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概况

满族文化概况（共8篇）

篇1：满族文化概况

满族文化

满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纯朴、勇敢的伟大民族，世代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满族在历史上几度崛起，先后建立起渤海、大金、后金和大清王朝，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兴旺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

满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积淀的，它蕴藏着满族共同的心理感情，表现着满族共同的风尚和志趣。

早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的先世慎人就在这片沃土上用慧心巧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春秋战国、秦汉、辽金、元明清各代，留下了绚丽的历史遗存和淳淳的满族民俗文化，如月映红，处处皆见。

满族源流。满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四千年前满族先人肃慎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辽阔地域，先后建立了渤海、金、清王朝，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近现代无数满族同胞为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而捐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各兄弟民族一道奉献才智。

生产习俗。满族及其先人，世居白山黑水，以渔猎、饲养、采集为业，兼事农耕。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从事驯养和农耕生产，选择培育各种谷物和蔬菜，驯养用于生产、生活的各种畜禽。满族先民们在此间已能加工皮革，制造陶器，制作木器和粮食加工。到渤海时期冶铁、制造铁器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生活工具和兵器普遍应用。并能纺纱布、绸、缝制鞋帽，编织筐篓，造出精美的灵石、兽骨、金银珠宝工艺品。到公元800元前后，出现了酿酒、榨油、造纸、制糖、制粉等手工业作坊。伴随着农耕手工业的发展，商贸交流、交通运输业也不断发展进步，形成了独特的满族交通工具。

生活习俗。满族世居东北地区，气候严寒，其生活习俗呈现出北方民族的地域特点。其服饰多长袍紧裤，喜尚毛皮。名目繁多的各种饰品，独具特色的男女鞋帽。时至今日风靡国内外的旗袍，具有浓郁的满族服饰特点。

满族先人的发式。男子梳辫发，女子梳两把头、旗髻等，发式繁多，风采宜人。

满族先人的饮食风俗，简单而又古朴。除多食猪肉外，山果、野菜、鱼虾、野兽也是他们的经常食物。满族还喜粘食，饮米儿酒。火锅、白肉血肠等膳食，以独特的风韵已被其它民族所喜欢，至今饮誉大江南北。先人们对餐具、酒具、烟具亦十分钟爱，样式繁多，极为考究。

满族居住。多依山作屋，傍水而居，并以口袋房、万字炕、地烟囱、三合院或四合院、照壁墙，成为近代满族房屋的基本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房室陈设水平也不断提高。

文化习俗。满族及其先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灿烂文化。渤海时期就已开办学校，金代于1119年创制了女真大小字，清代于1559年创制满文。在习武方面也不分贵贱贫富，男女老少都习骑练射，成为“国俗”。

满族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先民们凭着智慧、情趣和想象能力创造了灿若群星的文学艺术作品。“八角鼓”、“子弟书”等曲艺戏剧，“蟒式舞”、“隆庆舞”、“腰铃舞”等歌舞以及书画、雕刻、剪纸、刺绣等极有民族风格和特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重要组成部分。满族体育活动有民族特点，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军事活动中逐渐形成独特民族风格的传统体育游戏活动。崇尚习武骑射、角力巧斗、娱乐强身健体等风习长期流传。珍珠球今天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

礼仪习俗。满族的礼仪习俗突出地反映了北方的山林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满族的婚嫁中，仍可看见与鞍马、骑猎相关的古老风俗。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婚嫁礼仪也更加热烈隆重，生动反映这一古老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婚嫁风貌。满族人十分重视生育，并严格教育子女，有系子孙绳、睡悠车、睡扁头等独具民族特色的习俗。满族有敬老祝寿的风俗，为老人跳动吉祥舞，吃长寿面，活动隆重、热烈。满族素以重视礼节著称。其日常礼俗是在原始的朴素的礼节仪式上发展与完善起来。可分为想见礼、辞别礼。在满族的生活中，还有本民族特色的节庆习俗，过春节、二月

二、清明节、端午节和颁金节等。

满族的丧葬习俗，古朴粗简。早期有树葬，后多为火葬、土葬。在丧葬仪式中，旗棺、红幡和插佛托等独具特色。

修谱。满族有修谱和祭祖的风俗，将族谱作为宗教血脉文献。通过修谱和祭祖，敦昭穆、光籍典、收宗族，增强族人的血肉感情，维系家庭的团结。本馆展出的族谱可分为谱书、谱单、影像等形式。满族人举行修谱多选为龙虎年，以示企盼子孙成才，光宗耀祖，此俗流传至今。

信仰。满族及其先世，皆曾有信奉萨满教的风俗。萨满祭祀即是从奉各种神灵，崇拜自然神祗、动植物神祗和英雄祖先神祗。分为野神祭、家祭、汉八旗烧香祭等。在古代社会中，萨满教是原始宗教，先民们把祭祀作为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大事。祭祀活动，不仅祭祀对象众多，而且仪式繁杂，有鲜明民族特征。金代以后，佛教、道教也成了满族人信奉的宗教。

满族的建筑

来源：山水旅游黄页 作者：未知 时间：2007-11-9 14:44:27 阅读：148次

“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这句俗语形象、集中的反映了满族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

“口袋房”，又叫“斗室”，因其形如口袋和斗形而得名。一般是3间或5间，坐北朝南，房顶用草苫，周围墙多用土垒成。门大多开在东边，也有的中间开门，称“对面屋”。进门便是伙房，又称外屋，西侧或东西两侧为里屋，即卧室。卧室筑有南、北、西三面构成的火炕，这是满族卧室的最大特点。火炕又称“转圈炕”、“拐子炕”、“蔓字炕”等等，满语叫“土瓦”。一般南、北为在炕，东端接伙房炕灶，西炕是窄炕，下通烟道。按满族习俗，西炕上供着神圣的“窝撒库”棗祖宗板，因此不要说堆积杂物，就连贵客至友也不能坐西炕。南炕温暖、向阳，一般由长辈居住；晚辈则住北炕。火炕既住人又取暖，深得满族群众喜爱。满族入关后，火炕在北方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广。

满族的窗户分上、下两扇，高丽纸糊在窗户外面，糊之前，把盐水和酥油搅拌成的比较稀的糊状物喷在高丽纸上，这样就可以防止被雨浸湿。“窗户纸糊在外”这也是“东北三大怪”之一。

烟囱，满语称“呼兰”，建在屋侧，高过屋檐数尺，通过孔道与炕相通。除用空心木外，烟囱多用土坯或砖砌成。满族房门多为两层，内为两扇门板，有木制插销，外为单扇花格门，外糊以纸。

满族认为，“四世同堂”或“三世同堂”是件大喜事，同堂的辈行越多越光荣。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除正房外，又建有东西厢房和南向而中间留有门洞的门房，这种建筑及布局就是我们今天所称道“四合院”。其特点是：院内靠门洞的地方建一矮墙，称为“影壁”。影壁后竖一根八尺高左右、碗口粗的神杆，杆顶端挂有一锡制或木制的斗子。两厢南端是牲畜栏圈。正房后中间空地是菜圃，四周栽植果树或花卉。房屋四周围以横墙，自成院落，大户用砖石，小户用木栅。这样院连院，户连户，很自然地形成了堡子、营子和屯子。

篇2：满族文化概况

时代文化回眸结业论文

文化--时代的语言

（—— 满族的饮食文化）

姓名：学院：学号：

2010年12月12日

摘要：满族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以及与汉族频繁交流，饮食习惯一方面与汉族有相似之处，如吃大米、小米、面食等等。另一方面仍有自己的特点，如喜吃甜食、过节时吃“艾吉格饽”（即饺子）等。还保留了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火锅等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满族人一日三餐，习惯早晚吃干饭或稀饭，中午吃用黄米或高粱做成的饼、糕、馒头、饽饽、水团子之类，做干饭也多用小米、高粱、玉米。满族人习惯养猪，每年春节杀的年猪，把一部分肉腌在坛子里，以备一年的食用。其余的用来改善生活，款待来客。最习惯的吃法是白肉血肠，猪肉炖酸菜粉条。逢节庆日，都吃饺子，阴历除夕年饭必吃手扒肉。

关键词： 满族 饮食习惯 传统风味 生活环境

满族简介：满族是历史影响尤为显赫、人数众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目前全国满族总人口已超过1,000万（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为9,846,776人），仅次于壮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满族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超过全国满族人口的半数。其次为河北、北京、吉林、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新疆、宁夏、甘肃、福建、山东等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大中城市。除这些主要集中分布地以外，满族人口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满族自称“满洲”，满洲意为吉祥、幸福、平安的土地之意，1911年辛亥革命后官方将“满洲族”简称为“满族”。满族是惟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过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上溯到公元前商周时的肃慎、汉至两晋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北宋至明时的女真。“白山黑水”——

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是满族先民的发祥地。本论文主要介绍的是满族的饮食文化。

满族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以及与汉族频繁交流，饮食习惯一方面与汉族有相似之处，如吃大米、小米、面食等等。另一方面仍有自己的特点，如喜吃甜食、过节时吃“艾吉格饽”（即饺子）等。还保留了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火锅等有民族特色的食品。

饽饽是满语，是由黏米做成的，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黏糕饽饽等。根据不同的季节制作不同的饽饽，一般春天做豆面饽饽，夏日做苏叶饽饽，秋冬做黏糕饽饽。豆面饽饽是用大黄米、小黄米磨成细面，再加进豆面蒸制而成。这种饽饽颜色呈金黄，有黏性，味香可口。苏叶饽饽是用黏高梁面和小豆的豆泥混合拌匀，外用苏叶包起来蒸熟的。这种饽饽有一种苏叶的特殊香味，别具风味。黏糕饽饽是用大黄米和小黄米浸泡之后磨成面，在黄米面中间包上一些豆泥蒸熟后制成的。这种饽饽用油煎着吃，或沾着糖吃，既香又甜。

萨其玛是满族传统风味糕点。“萨其玛”是满语，汉语叫金丝糕、蛋条糕。它用精粉、鸡蛋、糖、芝麻、瓜子仁、青红丝等做成。它的做法是将鸡蛋去壳后加适量的水，搅打起泡后倒入和好的面中，揉成面团，然后擀成薄片、切成细条，用油炸成黄白色捞出，再将糖和水放进锅内烧开，制成糖稀，再将炸好的细面条用糖稀拌匀，倒进铺以芝麻、瓜子仁、青红丝的一只木框内压平，用刀切成方块制成。这种食品色、香、味、形俱佳。

满族人还喜欢吃火锅。火锅这种吃法在满族先民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古时，女真人在狩猎时，常用篝火烧陶壶来煮食物吃，塞外天寒，往往边烧边吃，这是火锅的雏形。后来随着金属器皿的广泛使用，使火锅正式诞生。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吃法进一步发展，内容也大大丰富起来。在满族历史上出现过雀火锅、天上锅（飞禽锅）、地上锅（走兽锅）、水中锅（鲜鱼锅）、渍菜白肉火锅等。火锅在全国流行以后，各地居民把本地佳肴食俗融进了火锅，出现了许多新品种，风味各异，使火锅食品呈现出百花纷呈的局面。

清代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菜肴是满汉全席，又名“满汉燕翅烤全席”。满汉全席产生于清代官府，因而菜肴繁多精美，场面豪华，礼仪讲究，其中满族肴馐起着主导作用。在满汉全席中，熊掌、飞龙、猴头、人参、鹿尾等满族故土的特产是席上的珍肴，其做法是满族传统的烧、烤、煮、蒸。在满汉全席中，火锅类和砂锅类菜肴也占突出地位，这类菜肴都和满族风味有关。

满族人一日三餐，习惯早晚吃干饭或稀饭，中午吃用黄米或高粱做成的饼、糕、馒头、饽饽、水团子之类，做干饭也多用小米、高粱、玉米。满族人习惯养猪，每年春节杀的年猪，把一部分肉腌在坛子里，以备一年的食用。其余的用来改善生活，款待来客。最习惯的吃法是白肉血肠，猪肉炖酸菜粉条。逢节庆日，都吃饺子，阴历除夕年饭必吃手扒肉。

满族先民时期主要从事渔猎业，居无定所，食不定时，有时一家人举行宴会，大家都无拘无束，载歌载舞。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从事农耕生活，传统的聚餐已不多见，但满族人好客的习俗经久不衰。一般的客人或老人从外边进来，年轻的媳妇马上出来施礼迎接，到屋后，先敬烟，后倒茶。满族人以烟待客，是因为吸烟是其民族的嗜好，不仅成年男女吸烟，十七八岁的姑娘也吸烟，故民谚东北三大怪，其中有一条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叼着大烟袋”之说。以前客人来进餐，由族中长辈来陪同，晚辈人不同席，年轻媳妇在旁伺候。平时，家中人就餐，上辈人不动筷，晚辈人绝不动筷。满族人有红白喜事时，设肉食宴，无

篇3：满族民俗文化探索

关键词：满族,民俗文化,剪纸,服饰,舞蹈,婚俗

一、满族的起源

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原住民族。现存的文字记载与考古发现均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从那时期的“肃慎族”到两汉时期的“挹娄”, 又由北魏的“勿吉”到隋炀帝下令改为“靺鞨”, 辽灭渤海后又改其为“女真”。1635年农历10月13日, 清太宗皇太极发布谕旨, 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 从此女真族改称“满洲族”简称“满族”。农历10月13日这一天也成为满族命名纪念日, 称为“颁金节”。

二、满族的剪纸艺术

剪纸是满族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部分, 满族剪纸始于明代, 它充分体现了满族人民热情、积极的生活态度, 描绘了满族人民勤劳、质朴的生活状态。

由于对嬷嬷神的崇拜, 满族剪纸产生了《嬷嬷人儿》, 这种剪纸是满族剪纸的代表作;由于对动物神灵的崇拜, 《狗》《龟》《鹊》《鹿》《鹰》等剪纸十分多见, 常常作为吉祥物贴在墙上。长白山区至今尚有许多民间剪纸直接表现这种萨满祭祀的活动, 成为反映满族习俗、透视满族文化的珍品。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 古今人物, 贴在窗户上, 栩栩如生, 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 就是挂笺, 或称挂钱。过春节时, 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 剪成长约40厘米, 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 中间髅刻云纹字画, 如丰、寿、福字, 下端剪成犬牙穗头, 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 五彩缤纷, 喜气洋洋。

三、满族的服饰

满族先民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 为长期适应寒冷气候而选择了保暖性较好的袍装作为日常服饰。在明朝中期满族吸收中原汉族的袄式服装, 改进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旗装”。清朝建立后由于满族贵族统治者的强制性推广, 旗装在全国通行。

旗袍, 满语称“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衣袍。清初衣袍式样有几大特点:无领、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箭袖, 是窄袖口, 上加一块半圆形袖头, 形似马蹄, 又称“马蹄袖”。马蹄袖平日绾起, 出猎作战时则放下, 覆盖手背, 冬季可御寒。四开衩, 即袍下摆前后左右, 开衩至膝。左衽和束腰, 紧身保暖, 腰带一束, 行猪时, 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男子的长袍多是蓝、灰、青色, 女子的旗装多为白色。到民国时期又加入了现代西方时装成分, 形成了以西式审美观念的现代旗袍。

四、满族的传统节日

满族许多节日均与汉族相同, 只是更具有满族民俗特色, 叫法上有区别, 主要有颁金节、上元节、走百病、添仓节、二月二、虫王节、中元节、开山节、八节、满族。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正是这些极具有地域个性的节日,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满族民俗文化, 让满族成为我国的一颗明珠。

五、满族的舞蹈

满族信奉萨满教, 在举行祭神、祭天、祭祖先等重大祭典时, 都以歌舞形式进行, 萨满是歌舞中的主角。在跳神过程中, 萨满腰系铃, 手执鼓, 着神衣神裙, 伴着神器声响翩翩起舞。祭祀歌曲有《清神调》《背灯调》《跳饽饽神调》等, 舞蹈有《腰铃舞》《铜镜舞》等。

宫廷歌舞是在节庆、出征、凯旋、庆典、筵宴等多项宫廷活动中出现。如郊庙朝会有中和韶乐、丹陛大乐, 宫中筵宴时有中和清乐, 丹陛清乐等。宫廷歌舞中的舞势歌辞中融入了满族传统歌舞, 与历代传统的乐章有不同之处。

满族民间歌舞中最有特色的是秧歌舞, 或称扭秧歌、闹秧歌。这是民间传统群众性歌舞, 逢年过节尤其正月十五元宵节最为热闹, 每逢此时, 各村屯都组织秧歌队到各边表演, 表演者往往有各种扮相, 或文人书生, 或老翁老妪, 交错歌舞, 有说有唱。

六、满族的婚俗

满族婚礼是满族民俗文化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既带有本民族浓厚的特点, 又融合了不少汉民族的风俗礼节, 一般地讲要经过以下程序。订婚:满族青年男女订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男女青年的家长是熟人或朋友, 相互了解, 有意做亲, 便托媒人给子女许订终身, 男女都可以求婚。另一种是男女双方互不认识, 托媒人为子女订婚, 并由媒人转交双方的“门户贴”, 开具双方的旗佐、履历、姓氏、三代。此外, 还要互相检验生辰八字。放定:即递财礼。分放大定和放小定两种。放小定是未来的媳妇拜见姑母兄嫂等男方家至亲时, 得到财物。放大定叫做“过大礼”, 俗称“下大菜”, 就是选择吉日, 男方将聘礼送到女方家。结婚前一日, 送亲的要喝“迎风酒”。新娘则离家到男方借好的寓所住宿, 俗称“打下发”。次日清晨, 女方家用彩车送亲, 由其哥哥护送。彩车到新郎家时, 新娘要“过火辟邪”, 接着新郎新娘“拜北斗”“撇盏”, 洞房时要奏乐“响房”, 新娘“抱宝瓶”坐在床上由新郎“揭盖头”, 接下来便是夫妻喝交杯酒, 吃合喜面、长寿面或子孙饽饽等。

婚姻观念的转变和婚礼仪式的简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文化的变迁会将旧的、不适合新时代文化体系的部分淘汰掉, 换之以新的内容。只有体现时代的要求才能更好地继承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

七、结语

篇4：满族文学与满族文化

清代满族文学之所以多年来未能独树一帜令研究者另眼相看，原也事出有因。我们既然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并非以本民族语言创作、而是借用汉文达意的满人文学作品，便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出生背景，消融在浩翰的汉语文学海洋中。语言中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思维特征，满族作家由于放弃满文写作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们今日仍无法估量。不过，改操汉文，也无形中获得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补偿，满族文学作品因此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满族文化也为更多的人所知悉与喜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满族文学(文化)已有足够的了解。

清代满族文学研究虽不是一片无人开垦的生荒地，但题目的集中与狭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大量原始资料尚被尘封、湮没的状态下，自然谈不上研究的深入。有感于此，作者一反多数研究者抱定一家一书仓促立论成文的作法，耐心地从卷帙浩繁的原本典籍读起，以期获得较为完整、亲切的历史文化氛围感受。并经过比较甄别，将有价值的作家与作品汰选出来。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先已问世的《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立足于扎实、雄厚的资料基础之上，《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的撰写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鉴于当代人对于满族文学零散片断的了解，以“展示了清代二百七十六年满族作家文学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历史轨迹”(《前言》)为目标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在分章布局上便采用了以点为主、点面结合的写法。尽管建基于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体例，因其呆板与缺乏整体观照，已招致不少研究者的批评，然而，对于人们较为陌生的满族文学史，这种方式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评述手段。除冠于卷首的总论二章外，该书处理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对各种文学史必定论及的纳兰性德、西林春(顾太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名家名著，均给予专章详加论述；而一般人少有所知，作者又以为其创作为展现满族文学特色不可或缺之大家，也安排了较多的篇幅，分章缕述，如满族文学遗产自觉的整理者与继承者铁保，文论家裕瑞，散文家麟庆，子弟书作者鹤侣，便经由著者的绍介，从不同方面弥补了我们对满族文学成就认识的阙失；另有数章从主题学的角度，对清代满族作家文学中表述较多的尚武精神、北京民俗、人生取向、边疆风情作了集中阐述，将一些散落的文学珠玉连缀在一起，从总体风貌上显示出满族文学的特色，使前述的作家作品论相得益彰。就知识的满足来说，我应该感谢第二类章节的设立；而就整体的感受来说，我更欣赏第三类章节的专题分析。因为在我看来，研究满族文学史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之处，即在于发掘其中蕴含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意味。这一点，由于满族作家所操汉语及所受汉文化濡染之深而更形重要。

作者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在属于第一类的作家作品专论中，便力求与普通文学史有所不同，突出其中的满文化背景。《红楼梦》一章可为范例，标题为《产生<红楼梦>的满族文化氛围》，已显示出著者的追求。她没有照通常的写法，以次罗列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而是另辟蹊径，单从别家文学史所不言的满族文化角度切入，便别开生面。书中相当细致地剖析了满族服饰、语言、习俗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如被程刻本删去的六十三回中关于芳官改妆的一节文字，著者即注意到其中芳官的男性旗人装束与满语区分“我们”与“咱们”在汉语中的移用；而从满人重内亲、重小姑等尊重女性这一与汉人不同的习俗传统中，解读贾宝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其言便不再成为离奇荒诞不可解的天下怪论。自然，服饰、语言、习俗尚属表面层次的文化特征，而由此开掘进去，著者便触及到潜藏其内的气质、意识等民族文化底蕴。如将贾宝玉置于乾隆年间众多满族作家中来讨论，便从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共同心态与生活方式里，发现享有特权的满族文人的多情与脱俗，是贾宝玉形象产生的生活基础，从而断言，“贾宝玉可能是纳兰性德、可能是曹雪芹、也可能是脂砚斋，而绝不可能是汉族文人笔下也具有叛逆思想的汉族公子杜少卿，因为贾宝玉是一代满族文人的典型代表”(102页)，这一点在其承受的精神痛苦更复杂深重上可以得到证明。而由芳官的服饰所引发出的一段对话中，著者也窥见曹雪芹的满族优越感与对满族入关一百多年后民族尚武精神丧失的隐忧，并结合与之交往密切的满族文人圈子里的流行意识与小说中的相关描写，透视出《红楼梦》与众不同的主题，即满民族历史悲剧的再现。从四大家族盛衰史、封建社会兴亡史一类小说社会学研究的结论中，推出民族兴衰史的话题，在我看来，它应比失之浮浅的家族史与失之笼统的制度史更切近作品的本真。当然，由于《红楼梦》“满纸荒唐言”的特殊叙述方式，也为作品的阐释提供了歧义并存的可能性，作者的说法因此未必成为定论，但它总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思路与有根据的一家言。

就书中叙及的情况看，清代满族作家的创作相当活跃。并且，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满人处于养尊处优的特权地位，一些著名的汉族文人也常与之结交，或贪图实利，或虚与周旋。这在纳兰性德与徐乾学、严绳孙、顾贞观、姜宸英、朱彝尊等人的关系中尤为明显。徐氏将自己编纂的解经著作拱手送给纳兰，称为《通志堂经解》，显然是看中其父大学士明珠在朝中的权势；而姜宸英虽为纳兰之逝撰写祭文，感念其能容忍自己的狂态，但据全祖望《翰林院编修湛园姜先生墓表》所述，性德曾教姜氏“少施颜色”于明珠幸仆安三，以得重用，姜氏即投杯而起，曰：“吾以汝为佳儿也，不料其无耻至此！”则见出其人绝无势利考虑的骨之气。也正是借助与汉族文人间通行的诗文应酬，今日已鲜为人知的满族作家，当年却有着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不难想象，其间不乏虚誉的成分。而从满族文学的历史发展着眼，分辨权势与才华、虚荣与实绩便显得格外重要，必须谨慎从事。作者从大批作者中遴选出的铁保、裕瑞、麟庆、鹤侣等人，均以其独特的贡献，丰富了清代满族的文学创作，专章论述便显示出对他们的文学史定位。

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是，清代满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突出民族性固然应该是少数民族研究关注的重心，不过，任何一个民族都并非生活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与异族的接触必不可免会带来文化的交流，对于成为统治民族的满人来说，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满族文人既然采用汉文写作，便注定与汉族文学有着分割不断的联系。文化交流又绝非单向的输出或输入，满族作家接受汉文学传统与形式之后，也以其独到的运思，反转来予汉族文人创作以影响。这方面的情况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为此，我们不妨对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作一点历史的追踪。

该书在体例上别具一格，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作者的生平。全书三集，以记叙事，以图绘形，两者配合，共有记二百四十篇，图二百四十幅。作者称之为“作者以特殊形式自编的年谱”(179页)，确乎不错。道光年间，这种图文互证以志生平所历的著述形式颇得作家青睐。仅举所知，与《鸿雪因缘图记》先后撰成面世的，便有张维屏的《花甲闲谈》、胡斯的《陔余丛录》。二人同居广东，平日诗酒之会，多有酬唱。二书体式亦相近，均分十六卷，凡三十二图，各系以历年相关诗作及师友投赠篇章，“聊志生平阅历而当卧游耳”(胡斯《陔余丛录·小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则一反张、胡之作记文少而韵语多的格局，改以散文笔调叙述，并随处录入旧日诗章以为点缀，因而自成一体，现出新意。加之阮元、祁藻、龚自珍等一班汉族文人名士为之作序揄扬，此书遂风行一时。四十余年后，王韬于一八八七年著《漫游随录》，也仿照《鸿雪因缘图记》的写法，兼取张维屏、胡斯之笔意。他更将自己的海外游踪纳入图记，不仅在游记文中别辟天地，而且充分发挥了以图证文的功用，使未出国门的读者也能一睹异国风情，卧游世界各地，所谓“佐谈屑、扩异观”(《漫游随录·自序》)，当日之计，实莫善于此。即使今天，此类著作也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北京古籍出版社数年前重版《鸿雪因缘图记》，便是为其形象地保存了许多北京地方史料。而这一段满汉之间的文学因缘，则证实了满族文人并非只是被动的汉文化接受者，有才华的作家总会以其独创性，在文学史上留下印痕。

说到北京地方文化，不可能略去满族不提；尤其经过老舍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的渲染，旗人生活已成为北京历史风情不可或缺的一景。而在北京方言、风俗这些最具地方色彩的文化因子中，也积蕴着满人的创造。因此，读张菊玲书中《色彩斑斓的北京民俗图》一章，便很有兴味。久居北京的满族文人，真正把北京琢磨透了。除《鸿雪因缘图记》的散文记述外，形诸诗篇更是文人的拿手好戏，作者举例最多的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一百零八首，文昭的《京师竹枝词》十二首，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诗中地道的京味，今日读来，仍不下于老舍作品给人的亲近感。得硕亭的“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写“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草珠一串》)的风气，可为老舍《茶馆》第一幕的社会背景作一注脚。而文昭的“四时景好是八月，单夹绵衣可乱穿。晌午还热早晚冷，俗语唤作戛戛天”(《八月》)，北京口语的运用也可与号称“语言大师”的老舍媲美。

印象中，北京旗人最会消闲。泡茶馆、玩鸟，不过是其中最常见的方式。除此之外，几乎世间有一可以把玩、品味的东西，便有精于此道的玩家。古董、京戏，甚至鼻烟壶、鸽哨、蛐蛐罐，都能玩出名堂。旧日北京懒洋洋的生活节奏，私心以为一半由满人造成。古语所说“玩物丧志”，移用过来，正是对玩得花样百出的满人的恰切批评。“丧志”还是儒家功利意味很重的话，若换一副道家的眼光，这样玩法未始不是超脱世俗的表现。与张菊玲书中《满族文人的人生价值观》一章讨论的问题联系起来，所谓“追求闲适恬淡的人生”与“参禅味道之风”，便并非只是诗文中的套话，而是浸润在满人心理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对这一人生取向的形成原因所作的解释是：“满族人折节读书、赋诗著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等等，原来就不是祖宗传承下来的本务，因此他们不像汉族文人受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一心读书作官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满族的特权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而贵族文人更无须为生活奔波，不必那么热衷功名富贵。”(71页)说得很有道理。而指出满族文人的走向闲适与恬淡，“是以丧失生命搏击力为沉重代价的”(同页)，也批评得深中肯綮。不过，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能够转化为积极的艺术成果，则又是文化史上的幸事。

满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地位，实行了优待八旗成员的政策，旗人月给钱米，而不得自行置产营业，由此养成了京城满人游手好闲的风习。虽然由于人口繁滋，国家负担日重，旗人生活仍多入不敷出，八旗生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享乐成性的生活方式既已定型，便一时难改。旗人长期的闲散优游对于国家经济自是重大损失，过剩的精力转向自娱，倒于消磨时光中使艺术感觉变得更敏锐精细。艺术鉴赏是一件不只需要钱、而且需要闲的事项。大批旗人颇为讲究的“玩物”，促成了北京民间工艺的兴盛发展，而今日此类工艺品的失传与粗糙，思想起来，或许和旗人命运的改变不无关系。回到文学，无论是读得硕亭的《草珠一串》、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其间对北京民俗、各地风光、人情世态的品鉴所透示出的人生趣味，正与上述的“玩物”自遣并无二致。从这个角度领会清代满族文学作品，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一九九二年三月九日于蔚秀园

篇5：满族的婚俗文化

满族婚礼有比较固定和较为繁琐的礼节，散居在各地的满族举行婚礼的过程也略有出入，但总的过程可归纳为：相看、送小礼、过彩礼、婚礼四门五个部分。 过彩礼 满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婚姻风俗习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满族结婚一般先由男方择出吉日，同女方协商，最后由姑爷携礼物去女家“送日子”，并将原议定的聘礼如数备齐，送至女家，称为“过大礼”或“过彩礼”。结婚前1天，两家相距路远者，男方要代女家就近选好落脚之处，称之“打下处”。女家提前1天，亲友女眷陪同新娘抵达“下处”，并将妆奁送至男家。 婚礼 结婚，男家要正式操办3天。第一天为“杀猪”，作杀猪、宰鸡、借餐具、打帐棚等准备工作。第二天为“亮轿”或“走轿”，午后抬花轿近处绕一圈、接待送妆奁的客人，新郎上坟祭祖。第三天为“正日”。清晨，新郎披红戴花，在伴郎陪同下，鼓乐吹奏，乘轿或骑马带领迎娶新娘的彩轿或彩车，去女家或“下处”迎亲。一般来说迎亲的队伍都是在天没亮的时候就要出发，整个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新郎出去迎亲，在新郎出发迎亲同时，新娘在家也要做一些充分准备，最主要的是由新娘长辈和全福人给她进行梳妆打扮，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把脖子上带的锁解下来还给娘家人。生命伊始便挂在脖子上的吉祥锁，是父母对子女健康成长的祝福，如今要出嫁的女儿留下这锁又表达了女儿的恋恋不舍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无限感激，同时解下这把锁，也标志着女孩子从此成人，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 一路上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到了，头戴红盖头的新娘子要由哥哥或者是叔叔背上花轿，并护送到男方家里。下轿之前，新郎要把在轿上挂的弓和箭拿下来，搭上箭对着花轿要连射三箭，射箭的意思就是要驱赶一路上带来的邪气。射箭反映出满族是一个射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还保留着这个古老的习俗。新娘下轿之后，在左右搀扶下要脚踩红毡，象征一生一路永远走鸿运。接着新郎要用秤杆将新娘的盖头揭开，然后抛到屋顶上去，一桩称心如意的婚姻就这样上达天神了。抚一抚新娘的发，再摸摸自己的头，以示夫妇二人白头偕老。 拜天地进入洞房 在庭院中设有供奉天地牌位的桌子。新人在天地桌前对牌位跪拜，称为“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公婆，夫妻对拜。拜完天地进入洞房之前，要跨过一个火盆，寓意将来的日子红红火火;还要跨过一副马鞍，以示全家老老小小平平安安。进入洞房之后，便是要坐帐，也叫“坐福”，所谓“坐福”实际上是“坐斧”，将一把新斧子置于被褥之下，新人坐在上面，寓意坐享幸福。小孩子们在一旁会把花生、大枣、栗子等干果撒在炕上，大枣加栗子表示早生贵子，花生则是希望新娘子日后生男又生女，生女又生男。洞房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喝交杯酒，此外还要吃一些食物，有的吃面条，象征着长寿;有的吃饺子，饺子还要半生不熟的象征着早生贵子;还有的吃用豆、肉、米做的饭，象征着家庭兴旺、家族兴旺。 婚礼渐入高潮，由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庭院当中为新人唱起了《阿察布密歌》，也就是《合婚歌》，人们把酒和食物抛向空中祭告上天，祝愿新郎、新娘合合美美，祝愿整个家族兴旺延绵。 上亲客和回九 午间洒宴，以女家客人为尊，称之为“上亲客”。新郎与其父母要出面寒暄，新郎要敬酒谢亲。新郎新娘依桌向来宾敬酒拜席。饭后，新娘要为郎家至亲“装烟”、点烟(火)，亲友须回赠“装烟钱”。晚间，新郎平辈男女，有闹洞房的习俗，同新郎、新娘吃、闹、耍笑，直至深夜。婚后9天，有“回九”之俗，新婚夫妇携带酒、糖、鱼、粉条等4彩礼物去娘家回拜。称为“占九”。 满族的婚姻习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满族几百年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文化的特点。

篇6：满族传统图形文化特征

第一文库网号是人们表达各种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思想情感的重要形式。这些图形符号在人们长期的生存和生活实践中已经成为俗成的符号标志,满族图形以其独特的视觉形式传承于今,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关键词] 满族图形 图腾崇拜 满族文化

满族文化在民间艺术上依然有着封闭、凝重、古朴、粗旷、豪放的特点,这是与满族早期的游牧生活有关。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原初图形已形成为一种恒定的视觉符号,形成了带有地域特点的、特征鲜明的、有着暗示作用的图形艺术符号。要探寻满族的艺术渊源，必须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风貌，并通过对其民间传统图形的研究了解满族人在民族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一、满族人对图腾符号的崇拜

满族文化所代表的图腾崇拜，可从“女神崇拜”、“鹰崇拜”以及祭祀符号标志等现象中加以阐释。

1.崇拜“神”的符号

篇7：论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

一、巴克什群体的产生及其特点

巴克什,亦作榜式、把式、榜什等,其缘于蒙语。《清文鉴》释为“儒”,或为汉语“博士”一词的借音。《清文总汇》释为:前辈贤哲之先生,乃尊称;读书人。清人笔记《听雨丛谈》说:“巴克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1。从上述解释看,巴克什,乃有知识之人,即文人。但有关巴克什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仅见“巴克什”一词在《满文老档》中曾频繁出现。如:乙卯年(1615)十一月,“为记录仓库粮食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2。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立学校,选出八位巴克什分别为各旗师傅,他在下达的指令中说:“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的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3。七年二月,他派“备御三人、巴克什四人随方吉纳去清查新来的户、人口、男人的数”4。八年四月,努尔哈赤谕:“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5。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又命巴克什把他赏赐的档子分写成八部,给每旗一部,他说:“要把一部档子写成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如果那样,你们巴克什是好的”6。可见太祖时,巴克什并非官名,而是对文职人员的通呼。这些人读书识字,能写会算,充斥于后金政权各个机构中,例如,负责管理帐目、记录档册、教授儿童等事宜。巴克什地位不高,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下达指示:“„„受命工作的巴克什、工匠、台的的哨探、养猪的人、„„这些人仅限自身免于纳粮”7。努尔哈赤把巴克什与工匠、哨探、养猪人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不过是后金的最下层小吏,只有当他们建功立业时才能晋升官阶。

此外,“巴克什”还是一种赐号。天命时,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实行绥抚政策,满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满、蒙、汉语之臣,频频出使,传宣汗谕,招纳降服,被赐号“巴克什”,如武臣赐号“巴图鲁”,乃属荣誉称号。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时,赐号“巴克什”:有额尔德尼

8、达海

9、武纳格

10、额克星额

11、希福

12、库尔缠

13、库拜

14、硕色

15、尼堪

16、达雅齐塔布囊

17、龙什18。

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设六部并谕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19。

显然,天聪五年之前,巴克什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一般文臣的称呼。二是作为荣誉称号,赏赐给有突出贡献之文人。无论一般文臣还是赐号巴克什,他们都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构成了满族形成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只不过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一般文职人员,由于职级低下,故史不见经传,但不能否认,他们承担着后金(清)政权各部门中繁杂具体的文职工作,是职能部门正常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赐号巴克什,因其担当的职责重要,其业绩和作用突出,所以受到重视,尤其是达海、额尔德尼、希福、库尔缠、硕色等人对后金(清)时期的文化及政治有过重要建树,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赐号巴克什具有共同特点。除政治上可靠外,都兼通满、蒙、汉语,是后金(清)在处理与蒙古、朝鲜、明朝诸多事务中亟需的人才。如: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20。希福也“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属来归。以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诸蒙古部,赐号‘巴克什’”21。达海“先世居觉尔察,太祖时来归。„„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22。

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人。历史上,海西女真与蒙古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6世纪中期,居住在呼兰河、汤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人分别迁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河畔,他们与当地金代女真人后裔,以及蒙古土默特姓人杂居共处,分别形成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其中叶赫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始祖为蒙古人,本为土默特氏,14世纪中期灭掉原居住扈伦地区的纳喇部,占据其地,遂改为纳喇氏,并受当地纳喇氏女真人风俗的熏陶,使用女真语。16世纪后期,哈达部沿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一带居住,南与辽东地区汉族相邻,西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达部女真人逐渐学会使用汉语和蒙古语。前文中提到的都英额地方,据《盛京通志》载:都英额在兴京(辽宁新宾永陵)东北一百五十里、开原东南二百一十里。据此,可知都英额应属哈达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一些海西女真人兼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太祖时,赐号“巴克什”,除女真人(满族)外,还有蒙古族人,如武纳格,“姓博尔济吉特氏,其先居叶赫,后隶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创业兴京,诸蒙古向化,武纳格率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汉文,赐‘巴克什’号”23。

赐号“巴克什”在天命年间居多,以后渐少。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顺治五年(1649),原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以赞理机务忠勤懋着,授三等男,赐‘巴克什’号”24。以后则未见。

巴克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随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攻占辽东,定都沈阳。在几十年征战中,努尔哈赤意识到,武将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同时,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他们参与谋划、记录档册和史事、发布政令、军令及公文、开展

教育,培养人才。特别是后金政权建立后,处于三大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南有明朝,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后金为剪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在与蒙古及朝鲜的频繁交往中,后金政权亟需一批兼通满、蒙、汉语的儒臣。当时努尔哈赤身边不乏汉儒生,如龚正陆、宁完我、范文程等。但努尔哈赤不信任汉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日益加重,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25,于是,一批满族文人受到努尔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他们不负众望,用其知识和智慧在清开国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巴克什的历史功绩

后金时期,凡缮写对明朝、蒙古、朝鲜文书,奉使周边地区和邻国,登记档册,收纳章奏以及联络汗与诸贝勒事务等文职工作,均由巴克什负责。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赐号“巴克什”更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对满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满族文化的先驱。努尔哈赤兴起前,东北各部女真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典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26。操女真语而书蒙古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矛盾给努尔哈赤内政外交带来诸多不便,也是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

女真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创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两种。随着金亡元兴,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尔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对内,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记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对外,与明朝、朝鲜的文移往来也使用蒙古文。创制与自己母语相和谐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努尔哈赤于已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文字,于是,一种新文字—满文诞生了。初创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老满文在女真地区推行33年,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初创,缺乏经验,老满文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指示:“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27。达海受命对老满文“酌加圈点,分别语气。又以国书(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28。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及巴克什达海用智慧和心血创制和完善了满文,达海尤其“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29。达海是太宗时文馆领袖,改进满文后不久病逝,年仅38岁。这位“圣人”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找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其一生可谓勤敏清廉。

满文自创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区广泛推广使用。巴克什又承担起传授满文的责任。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指示:作为八旗师傅的八位巴克什,无须涉足他事,专心教习子弟,使之通晓书文便是功30。满文的推广和学习很快取得了成效,《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条载,“每牛录各派十人写档子”31。若按照《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二月记载的230个牛录计算32,八旗应有2300人写档子。可见,从已亥年(1599)创制满文,到天命六年(1621)仅20年时间里,已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掌握了老满文。至太宗时,更以行政手段强化满文的使用,使满文功效得以充分发挥。太宗命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用满文记注政事,撰写诏令、庆贺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设立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满文的创制与颁行,促进了满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阶段。所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等人创制满文为满族文化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满文之创制解决了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文字障碍问题,推动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巴克什用满文译书、记录政事、编写历史,又是满族文化崛起和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至天聪六年(1632),达海等人已译成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天聪十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应是满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汉儒臣参与编修,却是以满洲巴克什希福、笔贴式刚林等人为主,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库尔缠所修《老满文档册》为蓝本,用满汉文写成,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时期,用满文记事的档子、各种文件,汇编成后来的《满文老档》,记述了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共30年间,太祖、太宗两代人艰难创业的历史。它是满文化的重要遗存,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巴克什创制满文、传授满文、翻译典籍、记述历史,实具开创满族文化新纪元的意义,开满文化发展之先河,成为满文化之先驱。

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巴克什兼通满、蒙、汉语,与汉人交往频繁,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太祖时期,巴克什职司尚未明确划定,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达海负责翻译汉文典籍、缮写对明朝及朝鲜方面的文书,办理交涉。额尔德尼、库尔缠等记注国家军政大事。

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分定文臣职司:“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33。太宗置文馆,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军事经验。二是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之得失。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等人已译成《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正在翻译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为在满族社会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首先。清(后金)统治者从汉文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皇太极执政时,一面力图维护满族传统文化,一面倡导汉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划一,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按儒家的伦理道德变易满族的陋规恶俗。其次,汉文典籍也是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教材,这使得汉文化在满族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如忠孝节义观念在满族人思想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喜欢《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视其为神加以崇拜,广建关帝庙。同时,一部《三国演义》也成了满族人的军事教科书,从中汲取军事营养,指导战争。清初,巴克什译汉文典籍,其意义之重大,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说:“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34。

通使蒙古、朝鲜。太祖太宗时期,巴克什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充当了联络漠南蒙古诸部及朝鲜的使者,他们主要是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索尼、库尔缠、达海等。后金兴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决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时一批长于蒙语之人来归,自然受到器重,他们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传递书信、宣布汗谕,绥服蒙古王公贝勒,与他们谈判,和他们盟誓,成为后金实行对蒙古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经过对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笼络、瓦解、联姻、军事等手段,终于使其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清)对抗明朝。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额尔德尼、库尔缠、希福和大臣绰护尔、雅希禅五人携带书信和誓词与之会盟。双方在冈干塞忒勒黑处,杀白马、黑牛,烧誓词,对天盟誓:“合谋并力,与明修怨”,违背盟誓者“溅血、蒙土、暴骨以死”35。

皇太极即位之初,形势严峻,明军坚守辽西走廊一线,固若金汤,能否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就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巴克什们为绥服蒙古,奔走于长城内外。天聪二年(1628)九月,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命希福前往科尔沁部征调军队。然而科尔沁诸贝勒俱不奉召,土谢图额附奥巴虽率兵启程,却擅自掳掠,未遵约与后金军会合。希福返回向皇太极汇报,皇太极大怒,复令希福率壮士8人前去邀奥巴,而奥巴率所部侵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即回,又不来会36。十二月,皇太极派巴克什索尼等携带他的信赴科尔沁谴责奥巴。索尼至科尔沁,秉承皇太极旨意行事,待奥巴表示服罪并欲亲往沈阳,袒肉以谢时,索尼等随机应变,对奥巴温言抚慰说:“汝果引咎往朝,即弗获免罪,以远来故,当必悯怜,加以礼貌”37。翌年正月,奥巴至沈阳谢罪,皇太极又令希福、库尔缠重申原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俱服罪”,自请处分38。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未发生违约之事。科尔沁诸贝勒的驯服之难,从上述曲折,可概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巴克什们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劳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门建立以前,文馆中的部分巴克什独自承担出使蒙古,具体执行最高统治者对蒙古政策的各项任务。其后,他们仍以娴于蒙语和丰富的经验会同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员同赴蒙古处理重大问题。崇德元年(1636)十月,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巴克什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同蒙古王公一起审理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39。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经营,漠南蒙古各部列为清之外藩,完成了从北方对明朝的包围。满洲巴克什们为此殚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是中国近邻,与明朝友好。在明清(后金)斗争中,朝鲜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万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1619),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派兵协同明军进攻后金,结果明朝惨败,全部朝鲜援军包括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投降后金。太祖、太宗十分清楚朝鲜是后金(清)征明的又一后顾之忧。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书,希望以政治手段改变两者间的关系。至太宗,先后两次伐朝鲜,分别与之订“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征服了朝鲜。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克什们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沈阳状启》是朝鲜王世子一行做为清朝的人质,在滞留沈阳期间,由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本国承政院呈递的情报的誊录。在崇德二年(1637)到顺治元年(1644)的“状启”中,皮牌(希福)、匿汉(尼堪)、加利(刚林)、卢时(罗硕)等巴克什及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名字频繁出现。他们到世子馆所或传宣意旨或办理交涉事宜,承担起清对朝鲜的外交事务40。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为巩固中朝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军事上的功绩。巴克什不仅是儒臣,又是武将。他们文武兼备,因文才受到重视,也积极参加后金(清)的军事实践活动,屡立战功,因武功得到提拔。天命八年(1623)四月,(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41;天命十年(1625),武纳格因“勤勉治政,能管辖兵”而升为三等总兵官42;库尔缠和尼堪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而为备御43;额克星额则提拔为副将44。太宗时期一些巴克什更是身居要职。巴克什在军事活动中,一是随军出征,利用他们兼通多种语言的特长,做沟通交流、安抚招降等工作。以达海为例:天聪四年(1630)正月,他随军征明,至沙河驿,以汉语谕降其众;至永平(今河北卢龙),乘夜攻其城,克之,太宗命达海执黄旗登城,谕官军百姓薙发来降;时贝勒阿巴泰等率明朝投诚副将孟乔芳等自永平入见,达海承旨慰劳之;先是,三屯营、汉儿庄俱已归顺,既而明兵袭三屯营,太宗虑汉儿庄降人复叛,令达海与启心郎穆成格等率兵前往侦查,仍以汉语谕之,遂抚定汉儿庄45。二是巴克什带兵作战,又是战场上的悍将与勇士。天命七年(1622)二月初八日,额尔德尼和达海迫使戚家堡投降,带来400人,牛马70头、驴40头46。三月二十二,额克星额出征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俘虏了700人47。天聪七年(1633),武纳格同贝勒阿巴泰等攻山海关,俘获人、马、牛以归,明军追击,武纳格力战却之。事后太宗对诸贝勒大臣称赞说:“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48库尔缠、尼堪等人还跟随太宗和诸贝勒出兵朝鲜。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军克朝鲜国都,尼堪和参领吉思哈等奉旨率部分清军退出朝鲜,途中有朝鲜兵于吉木海列营抗拒,尼堪率师进击,大破之,斩其平壤巡抚49。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这其中也有巴克什的一份功劳。

巴克什们由于忠诚和杰出的贡献,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太祖时,巴克什额克星额官至副将,他在立誓中说:“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50额克星额的誓言表达了他对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对汗的忠诚之心。天聪六年(1632)达海病逝,其病危时,太宗对侍臣垂泪说:“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51太宗时,巴克什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三、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后金政权的历程中,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清入关前,尤其是后金时期,巴克什们独当一面,承担起全部文职工作。他们撰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记注政事、编写历史,对传播汉文化,促进满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又能披甲执锐,或单枪匹马或带领属员出使蒙古、朝鲜,传宣圣谕,招抚降众,责任重大而繁难,甚至是出生入死。这一时期舞台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显尽英雄本色。然而,随着清(后金)政权的蓬勃发展,到天聪末年,在政治或军事舞台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作为第一个满族文人群体—巴克什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迄今,这个问题被忽略,没有人作出回答。应当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现一样,是满族文化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试作如下论证。

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其内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蕴不足,不能适应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巴克什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们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东北广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以渔猎经济为主,后过渡到农业,比之汉人,仍欠发达。民族习性,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满族形成前,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人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传承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准自然不会高。在文献中多记赐号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字”,所谓“兼通”不如说“兼懂”更准确些。巴克什懂汉文,对汉文化有所接触,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应以达海的汉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鲜人李民寏着《栅中日录》中,把大海(达海)注为“华人”52。李民寏误认达海是汉人,可见达海汉语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汉文水平则很差。天聪六年(1632)九月,内三院汉儒臣王文奎在《条陈时宜奏》中称:“自大海弃世,龙识革职以来,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汉字”53。可见巴克什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太祖时期,后金政权是满族的单一政权,这一政权的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54。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太宗时,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5。此时,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顺治五年(1649),大学士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56。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权。太祖时,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57,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后金)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如,天聪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150余人58。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100余人,航海归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61。清入关前,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天聪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62。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改称笔贴式)在清(后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这样着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太宗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及具体措施,大大加快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也推进了满文化的改造,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当汉文化有取代满文化之势时,太宗又极力维护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他命达海改制满文,不遗余力地推行满语的实际应用。天聪八年(1634)四月,他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按他的说法,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63。他又特别强调民族服饰、骑射亦不得废,亦不能更改。他力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性,不致被汉族同化,同时,又倡导汉文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其作用。他的主导思想,是在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汉文化,用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意图如此,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制定并实施上述各项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从形式上看,确是维护并保持满族文化的诸多特色,而其内涵却包容了汉文化的内容。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强大的穿透力,向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显示出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太宗时期,是满汉文化合流,满文化渐趋“汉化”的时期。巴克什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仍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然而,涌入清政权的大批汉官儒臣已经取代了他们的部分职责,如起草国书、皇帝谕旨、诏令等,已改由汉官负责,尤其是对明的具体政策、策略,以及相关的文移往来,非汉官莫属。至太宗后期,巴克什不再占主导地位,已显示出让位汉儒臣的明显趋势。清军入关后,满族文化转型,确立了以儒家为指归的统治思想。在转型的大潮中,满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终被历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新一代满族文化人。

参考文献: 1(清)福格《听雨丛谈》卷8,页181,中华书局1984年版。

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下同),第一分册,页32。33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0。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二分册,页121。54143《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9。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46。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4,第二分册,页164。8《满汉名臣传》卷8,页207。9《满汉名臣传》卷3,页56。10《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1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0。12《满汉名臣传》卷3,页53。13《满汉名臣传》卷3,页65。

1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59。15《满汉名臣传》卷4,页95。

16《清史稿·尼堪传》卷228,页9258,中华书局版1977年版(下同)。17《清太宗实录》卷20,页19。18《清太宗实录》卷17,页10。19《清太宗实录》卷9,页12。

20《清史稿·额尔德尼传》卷228,页9253。21《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22《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6。23《满汉名臣传》卷2,页20。24《满汉名臣传》卷1,页17。25《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页1,台湾华文书局版。27《清太宗实录》卷11,页19。28《钦

定八旗通志》第5册,页305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29《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7—9258。

3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2。3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7—8。33《清太宗实录》卷5,页11—12。3451《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

35《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页33—3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36《清太宗实录》卷4,页20—21。37《清太宗实录》卷4,页31。38《清太宗实录》卷5,页2。

39《满汉名臣传》卷3,页53、69。40《沈阳状启》,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4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53。445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28。45《满汉名臣传》卷3,页57。

4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6,第二分册,页114。4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第二分册,页139。48《清史稿·武纳格传》卷230,页9305。49《满汉名臣传》卷5,页125。

52《栅中日录校译》页27,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53《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54《建州闻见录校译》页4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55《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56《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57《清太宗实录》卷1,页10;卷22,页22。58《清太宗实录》卷17,页29—30。59《清太宗实录》卷14,页16—17。

篇8：满族文化遗产与四平经济振兴

关键词：满族文化遗产,四平市,经济振兴,对策

吉林省四平市作为满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诸如, 众所周知的叶赫满族旅游景区, 同时也有集科研与教学于一体的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基地等, 为此, 在四平市二次产业基础相对落后的今天, 运用各种文化资源来大力发展三次产业, 是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四平市在新时期实现经济振兴的主要路径。以旅游业、服务业为代表的三次产业在推动各地区经济振兴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四平市来说其拥有十分丰富的满族文化遗存, 可以将其作为发展四平市旅游业的重要旅游资源, 充分运用四平市满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来推动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在新时期可以实现产业化发展, 这对进一步提高四平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满族文化遗产与四平经济振兴的互动关系分析

1.1 满族文化产业化的必然途径

满族文化作为我国极具保存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一, 是经历十分漫长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 尽管四平市在近年来制订了大量政策用于推动满族文化产业化发展,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尚未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为此,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背景下, 基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 将四平市各地区满族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性资源, 可以充分发挥出满族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的优势与机遇, 确保四平市可以整合出更具特色品质的产品、标识以及形象等, 并在市政府的指导下来推动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实现市场化发展, 必将更好地推动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产业的健康发展, 从而为四平市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1.2 四平经济振兴的助推剂

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 建筑、饮食、剪纸以及满语等, 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运行中需要对其整体进行规划和设计, 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可以实现满族文化遗产保护、挖掘、整理以及运用的长效机制。同时, 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运作中, 可以有效解决以往一些配套政策不健全、产业机构不合理、文化产业项目市场竞争力低等问题, 有针对性的指导满族文化产业政策、法律体系、发展规划、产业创新以及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与完善, 只有实现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在今天的产业化发展, 才能更好地服务四平市旅游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 并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四平市文化产业群奠定基础, 使满族文化遗产在今天可以真正的成为四平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2 满族文化遗产与四平经济振兴的对策

该文认为四平经济振兴中需要大力依托以满族文化遗产为资源的旅游业和相关配套产业, 只有进一步加强四平市各地区满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力度, 才能更好地推动四平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为四平经济振兴创造新的增长点和发展途径。

2.1 大力开发满族文化遗产旅游业

从国内游客购买旅游产品角度来说其重心开始向着文化旅游产品方向进行转移, 文化旅游在旅游产业中的比重开始不断地加快, 为此, 四平市要讲开发和发展满族文化遗产旅游业, 作为实现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的首个环节, 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知识对满族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阐述, 来推动其发展成为四平市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 这样才能实现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价值的提升。同时, 四平市在开发满族文化遗产旅游业中要开发独具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 这是因为在地域特色的支持下可以更好地促进满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结合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的特征来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并大力发展以满族饮食、歌舞以及节庆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 只有通过对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满族文化遗产的挖掘,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四平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进而为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运作奠定重要基础。

2.2 完善满族文化遗产开发机制

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的实现并非是一朝一夕间便可以完成的, 而是要结合满族文化遗产市场化内在发展规律, 来完善满族文化遗产开发机制, 并实现对四平市各地区满族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产品、市场以及环境的整合, 这样不仅可以为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同时也可以达成建立和延续品牌满族文化遗产的目的。四平市政府在满族文化遗产开发机制中要承担起指导和引导的重任, 要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来实现遗产开发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 并由政府财政每年投入足够的资金用于支持满族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确保满族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等全过程处于可控状态, 这样才能确保所形成的开发机制可以适用于满族文化遗产要求, 同时也可以为实现四平市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以及法律支撑。

2.3 处理好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满族文化遗产一直被作为四平市旅游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四平市为了充分发挥出满族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出现了较大矛盾, 同时也揭示出了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 为此, 四平市政府在实现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中, 要处理好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发与保护具有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 只有更好地去保护四平市各地区的满族文化遗产, 并实现满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才能推动四平市基于满族文化遗产产业的旅游业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可以将四平市经济发展转变成为满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

3 结语

满族起源于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地区, 所以, 就四平市来说其具有丰富的满族文化遗存, 如何推动满族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发展来服务于四平市经济发展, 要着重处理好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样才能确保满族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实现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四平市经济振兴。

参考文献

[1]张丽, 韩福文, 卜长青.基于资源整合的满族文化遗产旅游品牌建设[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1 (5) :74-76.

[2]李迎男.对满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思考——以伊通满族自治县开设满语课程为例[J].现代阅读, 2013 (4)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