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精选6篇）

篇1：《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2000年10月30日 09:46 文正邦

内容提要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对我国主要部门法学理论（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婚姻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劳动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国际法学，以及“一国两法”理论）的成就和矛盾运动的崭新概括和深入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学说、新流派、新方法、新体系的探究，并跟踪考察其未来发展趋向，力求科学、准确、全面地总结我国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其客观规律，着重揭示跨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的未来走向，展望其发展的远景。

序 言

张友渔

中国法学应当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都会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世纪交替的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给我们提出了更加重大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努力奋斗，中国法学也理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科学地总结法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展望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无疑是法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通过对我国十几门有重大影响的法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道路的论述，力求深入系统地来回答这一重大课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学这一宏伟目标而积极思索。尽管这种努力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上述目的，其中的见解和论断也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作出了很有益的开拓性工作。

有鉴于此，特撰数言，是为序。

1991年11月20日

前 言

大凡面临时代转折、社会发展将迈出新的历史步伐之时，往往都会激励起人们巨大的创造性精神以及理论探索热情，本书虽然不是对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毫无遗漏的理论描述，而是从一个特定的范围和视角，即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十几门法学理论来进行典型考察--但这种典型性研究只要是合乎科学性要求，就可望成为对中国法学走向21世纪的一种浓缩。所以本书的书名以及内容也就不回避这一重大主题，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通过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以期达到上述目的和效果。正由于本书给自己规定了如此艰难的任务，所以其创作和形成过程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而且是艰辛的理论积累和苦心思虑的产物，是奋力探索的结果。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并使得本书由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特别是本书得到了法学界前辈张友渔先生的热情支持，他在逝世前为本书写的序言，成为了他一生鼓励后学者的最好证明。对这些我们都深表感谢。

本书作者是由一批在各门法学中有所造诣、且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者组成。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均经过了潜心研究和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可谓是其心血的结晶。但由于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以致要紧紧追随信息的“爆炸”和知识海洋的奔腾扩展，即使殚精竭虑也很难做到，加上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因此恳切希望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热情批评教正，我们当视此为对自己的最大爱护。

本书由文正邦主编。作者们的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导论：文正邦；法理学：文正邦、程燎原、吴家如；法史学：耘耕、王人博；宪法学：文正邦、付子堂、田培炎；行政法学：杨海坤；民法学：赵万一；婚姻法学：曹诗权；经济法学：石慧荣；刑法学：姚辉、李永昇；劳动法学：杨显光、顾雪飞；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刑事诉讼法学：龙宗智；行政诉讼法学：王棋国；国际法学：佟小鄂；“一国两法”理论：文正邦。

全书由文正邦设计、组织、统稿。同时，耘耕对其中数门法学，陈里程对国际法学，于安、姚辉对行政法学，佟小鄂对“一国两法”理论，赵万一对婚姻法学，王人博、刘霞对宪法学，鲁天文对导论等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由韩德云将本书目录翻译成英文。盛时动、王斌也作了文字性工作。在此，对这些同志都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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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当前，诉辩式审判方式已成为法官审理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的尊重，诉讼地位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当事人必须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法官的介入则被限制，因此诉辩式审判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客观、公正的审判方式。

但是，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运行，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建立一套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与简易程序并列的相对独立的速裁程序，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面对积压如山的案件，深感构建速裁程序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撰写本文，试通过对速裁程序经济合理性、法理基础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我国速裁程序制度框架并使之完善的立法建议。

一、速裁程序适用的经济合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比较关注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缺乏对审判资源有限性的担忧;在进行审判程序的制度设计时，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极力强调审判活动的程序保障和形式要求;为了保障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十分重视国家权力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即强调司法程序的作用。然而，正是对于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过分关注遮掩了人们对审判活动的现实思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审判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不仅要公正权威，也要“斤斤计较”。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也是一种服务，也是需要成本的，这时就需要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来解决无限增长的案件纠纷。此时，速裁程序的运用无疑是解决案件增长和审判力量不足这一矛盾的“良方”。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在经济领域内，任何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同的资源只是有限供给的程度不一而已。如何使用和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使用得当，配置得当，有限的资源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使用不当，配置不当，有限的资源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这就是高效率与低效率的区别。”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效率”一词便走出家门，逐渐“入侵”到其他学科领域，如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生物学等。比较典型的是法学，目前堪称“显学”的“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法律问题。下面，笔者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谈适用速裁程序的必要性。

(一)速裁程序成本较低，社会资源耗费较少 速裁程序成本低，耗费少主要是与简易程序相比较而言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零星权利侵害而引发的小额纠纷广泛存在，对于这类纠纷，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一般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但从实践来看，这一程序对于小额的争议而言仍显得不太灵活，小额权利的受害人通过该程序获得司法保护所支出的诉讼成本仍比较大，而且不够方便。

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小额争议而言，审理期限过长。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这3个月的审结期限对于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了一些。不仅如此，在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结期限又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内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对小额争议是不经济的。

第二，审理程序不够灵活。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在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基本上按照普通程序的要求进行审理。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使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可以在晚间和节假日进行，我国法律对小额争议的受理和庭审期间没有这种灵活的规定，这客观上影响了小额权利受害人诉诸法院的积极性甚至可能性。

第三，在案件的管辖上，“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不便于小额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即小额纠纷的原告必须到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对小额纠纷的原告极为不利。 可见，虽然简易程序已经是普通程序的简化，但这一程序还不能满足审理小额争议的需要。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更加简易、灵活的程序，即本文所论述的速裁程序。

(二)速裁程序往往可以将纠纷解决得较为彻底，能够较为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因而其具有较高的收益 速裁程序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成本较低，还因为其易于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的质量较高，所以说，速裁程序不仅“价廉”，而且“物美”。

由于速裁程序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争议双方当事人对该程序具有选择权，调解又是该程序的主要方式，纠纷当事人往往容易妥协互让，使诉讼真正从“握紧拳头的对抗”转化为“张开双手的理解”，能更彻底地解决纠纷，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之间或者是比较密切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纠纷，若严格按照简易程序、普通程序规定的庭前准备、开庭审理一步步来审理，时间上的等待很容易使双方当事人的心里发生变化，双方的矛盾也容易激化，这样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而且也没有取得较好的收益。

(三)速裁程序可以促使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 就民事诉讼而言，其成本的构成主要包括：

1、人力资源：包括法官、书记员、陪审员、法警、翻译人员，还需有诉讼当事人、律师、证人、鉴定人员的参与。

2、物力资源：如法院为诉讼所必须的法庭设施、通讯、交通设备以及当事人被查封、扣押的诉讼标的物等。

3、财力资源：如法院工作人员的薪金、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以及证人、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的交通、住宿、误工补偿费及执行实际支出费等。

4、时间资源：诉讼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不仅减少了主体利用这些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的收益，而且同时伴随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 司法资源不足的呼声一直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而司法资源的不足不是单纯一个数字上的问题，不可能单靠人员的增加就能解决，因为人员的增加总是有限的滞后的，而社会纠纷总量是不确定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

而对于一审(尤其是基层法院)案件来说，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纠纷”的案件数量并不是很多，所面对的案件类型大都集中与饮食服务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对案件事实一般都没有争议，真正的疑难复杂案件并不多。而在法院机构设置上，只有审判业务的分工，而没有案件审判阶段的分工。案件不做区分地都一概进入审判流程，审判人员整天埋头忙碌于那些并不需要很多法律专业技能就足以解决的所谓纠纷之中，造成大量司法资源的浪费，而这种浪费是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增加人员所能弥补的。反而有些案件投入太多的时间与人力，与所产出的效益相比，极不协调。适用速裁程序后，对那些没有必要正式进入庭审的简易案件，依法在简短的时间内实施速裁，让有限的审判资源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专门致力于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与裁判上，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

二、构建我国速裁程序的法理基础

建立适用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速裁程序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理：

(一)协调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

速裁程序的设计无疑是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考虑的，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然而，当事人行使诉权不仅仅单纯是希望由法院来解决纠纷就行，还包含了对裁判结果公正性的请求。因此，为保障小额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在设计速裁程序时，必须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关系。既要保证这一程序的简便易行，同时又要考虑给当事人以基本的程序保障。如果该程序根本不考虑程序的公正问题或者说这一程序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的，那么，即使通过这种诉讼程序解决了纠纷，也不能说当事人的权益就获得了保障。

(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平衡

目前，对速裁程序批评的最多的就是认为速裁程序是以“牺牲”程序正义来换得实体正义的。他们认为只有从正当的程序过程中产生的结果才能有最大可能是正确，而从非正当程序中产生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正确。完善的程序有着许多的基本内容，它最基本内容保证程序参与者通过严密而公平的程序设计保障实现各方的诉讼权利。这些程序不仅要求当事人必须遵守，而且强调立法者及法官都有义务设立制度并遵循制度，以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

程序正义就是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审判程序充分保证当事人及其他参与者的诉讼权利。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相比，速裁程序确实省略了许多环节与程序，如不采用公开，直接言词等基本原则，是否背离正当程序的一些内容，从而动摇程序正义价值的基础?事实上，速裁程序并不是随意地省略程序，是在不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础上考虑程序经济性，简化的环节与程序是考虑了案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特点，省略的是非必要环节与程序，不会损害程序正义价值，符合正当程序之理念。

为保证正当程序理念实现，在适用速裁程序时，就应当注意到程序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的区别，对涉及到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环节是必要性，应给予充分保障，例如当事人辩论权、当事人举证权等一些基本诉讼权利，均应给予充分保护，另一方面还应给予程序救济权。如发现案件不适应速裁程序，应终止速裁程序，转由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还有当事人一方拒绝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也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慎重选择，是保证速裁程序正当化最为基本的要求。民事诉讼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的公正。其次才是程序的效率，不能为追求程序的效率而动摇程序的公正，这一最为基础的价值目标。

(三)遵循费用相当性原则

“所谓费用相当性原理：是指在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或由法官利用审判制度之过程中，不应使法院(国家)或当事人(公民个人)遭受期待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否则，显受如此浪费或牺牲之人即得拒绝使用此种程序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目的之一是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基于费用相当性原理，民事诉讼制度也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的节省等程序利益。一般来说，程序越复杂，不仅法院工作需要更多的预算，当事人的花费也更多，二者是成正相关的，因此，就小额纠纷的权利保护而言，不应当通过复杂的程序予以保护，而应当从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通过简易化的程序予以保护。

(四)保障当事人平等诉诸司法的权利 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一宪法原则，公民也有平等的诉诸司法的权利。在起诉之前，不论什么纠纷当事人，都可以平等地诉诸法院。如果普通公民尤其是财力不足的公民为解决小额争议而是使用国家设立的程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么，他们将可能不得不放弃利用诉讼程序的权利，这样的一种程序设计，实际上导致了人们不可能平等地使用请求权。速裁程序就是为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诉诸司法的权利而设立的。

三、速裁程序运行的保障

(一)立法上规定速裁，使速裁的适用有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审判程序，并没有规定速裁程序，因此，速裁程序对简易程序的再简易也就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未免有“审判造法”之嫌。正是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实践中的速裁程序有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认识，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必然会出现司法实践中的各自为政，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性。审判活动是一项保守的司法活动，只能按照立法已有的规定去操作，司法脱离立法，都会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因此，应当首先通过司法解释确立其法律地位，待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再以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以避免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

(二)明确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标准

立法上明确划分速裁程序适用范围，以区别于简易程序。对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可以三种形式进行划分：

1、以案件类型来确定。具体指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劳务、租赁、物业管理纠纷。

2、以一定金额作为划分适用速裁程序的标准。参照台湾地区规定10万台币以下请求给付金额或其他有价证券的诉讼适用小额程序的规定。具体金额的确定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针对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标的额标准应以省市区为区域划分，原则上定为5万元人民币以下适用速裁程序，在此定额基础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作出相应调整。

3、依当事人的合意适用速裁程序。当事人对于速裁程序的适用是有选择权的，但是立法上应对这种选择权进行限制，否则速裁程序就会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只要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速裁，法院就无法启动该程序，这使得速裁程序成为“镜花水月”。因此，要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强制性规定，一旦条件成就，无须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就必然引入速裁程序，这样速裁程序才会具有生命力。对不在速裁程序范围内的案件，当事人愿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法院可以尊重当事人的意志适用该程序，这样才将当事人的能动性与法院的职权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民商事简易案件，这类案件一般简单明了，争议不大，案件承办的难度不大，适用法律也容易把握，基层法院的法官具备正确审理这类案件的能力和条件，能够保证及时、公正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行一审终审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当然，这会改变国家的审级制度，但笔者认为这种“多元制”的审级制度更有利于发挥不同审级的功能，把简单的民商事案件放在基层法院解决，也有利于上级法院减轻工作压力，有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和监督各级地方法院的工作，平衡全国的司法尺度。日本、韩国等国实行的小额案件一审终审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由于我国法官职权的运用容易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利益，尤其在没有上诉程序的情况下，可能造成有悖于当事人利益和小额诉讼宗旨的后果，因此我们在实行一审终审时要确立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即在小额诉讼裁判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上诉。

(四)速裁程序审理的特别规定

考虑便于当事人诉讼，法院除了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接待、审理当事人提起的小额争议外，还应当在节假日和晚间接待当事人的小额争议的起诉和进行审理，这样才真正的实现了“司法为民”。 按照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可以不用进行庭前准备程序，可以直接开庭。当事人双方要求不开庭审理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有关书面文件询问当事人并审核有关证据，直接作出判决。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交的证据不清楚时，法官应积极地行使释明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则上当事人不能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也不得提起反诉，但如果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仍属于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的，应仍然按照速裁程序审理;若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超出了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但当事人双方合意仍适用速裁程序的，法院可以决定继续适用速裁程序。

(五)调解为主的结案方式

速裁程序应以调解结案为主。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可以依职权发动调解程序，力求耐心、细致，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利益，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志，以期更为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纷争，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当然，当事人双方不愿意调解的，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此时法官就应行使裁判权，以使部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仅仅引一时意气调解未成的案件不致流入正常程序，无谓拖延诉讼时间。

(六)诉讼文书要简便

速裁法庭使用更为简便、格式化的诉讼文书。固定法庭笔录、裁定书、调解书、判决书内容。法官或书记员只需填写“是”或“否”，以及当事人简单情况后即可完成庭审笔录与法律文书的制作。如婚姻案件，双方若无争议，只要所需证据材料齐全，书记员填写既可用作法庭笔录亦可视为调解协议的登记表格后，法官即从电脑调出相应的调解书模板，几分钟之内便可送达调解书。

(七)设立速裁特殊管辖原则

从实现小额权利人能享有快速裁判的程序保障权利之目的，防止权利请求人因起诉应诉而付出与主张权利不相当的费用，不利实现和保障小额权利。立法上应规定速裁程序管辖在原告就被告的基础上，从便利权利人原则出发赋予权利人有选择管辖之权利。

(八)与执行程序对接

如败诉方不履行生效判决，另一方申请执行的，执行庭应在执行时予以优先执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速裁程序制度对于小额事件被害者的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通过速裁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对降低诉讼成本、抑制诉讼迟延、简化诉讼程序大有裨益。在我国目前案件数量急剧增加，诉讼周期过长，效率较低，出现大量积案时，我们应该构建并完善这一优秀的制度成果，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速裁程序制度，提高诉讼的效率，实现诉讼的效益化。这也是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的司法主题，落实“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的重要体现。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小额诉讼制度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在实践中应该给以足够的注意。

篇3：《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一、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

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根据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形势任务的不同要求, 相继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成为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当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并在党的十六大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十六大以来, 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 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 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认识, 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进了党章。科学发展观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 被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成熟的理论, 因而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 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再一次与时俱进。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有利于全党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对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党建总体布局不断科学化

十六大以前, 我们党一直坚持“三位一体”的党建工作布局, 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但要使“三位一体”建设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必须靠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因而党的十六大提出“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党建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 十七大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 形成了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这是我们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重大成果, 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三、党的建设主线不断丰富和发展

十六大以来, 我们党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 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得到全面提升, 为我们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再一次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主线, 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是先进性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如此, 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纯洁性建设同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并列起来, 要求全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建设主线的不断拓宽和发展, 对于全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以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大危险, 从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表明我们党的党建理论的进一步成熟, 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四、执政党建设目标不断与时俱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们党科学分析了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 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目标, 重申了我们党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确立了与党的执政使命相适应的党的建设目标。随着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又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建设学习型政党, 是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永葆先进性的关键所在;建设服务型政党, 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是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客观要求, 是我们党不断夯实执政基础的决定性因素;建设创新型政党, 是我们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不断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 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把“三型”执政党作为今后党建工作的目标, 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标志着党建思路的新变化, 为今后的党建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五、“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不断提高实践标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们党在实践中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人民群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强调“更公平”, 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是将以更大力度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明确信号, 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执政理念的实践标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 党内民主不断扩大,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干部路线和群众路线不断丰富和发展等等, 都是新世纪以来党建理论和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党的建设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指导思想、党建总体布局、党的建设主线、执政党建设目标、党的执政理念的实践标准都在不断地与时俱进, 对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篇4：《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关键词]中国武侠电影90年代21世纪新特点新走向

武侠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其规模之大，参与者之众，产量之多，形态趣味之丰富，几乎都超过了其他故事片类型。中国武侠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发轫并掀起第一个浪潮起至今，一直是向前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类型电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兴起了武侠电影创作的新高潮。而进入21世纪，作为中国商业电影的顶梁柱，中国武侠电影正以集团化、大规模的创作方式进军国际电影市场。

一、90年代中国武侠电影的新特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兴盛于90年代中期的武侠影片，继承了传统武侠电影泾渭分明的人物谱系和贯穿始终的动作轴线，并在此基础上将喜剧性的表演风格和大量电影特技加入影片的叙事情景之中，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银幕上的一道奇异景观。表现出如下新特点：

1．传统的侠义精神和侠士形象在武侠电影中得到了系统的“自我解构”。《双旗镇刀客》、《索命逍遥楼》(1990)、《新龙门客栈》(1990)等，这些影片虽然取材不同，内容不周，风格不同，但是其结尾都表现出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归隐情结。《双旗镇刀客》中血刃了“一刀仙”，拯救了双旗镇乡亲的孩哥，最后带着好妹，离开了双旗镇，远走他乡；《新龙门客栈》中周淮安在血战东厂太监曹少钦之后，毅然离开了龙门客栈，浪迹江湖；《索命逍遥楼》中单娥将仇人一一处决了以后也告别了纷争不息的江湖，隐迹于山林之中。按照传统的善有善报的叙事逻辑和大团圆的观众心理，这些人物在已经完成了他们惩恶扬善的职能以后，本应当进入一个英雄的理想境界，完成最后的英雄定位。但是这些影片的结尾却表现出对传统叙事体系的“自我解构”：剧中人的最终归宿，带有佛家伦理崇尚“出世”倾向。主人公道德的自我完善成为影片整个叙事情结的最终指向。新武侠电影的这种宗教意味与好莱坞电影中那种完全介入双方的是非恩怨，强化世俗暴力冲突的叙事职能是不同的。中国武侠电影巧妙地把宗教伦理与影片的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为正义提供了合理的道德依据之后，叙事最终完威的是人物对宗教精神的“皈依”，从而表现出这个时期武侠电影对江湖暴力和世俗权力的双重否定。

2．传统的侠义主题让位于国家的变革图新，把武侠片的主题指向从宣扬忠孝节义转向现实。这个时期的武侠电影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尤其是徐克的影片，表达了‘97’回归之前香港人特有的焦虑不安状况。这种主题与张彻，胡金铨等人以侠为本的创作理念相去甚远。侠义精神中的忠君报国的理想在徐克手中也被拆解，成为一种玩味式的游戏精神。如“黄飞鸿”身上也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匡扶正义的精神，但在乱世的时代背景和巨大的文明冲突中，这种侠义精神有点无所适从。《狮王争霸》中，黄飞鸿浴血奋战，为的是赢得具有国家象征的金牌，可当他觉悟到“赢了金牌却输了整个江山”这一根本性问题时，他的行侠仗义显得有点多余了。侠义之举不能挽救国家的安危，侠义精神遭到质疑。可以说新武侠片中对侠义主题的这种安排，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典武侠片宣扬侠者永胜、武功不败的‘武侠神话”’。

3．90年代的武侠电影形式多样，其中一种则以武侠片的形式彻底改变了武侠电影的价值取向。如《鹿鼎记》，影片以韦小宝这一小流氓式的滑稽人物为主人公，从而形成了对整个“侠道”的反讽，标志着侠文化的没落。而且，原作中侠气冲天，铁骨铮铮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在影片中也成了反讽的对象，与传统的侠的形象产生了严重的错位。

4．90年代的武侠电影已经不再把展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武杀动作作为最高的美学原则，而是注重用各种特技手段制造人们难以想象的武林绝技。别出心裁的动作场面。在《黄飞鸿——武状元》中，徐克利用数把梯子搭出一个立体空间，黄飞鸿和严振东在梯子上表演：在《男儿当自强》中，黄飞鸿和“九宫真人”在用椅子搭成的“圣坛”上恶斗，然后又利用布的弹性跃上“南天门”恶斗。眼花缭乱的奇招怪式。其武器无所不用其极，一切都可以是杀人利器。除刀枪剑戟之外，飞针，蛇蝎，以及威力无比的掌风神乎其神，再加上无所不能的电脑特技，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动作在这里却“真实”地呈现出来，如“东方不败”一边优雅地绣花，一边拿飞针和人决斗。电脑特技造就的无敌神功，如《倩女幽魂》中，用舌头杀人的千年树妖，威力无比的蜈蚣精以及利用数码科技制造出来的僵尸等。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综上所述，新武侠电影不仅掀起了一股视觉新潮，在武术设计上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对传统的侠义精神及其侠士形象进行了重新的改写和塑造，使之更适合现代观众的口味。新武侠电影在“侠”的塑造和“武”的描写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必将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21世纪中国武侠电影的创作新走向

进入21世纪，武侠电影的发展呈现出不少新气象。经过90年代后期的沉寂之后，武侠电影又一次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似乎来得更猛更烈些。不仅都是大制作，创作人员阵容强大，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是李安的《卧虎藏龙》，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勇夺四项大奖，为亚洲电影和华语片赢得首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且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超过一亿美元票房的外语片；接着张艺谋的《英雄》也不甘示弱，在国内创下票房新高，并发行于海外多个国家，之后何平的《天地英雄》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随着传统的突破与革新，武侠电影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今后将以何种方式继续走下去，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焦点。而这几部影片的成功虽不能说已经确立了今后武侠片创作思维的模式，但至少具有范式上的参考价值，其中的许多元素肯定将被今后的武侠片所借鉴。因此，对这几部影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后武侠片创作思维的走向。

从以上3部影片归纳起来，21世纪武侠电影呈现出以下几个创作新走向：

1．理念先行，主题高于一切。为表达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牺牲电影某些方面的合理性。一股浓重的理念笼罩在片中，以致人物的行为受到极大的限制，结局都以“理性”的胜利收场。如《卧虎藏龙》中，李安将他一贯的“儒风道骨”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李慕白、俞秀莲等人物的行为受儒家道德礼教的限制，就连玉蛟龙这样的反叛形象最后也纵崖于武当山下，可见结局处李安为追求道之回归已无暇顾及情节上的逻辑性与合理性了。

2．人物结构不再是正邪对立的传统两分法。其行为很难分出谁是谁非。主人公也

不再是传统式的英雄，而更像是为剧情发展设置的道具，比起当年李小龙的“率性而为”已不可同日而语。“英雄”成了一个符号概念式的东西，不再具有传统侠义的本质，由此人物形象塑造并不鲜明突出。最典型的莫如《英雄》，几位主角简直就是张艺谋手中的几颗棋，根本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当他们背台词式的说出导演心中的“天下”观时，任务就已完成。此种情况下，演员的表演相对削弱，如不是为了利用明星效应来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那么换几个演员也未尝不可。而在《天地英雄》中，何平过于强调叙事，使得盛大浮华的演员阵容中，只能见到一些模糊的装载英雄精神的俗人，人物因缺乏独立鲜明的品格而成过眼云烟。

3．情节结构较为复杂，透出一定的思辩张力。武侠电影的情节设置一般以线性为主，而像《英雄》这样分段式的描述并不多见。不管是借鉴也好，抄袭也好，至少它开了武侠电影的一个先河。当今电影的发展要求创作上的多样化，武侠电影亦然。也许这次的尝试并不完善，还有许多疏漏之处，但它拓宽了武侠电影叙事的思维，给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思路。

4．武打设计更加写意化，以舞蹈般的动作消解了暴力的残忍，加以特技手段的运用，追求影像造型的空灵飘逸之美，制造出具有极强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武功的展示与其说是打斗，不如说是舞蹈的表演。而在打斗对决时，又常伴着传统乐器的击打声或带有京韵的喊叫声，营造出紧张和谐的氛围，这与以往武侠片的打斗场景相比有着较大的突破，反映出现时代武功展示的多样性。《卧虎藏龙》中俞秀莲与玉蚊龙的对打以及李慕白与玉蛟龙的竹林之战，《英雄》中无名与长空的对决以及无名与残剑的水上之战，都是比较经典的武打场面。而《英雄》中秦军引弓射箭的壮观场面，则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在特技方面的进步与提高。

5．在场境的设置、服装的设计以及配乐音像方面下足功夫，极力渲染电影的整体意境与氛围。古域、宫殿、西部大漠等成为影片的主要场景：而服装的设计也与影片所表达的内容相符，《卧虎藏龙》的服装质朴古典，与影片“抑而不发”的整体氛围相一致：《英雄》的服装用大写意的色彩风格表达三个不同的主题，红色的虚幻与惊艳，反映出人性的扭曲；蓝色的宁静和细腻，代表了爱情与友情；白色的伤心与真实，则淡化了爱情，激荡着侠情：另外黑色的肃穆象征着死亡。影片的色彩与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而《天地英雄》的仿古式服装则追求历史的真实。在配乐上，《卧虎藏龙》婉转悠长，表达出人物在爱与礼教之下的忧思，背景音乐的悠扬使武侠片更具人情味《英雄》重视体现“绵长”“幽远”的意境，更强调声音的质感。隐隐响起的阵阵鼓声，营造出一种非常肃杀的气氛。而主题曲中悠扬动听的小提琴声，传出一种远古大漠的苍凉之感，营造出悲壮的气氛，也衬托着悲剧的情节。相比之下，《天地英雄》的配乐则更为雄浑大气，不再是儿女情长、国家忧思，而是具有刚烈的男子气概。这些元素的加入，极大地加强了影片整体氛围的营造。

6．“风光”与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以往的武侠电影中也不时有优美的风景出现，但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被重视，而对传统文化的运用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在这几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一幕幕美不胜收的风光以及具有中国古代文化意境的画面。大好美景不再只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而是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成为导演吸引观众眼球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英雄》中，所有关于中国的符号都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再现围棋、书法、剑、古琴、竹简、弓箭、威威楼宇、红墙绿瓦、青山碧水、漫漫黄沙。电影中的每一个画面，都极具中国画的意境，具有民族风格，气势宏大。当这一幅幅美景古画尽收眼底时，观众看片的兴趣无疑会随之增大。这一点恐怕今后的武侠片会大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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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崔秋锁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需大学政教室,吉林,长春,130062刊 名：长白学刊 PKU英文刊名：CHANGBAI JOURNAL年，卷(期)：2001”"(1)分类号：B-03关键词：价值哲学 研究方法 走向融合 实践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