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共8篇）

篇1：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作者：李立国 《光明日报》（2016年02月01日 16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着眼于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和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目标要求。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都是具有自治性质、延伸政府臂力、实现社会协同、促进公众参与的社会主体。民政部门承担社区建设指导、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职业规范等职责，要做好今后五年这“三社”工作并加强相互联动，让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治理，增进全民共建共享，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发挥社区治理基础作用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夯实社会治理平台和根基，对于促进社会开放和流动、增进社会调节和融洽、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把居民自治作为社区治理的根本任务来抓，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深化村（居）委直接选举、基层议事决策、村（居）务公开、村（居）务监督等自治实践，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引导居民遵守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促进居民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以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为重点，通过村（居）民议事、小区协商、业主协商、决策听证、民主评议等形式，依托民情恳 1 谈会、社区警务室开放日、村（居）民论坛等平台，开展灵活多样的社区协商活动，充分保障居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着眼于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厘清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加强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增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属性。以社区减负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注重发挥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相互促进作用，加快建设综合服务设施为主体、专项服务设施为补充、服务网点相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网络，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助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社区所有常住人口，促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重要载体。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强化社会协同、扩大公众参与、增强社会活力，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和谐基础。

要贯彻中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切实加强由民政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积极配合中央党建工作机构开展全国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相关规定，配合制定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贯彻中办国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 案》，稳步推进各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建立脱钩行业协会商会报告制度。贯彻即将公布的慈善法，制定慈善组织认定、募捐资格管理、慈善活动支出比例和管理成本、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等配套政策。协调完善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非营利性收入免税、公益捐赠物资进口免税等政策，推动开展免税试点工作。建立综合监管体系和联合执法机制，完善社会组织负责人、资金、活动、涉外等管理制度，加强事前防范、事中管理、事后跟踪监督。健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依法对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实行行政处罚。

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能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在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中，推动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凡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都应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进行。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用

社会工作具有立足基层、根植一线、贴近群众的职业特性，具有心理疏导、情绪抚慰、功能修复、社会融入的专业功能。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对于调适社会关系、修复社会功能、舒缓社会矛盾、增进社会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要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核心，健全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共同发展、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政策；以开发专职岗位和培育服务载体为重点，以畅通流动渠道为保障，健全人才使用政策；以职业道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 3 职业水平评价为基础，健全符合国情、与国际接轨、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政策；以激发人才积极性、稳定人才队伍、充分实现人才价值为目标，健全有利于人才长期安心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激励保障政策。广泛开展以扶贫、助弱、帮困为核心的专业社工服务，坚持聚焦脱贫攻坚、防灾减灾、职工帮扶、婚姻家庭、精神卫生、社区矫正、残障康复等重点领域，高度关注农村留守人员、城市流动人员、残疾流浪儿童、刑满释放人员、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积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征地拆迁等重点事件。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生计发展、矛盾调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方面的专业作用，助力解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衍生的社会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同时，要配合制定《志愿服务条例》，全面实施公民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建立健全志愿者嘉许和回馈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志愿者行列。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推动志愿服务和学雷锋活动深度融合，扎实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助学、抢险救灾、环境保护、道路指引、大型活动等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服务广泛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社会向上向善。

发挥“三社联动”优势作用

在社会治理中，社区是综合平台，社会组织是载体依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辅相成。随着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也随着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三社”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所承接的服务事项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加强联动、强化统筹、增强合力，形成并增强第三方整体优势和综合效用。

要推进资源整合，统筹配置各级党政部门、群团组织投放到社区的资源，汇集“三社”资源，提高社会治理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用效能。推进政府向 4 “三社”购买服务，建立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执行项目、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新机制，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保障、项目化运作为纽带的“三社联动”新途径。推进社区平台开放，推广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社合作、社企合作等多种运行方式，推行“三社”信息互联互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购买社区公益岗位，推动城乡社区统筹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专业社工岗位开发设置工作，使社区成为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重要平台。大力培养和发展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推进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贴近群众、反应灵活、专业对路的优势，带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增加社区服务供给，更好回应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众和特殊人群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作者系民政部部长）

篇2：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是一个系统完备、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纵向上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的治理，各个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且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状况。习近平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甚至基石。步入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基层是重点亦是难点。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从20世纪“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发展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背景下持续探索、优化提升，内涵不断丰富。深入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出发，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顶层设计，基础在基层推进。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引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目前看来，基层仍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之处。基层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力量不足，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中国建设的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在法治方面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和完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和落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这样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有力的支撑。

（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实现转型期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

只有基层实现了法治，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的法治建设，自198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六次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基层“送法下乡”，运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然而，从需求侧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日益复杂，任务加重;从供给侧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存的问题日益凸显，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滞后。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权责清晰。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6面对新的形势，要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8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层依法治理的最重要目标，把依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根本方式，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基层依法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与挑战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继修订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载体不断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基层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立法方面，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同部门的立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

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真空和立法不足，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立法亟须加快和完善。“城乡二元分治”的法律制度安排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和制约，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造成目前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一些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和地方利益，为部门和地方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立法的起草、审查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很低，未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立改废”，在一些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配套制度。总之，国家和地方的某些立法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瓶颈，立法的需求强烈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

二是在执法方面，随着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旧的治理思维与执法方式之间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相容。

执法基本上仍按照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大多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执法人员普遍水平能力有限，执法队伍有待充实，执法机构权力重叠，执法追责机制缺失，执法程序不规范，存在“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损害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执法碎片化现象突出。有的执法主体不合法，存在临时聘用人员执法的现象。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不够规范，距离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很大差距。

三是在司法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存在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

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职权配置失当、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等，是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四是在基层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基层尚未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刚性不够、监督方式和手段匮乏、监督效果不显;监察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待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和司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具体、落实不到位。

五是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基层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政府和政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满足高效履职的要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部，问题尤为严重。

六是在社会法治意识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做决策往往仅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依法办事观念薄弱，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往往“信访不信法”。

七是在群众法治获得感层面，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未能有效满足群众的诉求。

法律服务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普惠性做得不够。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产品不丰富，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服务质效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亟须由政府任务主导向民意需求导向、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向群众评判转变。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基层民主治理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基层依法治理，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乡村居各级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一）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领导示范作用在“枫桥经验”中得到了深化与验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正确方向长足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宗旨。

（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大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基层依法治理应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和大局，基层政府、组织、行业、部门都必须将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这个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领域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遵从中央顶层设计，整合基层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基层治理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反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导向。

（三）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增进人民福祉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基层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察职能，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基层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在强化对基层政府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的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积极作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均等化、普惠性、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协定等在日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构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顺畅的沟通机制，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法治建设提供平台。近些年来，“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坚持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反映了对基层精英和民众代表的尊重，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范例。

（五）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文化是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灵魂。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普法标语口号在此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调解的要求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培养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的目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

四、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我们的执政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和基本途径，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善治则天下善治。我们应通过总结提炼基层实践探索中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依靠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仁爱的人本价值观;不断制度创新、尊重群众智慧的社会发展观”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为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路径方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层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资源。二是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关键位置，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基层法治建设确立工作的目标、内容、方式和机制。三是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四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枫桥经验”对法治的遵从不仅体现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

（“硬法”）的遵守上，而且体现在对“软法”的重视上。枫桥通过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这类群众内部高度认可的软法治理方式促进了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融合，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形成配套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修改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二是加强重点领域

（例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的立法，准确回应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提高立法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议事决策规则、居民公约等，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有效引导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民遵法守法意识。

（三）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

在决策机制方面，枫桥镇创新了村（居）民公益社会事务“五议一创”机制

（“五议”是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创”是指民主法治村创建），建立健全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程序

（“三上三下”是指“一上一下”征集议题、“二上二下”酝酿论证、“三上三下”审议决定），保障村

（居）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了村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一是要建立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基层党委政府的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收集机构，由基层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领域、各部门的办事公开程序，推进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政务、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征询公开制度。

（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

要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和完善基层监察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形成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类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推进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群众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枫桥地区一向重视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体系优势、人民群众创新能力优势的资源，有效整合村（居）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多元力量，创设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新时期，要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层大法治网络。横向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纵向在县乡村建立综合综治工作机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二是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治保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机构。三是建立健全将人、财、物更多投放到基层的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下沉到基层。四是人员编制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和充实基层法治队伍力量，同时提高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

（六）建立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枫桥在55年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枫桥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基层法治资源比较匾乏的现实，要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要强化乡村司法所、人民调解站等基层法治单位建设，探索整合基层法治力量的体制机制，健全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同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治标管理为治本管理，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七）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

枫桥构筑了纵横交叉的防控网络系统，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并举;创建了矛盾分立调解法，根据不同的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建立了协调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调解转型升级。借鉴“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整合政法、综治、维稳、司法行政等力量，完善基层矛盾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及困难，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社区、难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二是要深化联动工作机制，做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的联动，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八）推进公众有序参与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有着丰富的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内涵。可以说，“枫桥经验”历经55年仍生机勃勃，其核心动力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枫桥经验”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要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一是基层政府要深化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决策信息才能有效参与决策。二是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包括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三是加强公众参与的有效互动。公众参与是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使公共政策更为科学，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参与效果的提升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尊重、依靠民众;公众则要发挥主体性，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九）健全基层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

通过改进考评方式，健全考评机制，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完善基层干部年终述职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列为日常考核评价和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坚持对滥政乱政行为问责。依据《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发生责任事故或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依托“互联网+”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近年来，枫桥依托乡村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加速推进，成为利用互联网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赢家”。枫桥镇实施了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微博建立了“党员群”“村‘两委’群”“村民代表群”“护村队群”“志愿者调解群”以及“村民群”等多个网络群，形成村

篇3：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认真贯彻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

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国家审计, 它主要是执行审计监督职责, 对经济社会中的风险与薄弱环节进行反映和揭示, 使国家经济处于安全、平稳状态, 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在审计日益发展的背景下, 国家审计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 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中心工作为总体目标, 对财政资金支出效果与结构实时关注, 切实保障财政资金高效、科学、安全使用, 密切关注政府债务问题, 消除、防范潜在的风险, 对银行资产质量与信贷结构重点关注, 以免因宏观经济波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保障金融稳定发展;国有控股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运营及财务状况要密切关注, 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加大生态环境与民生资源保护的审计力度, 揭露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与矛盾, 并提出有效性对策, 使政府切实落实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保障经济运行安全。

二、切实做好绩效审计工作

做好绩效审计工作, 能够使我国经济发展发生转变, 促进公共资源管理活动与财政资金效果性、效率性及经济性的提升, 推进我国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进程[2]。因此, 政府要完善绩效管理制度, 切实搞好绩效审计工作。政府审计机关审计监督要以改善经济增长效益与质量为重点,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家宏观政策, 做好民生改善, 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另外, 把常规审计和绩效审计紧密联系起来, 将绩效理念融入到各项审计工作中, 如企业审计、财政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金融审计等。重点强调建设投资项目、民生投资等财政审计的绩效审计, 加大审计力度。对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项目密切关注。以加强绩效审计为前提, 对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分析, 包括保护公民权利、人文道德、社会公平、基础项目设施建设和环境等诸多内容, 以此促进审计评价合理性、科学性的提升, 保障审计成果具备良好的实效性。

三、加强经济责任审计

政府要顺应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局势, 加大建设力度, 努力建设成法治、透明、民主、廉洁、公平公正的政府。政府部分中的审计机关, 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做到全面审计, 牢牢把握审计工作的重点, 以推进依法行政为前提, 重点关注权力运行情况;在关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效益, 对领导人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履行状况实行重点关注, 以免出现滥用职权等问题。监督工作没有做好, 必将导致政府腐败。为了防止政府机关部门滥用职权, 就必须加大经济责任审计力度, 制约政府机关部门工作, 确保政府认真履行自身职责。在经济责任审计的引导下, 与人事组织和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使审计评价与审计内容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对审计方法与审计方式不断探索、创新, 运用好经济责任审计成果, 使公职人员与政府部门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在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下, 帮助政府领导班子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 塑造出一个率先垂范、廉洁自律的节约型、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和公平公正型政府。

四、审计监督民生政策的落实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它也是实现科学审计的重要途径[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现阶段, 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 出现城乡差异、收入分配差异、公共资源被占用及地区差异等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 政府审计工作要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为重点, 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有效的解决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难点与热点问题。首先, 审计监督民生政策, 包括惠农和强农等, 重点审查这些政策是否认真贯彻落实;其次, 跟踪审计突发事项物资与资金的使用、分配、筹集和拨付效果, 切实关注民生;然后, 审计文化建设、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等专项资金,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最后, 重点审查产业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 提出针对性的审计意见, 使政府完善产业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并认真贯彻执行。

五、总结

政府审计机关对维护社会经济安全, 预防犯罪, 促进行政效能提升及合理、合法性使用财政资金具有重要作用。但政府审计在社会治理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政府审计机关要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制定科学、合理的审计制度, 客观评价政府职责执行情况, 约束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为, 使政府切实关注群众根本问题, 实现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

摘要：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审计, 其目的是为了独立验证政府责任的履行状况。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加大审计力度, 不断完善政府审计制度, 但是与善治的距离相差甚远。因此, 在未来社会治理中, 政府要做好审计工作, 探索、创新审计制度, 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现提出了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政府审计作用的策略, 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社会治理,政府审计,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新芝.浅析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实现路径[J].财经界:学术版, 2015 (21) :238.

[2]刘国洋.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研究[J].商情, 2014 (49) :158.

篇4：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1.遵循科学的金融发展观，重构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一方面，要按照金融运行规律来发展金融；另一方面，就是要按照經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来发展经济。

2.金融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以优质服务为宗旨，细分金融市场，提供差别化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方便人民群众生活，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切实控制金融风险。进一步健全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方面的法律制度，超前研究混业监管、创新性金融工具监管等法律问题，建立监管法规的动态跟踪、评价和更新机制。

4.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营造和谐金融。一是要加快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进程，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为中心、通过建立以股东为核心的有效法人治理结构，努力构建金融机构内部的制衡与协调机制，改进服务方式，加快创新步伐，推动业务发展。二是努力优化金融生态外部环境。它包括：推动股票市场规范发展，提高股市融资能力；深化法制改革，规范企业破产行为；加强诚信建设，政府要成为诚信建设的倡导者、实践者、监督者，坚决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服务水平；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升“杠杆”作用。三是建设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提高金融竞争力。

篇5：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中梗阻”中的重要作用

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全市治理“中梗阻”问题的主力军。但运城市“治理中梗阻、优化软环境”万名干部群众问卷大调查结果却显示，仅有45.4%的被调查者对单位派驻纪检组发挥作用情况表示满意，认为单位对中层干部主要通过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仅占9.48%。由此可见，派驻机构在治理“中梗阻”问题上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尽人意。各派驻纪检组长应切实负起责任，坚持健全机制、严格把关、深入教育、勇于监督，尤其是全市财政系统的纪检组长，更要充分发挥其在监督中层干部依法理财、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努力使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真正成为疏通“梗阻”的利器、清理“顽症”的良药。

一是建机制。彻底杜绝“中梗阻”现象，制度建设是根本。要想保持高效快捷、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就必须建立科学严密、便于操作的工作制度。但在问卷调查中，51.31%的被调查者认为，“制度建设存在空白区，覆盖不到位”、“制度设计不合理，有缺陷”。作为财政部门的派驻纪检组，要积极协助驻在部门党组织，在建设运城特色惩防体系的大背景下，结合财政系统实际，着眼

荐出来，纳入组织视线。要严把考察关。主动参与对拟任干部的考察，深入资金拔付一线，深入基层群众听取意见，真正把对干部的实绩考察情况与群众意见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组织认定与群众认可的统一。要严把任用关。积极协助驻在部门根据干部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岗位，避免出现用人上的“错位”。

三是会教育。“中梗阻”问题的存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层干部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不能自觉遵守规章。调查结果显示，有70.11%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加强对中层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其正确对待名利权位、进退流转。作为派驻纪检组，必须在大力弘扬廉政文化的同时，积极协助驻在部门党组织创新教育内容、形式和载体，增强中层干部自觉执行制度的意识，切实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具体要做到“两个坚持”：坚持分类施教、因岗施教。坚持从中层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出发，分析他们思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分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解疑释惑，辨明是非，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对中央、省委、市委整治吏制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注意结合实际，参照全市14个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的办法，把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用身边的正反典型和鲜活事例教育身边的人，使教育内容真正触及中层干部的灵魂，增强教育的实效性。通过教育，使中层干部牢固

树立廉洁、诚信、勤俭、务实、奉献、为民的思想观念，在驻在部门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氛围和环境。

篇6：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http://2012/7/5 10:51来源： 广西工人报

一、工会在社会管理与创新中的作用

(一)发挥工会在社会管理与创新中的协调作用。一是主动参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研究拟定，从源头上参与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二是以协调劳动关系为重点，建立健全劳动争议预防、预警和调处机制，协助政府妥善解决和处理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矛盾。三是积极开展“要约行动”，帮助、指导企业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大力推动建立完善职工工资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

(二)发挥工会在社会管理与创新中的服务作用。一是加强工会帮扶长效机制建设，对困难职工、农民工做到应助尽助、全面覆盖，实现送温暖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和社会化。二是完善各级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站、点)建设，并逐步向乡镇、社区、企业延伸，使之成为党委了解民意、政府改善民生、工会深化帮扶的重要阵地和窗口。三是围绕党委政府民生工程目标任务，有效承接政府赋予的资源手段和社会管理职能，以就业、就医、就学等帮扶服务工作为重点，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全面、有效、快捷的服务。

(三)发挥工会在社会管理与创新中的引导作用。一是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二是认真研究网络时代、“虚拟社会”条件下引导职工思想的新途径。三是积极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不断深化“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技能型职工”活动。

二、积极探索工会参与社会管理与创新的有效措施

(一)强化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理念。一是要树立以职工为本的理念，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手段，提升工作的人性化水平。二是要树立维权为重的理念，以工会维权机制建设为核心，健全和完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三要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把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实现职工群众的社会权利、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

(二)夯实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一是加大建会工作力度。推动企业依法普遍建立工会，实现基层建会的动态全覆盖。二是增强基层工会活力，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工作活力。

(三)完善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一是完善工会参与机制。进一步明确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责职能，搭建工会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与创新的平台，探索建立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考核评价体系。二是健全协同协作机制。加强与人大、政协的沟通联系，加强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协同协作，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配合，形成工会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整体合力。

篇7：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新举措，是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的一次新探索，是破解“三农”难题的一个新途径，在完成这项内容丰富、领域广阔、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过程中，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扎实推进。而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就在于加快创新步伐。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围绕以下七点充分发挥创新的作用。

一、以建设新农村为统领，明确新思路

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从内外两个层次提出了综合性、系统性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新思路可以分为内部、外部两个层次。从外部层次看，突出跳出“三农”抓“三农”，实行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央、省的各项农惠政策，把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从内部层次看，突出加强农村自身建设，提高自我发展壮大的能力。要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综合能力建设，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继续优化农业结构，突出特色，做大做强农业主导产业，推进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主辅换位，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农业组织化的协作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知识化、农村信息化。1

二、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

农村产业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先进农业和未来农村发展的必然方向，是现代发达农业的最核心内容，是推动经济走向全面发展的关键，关系着城乡和谐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大局。只有发展富民产业，使农民增收致富有保障，才能支撑起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要继续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畜牧业，推进区域经济中农业和工业的换位，不断完善农业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壮大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条，实现加工增值，提高农副产品的质量、效益和附加值。同时，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区域经济，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能人带动、信息先行、技能培训等有效措施，使农村人口压力和富余劳动力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或外出经商务工，把劳务输出培育成为加速农村资本积累、促进农村观念转变、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

三、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组建新组织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重要依托，也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业规模效益和比较效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要结合农村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在农、工、贸、服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社区性和跨社区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服务农民、服务农业的能力。组建新组织应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自主自愿、形式多样的原则，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创办专业协会型、专业合作型、股份合作型等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竞争力。同时，要加快立法步伐，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在产业发展、财政、税收、信贷等各方面给予倾斜，营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以创建文明村镇为先导，塑造新风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到位”的原则，积极推进新村镇建设，严格执行“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的制度，抓好村镇建设整体规划，注重规划的系统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做到科学布局、合理安排，力求反映地方特色、体现文化内涵、保护生态环境。同时，要进一步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加强农村道路、通信、电网、饮水、沼气、垃圾收集处理等方面的建设,不断提高镇容镇貌、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等综合管理水平，形成梯度辐射、功能互补、结构合理、内涵丰富、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要扎实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改变农村的生活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创造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

五、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打造新班子

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建设新农村的组织者、实施者。要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把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创建好班子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龙头，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积极探索研究锻炼使用干部的新办法和新途径，不断把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线，为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充足的内在动力。打造新班子要在巩固区、镇、村党组织开展的“三级联创”活动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内涵，拓展范围，与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星级化管理”和党员“双培”活动结合起来，选配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不断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增强自治能力，理顺两委关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自身建设，完善“一事一议”、民主监督等制度，实行村务公开，提高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水平，解决好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营造良好和谐的农村社会环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六、以促进素质升级为途径，造就新农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素质，建设新农村关键是造就新农民。造就新农民要立足于党的方针政策，要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进一步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把党的各项主张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要在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加强对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培训，以现代适用技术和实用技术培训为主，结合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要求，加大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环保技术等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同时，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既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

七、以构筑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为依托，提供新服务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注重实效、搞好服务”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齐抓共管，增强对农业农村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切实履行好各自的工作职责。农业主管部门要深入基层，指导和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并通过抓好示范和典型，实现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农业发展；金融部门要落实倾斜政策，简化贷款手续，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科技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农业科技攻关、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和农村适用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把农业科技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规划建设部门要抓好村镇规划建设，及时做好村镇规划编制落实工作；国土部门应严格按照规

篇8：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是政府的四大基本职能, 政府职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委、政府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实现的, 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社会矛盾就是因为政府决策失误而产生的。决策过程中少一些“替民做主”, 多一些“让民做主”, 从源头控制矛盾的产生是处理社会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各级党委、政府处在决策的高端, 本身有一套决策机制, 有理由相信党委、政府具备较好的决策能力。但是涉及复杂事项、重大公共利益、多种利益冲突的决策时, 就必须公开透明, 必须有序地发动社会各群体集思广益, 参与决策。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 人民群众不仅希望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而且希望其正当诉求在政府决策中得到体现。这就要求在政府服务、社会管理中, 扩大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保证党和政府的决策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使决策过程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如何把决策变成和谐因素而不是矛盾因素, 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 它在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今年年底前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加强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工作, 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加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衔接。”[1]

其次是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充裕的资金投入是发挥社会保障功能的前提和重要保证, 为了社保制度的落实到位, 必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1) 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2)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 必要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3) 开放保险市场, 吸引外资和外国机构进入, 并且还要采取措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监督管理来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是保障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利益。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器”、“安全阀”的作用, 就更要注重公平、体现公平, 特别是要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抓住社会保障制度薄弱环节加以推进。统筹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发展关系, 让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享受与强势群体相同的公共就业、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的机会, 尽可能使其与强势群体站在同一条发展起跑线上。惟有如此, 才能避免贫富分化的路径依赖和恶性轮回, 避免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 三是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2]。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以公共权力为主导的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更要注重利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手段来缩小分配差距, 弥合贫富鸿沟。

2012年政府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 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有效保护合法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3]

四、建立矛盾预警预测制度

建立一套高水准、可操作的预警预测体系的前提是建立社会矛盾信息监测数据库。现实生活中, 要通过不断分析、研究和预测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不安定因素, 落实重大情况报告制度, 了解、掌握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搜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数据和情况, 加工整理, 形成情报信息网络数据库。建立动态的社会矛盾监控系统, 跟踪社会各个群体对某些问题的态度, 重点搜寻有关初露端倪、今后有可能酿成大害的社会问题, 分析以往社会矛盾发生的原因、频率、发展趋势, 力求在社会矛盾处于潜伏时期, 及时察觉、预告有关迹象, 提请有关决策部门和全社会引起注意, 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防微杜渐, 使相关问题在萌芽状态就得到有效遏制, 从而把社会问题造成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努力掌握矛盾调解的主动权。

江浙地区的社区在矛盾预警预测制度方面已有很好的尝试, 如绍兴市八字桥社区。社区调委会定期召开信息员例会, 对收集到的各类矛盾动态立案登记, 对可能出现发展趋势的纠纷苗头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对策, 防止矛盾扩大。社区调解小组和辖区单位联动协调成员及时向社区调委会反映矛盾纠纷的苗头和倾向, 对一些收集到的重大信息, 调委会立即向街道领导汇报, 提出相应措施。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拆迁、房屋纠纷等敏感问题, 调委会领导小组提前进行研究预测, 责成各调解小组进行摸底调查, 掌握情况, 事前防范, 防止矛盾纠纷发生。并定期对辖区内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进行摸排、汇总分析, 提出预防对策[4]。

五、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把“调解”作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这种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道德规范为依据, 通过调解和平等协商, 消除纷争、化解矛盾的办法, 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从法律上肯定了人民调解的作用。

“大调解”制度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实践形式。大调解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于一体, 不仅及时调处了家庭、邻里等民间矛盾纠纷, 及时化解了涉及干群关系、农民负担、计划生育、城市建设、土地流转、公民道德建设、弱势群体保护等方面的纠纷, 而且缓和了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江苏省南通市突破传统体制, 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 依托司法部门, 动员各方力量, 建立起深入到农村村民小组和城区企事业单位的调解组织, 让老百姓“有地方出气, 有地方讲理, 有办法解决难题”。2004年, 江苏依靠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0余万起, 调处成功率达97%, 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六、建立健全信访制度

信访是矛盾宣泄的一个有效渠道。适时宣泄积累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 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 不仅可以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 改善政府形象, 还可以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 促进社会的稳定。科学推进信访问题解决, 一是健全信访责任制。严格落实首办责任制, 认真解决初信初访反映的问题, 推动初发问题及时就地解决。压实领导责任, 最大限度促进问题解决, 减少矛盾上行。二是健全信访监督机制, 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 实施强有力的监督, 使信访监督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轨道。三是认真解决群众信访问题, 建立健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 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矛盾容易激化的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四是扩大基层民主, 实行政务公开, 让群众有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 用真诚和正确行为引导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

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信访表达意愿、提出要求、参政议政。主持调处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应虚心听取纠纷双方的意见, 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了解双方各自的要求及处理意见, 因势利导地控制局面。对认识上的矛盾, 应通过说服、教育、讨论和交流意见来疏导, 兼听群众意见并采纳其正确主张, 通过循序渐进的启发引导, 促使双方自省, 求大同存小异, 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 主管部门应尽其所能, 实事求是地及时解决。如因条件制约一时难以解决, 也要坦诚说明原因, 求得群众谅解;对有悖于法律政策的要求, 必须在坚持原则的同时, 合情合理地释疑解惑, 使群众消除误解, 切忌简单粗暴, 以势压人[5]。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 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必须通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人民调解制度, 建立矛盾预警预测制度, 建立健全信访制度, 形成规范科学的制度体系, 化解社会矛盾, 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关键词：制度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矛盾

参考文献

[1]韩保江.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发力点[J].瞭望, 2010, (9) :2.

[2]余斌, 陈昌盛.中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J].今日中国论坛, 2010, (3) :33-34.

[3]梁爱清.汲取传统道德文化精华化解矛盾纠纷[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3) :24-27.

[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实录) 全文[EB/OL].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3/05/content_24808051.htm, 2012-03-05.