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法律效果研究论文

[摘要]合同效力问题一直是合同法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基于对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有必要在私法自由被滥用时去设置法律行为的无效制度。但从鼓励交易和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不是绝对的、不可逆的无效，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补救。文章结合国外立法和相关理论分析，对无效合同的补救方式进行探讨，以期促进这一补救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无效合同法律效果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无效合同法律效果研究论文 篇1：

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原则

【摘 要】本文对无效合同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概括，对如何认定和处理无效合同进行了论述，并且对与无效合同有关的几个较常见的法律问题作了论述，阐述了合同法在无效合同制度上体现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确平衡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与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利益这两大法律价值的原则的观点。

【关键词】合同 无效合同 国家干预 欺诈 胁迫

合同的效力问题，历来是合同法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首先要面对且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的合同法在合同效力的规定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尤其是在无效合同方面，其变化尤其明显，体现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精神。因此，对如何认定和处理无效合同进行探讨和研究，对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 无效合同的概念及认定

无效合同是国家法律干预合同行为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指合同虽已经成立，但由于欠缺法定有效要件，被法律确定为当然自始不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它明确的是无效合同不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而不是不发生任何其他意义上的结果。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存有过失的，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合同已经履行的，在当事人间发生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法律效果。

1.关于认定无效合同的基本原则

第一，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要求鼓励交易，最大限度地维护交易自由，从而达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因此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合同自由原则十分必要。因无效合同制度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预，因此在审理无效合同案件中，要严格适用法律，正确界定合同无效的范围。尤其是大部分法官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对合同无效的认定比较宽泛，现在市场经济情形下，一定要克服这种倾向。在确认合同是否无效时，应注意以下两点：（1）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法律法规”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对强制性规定的判断应从规范的行为指导方式、内容的确定性以及法律结果等方面进行判断，并非所有带有“应当”、”必须”、“不得”等用语的规范都是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定的规范，就其对主体行为的指引方式而言，它一般是通过规定禁止为某种行为的方式来体现；就其规定的内容而言，其所规定的内容一般是确定的，不允许法律关系主体随意加以改变；从其法律后果来看，若违反此类条款，便属违法。（2）对未经登记的内设派出机构的合同，不宜认定为无效。如工程建设施工企业的项目部在外地施工时，却不进行工商登记，不具备合法主体资格，此时以项目部名义签订的合同如果以无民事行为能力而认定为无效，则显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项目部的印章系由项目部的上级法人开具证明才能判制，其进行的与工程项目有关的经营活动应视为经其上级法人授权，因此不应单独以此认定为无效。

第二，正确平衡当事人合同自由与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原则。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规定无效制度，是国家出于维护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目的出发，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干预，从而确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只要对不违反国家正常秩序，不侵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一般不宜认定为无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便体现了这一原则。

2.无效合同的法律特征

第一，合同已经成立。无效合同已经经过要约、承诺阶段，当事人已经达成合意，合同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但是能否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则是效力判断的结果。无效合同作为合同效力判断的结果之一，其产生的前提要件亦是合同关系在客观上已经成立。

第二，具有违法性。违法性是指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合同之所以被否定合同效力，国家法律之所以对其干预，法律之所以对其作出否定性评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合同违背了国家意志——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体现和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违法性。

第三，对无效合同的国家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表现在因这种合同得不到国家的强制力保护，并且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待当事人请求，便可主动去审查合同是否有效，因此无效合同属于当然无效。

第四，无效合同具有不得履行性。

第五，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无效合同从一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并不是在法院仲裁机构确认其无效后才不具有法律效力。

3.合同无效的情形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有：

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法只把产生损害国家利益的一方以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列入无效合同范围，而对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这种两分法是我国法律的独创，也颇具合理性。这样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又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有利于促进交易，加快社会经济流转速度。

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订立合同

的行为，构成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的无效合同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2）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3）受害人因被欺诈而陷入错误；（4）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作出了意思表示。

胁迫是指以给对方当事人或其亲友的生命、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作为要挟，迫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而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一方以胁迫手段订立的无效合同，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1）行为人有胁迫的故意；（2）行为人实施了胁迫行为；（3）受胁迫者因胁迫而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形下订立了合同；（4）胁迫行为是非法的。

第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1）当事人有主观上的恶意。所谓恶意是相对于善意而言的，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将造成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如果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不知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的损害结果，不构成恶意。（2）当事人之间相互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第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这种行为又称规避法律的行为或隐匿行为，这种合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或目的上是非法的，当事人表示出来的形式或实施的行为并不是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是真实意思，而只是通过这种形式和行为掩盖和达到非法目的。

第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国外民法中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称为公序良俗，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无效。我国民法没有采用这一名称，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意义和宗旨与此相同。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法律所保护的，体现了国家意志。如果违背它，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违反了法律，因而国家法律就会对此类合同行为进行干预，确认其为无效。比如印制迷信书刊的合同、印制“冥币”的合同等。

第五，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二 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和法律效果

1.处理无效合同的原则

第一，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恢复初始状态的原则。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是通过建立某种民事法律关系，进而通过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多数以财产关系为表现形式），并涉及财产的流转，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依据无效合同而引发的当事人预期的财产流转关系这一效果也不能实际产生，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应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财产状况都要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初始状态，当事人之间已经成立和存续过的财产关系将不复存在。这是首要的原则。

第二，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一直溯及到订立合同时，因此依据无效合同所为之给付即失去法律依据，当事人负有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初始状态之义务。但是在有些合同种类或特定合同履行情况下，如果返还原物则违反效率和公平原则，甚至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在此情况下应从效率和公平角度出发，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取恢复到原来状态的做法，而是以现实为准，没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应根据受领的给付情况以受领时的价款支付相应的对价予以偿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已完成的工程如果不存在质量问题，仍应按合同价款条款计算已完成工程的价款。

第三，有过错的当事人不能因履行合同而获得利益原则。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其目的是欲通过履行合同获得预期利益。既然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之保护，同时法律对之进行积极干预，力图消除因履行合同而形成的财产关系，使之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初始状态，那么对无效合同负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就不能再期待获得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利益。尤其是对不法行为人，其为非法目的而为的给付，应不得请求返还。

第四，有过错方赔偿损失原则。一方当事人由于合同无效而蒙受的损失，有过错的一方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

第一，没有履行的不再履行。因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属于绝对无效，因此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自始就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无须履行根据无效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尚未开始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再履行。

第二，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对已交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对已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给对方当事人的义务。返还财产其宗旨是使当事人的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返还财产不以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为先决条件，不论是否有过错，均适用返还财产。

关于返还财产请求权的性质，学理上有争议，现在更倾向于返还财产请求权属于一种物上请求权。相对而言，比将之作为一种不当得利请求权更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返还财产的请求范围，应为原物孳息，如不能返还原物及返还没有必要时，应折价返还。

第三，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是指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过错方承担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种赔偿责任，通常认为是一种广义上的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对象和范围应以信赖利益为前提，赔偿的范围一般包括缔约费用、准备履行合同的费用、合理的间接损失。但是这一范围不得超过履行利益。

第四，收缴归国库所有，或者返还集体和第三人。对于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当事人取得的财产应当收缴归国库所有，损害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取得的财产返还给集体或第三人，这是对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排除适用。

三 与无效合同相关的几个问题

1.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大部分学者认为，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之限制，理由是：其一，主张合同无效既不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也不是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因此不是时效制度的客体；其二，无效合同的订立违反国家法律调整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无效合同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其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不当然地破坏交易安全，因为法律上还有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制度，可以对善意第三人提供保护。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但对基于无效合同的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赔偿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之限制。

2.有权提起主张或确认无效合同之诉的主体

谁有权提起或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历来争议很大，我们认为，有权提起主张和无效确认之诉的主体应当限于当事人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3.合同无效对第三人的法律效果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第三人从当事人处取得的财产是否必然要返还，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如果符合善意取得的规定的条件的，可依善意取得制度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不周延的情况下，可以“公示公信”原则予以补充。只有当这两种情形无法得到维护，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恶意，才应返还从当事人处受领的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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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崔建远.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N].人民法院报，2002.2.22

[6]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王以富〕

作者：刘雪芹

无效合同法律效果研究论文 篇2：

无效合同补救方式的探讨

[摘 要]合同效力问题一直是合同法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基于对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有必要在私法自由被滥用时去设置法律行为的无效制度。但从鼓励交易和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不是绝对的、不可逆的无效，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补救。文章结合国外立法和相关理论分析，对无效合同的补救方式进行探讨，以期促进这一补救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关键词]无效合同；补救方式

当一个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后，在效力上认为是绝对、当然、自始的无效，相当于一个被判“死刑”的合同。但是，《合同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从鼓励交易原则的角度出发，应当尽可能减少对无效合同的认定，从而提高交易效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寻找一个使无效合同处于既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维护，又不破坏社会利益的状态，才是理想模式。我国现行立法未建立这一制度，但现实又需要这一制度时，制定一个使无效合同得以复活的方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通过与其他国家法律的比较，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无效合同的转换和无效合同的有效处理这两种方式对无效合同进行补救。

一、无效合同的转换

（一）无效法律行为转换的概念

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又称“法律行为的更换”。在德国民法和日本民法中，不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另外的规定，而是统一在总则部分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规定。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自然也受到总则中规定的规范。这一理论在我国同样也是适用的，合同同样要受到《民法通则》的规制。因此，为了更好地适用这些国家的相关规定，笔者在这里通过对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制度进行介绍，而不将“法律行为”一词换成“合同”一词。

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制度的设立主要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民法典》第140条规定：“无效的法律行为具备另一法律行为的要件，且须认为在知道无效性会愿意另一法律行为有效的，另一法律行为是有效的。”①《意大利民法典》第1424条规定：“无效的契约，考虑由当事人所期的目的，被认为如果当事人知其无效则将订立其他契约时，发生具有其实质及方式的要件的其他契约的效力。”②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如果具备另一法律行为的要件，而且可以认为，当事人知道此行为无效即愿意另一行为有效的，可以‘作为另一法律行为’而生效。”{3}就其观点来看，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首先必须存在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然后须符合特定的条件即符合当事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方可以进行转换。

（二）无效合同转换的要件

制定一个法律制度，最先要确定其构成要件。对于转换的要件，有“二要件说”和“三要件说”。前者认为转换的要件只须有无效合同的存在以及该无效合同符合替代行为的要件；后者则认为转换除如上二要件外，还强调要符合当事人的意思。两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而仅是对于当事人意思在转换规则中地位有不同认识而已。笔者赞同三要件说，因为意思表示作为民法的核心价值因素，在任何法律行为中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意思表示的存在，根本就谈不上法律行为的成立。特别地，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无论合同的效力如何，都不可能缺少意思表示这一要素的存在，而合同在转换与否、如何转换这一问题上自然也不能缺少对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尊重和保护。所以，转换应符合这三个要件：

1.须存在无效合同。第一，此处所指的无效合同，是指确定、自始、当然无效的合同。只有先确定其无效性，才能够进行转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已经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否能够适用转换制度呢？笔者认为，这两种合同不能适用转换制度。首先，就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来说，如果过了除斥期间权利人未行使撤销权，则认定合同有效，此时根本不需要进行转换，当事人之间按照原定合同内容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而如果权利人行使撤销权，该撤销行为同时就已经表明不愿去实现原本所追求之目的的意图，不符合转换需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要件，也就失去了转换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的转换会变得毫无意义。且该类合同法律已经直接赋予了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权利，如若他们之间能够形成新的合意，则会形成新的合同，无须法律作为最后一道补救手段进行转换。其次，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待其效力确定之后才有讨论转换与否的余地。如果权利人进行追认，那么合同自然有效。反之，如果权利人予以否认或者未作回应，那么会出现合同无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若权利人予以积极的否认，说明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履约的意愿，那么合同就不存在转换的余地；若权利人不做任何表示，此时无法推知当事人未作表示的原因，则可以对此类无效合同在符合其他两个要件的情况下适用转换规则。

第二，作为要转换的无效合同，必须是实质上具备合同的成立要件，合同成立是生效的前提条件，如果欠缺成立要件而尚未成立，则无法考虑替代行为的生效与否，所谓转换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第三，对于作为转换的无效合同，其无效原因对于转换的成立原则上不产生影响。但是无效若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其法律后果会造成重大不利益，则不能适用转换规则。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只有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才可适用转换规则。

2.无效合同须具备转换后新的合同的要件。转换后的合同首先须具备除意思表示外新的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该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对形式要件的要求可以相对宽松，当事人之间不仅可以通过履行行为对形式条件进行弥补，且法律上要求必须具备一定形式的合同方可认定有效的情况也相对较少。但对于实质要件的考量则从主体资格、客体情况、内容是否符合善良风俗方面着手。

3.转换须符合当事人的意思。符合当事人的意思，也即假定当事人是一个理性的“法律人”，由此推定如果当事人知道所订立的合同会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无效，会选择替代行为。因此，当事人的意思是被拟制的意思，既不是对心理事实的确定，也不是对合同的解释，而是从当事人欲实现的经济目的、法律效果和期待的利益进行判定，当转换前后两个合同能够实现的利益比重相同或是相近时，则可以进行转换。当然，对于该要件的设立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当事人对合同的无效一般是不可预知的，否则当事人会直接去选择替代行为而不存在转换的问题。但笔者认为，此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虽说由法律或法官进行推定，但是这种推定不是无限制的，如果无效合同效力转换与当事人的意思相去甚远，则不可进行转换。倘若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允许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不限制对无效合同进行转换，容易导致司法腐败现象的出现，也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此外，也会出现某一无效合同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同进行转换的特例，此时必然要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取舍。

（三）小结

由此看来，只要具备以上三个要件即可成立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笔者赞同在我国的《民法典》或者修订《合同法》时，设立无效法律行为或是说无效合同的转换制度。不仅能更加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能够减少无效法律行为或是无效合同的存在，保持已利用的资源所形成的状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益效率。

二、无效合同的有效处理

这一问题的提出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两个看似互相矛盾的规定。《解释》第1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而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2条的规定被称为“无效合同有效处理”的最原始依据，也被称为最高法在处理无效合同方式上的创新之举。这一制度是立法上的一个突破，但基于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的特殊性以及建筑物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在使用这一规定时应该严格审查，谨慎适用。

（一）无效合同有效处理的法理分析

可以说，《解释》中的规定是对《合同法》第52条的突破，让原本被判决“死刑”的合同起死回生了。从规定的内容来看，这项规定不仅仅是司法解释这么简单，我们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一项立法行为。

从对无效合同效力的规定来说，合同无效是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是溯及既往的无效，是不可改变的效力认定，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使其继续产生法律效力。而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来看，无效合同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无效合同不得履行性，二是无效合同的过错赔偿性。所谓的“不得履行性”是指当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对于尚未履行的合同，不能开始履行；对于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不能要求继续履行；而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要通过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其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态，好似合同从未履行。然而，适用《解释》第2条对已经履行的无效合同产生的后果不是阻止、否认履行，而是维持、保护履行，使得无效合同实际上得到了全面履行，实现当事人预期的目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例外有效的立法是合理的。

首次，立法要求承包人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并在资质等级范围内承包工程的目的在于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因为建筑工程一旦建成并投入使用，会被不特定的多数人居住、工作、生活使用，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和维护，所以要求承包人取得相应的资质并在其等级范围内承包工程。如果承包人不具有相应的资质或者等级，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所施工完成的建筑工程就是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毕竟，对建筑公司资质和等级的评定有行业的硬性要求，比如一级建造师的人数限定，暂且不说这些条件是否合理，就现实来说，建筑行业存在建造师在建筑公司挂证的问题。有的建筑公司表面建造师的人数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实际受其管理、为其工作的建造师人数却寥寥无几；相反，有的建筑公司建造师的人数看起来较少，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数字，没有弄虚作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说满足建造师人数要求的建筑公司他的工程质量就一定比表面上建造师人数不足的建筑公司好吗？不一定。因此，通过建筑公司的资质和等级来判断建筑工程的质量是片面的。不具有相应资质和等级的公司所实施的工程最后经过检验，符合安全质量标准，也符合了立法的本质目的。其次，建设工程的价值往往比较高，如果因为建筑工程无效而要求双方当事人恢复到合同未履行的初始状态，意味着要将已经建好的工程全部推翻毁坏，由此将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基于这些理由，将无效合同有效处理利大于弊。

（二）无效合同有效处理的适用条件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来说，将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的规定还是较少的。毕竟无效合同因其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违反的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产生的不利影响较大，而且也已经有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对在效力上可进行补救的合同进行了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的适用更应该缩小范围，以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使用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这一规则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以公共利益的维护为适用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的最低底线。任何合同如果违反了公共利益，是绝对无效的，没有任何的补救方式。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利益种类，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正常发展的关键。如果一个社会将个人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保护个人利益的力度大于保护社会利益，那么这已经不足以称为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为对抗的存在。特别从我们国家的性质出发，法律的目的也包括了维护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损害公共利益，是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适用的最基本要求。

2.适用比例原则来权衡无效认定的后果和无效按有效处理的后果。比例原则是德国在民事立法违宪审查中采用的标准，由三部分组成：均衡性原则——要求手段和目的保持均衡；适合性原则——要求手段必须适合于目的；必要性原则——手段是目的实现所必不可缺的。{4}对于这一标准的适用，笔者认为即使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对无效合同的认定进行利弊权衡。如果无效认定的利大于有效处理，那么合同就认定无效；如果有效处理的利大于无效认定，那么就允许使用无效按有效处理的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中的规定为例，如果认定承包人不具有相应资质和等级条件的施工合同一律无效，其积极效果也许是在于保护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尊严和不可违背性，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严厉惩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而如果当工程最终检验合格后，认定合同有效的处理方式不仅符合立法目的，也能够维护利用资源的成果，不会威胁到社会公众的生命、身体、财产利益，其适用的积极效果远远大于否认合同效力的积极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适用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的规则。

3.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应该和“收缴违法所得”的规定一并适用，收缴有过错方的违法所得。“无效合同的不履行性”所追求的一个客观结果还包括：当事人不能依据无效合同获得利益。尤其是对于有过错的当事人，因其主观恶性和行为违法性并存的状态，更不能在无效合同的有效处理中获得利益。如果在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有过错的当事人仍然能够获得或者维持已经得到的利益，那么无效合同的认定就失去了意义，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无效合同的利益不应由当事人获得，应该予以追缴。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且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例，对于与不具有建筑企业资质或超越等级范围的承包人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收缴有过错方的违法所得应该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分两种情况处理。第一，如果发包人不存在过错，是承包人伪造相关的企业资质文件或骗取资质认证的，发包人在进行了谨慎审查后仍不能发现这一瑕疵而与承包人签订合同，在工程验收合格并被认定合同有效后，发包人只需要支付承包人在完成建筑工程过程中所支出的成本费用，即扣除价款中属于承包人应获利益的部分。如果对承包人的成本费用有异议的，那么经过评估后，按评估的价款进行支付。第二，如果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存在过错，发包人应该根据合同规定支付工程价款。如果对价款有异议的，那么经过评估后，按评估的价款进行支付。而承包人对发包人支付的价款只能受领其中他所支出的成本费用，如购买原材料的价款、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必须支出的成本，对于价款与成本之间本属于承包人利润的部分，应当予以收缴。如果价款少于成本支出的，则没有违反所得可以收缴，承包人自己填报成本漏洞也算是对其行为的惩罚。

这么操作是因为，根据“任何人不能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基本法律原则，工程质量检验合格的后果并不能否认合同的无效性质，订立无效合同的过错方不能够在其无效行为中获利，否则将出现现实的不公，造成的不利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三、结语

合同不仅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交易手段，也是体现私法自治的主要形式。如何处理私法自治和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在我国，无效合同是自始、当然的无效，不可以进行转换或其他特别补救。但结合国外立法以及相关理论分析，无效合同并不是一律无效，在其满足特别要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转换或进行有效处理。对无效合同进行补救，对完善合同法体系，维护私法自治和交易安全有着重要作用。

注释

{1}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6：47。

{2}陈国柱译.意大利民法典[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59。

{3}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646。

{4}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契约之效力——来自日本法的启示[J].中外法学.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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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尹国惠. 论无效合同及其效力补救[D].内蒙古大学，2008.

[作者简介]张羚君（1991-），广东揭阳人，广西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张羚君

无效合同法律效果研究论文 篇3：

关于无效合同若干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就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诉讼时效及无效与可撤销合同的界限等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

【关键词】无效合同 解释适用 诉讼时效 可撤销合同

由于无效合同在合同纠纷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因此，无效合同问题被学术界所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合同中，无效经济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0％-15％，大量的无效合同致使每年约有3000亿至4000亿元的合同金额得不到履行。本文拟对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诉讼时效及无效与可撤销合同的界限等问题进行相应的交流与探讨。

一、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问题

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者视为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上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或其所从事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我国学者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以伪装行为为必要，既可以以当事人通谋为之，也可以一方单独为之。我国合同法将当事人通谋为虚伪表示作为无效处理，与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相一致。但是，我国合同法将单独虚伪表示一律作为无效处理，显然值得研究。单独虚伪表示，亦称心中保留，指表意人保留真意于自己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按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理论与立法实际，一般认为表意人无欲为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无效。但其情形为相对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由此可见，在相对人不知表意人为虚伪意思表示情形的，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不适用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在当事人一方单独为虚伪意思表示的，不应一律使之归于无效，而应区别相对人的知情与否来决定是否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一般认为，因通谋虚伪表示与单独虚伪表示而引起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系指意思主义的恶意，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受让人的恶意不同。关于“恶意串通”的内容，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它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从而认为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存在交叉重合，认为二者都存在伪装的可能和目的违法的情形，其区别仅在于，恶意串通以通谋为必要，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伪装行为为必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恶意串通行为中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从“恶意串通”的文义来看，应不限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为真实，也应包括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

二、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却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故认为对于主张合同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即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再有，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一定必然地破坏交易安全。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终局的、确定的归于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将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区别第三人的善意与否，第三人为善意的，法律应保护其所取得的利益。关于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法律行为之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笔者认为理论上应作出一定的补充。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间的界限问题

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合同成立制度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治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我国合同法对于欠缺一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依其欠缺的程度与瑕疵的性质，分别予以不同的评价，将有瑕疵的合同在效力上区别为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民法对不合符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何以会作出无效、得撤销、效力未定乃至完全有效的规定，此乃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亦即视其所欠缺要件的性质如何以为决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利益、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因其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因此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一律使之自始的、当然的、确定的不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欲追求的法律后果。可撤销合同因其违反私益，瑕疵严重程度次之，因而使之可撤销，以使当事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维持合同的效力，并设一定撤销权行使期间，使得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早日确定。效力未定合同因其在程序上欠缺他人的同意，瑕疵程度较为轻微，因而使之暂时不发生效力，以使第三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使该合同发生法律上确定的效力。因此，在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原因的划分上，我们必须贯彻这一标准。任何法律的制定或多或少都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维护私人利益其目的亦在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需通过保护私人利益而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个别法律规定的解释适用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区别的必要或可能。在无效合同的规定中，应认为其无效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在可撤销合同中，应认为其可撤销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效力未定的，并非取决于法规范所保护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人数多寡，而是取决于法规范所涉及的利益性质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通谋虚伪表示，是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不表示内心真意的假装实施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关于基于通谋虚伪表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行为之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因而无效。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虚伪表示所订立的合同因其违法立法政策上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归于无效。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因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债权人特殊的、个别的私人利益。若认为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诈害债权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利益与交易秩序，那也仅仅是间接的、反射的结果。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所订立的合同应认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以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维持该合同的效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致受到无限度的突破。

依据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立法政策，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法律强制规定其为自始、确定无效。可撤销合同则因违反个别的私人利益，因而法律允许具有撤销权之人依其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以使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文义，该项规定对于一些案件中真实意思表示行为的情形也有适用的余地，这显然是与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相违背的。因此，在现行法框架下，我们应对此项规定做出目的性限缩解释，即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所指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当然，对于无效合同，还有许多尚待讨论和研究的地方，如无效合同的确认、绝对有效和相对有效以及无效与不成立的区别等等。只有充分认真地去研究，并结合实际案例，才有能作出正确的判定，还法律于公正。

(作者简历：杨玫，女，重庆市人，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

作者：杨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