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保险合同范本

无效保险合同范本（共11篇）

篇1：无效保险合同范本

首先准确了解什么样的人身保险合同无效,根据我国保险法以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只有以下几种情形的人身保险合同无效：

一、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

二、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对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期间问题，《保险法》做出了较多的规定与限制。保险合同解除的期间问题，在《保险法》中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法律规定的期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30日。

《保险法》第16条第2款、第3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内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要受到相对于投保人更为苛刻的限制。法条中规定30日是保险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在此期间，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做出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期间届满，该项权利即消灭。

财产保险中，第49条对于因保险标的转让致使危险程度增加，保险人可以在30日内按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第58条规定了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的，投保人在保险人赔付之日起30日内可以解除合同。从这两个法条当中看出，30日规定都是为了防范保险合同双方之间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迟延，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保证合同能够及时顺利地履行。因为订立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危险，一旦拖延，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就不能及时理赔，增加了社会成本的支出。

第二，两年。

《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的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在民法上，2年是普通诉讼时效期间。2年作为除斥期间是对权利人的约束限制，防止其恶意解除。

《保险法》第36条、第37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未按时支付当期保险费用，发生合同效力中止事由后，2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在这里，2年是投保人请求人身保险合同复效的期间，并不是除斥期间。因为除斥期间针对的是形成权，而投保人的请求权并不是形成权。因此，二者不能等同。人身保险中，投保的期限一般比较长。在保险合同的履行当中，常会发生投保人不能及时地缴纳当期保险费用，导致保险合同的履行发生困难，致使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原则遭到挑战，因此，保险合同效力应当予以中止。但是，合同效力中止要有时间限制。在此期间内，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用，合同效力恢复;投保人没有缴纳保险费用的，期间届满后，保险人便可以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

[保险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的情形]

篇2：无效保险合同范本

原告：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风险提示：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必须具体﹑明确，该写的一定要写，因为其事关法院审查的范围。但千万不可不加思考地乱要求，如果无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主张，势必遭到败诉的后果，通常还会因此而向法院支付相应的诉讼费。

另外，诉讼请求应提出具体的数额，不能笼统地说“赔偿原告的一切损失”之类。虽然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并不等于在提出诉讼请求时多多益善，比较切合实际的请求数额，不仅可以减收诉讼成本，降低诉讼风险，而且有利于法院的调解和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减少讼累。

1、依法确认死者___________为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受害人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

2、依法判令被告在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付原告人民币___________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_______________元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

3、依法判令被告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付原告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__________元;

4、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

起诉人：

篇3：无效保险合同范本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行业不断发展和壮大,建筑行业在国内的GDP占比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建筑行业在国内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伴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和壮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包括各种超越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非法转包、阴阳合同、挂靠等违法现象。这些违法行为是导致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

大部分重大事故经事后调查都涉及违法签订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认定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签订有效的施工合同,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集体的利益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

1.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9条明确了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建设工程合同是由承包人进行项目建设活动,发包人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该条第二款采用列举式定义了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合同、工程设计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是从法学范畴定义建设工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建筑工程合同的定义是广义的。

1.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点

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起源于承揽合同,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范建筑行业的法律和司法实务中,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是存在实质上的区别:首先,缔结的主体不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缔结主体是发包人和承包人,法律对二者的主体资格、资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在承揽合同中,缔结主体是定作人和承揽人,然而法律并没有对承揽人和定做人的主体资格做限制,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就比较严苛,除法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或者具备双方约定的解除情形外,不允许随意解除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订立必须是要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2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及特点

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指发包人与承包虽然订立了合同,但因合同欠缺生效的要件,合同不发生当事人追求的法律后果。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性质上是绝对的无效,自始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第五十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特点与一般的无效合同相同,即成立的无效合同在形式或者内容上有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者损害到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般都具有不得履行性,都具有违法性等特点。

3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典型形式

承包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根据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形应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认定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施工企业(承包人)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施工企业(承包人)以任何形式超越资质等级或借用其他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这里先明确一下资质的概念。所谓资质是指个人或者单位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或者经验等优势之后被相关机构或授权机关确认具有承接某些事项的资格。因此,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也只能具备建筑行业施工资质才能开展相应的建筑承接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承包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才能从事建筑活动。承包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属于签订合同的主体不适格,因此确定合同无效。

不具备资质分为未取得资质和超越资质2种情形。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对未取得资质持完全否定态度,然而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况,司法解释则网开一面。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承揽工程,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的,不予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4 违法分包的合同无效

法律对违法分包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分包的工程必须在总承包合同里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那么分包行为就必须经过建设单位的确认;总承包单位必须自行完成施工工程的主体,主体部分无论如何不得分包;接受分包的单位不得再次把分包工程分包出去;总承包施工单位不得把分包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只要违反上述规定,分包合同就认定为无效。

5 建设工程无效合同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5.1 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制定了严格的资质许可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没能取得制度设计的初衷。国家想通过资质制度的设置来提高建筑行业的准入门槛,以期达到保障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制度的实践中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法律对施工资质做了严格的规定,现实中也做到了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都是具有相应资质的,但是为何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呢?众所周知,在建筑行业,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现象遍地开花。其实合同承包主体与实际施工分离,资质制度俨然成为摆设,根本起不到保障工程质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资质管理制度还滋生了大量违法行为。由于法律对资质管理的强制规定,施工单位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申报、升级或维持资质。制度中规定施工企业相关资质注册专业人员的数量,为此不但产生了挂靠市场,使得人证分离(取得专业资格的个人并不在注册单位工作),还滋生施工领域的腐败现象。比如,一些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没有能力承揽到工程,而且并不一定有相应的人力、财力去实施工程,然而另一些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其不但有一定的资金和实力去完成工程,而且有能力承揽到工程,但却苦于没有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而且自行去申办资质的时间、资金等成本大且未必能申办成功。这样,就必然产生非法转包、挂靠等扰乱建筑市场的现象,从而致使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更无保障。

5.2 挂靠行为

挂靠行为是指建筑施工企业或者个人(挂靠人)以其他建筑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名义承包工程的行为。挂靠行为是不具备相应资质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特殊形式,因为挂靠行为在形式上表面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其企业资质、执照,以其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6条规定:凡属于出借、转让或其他方式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均属于挂靠工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挂靠行为是无效行为,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

结合即将施行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挂靠行为主要有以下7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以上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第二种情形为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负责采购或租赁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设备及施工机械设备,有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第三种情形为有资质的施工单位互相借用资质承揽工程,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互相借用的;第四这种情形为实际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单位不一致,由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第五种情形为劳务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的;第六种情形为专业分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第七种情形为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以上情形是最常见的挂靠行为。

5.3 改革建议

我国的资质许可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可否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曾发挥了极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僵化的资质管理制度已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此制度的继续存在值得商榷。国外不少发达国家在建筑市场并没有采取资质许可模式,少数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只对政府投资的工程采用资质管理模式。国外的这2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自身的调控作用,淘汰了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的作用。我国应该弱化资质管理模式,只当作参考的因素,逐步与国际接轨,乃至取消该制度。建立建筑行业的市场机制,从自身机制的竞争中不断淘汰不合格的承包人。取而代之建立一种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增加企业不讲信用的违约成本;完善配套的履约担保制度和建筑行业的保险制度,从而增加社会救济面。总而言之,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的需求,从根本上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6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处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尚未履行被确认无效的,此种情况在实践中处理起来比较简单。首先双方当事人不能就此无效合同做出继续履行,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害责任”“合同不符合法定的生效条件而被确认为无效、被变更或者被撤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尚未履行的无效合同,双方按照缔约过失来承担责任。通过过错认定,然后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如果双方均存在过错的,则依据各自过错的大小来承当相应的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也对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应包括因合同成立和生效所应获得而未获得的各种利益。是否受损害及受损害的大小,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受到损失的一方应对其受损失的情况负举证责任。基本的赔偿认定应当考虑3个方面的要素:第一,要有损害事实。第二,要存在过错;过错主要包括过失或者故意。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过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违反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采取胁迫欺诈等方式迫使对方和自己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串通故意违法的时候,就不存在过错了。在双方故意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双方遭受了损失,任何一方也不得请求对方赔偿。第三,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7 结论

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涉及的法律错综复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一般会引起各种合同纠纷,而且往往是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利益纷争错综复杂的纠纷。目前,我国建筑行业中工程质量问题层出不穷,违法交易等现象不断扰乱建筑市场,以致安全事故频发甚至引起超重大事故。因此,认定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签订有效的施工合同,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集体的利益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结合实证案例及法院在实践中出现的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情形及特殊情形,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因欠缺资质而造成无效的认定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期待能给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帮助,期待建筑领域的相关当事人能从中趋利避害。

摘要：文章就建设工程合同的无效情形和承包人欠缺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具体状况,以及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做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资质,认定

参考文献

[1]马可健.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认定及法律责任解析[J].建筑,2008(11).

[2]田洪峰.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别[EB/OL].https://www.baidu.com.20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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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树英.工程合同实务问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7]李显冬.案例民法学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篇4：无效保险合同范本

没有选择合同指定治疗方式，投保人患重疾遭拒赔

居住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友谊路的王玉国先生于2009年7月30日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楚州支公司签订了一份保险合同，合同约定：险种名称为康宁终身保险合同（2007年修订版），保费金额为2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

该康宁终身保险条款（2007年修订版）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后，初次发生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第二十三条重大疾病的名称及定义如下：“主动脉手术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主动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动脉内血管形成术不在保障范围内。”

合同签订后，王玉国分别于2009年8月1日、2010年8月10日缴纳保费共计4600元。

2011年2月12日，王玉国经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为主动脉夹层（Stan-ford B型），并建议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

2011年2月17日至2011年3月4日王玉国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行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

王玉国出院后认为其符合购买的保险的理赔条件，但是其后王玉国多次要求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楚州支公司给付保险金，楚州支公司却因王玉国所患疾病（手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而拒绝赔偿。

王玉国无奈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

案例焦点：保险条款滞后于目前医学技术

法院受理该案后，审理期间，于2012年4月27日根据原告申请，委托江苏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王玉国申请的事项进行鉴定。

该所于2012年6月11日作出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王玉国所患的主动脉夹层（Stanford B型）属于主动脉疾病;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比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2007年修订版）第23条第10款约定的开胸手术创伤更小、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是主动脉手术，但其无需实施开胸进行;患者的病情更加适合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属于介入主动脉修补范畴。”

2012年7月10日该所还对法院的有关咨询作出答复：“1.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向微创化发展。许多原先需要开胸或开腹的手术，已被腔镜或介入手术所取代。被鉴定人王玉国所患疾病为主动脉夹层（StanfordB型），该病患更适合用介入的方法行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对其实施的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是主动脉手术，属于介入主动脉修补范畴，相对于传统的开胸手术，具有创伤小、死亡率低、并发症发生率低的优点，目前已取代了传统的开胸手术。2.对照委托方提供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2007年修订版）第23条第10款规定“主动脉手术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被鉴定人接受的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隔绝术为主动脉手术，本术式与开胸手术虽途径不同，但目的一致，因其无需实施开胸，故创伤更小。本所用法医学及临床医学知识理解主动脉手术之本意为治疗主动脉疾病，治疗采用创伤小、死亡率低、并发症发生率低的方法为合理行为，新的术式取代旧的术式是科学的进步，具体手术途径非本条款的核心内容。3.本所鉴定主张已表达明确，本案矛盾焦点为保险条款滞后于目前医学技术所致。”

格式条款免责无效，保险公司不能因此拒赔

最后法院认为，根据江苏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及答复函意见，原告王玉国所患主动脉夹层（Stanford B型）疾病属于主动脉疾病，符合康宁终身保险合同约定重大疾病的保险范围，该合同第23条第10款项目关于“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显然不属于对疾病症状的解释和描述，而是对于疾病治疗方式的限制，排除了被保险人享有的对疾病治疗方式的选择权。按照常理理解，重大疾病并不会与某种具体治疗方式相联系。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其在患有重大疾病时，往往会结合自身身体状况，选择具有创伤小、死亡率低、并发症发生率低的治疗方式，而不会想到为确保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而采取保险人限定的治疗方式。保险人以限定治疗方式来限制原告获得理赔的权力，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该条款无效。

而且，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向微创化发展，许多原先需要开胸或开腹的手术，已被腔镜或介入手术所取代，而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期间往往很长甚至终身，因此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投保时的治疗方式来限定被保险人患重大疾病时的治疗方式，不符合医学发展规律，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选择保险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

法院判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楚州支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玉国保险金4万元。

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该起保险纠纷案件审判指导案例，确立了该类保险纠纷最新的司法指导标准。无疑，该审判指导案例对推进保险业规范发展，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篇5：无效保险合同范本

作者：代正伟 张振宇 发布时间：2006-07-05 08:52:01

[案情]

2003年9月27日，投保人林某在被告某保险支公司为一中型货车投保，保险合同约定了第三者责任险，并规定了保险车辆造成本车驾驶人员及其家庭人员的人身伤亡属除外责任。2004年4月6日，因该车转卖，经投保人林某申请，被告同意将保险合同转让给李某。4月15日，又经李某申请，被告同意将保险合同转让给原告万某，原告受让了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4月21日，原告雇佣的驾驶员肖某在检查汽车故障时，货车失控，将在车旁的父亲撞伤致死。6月21日，法院判决万某负全部责任，应赔偿除肖某以外的死者亲属87880元。原告万某于当日向被告申请索赔，但被告仅向原告赔付车辆损失险。后被告以该车驾驶员肖某与死者系父子关系，并根据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二）项“保险车辆造成本车驾驶人员及其家庭人员的人身伤亡属除外责任”的规定而拒赔。双方就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责任险发生纷争诉至法院。

[评析]

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最大诚信合同，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和投保人均应将保险合同涉及的重要事项向对方作如实的说明或告知。同时，由于保险合同涉及大量专业术语，投保人往往不甚了解，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特别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以及适用等，保险人更应向投保人作出解释。

本案被告是否免责，关键在于被告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签约当时，对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明确说明”之限度，应以一个普通人以其所应具备的知识和社会经验，能够就保险合同之条款与保险人在认识上达成一致为标准。然而，本案被告并未达到此标准。

1.从告知的形式上看，被告仅在所填发的保险单正本和保险单副本中的格式“重要提示”一栏第三款载明“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至于对以上的保险条款，投保人能否作出符合合同初衷的理解，保险人在所不问。

2.从告知的内容看，原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签字并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况且，本案原告之权利义务是基于原投保人保险合同的转让、受让人再转让而产生的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同意原告受让为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后，被告不能举出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原告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3.从告知的度看，保险公司应以一个普通人的知识和社会经验，通过告知能够就保险合同之条款与保险人在认识上达成一致作为限度。在本案中，保险单正本和保险单副本所载明的“重要提示”，并未对保险合同条款作出解释，仅仅起到了提示义务，对于投保人之理解并无帮助，不符合明确说明之限度，故应认定被告未就保险合同条款履行告知义务。

就第三者责任保险而言，把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从同样的生命应当同样受到尊重，受到同样的保护来讲，第三者责任免责条款也有不合理之处。我们希望以现行法律为依据，通过司法规制来解决这一矛盾，使中国保险业与国际接轨，救济无辜受害者及其家属。

（作者单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点评：

第一点，本案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如何认定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的范围？本案通过合同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进行规范，作者的观点是通过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认定免责条款无效。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家属是否当然排除在外？如果不是，则应当在什么条件下纳入进来？这些均需要进一步探讨，使之明确。

第二点，保险人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或者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是否就是免责条款无效？本文作者依据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得出肯定的答案。其实，该法条的用语是“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与“无效”尚有差异，在理解上视该条款为“未订入合同”，可能更为合理，这样理解也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本意。

第三点，车辆转让过户之后，相关的保险合同的变化方式应予明确，保险合同是同一份合同的继续（保持同一性）还是变成了一个新的合同？前者称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后者称为合同的更改，性质不一样，法律后果也有差异。

第四点，以存在车辆转让为前提，对于相关的保险合同，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尽到了相关的告知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是仅对最初签订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尽此义务就够了呢，还是要求对于后来的相关人或者受益人也要尽此义务？这一点与上述第三点有关，这些似乎仍有进一步分析说明的必要。

点评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韩世远

编 后

编完这篇稿子，编者感觉稍嫌简单，于是有了上面的点评。同时，编者对本案提出的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家属到底算不算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编者就这个问题分别与两位学者和两位法官进行了电话沟通，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家属肯定不算“第三者”；二是认为要分车里车外，如果家属在车里，则不是“第三者”，如果家属在车外，则是“第三者”；三是认为只要是驾驶人员没有故意，家属应该算“第三者”。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正式施行，但是，“第三者”的范围界定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反映出来。编者借此机会约稿，欢迎不同观点展开讨论。

篇6：租赁合同范本无效的法律后果

1、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2、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3、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

4、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房屋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二、租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1、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赔偿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本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2、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

3、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次承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5、因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时，次承租人请求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抗辩出租人合同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转租合同无效的除外。

次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可以折抵租金或者向承租人追偿。

6、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篇7：无效租赁合同诉状

原告：娄##，女，年月日出生，族，住

被告：李##，女，岁，住郑州市##区##路与##路交叉口。

诉讼请求：

一、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招待所转让协议”无效；

二、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转让费85000元，水电押金2000元；（共计87000元）

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0年5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招待所转让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将经营的位于##路与##路交叉口的“##招待所”转让给原告，招待所转让费85000元，水电押金2000元。当日，原告即将上述款项共计87000元一次性支付给被告。之后，原告发现招待所根本没有营业执照，其他手续也不合法，经营权难以得到保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诸法院，望判如所请！

此致

郑州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篇8：无效合同的结算

问:如果签订的是无效合同, 实际施工人如何主张工程价款结算?

发包人为建设体育场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标, 四海建设公司中标, 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由四海建设公司承包施工。

其后承包人四海建设公司又与周某签订施工协议, 约定将上述工程中的钢结构部分交由周某施工, 实行包工包料;套用定额、取费率、材料调差、签证按总承包条款执行;周某按约定向承包人交纳3%的管理费和5%的施工配合费。

工程竣工验收后三方为结算产生纠纷。承包人认为是发包人拖欠工程款, 发包人则认为工程款结算条件未成熟。周某无奈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欠付的工程款。请问:承包人违法分包的工程, 实际施工人如何主张结算工程价款?

律师观点

1、承包人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合同是否有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承包人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施工协议, 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周某, 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2、违法分包合同无效, 周某法律地位如何确定?

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合同的承包人, 如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 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等。

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的施工协议属违法分包合同, 但周某作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对钢结构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 周某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3、实际施工人周某可向谁主张工程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

根据上述规定, 实际施工人周某可选择起诉违法分包人四海建设公司, 也可选择起诉发包人。但如果周某选择起诉发包人, 法院可以追加违法分包人四海建设公司为案件当事人。现周某选择以发包人和四海建设公司为共同被告, 不违反法律规定。

4、实际施工人周某可按什么标准主张结算工程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 应予支持。

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的合同虽然无效, 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故周某可请求参照无效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无效合同中约定套用定额结算, 因此周某可按此约定标准主张结算工程价款。

篇9：医保外用药费,保险公司拒赔无效

借医保之名隐藏免责条款

吴玉涛是江苏省南京市人，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为B型驾照，租用其姐吴玉婷的一辆拖拉机跑运输。2008年3月24日，吴玉涛来到某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甲保险公司）为拖拉机投保了交强险。他考虑到自己驾驶技术还不娴熟，又为拖拉机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

9月11日，吴玉涛驾驶拖拉机不慎与仲为群驾驶的二轮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仲为群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吴玉涛车速过快，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仲为群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才康复回家，吴玉涛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

出院后，仲为群以甲保险公司、吴玉涛、吴玉婷为被告，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经审理后，判决甲保险公司在吴玉涛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仲为群111075元，吴玉涛、吴玉婷连带赔偿55923.68元。

判决生效后，吴玉涛发现忘记在诉讼中提起为仲为群支付的抢救医疗费2402.30元，加之因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而未获理赔的医疗费14500元、连带赔偿款55923.68元，合计72825.98元，便提出商业理赔申请。

甲保险公司提出，吴玉涛持有的驾照为B型驾照，而发生保险事故的车辆为拖拉机，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依据保险合同不负赔偿责任。吴玉涛认为，当初在签订合同时，他对保险公司提供了实情，且合同中也注明了被保险机动车为拖拉机，保险车辆车主为吴玉婷，被保险人为吴玉涛，甲保险公司没有理由拒赔。

理赔遭拒引发合同效力之争

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吴玉涛一纸民事诉讼，将甲保险公司推上了被告席。2010年12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甲保险公司提出了新的法律问题。他们认为，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額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简言之就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仲为群医保外用药费用为4080.20元，应由吴玉涛支付。甲保险公司针对吴玉涛的诉讼请求还提出，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即使理赔，也应扣除20％的免赔率。

吴玉涛对此不能理解，说：“如何治疗仲为群都是医院说了算，再说医生在治疗时就应当根据伤者的病情合理用药。我们怎么可能置伤者的生命于不顾，只用医保范围内的药物？”吴玉涛还表示，这根本就是“霸王”条款。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玉涛与甲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能否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问题，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对于该条规定，吴玉涛与甲保险公司有不同的理解。吴玉涛认为，该条款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并无明确的含义，甲保险公司将其定义为“医疗用药的范围”无法律依据。对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在涉案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涵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甲保险公司的解释。

2011年7月18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甲保险公司给付吴玉涛保险理赔款58326.98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篇10：合同无效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篇11：无效合同案例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案例:宝鸡市东星砂石场赵巧巧与吴剑打算购装载机，供货商、、保险公司联合多次对其资信调查后，2003年9月3日吴剑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一按揭贷款购装载机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3年9月10日吴剑凭此合同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经西安市公证处作了公证，并在公证处将所购装载机作了抵押物登记；2003年10月25日吴剑在光大三桥支行 “贷款凭证”上签字，光大三桥支行发放了14.88万元到给吴剑开的专项帐号内。此前，按西安松林公司安排，赵巧巧于2003年8月26日到宝鸡常汇公司交了11万元首付款，当即吴剑打“收条”开回了装载机，上面写明了装载机的“四号一色”； 2003年9月17日西安松林公司给吴剑开了带税的正式“发货票”24.75万元，附的产品检验证的“四号一色”与吴剑2003.8.26给宝鸡常汇公司打的“收条”上“四号一色”完全一致。按常理，赵巧巧、吴剑以按揭贷款购的装载机一切手续己完毕。随后，曹新红以“帮忙”到西安给光大三桥支行还款为名，收了赵巧巧三次四个月“分期还款”2.75万元。2004年1月19日，突然，宝鸡常汇公司经理曹新红带了六、七膘汉强行开走装载机时，称按揭贷款没有办成，限赵巧巧10天内交清其余欠款13万，否则休想要回装载机。

“吃饭穿衣亮家当”，两个农民那能在10天内拿击欠款13万元呢？赵巧巧、吴剑多方向宝鸡常汇公司讨要装载机未果。就到光大三桥支行去查询，让其大吃一惊。光大三桥支行给吴剑了一个“客户贷款结清通知单”，上明确写的是：“您已于2003年11月19日完全还清完毕”。到11月19日自己才还14000光，是谁还清了这笔14。88万元贷款呢？他们多次要求光大三桥支行查个纠竟，都以“保密”为由而拒绝。

赵巧巧、吴剑为查清到底是谁给自己提前“完全清还完毕”贷款，讨回宝鸡常汇公司强行开走购装载机造成的损失，把光大三桥支行、西安松林公司等告到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在庭审中，光大三桥支行无法回答“谁”提前“完全清还完毕”14.88万元贷款后，改口辩称，他们发现吴剑用欺诈手段骗取贷款后，从吴剑帐上将贷款“扣回”。西安松林公司也站在光大三桥支行的一边，明确表态，与吴剑所签“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和所开“发货票”是虚假的，是应宝鸡常汇公司要求给“帮忙”。未央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吴剑以为赵巧巧取得银行贷款为目的，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的虚假《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后又以此购销合同为基础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并以虚构的买卖装载机为借款合同做抵押。由于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不能发生相应权利和义务的无效合同，因此，建立在虚假合同基础上的贷款合同也因实质要件不真实而 无效。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光大三桥支行收回贷款是妥当的，资金收回是银行资金所有权的正当回归。由于吴剑贷款购装载机的事实是虚拟的，故建立在虚拟事实基础上的借款合同的终止，自然也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因此，吴剑关于赔偿损失的主张同样因没有事实依据而得不到法律支持”。判决驳回了赵巧巧、吴剑的诉讼请求。赵巧巧、吴剑不服此判决，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即便是认定自已是用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虚假的装载机作抵押物，存在所谓”欺诈”行为，所订“按揭贷款合同”也不属“无效合同”，只能是“可撤销合同”，光大

三桥支行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不能“霸道”的不告知而单方撕毁合同。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未央区人民法院“无效合同”的认定，驳回了两上诉人的上

诉。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案情】

第一申请人：孙某某

第二申请人：孙某

被申请人：谢某

孙某某系孙某父亲，两人名下有一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弄×号×室的房屋。2005年，孙某因经商缺少资金，与朋友谢某商量将房屋过户给谢某，以获得银行贷款。为了瞒住孙某某，孙某找了案外人冒充其父孙某某，在上海市

公证处办理了以案外人唐某为代理人的房屋买卖委托公证。此后孙某和代理人唐

某与谢某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贷款手续和房屋过户手续，房屋过户至谢某名下后，孙某得到了银行贷款29万。此后房屋一直由孙某继续

居住，由孙某每月替谢某偿还银行贷款，其父孙某某毫不知情。两年后孙某经营

状况不错，打算将银行贷款还清后，将房屋重新变更至自己和父亲的名下，但此

时，谢某反悔，不予配合，坚持声称房屋是自己买下的。孙某见状不再替谢某偿

还银行借款，法院查封了房屋，父亲孙某某终于知道了事情真相。父子二人不得

已，根据买卖合同的仲裁条款约定，将谢某诉至上海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原买

卖合同无效，将房屋恢复至两申请人名下。

据此，仲裁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上海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决：

一、确认第一申请人孙某某、第二申请人孙某与被申请人谢某于2005年8

月30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第一申请人孙某某、第二申请

人孙某应在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被申请人谢某返还人民币29万元；被

申请人谢某应在收款同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办理抵押贷

款登记注销手续，并在抵押贷款登记注销之日起十日内将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

弄×号×室房屋的房地产权属自被申请人谢某名下转移登记至第一申请人孙某

某、第二申请人孙某名下。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案情：2003年2月，九采罗彩棉产业有限公司（原告）作为委托方、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海园路支行（被告）作为受托方、案外人北京世涛鸿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协议书，由原告提供220万元，被

告以委托贷款方式贷款案外人，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该协议书上被告的印章为被

告原负责人王建梁私刻。次月，王建梁致函原告，载明同意原告将220万元直接

打入案外人帐户，此函上加盖王建梁私刻的印章。后原告转账给案外人北京世涛。

后，王建梁因合同诈骗、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刑。原告向被告索款未果诉至法院。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认为王建梁私刻的印章并签订合同不是被告的行为，该委托贷款关系和担保关系不能成立。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为王建梁签订协议时为被告的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协议上也有其个人签名，故为代表被告的行为，被告应该对其行为承担责任。被告和原告之间成立担保关系。但本案是案外人北京世涛利用此协议进行诈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以委托贷款书为无效，故担保合同也无效。本案中被告没有过错，故不承担责任。法院基本维持一审判决。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案情：2004年6月10日，房屋的开发商南宁锦明房地产实业公司（被告二）和南宁市阳光易居房屋经纪有限公司（案外人）签订合同，由案外人代理销售被告二的房屋，按照4000元每平方米销售。同日，案外人和南宁市兴宁区房地产开发公司（被告一）签订房屋代销协议，被告一代销房屋。2004年6月10日，南宁市迪瑞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代理合同，原告代理销售被告一的房屋，按照7000元每平方米销售并按照销售额提取佣金，原告后交纳被告保证金20万元。2004年7月，原告致函被告一要求延长销售代理时间。后原告诉至法院。广西南宁市永新区法院认为被告一和原告签订合同，应该以被告二的名义或者得到案外人的明确授权，否则对被告二没有没有约束力。现被告一无证据证明其得到案外人和被告二的同意，违反了合同法第400条的规定，原告和被告一的合同无效。法院依据合同法52条第5项，判决被告一返还原告20万元。被告一不服上诉，广西南宁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一不具备将商品房向外包销的主体资格；同一天上述三份合同的签订，使房屋的价格从4000元每平方米上升到7000元每平方米，被告一的包销行为实为国际明令禁止的哄抬房价的行为，也损害了由普通购房者的共同利益所体现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法院维持原判。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案例：村青年小王前往福建某煤矿打工，报名时，厂方以 煤矿已承包给工头为由，要求小王与工头签订合同。而工头却在合同中规定，工头每月支付60元的危险补贴，由小王自己解决劳动防护用品。如果小王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工头及煤矿概不负责，当时小王急于上班，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没料到，6个月后，小王在一次塌陷事故中死亡。小王的家人找到煤矿及工头，要求他们承担丧葬费，并赔偿经济损失。但煤矿及工头都认为他们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是小王上班时已知道煤矿工作的危险性，并且每月都领取了危险补贴，同时在合同上也明确规定，如果工人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煤矿及工头概不负责。后来，几经周折，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小王的家属才得到了合法的赔偿。那么，煤矿及工头为什么签有合同还要赔款呢? 因为他们与小王签订的合同是一份 “生死合同”，其本身就是一份无效合同。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企业与工人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建立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与国家的法律，法

规想违背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的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所以，煤矿及工头与小王签订的“生死合同”实际上是逃避法律责任，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因此发生了伤亡事故，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承担丧葬费和死亡补偿费。

二、可撤销合同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案情：1996年2月13日，杨文龙（原告）在山西同力计算机联合公司商贸分公司（被告）处购买DCA2 5X86型海洋牌电脑一台，价格13100元。原告9月发现被告在宣传品上将DCA2列为SL400（486）系列，后找被告交涉未果。1996年12月9日，原告委托山西省技术监督局出具的鉴定结论为“DCA2 5X86微机是以486微机的品质冒用586微机的品牌，属于486机型”；“ DCA2 5X86微机的品牌不属于PENTIUM586型微机，而属于486型微机”。原告后起诉至法院，称被告欺诈，应该双倍返还，并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6000元。被告答辩称出售产品是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不存在欺诈，国家对486型和586型没有统一标准，故鉴定结论不科学。审理中，法院委托国家电子计算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电脑进行司法鉴定，结论称“5X86是海洋机的叫法，对于该机究竟是486还是586，因为目前没有划分486还是586的标准，无法做出结论”。

太原市南城区法院于1997年7月10日判决称：由于目前没有划分486还是586的标准，被告不构成欺诈，但是被告在开具的收据中电脑型号“DCA2 5X86”写成“DCA2 586”，这种工作中的失误导致原告对所购电脑的重大误解，故原告可以要求退货。经济和精神损失不予支持。太原市中级法院于1997年10月27日判决除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损失412.5元外，维持一审认定的事实。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案情：2004年5月，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被告一）和敦化市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二）通过招标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一承建被告二的工程项目。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信师成项目经理部（原告）是被告一的下属单位，原告按照两被告的合同施工，两被告没有将该招标文件交付原告，也没有通知原告该招标文件的内容。工程验收竣工后，原告和被告二于2005年4月进行了工程结算。结算后原告将工程招标文件调出，才发现两被告签订的第五项显失公平，该条款有欺诈行为。原告和被告二签订的协议对结算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要求撤销该第五项条款。

吉林省敦化市法院查明：原告提出的要求撤销的第五项约定合同价款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价款的确定原则确定合同价款。两被告也没有通知原告关于招标文件的内容。实际原告和被告二的结算价款为411万多元，按照二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价款的确定原则确定合同价款进行结算，被告二还有85万多元没有给原告结算。法院认为原告和被告结算时原告误以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款进行结算，属于重大误解，不属于欺诈行为。该结算没有按照两被告约定结算，数额相差85万多元，数额较大，属于显失公平。法院判令撤销原告和被告二签订的该涉案工程结算合同书。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案情：2004年4月，迟立祥（原告）和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签订购车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解放牌自卸车一辆，发动机号为50371254，价款23万余元，首付款9万余元，余款14万余元每月支付3900元，原告缴纳履约保证金1万余元，产品合格证上发动机号50454337。同年5月，原告车辆出现故障至苏州维护，发现该车实际上发动机号50454337，而不是合同约定、行驶证和机动车详细信息载明的发动机号50371254。被告查实曾将该车出售给他人，因发动机质量问题被退回，被告重新入户后更换了发动机出售给原告。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23万余元，赔偿损失33万余元。

宣城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故意隐瞒事实，对原告购车欺诈，原告有权要求撤销合同。原告支付了首期购车款9万余元，保证金1万余元。由于本案涉及分期付款买卖，对因消费贷款引发的款额返还涉及到另一个法律关系，且对于该款项实际发生额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不宜在本案处理，原告可依据本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另行主张。原告购车是用于货物运输，不是用于生活消费，故原告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6万余元，原告返还被告车辆。诉讼费12828元，原告承担9621元，被告承担3207元。

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案例：2006年8月，刘某与张某两人合伙经营了一家店铺，同年12月，刘某与张某达成协议解除了合伙，刘某给付了张某人民币6万元，店铺让刘某一个人独自经营。解除合伙后，刘某店铺经营的非常红火，张某眼红，遂经常到刘某店铺闹事。2007年2月，张某与刘某再次签订一合同，约定刘某给付张某人民币5000元，张某不得到刘某店铺干扰其正常经营。合同签订后，刘某反悔，不同意给付张某5000元。两人就该合同的法律效力发生纠纷。

第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案例：甲将房屋转让给乙，乙又将房屋转让给丙，为少交契税。甲与丙签订一份假的房屋转让合同，将房屋使用权直接过户至丙名下。

第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案例：破产前将优质资产贱卖给串通好的第三人。

第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即有损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同。

案例：如牟取暴利、滥用权力、不正当竞争。例如甲流期间高价卖口罩的行为。

第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案例：农村青年小王前往福建某煤矿打工，报名时，厂方以 煤矿已承包给工头为由，要求小王与工头签订合同。而工头却在合同中规定，工头每月支付60元的危险补贴，由小王自己解决劳动防护用品。如果小王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工头及煤矿概不负责，当时小王急于上班，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没料到，6个月后，小王在一次塌陷事故中死亡。小王的家人找到煤矿及工头，要求他们承担丧葬费，并赔偿经济损失。但煤矿及工头都认为他们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是小王上班时已知道煤矿工作的危险性，并且每月都领取了危险补贴，同时在合同上也明确规定，如果工人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煤矿及工头概不负责。后来，几经周折，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小王的家属才得到了合法的赔偿。

可撤销的合同的情形有3种

它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实、由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或仲裁机关申请行使撤消权，而使已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它有三种类型：

第一 重大误解的合同

误解一般是基于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术、信息或经验而造成的，案例：李某获赠一个陶罐，但是他自以为这只是普通陶罐低价，殊不知这只陶罐是5千年前的珍品。

第二 显示公平的合同

显示公平的合同一般是在一方缺乏经验或紧迫的情况下订立的，案例：张某去电子买了一部手机，由于不懂行情，花了2000元，没想到回家后在网上一查这部手机仅仅价值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