于司法解释。因此，村民小组长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应当按照贪污罪处罚，如果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之外，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财产的，应按照职务侵占罪处罚。
2、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法对党支部有明确的规定，党支部完全属于立法解释的“村基层组织”。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形式民主权利。”这里的“基层组织”和立法解释中的“基层组织”应属于同一个法律概念。并且，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领导力量，村委会组织法更是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即村支部，因此，如果说村委会是基层组织，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可以构成贪污受贿犯罪，但是对其实施领导的党支部人员反而不能对其职务行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把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这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基本无争议。
3、村经济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社区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按照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我国农村除了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还设有社区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对关于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和关系划分的答复》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委会经营、管理。” 依照上述法律法规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村经济合作社既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济法人，又行使一般企业不具备的管理职能。村经济合作社属于村级社区性、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但它与普通的村办企业等单纯经济实体不同，除自身经营外，还负有某些管理职能，其职责与村委会的职责存有交叉，这种状况为法律和全国人大有关答复所认可。因此，村经济合作社的地位应当属于村基层组织。
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定性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是判断是否成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要标准。从事公务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体现，集中反映出立法机关将国家工作人员与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立法原意。
《解释》在明确规定了6项行政管理职能后，以第7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兜底条款，是因为有些具体行政管理工作不便列举，也无法详尽列举。这就要求我们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既不能以此为法律的模糊依据扩大打击面，也不能对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 府从事的其他未列举公务中的犯罪一推了之。由此，我们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作案时“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事实特征即职务性质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依法从事公务的职务行为。职务犯罪是指具有一定职务的特殊主体，违背职责，利用职权或通过职务行为进行违法活动，触犯刑法有关规定，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该罪行为人是依法从事职务活动的主体，其中一类就是指公务型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即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从事国家公务相关人员，例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等犯罪主体。所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依法从事公务，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及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其实质就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凡解释中规定的七项事务，必须就是从事公务。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发生在这七项事务范围之内的职务犯罪行为，必然一定构成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罪。
2、村民自治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村内自治事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当包括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这些既非协助 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也非从事企业经营事务的村自治事务和公益服务活动，显然也是一种职务行为，但不是公务型主体，而是职务犯罪的另一类主体，即非公务型主体，包括在国家机关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所有不从事国家公务，但又 利用本身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犯罪的人员，例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等犯罪主体。这里把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当视为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在从事村内自治事务的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虽不能成立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罪，但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村基层工作人员在此职务活动中不能成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为村民委员会不是企业，不具备公司企业的性质，因此，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3、进行经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村有经济合作社等社区性经济组织，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即村经济组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行为。在此范围内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经过工商部门注册的村办集体企业和公司，如果只是单纯进行经营活动中的职务行为，则成立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另一种情况是村支书、村委会成员兼农村经济合作社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职务，按照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村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按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一则可成立公司企业人员的犯罪；二则是村支书、村委会成员在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职务的情况下，若其职务行为涉及《解释》中规定的七项事务，也应当视为从事公务，可构成贪污、挪用、受贿犯罪。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其犯罪客观要件，同时还要结合其犯罪主体身份来定性定罪。我们应当将三种农村基层组织形式（村委会、党支部、经济合作社）与三种职务性质（公务、自治事务、经营事务）结合起来，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决定当事人的行为应当适用何种法律认定行为性质。不能一律将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作为贪污贿赂犯罪处理。而应根据行为人所属的组织和行使的职责，区分不同的情况，作出准确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