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刑法论文

版权保护刑法论文（精选6篇）

篇1：版权保护刑法论文

劳动报酬的刑法保护

蒙娜

近年来，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问题非常严重，每年都发生很多因为讨薪而造成的悲惨案例，特别是年关时节。劳动是劳动者实现生存权的一般手段，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是维持生存的前提。支付义务人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剥夺了劳动者的生活来源，使得劳动者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无法抚养、赡养家庭成员，是对劳动者基本人权的侵害，违反了宪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秩序，与同行业守法企业相比，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企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另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势必会破坏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俗，不利于建立诚实信用的市场环境。因此刑法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纳入，希望通过刑罚干预，打击这类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行为。本罪引起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大量关注。由于立法技术等原因，本罪在设立后就存在一些争议。

反对本罪入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刑法谦抑性原则，认为刑法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应该用刑法以外的手段来抑制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近年来，刑法的扩张非常明显，当社会上出现某些现象时，似乎人们首先都是考虑刑法制裁。这是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其二，从刑法规制的效益分析看，出于刑法的严厉制裁性以及刑罚的功能，用刑法来规制此类行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刑法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从大范围上讲，刑法一直打击着犯罪，但犯罪照旧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没有因为存在刑法的打击而消亡。支持本罪入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近些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引发的极端社会矛盾不时出现，在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甚至出现了普遍拖欠的“潜规则”，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其二，现有的法律体系虽然对保护劳动者的报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的过程是冗繁的`，而且重要的是，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现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难以有效规制。本罪的司法运用实践也说明了其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积极意义。

以上观点的争鸣，以及刑法条文的设计，突出显示了本罪入罪问题上需要重视的两个问题。首先，要注意刑法的谦抑性，要注意区分拖欠劳动者报酬的各种情形，不能扩大打击范围。本罪重点打击的应该是出现严重后果，严重危害社会的情形。其次，本罪的设计应该重视实际效用，缩短刑法打击时间，否则将加重劳动者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救济成本，对劳动者而言，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两个基本点上，我们可以对本罪的完善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

协调本罪的条文设置，完善刑罚的量刑档次。本罪的量刑档次只有两档。而且是缺少量的联系的两档，第一档，数额较大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考察本罪的立法，从条文设计的层面看，可以看出立法者希望顾及各方利益而作出的努力，但其条文本身却存在着理解的歧义，需要尽快出台规定将这个问题作出澄清。笔者推测条文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一方面突出本罪打击的限定范围，另一方面，凸显本罪的打击重点。这种思路在本罪的法定从宽情节中得到了证实，即本罪的从宽情节仅仅针对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更多的是酌定情节了。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笔者建议放弃数额较大的直接规定，统一为结果犯模式：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的后果严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注明后果严重的几种情形。后果严重的，本罪公诉前，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后果特别严重的，本罪公诉前，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的，从轻处罚。如此一来，既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又遵循了刑法的谦抑原则，更加鲜明地鼓励支付义务人积极履行支付义务。

调整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的规定。本罪立法的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立法者刑法谦抑性精神的展示，表示了立法者明确劳动报酬与劳动义务的保障主要是靠其他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制进行，刑法不应该是主要手段。笔者认为遵循这种精神是对的，但具体规定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目前很多批评者认为，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增加本条件属于多余，或者会造成一种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司法实践中确实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隐忧，这需要我们对制度进行进一步的限定。但这不足以说明本条件不能成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本条件应该保留。首先，多大的社会危害性进入刑法视野是需要多方认证的，论者不能凭借自己的感知认定没有本条件下的本罪其他的行为足以达到入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在笔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本罪的行为人处于过失而成就了转移财产或者逃避造成了没法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该事实下，显然不宜追究支付义务人的本罪的责任。此时需要别的条件来增加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当有关机关明确责令支付时，其不再具有过失心理，使得追究成为一种可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是造成劳动者报酬无法获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可能会出于重商主义保护当地企业，不出具责令支付的文书或者相关文件。但是这不能说明以此就阻断了追究支付义务人刑事责任的可能，只需要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做扩大解释，例如，将法院的判决、裁定也纳入其中，那么仍然可以保证追究支付义务人的途径。其三，本条件的正向积极意义更是不容忽视，无论是缓解刑法直接干涉民事领域，还是敦促行政机关监管，都具有正面的作用，符合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精神。

笔者认为，“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这一条件应当保留，在刑法条文上，将其调至数额较大之前。为了避免出现本条件下的隐忧，应该对本条件进行限定。例如政府行政机关合适作出责令的时间，可以强制性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拖欠劳动者报酬的事情作出责令。一般的行政行为都是两个月内作出，超过两个月的算不作为。由于劳动报酬事关劳动者的生存生活，应该缩短期限。然后还需要劳动法等相关法条对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限作出更详细的规定，例如规定从应该支付劳动报酬之日起7天内没有支付的，就认为是进入了拖欠期。国外的立法大多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篇2：版权保护刑法论文

摘要: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利用的事件频繁发生，不但严重打扰日常生活，甚至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社会危害极大，我国学界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研究较晚，刑事立法上对这类犯罪的规制尚未形成完备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

关键词:信息;刑法保护;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4.3;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246-0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具有了极大的经济价值，随之出现了很多非法收集、窃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地损害公民利益，个人信息安全成为了热点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利用刑法来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刑法上关于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现阶段我国刑事立法还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对国内外著作的梳理，学术界对此有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有关的全部信息，诸如血型、就医记录、工作、电话号码等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由自己决定是否公开，向谁公开的信息;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或经推测可识别出信息个体，且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不被他人了解的信息。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这一定义比较恰当地限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应涵盖的范围，道出了个人信息的实质特征:能够直接或推测出信息所有人，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生活无关。第一种观点对个人信息的边界没有适当限缩，这必然不合理的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第二种观点则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混为一谈，过度缩小了个人信息的范围，这又将部分犯罪排除在刑法之外，使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二、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信息就是财富。在金钱的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增加，极大破坏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破坏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利益，轻则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如推销电话、垃圾短信的骚扰，重则为犯罪分子实施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是许多恶性犯罪的上游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也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刑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益，打击犯罪，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正与此相符合;对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的完善，也促进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

三、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学界开始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刑法修正案(七)》中设置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惩治破坏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但却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金融、电信等特定领域的工作人员，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掌握个人信息的行业并不限于此。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犯罪主体扩大为包含单位在内的一般主体。但仍有不足:

(一)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刑法的语言要求十分严谨，但现阶段，我国刑法没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明确概念界定，还停留在学理上的讨论和一些行政法规中的零散分布，缺乏统一的标准，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因此，立法者应尽快依据立法意图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此外，对于那些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应由民事或行政法律制裁，所以，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确定，应该既以民法、行政法的相关定义为基础，又与之存在差异，保障各部门法的分工合作。

(二)立法罪名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对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设置的罪名存在不足:首先，法条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模糊，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其次，对于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全面，忽略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最后，在罪过形式上仅规定了故意，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犯罪，且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其一，量化构罪标准;其二，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包含到现有罪名的行为方式之中，或者增设如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罪;最后，将罪过形态更改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

(三)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现阶段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立法比较零散，各部门法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链条;此外，我国至今尚未颁布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对此，应完善民事赔偿、行政制裁措施，形成与刑事制裁相衔接的法律体系，同时，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明确规定各方责任与义务和相应的协调合作机制。

四、结语

鉴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形式并不乐观，立法、司法上的一系列举措已刻不容缓，加强立法建设，强化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使多种措施相辅相成，改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1).

[2]高福洪.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刍议[J].公安研究，2013(10).

[3]刘文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研究[D].吉林大学法学院，2013.

篇3：植物资源刑法保护初探

植物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资源, 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 对耕地的需要, 使我国植物资源, 特别是森林资源损失严重, 迄今仍属少林国家。而每年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使森林资源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 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发生洪涝灾害和沙尘暴危害, 使生态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联合国《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 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1]

破坏植物资源罪, 是指违反野生植物保护法律, 非法采集、砍伐、破坏植物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植物生存环境的行为[2]。从世界各国关于破坏植物资源罪的立法模式看, 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刑法典模式, 如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260条非法砍伐树木和灌木罪;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329条侵害保护区罪;1989年《奥地利刑法典》第182条其他危害动、植物的生存罪;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23条非法采伐、毁灭和损坏森林罪等。二是附属刑法模式, 如1988年第87号法律修改的日本《森林法》第197条规定:“在森林中窃取其产品 (包括加上人工者) 者, 作为森林盗窃, 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第198条规定:“森林盗窃为在保安林区域内所犯者时, 处以五年以下的徒刑或二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第201条规定:“收受森林盗窃的赃物者, 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对森林盗窃的赃物进行搬运、窝藏、明知故买或介绍买卖者, 处以五年以下的徒刑或二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深入研究破坏植物资源犯罪, 对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及其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关于破坏植物资源犯罪规定共有两条, 涉及5个罪名, 即第344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第345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和“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

二、我国刑法破坏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发展

(一) 盗伐、滥伐林木个罪时期

我国1979刑法只有第128条所规定的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 它是指“违反保护森林法规,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情节严重的”行为。它虽为保护森林等树木资源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却有以下明显不足:一是保护的对象范围狭窄。它只保护植物资源中的森林和其他林木, 对破坏森林和林木外的其他植物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不利于植物生态系统的保护。森林和林木只是植物的一部分, 并非植物之全部。二是没有对珍贵树木及其他重点保护植物资源进行特别保护, 有失科学性和不利于保持生物的多样性。1979刑法施行后, 我国先后成为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 为履行国际义务, 切实保护珍贵、濒危野生植物种, 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均分别规定了破坏珍贵树木、其他野生植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 破坏植物资源犯罪立法体系的初步形成时期

1997刑法对破坏植物资源犯罪的规定共有两个条文、五个具体罪名, 初步形成了我国保护植物资源的刑法体系。

1. 刑法第344条将“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非法采伐、毁坏

珍贵树木的”行为规定为“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的新罪名, 在刑法立法上实现了对珍稀植物、珍贵树木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特别保护, 结束了将破坏珍稀植物、珍贵树木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 作为盗伐、滥伐林木罪处理的历史。

2. 刑法第345条完善了对普通林木的刑法保护。

该条第1款盗伐林木罪取消了对成立盗伐林木罪没有实际意义的“违反保护森林法规”的规定, 将“情节严重”这一模糊标准改为易直观认定的“数量”标准, 并根据盗伐的数量大小即“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分别配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在法定刑上增加了“管制”刑, 并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由原来的“3年”提高到了“15年”。第2款滥伐林木罪在法定刑上增加“管制”刑, 将本罪的法定最高刑由“3年”提高到了“7年”。第3款将“以牟利为目的, 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 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新罪名。

3. 将破坏植物资源犯罪主体的范围由自然人扩大为“自然人和单位”。

刑法第346条的规定, 自然人和单位均可以成为破坏植物资源犯罪的主体。实践中, 大多数的环境犯罪行为不是自然人所为, 而是单位 (法人、非法人单位) 所为, 单位犯罪行为比自然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日本油污损害赔偿保障法》规定, 法人的代理人或法人, 以及自然人的代理人、雇佣人及其他从业人员, 对于法人或自然人的业务有前两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时, 除处罚行为者外, 对其法人或自然人亦按前两条处以罚金[3]。

(三) 破坏植物资源保护刑法立法的完善时期

刑法修正案 (四) , 有两个条文、三个罪名直接涉及植物资源犯罪。

1. 修改了“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的罪状, 使其罪名变为了“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刑法修正案 (四) 第6条的前部分将刑法第344条的罪状由“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将珍贵树木外的“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纳入了刑法的特别保护范围, 使“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拥有了与“珍贵树木”一样的刑法保护地位。

2. 增设了“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

刑法修正案 (四) 第6条的后部分将“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增进了刑法第344条中, 创制了该罪。这既弥补了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的立法不足, 使对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整个过程即“采伐、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各环节均被刑法所禁止;将为有效遏制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行为发挥重要作用。

3. 修改了“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罪状, 使其罪名变为了“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刑法修正案

(四) 第7条第3款将刑法第345条第3款的“以牟利为目的,

在林区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 情节严重的”修改为“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 情节严重的”行为。删除本罪在主观上必须“以牟利为目的”的规定, 将本罪的行为方式由“非法收购”扩大为“非法收购、运输”, 删除本罪的行为实施地“在林区”。

三、破坏植物资源罪的立法完善

(一) 保留“珍贵树木”的独立规定没有必要

珍贵树木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已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都只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和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之分, 没有“珍贵树木”之说。“最高两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二) 》在确定刑法第344条的罪名时也是将之笼统规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珍稀植物、珍贵树木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 实际上指的都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将“珍贵树木、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珍稀植物”统一称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既保持了立法用语的统一性, 又便于操作的一致性, 避免司法认识上的分歧。

(二) 增加对单位犯罪适用资格刑的刑种

单位犯罪不可能像对自然人那样施以生命刑和自由刑, 因此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成为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和制裁手段。修订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一种刑罚形式。在理论上, 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当高于单位违法。我国行政处罚中规定了责令停业关闭、吊销营业执照等多种形式的对单位违法的行政处罚, 而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一种形式而无其他手段。事实上单位所受行政处罚中消灭法人的处罚远比对单位所受刑罚要重, 这就造成刑法威慑力的减弱。我国的环境资源刑法能否对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资格刑, 如禁止从事某项活动、吊销营业执照等,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4]。

(二) 恢复盗伐林木罪适用无期徒刑

1997刑法对盗伐林木罪适用的法定最高刑由死刑修改为15年有期徒刑, 在立法上是不合理的, 反映了现行刑事立法对森林生态效益考虑的欠缺。森林回报给人类的将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 更是关系到人类的存亡。在林木的经济价值与盗窃的社会财物价值相等的前提下, 盗伐林木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新刑法对盗伐林木罪适用的法定最高刑过轻, 不能起到有效地惩罚和威吓作用。考虑到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对盗伐林木罪应当适用无期徒刑, 加大对破坏植物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 使森林的生态效益真正在立法上有所体现。

摘要：植物是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国破坏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 由盗伐、滥伐林木个罪和立法体系的初步形成, 逐步走向发展完善阶段。深入研究破坏植物资源犯罪, 对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及其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破坏植物资源,犯罪,刑法保护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17.

[2]赵秉志, 王秀梅, 杜澎.环境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05.

[3]周裕坤.完善我国环境资源刑事法律的思考[J].法学论丛, 2006, (1) .

篇4：论物权的刑法保护

摘 要：物权法即用于保障人们物权的法律，它作为私法，通过赔礼道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方式对于物权加以保护，这些私法上的救济措施显然无法对可能侵害物权的行为加以预防与禁止，因此，刑法对侵害物权的行为施以刑罚，作为保护物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物权保护；物权法；刑法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39-02

加大刑法对物权的保护并非简单增加刑法条文，由于《物权法》所调整的关系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而《刑法》则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这就像坐标轴中的两段抛物线一样，需要去界定它们交会的那些点，因此，通过明确刑法与物权法中的术语与法条内涵，对于物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一、物权的刑法保障的必要性

（一）刑法是保护物权的刑罚手段

物权法通过制定各项原则与制度保障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这些原则与制度规定了人们享有的物权及应当履行的义务，物权法通过民事的方式对侵害物权的行为进行制裁，而刑法则以拘役、徒刑等刑罚对侵害物权的行为进行制裁。物权法的救济手段无法达到刑罚的严厉程度，因此刑法对侵害物权的行为予以制裁，能够更好地保护物权。

（二）刑法是保护物权的最后手段

凯尔森在分析物权保护的民事和刑事手段中认为，民法和刑法的不同在于两种法律的制裁方式不同：民事制裁在于赔偿，而刑事制裁却在于威慑和预防[1]。物权法在保护物权方面主要运用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措施，而刑法对于物权的保护则在于威慑和预防作用，即通过刑罚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等方式来抑制他人对于物权的侵害。因此，刑法是物权保障的最后手段。

（三）物权法与刑法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保护物权

民法的制裁附带地服务于预防，如消除危险；而刑法的制裁中也同样附带地存在赔偿，如附加刑中的罚金。由此可见，民法与刑法在制裁方式上具有不同，且其侧重点不同，但是并无根本不同。正如韦伯所说：“早期的行政法、民法和程序法是没有明确界线的，法律责任中并无民事和刑事之分。”[2]民事与刑事的分类只是为了解决纠纷的具体化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因而其与实体权并没有很大的联系。

二、刑法与物权法对物权保护的差异

（一）刑法与物权法对“财产”的不同定义

耶林曾说：“权利是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权利的保护是法的目的……权利一方面从法律内获得生命，另一方面也反过来给予法律以生命。”[3]财产权也只有通过法律才可获得生命。《法学大辞典》中对财产的定义大致有三点：（1）有货币价值的物权客体，即有体物。（2）对物的所有权。某物归属某人所有即被视为某财产；（3）具有货币价值的有体物和对财物的权利的总和。这些权利包括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等[4]。《物权法》属于财产法。在现代民商法体系中，除物权法属于财产法外，债权法和属于民事特别法的商事法如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也都同属于财产法[5]。就此我们可知在民商法体系中“财产”这一概念涉及的法律十分庞杂，而就《物权法》中的“财产”这一概念，其实同《物权法》中的物是两个通用的概念。

通过刑法条文可知，《刑法》第5章规定了14种侵犯财产类的犯罪以及第3章第6章中的规定，通过这些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我们可知，《刑法》中的财产定义包括了物权法中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

（二）物权法与刑法对保护客体不同

《物权法》保护的客体是物权，《刑法》保护的是法益，在侵犯财产罪的犯罪中，以盗窃罪为例，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财产的所有权①。 物权分为自物权、他物权和占有，如果盗窃罪的客体仅是财产的所有权，可推知《刑法》对于他物权和占有都不予保护。张明楷教授认为：“通说仅将财产所有权作为财产犯的客体，这又使得刑法的保护范围过窄，因为所有权与债权相并列，如果认为刑法只保护所有权，就意味着刑法并不保护债权，这恐怕不符合刑事立法精神与刑事司法实践。”[6]

（三）物权法与刑法对“占有”的认定存在的分歧

我国《物权法》24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规定；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从我国的民法学看来，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它包括占有意思和客观上对物的控制两个方面。物权法与刑法在“占有”方面存在两大分歧：分歧一，在物权法上，占有可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在刑法上仅存在直接占有，不存在间接占有；分歧二，在物权法上，占有的客体是物，且以有体物为限，即便该物被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物也能够成为占有的客体。但刑法对占有的保护范围广泛，如《刑法》第128条中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中的枪支弹药等可以作为占有的客体，并且即使是法律上禁止私人持有的违禁品，在刑法中也可被看作占有的对象。

（四）物权法与刑法对于物权保护的阶段不同

刑法保障的是已经受到侵害的物权，而物权法保障的是可能受到侵害或已经受到侵害的物权。至于说刑法中的危险犯，则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发生了某种危险结果，危险犯的既遂标准是发生了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它要求行为人必须实行一定的危险行为。相对于物权法而言，在物权法中消除危险中的危险则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可能性，如果侵害物权的行为人实行了危险行为，那么所有权人不能请求消除危险，而只能采取其他措施保护物权。

（五）刑法对物权的保护非依物权法对物权保护为必要

物权法的首要功能在于确认和保护物权。物权法不仅强调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而且也重视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欲明此义，当知国家立法，有禁止法规与制裁法规之分，所谓禁止法规，乃国家对于一定之法益，加以承认，从而命令或禁止一定的行为，以为保护之法规，而制裁法规之作用则为对于违反禁止法规之规定者，科以制裁，以确保法益之存立，如是，禁止法规既训示于前，制裁法规复确保于后，人类之生存利益乃得发荣滋长，社会亦由是而维持其秩序。由此可知，物权法是作为禁止法规对物权加以保护的，而刑法则是作为制裁性法规对物权进行保护的，刑法通过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对侵害物权的行为作出判断，而并不以物权法上的判断作为前提。因此，刑法对物权的保护非依物权法对物权保护为必要。

三、刑法对物权的自物权、他物权的保护

（一）刑法对物权中物的所有权的保护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具体列举主义为所有权进行定义，该法第206条规定：“所有权是所有人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有自由使用、收益和处分所有物的权利。”我国《物权法》也运用具体列举主义的立法规定对所有权定义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知所有人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于所有物享有全面的支配的物权。但即使所有权具有完全性，所有权仍需受限制，这是自罗马法以来各国民法的一项原则。①对于所有权的刑法保护，不同于物权法等私法保护。《刑法》中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有些侵犯所有权中的占有权，如盗窃罪和抢劫罪等；有些侵犯所有权中的使用权，如挪用资金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等。

（二）刑法对用益物权的保护

《物权法》规定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谓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排他性权利。用益物权作为物权的一种，着眼于财产的使用价值。我国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地役权等，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用益物权之外，还包括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等。《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等罪名。刑法对于用益物权的保护中不仅体现了刑法保护范围的广泛还体现出了刑法对于物权保护的力度。刑法中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章节对于物权加以保护，但刑法对物权的保护已渗透至刑法的各个方面。因此刑法对于保护“物权法核心的用益物权”可谓基本上面面俱到。

（三）刑法对担保物权的保护

担保物权是以担保债务的清偿为目的，而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物或权利设定的定限物权，即以担保债务的履行为目的，而直接支配他人财产的物权。担保物权可以分为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相关罪名即侵害了担保物权，如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罪名中使用虚假产权证明做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这些行为都属于侵害担保物权的行为，均应受到刑法的制裁。

四、结语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套由禁律、制裁和公平、妥善地处理对个人或社会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的程序组成的制度，致力于维护一个正义的、和平的与安全的社会。由此可知，刑法与物权法对于物权的保护同等重要。但是物权法在保障物权时不可在侵犯较小的物权利益时就适用刑法，必须要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定罪量刑的程度时才可适用刑法，否则会减弱刑法对于侵犯物权的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反之，也不可为了避免刑法中刑罚的强制措施而适用物权法中的赔偿措施。综上可知，刑法对于物权的保障是物权保护的有力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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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忠漠.刑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篇5：患者医疗信息刑法保护完善分析

摘要：侵害患者医疗信息情况层出不穷，患者医疗信息亟待更为有力的保护。患者医疗信息有别于一般公民个人信息，在我国现有规定下的保护尚显不足，鉴于患者医疗信息的敏感性、公益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特征，应采取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借鉴德国刑法关于患者医疗信息保护制度，我国应明确患者医疗信息内涵，规范义务主体范围，补充患者医疗信息使用的例外情形，对患者医疗信息提供较为全面的保护，维护我国医疗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患者医疗信息；刑法保护；德国刑法 根据２０１６年７月新京报的报道，全国有３０个省份２７５位艾滋病感染者称接到了诈骗电话，艾滋病感染者的医疗信息疑似被大面积泄露。［１］患者医疗信息包括病情诊治信息、患者过敏史和家族病史等生理信息，也包括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身份信息，还有医疗费用结算等其他信息。［２］患者的医疗信息既是疾病诊治的判断依据，又对医学研究和疾病防控有着重要意义。若患者医疗信息遭到泄露，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也会对医疗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威胁。随着电子病历和远程医疗的普及，患者医疗信息所面临的环境也更加复杂，在患者医疗信息的处理、传递等场合中，该问题则更为突出。

一、我国患者医疗信息保护现状 我国有关患者医疗信息的保护散见于《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等规定中。例如，在《民法总则》中确立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医方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执业医师法》中规定，禁止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泄露患者隐私。上述规定都较为原则性，并且分散于各个特殊规定中，并未有系统性和针对性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为保护日益受到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由特殊主体扩展到一般主体，并取消了对信息获取方式的限制，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作为从重处罚的事项。同时，２０１７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予以解释，然而该规定并未对相关信息类型进行分类，在其列举中也未明确将患者医疗信息纳入“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虽然其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五百条以上视为情节严重”，但该司法解释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并未对健康生理信息加以解释，患者的医疗信息是否属于健康生理信息也暂未可知。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日趋重视，但患者医疗信息相较于公民个人信息又有其特殊性，刑法的条款以及其他法规中并未回答受保护的患者医疗信息的范围是什么，是否有侵犯患者医疗信息的豁免情形，以及针对患者医疗信息利用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因此，以适用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对患者医疗信息进行保护尚显不足。

二、患者医疗信息保护模式的选择 患者医疗信息主要包含４类信息：一是生理信息，例如病情诊治情况、过敏史和家族病史等；二是个人身份信息，例如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三是患者医疗费用发生、结算等相关信息；四是精神治疗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患者的私密信息，例如患者的个人生活、情感经历等。患者医疗信息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生理信息和私密信息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此部分信息一般是患者个人不愿主动公开的，一旦被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可能使患者遭受精神损害或者人格利益损害。第二，具有社会公益性。患者医疗信息对公众疾病防治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传染病信息发布、药物研发、医疗技术进步等。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机关或者研究机构需要对医疗信息进行搜集、利用和传递等。第三，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得到患者的医疗信息，则可通过大数据进行健康监测和风险评估，可通过大量患者信息的数据集合进行基于患者相似性的个性化预测分析，例如远程监测数据预测心力衰竭等。如上所述，患者医疗信息既具有隐私性，也包含着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因此，对其保护的内容同样有争议。患者医疗信息属于个人信息，参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隐私权说”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是不希望为一般人所知的有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３］；“个人信息权说”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设置于《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其保护的是个人信息权

［４］；“社会公共安全说”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益并不是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而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具体来说是公共信息安全” ［５］；“综合说”则整合了上述观点，从而推导出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权以及隐私权［６］。所以，针对患者医疗信息的保护还需围绕其所保护的内容展开，从而为其选择合适的保护模式。笔者认为，患者医疗信息保护宜采取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首先，个人隐私强调的是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并不强调财产价值，而个人信息是集人格保护与财产保护于一体的综合性权益，能更好地突出患者医疗信息中蕴涵的财产价值。其次，相较于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更能体现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例如基因信息等。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合的国民基因信息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而个人隐私往往与国家利益没有关联。再次，从保护方式上而言，针对个人隐私的救济更多是被动的，出现损害后才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个人隐私一旦公开后即不属于隐私，不再受保护。但个人信息的保护则更为主动，在个人信息因不当使用造成损害前，权利人即可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或者更改信息，因此相较而言，以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更为全面。最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条件是“违反国家规定”，在《民法总则》第１１ｌ条及其他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已确立了个人信息权的情况下，以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更能体现我国法律制度的整体性，同时这也是对国家上述规定的刑法确认。此外，患者医疗信息保护的主体仍然是自然人，以社会信息安全进行界定未免有扩张之嫌，且社会信息安全本身就存在定义之争，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针对患者医疗信息的保护，采取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更为妥当。

三、德国对患者医疗信息的保护 国际上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有两种模式。区别于美国的隐私权保护模式，德国更加关注个人信息的社会作用，并较早地在宪法层面确立了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可为我国患者医疗信息保护提供借鉴。在１９８３年人口普查法案判决中，德国宪法法院从《基本法》规定的一般人格权出发，将个人信息权益称为“信息自决权”。［７］即个人可以依据法律控制个人信息并决定是否被收集和利用，个人有权知晓何人、因何事、在何时何种情形知悉自己的个人信息。１９９０年的《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正式确认一般人格权

为个人信息权的基础。［８］信息自决权不仅仅确立了个人信息的私人属性，也赋予信息主体限制外部主体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利。此外，德国将个人信息界定为“可直接或间接识别自然人的任何信息”，患者个人信息中的健康数据、基因数据、生物识别数据、性取向等，也被列为特殊类别的个人信息，受到更为严格的法律保护。［９］根据德国２０１０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信息自决权基础上的个人信息使用规则是：首先，个人信息的获取、传递或使用在原则上是禁止的，除非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信息处理者符合法定事由或对于信息处理本身具有正当利益；其次，获取个人信息的目的必须明确，并且信息处理行为受限于该目的；最后，信息主体对信息处理者享有删除等积极请求权。在刑法保护上，《德国刑法典》第２０３条针对侵犯他人秘密进行了规定：医师、牙医、兽医、药剂师以及其他所有须经过国家规定的培训才能执业的医护人员被告知或知悉他人秘密，未被授权而加以泄露的，将被认定为侵犯他人秘密。［１０］１０５这主要是针对从事特殊职业主体项目医疗信息保密义务的，并未将其他主体纳入义务范围。虽然从字面上理解，德国刑法规定保护的法益仍是“秘密”，但目前隐私权的概念已经逐渐从“不被干涉的权利”演变为“控制自己信息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现也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一）受保护的患者医疗信息的界定。德国刑法中的患者医疗信息具有如下特征：（１）被限定的人际圈中可获知的事实；（２）有实际的守密利益；（３）基于医患之间信任关系获知的患者个人信息，无论是否与诊疗有关。根据上述特征，患者医疗信息的内容包括就医信息、诊疗中的发现以及医疗相关的信息，如治疗、预后和Ｘ光片等诊断记录在内的所有医疗上的记录，以及其他诊疗中涉及患者个人经历的信息（未必与诊疗直接相关），如职业经历等。其中，患者的医疗信息还包括诊疗中偶然获知的上述相关信息，但是匿名信息不是保护对象。可见，德国刑法以信赖关系为标准界定患者的个人信息，其根本思想在于，基本医疗行为的顺利开展是以患者向医务人员敞开心扉，如实提供相关信息为前提，因此为了维持患者对其信任，就应为患者保守秘密。（二）守密主体的范围。依据受保护的患者医疗信息范围，德国刑法将守密主体分为有医师执业证的医务人员和无医师执业证的辅助人员。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

是守密主体的核心，包括对患者直接进行诊疗的专业医师、与患者本人无接触的病理检查人员和病理医生、其他经过国家规定的培训取得职业资格的医务人员。无医师执业证的辅助人员是守密主体的扩张部分，包括紧急医疗中参与医疗活动的辅助人员、为医疗活动做日常准备的人员、实习医生和实习护士等，从而将辅助人员通过参与诊治活动而知悉患者医疗信息的情况排除在泄密的范畴外。（三）泄露患者医疗信息行为的正当化事由。德国刑法中，患者医疗信息行为的正当化事由主要是指患者本人同意和优越法益保护。１．患者同意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在于，信息主体有权许可他人获取、使用、传递本人信息等。患者同意则是通过对法益的自决行为来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也被称为“权利人同意”。德国刑法中的权利人同意源自《基本法》的人格尊严条款所保障的行为自由，“这种行为自由的行使阻却了法益的侵害性和构成要件的复合性”［１１］。患者同意分为明示同意、默示同意和推定同意。明示同意是指患者必须亲自对其个人信息的披露进行授权。默示同意是指在患者没有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认为患者对其医疗信息的披露是同意的。没有特地询问患者是否同意，患者也没有以语言或书面形式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却要论证患者本人的同意确实存在，因此，该项争议最大。推定同意是指法律不要求该项患者的信息披露需要获得患者本人的同意，而是将法律上的判断规则作为违法性阻却要件。例外推定同意主要针对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某类信息尚不足以让患者本人对保守秘密这件事产生兴趣；其二，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如紧急情况，不能询问到患者的意见，从而推定同意。另有德国学者认为，在现代交易型社会中，同意的表示一般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法益的所有者在表示同意时，往往会受到经济强制或者是社会强制，从而难以保护其自身法益。基于信息处理者的强势地位，提倡将电脑信息处理的援助者也作为规制的行为主体，增强信息所有者对自己信息的掌控力。［１２］２．优越法益保护优越法益保护的原理在于，当向第三方提供患者医疗信息是为了保护相对于为患者保守秘密的利益更为优越的法益时，医生违反守密义务的违法性被阻却。优越法益保护包括紧急避险和公众利益优越。《德国刑法典》第３４条对紧急避险进行了规定，为使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

险行为不违法，但所要保护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造成危害的法益。［１０］１３仅在所采取的行为属于避免该危险的适当措施时，可适用本条的规定。就提供患者医疗信息而言，例如家庭医生为使患者配偶生命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可将患者身患ＨＩＶ的情况告知配偶。当公众利益优越于保护患者的隐私权时，医务人员可未经其同意就相关患者的医疗信息提供给相关机构或公众。为避免公众利益优越陷于被滥用的境地，主要通过３种形式来确定优越公共利益：一是通过法律解释确立优越公共利益；二是立法者已作利益衡量，明文予以确立优越公共利益；三是医务人员有权拒绝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供患者的医疗信息为搜查或审判之目的使用，不得扣押患者的病例资料。另外，在利益衡量上，医生为患者守密的利益要高于国家刑事追诉的利益。

四、德国相关制度对我国患者医疗信息刑法保护的借鉴 根据我国刑法对患者医疗信息保护现状，借鉴德国刑法中对患者医疗信息保护的制度，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３条措施。（一）明确患者医疗信息的内涵，并将其纳入个人信息的保护范畴。目前，我国与医疗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将患者医疗信息认定为“隐私”，并不符合患者医疗信息采取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我国现有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主要采用“可识别性”的标准，但是患者医疗信息中除了可识别的个人信息外，还有部分隐私信息，单个隐私信息可能并不具有识别患者个人的功能。因此当前个人信息的定义难以涵盖患者医疗信息的内容，应在相关规定中明确患者医疗信息的内涵，并将其纳入个人信息保护的范畴。为防止患者医疗信息保护被无限扩大，患者医疗信息应界定为少数人所知悉的、具有守密利益的、基于医患之间信任关系所获知的信息。若医师并没有基于一个治疗行为获得患者的信赖，例如患者只是在诊查阶段，则这名患者的姓名不构成法律保护的患者医疗信息。（二）对义务主体的范围加以界定。接触患者医疗信息最主要的是医务人员。根据我国《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规定，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大致包括：管理人员、医师、护士、药学技术人员①、医技人员②和其他人员③。除却对患者进行直接诊疗的执业医师外，判断其他人员是否同样具有保密义务，应当首先判断其是否因分工而结成了义务共同体。在实践中，不乏医疗机构内部使用患者医疗信息的情况，例如在会诊时，不同医师、诊室之间需要对

患者的医疗信息进行共享以提高效率。虽然部分医师可能并未直接诊治该患者，但为了增进患者的生命健康法益，医务人员对此类患者信息的提供并不构成违法。但是只能限于为实现医疗效果，在必要范围内传递医疗信息，同时，对医疗信息的使用应当限定在诊治目的以内。针对其他义务共同体，在其分工内提供最小必要限度的信息，对医疗信息的利用同样不得超出此范围。此外，除医务人员和因医疗活动形成义务共同体以外，在后续信息传递过程中接触到患者医疗信息的其他信息处理者，可参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处理。（三）增加利用患者医疗信息的正当化理由。１．患者同意。对于信息中的自我控制是个人信息权的应有之义，同意规则是赋予权利人决定放弃信息保护的权利。同意规则在公民个人信息中的运用早有先例。例如２０１４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经自然人书面同意，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在约定范围内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等。但上述规定并未就同意的方法、具体情形进行说明，规定得较为粗糙。所以在对患者医疗信息的刑法保护中，可参照德国的同意制度层次建立“患者同意”规则。（１）明示同意。医务人员在获得患者本人口头或者书面同意后，可以将患者医疗信息提供给第三人。该同意，应当是在患者具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的情形下作出的，同时该同意的作出应该是在医务人员充分说明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诊金决算机构的业务内容不涉及医疗活动，并非守密义务共同体，无须经患者明示同意才可提供患者的相关信息。（２）默示同意。首先，家属对患者病情的知晓有助于对患者治疗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因此，对患者家属泄露医疗信息应当推断患者会同意。其次，在医疗机构内部中，可能基于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不同分工，会不同程度地获知患者的医疗信息。如执业医师获知患者既往病史等信息，护理人员同样需要知晓患者部分病情信息。为了实现医疗活动，在该部分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尤为必要，所以除非患者提出明确反对，在内部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应当获得刑法上的正当化。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情况下，执业医师和护理人员基于分工构成义务共同体，对义务共同体在其分工必要限度内提供信息，也仅限于在其工作范围内使用信息。最后，医院中没有直接参与医疗活动的行政人员，8 在其勤务范围内使用患者的个人信息，也应视为默示同意。２．为了保护其他优越法益。患者的法益可能会与其他法益冲突，在这些情形下，应当对冲突的法益进行衡量比较，允许为保护较大利益而牺牲较小利益。（１）与国家法益之间冲突。国家法益维护有赖于司法和行政的顺畅运行。虽然德国免除了医务人员在与刑事诉讼法冲突下的守密义务，但是我国的司法制度和理念同德国不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有检举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的义务，以及作为证人有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据此，在司法机关要求下提供患者医疗信息，或者是在法庭上提供证言都是属于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的“法令行为”，是为了推动司法有序高效运行，所以，在此类情形下，应构成利用医疗信息的正当化事由。（２）与社会利益冲突。医务人员的守密义务与社会利益冲突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医学研究中需要使用和处理患者医疗信息的，例如，在医学研讨会上就某患者的特殊病情进行学术探讨等。由于医学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对患者医疗信息的收集、利用和研究，医药的发展史也佐证了对患者医疗信息的合理利用可以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应当允许医学研究中的合理利用。二是在患者威胁公共安全情况下，例如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逃脱，公安机关有权适当披露患者信息，提醒公众注意安全。由于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可能侵害其他公众的法益，公安机关通过公布该患者信息来警示公众尤为必要。因此，从上述分析可知，患者医疗信息利用在医学研究和安全警示上有一定的必要性，医院或者有关机关在保证社会利益的必要范畴内使用患者的医疗信息，应当得到保证。但信息的使用应当限于保护社会利益，同时披露的患者信息也仅限于必要的研究性信息及维护公众安全的信息。（３）与个人法益冲突。对为了保护特定人员的生命、健康法益而不得不披露患者医疗信息的情形，笔者认为，他人的生命法益在此种情况下当然优于患者的隐私权。当患者身患传染风险大的疾病，对配偶或者家属的健康、生命的威胁具有高度盖然性，出于对他人生命健康权的考量，医务人员可以就患者的该部分信息向患者的配偶或者亲属进行披露。

篇6：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与完善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对此相关的刑法顺应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而产生。对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明确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在此修正案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以下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刑法保护;立法;完善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同时也存在着公民因个人信息被人盗取而给自身带来麻烦或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并对法律、道德以及信仰等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国家也启动了相关的立法程序，目前新通过的修正案也明确对个人信息窃取、泄露、收买等行为进行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对个人信息权予以了刑法的保护，但其仍存在着不少需要改善的问题。

一、保护修正案的分析

(一)主体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犯罪的主体根据工作便利，更易取得公民个人信息，而其实现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的原则来予以了规定，同时也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方面的约束，但并不能将其它人员排除在主体之外，实施了法条中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却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1]。比如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着物业公司、车行、网站等私营单位倒卖个人信息的现象，通过合法的方式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又将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给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也同样带来了不亚于公共服务机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做出更深入的解释也是对个人信息权予以更全面的保护。

(二)行为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增加了违反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命令和决定等的难度，使原本只要将获得的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的行为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行为加以了限定，也就造成了在实施过程中的阻碍。由于国家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规定、规范以及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就导致了相关行为人的行为缺乏前提条件而不能构成犯罪，使得有些严重损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无法做出犯罪的认定。

(三)定刑的配置

在量刑的设定上，需要遵循罪责刑相适用原则，在修正案的量刑设定上却看到，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法定刑。在对于犯罪的主体和一般人员的量刑上，应对重点打击对象通过刑责来突出其区别。国家机关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犯罪造成的`严重危害也远超过一般的人员，通过法定型的规定可以有效地突出其犯罪的严重性，也能起到对其是否合法履行其职务进行监督的作用。

二、保护修正案的完善

(一)条文与法规之间的协调

在进行刑事条文对违法行为进行定罪之前，也应当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认定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行为，再通过刑事条文的认定，将其中更具有严重性的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交予刑事制裁[2]。所以关于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两种方式，而刑事违法的前提为行政违法。修正案推出之后，就对刑事违法的前提―――行政违法的明确和完善起到的逼迫的作用，如果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刑法相关的规定也很难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所以需要加快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制定的进程，同时注意与已推出的修正案相配合与衔接。

(二)本罪内容加以明确

在修正案中对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设定为情节严重，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其行为情节严重的程度，同样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环境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其情节严重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存在争议。对于情节严重的判断，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后果的严重性、影响的恶劣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情节严重也应当从造成的泄露、窃取个人信息数量和次数、损失程度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等各种情况做出考量，对情节严重根据法治统一的基本原则予以更明确的认定。

(三)本罪的定罪

公民个人信息权同样是受公法保护的私人权利，可以借鉴其他的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对其犯罪设定予以处理的犯罪，对司法资源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节约。不过此类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应该予以界定，对没有给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的行为从轻处罚。

(四)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也有其特性，其中表现为侵权行为的专业性、多样性、隐蔽性等。很大一部分行为没有可以量化的证据，需要通过运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予以证明，如侦查和收集证据，这就必须提高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水平，也对取证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考虑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引入进来，将举证责任向被告人转移，但其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可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三、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构建有效的保护机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课题。从刑法修正案的推出来看，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个层面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更好地有效地构建保护体系，此修正案的推出也对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进程予以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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