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通用5篇）

篇1：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

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殿正中有一副楹联极为受到瞩目，那么这幅对联又该如何赏析呢?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本联为清人赵藩撰并书 。 赵藩(1851-1927年)，字樾村，一字介庵，晚号石禅老人，白族，云南剑川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冬十一月上旬，时任四川盐茶使的赵藩游 览武侯祠，追思诸葛亮治军理政的成绩，并联想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备用武力镇压民众的情况，遂书写此联。屈指算来，至今已百余年了。联语虽意在“讽谏”，但 客观上却对诸葛亮一生用兵和施政的功业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从而发人深省，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上联言诸葛亮的军事成就，而其主要特点是“攻心”。所谓“攻心”，即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战胜对方，并使人心服。作者认为，自古以来那些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并不在于“好战”，而是注意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毁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除敌对双方的对立情绪，从而保持长久的安定局面。诸葛亮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七擒孟获”便是中国战争史上以“攻心”取胜的典范。诸葛亮北伐中原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先率军平定南中。他采纳 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南中夷军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从而使得孟获心服口服。当最后一次诸葛亮又要放孟获回去时，孟获便不肯走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样一来，不但南中叛乱被很快平定，而且诸葛亮不留一兵一卒，南中社会仍能保持安定。更有意思的是，孟获其人此后也担任了蜀汉的御史中丞，孟获手下的有些将领还参加了由诸葛亮领导的北伐。可见，这种化敌为友、化不 安定因 素 为 积 极 因素的“攻心”战略，在诸葛亮的手中被运用得是何等纯熟!而赵藩对诸葛亮用兵特点的把握也可谓深得其要领。

下联言诸葛亮的“治蜀”，而其特点是“审势”，即对形势的准确把 握。经验证明，只有对形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 之后，才能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不明形势随意施政，则政策无论“宽”或“严”，都是注定要失误的。赵藩认为，在“审势”以 “治蜀”方面，诸葛亮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事实正是如此。当刘备集团入蜀之初，法正就曾劝诸葛亮要学习“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缓刑驰禁，以慰其望”， 即应先施恩惠，放宽刑罚，以收人心。但诸葛亮通过对蜀地形势的深入分析，却得出了与法正相反的结论。他在著名的《答法正书》中指出，刘备入蜀与当年高祖入咸阳所面临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秦朝政苛，高祖法宽，故能顺应人民的意愿，从而促进国家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蜀中的统治者刘璋原本就暗弱，以致 形成了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中豪强专权自恣的散慢局面，如再对他们一味施行恩惠，只会纵容姑息，促使其气焰愈来愈烈，不晓得什么是君臣之道了。对此，只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这样才能使人们感到恩惠之不易、禄位之可贵，从而令上下有节，人人守法，以达到社会安定、国家大治之目的。因此，诸葛亮对 蜀中反叛势力的镇压毫不手软，对一些违纪官员的处理也十分果断。而蜀国经过诸葛亮这样一番严刑峻法治理之后，不但没有发生**，反而出现了“吏不容奸，人 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语)的社会景象。而对诸葛亮本人，也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大约岑春煊的治蜀不看 当时形势，只知一味模仿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以至弄得民怨沸腾，社会不宁，故而赵藩才有“后来治蜀要深思”之句。之后，岑春煊虽然暗中采纳了赵藩的这一建 议，但却对赵藩进行打击，将赵藩由掌管全省盐茶财政的盐茶道而贬为边远地区的永宁道。

还要指出的是，赵藩的上下两联虽各有侧重，但又是互相联系、辩证统一的。用兵固然要“攻心”，而理政岂可不知人心?施政要“审势”，用兵更要深明形势，把 握时机。诸葛亮在通常情况下也都是将“审势”与“攻心”两者结合起来使用的，他的“择主”，他的“隆中对”以及他对“赤壁之战”形势的分析和一系列运作，便是明显的例证。汉末诸侯纷争，群英并起，应该说其时可供知识分子选择的“老板”是很多的，但诸葛亮却选中了当时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对全局的综合分析和深入思考(即所谓“审势”)，已经预计到了天下将要“三分”，而自己只有加入到刘备集团，先促其“三分”格局的形成，然后再伺机统一 中国，以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这是其一;其二，刘备其人素以“仁厚”著称，且是帝室之胄，较之曹操、孙权无疑更得人心。于是，诸葛亮在对刘备进行了多次考验(即所谓“三顾”)并发表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即所谓《隆中对》)之后，遂出山相助刘备了。可以说，诸葛亮的“择主”本身就已考虑到了形势的特点与人 心的向背这两方面的因素，而《隆中对》更堪称是对这两者的科学总结与远景规划。至于赤壁之战前他到东吴的“舌战群儒”，以及他对孙权、周瑜的“激将之法” 并最终促成了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的胜利，也无不体现出他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不同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可以说，“审势”与“攻心”既是诸葛亮施政与用 兵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成就他千秋功业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赵藩抓住了这两点，所以他的对联也就成为百年名联。而诸葛亮的成功实践与赵藩的至理名言，又一起为后人的治军治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便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对此联赞叹不已并为之“深思”的原因了。

末了，关于赵藩其人还要再说几句。赵藩崇拜诸葛亮，曾有过“小诸葛”的绰号。但自24岁考中举人后，六次参加会试均落第。1893年他入京候选，因得岑家 (岑春煊家族)资助，被清廷授官并派往四川任职，先后担任过筹饷局提调、署盐茶道、永宁道等职，并两任四川按察使。其为官，“察吏以严，爱民以宽”，宽严 得当，清正廉洁，以此政声卓著。但随着晚清时期反清爱国斗争的日益高涨，他在“审势”之后，政治立场开始有了转变。这也就是他同岑春煊及后来的四川总督赵 尔巽发生分歧的原因。19同盟会员谢秉琦在叙府组织起义，事泄被捕，时任四川按察使的赵藩营救未果，愤而辞官。辛亥革命爆发后，赵藩接受蔡锷为首的云南都督府的任命，主持滇西政务。19春赵藩曾赴北京任国会议员，然因反对袁世凯，又被袁所通缉，只得逃回云南。护国战争开始，赵藩担任云南省团保局总办。袁世凯死后，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组织军政府19至1920,年间，赵藩又代表云南军阀唐继尧到广州军政府参与执政，并任交通部长。 19回到昆明，全心致力于地方文化事业，曾主持编辑《云南丛书》等。赵藩本人也能诗善文，有《向湖村舍诗》、《向湖村舍文钞》、《桐华馆梦缘集》、《小鸥波馆词钞》、《介庵楹句辑钞》等诗文集数种传世。1927年，赵藩病逝于昆明，享年77岁，死后归葬故里。1988年，赵藩墓被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列为该州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位终生崇拜诸葛亮并撰联赞颂诸葛亮千秋功业的少数民族文人，最终也受到了后人的崇敬。

篇2：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

1. 前思后想看左传书往右翻  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向东抛 相传湖北有个叫“贼二爷”的穷书生，县官想找碴，故意请“贼二爷”和众乡绅到黄鹤楼吃西瓜，县官出了上联，无人以对，“贼二爷”即应下联，顺手把西瓜皮朝县官身上甩去。     2. 水底月是天上月 眼中人是面前人 (宋代寇准出上句，杨大年对下句)

3. 千年老树为衣架 万里长江作浴盆  明朝解缙七岁时，随父亲去长江洗澡，父亲脱下衣服挂在老树上说了上联， 解缙即答了下联。

4.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上联为张之洞，下联为梁启超)

5. 鞭打黄牛背 棍戳黑狗牙 一私塾先生课余闲走，脱口而念出上联，正巧被迎面而来的讨饭小孩听见， 接口应了下联。

篇3：成都武侯祠最早的一副名联

成都武侯祠名联甚多，有一副最早、最典雅的，却无人齿及，近且摧毁了。清朝到康熙年间，成都一片荒芜，文武大僚，皆在保宁办事。省城由成都知府冀应熊统摄。他是直隶（河北）人，很能干，省城各大庙宇，他都培修过。惠陵（刘备坟）寝殿，有石刻楹联，上写“帝本燕人，敢以枌榆论乡故（刘邦起兵，祷于枌榆社，后世遂以“枌榆”为同乡会的意思）；下写“我犹蜀宦，远从俎豆问祠官”（“无复问祠官”，乃王渔洋谒惠陵句；应熊似在渔洋入蜀后官此者）。有感情，有分际，实应当存录者。

陶亮生先生对蜀中特别是成都的历史文化非常熟悉，他介绍的“帝本燕人，敢以枌榆论乡故；我犹蜀宦，远从俎豆问祠官”一联，联句对仗工稳，平仄协调，用典自然贴切，表现出一位在蜀中任职的外地官员对汉昭烈皇帝的怀念之情。武侯祠博物馆保存的道光七年（1827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由成都府华阳县著名学者潘时彤负责撰修的《昭烈忠武陵庙志》（以下简称《庙志》）、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民国胡君复的《古今联语汇选》、吴恭亨的《对联话》及当代出版的各种对联专著都没有收录此联。究竟陶老先生是如何知道这副楹联的，现已不清楚。但对他认为此联为成都武侯祠诸联中历史最早的观点，笔者表示赞同。现对这个观点作简要论证。

根据楹联发展史来看，明代武侯祠应该就有楹联悬挂了。明末清初，巴蜀大地遭受罕见的大战乱。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政权和清军相抗，经过多次残酷决战，清政府于康熙三年（1664年）才基本控制四川。次年设置在保宁的四川省府机构迁到了成都。武侯祠在战乱中受到巨大破坏，明代的殿宇、匾联、碑刻等大部分损毁。

张德地（《清史稿·周有德传附张德地传》：“张德地，初名刘格”）于康熙二年（1663年）至九年（1670年）六月任四川巡抚，系清朝首任四川巡抚。康熙六年（1667年）他率先开始维修武侯祠。道光年间所修《庙志》中《重修汉昭烈陵碑记》载张德地自己捐款，命成都守重修惠陵阙坊。

楹联作者冀应熊，实为河南辉县（不属直隶）人，顺治末任成都知府，康熙初叶着手建筑成都。《益州书画录续编》有其介绍：“修举废阙，气象一新。工书法，尤长榜书。”冀应熊在成都任职期间，维修了杜甫草堂、扬雄宅等名胜，并书“薛涛井”、“万里桥”、“昭觉寺”、“大慈寺”等字刻石作匾。

现今惠陵阙坊内（北）壁正中，嵌有纵70厘米、宽178厘米的碑。全碑字4行，上款11字：“大清康熙七年春三月谷旦”；正文横写5字榜书：“汉昭烈之陵”。下款2行，分别为“都御史北平刘格建”，“成都知府冀应熊题”。

正是有了张德地、冀应熊等地方领导对古祠的“灾后重建”，因此随后就悬挂了一些楹联。笔者认为，冀应熊题联时间应该就是康熙七年即1668年，最迟也是1668年稍后几年的某个时间。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武侯祠楹联，大多都是清代中期至民国前期这一时段的作品。从《庙志》卷二《联额》部分及《楹联丛话》等资料中知道三副撰写于康熙年间的楹联，均未悬挂，其中两副是时任四川按察使宋可发于康熙壬子夏五月所题：

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

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仅三分兴霸业

魏吴偏并峙，永怀匡复，犹余两表见臣心

宋可发是继康熙初年张德地后进行全面维修武侯祠的主要领导人。其《重修忠武侯祠碑记》中记载此次重建工程肇工于辛亥（1671年）九月，落成于壬子（1672年）五月。宋可发于殿堂题联，足见其对丰富古祠文化内涵之重视，但时间仍没有冀撰之联时间早。梁章钜评价这些楹联称：“胜读陈承祚史评矣”！工程拆除了原有明代的大殿建筑，新修了昭烈殿和诸葛亮殿，也奠定了今天武侯祠主要的建筑规模。根据常理推断，冀应雄撰写之联可能也随之拆除。

此外，还有康熙甲戌季夏四川巡抚襄平于养志题写在昭烈殿之联：

赓丰沛大风之歌，不阶尺土，载缵丕基，溯帝德难名，端在知人则哲

推荆襄髀肉之叹，虽定三分，宁酬壮志，苟天命未改，岂教王业偏安

甲戌为1694年，不如冀应熊联悠久。

道光五年（1825年）培修惠陵时，重修牌坊一座，增修寝殿三楹。道光年间《庙志》收录了当时能见到悬挂在祠内的所有楹联，但没有收录冀应熊撰写之联。由陶文中所说“近且摧毁”来看，此联后来某个时候曾被补书重新悬挂，民国时期陶先生曾在祠中看到。

综上所述，陶亮生先生认为冀应熊之联历史最早的观点是正确的。今天我们见到的武侯祠楹联数量仅是历史上的一部分。加强佚失楹联的收集工作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武侯祠应该对自己曾有的家底进行清理。像陶亮生先生这种熟习成都楹联文化的耆旧大都已仙逝，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不妨与省内楹联学研究者联合，广泛查阅各时期的文人笔记、报刊、联书等，从各种不同渠道采集楹联，并对相关问题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陶世杰：复丁烬余录［M]．合肥：黄山书社，2010.

［2]谢辉，罗开玉，李兆成，梅铮铮．三国圣地武侯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3］李兆成：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6）．

篇4：成都武侯祠对联

3.千年老树为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 明朝解缙七岁时，随父亲去长江洗澡，父亲脱下衣服挂在老树上说了上联，解缙即答了下联。

4.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上联为张之洞，下联为梁启超)

篇5：谈谈成都武侯祠的一副旧联

闲时抱膝，梁父成吟，吴宫魏阙半消磨，

眷念真王，九州幸有先皇帝

尽瘁鞠躬，佳儿足继，裴注陈书多剌谬，

凭谁假托，两表常疑后出师

现在武侯祠内并没悬挂这副楹联。工作人员说原来确有此联，可能是“文革”中被毁了，没有请人补书。楹联作者是万慎子，生平不详。上联描写诸葛亮高卧隆中时盘足抚琴，高歌《梁父吟》之状，以及三国鼎足的局面虽已不存，但天下士人仍然怀念先主刘备。下联“尽瘁鞠躬，佳儿足继”，赞颂诸葛亮和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一家三代为国尽忠的精神。

陈寿编撰的《三国志》，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约60年间的史事，共65卷。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山西闻喜县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学识渊博，精通史学。宋文帝诏令他为《三国志》作注。他潜心3年，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完成。文帝阅后称赞：“裴世期不朽矣！”“裴注陈书”即是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剌谬”是违异相背，即完全相反之意。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在传中所附《诸葛氏集目录》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在传后总评中，陈寿又云：“（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现在再回过头来去看上引万慎子原联的意思，尤其是“凭谁假托，两表常疑后出师”的含义。我们首先从“裴注陈书”谈起。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史料，《三国志》记载简略或遗漏的，裴松之作了增补；针对同一史事，不同史家所载不一的情况，裴松之将各家说法统统收入，并进行考证得出结论，若不能判断是非的，则加“未详”、“未知何者为误”等语；对各类史事和人物也发表了比较客观的评论，具有史学研究性质。而裴松之对《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注解是整个注释中一个重要部分。其所征引的材料共29则，40条，共出自18种书籍。他在注释中以“松之以为”、“松之按”、“难曰”等形式发表观点达十条。他不仅倾注了大量心血收罗资料，增益正文，而且以审慎的态度分析各种意见的得失，批评诸葛亮研究中非实录的倾向，极力恢复和维护诸葛亮的真实面目，也使诸葛亮这位千古奇才更加令人敬佩。他引用《襄阳记》中蜀汉大臣的称颂“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后大段引述袁准《袁子正论》对其的赞颂，如“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由于史注体例本身的限制，裴松之不可能过多地用自己的话揄扬传主，但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物，值得后人怀念。

著名的“两表”是指《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三国志·诸葛亮传》收录了《前出师表》，并未收录《后出师表》。裴松之增补了《后出师表》全部内容，然后注言：“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问题就出来了，《三国志·吴书》卷三注引《吴录》曰：“俨字子节，……吴人也。……以博闻多识，拜大鸿胪。”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作，而是另有人伪托。实际上裴松之在此非常谨慎，不言其是，不言其非，只是客观记述了此表的内容和出处。不过这一句简单的注释却引发了后人去研究此表的真伪。后世大多数学者对诸葛亮作《后出师表》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后表中所说部分事情与史实不符。如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而作于建兴六年的《后出师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已死了。《后出师表》的行文风格也不像是出自诸葛亮之手。虽然后主昏庸无能，但诸葛亮受刘备托孤之重，又作为臣下，对后主一向是很恭敬的。可是此表却指问后主：“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用，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与《前出师表》委婉诚恳，苦心劝谏的措辞大相径庭。

楹联作者万慎子之所以写出“裴注陈书多剌谬，凭谁假托，两表常疑后出师”的话，因为他以强烈的正统观念，怀着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崇敬，认为裴注对诸葛亮有评价过低及不少相关史实记载有误。特别是“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这句对《后出师表》的注释，才引发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诸葛亮作后表真实性的质疑和考证，这令万慎子更是不能容忍。他认为《后出师表》肯定还是诸葛亮所作，没有人能够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