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性

2024-04-14

规定性(共14篇)

篇1:规定性

变译的规定性特征

黄忠廉教授大胆摆脱传统议论,提出了“变译理论”,为以忠实为主旋律的中国译论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但诞生伊始,变译理论便引起学界的一片质疑,尤其对文学翻译中的变译.本文结合一些学者的批评性思考,根据其理论内涵,试图廓清变译的.几个规定性特征,从而澄清一些学者对它的不解,并促进这一新生的理论体系更加清晰和完善.

作 者:王璐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刊 名:科教文汇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年,卷(期):2007“”(32)分类号:H059关键词:变译 变 读者主体 忠诚

篇2:规定性

1.功能对空间大小和容量的规定性

即具有合适的大小和容量足以满足功能的需求,功能对于空间的大小和容量要求理应按照体积来考虑,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方便起见,一般都是以平面面积作为设计的依据,

空间使用要求的不同,对空间的面积要求就要随之变化。

2.功能对于空间形状方面的规定性

即具有合适的形状以适应功能的要求。

3.功能对于空间质的要求

篇3: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性与规定性

一、 从现代语文的初始看, 语文的教学内容是明确的

现代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肇始于清末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上说:“高等小学堂、普通中学堂,意在使入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应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1]其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字”科目做了如下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科目的规定则是:“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2]在癸卯学制中,语文教学的任务是为了应世,是为了识常见之字、通常用之文理、解常用之词句、备达意之用。[2]如此看来,当时的语文教学,内容是确定的,价值取向是比较单纯的。

现代语文教育家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教学法》中制作了“国语”模型图,见下图。

这个图很有意思,它把“国语”分解成“语文”与“心意”两个方面。其中,“国语”的教学内容是比较明晰的,教学的主要目的为“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学习的内容为“读法”“话法”“作法”与“书法”;“心意”的内容也明明白白,是“辅助”,是“养成”。

由此可见,语文学科起于“应需”,内容明晰而有限。

二、 从语文知识的建构看, 语文的教学内容是明确的

当前的语文教材多是文选型教材,就是把承载各类知识的一篇篇文章按照一定的编写原则汇编在一起。教材中的文章,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原生学科层面的知识,一是教学层面的言语。其中,区别于其他课程特质的是第二个层面,学习者学习的也是第二层面,这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第一层面的内容可以获得知识、丰富理论,但不是语文教学的重心。也就是说,学习一篇篇课文,关键在于习得隐藏在课文背后的“语文价值”,即言语知识。当然,语文构成本身也是复杂的,一些作品,如《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其原生层面的知识“艺术表现中虚和实的规律”本身就属于语文的内容,因此与第二层面“感受逻辑的力量”共同构成了教学内容。

由此不难发现,从语文知识的建构看,语文教学的内容是确定的,它包括言语与语文本体知识两个方面。

三、从中外对比看,语文的教学内容是明确的

在教学内容的确定性与规定性方面,台湾地区语文教学的课程标准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概念的明确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明确的;二是量的规定性,凡是能够用数量确定的,一定给予明确规定;三是年级要求明确,渐次螺旋上升。

例如书法训练,我们的语文教学大纲只有一句话———“字要规规矩矩地写”,要求较为模糊;而台湾地区的课程标准则十分明确:“学生练习书法,用毛笔书写,临摹法帖古碑,以正楷为主,间用行书。正楷务求用笔端正,结构完整;行书务求简易合法,流畅生动。每周限交大字五十以上,小字四百以上,于课外行之。”这里对书写工具(毛笔)、范本(法帖古碑)、字体(正楷、行书)、书写要求(用笔端正、结构完整,简易合法、流畅生动)及习字数量均做了具体规定。

新加坡华文教学的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内容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体现在“课程总目标”中,见下图。[3]

从图中可知,在新加坡华文教学中,“语言能力”和“语言技能的综合运用(听说、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和“人文素养”。

美国则把课程内容称之为学习标准,分成语言、文学、作文、媒体四个方面。[4]其分年度的教学要求,也是具体而明确的,见下图。[5]

从上述资料看,无论是台湾地区、新加坡的汉语教学,还是美国的英语教育,其课程标准都讲究教学内容的明确性,即将教学内容清清楚楚地规定出来。

那么,面对当下语文教学的困境,我们该怎么做呢?

1.系统总结语文 课 程的 具体目标 。

现行的课程标准,要求笼统,不明确,教师拿到课程标准后,只知道一些理念、一些抽象的要求,而不知道具体要教哪些知识、培养哪些能力、养成哪些素养。由于课程标准的模糊性,所以实际教学内容全由教师决定,这样,教师的知识与能力背景往往就成为了教学内容。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三维课程目标进行总结与梳理,明确语文应该包括哪些知识,要培养哪些技能,如何教会学生在过程中学习语文,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有哪些具体的范畴等。并且,除总目标外,还应该明确二级目标、三级目标等。要通过这样的确定性与规定性,来保证课标的有效性。

2.实现 12 年一 贯制 与要求的螺旋 上升。

现行的课程标准分为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两个阶段,分别由不同的专家团队编制,缺乏前后一致性,内容上也存在缺失或重复。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12年义务教育会逐步成为现实,语文课程标准也应该从12年一贯的角度重新考虑,明确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内容,规定相应的知识点、不同年段应达到的程度,从而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螺旋上升。

3.处理 好 “硬 ”与 “软 ”的 关 系 。

“硬”,指确定性和规定性;“软”,指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强调“硬”,并不是要排斥一些“软”的内容。

我们知道,知识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发展的;知识有显性知识也有隐性知识,有陈述性知识也有程序性知识,其中,隐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不全是可以确定的。至于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中哪些可以确定,哪些可以规定,都需要做具体研究。对于那些不能明确或规定的,可以通过附录的方式,做科学的描述,这样,就能尽可能地化软为硬,减少教学内容的随意性。

4.建立教学与评价两套标准。

教学标准应侧重课程目标与要求,应具有可操作性;而评价标准,则应着力于对教学质量的评估。一般而言,教学标准的内容应该广泛些,而评价标准的内容则应该更加明确。

只有明确并规定了语文教学的内容,广大师生才能从繁重的语文学习中解放出来,真正感受语文之美。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笼统宽泛,缺乏必要的明示与规定,导致语文教学目标不明、效率低下,师生不堪重负。文章从学科初始、知识建构与中外对比三个视角,分析了语文教学内容应具备的确定性与规定性,并提出解决之道。

篇4:文学名著教学内容的规定性

【课件思路】

第一课时:作家和作品

1. 巴尔扎克简介(文学上的“拿破仑”,法国社会的书记员)

2. 巴尔扎克的“寡妇情结”(文学的巨匠,爱情的乞丐)

3. 雨果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作品比岁月还多”)

4. 情节梳理(7个章回梗概略)

5.《欧也妮·葛朗台》人物谱(图1)

第二课时:葛朗台之发家

1. 时代背景——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近代历史(部分)

2. 时代背景——法国大革命前的等级状况(略)

3. 葛朗台发家与法兰西历史息息相关(具体内容略)

①法兰西共和国;②第一帝国;③波旁王朝复辟;③七月王朝。

4. 总结——从箍桶匠到地方首富的“暴发户”

第三课时:欧也妮的爱情

1. 欧也妮的外貌(“像一朵盛开的花”)

2. 欧也妮性格经历三个阶段(平静—执着—慷慨)

3. 欧也妮的爱情悲剧

①少女情怀总是诗;②一见杨过误终身;③虔诚慈爱往天国

4. 欧也妮的爱情故事脉络(喜—赠—忠—弃—寡)

5. 探究:爱情悲剧,谁之过?

第四课时:金钱“执著狂”下的人性变异

1. 中外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阿Q精神;变色龙;守财奴)

2.“人生就是一件交易”——葛朗台形象分析(略)

3. 细节品读(“抢夺梳妆匣”)

4. 查理形象分析(略)

5. 克罗旭和格拉桑家族形象分析(略)

6. 索漠城众生相分析(略)

7. 总结——《欧也妮·葛朗台》的深刻之处

【课例说要】

传统的文学名著教学,特别是小说教学,一般都围绕梳理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揭示小说主题等“三座大山”展开,这是读小说的“纲”和“源”。但是如果偏重于肢解小说、把小说当作散文类的作品进行局部的语文综合知识教学,则是 “舍本求末”。名著教学内容的确定首先要承认其文本的规定性。

1. 认识类别。如何做到合适的文本解读?上海师范大学王荣生教授提出两个要素:“第一,对这种特定体式的文本,阅读取向要“常态”。也就是说,像正常人、像能读这样作品的人那样去阅读。第二,在特定文本体式中,要运用符合这种体式的阅读方法。”以《欧也妮·葛朗台》为例,这种类别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①价值。小说以葛朗台的家庭生活和剥削活动为主线,以欧也妮的爱情悲剧为中心事件,集中体现了“人与外在自然的发展和消亡”这一价值。

②容量。《欧也妮·葛朗台》不仅有时空和命运跨度,而且借父女、主仆、情敌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初期索漠城等特定环境中各个阶层的众生相。

③情节。《欧也妮·葛朗台》集中通过欧也妮22岁生日那天的矛盾冲突,让元叙事情节、核心情节、辅助情节和衍生情节有了“逻辑的一面”。

④人物。小说的人物是典型人物,可以说葛朗台是个性和共性、个别和一般的辩证统一,他的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是艺术家创造的“这一个人”。

⑤环境。环境是人物性格形成和情节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索漠城的阴晦闭塞和守财奴家摇摇欲坠的楼梯等描写都令人见微知著,不仅为塑造人物提供了“烙印式”的时空位置,更为读者创造弥补“诚实的人生环境”提供可能。

除此以外,确定名著教学内容还离不开对作家风格论的研究,如《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讽刺作品中最具有活力的一部力作。作品的讽刺性暗含着它的写实特点,即叙事大于抒情,客观多于主情等。2. 整体感知。从总体领会和把握上,《欧也妮·葛朗台》有点类似于历史小说,但它不是简单的还原,它不着眼于主体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细读文本,我们不妨把作者行文思路疏理如下。

①时间。时间是故事的生长点。小说的时间可分为两类:一是物理时间,即不能更改的长度和流向,与情节运动和趋向有关;二是心理时间,即可以把等值的时间拉长或拉短,如《欧也妮·葛朗台》“家庭的苦难”比起“如此人生”和“结局”,表达的节奏和速度要慢得多、密度要大得多(图2,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3年6月第三次印刷的傅雷译本,下同)。

②地点。地点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欧也妮·葛朗台》提到索漠、安茹、南特、巴黎等等地点,但是作家着墨的重心却是索漠城“最阴沉的修道院”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偏远的地理位置,那起伏不平的街道情景,那灰暗剥落的房屋和寂静沉闷的气氛……小说家为了避免布景式的概貌写法让读者昏昏欲睡,文中既以现在时描写了地点,又描写了叙述者在其中的行动,如“你也可看到一个卖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第3页),如作者颇具匠心地介绍起堂屋“从大门内的环洞进出的”“它同时是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起居室”(第14页)——这正是葛朗台第三次请客商讨处理其弟破产大事的地方。

③结构。文学名著的结构艺术,实际上就是作家怎样巧妙地把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细节、场景组织起来的艺术。《欧也妮·葛朗台》的情节按巴尔扎克常用的“三段式”(环境—人物—故事)结构展开,并遵循着“展开——纠葛——上升,渐趋高潮——下降——冲突得到明确解决”等起落环节,最后矛盾冲突在欧也妮打发特·蓬丰去巴黎送信中“统帅起来”——“您为了服从社会的惯例,牺牲了我们的初恋,但愿您在社会的惯例之下快乐。我只能把您父亲的名誉献给您,来成全您的幸福。别了!愚姊永远是您忠实的朋友。”(181页)同时在小说的结尾处,也表达出巴尔扎克要灌输其“诱掖奖劝”的某种“主义”的意图——“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義举向天国前进。”这些“少有的抒情气氛”的描述,让我们思考“爱情悲剧,谁之过”之余,也给了我们温馨和慰藉——在浩叹之余感到人生的亮色。

④语言。读懂小说,就要掌握破译语言的能力,特别是破译小说语言情感性、模糊性和精炼性。以《欧也妮·葛朗台》(179-180页)的对话为例:

“所长,你慢一步走。”欧也妮看见特·篷风先生拿起手杖的时候,这么说。

听到这句话, 个个人都为之一怔。所长脸色发白,不由的坐了下来。

“千万家私是所长的了。”特·格里鲍果小姐说。

“还不明白吗?”特·奥松华太太接着嚷道,“特·篷风所长娶定了葛朗台小姐。”

“这才是最妙的一局哩!”老神甫说。

“和了满贯哪。”公证人说。

两位克罗旭家的成员为什么这么说?这就跟小说叙述上语言的精炼性有关。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葛朗台说过的“难道我们就不吃死人了吗?什么叫做遗产呢?”(第57页)“幸亏她硬朗得很:她是拉·裴德里埃家里的种”以及他的“弗利尔足算”“爷爷的刀”“得得得”等口头禅(第150页),作家用“欢谑”表达了一种更为严肃的处境和思考。文学名著的语言通过省略、概略、隐喻、象征、暗示等技法完成了它的“陌生化”过程,因此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延长感知的“距离”(与书中查理和欧也妮书信来往的“邮政距离”有些类似),同时也让读者获得更强更持久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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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会主旨。主旨是文学名著的灵魂,它决定着作品质量的高低、价值的大小和作用的强弱。由于文本指向性和包孕性的不同,所以主旨也呈现出多层次状态。《欧也妮·葛朗台》以批判主义作品共有的“描写人生,贴近真相”为准绳,在主旨表达上,体现为三个层面:

创作背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国外省的确立和巩固。《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九年的法国西部小城索漠。但整个故事的时间背景,却要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的一七八九年。地域背景则远涉浮华的巴黎和辽阔的海外。小说通过一个吝啬鬼的残忍、凶狠、毒辣的发家史,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冷静务实”中的扩展性和影响力。特别葛朗台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使他成为“新贵”的象征和人们崇拜、关注的对象,更说明资产阶级积聚财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然成为整个社会通用的标准。正如巴尔扎克所言:“法国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葛朗台。”葛朗台只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创作动机:金钱腐蚀了人的情感,破坏了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欧也妮·葛朗台》是欧洲文学史上“金钱与买卖的史诗”,是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罪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的伟大之处便在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初确立时的劣根性。纵观文本,小说描绘的无非是一幅凶狠的掠夺图:葛朗台老头掠夺了共和政府,掠夺了危难中的法劳丰侯爵,掠夺了全索漠城的人,掠夺了侄儿查理,掠夺了妻子,掠夺了女儿,临终时又掠夺了上帝。夺这夺那,目的只有一个——金钱和吝啬的情欲。巴尔扎克把批判的剑锋直接指向了大资产阶级,表达了内心强烈的爱憎。

创作本源:宗教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寄托。作為出色的小说家,巴尔扎克头脑中装着“整个社会”。就像《复活》的素材是一个名字叫科尼的法官提供的一样,《欧也妮·葛朗台》也有其创作蓝本。在《献辞》中,作者把此书“献给马丽亚”。经考证,作为庇护神“黄杨枝”的马丽亚其实就是巴尔扎克的情妇,是其“寡妇情结”的一个侧面。可以说,作家按马丽亚的影子写下了欧也妮,按其父(暴发户)的影子写下了葛朗台,按自己的影子写下了查理,以及作家本人对贵族姓氏“德”的亲昵等等,都说明作家人品和文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与作家对“理性王国”破灭后的失望感有关。另一方面,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观照,他试图让宗教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寄托。他试图以“自赎”“幽默的圣徒”式的形式创造了美的形象,让欧也妮这“一枝卓然独立于金钱至上的泥潭里的莲花”闻名于世,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

(作者单位:福建泉州市泉港一中)

篇5:国家规定事假规定

产假

正常分娩者,给予产假90天(其中产前休假15天)、晚育的增加产假30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产假期间基本工资、补贴照发,福利待遇不变,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规定不扣工资的,不享受当年带薪年休假。婚假

1、按法定结婚年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结婚的,可享受3 天婚假。

2、符合晚婚年龄(女23周岁,男25周岁)的,可享受晚婚假15天(含3天法定婚假)。

3、结婚时男女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可视路程远近,另给予路程假。

4、在探亲假(探父母)期间结婚的,不另给假期。

5、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

6、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

丧假

根据原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规定》,国有企业职工的直系亲属死亡时,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给予职工1—3天的丧假。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和子女。如果职工死亡的直系亲属在外地,需要职工本人去外地料理丧事的,企业应该根据路程远近,另外给予职工路程假。职工在休丧假和路程假期间,企业均应当照常发放职工的工资。职工在途中的车船费等,由职工本人自理。

年假

篇6:《工地标识规定》补充规定

使用暂行规定》补充规定

为更好地执行《十四冶建设有限公司工地现场标识使用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针对《暂行规定》颁布以来所发现的问题,对《暂行规定》做如下补充规定。

一、各工地按照《暂行规定》的要求自行制作的安全生产标语、工地围墙图案、工地大门和高层建筑宣传标语时,其颜色和字体要求如下:

(一)颜色

1.安全生产、高层建筑宣传以及其它标语

标语的底色均要求红底,文字的颜色为白色或黄色。标语上的公司标志的颜色为红白相间。

2.塔吊和施工现场大门

公司标志的颜色为蓝白相间,“中国十四冶”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的文字颜色用黑色,其它文字的颜色要首选黑色,当黑色显得不协调时再选用其它深颜色。

3.工地围墙

工地围墙上的公司标志可选用蓝白相间或黄白相间的颜色。文字的颜色为黑色。

(二)文字字体

“中国十四冶”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的文字字体采用综艺体或加粗黑体字。其它文字可按照美观的原则选用宋体、黑体、隶书或综艺体。

二、塔吊。原《暂行规定》中关于塔吊的规定更正如下: 若工地上有塔吊,则要求在配重块上涂绘公司标志和“ 中国十四冶”字样。为了保证安全,不再在塔身和塔臂上悬挂标语或其它标牌。

三、有关颜色和字体的具体样式见附图。

四、公司所有项目在签订施工合同盖章之前,必须先到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办理手续,到财务部交钱,然后到安全环保部领取相关宣传物品。

五、对本补充规定的解释由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

六、本补充规定自2006年10月18日起执行。

附图:

一、安全生产标语图样(白字)

二、安全生产标语图样(黄字)

三、塔吊宣传图样

四、工地围墙图样

五、施工现场大门图样

六、高层建筑宣传标语图样(白字)

七、高层建筑宣传标语图样(黄字)

篇7:车辆管理规定补充规定

为了加强公司车辆管理,满足生产生活用车,明确车辆使用中的主体责任,现对公司各部门使用的车辆管理做如下补充规定。

一、部门使用的车辆及号牌:

生产部: 供应部: 销售部: 质量部:

总务部:

工程部:

二、部门负责人为部门车辆安全、调度、维保和卫生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部门车辆的出行登记、安全用车情况、车辆事故责任认定负责。

三、部门负责人需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合理使用车辆,加强车辆管理,妥善安排车辆的出行。每天认真填写《车辆外出登记表》。月末将《车辆外出登记表》同车辆行驶里程、油耗等报总务部备查。

四、部门使用车辆,如发现行驶里程、耗油等方面出现明显异常时,总务部有权要求用车部门就存在问题写出文字说明及处理意见。

五、除指定领导专用车辆外,非工作时间内,公司所有车辆必须统一停放在公司停车厂内。无论工作或非工作时间,公司车辆每出厂区时,门卫需凭部门负责人签批的《车辆外出证》出厂。无《车辆外出证》者,门卫不得将车辆放行。遇特殊情况,车辆无法及时开具《车辆外出证》者,部门负责人须电话通知门卫,门卫做详细登记后方可放行。

六、部门使用车辆的驾驶人员,必须是具有驾驶资格并在总务部备案的驾驶人员。任何人不得将车辆交予无驾驶证或未在总务部备案的人员驾驶。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人自负,并追究部门负责人管理责任。

七、部门使用车辆如有酒后驾车、出私车、无证驾驶等违章违纪现象,一切后果均由当事人自负,并追究部门负责人的管理责任。

特此通知。

篇8:作曲技术法则的历史规定性

一、音乐的两个特征性

音乐是一种载体,是精神和物质之间极为复杂的一种协调,研究作曲技术法则的历史规定性,需要从音乐的两个特征来探讨。

(一)物质属性。音乐的物质属性,即为音乐的自然属性。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间都是存在联系的,小到一个分子,大到整个宇宙。客观地讲,但凡存在的事物都具备自然属性,因为音乐也是现实存在的,故音乐也具备物质属性。

(二)精神属性。音乐的精神属性是指音乐的社会属性。因为音乐本就是人们为了表达精神和宣泄情感而存在的。人类创造了音乐,但实质上音乐不过是一种声音的客观运动,脱离了人类的主观意识,音乐就会失去情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二、作曲技法被误读的客观现状

比如,在现存的音乐教科书中,人们“自以为是”地对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文歌、弥撒曲进行注释,却忽略了所谓“注释”的存在是多少个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功能和声体系的现代标记。再比如,人们对作曲技法历史的不明了,即便是专业学习音乐或者作曲的人们也对作曲技法的历史性不明白,本末倒置作曲技法的时间,将因果关系的作曲法则硬生生扭曲成了果因的关系。

诸如上述的事情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不外乎教育对作曲技法历史的不够重视和人们对作曲技法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认知,才最终导致在思维上出现这样的偏差。

三、作曲技术法则存在历史规定性是一种必然

首先,音乐是通过音响的时间关系来体现的声音运动艺术,它是以乐音为物质材料,具有音响的物理属性,即音高、音强、音时、音色这四大基本要素,因此遵照音响物理学的各种规定,受音响法则的制约。

其次,因为音乐是听觉艺术,故而音乐在遵照音响物理学的各种规定、受音响法则的制约的同时又要受到听觉感受的限制。音乐既有实质性又有抽象性,受控于逻辑。要制作音乐,需要从词曲谱出发,更要注意音律、泛音、黄金分割点、速度、力度等问题,而这些无不涉及到逻辑问题。法国的丹纳也曾经说过:不论是音乐、雕塑还是建筑作品,都是经过艺术家组织和变化而构成的一种数学关系。音乐为自然规律所控。又因为被自然所控制的所有事物普遍存在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作曲技术法则存在历史规定性也是一种必然。

最后,人们对音乐的和谐、结构的对称平衡等的追求,似乎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亦属于音乐的物质属性。虽然这种基于自然的物质属性在历史的过程中比较不明显,但音乐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不仅受到时代、文化、环境、心理、地域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又被作曲家的个人气质、审美趣味、修养等主观意志控制,继而带给人不同感受。

四、技法的演进与变迁

音乐的发展导致音乐在风格上存在多样性,时间上存在阶段性,空间上存在延续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为了展现新思想和新的审美情趣,音乐都会展现出相对较为特殊的表现形式。

作曲的技术法则与音乐的发展同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完全没有改变的作曲的技术法则。技法在随着时代的更替不断被创造加工,曲子的旋律逻辑被更替,和声对位的逻辑也被更替。时代赋予作曲技法以特有的个性,让其随着时代的潮流进行演进和变迁。

五、结语

篇9:学生的质的规定性再探讨

关键词:学生 学习 主体 权利 主观能动性

学生虽然是教育活动、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教师工作的对象,但我们以往的教育学对学生的分析和研究却很不够。虽然我们强调教师应该吃透两头,即充分理解教材和充分认识学生,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教师的实际工作中,前一点往往比较重视,后一点却重视得不够。其直接表现是各种教育学教材、教育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也只有“学员”、“学子”这两个相关概念】,不要说有一个统一的学生概念了,甚至连一个操作性的概念都没有。这一方面说明了学生本质属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对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直接导致了对学生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更不能根据学生的情况,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为此,我给出的学生概念是:在全日制普通学校教育中,以学习作为主要任务的、身心两方面都处于迅速发展时期但还不够成熟的、具有相对独立社会、法律地位、权利的人(年轻一代或社会成员)。这样概念,可以从下面我对“学生的本质属性”的理解作为支持。

一、学生是现实社会的成员之一

学生首先是人,具有人的本质属性,但人共有的本质属性不能代替学生特有的本质属性。学生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的人。

学生是受教育者群体中的一员,在社会生活中又是现实社会成员之一,他同样具有人类社会成员的一般特征,这一点,常常因为学生处于少年儿童阶段而被忽视。然而,认识学生的一般特征却是确定对学生态度,提高教育要求的重要依据。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既是自然的生命实体,又是接受了社会知识经验、思想意识的社会人。学生也不例外,他既是学生,又是已经形成一定的思想意识,获得一定经验的社会人。因此,必须明确,少年儿童处于学生时代,同样具有人类社会成员的基本特征,即具有主观能动性、有思想情感、有个性。首先,学生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同样有他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教育过程中可能主动学习,富有主观积极性地参与教育活动,也可能拒绝某种教育要求,他是有主观思想认识,有自身选择的。其次,学生在掌握知识、提高认识的过程中,同时与教师、同学进行着情感交流。培养积极情感,既是教育内容,又是保证教育效果的重要条件。学生的情感因素在教育过程中起极大作用。另外,人类社会成员都是有个性特征的,每个学生同样有其个性。人有个性既是客观存在,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者应该尊重学生个性,从学生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的特长、兴趣都得到发展。

二、学生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人

学生区别于社会上其他的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生以学习为主,无视这一特点,就会从根本上取消学生这一社会角色,学校也必然随之消亡。以学习为主,乃是学生的质的规定性。

以学习为主,赋予了学生认真学习的社会义务以及不断促进自身发展的意愿和责任感。在现代社会,学生不仅对他本人的学习而且对整个教育事业都承担了一定的责任。许多国家的教育法律都规定了青年、少年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使学生的学习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学生以学习为主,不仅赋予了学生认真学习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而且为教育活动的组织指明了方向。在学校里,学生的学习过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教育不能颠倒学生活动的主次关系,更不能用一般性的生产劳动等别样的活动代替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在规范和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时,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促使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三、学生是处于人生阶段身心迅速发展时期的人

1.学生具有发展的可能性与可塑性。学生是发展中的人,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和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一个人从不成熟到基本成熟、从不定型到基本定型的成长发育时期,也是一个人生长发育特别旺盛的时期。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身心各个方面都潜藏着极大的发展可能性,在他们身心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各种特征都还处在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个体的早期发展更多的体现了自然的属性,受自然属性的制约。推动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的动力,是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客观要求所引起的需要与个体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运动。

2.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和可塑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是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是自然性与社会矛盾运动时个体和客观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是通过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的。在活动中,个体不断作用于客观现实,日益深入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和关系,形成一定的发展水平。客观现实也不断作用于个体,对个体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在个体的头脑中,转变为个体的需要。而需要的满足,同样要求个体自身的活动即与客观现实的相互作用实现。因此,没有活动,没有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没有个体的发展。学校作为为个体发展而有意识地安排的一种特殊环境,其要求、内容及各种活动能否引起并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与教师对这种环境的安排有极大的关系。

四、学生是受教育的对象

学生是教育的对象,是教育的承受者。学校教育的成果表现在学生身上,这是由学校的使命和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所决定的。学校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才,促进学生的积极发展,校长、教师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都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在学校中是受教育者,是教育教学工作的对象。从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由各自的任务与条件所决定,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任务,要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使其智能得到发展,形成良好思想品德,培养优良身心素质,他必须成为教育教學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方向和质量负责,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从教师的条件说,作为职业要求,教师是经过了专门培养,掌握了系统文化科学知识,具有教育理论与业务能力修养,有条件发挥主导作用,能够有效培育学生。而从学生的任务与条件看,学生在学校的任务是学习,特别是小学阶段的学生,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发展初期,他们的知识、经验都还比较少,要获得顺利发展,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都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离不开教师的培养教育。现代学校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理所当然是受教育者,是教育的对象,也可以说是实施教育的客体,这是客观存在,是教育活动客观规律的体现。但是,学生是受教育者,是教育对象,并不排斥在学习和发展中成为主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五、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育过程的基本特点是从事精神生产,是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发展。这种精神生产的过程,也就是对人的培养过程,不是简单的移植或给予的过程,只能是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引导、启发下,经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学生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形成良好品德,都必须通过自己的思维与实践,通过自身的思想矛盾运动才能实现。一切教育教学任务都不可能由教师单独完成,教师不能“越俎代庖”。传统教育派关于“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的说法,是片面的,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教育的总体任务是实现人的社会化,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对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要求,通过学校和教师使其转化为学生自身的要求,实现这种转化,即使学生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实现自身的发展,才能使教育的社会目的真正得以实现。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来分析,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教育是学生成长发展的外因,学生自身需要、认识、情感等方面的变化才是内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可见,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学生主体性的具体表现有:学习任务完成的决定性、学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对教师教的制约性,学生的个性特征、年龄特征对教师的影响性。总之,学生不是一个可被教师任意加工的对象,他们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的学习程度、态度、个性等制约着教师的教。

六、学生是相对独立的人

从一般意义上说,学生“独立性”有五层意思:一是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躯体,自己的感官,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想基础和行动规律。正如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器官吸收营养物质一样,每个学生也只能用自己的器官吸收精神营养。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教师(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学生读书,代替学生感知,代替学生观察、分析、思考,代替学生明白任何一个道理。二是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学生既不是教师的四肢,可以由教师随意支配,也不是泥土或石膏,可以由教师任意捏塑。三是每个学生都有一种独立的倾向和独立的要求。在学习过程中突出表现在:学生觉得自己能看懂的书,就不想再听别人多讲;自己感到自己能明白的事理,就不喜欢别人再反复啰唆;自己相信自己能想出解答的问题,就不愿再叫别人提示;自己认为自己会做的事,就不愿再让别人帮助。实际上,学生在学校的整个学习过程也就是一个争取独立和日益独立的过程。四是每个学生,除有特殊原因者外,都有相当强的独立学习能力。五是具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从法律角度而言,国际社会及许多国家都对未成年学生所享有的权利作了具体的规定。

因此,在教育活动中,必须把学生看作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现实的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做人的尊严,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基础教育改革的今天,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具备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金东海.教育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2.苏义林.教育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篇10:住宿管理规定及处罚规定2

为加强宿舍管理,确保宿舍清洁卫生,保持一个舒适的住宿环境,特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如下:

1、凡在住宿楼宿舍内住宿的员工,必须爱护宿舍内外的一切公共财产,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坏,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2、所有贵重物品及现金,要随身携带,不得放在宿舍内,否则出现偷盗自负。

3、保持宿舍内外清洁卫生,不得在宿舍内乱丢烟头及其它杂物及将垃圾乱扔乱倒,否则按宿舍内住宿人数每人每次罚款20元,并自行清理、拖扫。

4、严禁私自带其他人员进入住宿室住宿,违者一次处罚50元。

5、禁止在墙体上拍打班衣、班鞋、手套及污垢物品等,否则整脏墙体一次罚款20元,并自行清擦干净。

6、班衣、班鞋、矿帽乱丢乱放,必须放在更衣柜内。违者一次处罚50元,7、离开宿舍前,锁好门窗,未锁好门窗,出现物品遗失自负。

8、不得挪用矿方备用物品或他人物品,否则按偷盗处理,一次罚款200元,追出宿舍,不得在宿舍内住宿,并交回挪用的物品。

9、严禁宿舍的乱接、乱钉、乱贴、乱摆、乱放、乱倒等违纪行为,否则发现一次罚款50元。

10、严禁在宿舍内擅自接电线、烧电炉、生火、煮饭等,违者没收并罚款200元。

11、晚上11时必须关灯睡觉,未关灯睡觉,一次处罚20元。以上规定从2012年12月8日起执行。

习水县富泓煤矿

篇11:规定性

现场管理规定

1.作业程序标准化。分岗位制定规范的安全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或岗位作业卡,作业制度健全,操作行为规范。对于重要操作,班组应要求相关技术员下达操作指令或工作提示。

2.岗位操作标准化。按照作业安全要求制定安全操作标准,加大对各岗位工作内容标准的监控,保证班组人员上标准岗、干标准活、交标准班。特种作业人员从事相关操作,必须持证上岗,不得安排无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

3.作业环境标准化。按照工作需要,本着安全、方便原则,制定工作设备、工具的摆放和管理标准,并严格执行。

4.职业卫生标准化:坚持改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状况,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强度)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标准。.5.安全警示标准化。生产(工作)场所、设备、设施上职业危害告知和安全警示标识,醒目、齐全、标准一致。

6.防护用品标准化。按照国家规定,为员工配备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员工上岗前督促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劳动保护用品穿戴不齐全,不正确的不得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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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班 “八交”、“五不交”规定

• “八交”:

•(1)交本班组生产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

•(2)交本岗位设备运行、使用、维护和监控情况; •(3)交不安全因素,采取的预防措施和事故的处理情况;

•(4)交原始记录是否正确完整;

•(5)交上级指导、要求和注意事项; •(6)交岗位设备整洁和区域卫生情况; •(7)交跑、冒、滴、漏情况;

•(8)交特种作业岗位安全责任和为下一班的准备工作情况。

• “五不交”:

•(1)生产不正常、现场未处理完不变; •(2)设备运行有问题,搞不清楚不交; •(3)记录不清、不齐、不准不交;

•(4)岗位卫生未搞好不交;

篇12:规定性

一、《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职务累计达到十五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规定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该文件同时还规定,党政领导在任期内应当保持稳定。除达到退休年龄、健康原因、辞职或罢免等情况者,应当任满一个任期。

二、国家级正职有: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军委主席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国家级副职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副总理、国务委员、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四、近年来,国家级领导在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退休年龄没有相关规定,大概是75周岁左右,要根据一届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的任期需要党中央决定。

五、省部级党政正职领导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所以大多数68岁;省部级副职是65岁,但60岁以后要安排人大、政协等“二线”。

六、中共中央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和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即常委年满68周岁退休,67岁及其以下则可连任)的退休制度。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省长任职规定:62岁可新(升)任,63岁可连任,64岁不留任,65岁必退任。换届年龄到职规定:省委书记、省长65岁,纪委书记63岁,其他常委60岁。

篇13:公文写作的规定性与创造性刍议

从思维角度讲, 不管是从思维动因还是从思维过程看, 公文写作都体现出了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特点。在文学创作中, 作者往往是被某一生活原型或某一原始生活素材所吸引, 结合自己的生活积累, 逐步形成创作意图, 激起强烈的创作欲望。在创作欲望非常强烈时, 有一种情不自禁、不吐不快的情绪状态, 作者迅速抓住这种创作灵感, 获得精巧的构思, 用美妙的语言将动人的情节连缀成篇, 一气呵成。文学创作的动因, 就是作者的创作欲望, 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且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而公文写作的动因则往往是领导交待、文件规定、上级部署或是集体研究决定, 具有明显的指令性与被动性。不仅如此, 在思维过程中, 公文写作主体的思维也不能像文学创作那样, 可以上天入地, 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 尽情挥洒, 而是必须要根据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以领导的意图来确定主题、选取材料、结构文章, 具有很强的规定性。公文写作思维动因的指令性和思维过程的规定性就决定了公文作者在写作时必须要准确把握领导的意图, 这是公文成败的关键因素。不能体现领导意图的公文, 即使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能被采用。

公文写作不仅要遵从领导的意图, 而且还要遵循一定的格式和行文规则。作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公文的格式有严格的规定性。首先是文种的规定性。公文的种类繁多, 每个文种都有自己的性质、作用和使用范围, 能否正确选用文种, 直接关系到行文目的能否实现, 也是公文写作的基本功。比如:“请示”这一文种, 只适用于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不能用于平行机关间的行文或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的发文。其次是公文格式的规定性。公文一般由保密等级、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等部分组成, 并且每一部分的格式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对发文字号的规定是:“发文字号应当包括机关代字、年份、序号。联合行文, 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再次是行文规则的要求。行文关系要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一般不越级请示和报告;向下级机关或本系统的重要行文, 应当同时抄送直接上级机关等。公文格式方面的规定是其他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中没有的。

高尔基曾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我们常常醉心于鲁迅犀利而具有讽刺性的语言;倾倒于钱钟书老辣、含蓄、精炼、尖刻的语言;感慨老舍精辟幽默、京腔京味的语言;欣赏冰心纯净优美的语言……这些不同作家因为语言风格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然而公文的语言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的实用性、工具性特点, 使其具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 容易表现出单一性风格。首先, 公文常常使用一些套语:开头多用“鉴于……的原因”, “为了……”“在……下”等;中间也无外乎用“为此……”“综上所述……”“鉴于此……”等过渡;结尾则用“当否, 请……”“特此证明”等约定俗成的话语。其次, 在5种常用的表达方式中, 公文多用叙述、说明、议论, 而不用描写、抒情, 这就使得它的语言缺少变化和弹性。第三, 公文写作中对语言的总体要求是:准确、简明、平实。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 可是必须写得一清二楚, 十分明确, 句稳词妥, 通体通顺, 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你说的是什么。”叶老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公文语言的准确性, 要求公文语言一清二楚、不能模糊、不能有歧义。简明, 是指公文尽量用最少的语言表达出最为丰富的内容, 做到言简意赅, 忌讳夸张、铺叙。平实是指公文语言要平易、质朴, 忌讳华丽词藻的堆砌、艰涩难懂的语言。

公文写作要受领导意图、公文格式、语言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它是在固定框架内的创造, 是“戴着脚镣跳舞”。公文撰写者在撰著中必须忠于机关或领导人既定的制文意图, 真实准确地表达组织的意志和管理思想, 不能有不符合组织意志的个人思想认识和感情色彩的渗入, 更不能任意发挥或标新立异。否则, 就必然影响公务文书写作的质量与效益, 甚至造成不良后果。但是在公文写作中, 领导者或者是当面指示, 或者是话语暗示, 传达出公文写作的意图, 提出对草拟公文的要求, 它往往只是个轮廓, 是个大概, 是一种方向性的指导, 并不影响公文撰写者能动性的发挥。撰稿人完全可以在把握领导意图的前提下选用材料, 结构文章。公文撰写者用哪些材料, 不用哪些材料, 内容详略的安排, 先写什么, 后写什么, 文章怎样构架等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这些并不受制于领导意图。相同的素材, 不同的撰稿人来写, 因为站的角度不同, 选择的切入点不一样, 结构的安排不同,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体现出撰稿人的个性特征。

公文也有约定俗成的格式和行文规律, 必须照此办理。比如, 请示的结构就是请示缘由、请示事项和请求语三大块组成, 各部分的顺序也不能随意更改, 如果请示事项在前, 请示缘由在后, 就不符合逻辑, 让人难以接受。尽管大多数文种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 但在具体运用中既要有针对性又有灵活性, 并不是格式的简单套用, 形式的生搬硬套。要写出高质量的公文必须要有所创造。如毛泽东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堪称中国现代命令体公文的巨篇, 不失为光辉的公文名篇佳作。其结构同样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但其行文体现出一种顺流直下、排山倒海般的强大气势, 具有无比巨大的鼓舞力和号召力。如果在写作时完全按命令固有的结构 (发布命令的缘由、命令的事项、希望和要求) 去写, 尽管能交代得非常清楚, 但文章就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在长期的实践中, 公文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 为大家所接受的专用语汇、句式和套语, 掌握了这些, 可以快速成文, 但是如果不分文种, 随意加以使用, 势必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公文语言一般不用模糊概念, 不能彰显才气而洋洋洒洒, 不能追求文采哗众取宠, 要准确、简明、平实, 但它并不排除语言的生动性。“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同样适用于公文写作。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文件和文章都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工作方法十六条 (草案) 》) 这里强调的都是公文语言的生动性。如果一份公文的语言死板、无味, 即使有再深刻的内容, 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公文写作在比较平实的叙述中、在抽象的论述和概括的说明中, 应适当地穿插一些典型事例, 恰当地使用比喻句、排比句、对偶句和长短句, 会使文章错落有致, 形象生动而又富于变化。

篇14:规定性

关键词:对象性存在;对象性关系;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活动过程;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无论是将马克思的哲学冠以“辩证唯物主义”之名,还是用“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指称,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某种误读:“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意味著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界的客观性?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在《關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以“新唯物主义”[1]57来标名自己的哲学——既言“新”唯物主义,则表明了马克思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在这一点上,人们鲜有微词);然而,既为“新”唯物主义,则必然与以往的唯物主义有所不同。依据经典作家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考察,物质范畴的不同规定产生了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同形态,由此,这一问题转化为新唯物主义的“物”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以上同一哲学的不同称谓的产生。那么,新唯物主义之“物”究竟为何指?显然,当我们做这样一种追问时,我们所追问的并非随便什么种类的某物,我们所追问的是“物之为物”的规定性,如海德格尔所言:“‘物是什么?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追问,我们所探寻的是那种使物成为物,而不是成为石头或木头那样的东西,探寻那种形成(be-dingt)物的东西,我们追问的不是随便什么种类的某物,而是追问物之物性”[2]。那么,马克思对其新唯物主义之“物”作出了怎样的“物性”之规定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写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3]325。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的存在必然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如果说“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就在于对“‘存在的秘密”的“破解”[4],那么,“对象性存在”对于“‘存在的秘密”的揭示或许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基本点。由此,我们有可能在厘清和阐明马克思所谓的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的过程中,一方面去除以上笼罩在人们对这一哲学的认识上的迷雾,另一方面还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以其本真。

一、“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一:对象性关系

我们知道,1844年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写道:“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费尔巴哈在下文中以行星和太阳为例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太阳是行星的共同客体,但是每个行星都各有自己的太阳,“照亮着和温暖着天王星的那个太阳,对于地球来说就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只具有天文学上的、科学的意义。天王星上的太阳跟地球上的太阳,不仅看来似乎是不同的,而且,实际上确是不同的。所以,地球对太阳的关系,同时是地球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是地球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因为太阳作为地球的对象时,其大小和光线强弱的量度,就是那决定着地球特有的本性的距离的量度。所以,每个行星都在它自己的太阳中映射出它自己的本质”[5]。由此在费尔巴哈看来,存在物的本质是由外在于其并作为其对象的另一存在物所规定的,犹如太阳之于地球:地球在自身之外的对象太阳中映射出了自己的本质——作为其对象的太阳的大小和光线强弱的量度“就是那决定着地球特有的本性的距离的量度”。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为马克思所吸收并加以改造。在《手稿》及其之后的著作中,马克思不仅表达了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的存在必然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的思想——“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就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3]325-326;并且还进一步赋予了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以多重规定性。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3]325马克思在此表明,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不仅意味着在存在物自身之外有自己的对象——其本质规定要有对象所赋予,同时意味着存在物也必然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马克思还明确地将此称为是存在物所具有的“对象性的关系”:“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自己同对象的关系”[3]303。由此,对象性关系可视为马克思对“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一。

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表明,存在物的本质及其性质并非其所固有的,而是在其对象性关系中生成的,因此,“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之间是一种深层的内在联系。在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中,存在物的存在通常被视为一种“自我存在”:每一存在物的存在都是一种与他物无关的存在,即每一存在物都具有自在性和独立性;存在物自身及其性质被看作是既成的、固有的东西;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即使有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如彼此之间的距离、方位、存在状态等,它们彼此并不进入对方内部,从而并不改变其原有存在物的性质。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将出现的是人们在揭示某一存在物之性质时的逻辑悖论——“还原论悖论”:作为某一整体的存在物由一个个作为部分的存在物集合而成,从而整体的性质也必然来源于其每一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性质,于是,对于整体的本质与性质的揭示只能还原至组成整体的每一存在物的本质与性质。然而,正如构成人体的每一种元素在自然界中都可以找到,但却无法用这些自然界中存在的元素的性质相加得出人自身所具有的属性一样,即整体的本质与属性无法用组成整体的每一存在物的本质与属性来说明。由此看来,将存在物的存在视为一种“自我存在”无法真正阐明存在物的本质与性质,而将存在物的存在视为“对象性存在”则可以使问题得以说明。因此,存在物的存在并非是一种“自我存在”,而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并非是一种外在关系,而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存在物的本质与性质并非是既成的、自在的,而是在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存在物彼此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的。此成为马克思的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二:对象性活动

如前所述,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作为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之规定,其所表明的是存在物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而这种深层的内在联系必然要通过存在物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这种存在物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即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3]324马克思在此表明,由于“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即它的本质规定中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所以其必进行对象性活动。由此,对象性活动可视为马克思对“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二。

马克思在接下来的阐述中对这种对象性活动及其意义进行了揭示,以太阳和植物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为例:“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唤醒生命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3]325因此,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被看作是存在物自身本质力量的表达:如植物对自己生命的确证、又如太阳表现其自身本质力量。然而,在这种存在物相互表达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中,每一存在既是这种表达活动的主体,同时又是这种表达活动的对象。所以,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首先表明的是存在物的主体性或能动性:存在物积极地向其对象表达着它自身的本质力量;其次,它还表明了存在物的受动性:存在物所依赖、所需要的对象是存在于它自身之外的,从而它受到它的对象的制约和限制。因此,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表明了“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即能动性和受动性——犹如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324以上内容表明,“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的性质是通过其对象性活动表现出来的,换言之,存在物的本质与性质就表现为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由此,人们对某一“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的理解与揭示,也就是对这一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的理解与揭示。

旧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中的存在物的存在通常被视为是一种“自我存在”,人们对存在物(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的认识就是如实地揭示出其本质与性质,而要将某一作为认识客体的存在物的本质与性质尽可能真实客观地揭示出来,就需要人们尽可能地摒弃对这一客体的干扰,以使其保持自身的原有状况,因此,人们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存在物的认识往往采取直观的形式,并最大限度地从作为认识客体的存在物自身出发来获取对其的理解。在此,认识的任务就在于使认识主体(人)所直观到的内容(认识对象的“镜像”)与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所要认识的“原像”)相符合,由此将导致逻辑上的悖论——“认识论悖论”:既然认识的主体(人)只能得到对认识对象(原像)的直观而来的镜像,那么,对于人们所获得的这种认识对象的镜像是否符合其原像的验证势必要求主体跳出镜像的范围、站在镜像之外以比较两者是否相一致。然而,认识的主体被规定为只能获得对认识对象(原像)的直观而来的镜像,逻辑上的悖论由此产生。依此看来,认识论问题上的这一困境被休謨、贝克莱等人用于对旧唯物主义的责难不无道理。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试图消解认识论中的这种矛盾,他将哲学区分为“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两类:“系统的哲学”代表了“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教化的哲学”的哲学则“说明了人类追求协同性的愿望”。他指出:“那些希望把客观性归结为协同性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实用主义者),既不需要形而上学,也不需要认识论。用詹姆士的话来说,他们把真理看作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知能力。”[6]因此,罗蒂的这种所谓“无境的哲学”,仅是从实用主义哲学的角度否定哲学研究此问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消解这一悖论,而只是采取了一种回避的策略:“罗蒂只是像沙漠中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堆对认识论问题视而不见,没有真正将人们引出认识论困境。”[7]

真正消解这一认识论难题的人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1]54在此,“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对象性的活动”就是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对象性活动。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物怎样表达自己,它就是怎样的存在物,因此,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物就是它在对象性活动中的各种表现之总和,当我们能够预测其在一定实验条件下的一系列可能性表现的概率时,我们也就获得了对这一存在物的认识;而当“我们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8]225-226时,我们就能够证明我们对这一存在物的认识是正确的。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55——此成为马克思的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二。

三、“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三:对象性活动过程

某一存在物与其对象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不仅改变了存在物与其对象的原有形态,还形成了新的对象性关系,在新的对象性关系中,改变了原有形态的存在物又与其新的对象进行对象性活动,于是又形成自身和对象的新的形态及其新的对象性关系……如此往复不断。于是,“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同时意味着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就体现为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过程。由此,对象性活动过程可视为马克思对“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三。

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310——这里的劳动即是“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如果说“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一揭示出了一切存在物的本质及其性质来源、“对象性存在”的规定性之二使得人们认识某一存在物成为可能,那么,“对象性存在”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之规定则揭示出了存在物的存在状态:一切存在物都是在其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着的存在物,一切存在物都是其对象性活动过程。对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8]244,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世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而是一个在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着的过程的世界。

在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中,世界通常被当作是人们此刻所直观到的现实世界,于是,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是一个“此刻”同时并存的既成存在物的集合体:每一存在物的运动被看作是从“此刻”的确定状态过渡到另一个“此刻”的确定状态——这实际上是用存在物的静止状态来解释其运动状态,由此将导致逻辑上的悖论,即“此刻世界悖论”:如“芝诺悖论”之一的“飞矢不动”—— 飞矢在一段时间里要通过一段路程,而这一段时间是可以被分成无数个“此刻”的,在每一个“此刻”,飞矢都居于一个确定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此刻”, 飞矢都是静止不动的,这就意味着,飞矢停驻在这段路程的各个不同位置之上,而不是从一个位置飞至另一个位置,由此得出飞矢不动的荒谬结论;又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指出的那样,依此种哲学观念,“宇宙从这一刻开始消失、后来又重新出现了”,从而这个世界“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死去而又再生的世界”[9]等等。然而,一旦将“对象性存在”的存在物作为其对象性活动过程来看待,上述“此刻世界悖论”就可以被消解: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即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过程,所谓存在物的静止状态,只不过是存在物的某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因此,存在物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存在物的静止状态仅是存在物的一种特殊运动状态。由是,这也成为马克思的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三。

到此,我们至少已经有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些初步理解:新唯“物”主义之“物”不是以往旧唯物主义之与他物无关的“自我存在”之物,而是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在与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着自身本质与性质的“对象性存在”之“物”;不是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中人们只可获取其“镜像”而不可达至其“原像”的“自我存在”之物,而是在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表达着自身的本质与性质、从而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对象性存在”之“物”;不是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中直观到的“此刻存在”之物,而是一种与其对象的内在相互作用过程、即对象性活动过程的“对象性存在”之“物”。 由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向人们描绘出一種新的世界图景:世界是在事物的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生成着的现实世界。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由旧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简单机械相加而来,新唯物主义较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新唯物主义之物是“对象性存在”之物。

那么,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又作何指呢?

四、“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唯物史观的诞生

既言新唯物主义之“物”是“对象性存在”之物,那么,新唯物主义之人同样是“对象性存在”之人。“对象性存在”的三重规定性使马克思理论视阈中的“人”与以往哲学当中的人区别开来:首先,马克思学说当中的人不同于以往哲学观念中对人的本质与性质的抽象所形成的“抽象的人”,而是处在与其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对象性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人”;其次,马克思学说当中的人的活动不同于以往哲学观念中所抽象出来的人的“抽象的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即实践活动;最后,马克思学说当中的人类历史并非是一种人的观念所构造的历史,而是“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人类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上思想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表述:首先,对于“现实的人”,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67等;其次,对于“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79;而对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人类历史,马克思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初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唯物史观。

“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也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人类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呢?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即生产方式,他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80-81因此,人类的历史就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史或生产方式的变迁史。日后,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表述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由此,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出了“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也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此构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而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其所强调的是“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过程,它并不否认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因而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客观性。

综上,“对象性存在”对于“存在”的秘密的破解使马克思创立了全新的哲学——新唯物主义,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表明了存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对象性关系、存在物与其对象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即对象性活动、存在物与其对象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过程即对象性活动过程。其中,“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也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展现为人类历史。由此,新唯物主义向人们揭示出了一种存在物在与其对象的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生成着的世界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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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品越.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2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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