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共5篇）

篇1：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冷战的结束使亚太地区的权力分配和安全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发展新型安全机制来维持地区安全秩序，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存在的一种客观需求。在各种倡导新安全观和建立新型安全机制的呼声中，作为一种国际合作形式和规范的多边主义，逐渐成为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这使亚太安全合作与冷战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相比，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形成多边同盟、大国协调以及集体安全机制，但是合作安全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二是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代表的泛亚太合作安全机制缺乏制度保障，不能有效地进行危机管理。为什么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合作安全能否发展为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构成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本文在对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回答。

篇2：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东北亚能源安全形势与多边能源合作

21世纪将是东北亚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保障区域能源安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参照国际经验,解决东北亚区域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区域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目前,建立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机制的有利条件和现实障碍共存.未来推动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的有效路径应包括:东北亚国家积极协调能源政策,寻求共同利益;将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油气开发纳入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的大框架,并以此为突破口,确定和拓展东北亚国家的共同利益;成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共同解决东北亚能源安全问题.

作 者：徐向梅 作者单位：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公司研究所刊 名：国际石油经济英文刊名：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年，卷(期)：200412(10)分类号：关键词：东北亚 能源安全 能源形势 多边能源合作

篇3：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一、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价值创造: 基于彭罗斯租金的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彭罗斯 ( 1959)[1]提出的“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分析范式,揭示了企业成长的源泉与动力。彭罗斯认为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构成了企业经济效益和发展方向的坚实基础,应将企业的能力归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由于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因而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通过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企业获得的经济租金即彭罗斯租金。

资料来源: 根据 Christerpher ( 1992) 的供应链定义绘制。

Chi ( 1994)[2]认为资源交换能够获利的原因,是这些资产或资源具有互补性或协同效应。Daniels( 1999)[3]指出供应链管理的趋势是趋向于供应链整合,协同是获取供应链网络彭罗斯租金的决定性因素。Holcomb ( 2007)[4]的研究提出供应链层面同样存在着独特的资源与能力,但供应链网络层面的异质性资源与能力是单个企业无法获得的。当企业的竞争格局由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供应链竞争后,供应链成员的竞争能力取决于其所属的供应链整体竞争能力,企业的战略重心也由传统的纵向一体化转为横向一体化。企业从涉足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转为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并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 ( Outsourcing) ,从而产生完全不同于以往单个企业或竞争对手的资源。这种整体竞争力是由供应链在形成过程中多种资源与能力协同整合的结果,供应链各成员间的资源互补程度越高则合作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资料来源: 根据文献整理。

在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的供应链中,处于供应链上的物流企业会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以形成自身在物流能力上的核心竞争力,使物流企业拥有异质化的资本。由于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等成员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在物流方面,为了提高其在主营业务的核心能力,降低在其他资源上的沉淀成本,它们必然要把供应链上非核心的物流业务外包给适当的、能胜任的物流企业去完成。物流企业自身所具有的核心能力是其物流能力以及其在物流资产、设备、设施、物流人才上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通过与物流企业合作从而获得物流企业的核心能力,这种合作仅仅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就弥补了自身在物流能力上的不足。因此,在供应链上只有通过共享合作伙伴的互补性专用资产,才能共同完成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快于竞争对手,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超出竞争对手平均水平的收益。

通过与供应链成员间互补性资源与能力的重新组合,物流企业能够削减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成本; 因其由双边到多边合作而形成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与能力优势,又增强了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因此,供应链上各成员的资源与能力决定了其在供应链上的地位,但是这种能力只有通过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才能发挥作用。这种合作使得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知识流在供应链成员间流动,促使供应链异质性资源不断得以扩散。由于供应链上异质性资源与能力的获得,在本质上取决于供应链的主导企业对供应链成员互补性资源与能力的重新配置和使用能力,或称为协同能力。相互协同使得供应链成员间互补性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最优化,使得整个供应链获得了超额利润,使得供应链成员获得了相应的经济租金,即为彭罗斯租金 ( 如图2所示) 。

二、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价值创造: 基于张伯伦租的分析

Chamberlin ( 1933 )[5]、Robisson ( 1933)[6]认为垄断者往往通过价格战略或协同来获取一个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产量,最大限度地扩大其短期利润。在寡头垄断厂商之间形成的价格卡特尔垄断联盟所形成的垄断租金被称之为“张伯伦租”,垄断租金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因为垄断而获得了超额利润。由于垄断会提高行业进入的壁垒,Bain( 1956)[7]指出构成进入壁垒的因素主要有企业的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以及融资优势。所以,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产生的效应主要表现两个层面。

资料来源: 根据 Penlose ( 1959) 租金内涵及供应链多边合作概念模型绘制。

第一层面体现在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以实现供应链成本领先战略。物流企业在物流资产、设备、设施、物流人才上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可以为供应链成员共享,物流企业提供的运输、仓储、配送、流通加工、信息技术等物流服务,使得供应链成员间的物流成本降低,供应链其他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使其组织结构能够保持合理的规模,致使供应链成员内部管理费用得以大幅降低。随着供应链产能的不断增长就可大幅度降低产品或服务的单位成本,使得供应链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客户的要求,并以此提高行业壁垒。由于供应链整体成本的降低使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整个供应链能够较好地控制市场供求关系,具有很强的市场控制能力,获得的垄断利润即张伯伦租。

第二层面体现在供应链的快速反应 ( Quick Response) 上,即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的反应,以实现供应链差异化战略。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通过多边合作,使得整个供应链在产品设计、生产、供应、运输、仓储、配送、信息、流通加工等方面与其他供应链产生较大差异,最终使供应链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供应链产生显著的差异性,从而提高产品 ( 服务) 的竞争力。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产生的差异性增强并巩固了产品 ( 服务) 的竞争优势,导致整个供应链对市场控制能力不断扩大,从而产生了张伯伦租( 如图3所示) 。

资料来源: 根据 Chamberlin ( 1933) 租金内涵及供应链多边合作概念模型绘制。

三、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价值创造: 基于熊彼特租的分析

熊彼特租金是指Schumpeter ( 1926)[8]主张的通过新商业、新技术、新供应源和新的组织模式的创新来获得企业经济租金。一般来说,企业是通过创造性破坏或创新打破现有优势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获得这种租金。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知识成为了企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知识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还存在于整个供应链上,而供应链的知识跨越了企业的边界,广泛存在于供应链的整个体系之中。供应链成员通过相互合作和学习获得互补性的知识和信息形成供应链的核心能力,而该能力是其他企业和供应链难以模仿的。熊彼特租金的本质是基于创新的租金,它是由具有特殊知识与技能的企业,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复杂环境中承担风险并形成独创的洞察力而获得的。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通过将供应链中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组合,形成供应链的价值增值网络,产生创新的资源和能力,从而成为创新的源泉。

从物流企业的视角来看,可将供应链分为物流企业主导型和非物流企业主导型供应链。以物流企业主导型供应链为例,物流企业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在与供应链成员的合作中,其知识会通过供应链成员逐级扩散。物流企业向供应链成员进行知识的复制,形成隐含于整个供应链的知识,经过供应链成员间的知识交流与分享,这种隐性知识在供应链内逐步得到社会化,从而成为可交流学习的显性知识,如物流企业与各供应链成员间约定的合作规范等,这就使知识在供应链上由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识。

在物流企业的主导下,经过与供应链成员的长期合作将使这一显性知识不断创新和发展,从而形成创新性的系统化知识内化于整个供应链中,这将使整个供应链网络中的知识容量不断积淀,再通过知识的扩散与共享创造出更新、更有价值的知识,这会令竞争对手更加难以学习和模仿。在以物流企业为主导的供应链中,这种隐性知识构成了整个供应链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非物流企业主导型供应链同样适用这一模式。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使得供应链成员知识储备量迅速增加,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不断扩展,供应链成员间通过知识共享极大地提升了伙伴间信任与合作,使整个供应链可以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完善,从而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因此,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形成的知识创新具有明显的增值效应,创造了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形成了供应链的熊彼特租 ( 如图4所示) 。

资料来源: 根据 Schumpeter ( 1926) 租金内涵绘制。

四、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价值创造: 基于关系租金理论的分析

供应链中的关系与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密切相关,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顾客、竞争对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供应链上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能使伙伴之间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因此,供应链上成员间这种独特的合作关系可以成为创造超额利润的源泉,关系租金的获取使供应链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关系租金的本质是一种超额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产生在孤立的企业内部,也不是产生在普通的交换关系中。因为它极易被模仿,不能真正产生超额利润,只有在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间才有可能产生。供应链成员之间出于共同的战略目的,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逐渐培育出信任关系,并使关系租金的产生成为现实。

在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的过程中,为了能从其服务的供应链上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物流企业需要与供应链成员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为此,物流企业需要对供应链成员做出相对较长期的承诺: 进行物流设施设备、物流技术改造、物流服务整合及创新等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供应链成员通过共享专用性资产而使其发挥效用。投资的目的在于建立起与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任,这将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降低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的交易费用。由于供应链成员共享物流企业投资的专用性资产,使得这种多边关系依赖程度大为加深,从而降低了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第二,物流企业进行关系性专用资产投资,随着多边关系依赖程度加大,逐渐形成供应链的多边激励约束机制,减少了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增加了供应链成员违约行为的成本,从而增加整个供应链的超额利润 ( 如图5所示) 。

资料来源: 根据 Dyer 和 Singh ( 1998) 关系租金内涵绘制。

物流企业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为支撑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交易而进行的长久性投资。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一旦形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就会锁定这一合作形态,具有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其他次优的替代方案将大幅贬值。因此,物流企业在供应链上进行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建立了与供应链成员的相互信任关系,由此产生了供应链关系收益,即关系租金。

五、结论

物流企业通过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产生供应链协同,使得供应链成员间互补性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得以优化而获得彭罗斯租金; 同时,通过多边合作产生的供应链协同,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规模经济,使供应链成本大幅降低。或者可以提升产品 ( 服务) 的差异化水平,而使供应链更具差异化竞争力。这将提高行业的进入壁垒,使整个供应链的市场垄断能力得以提升而获得张伯伦租。通过多边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传递与知识创造,而使整个供应链价值增值而获取熊彼特租。最后,物流企业通过在供应链上进行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建立了与供应链成员更加紧密的相互信任关系而获得关系租金。所以,物流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价值创造的机理在于租金的获取,租金贡献是整个供应链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本文从租金理论的视角探讨物流企业如何从“为顾客创造价值”向“为供应链成员创造价值”转变,分析物流企业从传统的与客户“双边”互动,转向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的价值创造机理。研究发现:物流企业通过与供应链成员多边合作产生供应链协同,使供应链成员间互补性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得以优化而获得彭罗斯租金;整个供应链市场垄断能力的提升而获得张伯伦租;通过多边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传递与知识创造使整个供应链价值增值而获取熊彼特租;物流企业通过在供应链上进行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建立与供应链成员更加紧密的相互信任关系而获得关系租金。

篇4：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其实，两个香会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

两个香会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为地区国家围绕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进行公关宣传和思想交流提供的平台。它们都为有关国家进行双边接触提供国际场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会内会外，有很多双边性质的会议，多达几百场。中国代表团一般会安排15至20场次的双边会晤，学者之间的各种交流更是不计其数。它们虽然都由学术机构主办，但都有很强的官方背景，性质上属于1.5轨。它们都既邀请各国国防部和军方的官方代表团，也邀请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学者与会，大家同台发言、畅所欲言。

从规模来讲，201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会总人数多达602人，来自51个国家，观察员证、随员证、媒体列席证发了2700多张。有32个国家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20个由国防部长率领。美国代表团最庞大，团员几十人，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都参加会议。

2015年的香山论坛有600多人参加，2016年的规模相对小了一些，但也有400多人，来自64个国家和六个国际组织，各式证件也发了2200多张。参会的主要是东亚、中亚、中东、欧洲国家，也逐渐扩大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东亚国家是与会主体，几乎无一缺席。

两个香会本上都以官方代表团的活动为主轴，安排大会发言、会见、晚餐会和分组会。香格里拉对话会已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惯例：第一场大会是美国国防部长的专场首秀，由他做半个小时的演讲，之后回答问题15分钟。中国军队每年也组团参加，团长也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香山论坛基本上采用了相同的会议模式，由于是主场办会，通常由一位中国军队领导人做第一个专场的大会发言。

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开了15届，香山论坛则是七届。2006年第一次举办香山论坛时，设想的是50至60人的规模，两年举办一次。从2014年开始，香山论坛进行了升级转型，一是规模大大扩大，二是级别大大提升，三是议题不断扩大。

此外，亚太地区还有韩国国防部举办的首尔防务对话会、印尼国防部举办的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会和俄罗斯国防部举办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各种形式的亚太安全论坛之所以活跃召开，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亚太地区一直缺乏高度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形式开放、松散的安全论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和替代。另外，东亚文化比较注重宽松的环境和包容的氛围，论坛形式既可以让参加者各抒己见，又可以在意见相左时保留一定的舒适度。再加上亚太地区热点频繁出现，形势发展变化快，各国的防务部门确实需要更多的接触机会相互了解，增进互信，就管控危机和解决问题进行私下磋商。

主观原因是，举办这样的论坛花小钱见大效，对于主办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是一种效费比高的投入。新加坡通过积极举办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国际会议，成功地把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打造成为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中心。而中国创办香山论坛，反映了中国军队的国际意识开始增强，希望有一个平台展示自己的形象，说明自己的想法，在了解世界的同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军队。这种愿望是与中国军队加速“走出去”的步伐相适应的。中国的崛起也包括中国军队的崛起，富国与强军是并行不悖的战略目标。香山论坛就是这样一个属于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国际平台，既能用来宣示中国的安全防务政策，也能用来与外部世界加强互动。

两个香会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呈现这样几个趋势：第一，参加会议的国家会出现分野。香格里拉当然还是美国和西方唱主角，以维护它们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中国还会继续积极参加这个重要的安全对话机制，发出中国的声音，讲明中国的道理，并利用这个平台展开军事外交活动。当然，中国也会时不时面对“挨批判”甚至“遭围攻”的场景，这是大国崛起道路上的必然经历。

香山论坛未来的发展还在摸索和学习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论坛将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它们出席会议的层级也会逐渐提高。香山论坛除了要与国际接轨外，还要体现中国特色，包括要为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都提供平等的话语权，都给予同样的重视和接待。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加论坛的热情特别高，这也是本届论坛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特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发达国家和西欧国家也都派有官方代表团参加，但通常级别较低。随着香山论坛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不断上升，将会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团。

第二，现在并没有形成两个香会的“竞争对峙”。当然，两个香会有不少共同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好像存在竞争关系。实际上，很多国家对两个香会都感兴趣，并且是都参与其中的。两个香会没有、也不应该形成非此即彼的局面。在全球化时代，在多元多样的亚太地区，建立互相交叉、互相重叠的安全机制，甚至就是一个让大家能够非正式见面交换意见的论坛或对话机制，对于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两个香会都会更加重视会间的双边接触，更加积极、充分地利用难得的国际场合推动对双边关切的理解和解决，包括那些在正式会谈中不便提及的问题。亚太安全形势正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同国家间的分歧和敌意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更多非正式见面会谈的机会和环境就显得更加重要。

（作者为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退役少将）

篇5：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关键词］ 美国 亚太地区 多边安全进程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51－07

前言

二战后，美国将多边主义作为根本性原则重建世界秩序，在全球、西欧以及大西洋两岸积极建立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多边经济、政治与安全制度。美国拒绝与西欧国家建立双边联盟，而是竭力构建以北约为核心的集体防务体系。^［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双边同盟体系。冷战时期前苏联曾经两次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某种多边安全组织，美国对此怀有深深的疑虑，认为苏联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2］美国反对任何可能削弱现存同盟安排的多边主义，而是倡导专门性或灵活性的多边主义，由冲突的主体方围绕特定问题进行合作，而美国则扮演“平衡者”的角色。^［3］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提出在地区成员国间展开多边对话，以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收稿日期：2008.06.30

作者简介：余建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201204。[JP3]美国提出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逐步削减其在亚太的军队部署。^［2］尽管韩国随后也提出类似的建议，然而冷战的两极对抗结构使多边对话难以实现。

[JP]冷战的结束释放了亚太地区潜藏已久的多边冲动和潜能，经济、政治、安全与社会领域的地区联系纷纷得以建立发展。冷战结束后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亚太地区已经建立和发展了各种规模和层次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多边安全网络。

在东南亚，由东盟国家创设和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涵盖了几乎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延伸至欧洲等地区，是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发源地。在东北亚，旨在处理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属于功能性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望形成机制化结构。这两个政府间性质的多边安全安排可以看成是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地缘支轴，起着统领和整合亚太多边安全进程的重要作用。在该网络的外围部分，聚集着诸多“第二轨道”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地区合作对话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建立措施会议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相互交流与协作促进彼此间理解与信任，并通常承担着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与建议。除此之外，亚太地区还存在跨地区的亚欧会议（ASEM），各种少边主义（minilateralism）安全安排，如美日俄安全对话、中美日安全对话等，以及中亚地区的各种多边安全安排，包括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它们在内与外两个向度上扩展了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范围与厚度。

冷战后的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是一股新的安全力量，冲击着几乎所有的亚太地区行为体。它们不但需要对原有的安全政策与行为进行调整，而且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学习，以习惯于新的安全合作理念与方式。由于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是以本土化的方式发展，亚太国家在融入过程中比较能够适应这些理念与方式。而且，在各种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中，每个参与行为体无论强弱和大小都能够获得同等的发言权和享受一样的地位与待遇，这对于基本上都遭受过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历史经历的亚太国家而言意义非同寻常。

但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向来习惯于以一对一方式进行安全合作，即便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双边同盟体系。美国的一贯说法是，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防务安排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其它任何形式的安全安排都不能取代它们。而且，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单极领导地位，防止出现任何挑战美国力量的国家或集团组织。

显然，亚太地区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不但对美国的安全存在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直接影响到它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得不在理念、政策与行为上进行调整，以应对这些挑战。

挑战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在亚洲的地区利益与关切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维持地缘政治均势和充当诚实的掮客外，美国还必须消除各种不确定性。^［4］美国虽然对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同盟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正如现实所表明的那样，武力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问题。

相比之下，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虽然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但可以通过促进信任措施的建立、提高防务透明度和开展安全对话活动等起到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使其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的作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表示，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对于减少南海紧张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促使各方行为体中止了单边行为而开始重视进行外交方面的活动。^［5］1998年美国的《亚太战略报告》认为，东盟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有出色表现。^［6］36

但是对美国而言，这里存在着一种悖论或者说困境。美国为了应对各种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不得不同意和支持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但一旦它介入进来，它事实上是被纳入了多边进程之中，对它构成了不少挑战。

挑战之一：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美国认识到，多边对话与讨论可以加强地区信任，促进成员间关系的友好发展，从而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虽然美国对诸如对话讨论、协商一致、自愿遵守这类工作方式感到不满意，而且经常抱怨最终形成的解决措施不够得力和有效，但是美国既不能随意决定和主导多边安全进程，也不大可能轻易从中退出来。除了出于道德权威和声誉的考虑外，美国还担心一旦被排斥在外，将失去对参与和决定地区安全事务的机会。美国所能做的只是继续参与和支持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尽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对其它行为体进行规劝或施压。美国所强调和推崇的行动自由在多边框架内受到制约,这与其单边主义冲动和效用最大化主义发生了冲突。

挑战二：领导地位受到削弱。与行动自由相比起来，亚太多边安全进程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二战后西欧的多边安全体系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冷战战略构建而成，诸如北约（NATO）和欧安会组织都是以对抗苏联威胁而发展起来，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得到了强化。但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进程并没有特定的威胁对象，它基本上是该地区成员根据自身偏好与意图进行设计与发展。亚太多边安全构架不是去满足美国的需求，而是美国必须去学会适应它。多边安全领域的亚洲化特点十分突出。在亚洲化的过程中，潜含的是一种旨在抵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亚太意识（East Asian Consciousness）和亚洲主义（Asianism）。美国不但只能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其中，而且必须接纳、容忍和适应亚洲安全理念和实践形式。例如，在东盟地区论坛内，美国和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都只是成员而已，东盟是这个地区安全机制的创立者和主导者。而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中国是组织者和协调者，起着某种领导作用（leadership）。包括在各种“第二轨道”的多边安全对话活动中，美国扮演的只是参与者而非领导者角色。亚太地区安全的亚洲化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使其处于次要的地位，它在决定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变得更小。^［7］

挑战三：美国的安全存在受到排斥。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亚太的多边主义进程会逐渐排斥美国的存在。美国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例如在经济领域内，马来西亚曾经提出创建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经济核心组织（EAEC）。日本虽然出于全球贸易利益和美国的反对的考虑而对马来西亚提议保持警觉，但也“表现出对EAEC的热切兴趣”。^［8］118当东盟向华盛顿提交关于建立亚太经济核心组织的具体计划时，美国官员感到震惊（stunned）。^［9］83在安全领域内，无论是从亚太国家的意愿还是地区安全现实来看，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显然离不开美国的参与。但美国在亚太安全存在的方式已经从单边和双边开始向多边转变，其角色也从领导者向参与者和合作伙伴转变。就前者而言，美国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以多边方式处理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但就后者而言，美国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对此，美国前国务院亚洲政策顾问罗伯特·曼宁（Robert A.Manning）指出，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是，为了推进经济发展与地区安全美国必须将其角色界定为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9］81

应对

对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出现的多边安全进程，不同政府时期美国的应对方式和策略是不同的。一方面是因为外在的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对安全战略不断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是由于党派政治的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多边主义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对亚太多边安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下面分别阐述冷战后不同政府时期美国应对亚太多边安全的不同方式和特点。

1.老布什政府时期：从反对到接受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亚太国家依然是双边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它们对多边安全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多边安全努力同亚太地区战略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不相融合的，甚至会损害既有的双边安全结构”。^［10］

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模式的多边安全安排。美国老布什政府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提出的就亚洲安全问题进行地区性对话的倡议相当冷漠，将地区多边安全论坛或制度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认为它们会削弱双边同盟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11］5

1991年7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Taro Nakayama）在东盟部长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中山倡议被认为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首次独自提出的地区安全计划，意味着日本政府大胆地背离了原来的反应型地区安全政策”。^［11］68美国对中山倡议持反对态度。美国一再强调，亚太地区的环境还不适合安全多边主义，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警告道：“我们在试图改变那些安排并用其它东西来取代时必须小心谨慎，除非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其它东西更好和会起作用”。^［12］

老布什政府对多边安全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主要是担心多边安全会削弱既有的双边同盟安排。在1990年和1992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两份“东亚战略计划”（East Asia Strategy Initiative）报告，将美国定位为“地区平衡者”和“诚实的捐客”。为了防止出现地区霸权国和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决定继续在东亚地区维持前沿军事存在，但准备军力削减到10万左右，而美国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关系依然被视为是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石。

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老布什政府被迫重新塑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将它从遏制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力量转变为维持均势现状或者美国的单极主导地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地理解和塑造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11］51的时期。

正如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老布什政府的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3］几个月前还对多边安全倡议表示忧虑的詹姆斯·贝克1991年11月在东京发表演讲，开始承认多边行动可以补充双边安排。紧接着，他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我们应该重视采取多边行动的可能性，而不能将自己封闭在某种过于结构化的途径中”，因为“功能应该决定形式”。^［14］

随着1991年底前苏联的解体，东盟国家开始积极筹划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1992年1月27—28日，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批准通过了一份《新加坡宣言》，正式做出了举行地区安全对话的决定。这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开始逐步改变对多边安全的怀疑态度。至少，它们初步接受和认可了由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这样一种新的地区安全合作形式。

2.克林顿政府时期：积极支持

美国战略性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这与克林顿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倡导多边主义理念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正式启动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它使美国看到了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替代性途径，同时也为美国国内的多边主义支持者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实现平台。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包括三个部分：调整和强化同盟结构；维持前沿驻军；支持和发展地区制度。美国防部1995年2月发表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设性地参与并支持地区安全对话”，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在传达政府意图、缓解紧张局势、限制军备竞赛和促进形成用磋商和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的习惯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5］在1998年发表的同类报告中，美国强调了“支持并积极参加这种安全多元化发展模式”，并表示“任何形式的多边主义都将成为美国与该地区进行接触的重要要素”。^{［6］43，44}

克林顿政府对多边安全的积极支持体现在实际的政策行动当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地区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在东盟国家筹备建立地区性安全对话机制的前期，克林顿政府就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3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后续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共同开展地区安全对话和论坛工作。^［16］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创建时期（1991—1992年），美国政府尚未对亚太地区的多边进程予以官方认可。然而，到1993年12月正式成立时，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开始以私人身份定期参加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活动，美国能源部对信任与安全建立措施工作小组在核能合作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适量的资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