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共7篇）

篇1：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2010年09月15日

——访山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成义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当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最主要的是解决活力问题，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核心是公司治理和用人机制。”2010年8月，面对《董事会》的专访，山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成义说。

从2006年11月开展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试点至今，山东国企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目前，山东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列全国第7位，利润总额列全国第2位。作为长期在政府部门从事经济工作的国资委负责人，谭成义直言国企体制机制市场化不易，面对挑战，他表示对搞活搞好国企“有信心”。

活力要建立在体制机制基础上

《董事会》：国企改革是长期以来的重大课题，目前山东省属国企改革进展到哪个阶段？

谭成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只有精确定位才能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好。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前，与全国情况一样，山东省的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改革等阶段。山东国资委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理顺国资委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和社会层面解决了多少年来党委和政府想解决没解决的问题——确立了出资人意识和出资人制度。这一点很重要，是基础。第二个阶段是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资委组建时企业比较多，大小优劣强弱不一，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由67户减为30户，组建了山钢集团、山东重工等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企业集团，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深度调整，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增强，冗员过多、包袱沉重、效益较差和机制僵化等弊端有了根本地改观。第三个阶段，探索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在体制模式层面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试点，实施业绩考核导向，进行管理创新，突破了过去的行政管理、粗放式管理。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效益大幅提升，山东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列全国第7位，利润总额列全国第2位。

可以这么说，目前山东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处于由解决机制性问题为主向攻克制约长远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主转变的阶段。

《董事会》：一直以来，各界对国企的活力争论很大，从地方国资负责人的角度，您对此持何看法？

谭成义：企业的活力，应当构筑在企业内在体制机制基础上，最重要的是遵循市场导向实现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突破。说白了，有没有内在活力，主要看体制机制的运行能不能实现前瞻性地盈利，有没有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企业活力与所有制没有天然的联系，关键看是否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只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国有企业一样有活力。

国企的活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市场化。体制的市场化，是要建立符合市场和企业规律要求的决策、监督、执行体制，实现由传统“一把手”体制向团队管理体制转变，由权力主导型向素质主导型转变，由监督约束不足向有效制衡转变，由经验管理型向现代管理型转变，也就是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机制的市场化，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文化能适应市场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内生活力。目前解决企业活力问题有两大障碍：一是公司治理，二是用人机制。

《董事会》：站在现在的时点，您会给国企的活力打多少分？

谭成义：从现在看，山东省属国企盈利能力和有关的相对指标不错，省国资委组建以来，重点规范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几年累计投资额为1700亿，企业用于主业投资的将近95%。今年上半年，省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12.11亿元，同比增长52.6%，实现利润240.53亿元，同比增长175.34%。这些成绩，有企业活力的因素，但不能说是全部。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应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活力，活力必须建立在稳固的体制机制基础上。国企的体制机制是个老大难，很有挑战性，尤其是山东资源型、基础产业型、基础设施型企业比较多，解决好企业活力问题，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大。公司治理——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董事会》：目前山东省属国企规范公司治理进展到哪个阶段？

谭成义：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虽几经变革，但面上看仍没有摆脱“一把手”体制。“一把手”体制是一种大成大败的体制，尽管有些企业在“一把手”带领下实现了较快发展，但这一体制的弊端日益凸现，决策风险大，难以避免重大失误导致企业倒闭破产，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为解决一把手体制问题，山东省国资委2006年启动董事会试点工作，启动伊始就着眼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这个整体，采取了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总体思路：一是以外部董事制度为基石规范董事会建设和运作，促进董事会与经理层有效分离，理顺公司治理结构的主线，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传递的链条；二是建立外派监事常驻制度，规范监事会建设和运作，加强制衡机制建设，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辅线；三是以任期制为抓手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层分类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公司法》框架下的用人体制。

目前，委派外部董事的企业已有4户，3户企业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多数，建立了业绩考核、履职评价和群众认可“三位一体”的分层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和薪酬分配体系。向12户企业委派了常驻企业的外派监事，监事会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由事后监督变为全过程监督，监督质量明显提高。出台了《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董事会工作报告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公司治理机构指导意见》等文件，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我们之所以没有全面推开，一是目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二是原有的董事需要消化。第一轮国有企业改制完成后，多数省属企业翻牌建立了董事会，有的董事会8、9个人，再让外部董事占多数，不是成了20几口人了？眼下已经不是试点快慢的问题，而是解决国企传统的僵化体制面临突破点的问题。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需要一个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过程。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和支持，相关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制度体系基本完善，远景目标已经比较清晰，企业已有良好心理预期，下一步的重点是筹备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全面推开。“十二五”期间，山东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和科学的集团管控体系要基本建立。

《董事会》：在试点企业中,董事会敢于向您要权吗? 谭成义：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规范董事会运作，就要给他运作的实质性的东西，处于“空转”状态的董事会是发挥不了作用的。落实董事会职权，主要是投资决策权，以及对经理层的聘用、考核、薪酬分配权。投资决策权，原来国资委管得比较多，企业感到不适应，现在我们只坚持“三个要批”——非主业的要批，跟其他组织特别是非国企的股权合作要批，境外投资要批，其他投资权限都已下放。经理层等高管人员的业绩考核权和薪酬分配权，已经移交给试点企业董事会。经理层的选聘权，原来企业根本不敢要，现在试点企业建议，经理层的选聘权要赶紧放下来。董事会敢于主动要经理层选聘权，这是件好事，就怕他们不要。敢于要权说明他们已经接受规范公司治理这套东西了，我们已基本上与相关方面达成共识，很快就会将选聘权放下去。

《董事会》：整体看，山东国企在用人机制方面有了哪些突破？

谭成义：中层以下突破比较大，子、分公司经理市场化竞聘，绩效与薪酬挂钩已在相当一部分企业推开；全员业绩考核体系开始建立，薪酬分配体系与企业发展阶段基本适应，中国重汽[-0.36% 资金 研报]已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位职工；企业总部管理人员竞争化选聘成为主流，但考核分配机制尚不完善，同一层级不同岗位的差异化还没体现出来。高管人员市场化选聘方式有所突破，组织了3次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内部竞争上岗也进行了多次，但契约化的用人方式尚未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机制初步形成，但力度还不够大，这也是下一步转方式调结构，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的重点。

目前我们与强国的科技水平差距非常大，靠自己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创新人才，不是一日之功，企业等不了，我们要引进和培养并重。引进的人才按市场价位定薪酬，肯定会高出一些人很多倍，能否冲破国企多年积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关键在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解决领导人的认识问题。

山东重工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47名中高级专业人才，人才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我感到很自豪，美国卡特彼勒等世界顶级的工程机械公司高管都来打工了，不少是退休的副总裁和CEO。从山东重工的经验看，现在破这个题，我们有信心。

我们将继续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以破除用人上的体制障碍为切入点，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活力。加大省属企业领导人员竞争性方式选聘力度，坚持市场化取向，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企业内部竞聘上岗、委托中介机构市场猎取高管人员的比例要逐步达到50%以上，全面推行任期制，探索建立契约化管理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竞争的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完善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健全全员业绩考核体系，建立岗位、业绩与薪酬挂钩的分配体系。

欢迎全国的企业家到山东任外部董事

《董事会》：您如何评价外部董事制度？

谭成义：要规范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我们要研究它的属性，要把实质挖出来，再想办法破解。外部董事，是在国有企业产权单一的条件下，仅靠内部董事无法形成制衡才建立的一项制度。但是，不要以为外部董事到位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也不要只强调外部董事，忽视内部董事。董事的属性，就是个人的决策意见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企业负责，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责任追究机制，可以不用对自己负责，只对企业负责，看“一把手”的眼色行事。如果建立了事后评估和责任追究，就可促使董事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意志，达到既对企业负责又对自己负责。如果做到了这两个负责，就是不建立外部董事制度也是可以的，改革就成功了。

如何能选聘一部分高素质的外部董事，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外部董事人选的素质和结构直接决定着董事会运作的质量和层次，关系到试点的成败。尽管山东的大企业比较多、知名企业也不少，在省内能够选出一些优秀的外部董事，但整体上看存在大背景相同、经历相似、专长相近、眼界相仿的结构性问题。希望全国各类所有制的离任或现任知名企业家，能够到山东来担任外部董事，山东人热情好客，山东国有企业正在大发展，能够给他们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另一个舞台。

《董事会》：听说您最欣赏外部董事长？

谭成义：我确实很认可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做法。人在可以利用现有职位追求名的时候，遇到重大问题可能发生短期行为；人对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时候，基本会脚踏实地做事。外部董事已经功成名就，会将其当作一种职业，维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声誉。当然，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需要较深的资历和较高的权威。我们要改革“一把手”体制，并不是否定董事长的权威，关键看权威靠什么来的，是靠职位还是靠素质，我希望他们由权力主导型转为素质主导型。一个合格的董事长，一要能够通过自身素质主导董事会决策，对议题的意见确实能够高出其他董事一筹；二要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能包容、融合，善于听取和吸收他人的意见。

“三结合”需要一个过程 《董事会》：从全国来看，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在现实中还是常常面临难以真正到位的难题。请介绍一下山东这方面的情况。

谭成义：新的国资监管体制，确立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格局，这是国资管理模式的重大改革。但实践中，出资人制度真正到位，实现“三结合”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稳步推进。山东国资委成立6年多，随着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大家对这种体制基本上认可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在逐步全面落实国资委自身职责的路上，一些重大问题方方面面已经形成共识，但这绝非坦途。

履行出资人职责有个外部环境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我们从出资人角度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有时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会有冲突。此外，许多方面把国资委当企业主管部门看待，让我们承担公共管理职能，“被婆婆”。

国企内部管理市场化，是我们追求的。但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你把事情都想成理想状态，不现实。主流能够把握好，这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国资委和企业的关系基本顺了，地位基本确立，合理地推进，可能更有利于出资人职责的到位。

《董事会》：您似乎是位忧患意识很重的领导者，不太愿意多谈取得的成绩。不过我们很想进一步了解，在完善国资监管、提升国企活力方面，您和您的同事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谭成义：首先是引导企业加强集团管控，为企业提供实现有效管控的方式和手段，由消极抵触变为积极接受。企业的管控工作向纵深推进，管控体系逐步完善，管控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对规范的企业来讲，没有预算，下面的人不知道怎么干。预算管理是集团管控重要的抓手，是科学管理的基础，是企业运作达到平衡协调的重要手段。

另一个方面是开展全面风险管理，这个已经做起来了。今年开始推行全员业绩考核，新考核体系的建立为下一步责任追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围绕建立考核责任体系，我们出台了两个办法，包括《山东省省管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以及《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追究办法》，可以说在国内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先行了一步。

开展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抓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财务信息失真能让企业“头一天披红带花，第二天葬身火海”。所以我提出，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是国资委的生命线。确保财务信息真实性的关键环节是管好中介机构这支队伍，如果发现中介机构作假，要停止服务，踢出山东国企市场。我们对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三年复查一遍，进一步核实企业的财务信息，审核中介机构，效果很好。过去，有的中介机构在财务报表上出具保留意见的，说说情就抹了，现在给国资委所属企业做事，他们不敢了。

篇2：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镇蔬菜产业示范带地处镇宁自治县**镇西北部，距黄果树瀑布10公里，距离镇宁县城20公里，是**镇重点打造蔬菜产业示范园区。近年来，**镇积极响应中央、省、市、县有关要求，以农民增收为立足点，突出我镇蔬菜产业特色，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决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并结合脱贫攻坚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继续深化“三权”促“三变”改革，通过产业扶贫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一、立足优势，精准定位产业发展

**镇地处黄果树5A级旅游景区和夜郎洞4A级旅游景区之间，沪昆高速、六镇高速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耕地多处于山槽之间和河流沿线，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有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小气候。镇党委、政府通过研判，确定把蔬菜和精品水果作为主打产业，并聘请贵州省农科院果树所为我镇编制蔬菜产业和精品水果发展规划，规划在可布河沿岸、夜郎洞公路沿线发展蔬菜种植和精品水果种植，打造集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产业示范带，逐步形成现代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格局。

二、筑巢引凤，完善生产销售链条

2017年5月至今，**镇政府采用“筑巢引凤”的方式，通过申报产业扶贫、一事一议、土地整治、石漠化治理等项目，建设机耕道53.5公里、整治土地8000余亩、配套配管设施1000亩，修复灌溉排洪沟渠13公里、整治山塘1个，疏通河道3条8公里，千方百计创造良好的园区建设环境，切实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

两年来，**镇政府已成功引进贵州新润园林有限公司、贵州惠农达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贵州盛泰绿源农业科技发有限公司、镇宁同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镇宁粤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农业发展龙头企业，分别对全镇流转的15000余亩土地进行农业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并利用企业人脉和资源优势，把农产品直销贵阳、重庆、长沙等地农产品交易中心，解决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和生产风险等问题，增强群众种植信心。

三、整镇推进，规模发展农业种植

由镇级平台公司统一流转土地，龙头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农户土地入股，村集体组织协调，采取“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合股联营、合作生产的方式，实施现代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园和蔬菜产业示范带建设，整镇推进蔬菜、精品水果规模化、规范化种植。

四、利益联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镇大力推行“土地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展模式，与农户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农户以土地入股可获得保底租金，在扣除生产成本后利润按比例分红，同时可以“返租倒包”的形式发展产业，也可在蔬菜产业园区内务工，实现了“生产投入零成本、经营管理零风险、劳动就业零距离”，有效解决了农户就近就业和增收问题。

五、产业转型，打造扁担亮点

一是实现土地资源向市场资本转变。**镇政府平台公司对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流转，并与第三方企业合作统一进行经营、管理，为规模化、节约化、集约化、现代化种植提供了用地保障，使**镇以前零星低效益耕作和撂荒的土地，焕发出无限生机。二是加速农业结构深度调整，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镇实施“筑巢引凤”工程，通过在流转的土地上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龙头企业把社会资本投向农业产业发展，山地高效农业园区及蔬菜产业带的建设，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发展。三是探索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推行“土地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展模式，示范带动引领当地群众调整产业结构，整镇推进蔬菜、精品水果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四是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通过采取“平台公司+企业+农户”的模式规模化生产后，农民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在园区学到了现代农业耕种技术，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一方面增加了收益鼓了腰包；另一方面还能照顾家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土地闲置问题、脱贫增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政策宣传，转变群众观念。加大对群众的政策宣传力度，在做深做细群众工作、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引导群众将土地流转发展产业，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提高群众收入水平。

（二）狠抓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及资源优势，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农业经济资源，加速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优化结构，向一村一业、一村一品方向发展。

（三）依托农业园区建设，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依托我镇资源禀赋，加大力度扶持优质蔬菜、精品水果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为主体，实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推进**镇农产品精深加工，扩大产业链条。

篇3：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A: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省国资委主任赵杰

国有企业是黑龙江省贯彻“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战略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如何在做好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监管的同时, 更好地引导省属国有企业在服务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成为黑龙江省企业发展改革的一大关注点。为了更进一步掌握当前黑龙江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财经界》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省国资委主任赵杰，以期为奋进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一些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Q：国资委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动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A：过去，我省经济结构显著不平衡，发展活力明显不足，企业市场化程度低，缺乏竞争能力。针对我省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我们不断深化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努力提升国有经济实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注入了活力和源泉。概括起来主要有“六大标志”是：一是改善了企业所有制结构。到目前，全省已完成改制企业3500多户(包括200多户大中型企业)，占全部应改制企业98%以上。与改革前相比，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户数保留不到10%，在全国各省中这一比例也是较低的。二是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批处于劣势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先后从14个竞争性领域退出，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腾出巨大空间。在地方工业中，国有、民营、外资的比例格局趋于合理，国有所占比重已由2002年50%以上降至30%左右。三是优化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国有经济实现了退而有序，进而有为。国有经济总体呈现出户数减少、总量增加、质量提高、效益改善的新特征。四是基本解决了历史包袱。国家下达我省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246户，已破产终结或基本终结223户(其余23户不再实施政策性破产)，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近100亿元，安置职工48万人。分离企办中小学680所、教职员工6.4万人，73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183万职工实施“并轨”。偿还历史拖欠职工工资130亿元。五是盘活了低效国有资产。全省累计筹措改革调整资金500多亿，累计盘活国有资产500多亿元，化解不良债务1000多亿元。六是创新企业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普遍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退，收入能增能减的新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国有企业产权和股份制改革，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注入了内生活力和强大动力。2011年，省市两级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941亿元，同比增长16.2%，自2009年实现670亿元起，连上800亿、900亿台阶。省国资委出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606.6亿元，同比增长19.7%。龙煤集团、哈药集团、建设集团3户企业实现资产、收入双超百亿元;辰能集团资产跨入百亿元行列。

推进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项长期性任务。我委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统一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江苏、上海等地法人治理结构试点的经验做法，近年来选择省电力开发公司和外贸集团两户企业进行了试点。出台下发了《省国资委出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和《省国资委履行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股东职责暂行办法》，为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Q:今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国资委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不确定因素的困难局面，确保经济平稳运行，推动出资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A：今年，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我省国有企业将要面临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难以把握，国内经济下行趋势增强、企业内生增长缓慢等压力，企业改革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为此，我们从省情实际出发，把聚焦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在出资企业中深入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以防范风险为突破口，加快完善管理功能，提高管理能力，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抓好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各项工作。一是加强风险管理。今年，省国资委启动了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财务风险监控工作力度。日前已经出台了《出资企业财务风险监控方案》，从制度上规范债务风险、投资风险、盈利能力风险和现金流风险监控工作。二是加强对标管理。今年，省国资委把对标管理作为管理提升的重要举措，有步骤地组织出资企业开展对标管理工作。在出台的《出资企业对标管理方案》中明确了对标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内容、工作安排和工作要求。推动企业主动找差距，分析管理短板，形成“追赶优秀、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三是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引导出资企业切实发挥全面预算管理事前引导和事中控制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科学发展水平，加快跻身现代企业行列。四是加强成本费用管理。省国资委明确要求出资企业进一步加强成本费用管理，落实成本费用控制目标与责任，从紧控制各项费用支出，今年成本费用发生额要在上年基础上压缩10%。五是加强收入分配管理。省国资委一直高度重视企业收入分配管理，相继出台了出资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对出资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薪酬兑现进行了规范。今后薪酬兑现工作总体思路是：按照“强激励、硬约束”的原则，增长适度，留有空间，调整结构，提高水平。坚持比照同类发展水平省份，同类同规模企业经营指标，确定同等薪酬水平。

Q：黑龙江国有企业在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灵活适应市场变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

A：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运营成本上升和融资难的严峻形势，我省国有企业不等不靠，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确保了国有经济平稳运行。一是深化改革调整，增强发展动力。省国资委系统地对出资企业上市资源进行调研梳理，提出了三年上市规划。出资企业也适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优化产业、产品结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发展布局得以优化。二是大胆探索创新，拓宽发展途径。省国资委引导出资企业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迈出坚实步伐，科技创新成效显著。省建设集团与科研院所合作，形成了“四节一环”等众多低碳建筑科技成果，开展了低碳材料技术、结构技术、建造技术、运行技术的研发和技术集成，全面提升了集团建筑业的工业化水平。龙煤集团依托黑龙江省煤炭产业技术战略联盟，与中国矿业大学、煤科总院等科研院校合作，围绕瓦斯治理、深井巷道支护、冲击地压、三下开采、深井降温、机电设备、瓦斯发电余热利用等煤矿安全生产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获得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众多创新成果在生产中获得广泛应用，增强了煤矿安全生产能力，提高了煤炭生产效率。三是积极推进项目建设，筑牢发展支撑和基石。龙煤控股集团双鸭山30万吨甲醇和七台河煤焦油深加工项目开工建设，标志着集团向煤化工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发展煤炭精深加工和循环经济打下坚实基础。辰能投资集团收购中宇公司，获得权益风电容量30万千瓦，在建容量14.85万千瓦，规划装机容量84.4万千瓦，夯实了集团的主业基础。中盟龙新化工公司建设的年产5万吨丙酮氰醇项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为公司打造MMA、硫酸、氢氰酸三大产业链，做强有机化工板块打下坚实基础。航运集团开工建造的2艘12200吨杂货船建成投入运营，状况良好，标志着企业在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为促进我省船舶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我省航运、旅游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篇4：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早于通知将近一年之时，2008年5月，舟山日报社就率先对发行中心进行改制，由原来的事业单位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成立舟山报业发行广告有限公司。报社控股，经营骨干员工持股，走在了此轮改革的前列。2008年尽管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报社各项业务却实现了逆市飘红，公司总经营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为了深入了解舟山日报社的党报发行体制改革的前后过程，本刊记者专程赴舟山，采访了舟山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严祖明。

记者：严社长，你好。来之前我们了解到在1 00万人口的海岛城市舟山，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舟山日报》、《舟山晚报》在没有采编人员参与的情况下，人均订阅量位居全国前列。那么此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严祖明：和许多地市党报社一样，我们报社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自办发行，不仅发行量明显提高了，而且极大地壮大了报社的自留资金实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甜头慢慢地被不少新出现的问题掩盖甚至吞噬掉了。

首先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投递员用工危机。自办发行初创阶段正是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和员工下岗分流的集中期，以报社发行部的名义招收发行员，即使明确表示不是报社的正式员工，而且大多也不签合同，却几乎是要多少有多少。但从2006年开始用工难成为困扰自办发行的一大难题，那时几乎是头天刚招了几个，第二天又走了几个，发行员的招聘广告天天放在报纸上。

第二是发行成本，尤其是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带来的费用危机。油价的提升导致投递运输成本的大幅提高。在舟山搞发行不仅需要车运，也要船运，近百个住人岛只要订了报都要送达，而且用工成本更有刚性的一面。这些年来，发行员的工资不断提高，但问题是我们报纸的价格总体没有大的变化，形式上的几次提价均是因为报纸扩版增厚拉动的，甚至扩版成本的提高远远超过报纸本身价格提高的幅度和速度。单靠报社来提高发行投递员工收入的途径肯定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愿望，尤其像我们这样本身经济实力就弱小的党报社靠单一输血也很难持久。紧接着员工要求解决社保和签订劳动合同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你的发行投递服务，又依附在你的报社，国家已有明文规定，所以缴纳社保和签合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三是体制机制的先天不足引起的经营运作中的管理危机。报社作为事业单位，而它的发行员工没有事业编制身份，一直以来挂靠在报社却游离于报社。不管吧，你逃不脱，虽然发行员是与发行部门签约的，但发行部是二级部门，法人肯定是报社；管吧，不说鸡毛蒜皮，这么多人(远远超过采编)棘手的事有的是!

这些年来，我们也在一线投递员工中发现并提拔一些优秀的员工担任管理骨干，但由于他们的基本身份难变，所以这种使用还是无法让他们与报社的发行融为一体，这显然是骨干队伍管理中的大忌，是发行能否发展的关键。

记者：其实上述这些情况，很多地市报在自办发行后都遇到了，有的报社采取了退回去的方式，交给了邮局；有些报社进行了公司化改造，成为一级法人，原本存在的不少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员工有事没事就找报社的现象很少看到了。

严祖明：是的。交给邮局确实省时省力了，但如何保证发行质量和数量，回答还是模糊的，目前邮局的体制机制只能如此。我们对一些报社的发行公司也做了深入的调查，一方面发现报社投资的单一公司制并不是解决激发发行骨干积极性问题的最好办法，不少发行部门虽然名字叫公司，但运作中依然带有许多事业部门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如何让既有骨干把发行作为终身职业的问题在这些公司也找不到答案。正如有些发行骨干曾经这样评说，作为报社投资的单一公司，恰如一个纯国有公司，注册时产权是明确的，注册后又与报社的事业管理混在一起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行公司的运作是有名无实的。

记者：那么舟山日报社如何设计做大做强发行公司的路径呢?

严祖明：第一是公司制构架。实行公司制改革，把发行部从报社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不仅有利于明确资产、强化责任，更主要的是改变其长期以来单纯依靠报社给费率用费率的做法，切实成为一个既能承担报社交给的任务，也能面向社会接受市场挑战的主体。这种架构的设立与上级确定的在报社实行新闻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的要求完全吻合，符合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第二是市场化运作。原本的自办发行虽是从邮发中脱离出来，但实际运作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在报社既有的体制中，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化的发行领域，不少是靠着报社的优势条件。所以市场化是建立了公司制企业运作模式后必须突破的关键，市场化问题不解决，单纯依靠报社输血的状况就得不到改变。

第三是经营骨干持股。在考察一些报社发行公司时，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仍然存在新的突出问题——骨干队伍的稳定和职业化。而解决方案我们则认为可以通过让多年从事发行工作的经营骨干持股的办法得到改变。尝试经营骨干持股，既能打破报社单一持股的纯国有制模式，真真切切明确产权，明确保值增值，这是股份制公司的起码要求；又能把发行经营骨干的切身利益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直接联系起来，这必将直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并且有助于推动他们更持续和长久地投身发行事业。

记者：经营骨干持股是一种新的尝试，据我们所知，在地市报里是没有样本可以照搬的，你们是如何创新这一体制机制的?

严祖明：首先，报社绝对控股。报社成立发行公司，它的主要业务依然离不开搞好自身报纸的发行，这是我们创办发行公司的最初动因。换句话说它起始的主营业务是报社赋予的，发行费率的高低主要掌握在报社，所以让报社控股理所当然，我们设定为75％。这部分报社主要靠盘活既有发行所用的资产为基础，而不是直接用资金，是报社沉淀资产的唤醒，原本的事业部制是无需计付成本的。

其次，经营骨干参股。发行经营骨干大多具有多年的职业经历，让他们投资入股，把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挂起钩来是激励他们把发行作为自身奋斗职业的好办法。我们设定25％，其中总经理一半12.5％，副总经理再一半6％，其余为其他骨干6.5％，全部要求是货币认缴，直接出资。

最后，改变靠“输血”的营运模式。在新的发行公司注册前我们就会对所有参股的员工说明，未来三年中，报社给发行公司的报纸投订经营支付继续维持在28％(日报26％，晚报30％)不变，公司支付提高的各类成本只能通过扩大发行尤其是拓展多元业务获得，彻底改变以往只依靠报社提高费率来维持自办发行队伍运行的传统思维。

这样，从2007年上半年，我们先后向舟山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报告和请示，要求对报社发行中心实行转企改制并进行股份制改造。至2008年3月，一个总投资150万元，由报社控股、骨干经营者参股的发行股份制公司宣告成立。舟山市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文将发行公司列入文化体制改革单位。

篇5：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 创新驱动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 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保障作用逐渐凸显。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可以为创新提供良好氛围, 培育创新土壤, 让创新活力充分迸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在“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任务中首次明确提出授权开展知识产权改革试验,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明确要求“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改革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是大势所趋, 势在必行[1]。

二、知识产权体制机制制约创新活力

当前, 我国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第一, 缺乏综合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多头管理, 职能分散, 是我国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主要特点。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作;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商标权和类似权利给予保护, 并负责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版权局主管全国的版权管理工作;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原产地名称保护工作;农业部和林业局对植物新品种权给予保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互联网络域名系统的管理机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协助国务院信息办管理我国的互联网络域名系统;海关总署负责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这种多头管理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效率低下、行政管理成本膨胀[2], 容易产生权力冲突或抵触的现象, 这些现象在地理标志等部门管理边界有明显交叉的知识产权领域尤为明显。

第二, 缺乏健全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目标。当前, 规模庞大、差异突出的知识产权服务需求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服务和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知识产权体制机制不健全, 公共服务主体构建、运行机制、保障机制等体制性症结突出[3]。

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大背景下, 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 破除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 提高行政效能、节约行政成本、强化公共服务, 充分保障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 激发创新活力[4]。为解决目前知识产权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应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和深化关键环节改革两个方面着力。

三、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改革的政策着力方向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重点是针对体制机制的科技、产业、对外贸易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化改革, 以改革的办法释放知识产权制度的活力, 推动知识产权强国的建设。

1. 科技领域

(1) 细化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创造管理

目前, 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创造中存在“针对性不够强”、“重数量轻质量”、“一个专利多个项目验收”的问题。应以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目标, 细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要求财政资助数额较大的项目提供独立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检索报告。建立国家科技计划成果专用数据库。加强专利授权情况和专利质量的评估。

(2) 改革科技专项计划立项和管理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国家科技计划研究机制。应用类项目, 在立项环节要充分反映产业发展、企业发展等的需求;在研发环节, 要由企业牵头, 支持产学研合作研究。要将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商业化应用情况作为国家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

(3) 完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评价机制

将知识产权的转移、许可情况作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的重要指标。建立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转移年度报告制度。制定以质量为主线的创新评价政策, 不仅以专利数量作为衡量标准, 更要考量专利的质量和实效, 如转化率、创造的社会财富等指标。改革和创新高校、院所现有职称评审体制, 建立有利于知识产权管理、应用类技术研发人员和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独立评审渠道和评价指标。

2. 产业领域

(1) 建立高效、协调的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管理体制

以知识产权为纽带, 整合创新资源, 解决目前科技投入分散、分割, 重复投资、重复立项等问题。针对云计算、物联网、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成立经济、知识产权、科技、财政等部门协同参与的产业化推进领导小组, 统筹规划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 并组建专门的知识产权产业化机构。

(2)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体系

制订有效措施, 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企业流动。充分发挥国家整合和动员创新资源优势, 以企业为主体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在企业和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间建立以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为载体的技术转移机制, 破除知识产权产业化的体制障碍。

(3) 改善知识产权服务业及社会组织管理

放宽知识产权服务业准入,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完善执业信息披露制度, 及时公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等相关信息。

3. 对外贸易领域

(1) 加强对外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管理

加强外贸部门和知识产权部门在外贸领域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协同合作[5]。将外贸领域的知识产权工作重点从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向着促进知识产权交易、推动知识产权密集型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方向拓展。

(2) 完善对外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

应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位一体的应对机制。充分发挥驻外机构的功能和作用, 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在驻外使领馆、我国企业境外生产和研发机构设立知识产权专员。

四、深化知识产权关键环节改革的政策着力方向

深化关键环节改革的重点是针对体制机制的管理体制、治理体系、公共服务等关键环节进行深化改革, “以改革促发展”,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推动知识产权强国的建设。

1.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1) 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进一步强化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力度。授权地方开展知识产权改革试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在部分区域开展知识产权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根据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部署, 选择有条件的区域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保护体制、运营体制和服务业发展体制等各类改革试点。

(2) 创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加强专利、商标和版权等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加强地方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建设, 优化工作流程, 完善工作机制, 提高行政运行效能。在国家层面实现行政执法权在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有效配置, 并在各地方开展试点。探索国家、省、市、县知识产权局四级垂直管理, 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紧密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在试点经验成熟的基础之上, 按照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体制进行“大部制”的改革, 推行知识产权“N合一”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集成知识产权管理职能, 整合行政资源, 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专利、商标、版权等主要知识产权管理职能整合到一个独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去, 形成职能集中、权责明确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从根本上改变当前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的现状, 更好地与经济、贸易、科技等工作融合衔接。

(3) 创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机制

完善知识产权申请、审查和登记制度。优化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程序, 提高效率, 支持创新成果及时获得稳定性较强的知识产权。完善会计制度中有关知识产权科目的规定, 规范和引导企业将知识产权资产纳入财务报表, 科学反映企业知识产权资产价值。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登记工作, 规范企业在并购、股权流转、对外投资等活动中对知识产权资产的处置和运营管理。进一步落实国家财政投入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运用管理政策, 推动知识产权在重大科技项目关联企业和研发机构间的许可使用。鼓励引导上市企业加强知识产权资产信息披露。

2. 拓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1) 完善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公共服务系统

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 是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公共数据服务的关键。加强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信息推送服务, 及时发布与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分析报告。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普及知识产权知识, 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基础信息的国际交换与共享, 推动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民间文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等各类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基础信息共享。推动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免费或低成本向社会开放, 基本检索工具免费供社会公众使用, 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利用便利度, 提高知识产权信息用户参与度。放开知识产权信息商业化运营, 鼓励社会机构对知识产权信息进行深加工, 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满足社会多层次需求。

(2) 适应企业的多元化知识产权服务需求

当前企业的知识产权相关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 从专利角度, 体现在开始呈现向专利申请前的规划、布局和申请后的权利运作两端延伸的趋势。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当根据异质性的服务需求,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不仅立足于本土市场, 为在中国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服务, 还可以放眼国际, 引入国外优秀、先进服务机构和经验, 推动我国相关领域服务水平提升。伴随审查资源集中, 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教育资源也会向世界知识产权大局集中, 未来我国也要为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宣传、教育、培训等知识产权服务, 提升我在周边国家的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

(3) 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

制定知识产权评议政策, 完善知识产权评议工作指南, 规范评议范围和程序。梳理不同类型活动的知识产权评议需求、内容和方法, 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指引。围绕国家重大产业规划、高技术领域重大投资项目等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建立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制度, 积极探索重大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试点。建立重点领域知识产权评议报告发布制度, 提高创新效率, 降低产业发展风险。推动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通过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提高决策效率和市场活动效益。探索明确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产品的法律效力。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针对重大经济科技活动开展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管理能力。制定并发布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管理标准和指南, 引导服务机构建立科学的分析评议业务流程、质量控制、保密制度、服务产品定价等规章制度。制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重大经济科技活动分析评议管理规范, 探索开展分析评议管理规范贯彻工作。

(4) 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

完善发展评价体系, 将知识产权产品逐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 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时, 注重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加强转化运用、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和成效。探索建立经营业绩、知识产权和创新并重的国有企业考评模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知识产权奖励项目, 加大各类国家奖励制度的知识产权评价权重。

(5) 推行知识产权标准化管理规范

继续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引导企业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 完善资源管理、运行控制和合同管理等制度规范建设。重点发展一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认证机构, 促进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管理标准化活动。制定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规范, 建立贯穿立项、执行、验收、后评估、转移转化等环节的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支撑创新成果及时获得和最大限度地形成知识产权。制定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标准, 推广标准化的服务规范, 提升知识产权中介行业的服务质量。支持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和工具开发, 为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3. 推进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

(1) 完善高效协同的知识产权公共事务协调机制

完善科技、产业、商业和贸易一体化的知识产权事务协调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支持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机制。配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透过产业技术政策、技术标准等支撑产业经济的发展。建立知识产权与商业活动的融合机制, 一是技术性融合, 如技术标准中的专利、商业方法专利、融合知识产权的商业模式等;二是市场性融合, 通过知识产权的市场控制、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金融等。完善知识产权促进贸易机制。完善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指南;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确立知识产权评价机制;推进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等区域性贸易伙伴中进行知识产权政策分析。

(2) 引导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

促进非政府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 主动提高能力水平, 配合政府主体的政策引导以及市场主体的意识水平提升, 朝着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加速发展。推动行业协会更好地参与知识产权立法与政策制定, 相关行业协会应针对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设立相应的部门或人员, 提供对应的知识产权服务。建立行业协会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沟通机制。建立多元化、分层次的社会组织服务知识产权的体系, 形成“按需设立和服务”的知识产权非政府组织格局。完善政府综合监督管理体系, 制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综合监管办法,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许春明.以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发展[N].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5-05-29001.

[2]易继明.构建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J].清华法学, 2015, 06:137-155.

[3]姜江.知识产权强国政策体系中的产业政策研究[J].知识产权, 2015, 12:24-28+46.

[4]知识产权强国研究课题组, 韩秀成, 陈燕, 谢小勇, 刘淑华.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理论思考[J].知识产权, 2015, 12:3-9.

篇6：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但我国在创新制度（包括监管环境、商务环境等）、市场成熟度（包括信贷、投资等）等方面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仍较大。实际上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创新驱动乏力”仍然是转型阶段的严峻挑战。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伴随着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从而无法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或将延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发展进程。

“创新驱动乏力”，究其根本原因是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发投入资金巨大但结构失衡，并未带来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达到1.3万亿元，占GDP比重2.09%;全时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80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如果从研发投入看，我国已经趋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研发资金的利用效率却令人堪忧。从科技产出看，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数据，2014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同比增长12.5%，高居世界第一位，并且已经连续四年高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9件。单纯看专利数量，我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专利大国，但是我国专利质量依然落后于美、德、日等创新强国。从发明专利的持有情况看，我国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率并不高，只占到申请量的约1/4。全部有效发明专利中，国外企业持有数量仍占一半;国内发明专利中近1/3由“三资”企业拥有;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最多的10家企业中，内资企业不足一半。从专利权维持年限看，专利权维持有效的时间越长，表明其创造经济效益的时间越长，市场价值越高。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中，维持年限五年以下的占55.3%，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只占5.5%，远低于国外平均26.1%的占比。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多依赖进口。

一言蔽之，专利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突出，凸显市场创新环境的扭曲。在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规模大幅攀升而欢呼之时，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这些科技统计指标里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认识到，改善科技投入产出的结构远比扩大科技投入产出规模难得多。

二是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创新主体之间未能形成创新合力。宏观上，体制分割、机制僵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合力。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自成一体、缺乏分工合作，完整的知识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多年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在相互独立的管理体制下平行发展的。教育部所属高校有“211”、“985”工程，而中科院有自己的“知识创新工程”。尽管这些项目建设都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两套运行系统独立存在也带来诸多问题。在项目立项和经费投入上存在不必要的重复，使得有限投入没有发挥出更大效益，创新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的配置。人才战中更是你争我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高校和院所由于体制分割，捏不成拳头，形不成合力，科技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较为严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相互脱节，研究机构和企业在组织上、空间上、产权上相互分离，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合作。研究课题的立项和选题往往是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而不是源于企业的现实需求，通常是专家出题、专家解题、专家评审、专家获奖，“从文献中来、到实验室中去”的模式，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研究开发与成果产业化脱节、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脱节，不利于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科技资源分散使用和低水平重复配置，使得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难以提高。根据美国商务部2012年发布的《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产业聚焦》报告显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34.8%，欧洲为40%，中国则不到27%。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滞后，发明人利益保障不力，全社会缺乏创新动力。我国专利制度有先天缺陷。它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是以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更强调发明人应当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没有充分考虑发明人所承担的风险，对专利期保护过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缺乏关注。专利失效后，不但不能有效转化、推广，而且会变成真正的“死亡”技术，因为在专利丧失保护之后，谁也不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去研发出让别人无偿享用的技术。正像当年开发VCD技术的万燕集团一样，由于VCD技术没有专利保护，所以在研发出来后，被众多厂家仿冒，使投入巨额资金开发的万燕集团，不能收回开发成本，最终倒闭。

美国专利制度是先授权，再公开，而且有审查时间的限制，因此专利在保密状态下的审查受外界干扰影响很小，发明的审查授权公正有保障，专利权人有足够长的时间获取回报。而我国的专利制度是发明专利申请满18个月后公开，审查没有时限，发明的审查授权公正很难保障。

发明申请即使最终授权，发明人也会因侵权产品遍布市场，侵权人获得巨大收益，市场机会消失。发明人会因受到侵权无力追诉、维权成本极高、专利费用急剧增加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血本无归，甚至债台高筑。反而利益相关方、专利侵权人获得巨大收益。这也是我国专利申请众多，但最后成功推广转化为产品让老百姓受益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难以想象能诞生如乔布斯那样对世界技术进步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人。

四是市场环境不健全，政策导向扭曲，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的障碍是市场环境不健全。一方面，部分重要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性和外部性，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片面追求速度。另一方面，许多政策还是投资激励，各级政府掌控土地资源和政策资源等，采取零地价和减免税等政策吸引投资，使得部分领域的企业倾向于从政策优惠中获利。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利润率远高于高技术产业，一些企业不愿意费力搞创新，甚至不愿意做实业。当前我国市场环境不健全的“乱象”体现在：低成本竞争，高资源消耗，零成本污染，代工、抄袭模仿、行业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这些扭曲市场的问题不解决，真正内在的创新动力根本无从谈起。创新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失败。在一个不尽完善的市场中，创新并非是企业发展的理性选择。只有当市场秩序趋于公平规范时，企业才会有真正内在的创新压力和创新动力。

针对上述导致“创新驱动乏力”的种种原因，必须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抓住创新驱动发展的牛鼻子。深化创新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突破科技体系的界限，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体设计，在更广泛范围内加强相关的配套机制改革。研究开发仅仅是创新链条的一个环节，创新包括从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和市场开拓获得商业成功的全过程。因此，科技体制改革不仅是如何分配科技经费和管理科技项目的问题，而是设计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政策不仅是科技政策，而且是教育、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体系等各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事情，还需要经信、国资、发改、教育等部门联动投入。

科技体制改革要以完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为目标，政府引导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相结合，突破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制度瓶颈，优化创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职务发明人的权益，调动科技工作者、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积极性。要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包括行业性研究机构、稳定的产学研联合体、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机构、联合研究开发团队等。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关键是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构建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要打破高校和科研院所以科研项目和论文为导向的考核机制，释放科学家创新探索的激情。

二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完善创新的相关立法，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成果转化的推动，不断增强国民的创新热情，为在全社会树立崇尚创新的良好风尚提供法律保障。加大对创新的政策支持，通过鼓励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加大税收抵扣、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扶持首台套、推动知识产权交易、实施股权激励等措施，在创新的不同阶段给予支持。多措并举，让创新驱动不仅停留于口号和理念，更是国民心中所认可的发展路径和行为准则。

三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崇尚合作”，营造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传统文化中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创新中的“冒险”可能会导致失败，但实际上没有大胆的尝试，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创新突破。如在美国硅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崇尚合作”的文化氛围，使“硅谷奇迹”成为创新型经济成功的典范。因此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应多一些对失败的宽容，这样可极大地激发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创新热情。

篇7：破除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体制障碍

关键词：障碍；科技创新；科研体制

建国六十年几来，我国科技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旧中国的满目疮痍，到建国后的蒸蒸日上；从文革间的横遭摧残，到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再到新世纪吹响自主创新的号角。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下，我国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表现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产业技术创新取得多方面突破，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明显改善，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规模不断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高，已经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的一支重要力量；积极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人力资源大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在世界范围也已处于较高水平，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迅速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当前科技领域存在的许多不足：科技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产业的技术含量较低，经济粗放增长，科技竞争力和供给力不足；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核心競争力不强；科技人才相对数量少，总体水平不高，在国际科学理事会等组织中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科技领域制存在的阻碍科技发展的体制障碍。

一、以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手段，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科技资源是国家的第一资源，是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据此，许多人认为，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加大科技资源的投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8 610亿元，增幅为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达到255万人，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才大国。但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简称IMD）发布的世界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2001年以后，IMD将以往的“科学技术”归入到“基础设施”基本要素当中）在全球排序，从2007年的第28位下降到2008年的第31位，再降到2009年的第32位。为什么位居世界前列的科技投入，不能产生与之对应的科技实力？原因在于：

一是科技资源配置交叉化。从2010年国务院各部委财政科技预算看，目前中央各部门掌握科技经费预算的单位有20多个部门和机构。科技资源分布在多个部门，造成科技投入项目重复与支持不足同在，资金投入不足与浪费惊人同在。

二是科技资源管理分割化。目前，我国已建立了2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实验室，13项大科学工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4个，13个大型科学仪器中心，14个国家分析测试中心。上述科学仪器设备，由于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地方的研究机构，不能有效合作，大多利用率不到25%。而不少发达国家的仪器设备利用率高达170%-200%，比我国平均高出5-6倍。

三是科技资源运转封闭化。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评价脱节，许多科研课题从立项、招标到完成、验收，就在科研人员与政府机构间往返进行，导致成果研发与成果应用分离，产学研活动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专利转化率为25%，专利推广率在10%-15%之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因此，以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手段，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是当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任务。

二、改革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提高科技创新贡献率

科技投入作为科技活动的中心环节，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科技资源的动员能力与配置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投入管理体制，由以计划调节为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过程中日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在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过分“重微观、轻宏观”，造成“微观有序、宏观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管理效率的提高。

一是科技预算管理政出多门。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科技预算是分散在国务院20多个部门和直属机构中的。在当前科技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强

（上接第138页）

有力的宏观归口调控部门，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科技投入产出评估和监督机制，导致决策不当、资源浪费等现象增多，各种优势资源无法实现集成效应，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就更难。

二是科研组织官僚化的风气严重。在官本位意识指导下，官而非做学术成为一些学者的目标，官越大科研经费就拿的越多，利用行政职权谋取和占有大量科研资源，而真正做科研的人却很难获得资金支持。一方面造成科研资金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普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下降和创新动力不足。

三是产业部门投入权限太小。直接影响了各部门推进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活动脱节，产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四是科技投入评价论文导向。当前，我国现行科技评价标准是适合基础研究的评价标准——发表论文（SCI）数量为标志。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R&D的4.8%（同期美国是18.6%，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是15%以上）。用投入不到5%的科技活动的评价模式，对整个科技活动进行评价，自然会导致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不足，科技成果缺乏实用性。同时，科研机构在评职称时将来源于国家、地方政府和部委下达的课题纵向课题看作必须条件，而对于应用研究则没有特别要求。在这一指挥棒的作用下，科研人员往往会放弃这些应用课题，从而导致科研与实践更加脱节。

因此，当下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改革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比增加科技投入更重要——如果不改革科技投入管理体制，则科技资源投入缺乏统筹的体制不仅会拖累财政，而且容易淡化对全国科技创新的统筹管理职能，消解各产业主管部门促进科技创新的义务与责任，浪费有限科技资源，降低科技创新贡献率，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

总的来说，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还很多，还存在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一些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依然有较强的技术依赖，还缺乏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引进技术的内部消化和再创新能力较弱；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产学研的链条还比较松散，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还比较困难；科技资源存在一定的条块分割，流动性差，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科技人才缺乏有序流动，科技普及和顶尖的科技领军人物的培养机制还有改进的余地；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距离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鼓励科技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消费等政策体系还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既不会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难淘汰落后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会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