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精选8篇）

篇1：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

摘 要：为了彻底理顺银行与国企之间的不良贷款问题，我国在1998-1999年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本文在此背景下，集中讨论资产管理公司对银企关系重组的影响，分析资产管理公司在重组银企关系中的作用及可能遇到的困境，提出若干强化债务约束的政策建议。

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1该公司是负责接收、管理、处置银行划转的不良贷款，并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信达管理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清理银行不良债权、重塑银企关系这一问题上走出了关键且实质性的一步。

本文试图分析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银企关系重组中的作用，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略介绍不良债权的成因及旧的银企关系所存在的痼疾，第二、三部分则分析信达在重组银企关系中的作用及可能会遇到的困境。第四部分则是有关结论及对以后建立正确的银企关系给出一些建议思考。

一、中国不良债权的成因及道德风险

根据债务关系的理论，债权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硬约束（Gale，Hellwig，1985）。而中国不良债权的根本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这一点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下面将讨论软约束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并使不良债权不断累积。

1.预算软约束

在中国，预算软约束是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的必然产物。为保证经济的高速非均衡发展和工业化，银行对企业贷款主要依据是政府确定的优先顺序和额度控制。贷款项目的审查与评估都是软约束的，而且这种流于形式的审查主要出现在审批项目之时，一旦项目确定即可源源不断获得贷款。与此同时，对资金使用的事中及事后监督都很弱。由于在这种软约束下，对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以及偿还条件宽松。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总是非常旺盛。而银行既缺乏内在激励又缺乏外部可行的手段去对贷款项目进行有效甄别，于是贷款规模总是超出预定限额，导致贷款过度。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缺乏监督，造成了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正是由贷款过度及低效使用使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出现不良贷款、银行资产恶化。可以说，中国不良债权的出现实际上是由银行与企业非市场关系所造成的，预算软约束正是其直接的原因。

2.软约束下的融资道德风险

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预算软约束下，由于贷款项目损失一般由政府（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隐含担保。国有银行无内在激励去仔细审查贷款风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可能更偏向给高风险项目融资，因为银行一旦遇到由此发生的损失将由政府承担。“银行是一场针对政府的不公正赌博的受益者，它保留了不正常的利润，而不必承担高风险贷款所带来巨大损失的全部社会成本”（麦金农，1997）。上述观点可见于许多经济学案例中。放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中，软约束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软约束将会造成不良债权的累积。即在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被清算之前，银行面临着企业的融资道德风险：已经发生的不良贷款成为企业不断获得新的融资的“资产人质”，银行为保证旧贷款归还的可能性不得不向企业提供新的贷款。在中国企业破产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特别显著。也就是说，不良债权一旦形成，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自我增强的机制。

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重组

信达的建立，虽然一方面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国企改革，但另一方面又可将商业银行从巨额不良资产的负担中解救出来，使其继续发挥正常的金融中介作用。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与银行重组紧密相连。此次处理不良债权的主要思路是“债权转股权”，而《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对企业持股。2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达的建立是对《商业银行法》的一种规避。

根据规定，接收过来的不良贷款，一律由信达公司承继债权，并行使债权主体的权力。具体做法是，信达先向社会发行由国家财政担保的金融债券融资，然后用这些资金全额收购银行的不良债权。显而易见，一方面，通过信达全额收购银行的不良贷款，在短时间内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使其尽快摆脱不良资产的困扰，并且客观上是使银行再资本化。同时，通过承接不良债权，也为下一步对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清算和重组开辟了通道，不必再顾虑企业破产对银行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全额收购意味着银行不用去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债务重组损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无论如何，银行本身应对不良贷款的产生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这样做实际上是使贷款损失社会化，银行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坏帐收回，企业也愿意看到自己的债务转为股权，而这其中的资产损失则由社会公众（或国家财政）承担。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重组，使银行通过信达的运作达到资产健全的目的，则在信达收购不良贷款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银行的管理和运行，真正实现业务经营商业化。同时更重要的是使银行形成“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的预期。否则，不良贷款的清理仍然无法硬化对企业的约束。

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重组

解决银行不良债权，实质上也就是解决国企的不良债务，根据设计，信达对陷入困境中的国企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通道：（1）向境内外投资者出售债权和股权；（2）通过债权转股权对企业重组；（3）对确属资不抵债，需要关闭破产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从理论上讲，债权出售可以帮助资产管理公司尽早处理坏帐，不必进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和法律程序。不良债权也可以被转移到最善于处理这些资产的人手中。对债务人企业而言，债权出售也是一种硬约束。然而，在东欧几个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的实践中，债权出售可能是最不成功的一个通道，债务双方及潜在的债权购买者都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利用这一通道。在债权人方面，银行担心这样做会损害自己与债务人企业的关系。对债务人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着其它约束较软的通道，使它们受到激励去争取回避债权出售。对于潜在的购买者，一方面，债权转股权会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由于对现行的破产清算程序难以执行的担心，从而使非政府债权人，尤其是外国购买者，并不十分愿意去购买不良债权（张春霖，1999）。

由于上述几个原因在我国都是同样存在着，再加上我国企业重组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企业大规模破产。这就决定了债权出售在信达的操作通道中只是一个次要的选择。下面将集中讨论重组与清算及相关的问题。

1.企业重组与清算

重组：通过债权转股权对企业重组，显然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负债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但要使重组的企业重新活过来，除了进行债权转股权对旧债务进行豁免外，还需要外部新的融资及税收优惠等等。

由于存在这些优惠措施，信达在选择重组对象时极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由于亏损企业隶属于各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使越是欠债多的企业越受到激励去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推荐自己为重组对象，这样获得的债务减免额巨大。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及利益集团也愿意选择自己所属的亏损最严重的企业去重组，从而为本部门获得较多的补贴。在这种逆选择下，信达极可能会选择最无盈利前途的企业进行重组，从而浪费社会资源。

在重组时遇到另一个问题涉及好企业对不良企业的收购与兼并，特别是国有企业之间的收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坏”企业把“好”企业拖垮，资产管理公司应通过各种形式对兼并方给予补偿。如果一味强调收购方承担收购对象的全部负债、职工安置等，结果可能使收购方望而却步。若勉强为之则会使收购方陷入沉重负担，甚至自己也失去了发展后劲。

最后，在企业重组时，目标不能只集中于减债、减人，更重要的应该是增加新投资、更换管理层以及推动企业创新等等。

清算：对没有任何盈利前景的困难企业进行清算，虽然短时间内会造成失业增加等社会问题，但它对于警示企业经营者，保障债权人利益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正是清算才体现了债务硬约束的本质。要真正进行清算，必须使失去生命力的企业在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继续消耗社会资源，否则破产清算程序就失去了作为企业退出市场通道的职能。在中国，许多进入清算程序的企业仍继续运营的主要原因是清算人担心失业的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企业实行“封闭贷款”3也许是一种次优的现实的选择。

2.对企业的甄别

也许对于企业重组与清算，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对“好”、“坏”企业的甄别，理想的状况是，“坏”企业申请清算，“好”企业申请重组，然而这种“分离均衡”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由于选择等方面的原因，“坏”企业有可能伪装成“好”企业，对未来盈利前景做出虚假承诺。同时，由于此次企业重组的主要通道不是清算，那么对大多数企业进行重组又会出现“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也开出了两条路，如果“好”企业获救，它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坏”企业获救，它就对社会有害，浪费社会资源。从我国企业重组过程来看，一方面应避免“好企业被迫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坏企业借债转股重组而转嫁负担”，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及实践问题。

3.防止重组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

由于我国特有的情况，债权人对重组及清算过程没有控制能力，因此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重组过程中，破产企业经理层拥有最大的控制权，清算过程则完全由清算人所控制。在我国，清算人一般由政府主管部门组成，4而将债权银行排除在外。清算人认为自己代表着职工、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主要职责是重组和出售企业，而不是使债务得到最大限度的清偿。正是由于对清偿债务没有信心以及其它原因，银行债权人提出申请的清算案例在我国仅占很小比例。如曹思源（1996）指出，在1994和1995年，中国企业破产案例中分别只有1.7%和1.6%由银行提出的，其余98%以上是由企业或其它债权人提出的。更让人深思的是，在企业或其它债权人提出破产时，债权银行竟常常加以阻止。

因此，承继银行不良债权的信达公司，要真正行使债权主体的权力，就必须在债转股及清算过程中，应该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加强对重组过程的控制，防止内部人损害自己的利益。

四、结论及银企关系前瞻

实际上，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在于：对于由于预算软约束这一非市场关系所造成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包袱，资产管理公司（信达）的出现，一方面通过划转不良债权实现银行重组，另一方面通过债权转股权等手段进行国企重组。目的即是将银行与企业置于一条新的“起跑线”上，这样就可真正健全企业破产机制，硬化债务约束，实现银企关系重塑。要实现这一目标，本文给出以下几个建议：

1.政府一定要作出可信的承诺，使银企双方都意识到，这种由资产管理公司出面的重组“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否则，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划转及对部分企业债转股会给银行和企业带来政府会继续出资救助它们的预期，从而无法硬化对债务企业约束。

2.要充分发挥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实行相机性治理。由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原因，我国证券市场远不是有效的。而银行与企业有着长期互存的关系，通过为企业帐户结算、提供流动资金贷款等途径获得企业的内部信息。事实上，在许多转型经济国家中，银行通过向企业董事会派驻代表，或者向企业参股，对企业进行相机性治理（青木昌彦，1995）。

3.健全企业破产机制，使未来企业破产威胁可置信。由于重组是对目前困难企业的又一次“预算软约束”。那么要硬化债务约束，必须使破产真正发挥作用，适当惩罚企业经营者，而且对其他企业的经营者行为起到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春霖。匈牙利与波兰的银企重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3）。

[2]青木昌彦，瑟达尔·丁克。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J].1997，（6）、1998，（1）。

[3]曹思源。破产制度下的银行对策[J].中国国情国力，1996，（10）。

[4]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银温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重组：方案比较和政策建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1）。

[6] 奥利夫·哈特。1995，费方域译。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11999年7月，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华融、长城、东方3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也可以直接进行债转股的工作，见《中国证券报》1999年8月4日。2《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3199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封闭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封闭贷款的对象为资产负债率高、亏损严重、按照正常条件不能取得银行贷款，但政府已决定救助并采取救助措施的国有企业。只要其部分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能够保证贷款在采购、生产、库存、销售的整个环节中封闭运行，就能得到银行封闭贷款的支持，见《金融时报》 1999年8月3日。4根据《企业破产法》，清算组的成立，是由人民法院同同级人民政府协商后，从破产企业的主管部门、当地经贸委、财政厅（局）、土地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和有关专业人员用公函指定清算成员。

篇2：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作者:高顿财务培训 来源: 企业清算的税务处理

企业清算是对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清算。资产和负债要按市场价格确定其价值。扣除各自的原值或余值 后,确定其收益。在扣除其以前年度的亏损后,有余额的为应纳税所得额。公司法规定:清算时要组成清 算委员会进行清算,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均要进行公开定价。对于税务清算应注意的是资产要进行评估确 定价值。企业清算后,将剩余资产分配给股东,扣除未分配利润后,超过的原始投资的部分,为股东股权 投资转让收益。

背景: 某私营有限公司由甲、乙两自然人投资成立,其中甲占 60%投资额,乙占 40%投资额。2010年 5月向税 务机关申请废业。该企业清算前资产负债表如下: 1资产情况:各类资产合计 72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1万元,存货 45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19万元,累 计折旧 1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6万元,应收账款 20万元。

2负债情况:各类负债 50万元,为应付账款。

3所有者权益情况:所有者权益共计 22万元, 其中实收资本 12万元, 未分配利润 10万元。清算期间, 企业发生如下业务:

a处置各类存货收入 50万元,存货处理完毕;固定资产未处置,经有权评估机构评估,可变现价值合 计 10万元。

b收回应收账款 13万元,另有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7万元,已报税务机关批准核销。

c支付应付账款 42万元,另有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 8万元。d发生清算费用 5万元,清算税金 2万元。

e企业剩余财产由甲、乙投资者按各自投资比例进行分配。案例分析:(1资产处置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资产的计税基础。在本例中,资产处置损益=(货币资金可 变现价值-货币的计税基础+(存货交易价格-存货的计税基础+(固定资产可变现价值-固定资产的计税基 础+(应收账款交易价格-应收账款的计税基础=(1-1+(50-45+(10-6+(13-20=2(万元。

(2负债清偿损益。

负债处置损益=负债的计税基础-清偿金额。纳税人偿还各类负债时,已无法支付的债务应当按照规定 记入企业的清算所得,即在填报《清算所得税申报表》时,“清偿金额”栏内填不计入无法支付的债务。在本例中,负债清偿损益=应付账款的计税基础-清偿金额=50-42=8(万元;这样,本例中企业清算所得 =2+8-5-2=3(万元;清算企业所得税=3×25%=0.75(万元。

(3预提或待摊性质费用的确认。

财税[2009]60号文件规定,企业清算时,应改变持续经营核算原则,对预提或待摊性质的费用进行处 理。其中,预提费用由于尚未发生,并且由于企业已改变持续经营

方式,不需再支付相应费用,因此可视 为已无法支付的债务,记入企业的清算所得;待摊性质费用由于已经发生,可视为尚未收回的应收款项,可

中国上海市共和路 268号企业广场 18楼 以确认为清算损失。按照财税[2009]60号文件规定,企业清算时可依法弥补亏损,确定清算所得。因此, 如果以前年度亏损在 5年期限内,企业清算所得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4清算后个人所得税需注意的问题。

私营有限公司等含有自然人股东的公司,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时,应注意对资产分配环节个人所得税 的计算。本例中,企业剩余财产金额=1+13+50+10-42-5-2-0.75=24.25(万元;甲投资者分得剩余财产

=24.25×60%=14.55(万元,则甲投资者应纳个人所得税=(14.55-12×60%×20%=1.47(万元;乙投资者分 得剩余财产=24.25×40%=9.7(万元,则乙投资者应纳个人所得税=(9.7-12×40%×20%=0.98(万元。

篇3：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世界经济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并购重组史,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以美国为例,伴随着企业间横向纵向并购到战略并购,美国经济实现了波动向上发展,企业间的并购最终占据了世界五百强的多席位。目前发达经济体每年都保持了较高的并购重组交易额,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美国并购重组交易额占GDP比例约6%,英国并购重组交易额占GDP比例约为5.6%。并购重组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发展动力形成,而我国公司并购重组的原始动力在于避免关联交易、降低恶性竞争等。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实际操作过程中,标的资产交易定价问题一直以来是实务界的一个难题,即在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和并购重组交易价格混淆不清的问题。当前并购重组过程中过分注重标的资产评估,成交价格和审核工作均是以资产评估作为基础,缺少多方博弈过程,导致资产评估价值与资产实际价值的差距制约了我国企业间的并购重组进程。因此如何确定标的资产价值和创新交易成为我国未来企业进入世界舞台的重要课题。

二、企业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关系研究现状

(一)企业并购重组交易现状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企业间的并购重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规模性扩张的重要方式。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我国政府结合本国国情,推动了第一波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交易,带动了国有经济规模扩张和竞争力提升,但是也积累了一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缺乏自身战略思考、并购重组目的不明确等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并购重组主要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扩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也使得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进入资本市场,促进了金融资本流动。但是我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存在标的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混淆不清、资产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差距大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并购重组交易过程过分依赖标的资产评估,标的资产评估模式已经固化为通用模版,导致并购重组交易缺乏机制创新,缺少充分的资产交易博弈过程,并购重组流程缺乏合理性和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企业并购重组交易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并购重组历史较短,缺乏相关的经验。我国早期的并购重组交易活跃度较低低,2002 年之后我国企业的并购重组交易活动日趋活跃,并购重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2006 年至2012 年我国并购重组交易金额和案例数变化趋势如图1 所示。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企业在面临海外订单骤减、成本激增等危机的同时,也获得了整合优质资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但是我国仅仅在近十年累计了一定的并购重组经验,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我国已有二百余家上市公司完成了行业内整合的资产重组交易,交易金额累计高达万亿,形成了一批产业延伸至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集团。虽然我国并购重组交易发展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但并购重组交易额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2%,远低于发达国家。可以看出,我国的并购重组交易规模仍然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企业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关系研究现状

我国企业的并购重组目标逐渐向整合产业链、完善供应链衔接、降低同质化竞争等方向转变,不少企业抓住机遇合并形成企业集团,增强了核心竞争力。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成为必然,也将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杰弗里曾明确指出,并购重组是企业生存发展、规模扩张、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战略之一。公司可以通过提升绩效、并购重组、合作经营和企业联合精英达到战略发展目标,当企业具有较强的无形资产创造能力时,内部增长能够帮助企业形成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将帮助企业占据长期竞争优势,而当企业不具备无形资产或无法形成内部资源竞争优势时,通过有形资产的并购重组则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实现规模扩张的重要方式。

国内外已经出现大量关于企业并购重组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并购交易定价模式、交易价格合理性、并购重组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关系研究等方面。蒂姆和戴维(2010)针对美国并购重组交易的合理性检验研究中指出,大量的并购重组交易后企业价值出现下滑,主要原因是并购过程中交易定价不合理,企业部分利益转移给了被收购方的股东。公司并购后整体现金流变小,因此企业价值出现下滑。罗森鲍姆和珀尔(2006)指出,变卖公司或者业务和标的资产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决策,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需要话费数个月的时间完成高风险的资产评估以及资产交易过程,买卖双方都必须谨慎对待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全面的资产评估能够帮助卖房确定合理的价格预期,也会帮助交易双方在合理的交易价格范围内顺利完成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资产评估、并购重组与企业价值以及绩效等研究方面,针对并购重组的大量案例研究缺乏关联性分析。严绍兵和王莉莹等(2008)针对近十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资产交易中的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差异的具体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评估差异率基本在20%左右,并且大额交易差异率有逐渐变大的发展趋势。研究同时指出,资产评估行业是服务于我国股份制改制、企业产权交易等经济活动的重要中介服务行业,资产评估的基本职能是为各相关利益方提供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因此需要为各主体作出正确决策提供标准的服务。程凤朝和刘家鹏(2011)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价问题研究中指出,定价问题是同一控制下的并购重组的核心与焦点问题,以2010 年并购重组交易作为案例对交易定价问题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及所购买资产价值存在一定误差,并极可能存在人为操纵偏差的情况。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多数研究成果是基于资产评估视角研究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与交易定价的关系,缺乏价值研究的独立性或仅仅针对某一段时期内的评估结果和交易数量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主要结论是突出资产评估的重要性,但缺少资产评估与交易价格的动态关系研究,缺少资产评估在并购重组交易中的定位研究。

三、企业并购重组资产评估预测值与交易价格实证检验

判断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合理性需要根据交易完成后企业价值的变化和资产价值变化等确定资产评估过程和并购重组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对标的资产评估方法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因此本次研究采用资产评估收益法,将并购重组过冲中对资产预期收益和交易后的实际收益进行比较分析,以检验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一)样本选取

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国际需求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是企业间为抵抗经济下滑风险而形成抵抗风险联盟的并购重组行为增加,资本市场上的并购重组交易也日渐活跃。伴随着并购重组交易增多,我国资产评估方法也尝试改进,出现由资产基础法向收益法过渡的现象。本次研究选取2009 至2012 年期间并购重组的18 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通过对比收益法评估中标的资产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进而检验资产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度。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次研究要求样本企业的未来净利润都来自于并购过程中,以便可以得到准确的实际净利润值与评估预测值,所以本次研究选取借壳上市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并选取并购前资产评估值和重组后企业实际净利润。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次实证研究选出了18 家能够获得完整数据并采取收益法评估资产的借壳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这18 家上市公司基本覆盖有代表性的各个行业,原始数据来自沪深证券交易所和新浪财经等披露的资产交易报告书、由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等。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次研究从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和相关说明中收集买入资产预期净利润数据,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收集上市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据,将净利润的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差值作为预测误差值,并且将计算误差值占预测值比例的绝对值作为检验统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是标的资产净利润的实际值,PAV是标的资产净利润的预测值,Di是标的资产净利润计算误差占预测值的绝对比率。本次研究以EViews7.0 的单一样本T检验对净利润计算误差绝对值进行实证分析。单一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

如表1 所示,t值为3. 576,对应的临界值为2. 13,当t>2. 13时说明有充分理由认为误差值占预测值的绝对比例大于5%。为了避免小样本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次收集了2012 年所有并购重组交易详情,剔除重复样本后,按照上述方法对其余样本数据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在95%的置信区间下,研究结果显示,预测误差占预测值的绝对比率明显大于5%。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预测企业净利润的计算结果偏差较大,交易过程中仅以净利润评估值作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缺乏合理性和严谨性。我国企业并购重组实务中,没有明确辨明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和并购重组资产交易价格的区别,已经限制了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和能力提升。随着上市公司2013 年中期报告的不断披露,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我国上市公司预期业绩下滑的问题较为突出,光伏产业、能源产业和汽车产业等多家上市公司业绩没有达到预期值,即并购重组过程中资产评估的作用被明显放大,未来资产评估不能作为资产交易定价的唯一标准,应当完善资产交易的流程和监管。

(三)偏差形成原因分析

从本次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评估方法的差异会引发评估差异,而根据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学术界的所有评估方法均不可避免的存在计算误差。现实中影响企业净利润的因素也有很多,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运行等,换言之,当前所有的评估方法均存在局限性。比如常见的市场法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经营风险和其余不确定性因素难以计算,很难找到与评估对象相似度大的对象,并且很难对对比案例企业的原始数据进行准确调整,也会存在较大的人为操纵空间,需要资产评估师具备较强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评估经验,因此资产评估市场法在并购重组中的应用存在局限性。然而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资产重置为基础,很难将企业价值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单一资产进行整合。同时,资产评估以资产过去值作为主要参照标准,偏重于以历史成本评估标的资产价值,但标的资产的预期收益才是资产价值的源泉,标的资产的价值不是由成本耗费决定,很多标的资产是由未来预期收益决定其当期价格,因此在我国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环境下,资产基础法的运用也存在局限性。

四、企业并购重组标的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关系研究

标的资产价值评估是并购重组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资产评估基础上合理确定交易价格才能合理确定双方股权比例。并购重组过程中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关系研究是我国资产评估行业长期发展并完善其作用职能的重要基础。

在当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并购双方的董事会、财务部门和监管机构普遍关注标的资产评估结果,而忽略了交易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对合理交易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交易管理制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类的交易定价模式,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标的资产价格的确定方法没有明确。当标的资产的交易定价明显高于资产评估值时,即便股东大会同意并通过了并购重组方案,也面临着各级部门审查,容易遭到交易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之一,资产交易过程的资产定价的合理解释难以得到认同。当标的资产的交易定价低于资产评估值,又很难说服资产出售方。在平衡双方利益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更加愿意参照评估值确定标的资产价格。第二,严格的发行价格和锁定期限增加了评估结果准确度低的风险。按照我国现行规定,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价格不得低于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成交均价,由于股票市场中存在溢价,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普遍高于净资产额,在12 个月至36 个月的限售期限制下,交易双方都希望高估标的资产价值以完成并购重组交易。

从理论层面而言,仅以标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的做法极易引发交易双方主观操纵资产评估流程和结果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当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评估工作由独立的资产评估机构完成,并且需要采取多种估值技术给出综合评估结果。独立的资产评估机构需要对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和相关报告承担法律责任,以便标的资产能够被公正、公平、合理的估值。因此未来资产评估工作需要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标的资产评估工作应当是独立与利益相关方的。无论委托方是资产出售方、买家还是政府部门,资产评估机构都应当以客观、独立、公平公正作为基本原则,避免各方对评估结果的人为干扰影响,一切评估流程均严格监管。其次,资产评估结果应当为资产市场价值区间。资产的非市场价值影响因素较多,评估难度较大,因此仅评估资产的市场价值更为合理。另外,无论采取收益法、市场法或综合法等,评估结果都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导致评估结果的敏感度高,因此评估结果以市场价值的区间给出更为合理和谨慎。

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不应当作为唯一的定价标准,并购重组的交易定价应当是交易双方在多方专家或顾问等指导下多方利益博弈结果,交易双方的管理层是交易方案的提出者,董事会负责最后确定交易责任,交易方案应当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而政府、专家和顾问等应当充分发挥监督和支持作用,使得并购重组成为充分博弈的结果,使得多方利益均得到最大化。目前,不合理的交易定价会阻碍并购重组市场发展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将交易价格博弈理念贯穿评估-交易过程的做法已经得到多方认可,因此本文建议将评估过程合理穿插到并购重组交易的各个环节,具体如图2 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不但要处理要资产评估价值和交易价格的关系、引入并扩展交易博弈等,而且还要对资产评估工作做出创新改进。本文建议在并购重组过程中创新资产评估方法。随着我国并购重组交易市场化进程加快,传统的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已经明显不适应并购重组业务发展需要,我国应当借鉴国外投行的最新做法,将资产比较法、交易先例法等评估方法引入我国资产评估技术中,完善数据收集、数理分析和比较方法研究。另外,完善资产评估价值区间确定工作,避免风险偏好和市场因素对资产评估结果的不良影响,将以上影响造成的估值敏感纳入到估值区间中。资产评估师管理也应当参照注册会计师管理,避免委托方或其余利益相关者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建立健全独立评估制度。此外,政府监督审核部门也应当积极推进资产市场化定价,以促进并购重组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政府应当推进溢价交易和折价交易,放宽交易管制,即批准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交易价格浮动,为交易过程打开博弈空间,使得充分博弈倒逼企业并购重组市场化进程。政府也可以适当放宽并购重组股票发行价格和锁定期限。发行价格和锁定期限增加了资产注入和资产优化组合的难度,并购重组是一个较为负责的过程,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配合中央关于加强市场自我管理的政策,逐步精简事前审批环节,改为注重时候监管和惩罚,积极配合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强化交易信息披露,加强评估机构职责。

五、结论

篇4：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关键词：资产重组；ST公司；摘帽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049-01

一、资产重组方式与ST公司摘帽的关系

股权转让一般是指上市公司的大宗股权转让，其本质是公司的控制权从原来的大股东手里转到新的股东手里，是公司外部控制机制的形式之一，适用于代理问题比较严重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之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间接的。

资产置换是指置换方以优质资产换取被置换方的劣质资产，力求调整被置换方资产结构，提高资产的整体质量，扩大主营业务的优势地位或者改变主营业务的方向，跨越到另一领域。“掏空”理论认为，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不一致，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的大股东有转移企业财产和利润的欲望。股权的过度集中导致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大股东会有能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转移企业的财产和利润。如果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导致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话，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为了帮助困境企业摆脱困境，大股东可能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也更倾向于采用资产置换的方式来帮助困境企业脱困。因此，绝大多数的资产置换都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资产剥离一般是指上市公司剥离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以减少耗用在这部分资产上的固定成本，提高剩余资产的利用效率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通过资产剥离，企业可以降低过分多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集中精力做好主业，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出售劣质资产，企业可以获得一部分资金，这有利于改善企业现金流短缺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但是，由于剥离的资产是劣质资产，所以寻找合适的买家会比较困难。此外，资产剥离后，企业的资产规模大幅下降，抗风险的能力会有所降低。

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做出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债务重组使得企业可以暂时免于被破产的命运，获得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债务重组并未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因此，债务重组几乎是资产重组这几种方式中最没有伤筋动骨的那一种，相对而言，效用也没那么明显。

兼并收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其各方面的优势（比如说资金、管理、技术、制度等），有目标的获得优质企业或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等，以求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或获得规模经济。差别效率理论给困境公司提供了一种摆脱困境的思路，即，困境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对象来对其进行兼并收购。通过收购方优秀的管理团队，可以帮助困境公司走出困境，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一方面，通过横向、纵向以及混合并购可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平均单位成本，提高利润水平，最终获得规模经济，实现经营协同效应，达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企业之间通过并购可以实现财务协同效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资本成本降低；2、合并公司的偿债能力提高。两家公司合并后，原先的外部投资活动现在被内部化，而内部资金的使用成本和使用效率要远远高于外部资金，这就使得合并后企业的资金成本降低。

综上，不同的资产重组方式对于困境公司脱困的效用是不一样的，即对ST公司能否摘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本文认为，兼并收购这一资产重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ST公司获得摘帽。

二、资产重组时间、频度、强度与ST公司摘帽的关系

上市公司被ST之后，如果一年内净利润仍然为负数，就会被PT；PT之后会有一年的缓冲期，假设在缓冲期内，净利润仍然为负值，那PT公司就会面临退市的风险。因此，上市公司被ST之后，第一年就开始进行资产重组或者重组次数更多的公司表示其行为更积极、摘帽的迫切程度更高。而且，相对而言，从第一年就开始进行资产重组的ST公司，重组的时间会长一些，重组的深度会深一些，这样的重组会更彻底一点，因此对于重组后的绩效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也更有利于ST公司的摘帽。重组次数越多的公司，在不断探索可以使其获得脱困的重组方式，更有利于其实施最适合其自身的资产重组方式，而且，一次次的重组使得困境公司的弊病在一点点减少，所以，重组次数越多的ST公司获得摘帽的可能性更大。资产重组的强度是指进行资产重组交易的总价。强度越高，代表资产重组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即，困境公司获取的重组资源越多，涉及到的被重组对象越多，因此，资产重组强度越高的ST公司更容易获得摘帽。

三、股权性质影响资产重组与ST公司摘帽的关系

国有控股的公司产权属于国家所有，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与非国有控股的ST相比，国有控股的ST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此外，在帮助困境公司脱困这一方面，政府对于国有控股的ST公司的支持力度会更大一些。因此，较之于非国有控股的ST公司，国有控股的ST进行资产重组的次数可能会更多、强度可能会更大并且也更倾向于在ST后的第一年进行资产重组，因而其摘帽的可能性更大。但是，2007年6月1日起，新的《破产法》开始实施，其适用范围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到所有类型的企业，那么与国有控股的ST公司相比，新的《破产法》实施后非国有控股的ST公司采取重组战略可能会更频繁、强度更大，这使得国有控股ST公司更容易获得摘帽的这一优势有所降低。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作者简介：吴红（1986— ），女，山东淄博人，硕士，财务管理；周奕希（1987— ），女，湖北广水人，硕士，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篇5：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2001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管理的定义为:物流管理是以满足客户要求为目的, 对货物、服务和相关信息在产出地和销售地之间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正向和反向的流动和存储所进行计划、执行和控制的过程。

对于我国而言, 物流管理的发展历经了四个阶段:

(一) 物流功能分割阶段, 即运输管理阶段

物流管理起源于二战时期, 是由军队输送物资装备而发展起来的。

此时的物流管理以配送为重点,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出产成品后, 能够快速地把产品递送至客户的指定地点, 并合理维持库存量。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在这个阶段就被叫做实物配送管理协会。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个阶段还并未出现真正的整体物流概念, 物流活动尚分散于不同的部门, 没有真正的物流经理一职, 各部门独立进行物流业务运作, 缺乏有效链接。因此, 我们把其称之为运输管理阶段。

(二) 物流功能部分整合阶段, 即物料管理阶段

这个阶段确定了系统的物流概念, 将组成物流系统的各项功能集合起来, 形成了专门的物资配送部门。但是, 此时还没有出现物流管理的名词, 取而代之的是物料管理阶段。

(三) 物流功能完全整合阶段, 即物流管理阶段

物流管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时企业发现, 现代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已经与传统的企业垂直职能管理格格不入, 企业内部急需进行资源整合。在此背景下, 企业对整个物流过程进行整合, 成立新的专业的物流部门, 包括物流作业部、物流资源计划部和物流支持部, 从而综合管理和运作企业内部的物流事宜。从而打破了物流的行政阻隔。美国实物配送管理协会也于80年代中期改名为美国物流管理协会。

(四) 企业之间虚拟整合阶段, 即供应链管理阶段

至20世纪90年代,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企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一个企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壮大已经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 各企业纷纷采取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 这种企业发展模式给物流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即如何能够在低库存的条件下, 保证供应、制造、分销、零售的有序进行。这已经远远超出单独某个企业的管理范围, 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外部资源管理, 与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共享信息, 密切配合, 形成跨企业的集成化管理, 物流管理至此发展到了供应链管理阶段。

由此可见, 供应链管理是物流管理发展的高级阶段。

二、供应链管理与物流管理的联系

美国物流协会1998年对物流的定义:“物流是供应链的一部分。”至2005年, 美国物流协会正式更名为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 这标志着世界物流已进入供应链管理阶段。该协会认为“供应链管理包括了涉及外包和获取、转化的计划和管理活动以及全部的物流活动。更重要的是, 包括与渠道伙伴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这些渠道伙伴包括供应商、分销商、第三方物流提供商和客户。从本质上讲, 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供给和需求的集成。”

从这个概念中, 我们可以发现, 供应链管理与物流管理存在着诸多的联系:

(一) 供应链管理丰富与更新了物流理念

物流 (Logistics) 、供应 (Supply) 、需求 (Demand) 与生产计划 (Schedule Plan) 是供应链管理的四个主要涉及的部分。可见, 物流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子模块。物流管理仅仅是对企业非制造领域的管理, 而供应链管理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流管理, 其在包含物流管理决策中的运输决策、库存决策和选址决策等基础上, 又增加了生产管理决策、客户关系决策与整体业务流程整合决策, 形成了更高形态的决策模式。与此同时, 供应链管理又是对整个链上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整合。

(二) 供应链管理加速了物流一体化的发展

物流管理贯穿于供应链的整个过程, 其是供应链上各企业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供应链管理则把从供应商开始到最终消费者的物流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管理, 从整体和全局上把握物流的各项活动。当前众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也都在通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三、供应链管理与物流管理的差异分析

(一) 单个企业的局部性能优化是物流管理强调的重点, 而多个企业的全局性能优化则是供应链管理的着眼点

物流管理的着眼点仅是某一个企业, 而把其他企业当做一种接口关系来处理, 没有深层次理解其他企业, 在进行物流决策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企业的利益。而供应链管理则是将每个企业当做供应与需求网络中的节点, 其管理的出发点就是协调整条供应链上各个节点的利益, 使整体达到最优。

(二) 物流管理站在企业的具体运作层面上考虑问题, 而供应链管理的出发点是企业的战略性问题

也就是说, 物流管理注重的是企业整个物流的过程管理, 比如说运输环节出了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而供应链管理则侧重于对结果的管理, 即侧重于对全局模型、信息集成、组织结构和战略联盟等方面的问题管理。

事实上, 在企业现实运营的过程中, 我们很难将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截然分开。因为在很多方面, 两者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即如何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状态下把适当的商品或服务送达至适当的地点, 也就是企业如何能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最优的客户服务。

参考文献

[1]黄云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M].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12)

[2]包兴.供应链管理:理论与实践[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05)

篇6：高油价与扭曲的银企关系

现在，企业日子非常艰难，可是，银行为何还能赚钱到“不好意思公布”业绩呢？简而言之，这跟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银行准入门槛较高，形成事实上的行政准入垄断；大银行多已上市，作为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使得贷款利率居高不下，一定程度挤压了企业利润；时滞性的存在，企业不景气传导给银行的影响，会在半年到一年后才能反映出来。 2011年，银行和企业均属于过得比较好的时期。

企业和银行的关系全面扭曲，应该是发生在今年的事儿。

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在今年一季度共实现净利润2748.61亿元，同比增长19.75%。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449亿元，同比下降1.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3264亿元，同比增长22.4%。

上述数据显示，进入2012年，企业利润明显下滑，而银行利润增长未受影响。企业只要能按期支付银行利息，银行的收入就不会受到影响，只有当企业破产倒闭后，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才会受到影响。

银行缺钱么？不缺。

那银行为何不愿意放钱给企业呢？银行贷款不是随意发放的，首先，《商业银行法》要求银行要保持贷存比低于75%；其次，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另外对银行单一客户贷款也有限制，等等。

6月初的降低存贷款利率会刺激银行放贷吗？不会。因为，这次一年期存贷款利率都下调了0.25%，但是，存款可以上浮1.1倍；贷款利率可以打八折。为了巩固存款，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上浮存款利率到顶，而贷款利率基本没有打折。起码，降低贷款名义利率不会给企业带来利润。

那如何能让银行放贷呢？只有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为何不适当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呢？主要是高油价限制。似乎不沾边的，但是，关系密切，这也正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原因。

背后的逻辑是：不管什么类型的国家，其央行的天职是反通胀，而不是保增长，因此，加息以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反应比较超前；在经济增长放缓时，采取降息，下调准备金率上往往会滞后。中国央行也不例外。

与之对应的是发改委在国际油价上涨时，提高油价反应快，提高的幅度大；面对国际油价下跌时，反应慢、降幅低。这么做是有其道理的，涨价最大的受益者是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都是国企，从大处说，涨价最终受益是国资和股东。另一方面，高油价从根本上拉高了CPI，遏制了中国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

高油价间接影响了CPI。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何大白菜从农民的田间一毛钱一斤，到超市就成了两块？除了路上的收费、菜霸外，高油价是重要原因。推而广之，所谓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都是类似上述原因造成的。这也是国内很多产品比在海外购买价格还高的原因之一。

CPI权重最高的是农产品，而农产品无论生产、运输都跟石油有密切关系。

国际油价从年初的每桶110.55美元/桶，下跌到6月24日的77.56元，跌幅高达29.8%，但国内的成品油下调的幅度远远不够。

只有当国内成品油价格大幅下调，CPI大幅下跌，央行可以不再忧虑通胀，方能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银行才会不再担心央行上调准备金，才会给企业放贷，进而会恢复到企业活、银行兴的良性轨道上来。

篇7：试论新型银企关系

关键词：银企关系,融资,信用

一、银企关系不协调及其原因

近年来, 银企之间的利益走向存在不协调现象。企业“贷款难”与银行“放贷难”现象同时并存。近年来, 工业贷款的投向主要集中在少数效益好, 还款有保障的优质骨干企业。贷款难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其一, 社会信用状况差。企业不守信用, 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时有发生, 使银行由慎贷转为惜贷。其二, 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企业经营状况的真实性难以判断, 银行在短时期内难以决策。这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 报表普遍不实造成。一些企业的财务报表, 上报主管部门、税务部门、银行的是各不相同的三套报表, 致使银行工作人员对企业的资信状况真伪难辩,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 只好从紧掌握贷款。其三, 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 使银企信用关系的良性发展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国家对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处罚和制裁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金融企业维护正常的金融信用关系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 最终使守信行为的社会价值得不到体现, 而不守信用者在法律和经济上所受的处罚往往小于所获取的利益, 从而进一步助长了一些不守信用企业的逃债心理和失信行为。其四, 缺乏合法有效的担保中介机构, 中小企业抵押难、担保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目前“企业贷款难, 银行放款难”, 主要症结在“抵押和担保难”上。以企业财务报表真实性为前提的道德信用尚未建立, 不具备信用贷款的基础。为防范金融风险, 银行转向以企业资产信用为前提的贷款方式也就具有客观的必然性。抵押贷款是以企业自身的财产作保证, 担保贷款是以担保企业的资产作为担保, 二者均属于资产信用。况且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健全的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通行的信用方式, 尽管发达国家企业的财务报表真实程度较高。目前, 我国的资产信用严重不足, 如果严格执行贷款标准, 按照我国目前企业的资产信用, 银行贷款可能会有一大半放不出去, 也就是说, 我国尚不完全具备信用贷款的经济环境。

在银行方面主要原因有: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比较高, 亏损较严重, 新增贷款投向受到上级规章制度的限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经营机构, 对信贷风险的管理进一步加强, 权限上收, 贷款条件较高, 手续繁琐, 经营状况一般的企业很难达到要求;我国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为不守信用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金融机构为了争夺客户, 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 随意为企业降低开户条件, 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提供了可乘之机。企业多开户头, 存款户和贷款户分离, 使资金不按正常渠道流动, 银行难以掌握其资金动态;银行在“抢市场、争份额”的思想指导下, 不惜资金成本拉存款, 表现为对外高息揽存、对内高额物质奖励, 从根本上背离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银行只注重对企业现实经营状况和抵押品是否足值进行审查, 而对企业深入了解尤其对企业的发展前景研究不够, 决策能力和水平较低;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不灵活, 对信贷人员只强调无限责任, 而缺少应有的激励机制, 责权利不对称, 商业银行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二、改善银企关系的对策建议

1. 政府的策略选择。

一是加快金融信用制度体系的改革。市场经济固有的竞争性、谋利性和开放性, 使得控制金融信用风险单靠个人及一些简单的制度规范是不够的, 必须加速金融信用制度体系的改革。国家需要有一整套严格、透明、规范的信用制度体系来约束多变的金融信用活动, 以规范银企之间的信用行为。二是加大治理外部信用环境力度。从强化管理入手, 加强全社会的信用教育, 尽快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气。对不守信用的各种案例, 要运用适当的形式予以披露, 金融同业实施联手制裁, 引导社会公众增强信用观念, 强化信用意识, 使企业领导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社会信用形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要求的必然选择。三是加强对银行与企业的协调, 积极推动银企合作。市场经济条件下, 银行信贷政策的改革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样, 企业改革的成效也将直接影响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政府要充分发挥领导与协调作用, 促进银企之间互通情况, 加强银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为银企共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加速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效果是关系到我国信贷资金能否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有些不良资产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国家应把盘活银行信贷资产存量与处理企业债务统筹考虑。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时既要保证银行资金运行安全, 又要搞活企业生产资金的流动,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用好政策, 妥善解决好当前银行不良贷款和企业债务。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既是信用经济, 又是法制经济, 法律制度是保证金融秩序良性循环的基础, 而健全的金融信用制度要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来约束, 要靠国家机器的强制效力来维护。

2. 银行的经营策略。

一是深化金融改革, 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适当放宽分行或支行的信贷审批权限, 提高分支机构信贷投资能力, 减少审批层次, 提高其市场适应能力, 创新抵押品种。积极推行企业专利、产品品牌、仓储产品等作抵押品的贷款抵押方式, 解决中小企业和部分困难企业担保抵押不足的问题;创新经营机制。选派客户经理经常深入到企业了解情况, 为企业提供服务, 帮助企业出谋划策和解决实际问题。企业资金实力增强了, 无疑又为金融信用奠定了基础。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彻底转变观念, 成立专门部门, 认真研究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可派出专业人员直接参加企业的项目论证, 收集第一手资料, 用新眼光、新视角去看问题, 做到对企业的资信状况全面掌握。三是银行要增强服务理念, 提高服务质量。各商业银行要真正完成从“存款立行”向“贷款立行”的转变, 从坐等客户上门到主动上门为客户提供服务, 为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 促使企业资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3. 企业的奉行原则。

篇8：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企关系重组解析

经过近十年的实践磨练，北京网格化城市管理不断调整，日渐完善，在提升城市环境方面效果卓著。同时，积累了大量城市管理问题方面的原始数据，为优化城市管理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基础资料。但在通过数据解读城市环境现状时，存在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发现的问题量与城市环境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系统发现的问题越多，区域环境越佳；还是区域中问题越少、环境越好。本文借鉴《首都城市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中对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结果，引入“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城市环境问题密度”与“城市环境问题敏感度”概念，从分析城市环境评价的影响因素切入，解析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问题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针对不同特点的城市管理问题，城市管理措施应有所侧重，从而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城市环境的满意度。

一、影响城市环境评价的因素

2011年以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多次《首都城市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针对市容环境、秩序环境、设施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二十余类问题展开公众满意度调查。

调研显示，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评价结果与多种因素相关，其中公众感受到城市环境问题的密度以及对问题的关注情况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公众对某方面城市环境的满意程度，与其在一段时间、一定空间内感受到的城市环境问题量成反比关系，问题越多，满意度越低。此外，还与其对此类问题的敏感程度有关，公众越是关注的问题，问题发生后对环境评价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

以下对城市环境问题密度和城市环境问题敏感度作具体阐释。

（一）城市环境问题基数与城市环境问题密度

城市环境问题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特征、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质量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等密切相关，因此，在特定的客观条件和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某一城市环境问题发生具有一个基本的数量水平，即为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可以分别从发生、发现和有效管理两个角度进行分类。

按照发生和发现的情况，一部分问题被有效管控而没有发生；一部分问题发生并且被发现，即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中统计的问题量；还有一部分问题发生但并未被记入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

按照管理情况，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城市环境问题基数中的一部分没有发生或发生后得到有效管理；而另一部分是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的问题，这部分问题的产生多数是由于管理效率低下或没有被发现。在单位时间、单位空间内未被有效管理的城市环境问题量，为城市环境问题密度。

城市环境问题密度是公众对城市环境评价的重要基础。研究表明，公众注意到的城市环境问题越多，相关评价越差。

（二）城市环境问题敏感度

公众满意度调查中，对大部分项目的评价标准分为好、中、差三档。基于对中评占调查总量的比例研究，本文提出城市环境问题敏感度指标，即：

城市环境敏感度指标=1-中评百分比

城市环境敏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此类问题的关注程度。中间档选项的比例低时，说明公众对相关城市环境状况的敏感度比较高，较为关注此类问题，更多给出明确的评价结果；反之，公众对相关环境现状接受程度较高，平常相对的缺乏关注，因此在接受调查时不倾向于给出比较绝对的评价。

研究显示，在城市环境评价中，敏感度高的问题发生时，相对更易被公众所注意并对环境评价产生更大负面影响。

二、网格化城市管理中问题量与城市环境的关系

公众对城市环境评价时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其周边的环境问题密度；二是其对具体问题的敏感度。而网格化城市管理中的问题量，只与第一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发现问题量与影响城市环境的低效管理问题量，二者之间不是完全可比的数据关系。因此，网格化城市管理中发现问题量与城市环境优劣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正比或反比关系。

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中发现的问题量来反映城市环境情况时，根据城市环境问题基数不同，可能存在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变化较小。在城市管理中问题发现率和管理效率提高的情况下，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发现的问题量增加，公众感受到的城市环境问题密度降低，城市环境评价倾向于更满意。目前的网格化城市管理覆盖百余种公共设施的管理，公共设施类问题以及部分生态环境相关问题，如行道树，都属于这一类，设施总量和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故障率都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变化较小。

二是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受到人口等因素影响而快速增加。尽管网格化城市管理中发现的问题量不断增加，问题解决率很高，但低效管理问题的绝对数量难以降低甚至可能增加，公众感受到的城市环境问题密度居高不下，城市环境满意度难以提高。目前的网格化城市管理中的大多数事件类问题属于这种情况，如机动车乱停放和非法小广告等问题。

三、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进一步提高城市环境满意度的思路

公众对城市环境的评价与城市环境问题基数、城市环境问题发生率、城市环境问题有效管理比例以及公众对具体问题的敏感度等因素均有关系。在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中，基于现有条件，提高城市环境满意度水平需要三管齐下，一是降低城市环境问题的发生率；二是对已发生的问题，提高问题发现率；三是对发现的问题，确定有效管理的标准并提高有效管理比例。

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问题类型和问题敏感度特点，解决城市环境问题时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高敏感度的城市环境问题，问题出现以及问题解决都更易被公众关注。因此，降低城市环境问题的发生率对于提高这类问题的环境满意度水平非常重要。对于已发生问题，高效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快速解决、尽快结束问题对城市环境形成的负面影响。对于敏感度较低的城市环境问题，相对而言，公众感受到的问题密度出现较大的变化，才能获得关注并在满意度调查中得到反映，亦即公众对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因此在降低问题发生率以外，提高问题发现率和解决率，同样能够在提高城市环境满意度的工作中发挥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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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市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共涵盖包括市容环境、秩序环境、设施环境、生态环境及其他问题在内的5大类、173个小类城市环境问题。结合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数据与2012年一季度的《首都城市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公众对设施环境和生态环境类问题的敏感度整体上比较高，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对被调查问题具有明确的优劣判断，其中尤以井盖类问题最受公众关注。由于这类问题的公众敏感度高，而问题量变化相对较小，因此城市管理工作应重视通过分析研究，提出较为有效的预管理措施，从而减少问题发生率，提高问题发生后的解决速度。例如，针对井盖类问题，结合其材质、使用情况、损坏率、位置特征等方面的数据，筛选出易于发生问题的井盖进行重点维护，从而降低井盖问题发生率。

相比于设施和生态环境类问题，市容环境和秩序环境类问题受到人口量、人群特点、经济活动等因素影响较大，问题总量变化较大，从源头进行持续控制相对较难。公众对其中一部分问题的敏感度相对较低，例如高发问题中的无照经营游商、非法小广告和道路垃圾等。针对这类问题，城市管理问题可以结合区域特点，综合运用两类管理措施：一是减少问题发生，或问题发生后实施有效管理、降低环境影响程度；二是对于黑车、沿街晾晒、私搭乱建等问题，由于问题敏感度比较高，还需要研究有效的管理措施来降低问题发生率和问题发生后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才能提高城市环境水平。

四、网格化数据分析的综合考量

通过数据信息的分析，可以实现四个方面的应用，一是客观反映城市环境现状；二是确定城市管理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重点时段和重点地段；三是加强城市管理责任落实；四是研究问题发生的特点与相关因素，为城市管理提升预测预警能力、优化提高城市管理工作效率奠定基础。

在解读网格化城市管理中问题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方面，有以下三方面需注意：

首先，网格化城市管理数据解读中面临的问题，即发现问题量与城市环境优劣之间是正比关系还是反比关系，难以给出明确答案。原因有二：

一是网格化城市管理中发现的总问题量，与公众对城市环境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问题量，并不是完全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前者反映了城市管理的工作量；而后者以工作不到位的那部分问题以及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尚未覆盖的区域的问题基础，反映了公众对这部分城市管理问题的看法。

二是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中的问题发现量和问题解决量，是对城市环境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而城市环境的优劣是一种主观评价，与人们对问题的敏感度、容忍度和对城市管理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在对比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中的问题量与满意度评价结果时，既存在问题量减少而满意度提高的情况，也存在问题量提高而满意度提高的情况。

其次，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数据来从客观上描述城市环境情况时，需要结合人口基数，并根据公众敏感度情况，针对小类问题确定高效管理和低效管理的界限，严格界定在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的覆盖区域内、在系统的工作时段内，计算出人均的低效管理问题量，来反映公众所能感受到的城市环境的客观变化。但人均低效管理问题量与满意度调查结果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公众对城市环境的评价还包括主观影响等因素在内。

最后，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中记录的问题与城市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分别反映了城市管理工作中的客观情况和主观体验，二者在提高城市环境管理水平方面密不可分。综合分析各种问题的数量、特点以及公众对具体问题敏感度，能够使城市管理工作在有限的人、财、物力条件下发挥的效益趋于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陈平.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阎耀军.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特点及启示[J]. 城市问题. 2006（2）： 76-79.

[3]陈云，周曦民，王浣尘. 政府网格化管理的现状与展望[J]. 科技管理研究. 2007， 27（5）： 40-41.

[4]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城市管理重心指数（UAFI）初探[J].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10， 12（3）.

[5]首都城市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办.

（责任编辑：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